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彝族研究综述

时间:2022-10-22 01:01:42

21世纪彝族研究综述

摘要:新世纪十年,国内彝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彝族历史、哲学、宗教、伦理、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少。这些研究成果为后人提供较为详实的学术参考资料。当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关键词:21世纪;彝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12-05

彝族研究历来是我国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新世纪十年,彝族研究又有新进展,在史学、宗教哲学、民俗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众多有价值的论著、论文,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

一、彝族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一直是彝族研究的重要内容,涉及到了彝族族源、彝族通史、地方史、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这一时期谋远《彝族史要》(2000),李朝真等《彝州考古》(2000),陈本明等《昭通彝族史探》(2001),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2002),田明才、张和平《支嘎阿鲁传》(2006),王继超《布默战史》(2007)等。特别是易谋远著的《彝族史要》,根据彝、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对彝族的族源、族称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尤中都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对彝族的历史作了研究,《云南民族史》(2006)、《中华民族发展史》(2007)中对彝族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亦有独到的论述。

关于彝族的族源,一直是探讨较为热烈的问题,传统研究中多认为彝族是外来民族,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等三种观点,其中以北来说得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同,认为彝族源于氐羌,是从我国西北的氐羌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东来说认为彝族来自古代战国时期的楚国;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的学者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土著说是一种重要的提法。土著说可分为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西南土著说依据汉、彝文献资料,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今天的彝族。例如:朱文旭在《焚为彝说》(1996)一文中认为:k为彝,是彝族支系相互融合的史迹;在他的《夜郎为彝说》(1997)一文中,他认为夜郎与彝族具有密切的关系。易谋远《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1998)一文中则认为,彝族起源于黄帝和炎帝,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是彝族多元起源中的主源。

进入21世纪后,主要有李相兴《彝族与古濮人关系论析》(2003),以史籍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来论证彝族与古“濮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彝族自称中的“濮”、“泼”“拔”等,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中的延续,古“濮”为形成现代彝族的主要源流之一。沙马拉毅《中国彝族及东南亚各国倮倮族之比较研究》(2003),通过对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各国倮倮的调查,与中国彝族在语言文字、社会生活、文学艺术、、服饰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比较,认为中国彝族与东南亚各国倮倮族的历史渊源,中国彝族与越南、老挝等国倮倮族,是一个有着共同习俗、文化、信仰的同一族群群体。而罗希吾戈在《试论彝族渊源》中持云南是彝族起源地的观点。

在彝族通史研究方面,徐铭《白彝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基础》(2000),为我们了解彝族社会的政治、法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王明东《清代彝族地区土地买卖、典当和租佃分析》(2002),认为清代彝族地区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口头约定或者立写契约作为土地买卖、典当和租佃的依据,体现出政治上的不平等及经济上的剥削关系。罗勇《普安彝族“十二营”考》(2002),认为“营”是彝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张德元《凉山彝族家支制度论要》(2003),巫达《彝族社会中“尔普”形成的变迁》(2004),认为彝族社会中的这种变迁是族群互动下的一种文化变迁、形式,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彝、汉两族的互动关系。东曼《“一诺西南九驿通”――明清彝汉文史文献中的奢香功绩析》(2005),从彝文古籍和彝族学者的著述、明清大量汉文诗文作品中进行综合分析,多视角地体验奢香的历史功绩。郭金云等《凉山彝族“德古”的特征、现状与再造》(2005),认为德古是通晓习惯法的家支头人,在彝族历史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呈现了自身独有的特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2007),通过对相关彝、汉历史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认为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温春来《明初贵州水西君长国与中央的关系》(2007),通过对奢香故事的考证与解读,展现出明初水西地区进一步整合进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过程。

二、哲学宗教研究

王天玺、李国文《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2000),全面论述了彝族的宇宙观及哲学思想。(第一次全面系统介绍彝族哲学思想史的是伍雄武、普同金著的《彝族哲学思想史》(1998)。王子尧、山口八郎主编《中国彝史文献通考,第1卷:彝交》(2000)第一卷,阐述彝族先民对宇宙的生成、天地的起源、日月星辰的形成及各星座的命名等一系列现象的推测和看法。朱文旭著《彝族原始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探讨了早期彝族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过渡的轨迹。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2003),比较完整地研究了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唐楚臣《中华彝族虎傩》(2000)。

在这一时段的主要论著有:普同金《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死亡观》(2001),对彝族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傅光宇《阴阳五行在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与日本农业神祭祀祭中之异同》,认为中国彝族农业神祭祀中的阴阳五行观念,既受汉文化的影响,又保持了其民族固有的文化成分,故显示出与日本农业神祭祀不同的特点。(《思想点线》2001年第2期)。司亚勤、王路平《论古代彝族的宇宙观》(2002)一文,阐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本原、人类起源及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的认识。认为彝族宇宙论是汉族宇宙论的“流”,而不是“源”,然而它却具有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系统论认识方法的特点。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1期),认为凉山彝族民间盛行灵魂崇拜,人们认为灵魂与生命休戚相关。白兴发《彝族禁忌的起源及演变试探》(2003),认为彝族禁忌是在彝族先民巫术观的支配下产生的,源于原始崇拜,近现代彝族传统禁祀逐渐松弛乃至消退。杨兆华《沦古代彝族的人学思想》(2005),从人类起源、人在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属性等方面对古代彝族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力图体现古代彝族人学思想的丰富性,期望能完整再现古代彝族的人学思想。余宏模《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2005)认为彝族的“竹灵崇拜”习俗与彝族古代社会的竹灵崇拜有关。李正文《凉山彝族祖灵祭文化内 流》(27卷)(1989-2000);毕节地区民委等《彝文金石图录》(1-3辑)(1989-2006);王子尧,山口八郎等《中国彝史文文献通考》(2000);王继超《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2005);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2006),对中国现代彝学确立轨迹进行全面清理;张学立《彝学论丛》(第一辑,2009)。

李平凡《“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与贵州彝学研究》(2002)、王菊《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构”》(2005),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彝学研究转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李列《现代学术史上的彝族主位研究》(2006),认为站在主位立场的彝族研究,其研究成果更加接近彝族现实,也可以透视汉族学者对彝族研究逼近的真实程度。遵循主位客位的理论视域,彝族的文化主位研究是推动彝族研究深入和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列《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彝族研究》(2006),认为选择现代彝族研究的起点、转型、现代彝族研究与现代学术的渊源关系等问题,在较为广阔的现代学术背景下,透视彝族研究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决定它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谷禾、谭庆莉《浅谈云南现代彝学研究中的多元路径与本土化问题》(2007),以云南彝学为例,在云南彝学发展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彝学研究的多元路径与本土化问题。禄玉萍《彝文古籍数字化刍议》(2008),认为利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改善和加强彝文古籍整理、研究、保存等一系列相关工作,是当前值得研究的课题。

六、对新世纪彝族研究的思考

集中国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于一体的彝学,2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60年来,彝学研究发展势头良好,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把彝学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进入新世纪,彝学研究又抒写出华美的篇章。通过对新世纪10年彝学研究情况的介绍,我们看到,彝学研究在这十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彝学研究已架构起自己完整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自觉,彝族研究的学术地位已经确立,并且在新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二,彝学研究领域越加宽广,从最早的族源人种、地域分布、社会形态等问题,

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美术、音乐、伦理、天文、历法、哲学、科技、体育、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且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第三,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人才梯队;同时在研究者中彝族主位学者积极加盟,充实了彝学研究的势力,极大地丰富了彝学研究的舞台。

第四,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及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理论的有效结合,后现代文化理论、民族文化理论的发展转向,促成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推动了彝学学科的繁荣。

第五,众多国外学者加入到彝学研究队伍,使彝学研究国际交流与对话的趋势明显加强,加快了彝学国际化的步伐,彝学研究正逐步走向世界。

在看到了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世纪10年,彝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单篇论文多,系列论文少,面虽散得宽,但重点项目研究不够,尚未形成研究合力,集体联合攻关项目不多,难以从中把握彝学研究的全貌。

第二,彝学研究中古代部分受关注的程度高,研究较为深入,而对近代、现代部分的研究略显不足。

第三,理论研究多,应用研究少,对一些事关彝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不够,学术研究与现实结合尚需加强。

第四,研究人员参差不齐,成果质量也良莠不齐。

第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出的成果中,大多以四川和云南的大、小凉山为研究对象,而以贵州为研究对象的较少,特别是毕节地区。实际上,毕节地区是贵州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是世居在这片土地上时间最长的民族之一。先秦时期彝族先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过卢夷国,朱提国。彝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且用彝文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包括彝族与其他民族在这里生活的历史,留下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珍贵的彝文历史文献。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汉文史志如《汉书》、《华阳国志》等对西南夷史不绝书,开始了对彝族的记录和研究,这其中的一大部分就是关注毕节地区的彝族的。

在这一时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毕节地区民委的同志翻译出版了《西南彝志》(2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起出版,未出齐)、《彝族源流》

(27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2000年)、《彝文金石图录》(1-3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2006年)、《物始纪略》(三集七卷,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彝族指路丛书》等彝文历史文献,为我们了解毕节彝族,研究毕节彝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近十年彝学研究的情况看来,我们对这些彝文历史文献的研究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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