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学影响元代戏曲批评论略

摘 要:元代戏曲批评中“教化”观念的初露端倪,与元学对“纲常伦理”的一贯强调不无关系;然而,元代儒家士夫文人,包括有的理学之士,也为优伶赠诗作曲、树碑立传,心目中优伶地位明显提高,对于促进戏曲及其批评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戏曲艺术;元学;元代戏曲批评;影响

中图分类号:J80-02文献标识码:A

建立在我国戏曲史中第一座高峰――元杂剧兴盛一时基础之上的元代戏曲批评,也是我国戏曲理论史上的逐渐成熟时期。而宋元理学是传统儒学的革新与发展,也是由义理儒学向心性儒学过渡的重要阶段。虽然,“欣赏是直接意识,批评是哲学意识”,但是,作为哲学范畴的理学,并非与作为艺术范畴的杂剧绝缘无涉,元代戏曲批评中,对戏曲本质及其作用的认识,对戏曲演员地位的评价,对戏曲表演艺术的论述,对戏曲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论等等,亦能寻译出理学烙印的蛛丝马迹。

首先,元代戏曲批评中“教化”观念的初露端倪,就与元学对“纲常伦理”的一贯强调不无关系。

元学由“述朱”到“和会朱陆”再到向心学逐步过渡的演进中,河北之学、静修之学、草庐之学、静明宝峰之学、师山之学等不同学派,尽管有的述朱,有的主陆,有的和会朱陆,同中有异,但是仅就其维护和力倡纲常伦理而言,却是一脉相承而无本质区别的。河北之学,传自人称“江汉先生”的赵复,中经许衡、姚枢、窦默、郝经推波助澜,而蔚成北方大宗,其中宗主则是称为“鲁斋先生”的许衡。他曾说:“纲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故乱离之中,毅然以为己任”①。他自元世宗忽必烈即位,将其诏至京师任职国子祭酒,到升任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从辅佐右丞安童建言立国规模,到审定授时历,一生都是将维护封建纲常作为自己的终生使命的。曾说:

元者,天之所以为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则公,公则仁,仁则爱。未至于仁,则爱不可以充体。若夫知觉,则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觉,不可便以知觉名仁也。②

显系将元朝之“元”与儒家之“仁”、将《易经》之元亨利贞与儒学之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结合起来,为封建纲常伦理的天经地义制造理论根据。

被称为“鲁斋讲友”、因传授经书闻名的窦默,受到元世祖的召见,向其询问治国之道,窦默“首举纲常为对。且曰:‘失此无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后世祖即位,以先生为翰林侍讲学士,加昭文馆大学士。”(同上书卷九十《附录》)他之所以受到重用,显然与其将纲常视为治国之道、帝王之道息息相关。

他如刘因,与吴澄、许衡合称有元理学三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甚至称之为“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在其熟知的儒家经典中,自以为“见之甚明”的就是“君臣之义”。其《上宰相书》中竟然直言不讳地说:“凡吾人之所以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乐者,皆君上所赐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自万古而不可易,庄周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既然,自己的一切,生民的一切,都是君主的恩赐,当然要为其效力尽忠,这就是他之“君臣之义”。

元代其他理学家在维护纲常伦理方面,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本来,早于戏曲及其理论的古代诗文中,已有“言志说”滥觞。《毛诗序》中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中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就是“言志说”的明确表述。而且,当戏曲及其批评产生之后,此说也就被移为对戏曲本质及其作用的评价标准,而元学对纲常伦理的特为强调,赋予了戏曲批评标准以具体内容,于是戏曲教化说开始显露端倪。

其证据,至少有两条,一是元人胡祗《朱氏诗卷序》:

学业专攻,积久而能;老于一艺,尚莫能精。以一女子,众艺兼并:危冠而道,圆颅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袂则骏奔走,鱼笏则贵公卿,卜言祸福,医决死生。为母则慈贤,为妇则孝贞,媒妁则雍容巧辩,闺门则旖旎娉婷。九夷八蛮,百神万灵;五方之风俗,诸路之音声,往古之事迹,历代之典刑;下吏污浊,官长公清。谈百货则行商坐贾,勤四体则女织男耕;居家则父子慈孝,立朝则君臣圣明。离筵绮席,别院闲庭,鼓春风之瑟,弄明月之筝;寒素则荆钗裙布,富艳则金屋银屏。九流百伎,众美群英,处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见一时之教养,乐百年之升平。惜乎吐林莺露兰之馀韵,供经日之长鸣。虽可一唱而三叹,恐非所以惜芳年而保遐龄。老人言耄,醉墨倾,因冠群诗以为写真之序,又庶几效欧阳文忠,执笔而传伶官也。

对这位博学多识、爱好戏曲、与艺人多有交往、敢于触犯奸相阿合马的按察副使胡祗,论者常将其《紫山大全集》中的《赠宋氏序》、《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等三篇序言,视为元代戏曲批评的宝贵资料,其实其《朱氏诗卷序》也是不可忽视的元代戏曲批评文献。作者此序主旨意在赞颂优伶朱氏(或说亦即珠帘秀)兼长众艺,所演杂剧丰富多彩,均能心得三昧,天然老成,曲尽其态,详悉其情。但在叙其所演杂剧内容时,是从正面予以肯定,强调的是“为母则慈孝,为妇则孝贞”,“父子慈孝”,“君臣圣贤”,没有离开封建纲常的范围。

二是夏庭芝《青楼集志》中说:“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俞泣杖》、《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如《田真泣树》、《赵礼让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而语矣。”举例说明元代杂剧之所以高出于唐传奇、宋南戏、金院本,就是因为这些戏宣扬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悌,宣扬纲常伦理,所以能以起到“厚人伦、美风化”的“教化”作用,实际上已经将“厚人伦,美凤化”作为元杂剧的批评标准了。这就开启了元末明初高明“不管风化体,总好也徒然”论的先河,显然与宋元理学家一脉相承地强调纲常伦理不无关系。

不过,如仅论及于此,仅只强调元学对元代戏曲批评的负面影响,甚至将其作为元学与元代戏曲批评这两者关系的全部内容,则不免有失偏颇。因为,至少有一个事实,不能不引起论者的重视,那就是:元代儒家士夫文人,包括有的理学之士,也为优伶赠诗作曲、树碑立传,心目中优伶的地位明显提高。

由于宋代城市经济有所发展,商业繁盛一时,勾栏瓦舍为戏曲等艺术演出提供了固定场所,致使宋杂剧渐趋成型,南戏盛演不断,剧目繁多,为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灿烂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因而,宋代戏曲批评也出现了多种形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之类笔记中,对于诸多技艺于勾栏瓦舍演出情景、宋杂剧之剧目等,都有记录;他如宋代某些诗人词人例如苏轼对于戏曲起源的探索,对形神论的阐释,欧阳修为伶官所作传记,南宋词人刘克庄对戏剧的题咏等等,都为宋代戏曲批评奠定了雏形,功不可没。但是,他们对于优伶地位的认识,大都并没有超出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谈言微中”以之“讽谏”的范围。即使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所说:“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故挚适齐,干适楚,缭适蔡,缺适秦,方叔入河,武入汉,阳、襄入海,孔子录之。”将优伶视为都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不平凡的人。然而,这样的见解,在整个宋代却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上述宝贵戏曲批评史料的作者,之所以有这些记载,其中的绝大多数还并非意在张扬优伶的地位。甚至,宋代有的理学家例如朱熹的门生陈淳,还有意迎合封建统治者禁毁戏曲的需要,特写《上传寺丞论淫戏》,列举淫戏“剥民膏”、“荒民本业”、“丧恭谨之志”、“逞斗殴之忿”、“为淫奔之丑”、“起狱讼之繁”等多条罪恶,对戏曲大加鞑伐。

而元代却有所不同。元蒙贵族特别爱好歌舞,即使在入主中原之初实行残酷杀戮乃至屠城之际,也保全优伶,以供其享乐。“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③即为明证。因此,从宋代熙宁年间知府陈绎开“不用女优”之例,到元代即被恢复;而且,不少元代官僚,还与歌儿,多有交往。甚至为其诗酒唱和,为之作序作传,高度评价优伶的技艺。其中也有理学之士,胡祗即是其中之一。

胡祗(1227―1293),字绍闻(一说绍开),磁州武安(今属河北省)人。历任员外郎、中书评定官、翰林文字、太常博士、户部员外郎、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逝后追赠礼部尚书,谥文靖。著有《周易直解》《紫山大全集》。从其全集中,可以看到他对戏曲批评的贡献在于:

他高度评价优伶演唱艺术宣泄抑郁、少导欢适的重要作用。认为“百物之中,莫灵莫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鸡鸣而兴,夜分而寐,十二时中,纷纷扰扰。役筋骸,劳志虑,口体之外,仰事俯畜。吉凶庆吊于乡党闾里,输税应役于官府边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颦心结,抑郁而不得舒,七情之发,不中节而乖戾者,又时常八九。得一二时安身于枕席,而梦寐惊惶,亦不稍安朝夕。昼夜起居,寤寐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无疾而,未半百而衰。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已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乐者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向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语言风俗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请,不穷其态。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尤可以悦耳目而舒心思,岂前古女乐所拟伦也!全此义者,吾于宋氏见之矣。”④像是宋氏这样的优伶,以其歌唱既能为饥寒交迫、忧愁不堪的世人解除苦恼抑郁,又能通过她所演出的杂剧,使观众明确政治得失,人伦之情,穷态尽情地表现风俗世情,使人赏心悦目,抒发感情,岂能是古代女乐所能比拟的呢?

他高度评价优伶精益求精、时出新奇的创新精神。认为女乐的主要表演手段是说唱。怎样说唱,才能使观众听忘倦、唯恐不闻?胡祗总结出“九美”:演员形象要“资质浓粹,光彩动人”“举止娴雅,无尘俗态”;演员在“说”上,要“语言辨利,字真句明”;演员在“唱”上,要“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若贯珠”。说唱,都要“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娴熟,非如老僧之诵经。”演员在表演上,要分付顾盼,“使人人解悟”;怎样才能达到上述要求?必须“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必须“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一再强调新奇创新。认为这九美都具备了,就是“独步同流”的优伶,诸如李心心、赵真、秦玉莲、黄氏等人,即是如此。所以胡祗情不自禁地写诗歌颂她们说:“沥沥泠泠万斛珠,清和圆滑啭莺雏。阿娇生在开元日,未信传呼到念奴。”⑤胡祗在其《优伶赵文益诗序》中说,优伶赵文益的演唱,为什么“一时观听者,多爱悦焉”?就是因其“日新而不袭故常”,“以新巧而易拙,出于众人之不意,世俗之所未尝见闻者”。胡祗特地为赵文益赠诗两首:“富贵贤愚共一尘,万紫千红兢时新。到头谁饱黄粱饭,输于逢场作戏人。”“抹土涂灰满面尘,难猜公案这番新。世间万事谁真假?要学长安陌上人。”意谓富贵贤愚之人都生于尘世之中,都与万紫千红的鲜花一样争奇斗新。在比赛“时新”中,究竟谁是过眼云烟毕竟散去,而谁能悟彻人生呢?恐怕还是唱戏的优伶取胜。因为他们最擅长“时新”。强调时出新奇的创新精神,可谓胡祗戏曲批评思想的精髓所在。

然而这位胡祗却是元代一位理学家。清人纪昀在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胡祗的《紫山大全集》时,批评胡氏不该收录其《黄氏诗序》、《优伶赵文益诗序》、《宋氏序》等文章,认为这乃是“以阐明道学之人,作狎倡优之语,其为白璧之瑕”⑥;胡祗的门生刘赓也在《紫山大全集序》中说胡祗:“北渡后,公未及冠,便能从诸生习为程文,非所好也,潜心伊洛之学,慨然以斯文为己任,一时名卿士大夫咸器重之。”纪昀称胡祗是阐明道学的理学家,刘赓称其不愿学习科举之文而是自觉学习程颢、程颐理学并且是以之为己任的理学家,从《紫山大全集》中的《易解》三卷、从胡氏诗文中都能说明他确实是继承了二程的理学观点,所以也就与元学家许衡有诗文唱和,许衡逝后,他写有《挽许左丞鲁斋》,称赞许氏“不从事事论得失,清流莫若先澄源。曰心曰性开圣学,敷陈详悉登经筵。”⑦。

较之胡祗要晚的夏庭芝,所作《青楼集》记述百馀名优伶姓氏、技艺、交往等,实为我国戏曲史中第一部简洁的优伶史。而夏庭芝的塾师杨维祯,写有《正统辨》,认为治统所在,就是道统所在,元朝就是继承两宋而非辽金的正统。“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至舜,舜以是传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馀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不得其传千有馀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原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⑧杨维祯所论与许衡所论也是一直的。夏庭芝就是继承了其师的这种宋元理学的道统论,才写作《青楼集》来显示元代的“盛世芬华”⑨。

同样,元代戏曲家钟嗣成所写《录鬼簿》,记录元代书会才人、名公士夫152人的生平事迹和戏曲、散曲作品,可谓最早的戏曲简史。诚然,对其生平事迹还缺乏足够史料,证明他为理学家,但是,他在序言中曾说:“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瞰蛤蜊,别与知味者道。”意谓如果某些研究性理之学的理学家,将《录鬼簿》视为得罪了孔孟圣门,那就不是懂得戏曲真味,就不是我们的知音。言外之意,是说《录鬼簿》与与圣门之道并不矛盾。可见,上述称道优伶、杂剧作家的作者,有的本身就是理学家,有的具有理学思想,有的即使不是理学家,上述著作也不违背理学思想。因此,说理学的兴盛导致戏曲及其戏曲批评衰微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自孔子首创儒家学说以来,儒家思想、儒家学派,包括理学,并非与戏曲格格不入的。宋元理学,确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又汇通、融聚释道思想、将自然、社会、人生融为一体的庞大的理学体系,不但使儒学一改东汉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萎靡不振的局面,为儒学的复兴开辟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摆脱了昔日儒学那种质朴平淡枯燥无力的政论形态,摆脱了旧儒学多知人而少知天、多知生而少知死、多知乐而少知苦、重励志而少抚慰的偏颇,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致、深邃、圆融的哲理思辩风貌,实现了儒学的哲理化。元蒙执政较之西夏、辽、金之当道,在汉化崇儒方面更为广泛深入,逐渐将程朱理学作为华夏各民族文化的中心思想和理论基础,依此统率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因而能以完成结束长期分裂而走向统一的历史使命。唯其统一,经济才能发展,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才会有元杂剧的繁荣一时,因而也有元代戏曲批评的渐趋成熟。

元杂剧的兴衰与元学的兴衰是同步的,都是前期兴盛,后期衰微。而且,元杂剧前期兴盛时有四个地区是为中心,那就是大都、真定、东平、平阳。以至于以此为中心形成不同的作家群。这种戏剧圈的形成自然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不应忽略的是:正是这些杂剧创作繁荣、作家辈出、演出兴旺亦即杂剧最为兴盛的四个中心,也是宋元理学最为兴盛的地方。再者,宋元理学家,大都并非以其政绩而是哲学思想著称。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则是民本思想。在价值论上,基本上反对功利主义。宋元理学家在新的形势下,对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之论,继承和发挥,因而一旦从政,便不失为忠君爱民的清官廉吏。宋元理学家大都如此。而元代杂剧清官戏中的清官也是大都如此。

既然如此,既然忠君与爱民的思想,既矛盾对立又统一于宋元主要理学家一身之中,既然元杂剧清官戏中的清官廉吏也是表现了忠君与爱民的杂揉品质,如果也确实是深受宋元理学影响的结果,又怎么能以得出程朱理学是阻碍杂剧兴盛的桎梏的结论呢?“阻碍论”者往往只把“忠君”与“清廉爱民”对立起来,把“宋元理学”等同于封建糟粕,把宋元理学与元代杂剧的复杂关系简化为彼此对立一点,当然难免会以偏概全、走向极端。同时,宋元理学,从周敦颐、张载到二程、朱熹,到许衡等人,其理欲观也是同而有辨,大都并不是仅仅强调天理与人欲的水火对立,也看到了两者不无相通相融的某些方面。

而经过后世特别是明初封建统治者的片面强调,致使长期以来某些论者仅只看到了天理与人欲之间势不两立的一面,视为其理欲观的全部内容,来评论对元杂剧及其批评的影响,也把元杂剧特别是其中的婚爱戏,简单化地分为表现天理的、表现人欲的两个部分,认为前者是封建思想的体现,自是糟粕,当然是宋元理学恶劣影响的结果;后者是反封建的证明,洵是精华所在,必定是反对理学束缚的表现;自然也就会得出宋元理学乃是阻碍元杂剧、包括元代戏曲批评发展的桎梏的片面结论。(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

② 《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遗书》。

③ 宋濂《元史》卷一百十九,《列传》第六,《穆呼里》。

④ 《赠宋氏序》。

⑤ 《黄氏诗卷序》。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六。

⑦ 《紫山大全集》卷四。

⑧ 杨维祯《东维子集》卷首,《正统辨》。

⑨ 张择《青楼集叙》。

On the Influence of Rationalism Study upon Xiqu Opera Criticism in the Yuan Dynasty

JIAO Fu-ming, XU Zhen-g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The idea of "moral teaching" emerges in Yuan-dynasty Xiqu opera criticism,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mphasis on "ethics" in Yuan-dynasty rationalism study. However, Confucian scholars, including rationalism scholars, also write poems and biographies for excellent performers. The status of performers is thus much higher in the public mind, which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Xiqu opera and criticism.

Key Words:art of the Xiqu opera; Yuan-dynasty rationalism study; Yuan-dynasty Xiqu opera criticism;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