欧债危机与欧元的前景

时间:2022-02-25 11:30:28

【前言】欧债危机与欧元的前景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与希腊债务危机不同,房地产泡沫是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始作俑者。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之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爱尔兰5大银行濒临破产。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爱尔兰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救助本国银行,从而导致财政不堪重负。据爱尔兰政府2010年9月底公布的数字,救助本国...

欧债危机与欧元的前景

【摘要】自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至今远未结束。欧元区是否会走向解体,欧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命运何去何从?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欧债危机原因的分析,剖析了欧债危机对欧元带来的严峻挑战并展望了欧元的前景

【关键词】欧元;欧债危机;货币联盟;最优货币区

一、欧债危机的进程与原因分析

(一)欧债危机的进程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5月希腊就遇到了债务问题,在欧盟的强力声援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半年后希腊的财政赤字并未改善,2009年12月11日,希腊政府披露其公共债务高达3000亿欧元,比此前公布的更为严重。受此影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随机愈演愈烈。2010年4月23日,希腊政府正式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5月2日欧盟与IMF正式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向希腊提供总额1100亿欧元的贷款。但这项计划并为平息投资者对希腊可能出现“国家破产”的担忧,相反市场上关于希腊债务危机可能蔓延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一时间投资者恐慌情绪蔓延,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动荡不已。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在经过长达11个小时“马拉松”会议后,终于在2010年5月10日凌晨宣布,将于IMF共同设立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危机应对基金。其中欧盟委员会将提供600亿欧元,欧元区16个成员国将通过双边担保融资4400亿欧元,IMF将提供2500亿欧元。毫无疑问这项规模巨大的危机救助机制的签署,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有助于防范危机的进一步扩展与升级。

与希腊债务危机不同,房地产泡沫是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始作俑者。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之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爱尔兰5大银行濒临破产。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爱尔兰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救助本国银行,从而导致财政不堪重负。据爱尔兰政府2010年9月底公布的数字,救助本国5大银行需要500亿欧元,爱尔兰当年财政赤字猛增到GDP的32%,爱尔兰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序幕。到2010年底,爱尔兰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9%,创下自欧元1999年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爱尔兰政府从金融市场筹资的成本已高到难以承受,爱尔兰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10年11月21日爱尔兰政府向欧盟求援。房地产绑架了银行,银行又绑架了政府,这就是爱尔兰债务危机背后的简单逻辑。

在欧盟的救助下,爱尔兰债务危机暂时平静下来,但经过几个月的“表面平静”后,欧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又倒一张。2011年4月6日葡萄牙步希腊、爱尔兰的后尘,向欧盟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以缓解国内的债务危机。

导致葡萄牙经济崩溃,其实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近年来葡萄牙经济逐渐丧失活力,经济增长率低下,但民众不断要求提高工资,造成社会用工成本的上升和资金链紧张。此外前任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推出了高昂的“交通计划”,拓宽城际交通网络,大建高速铁路,遗留下大笔账单和尚未完工的工程。低经济增长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加税等手段获取收入,但在欧盟普遍实行“高福利”和“减税”的背景下,加税无疑是宣告罢工和社会动荡的开始。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债台高筑的葡萄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偿债压力。由于担心葡萄牙无法偿还债务,国际信用评估机构调低了葡萄牙的信用评级,更加剧了葡萄牙的经济困境。2010年葡萄牙的公共债务高达GDP的92.4%,预计2011年葡萄牙的公共债务高达GDP的97.3%。

2011年7月下旬以来,意大利债务问题趋向恶化。意大利股指连日下滑,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攀升到6%以上的高位,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作为基准的德国同期国债的利差达到了390个基点,创下欧元区诞生12年以来的新高。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其对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都将远远大于希腊或爱尔兰。

(二)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债危机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再加上盲目的高福利政策是这些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猪五国(PIIGS即欧元区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普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在欧洲国家中,南欧国家更加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它们是欧元区内部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在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下,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竞争力明显下降。一方面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居民又要维持现有的高生活水平,这就使得政府债务及对外债务不断攀升。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高达13.6%,公共债务高达GDP的124.9%,外债与GDP之比高达73.5%,远远超过《稳定与增长与公约》的相应规定。

欧洲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时间较早,出生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到20世纪末,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进入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总人口的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随之出现的是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整个欧洲正重复着十几年前日本的故事,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陷入经济长期低迷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2、从全球视角看,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外部诱因。我们可以从资产负债和财政收支两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欧洲部分金融业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金融资产在其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较大,比如2008年初,冰岛的银行业资产是其GDP的9倍。金融危机重创冰岛和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冰岛资不抵债,陷入“国家破产”,部分中东欧国家外债压力巨大,都源于其资产的严重缩水。另一方面,为应对危机,欧元区各经济体扩大财政支出是必然的选择。金融危机直接扩大了欧元区各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由于2004年以来,部分欧盟国家已经突破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财政赤字的规定,为应对危机,欧盟成员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直至公共债务水平引发信用评级的担忧,进而产生债务危机。欧盟各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均值从2008年底的不足3%飙升至2009年底的7%,同期公共债务GDP占比从65%提升到85%。

3、欧盟内部经济结构不均衡是是欧债危机的结构性因素。由于欧盟内部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效率和全球竞争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国政府面临着收入降低和支出增加的双重困境,只能选择扩大财政赤字以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部分国家财政状况较差、财政纪律松懈。以PIIGS为代表的欧债危机问题是传统的财政收支问题,这说明欧盟成员国的财政审慎性具有缺陷,欧盟需要加强财政纪律的改革。这一缺陷之前是有防火墙的,就是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的规定,否则成员国会被惩罚。但是,2005年初,欧盟同意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可以“暂时”超过3%。《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执行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虽然公约明确规定财政纪律要严格遵守,但是实际情况却未能有效地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宽松的财政纪律不能有效地维护欧洲货币联盟的稳定性。一旦有成员国不能自觉地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将有可能使整个欧元区的利益受损。

4、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矛盾”是欧债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在经济衰退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的效果一般更加明显。在应对经济波动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需要谈判协调,政策的时效性较差。而且欧洲央行的政策框架主要来自于德国央行,即通货膨胀目标制。为了提高政策的及时性和增强政策效果,欧元区成员国就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动性,扩大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这相当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一条腿”被绑在一起,而财政政策“另一条腿”自行前进,最后造成了一条腿走路的困境,结果就是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出现债务累计和信用问题。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制度缺陷。

欧盟的制度性缺陷还体现在欧元区。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大实践,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中政策实践的壮举。但是最优货币区是建立在生产要素流动性准则基础上的,即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基础性条件。欧元区扩张以后,成员国经济周期、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指标差异较大,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尚未能完全自由流动,因此造成货币区内成员国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这是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出现经济结构和政策取向难以趋同的重要原因。

二、欧元之危

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与加剧,动摇了国际金融市场上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在危机面前,欧元区国家的矛盾也暴露出来。欧元对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如何变动,欧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欧元区是否会解体,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为关注的问题。

今天欧元的本质问题是欧盟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从欧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经济繁荣时期不会暴露出来,而当欧元区陷入经济萧条,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希腊、葡萄牙等国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地、强有力地救助,危机便会爆发出来。就欧元区国家而言,由于货币一体化统一使用了欧元,希腊等国不能使用传统的货币贬值的政策,利率政策也因为德国主导欧元区而无效。财政平衡的能力只能依靠债券发行和增加税收来实现。表面上看是希腊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依赖旅游业和航运业这两个经济周期明显行业的希腊经济,当经济陷入不景气后,税收锐减,就只能靠发债度日,换言之,只能靠透支国家信誉。但是,因为希腊等国发行的债券是欧元,所以希腊的危局不是简单的希腊货币危机,而是透支完希腊自己的信誉就接着透支欧元区的信誉。

在欧盟以及国际社会的救助下,欧债危机有所缓解。今年年初,由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成功标售国债。由于此前投资者担心PIIGS国债融资困难,市场情绪一直紧绷。而葡、西、意等国国债顺利发行,是市场紧张情绪暂时缓解。受此影响,欧元汇率借势反弹,欧洲各主要股指也同时上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PIIGS国债发行超预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短期忧虑,但其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利好因素的支持:一是欧元区稳定机制改革及扩大救助资金规模的传闻;二是欧洲央行此前对国债的购买:三是中日等国相继表示购买欧元区国债,外部支持提振了市场信心。从欧债危机演化进程看,引发欧债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风险警报并不能解除。

今年欧元区成员国将有大量债务到期,大量债务集中到期形成的短期流动性风险或将成为欧债危机新一波的主要诱因。其中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期债务(本息合计)分别为515.9、148.6、320.9、1533和3380.5亿欧元。PIIGS融资成本仍在上升,市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情绪仍在蔓延,欧债危机远未结束。

三、欧元的前景

欧债危机充分暴露了欧元区目前所存在的重大结构问题――统一货币联盟下财政联盟的缺失。基于当前的形势,我们认为欧债危机虽远未结束,但不至于导致欧元区解体乃至欧元崩溃。相反,目前的危机应该会使欧盟各国认真反思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教训,亡羊补牢,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建设。

首先,欧元区国家维护欧元的强烈政治意愿与消减债务的实际举措将有助于改善欧元区经济并利好欧元。经过十多年的运作,欧元影响巨大。如果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解体,必然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逆转,带来的巨大损失将远比救市的成本大得多,将成为各方无法承受之重。目前欧元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元区的火车头―德国的态度。德国愿意拿出多少钱支持危机中的其他欧元区国家,直接决定了危机的走向和欧元区的未来。虽然德国很不情愿,但出于它自身的利益,放弃欧元对它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因为德国已经从欧元中获益良多,而放弃欧元所带来的后果对德国而言也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出口大国,欧元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欧元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欧元区内部的交易成本,统一的货币意味着汇率波动的完全消除,降低了贸易的不确定性,也使出口商不必在金融市场上花费成本对冲汇率风险。各国之间的价格信息由于统一的货币变得更加透明,有利于出口商及时反映。德国由于出口占GDP比重在欧元区各国中名列前茅(2009年达到46%),从欧元中获得的收益尤其巨大。对德国而言,放弃欧元除了失去这些收益,还会带来重大损失。欧元区国家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地。2009年,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出口占到其总出口的43%。欧元崩盘对这些国家意味着融资成本的上升和经济的动荡,而对诸如希腊这些边缘国家则会带来经济危机,这都会导致德国出口的严重下滑,伤害其国内经济。而在政治层面上,放弃欧元更意味着德国半个世纪以来所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彻底失败,是其决不能接受的。

其次,美元、日元两大货币均有“硬伤”,也减轻了对欧元的压力。为应对危机,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动摇了美元的信心,预计未来相当长的时期,美联储将会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不利于美元。

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财政赤字已滑至4%以上,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00%。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灾后重建会促使日本央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这将不利于日元的稳定。

“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欧元不会崩溃,但需要更多的体制性改革。欧债危机及其处理过程充分暴露初欧元体系的结构性缺陷:统一货币政策与独立财政政策的内在矛盾;有财政纪律而无有效监督和干预手段的矛盾;有严格要求而无危机援助机制的矛盾;货币统一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国家利益与欧洲认同的问题等等。如何进行欧元体制和欧盟制度改革,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积极的角度,欧债危机是对欧元区国家一次难得的压力测试,迫使欧元区各国重新审视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缺陷,及时纠偏。欧洲国家可能以本次危机为契机,进一步扫除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障碍,并致力于解决相关问题,欧元仍将是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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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艳霞.从欧洲债务危机看欧元区的制度困境[J].当代经济管理,2010(11).

[5]Meeting New Challenge to Stability and Building a Safer System,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IMF,April 2010.

作者简介:徐彬(1969―),男,徐州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方面的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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