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再讨论(下)

王晓明：比如说，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的变化。今天没时间仔细讲这个，就说你们批评的这一套大学里的项目和经费导向的学术制度，这就是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的一环。就目前来看，全世界就是中国大陆搞这一套特别厉害，即便中文世界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没有搞得这么凶。

在这种裸的利益交换方面，今天中国人是颇有“创新”能力的。这一套项目和经费导向的“抓”学术的制度——实际效果基本是败坏学术氛围——的精髓，就是利益交换。它实际是—个订购的交易：我给你钱，你给我货，所以才列出那么详细的课题指南，那么强调实用性，那么裸地偏向政府急需的各种短期的对策研究。这个制度不但充满金钱交易的味道，而且也是通过这种交易来重新定义科研基金的性质：它不是社会的公共资金，不是人民的钱，因此不该被用来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有长远意义的研究，而就是政府的钱。因此，理当用来替政府做研究，就像你从微软公司拿到一笔钱，理当为它做研究一样。

这一套制度对整个学术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学人的影响，真是很大。我们这些人进大学教书的时候，没有这套制度，没有科研基金，但是有冯契、贾植芳、钱谷融他们这些先生在前面领路。他们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学术：天下公器、为人类进步……可现在的年轻同行，一进大学，这个订购制度就铺天盖地罩下来，而且都是以学术的名义：课题、奖金、论文、评奖……统统都是学术啊!你不加入，就当不上副教授，这让年轻人怎么办?十年来，这个制度和其他大学制度(例如日益官本位、官僚化的行政体制)一起，快速而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的学术状况，资本的逻辑也由此在大学内迅速膨胀，渗透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大学都是这样，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何况今天的官员、医生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读了大学才进官场、医院和法院的。

我有个年轻同事，给学生上文化研究的课，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教室里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好几个回答是：要测试基因，挑选那些基因最优秀的人上船；还有人说，要挑选身强力壮的，体弱的不行。只有—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这位同事又问：韩寒该不该上这艘船?多数^说，不行；但也有少数人说，他有资格上船，为什么?因为他是多面手，又会开车又会写文章。同事继续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多数人说，没想过为什么不应该，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这间教室里的讨论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它清楚地呈现了社会的人文危机的多种症状。在机场登机，一般都是VIP先走，经济舱的最后，但有些航班在让VIP先走的时候，也会让妇女和小孩先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等级排序。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VIP先走，那会是什么样子?再比如知识分子，如果这个称呼不再与反思能力和想象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只是与知识的积累相关联，那就真是可以被U盘取代了。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日本人轻蔑“支那人”，都是根据一套所谓优等人和劣等人的区别。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认为，“优秀”的人的生存的正当性，要比其他人更多?这间教室里的这些年轻人，恐怕大多数都不能在社会上挤进“优等人”的行列，但就是他们，却不自觉地接受那一套以强弱定优劣的观念。因此，问题不在这些年轻人，而在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让他们接受这一套明显是要置他们于苦难的世界观的?

与此相关的是，人怎么看待我们身边的其他生物，怎么看待自然?为什么理直气壮地说“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为什么如此讥讽那些关心流浪狗、流浪猫的人：人自己都管不了，还管那些?虚伪!从根本上讲，这与我刚才说的那个“基因论”是一样的，都是以强弱定优劣，强者理当占先。我多次举过一个例子：19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筹划。有人说你这套政策对地主剥夺得太厉害，他回答说：在民国的土地上，人剥削人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就要来了。阎锡山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实际怎么做，至少嘴上，他能大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不应该存在，我们今天呢?“人文精神”其实并不抽象，它是很具体、很切实的，在像今天这样一个大家都忧虑“赢家通吃”的社会中，人文精神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提供令人信服的精神理由，鼓励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人类内部也好，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也好，都是不该以强弱定优劣的。即便现实是这样，我们也该奋起打破它!什么是普世价值?这就是。

张汝伦：问题是要防止强者的逻辑，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恐怕要跳出原来的逻辑，我把你打趴下，我压迫你，你再把我打趴下，你也来压迫我。你讲的没错，比如在民国的土地上不能有压迫这一条，但下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个恰恰是现代文明，或者我们讲现代性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它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很周详，超过以前任何时代，在价值观上人人平等，制度、法律上人人平等，但实质上它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占有的份额，以及伴随占有份额所掌握的权力如果不能取消的话，如何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考虑过。后来西方才有人想到这个问题，甚至把知识分子也骂进去(比如福柯和布尔迪厄)。知识分子掌握了知识，所以也拥有了部分权力。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有话语权，至少可以把人骂死。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左手打过来，右手打过去。任何时代总有弱势者，这些弱势者谁来保证他们。原来的知识分子里有一批人，比如托尔斯泰，就主张给没办法说话的人说话，不管你是什么人。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里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人，想帮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要讲人文精神，想得深了，就是我们继承的一整套话语还是不够的。我们知识分子的确是准备不足。倒是最近这十八年，我觉得没白过。时间久了，很多问题都显现出来了。比如当年很多人反对谈人文精神，放在现在肯定没有一个人会再公开反对。因为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已经糟糕到如此程度，再也不会有人愚蠢到反对人文精神。问题在于如何更上一层楼?刚才瑞泉说得对，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自己做的事情留点东西下来，但从更深层次去看，还是要有自我反省，反省我们接受的东西里面有没有问题。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可能都会有一些我们认为没有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问题的观念。最后谈得很辛苦，却未必能够达到想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