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电影改编的另类追求

[摘要]张元电影有多部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边缘题材、反叛意识、纪录手法构成其电影改编的个性追求，这三者互为联系，是理解张元电影改编的基础。张元电影经历了一个从“地下”到“地上”的过程，但即使是高度商业化的电影《绿茶》《我爱你》仍然保留其改编的另类特色。在此之后，张元又通过改编王朔的小说《看上去很美》实现了个性风格的回归。本文将对张元电影的改编特点进行分析，并作出总体性评价。

[关键词]张元电影;改编;另类

在中国电影代际划分上，张元属于第六代导演，而且是第六代导演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于1989年拍摄的《妈妈》被认为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开端，这部电影也标志着一种不同于第五代导演艺术风格的电影开始出现。一般来说，第六代导演重视电影剧本的原创，比较少改编文学作品，比如贾樟柯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自己写剧本。但张元在这一点上似乎有些例外，他的很多作品都与文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关系。《我爱你》《绿茶》《看上去很美》等几部电影就直接改编自王朔、金仁顺等人的小说。

一、边缘题材、反叛意识、纪录手法

张元电影的取材与传统电影极为不同，他喜欢关注那些“怪异”的社会生活，那些往往被“正常”眼光所忽略的角落。张元的第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离异的家庭中母亲独自抚养大脑残障的孩子的故事;《北京杂种》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群摇滚歌手（没有观众的先锋艺人）为主角;《儿子》中的父亲酗酒成性，一家人吵闹不休，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东宫西宫》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部同类题材电影;《金星小姐》表现的是变性人的故事。在这些张元代表性电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元一以贯之的题材兴趣，他总是喜欢发掘那些处在公众视线之外的、非主流的故事。在拍摄电影《有种》之前，张元公开招募10名主角，这10名主角必须是“80后异类”。“张元在招募前就强调‘不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工作，即使是在小餐馆里稳定地打工也不行’‘有一颗躁动的心，不安于现状’……”[1]可见，对于边缘题材的热衷，对于社会“异类”的强烈兴趣，成为张元电影的一大特点。

张元电影的题材选择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他的立场，他不是以猎奇的心态去拍摄影片的，而是十分严肃地审视这些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角落，以极大的同情来表现影片中被社会有意无意排斥的人物。《妈妈》中的妈妈承受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冷眼;《东宫西宫》的同性恋者被社会所唾弃，承受着肉体的痛苦与人格的污辱。张元选择这些同性恋者、精神病人、变性者作为电影的主角，本身就反映了他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既是社会现实层面的，也是艺术层面的。张元的电影被视为“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虽然“独立电影”的称谓令张元很紧张，但这些称谓本身是带有褒奖意味的。无论是境外还是境内，人们渴望看到一种来自体制之外的尖锐力量，一种反叛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元电影是带有宽泛意义的“政治性”的，这种“政治性”并不针对现实具体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指向公众习以为常的对非主流群体的压迫和排斥。

与第五代导演华丽、绚烂的电影风格不同，张元的影像风格是粗糙的写实主义。《东宫西宫》第一次将镜头对准肮脏污秽的公众厕所，《北京杂种》用晃动的镜头如实记录下这群摇滚歌手的生存境况。张元的很多电影是可以当做纪录片来看的，实际上，他也拍了不少专题纪录片，比如《广场》《疯狂英语》等。张元也喜欢用身边的非职业演员，《北京杂种》用的是他的朋友崔健及其乐队，《儿子》的演员是他的邻居一家，《妈妈》的主角是电影的编剧，这些非职业演员要么是真实故事的主角，要么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张元以这种拍纪录片的方式拍电影，要的就是电影的真实感以及直面现实的力量

边缘题材、反叛意识、纪录手法，这三者互为联系，是张元电影的“三驾马车”，也是我们理解张元电影文学改编的基础。

张元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就是一部改编作品，它改编自戴晴的散文《哦，我歪歪的小白杨树》。这篇散文重在抒情，以第一人称“我”为视角，直接抒发了作为母亲的“我”对残障儿子的关切与怜爱，以及因为强烈的自责而产生的对儿子深深的愧疚之情。几经挫折后，张元决定自任导演，自筹经费，来完成这部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有了第一部“独立电影”[2]。电影《妈妈》在主要人物、大体故事框架以及总体情绪上与散文保持一致。社会边缘的故事题材、纪实的拍摄手法与张元的精神气质是高度吻合的。

很多人认为电影《东宫西宫》改编自王小波的小说《似水柔情》，其实这个说法很不严谨。事先并没有一个叫做《似水柔情》的小说，剧本是张元与王小波讨论的结果。这部电影是张元和王小波两个人的作品，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的力量促成的。张元回忆道：

他给我很多的启发，更多的是在思想的深度上。例如他在剧本中加进了一些施虐和受虐的内容，这种东西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3]

王小波的加入完全改变了电影的走向。在张元的构思里他最有兴趣的部分是同性恋这个边缘社会题材以及权力对于这个群体的肆意侵犯，如果单纯由张元来写剧本，这部电影很可能就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这样的电影也可能十分精彩，很尖锐，也很有现实力量。王小波的加入赋予了电影一种深度空间，他把这个故事设计为一种“套层”模式，即故事里套故事。主人公阿兰的身份设计为一个作家，他在向警察小史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也讲述他的小说。这就是影片中以戏剧影像的方式演绎的女贼与衙役的故事，作者以此来强化“权力和性的关系”“施虐和受虐的关系”。阿兰与小史的故事不正是女贼与衙役的故事的现代版？而“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权力和性的关系”“施虐和受虐的关系”几乎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空间都普遍存在的。这样，电影就超越了现实层面的同性恋问题，而具有普遍意义。

二、从“地下”到“地上”的文本选择

如果说《妈妈》《东宫西宫》是张元与文学的不期而遇，那么，在2002年拍摄的《我爱你》《绿茶》这两部电影则是张元主动寻求文学支援的结果。这两部电影前者改编自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后者改编自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

张元电影频频在国外获奖，但在国内却几乎没有观众，他的电影拿不到官方的放映许可。不仅如此，他的电影以及他本人还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种种限制。拍完电影《北京杂种》，电影总局禁止各电影制片厂与张元合作，禁止参与张元的电影拍摄;纪录片《广场》完成后，电影总局发文禁止张元拍电影;等到《东宫西宫》拍完张元从美国访问回来，护照被海关没收，连出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这样的情势下，张元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当时就想，这么搞下去我还怎么弄……我有的时候真是苦闷，自己的电影久久不能与中国观众见面，总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元拍摄了《我爱你》《绿茶》这种商业气息十分浓郁的电影。实际上，这一年张元一共拍了三部影片，还有一部是《江姐》。如果以张元前期电影来观察，这三部电影都有些不可思议。前两部是向市场献媚，后一部则是向政治投降，总的来说就是向主流回归。张元声称他也“爱国爱党”[5]，他希望自己的电影“有个好的票房”[6]。这就是张元电影转变的最直接的解释。《我爱你》《绿茶》都是爱情题材，影片具有明确的目标受众，所选的演员也一改过去非职业演员而起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一线明星，包括姜文、赵薇、徐静蕾、佟大为等，这些都是导演商业意图的显现。

王朔小说的知名度，尤其是其在观众中的号召力在90年代的影视剧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王朔小说的内容贴近生活，熟谙读者心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基本上是有票房保证的。张元电影步入主流的发行渠道之后，选择改编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是有他的商业考虑的。这一点张元本人也直言不讳。在面对质疑时，张元这样解释这部电影商业与艺术上的冲突：

在我的概念中，没有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区别，什么是商业的开始，何处是艺术的尽头？我觉得这种概念本身有问题。[7]

这当然是张元的一种辩解了。因为改编自同一部小说，《我爱你》上映后，人们很自然地把它同十年前红极一时的电视剧《过把瘾》相比较。有人指出：

这里所产生的十年的时间跨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中国在这十年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当年《过把瘾》的时髦的年轻人的对于自由的追求的象征意义和王志文和江珊的浪漫而摩登的形象，变成了今天幽闭于过时的集体宿舍“筒子楼”中的压抑而彷徨的年轻人。[8]

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两个文本进行的精彩解读，时代的变迁使得文本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爱你》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与时俱进”，时间进入了新世纪，它却仍然固执地忠实于十几年前的小说原著。所以，电影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相爱的男女永不停息地争吵，互相伤害，直到遍体鳞伤，以离婚告终。正如小说的开头所揭示的那样：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9]

应该说，电影最为准确地演绎了小说的主题，而人物不停息的争吵也构成了电影叙事的基本动力，这也是电影最具戏剧性的部分。即便是大众化的爱情题材，张元仍在顽强地表现他的另类特质，这份爱情与浪漫无关，与爱情的甜蜜相距更远，有的只是互相伤害，血淋淋地直至面目全非。这是残忍的，但又是极端深刻的，洞穿温情脉脉背后的人间本相。就像张元许多纪录电影所揭示的人间真相一样。此外，在影片《我爱你》的拍摄手法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张元的影子，比如长镜头的运用、逼仄的生存空间的展示等类似于纪实片的拍摄手法等。

回过头来看，张元当初选择金仁顺的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作为改编对象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张元曾经这样谈到他对小说的印象：“我觉得小说写得非常有意思，特别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以及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特别有神秘感，有韵味，那种感觉既真实又有诗意。”[10]这部短篇小说的“神秘感”、小资情调与张元电影的现实感、尖锐的反叛性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张元改编这部小说的最大动因还是商业上的考虑，《绿茶》是冲着都市青年男女来的。

金仁顺的《水边的阿狄丽雅》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小说，它的“神秘感”在于故事的女主人公具有双面性。她在白天是保守的女研究生（吴芳），在夜晚却是放荡的女郎（朗朗）。小说的表达较为含蓄，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小说以相亲者陈明亮的视角来写，给人一种莫辨是非之感。小说带给人的回味却是丰富的。吴芳―朗朗或许是现代都市人的双面生活，也可以是都市男性想象中的“理想女性”――集贞女与为一体。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重要的是它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情绪氛围与回味，至于吴芳到底是不是朗朗并不那么重要。

然而，小说改编成电影后，观众却要求张元有个明确的说法。张元认为“我已经交待得很清楚了”[10]，人们似乎仍然不能满意。有人写文章称《绿茶》是“以其昏昏，岂使人昭昭”[1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缺陷”，它本身就不明白也不追求明白;另一方面，张元在改编的过程中也无意于将其讲明白。即使是商业的需要，张元仍然坚持拍出个性来，他绝不会同流合污。当然，这种从“地下”到“地上”的文本策略毕竟是一种妥协。

三、个性回归的电影改编

《看上去很美》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又是王朔的作品，此前的《绿茶》也是由王朔推荐改编的，这实际上反映了张元对于当代文学的隔膜。不过，张元对王朔作品的两次改编方式完全不同。

小说《看上去很美》是王朔的后期作品，概括来讲，这部作品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这是一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一段成长历程。小说设置了双重叙述视角，一个是现在进行时的方枪枪，一个是过去时的“我”。第二，小说突出了主人公方枪枪具体的成长背景，从时间上说是“”，从空间上说是军队大院。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动物凶猛》的“前传”。第三，小说语言上仍然保持了王朔一贯的调侃式诙谐、幽默。张元的改编是大刀阔斧式的。电影只采用了小说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只表现幼儿园这一段，现在的“我”的回忆完全去掉了;小说中具体的时空环境在电影中完全不存在;王朔式的调侃语言在电影中也转变为严肃的话语风格。

王朔的一部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在张元读来其意义发生了转换。王朔的小说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这一点上张元并没有与之共鸣。很可能是张元体验到的五岁女儿的幼儿园生活在改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女儿在影片中扮演陈南燕。这样，电影抽离了具体的时空背景，而带有寓言性质。电影的主题也变为权力对人实施的控制，而幼儿园就是一个微观的权力运行场域。

在电影中，主人公方枪枪一来到幼儿园，他的小辫子就被李老师剪掉了，众多的小朋友成了帮凶。这表明，幼儿园里不允许独特个性的存在。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早起拉屎（不管你有没有）、加汤加菜的手势、睡前洗屁股、穿衣的步骤、排队的次序等，都有统一的规范，也都是全体小朋友完全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镜头里几次出现的士兵的行列，在小说中是作为人物生活背景存在的，电影里则具有象征意义。幼儿园的教育培养的就是将来只知服从命令的士兵，而没有自己的个性。

《看上去很美》的改编对于张元来说是一次创作个性的回归，张元借此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对边缘题材的关注（这一次是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忽略的儿童），仍然表现出他的叛逆性思考。有人指出：“在《看上去很美》之中，他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诠释和表达对于自身命运的认识，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在重拾其早期的艺术理想。”[12]我同意这种看法。《看上去很美》的改编使得张元又回到了他的主题，如果说张元电影是有着很强的“政治性”的话，这一次他表现出温和的“政治性”。在这一部放给成人看的儿童电影里，张元将他尖锐的思考包藏其中，他要通过王朔的故事外壳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张元是那种有着鲜明个人特色的导演，他并不是艺术上的多面手，他最好的作品是来自现实生活本身的原创性作品。总体来说，张元对当代文学还是比较隔膜的，王朔是他的依靠对象。事实上，王朔的作品，包括王朔推荐的作品并不太同张元的精神气质相通。张元只是借助它们获得商业转型的机会。当然，就张元的性情来说，他比较容易接受较为另类的作品，像《过把瘾就死》的偏执、因爱而生的伤害，《水边的阿狄丽雅》的一人双面的神秘。当张元在改编中灌注自己独特的思考时，他是可以商业利益与艺术个性二者兼顾的，《看上去很美》就是在追求票房的同时又实现了创作个性的回归。迄今为止，张元同作家最成功的合作应该是《东宫西宫》这部电影，王小波给予这部题材尖锐的影片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及哲理意味。对于张元这样个性突出的导演来说，现成的小说文本并不太容易满足他的需要，“征用”作家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课题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当代文学在电影中的传播”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张彦武.张元：《有种》到底有多“有种”[N].中国青年报，2010-03-25.

[2] 孙琳琳.电影人分享初体验张元因为一个女孩走上电影路[N].新京报，2012-01-11.

[3] 张元，丁东.和王小波相处的日子――张元一席谈[A].李银河，等编.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68-71.

[4] 邱华栋，张元.张元：从《妈妈》到《达达》[J].收获，2010（03）.

[5] Chris Berry.导演张元采访录[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0（02）.

[6] 关雯.张元：我希望我的片子能有好票房[N].中国电影报，2005-07-21.

[7] 杨劲松.张元《我爱你》直面非议[N].京华时报，2002-10-10.

[8] 张颐武.“我爱你”吗？[J].当代电影，2003（02）.

[9] 王朔.过把瘾就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

[10] 杨展.辨认张元，从《绿茶》开始――张元访问记[N].北京日报，2003-09-07.

[11] 红警苏红不懂爱.《绿茶》：以其昏昏，岂使人昭昭[N].北京日报，2003-09-07.

[12] 李相.倒叙的成长史――从《北京杂种》到《看上去很美》[J].当代电影，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