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文

经济学范文第1篇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克强经济学”；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33

1 引言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已然成为当前全球出现的经济热词，他们分别代表亚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安倍经济学”以其“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力图使日本走向全面的复兴；而“克强经济学”则突出表现为“微刺激”力争使中国完成经济转型的软着陆。

2 安倍经济学与克强经济学背景分析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都是外界针对日本和中国的新一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而命名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拟以扩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高通货膨胀率，重振日本经济；而中国以国务院总理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却采取了相对谨慎的经济政策，旨在解决中国过去改革30年积压的社会经济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3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内容及实施效果

3.1 “安倍经济学”之后的日本经济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激进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激活民间投资为核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以期使日本走出20年的经济停滞（1993年一2012年年均实际GDP增长0.8%），争取2013年实际GDP增长2.5%，2013年一2020年年均实际GDP增长2.0%。实际上，安倍的前“两只箭”的射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并没有解决日本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

3.1.1 日本经济运行情况

（1）“两只箭”与经济增长。

日本的货币供应量自2012年12月以来一直以平稳的趋势增长但从2014年1月开始减速下降，日本经济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实际GDP实现了环比年率41%，而随后实际GDP环比又出现大幅度下滑直到2014年第一季度出现大的抬升。说明日本在推行安倍政策初期其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并没有产生持续的正效应。

同时，积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使代表经济景气指数的制造业PMI在2013年2月开始上升至50%以上，并在2013年年末达到了56.75%，说明日本的整个制造业经济在增长，日本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过程。

（2）“两只箭”与物价指数。

日本的核心CPI年率从2013年2月开始快速上升，到2014年2月后将达到2.7%以上，说明日本力争在2年内实现2%通胀目标已经实现。

（3）“两只箭”c消费需求。

随着日本失业率的不断下降，日本的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13年2月至9月间呈现平稳上升，说明日本消费需求提高，带动了消费经济的增长。但在2013年10月之后，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下降。

（4）“两只箭”与出口。

由于“安倍经济学”采取“质化和量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直接影响是日元的快速贬值。日本在2012年12月后，日本出口由于日元的贬值出现大幅度增长但这一趋势同样在2013年12月后出现反转。

3.1.2 日本经济运行分析

（1）“两只箭”短期效应明显。

总体来看，安倍首先射出的“两只箭”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经济在2013年出现了暂时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在2014年各项经济指标都基本上出现反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安倍经济学”的推行并没能使日本经济出现长久的稳定增长。尤其注意的日元的贬值，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日本企业利益及出口竞争力但也会对日本的进口是相当不利的。同样日元贬值也会造成日本股价上涨及日本国债价格下降造成股票市场的繁荣和国债市场的萎缩。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元的大幅贬值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冲击特别是警惕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如资金大量流入中国造成中国市场流动性上升。

（2）“第三支箭”升级版急需推进。

安倍已在2014年6月下旬射出了日本经济复兴战略的“第三支箭”，内容包括事前期望值很高的企业法人税率下调和年金基金机构改革，其目标是提高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由于日本的劳动人口现在每年减少0.5%，因此经济增长几乎全部得来自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增长，可能还得采取别的措施，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和退休者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引入更多移民。但一些学者认为这“第三支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安倍的“三支箭”能否重振日本经济，这是一个长期的观察问题，而且也需要日本政府审慎度势地根据自身的发展问题作出新的经济政策调整。

3.2 “克强经济学”之后的中国经济

3.2.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确定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左右，M2增速目标为13%左右，通胀目标为3.5%左右。从我国2012―2014年4月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趋势看出，在2013年开始后货币供应年率出现一段平稳降低的态势，说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得到一定的控制。在2013年6月，央行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大印钞票拯救中国银行间出现的一次“钱荒”，这也就验证了中国政府将会减少对经济干预，逐步放开市场让市场各主体都能够充分竞争。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实现GDP增长率为7.4%，达到了政府预定的目标，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再单纯以追求高速GDP为目标，通过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经济转型是我国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目标。在物价指数方面，我国的CPI指数在2012年后出现下降，2014年5月CPI同比增长2.5%，基本符合通胀预期。从汇丰制造业PMI终值来看，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从2013年以来并没有呈现平稳状态，说明我国的经济受到外界的影响仍然很大。

3.2.2 中国经济运行分析

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由于前期过急的经济政策而使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在这样的结构调整阵痛期，企业经营困难、增长速度放慢都将成为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我国也正面临着房地产行业下行的风险、政府债务问题、环境污染和社会局部动乱问题，各种问题的复杂交错都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4年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控制在7%―8%的速度上，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使各个当地政府有更多的思考空间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未来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政府让位于市场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行，我国民营企业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经营范围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活力；利率市场化的循序铺展将会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发展，利率走向市场化将会让各个不同性质企业以一个市场的公平的价格获得融资；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带动投资、消费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应积极出具全面的改革方案以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带来的社会的动荡。

4 结论和启示

任何一项改革能取得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倍经济学”最初效果明显，但这种效果似乎正不断减退，不追加改革的，日本可能会重新陷入增长放慢和通缩的局面，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还有可能会过度依赖货币刺激政策，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后果。而我国经济的深化改革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化、利率市场化和简政放权的效应都没有显现出来。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应需要根据随时出现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改革中不断提高，在发展中不断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朱海燕.“安倍经济学”解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3，（06）.

[2]易宪容.“安倍经济学”效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06）.

[3]李南妮，陈玉财.“安倍经济学”实施效果和制约因素并存[J].浙江金融，2013，（11）.

[4]郭可为.安倍经济学评析[J].国际研究参考，2013，（09）.

[5]陈志恒.解读“安倍经济学"：国外学者观点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3，（06）.

[6]伍伟烨.充满武士道精神的“安倍经济学”――日本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走向[J].国际金融，2013，（08）.

[7]赵伟.“克强经济学”必须直面的难题[J].浙江经济，2013，（15）.

[8]王小广.克强经济学的“中国梦”[J].南风窗，2013，（17）.

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学家 经济学 中国改革

感谢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与学友们共同探讨我们这门学科面对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感谢年会邀请我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这个讲台上做主题发言，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走过的历程，意义更非同一般。

我浏览了大家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题目，它们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精彩的议论纷呈，实在是可喜可贺。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了25年前的1977年，为了拨乱反正，我的两位老师于光远教授和苏绍智教授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那时，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禁锢，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正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

如今，时过境迁，我深深地为中国这二十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与到会的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1． 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

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在“左”的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它是在改革中获得重生的。

不过，即使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顾准（1915-1974）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1]（顾准，1956)。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

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在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2]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3]”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和迫害。

在“”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1920—）、蒋一苇(1920¾1993)。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4]的主张，就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作了较之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5]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80年代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的实际措施的范围，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1904¾）、杜润生（1913¾）、廖季立（1915-1993）、刘明夫（1915-1996）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所谓“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当时被婉转地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6]

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应当承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某种理论指引进行，而是由千百万农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力，从而迈出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为农民私有农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作的理论论证和消除政治障碍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润生和一大批集结在他周围的年轻经济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批评为“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1896-1972)[7]。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建立市场制度，从80年代初期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运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智慧，为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了努力。例如，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林子力（1925—）的《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就为承包制作了系统论证。他还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时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定的一个算例，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雇工8人以下仍旧不是以占有他人劳动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保持着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这种说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雇工在8人8人，成为划分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界线，为城镇私有小企业争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的空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场已经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得到恢复，城镇民营工商业也开始成长，如何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便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这个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然而由于在“左”的路线下经济学备受摧残，使其完全不具备为经济制度的这一革命性演进提供理论支撑的能力。

我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英语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采用的是苏联教材。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学风，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8]，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分子”。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完结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现代经济学也经常是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分析工具来加以运用。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1921-）和O·锡克（1919- ）的讲学。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许多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9]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中重新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2．经济学在中国市场制度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关。

否定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完全自发的演进过程，人们的自觉努力，包括经济学的理论思维都不可能对这种自然演进过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论据之二，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我国改革和发展走过的弯路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奴隶。”[10]

在此，我想例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 “”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就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可以利用地区之间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在计划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局限性的消极影响，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建设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 market），以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11]（科尔奈，1999）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1/3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进一步成长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全面建设私有部门发展的市场条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提出。

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12]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第二个实例是稳定宏观经济方针的确定。

在正确确定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讨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13]则对这场讨论作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深入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J×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对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地规定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14]

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是人们公认为的我国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15]。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6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 T. Li）、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第四个实例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从1956年中共提出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着“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线进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教授和两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家吴稼祥、金立佐提出了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的观点[16]。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许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但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等外国专家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上，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治理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7]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新观念，并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 Hart）、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刘遵义（Lawrence La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18]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此外，经济学家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证。刚才韩正市长在致词中讲到，上海市目前正努力把自己建设成四大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而上海的这一“多功能城市”和“四大中心” 的战略功能定位，正是来源于1984年一次大规模经济调查和学术政策讨论的成果。当时，在老工业基地要“永葆青春，加速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8月，派出以宋平、马洪为首、由30位经济部门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振兴改造上海调查组”，对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召开了为期七天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术大型研讨会。在会上，薛暮桥、宦乡、徐雪寒、杨纪珂、于光远、张宣三、蒋一苇、童大林、吴明瑜、许毅、李宝恒等数十位经济学家对于上海发展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19]。在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文件，在1985年初经国务院批转下达。[20]

3、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来得到了本国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锐的补充。然而也应当看到，经济学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而且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理论的透彻的理解和对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的正确把握。纠正这种偏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掌握基本理论和进行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我想特别强调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经过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研究努力，现代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学问。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思想免不了混乱。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微观经济学。我与同学们讨论问题时，也特别注意不时地把他们拉回到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来。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而学好微观经济学正是把握这种有用的认识工具的起点。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有失偏颇的认识：一种是认为21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穷尽了微观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直接套用在中国实际上面，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像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更加逼近于现实，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旧原理变得完全过时。后者往往不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对现实作出的理论抽象；在放松某些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情况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原理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意义[21]。上述这种认识偏差妨碍我们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比如对于资本市场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开股票市场，资本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有的人说，股票价格的高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全在于市场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没有规律可循；还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这两种理论；造成了不少混乱。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的宽松讨论氛围。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欧管理学院(CEMI)的同事波以索(Max Boisot)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印象。他说，有些经济学教授对经济学教科书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的具体问题统统都知道，但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却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够把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现在的情况虽然由于有大量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深深感到，为人师表，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

今年11月我参加了《比较》杂志主办的中俄转轨经验比较讨论会，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包括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A. Illarionov）在内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写出来的论文中规中矩，严谨规范；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兼职，能够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发表中肯的见解。这种情形给那天到会的中国学者很大的震动。中国也有大量经济学家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如何能创造一种机制，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是在座诸位大学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不拘一格地引进和使用人才。

（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

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22]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的痼疾。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不良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

在国外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容或有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深透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无疑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家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政治社会条件钻研学术和汲取新的知识。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有失偏颇的。

至于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手法制造事端，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随意扣上“代表复辟势力”、“为外国势力服务”之类的政治帽子，更是不能容许的。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经济科学，为中国的改革和中华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蔡?P、林毅夫：《中国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杜润生：《杜润生文集（1980-1998）》，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科尔奈（1999）：《<通向自由之路>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评价》，《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楼继伟主编：《宏观经济改革——1992-1994背景 设想 方案 操作》，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5年

马洪：《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编著（1992-1994）：《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吴敬琏、周小川等著：《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

注释：

[1] 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2] 孙冶方（1961）：《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29-242页。

[3] 利别尔曼是苏联经济学家，他在1961年提出的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建议，被认为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理论基础。

[4] 马洪向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载《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8-245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6]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7] 邓子恢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担任负责农村工作的主要官员。他曾经因为主张在完成后实行雇工、借贷和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在五十年代中期反对合作问题上的冒进和在失败后主张包产到户，一再受到的严厉批评。

[8] 见陈振汉、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9]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

[10]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0页。

[11] 科尔奈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是有机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自由准入、保护私有产权等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bottom-up development）。战略B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参见科尔奈（1999）：《<通向自由之路>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评价》，《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第1-2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我认为，这种分析不仅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也同样有重要意义。

[12] 马洪（1984年7月）：《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公开发表于《经济研究》1984年第12期。关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经过，可以参看《百年潮》（1998）：《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第318-33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版。

[13] 这次讨论会于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长江旅游客轮“巴山”号上召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中方的参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会议开始以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见了与会外方专家。会议的主要文献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

[1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5年9月）

[15] 其中部分研究成果汇集在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编著（1992-1994）：《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6]厉以宁于1980年在有关劳动工资和就业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实行股份制问题，1984年在安徽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该报告收入《厉以宁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277页。吴稼祥、金立佐1983年写有《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发表在《经济日报》1985年8月3日。

[17] 在会上管理学大师P. 德鲁克除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问题作了论述外，还特别介绍了他在《看不见的革命：养老金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起源》（The Unseen Revolution: 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中提出过的关于以养老金基金持股为主的现代公司制度观点，给与会的中国经济学家思考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问题很大的启发。

[18] 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著：《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9] 参见《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全国关心世界注意》，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9月24日

[20] 国发[1985]17号《国务院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通知》。

[21] 本文作者同意许成钢在《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一文中对他所说的“经济学的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的分析；见《比较》第1期，第6-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7月。

经济学范文第4篇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 ,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 ,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部门经济学。它既研究服务经济活动中各种基本理论,也研究服务业经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从理论探讨中找出促进服务产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规律。

经济学范文第5篇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经济学范文第6篇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相联系，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劳工运动不断发展 ，这是劳动经济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中叶，劳工政策一词开始在经济学著作中出现。此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劳工政策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通过一定的劳工政策来缓和劳资矛盾，以保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劳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资标准及最低工资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就业的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条件的监督，劳资纠纷的调解，工厂法、工会法、罢工法、劳资关系法，等等。

20世纪初，美国管理学家泰罗进行了劳动定额和以劳动定额为基础的差别计件工资制的实验，并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等著作，这些对微观劳动管理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出版的美国布卢姆的《劳动经济学》，包括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主要内容。

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劳工问题极端尖锐化。此后，劳动经济学有了较大发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非自愿失业”概念的提出，对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西方现代管理方法的研究，例如行为科学、工效学等学科的发展，出不断丰富着劳动经济管理的内容。

新中国建立前，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已得到了初步传播。1928年，日本北泽新次郎的《劳动经济论》译本在中国出版。1929年出版的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一书，论述了中国劳工问题的历史、现状和解决途径。1931年，朱通九的《劳动经济》一书出版。朱通九认为，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科学。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还出版了一批有关劳工问题的社会学著作与法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劳动经济学的内容。

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

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

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

劳动力的微观管理，包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劳动组织与人员配备，劳动定额与劳动计量，劳动环境与人体保护；

工资，包括影响工资的因素，工资职能，工资形式，工资水平，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工资差别；

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包括疾病工伤、老年退休等社会保险中的经济问题；

劳动效率，包括影响劳动效率的因素，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微观劳动效率与宏观劳动效率及其相互关系等等。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劳动经济学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具体经济科学，它应研究生产关系中直接与劳动有关的部分，即研究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形式、对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形式等主要内容。

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和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及其他专业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也有一定的联系。

经济学范文第7篇

1.1以通货膨胀应对危机的误区

由于各国对危机本质的认识存在着误区，因此全球盛行的危机治理方法其实是犯了处理危机的大忌。危机本身就与通胀密不可分，在需求量增加的过程中，价格随之上扬，货币量急速增长，衍生金融产品的增长速度也比往常更快，价格暴涨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在达到一定临界点时必然破灭，危机就此爆发。显而易见的是，当今各国利用增加通货膨胀应对危机的做法存在不可取之处，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已悄然地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这种调控在短期内虽然能够有效地缓解问题，但与此同时新的经济问题也会就此产生。因此，从理论上说，与增加通货膨胀的作法相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减少货币量，通过帮助市场排干泡沫的方法来促使市场间供给数量保持在平衡的状态下。而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应对危机无异于舍本逐末，当今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的现状已然十分严峻，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就势必面临着多余的货币量难以消化的问题。

1.2应对危机的理想措施

凯恩斯主义为应对经济危机给出了指导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产生的不良后果，但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弊端。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增加投资，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等方法促进经济发展，但这种促进却只是短期的。在中国，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应用可以使企业获益，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种获益时，它其实治标不治本。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要理清危机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继而探索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绝不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生搬硬套。事实证明，政府实施干预、刺激内需、增加就业此类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完全缓解危机带来的恶劣影响。当市场上一旦出现因供给过量而引发的价格暴跌问题时，首先要有效地对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量进行评估，从而将应撤回的投资量的额度确定下来，其次，应将刚性需求与非刚性需求正确区分开来，制定出能够消化有效供给的方案。政府不能单单依靠增加就业和增加投资来谋求短暂的经济繁荣，应谨慎使用通过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调控方法。需求量是一定的，短期内增加就业其实是现在正消化着未来的用量，这会直接导致新一轮的供求危机。由于市场投机性的普遍存在，供求间存在缺口是市场的常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增加导致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稍纵即逝。市场价格上涨，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这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如果在供给和需求的估计上存在偏差，简单的扩大生产，那势必将使企业面临生产过剩的巨大打击。

2、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现状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并不能很好地预防危机的产生或是解决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1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模糊不清

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看似不言而喻的问题却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系统性的解释。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消费行为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消费目的却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使经济偏离了应有的发展轨道。在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之后，从传统生产行业中分类出来的产业有着越来越强的发展态势，但是他们与消费的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便错综复杂、本末倒置。市场对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越走越远，防范危机的手段却没有及时跟上。

2.2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匮乏

在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危机具有传导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不受影响。全球经济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严重，虽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做了宏观调控方面的努力，但是产生的作用力却是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国际层面上涵盖全球范围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还相当匮乏，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就更多了。

2.3缺乏应对危机的防范机制

经济学的理论仍旧停留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之中，对于危机原因的认识方面，人们各执己见，各种原因都导致了市场应对危机防范能力的缺乏。虽然就目前的理论而言，危机难以避免，但是经济学界不应止步不前，如何最大限度地推迟危机的到来，或者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机带来的危害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极具现实意义。

3、主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鉴于现今经济学理论无法根治经济危机，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走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无休止争论的怪圈，回归经济学本质，探索解决危机的全新道路。

3.1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的需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已经大大超过了消费品本身。诚然，国际社会中各个企业和国家的追求也不仅仅局限于消费品，更多的体现在货币财富、经济增速等更为宏观的方面，这写都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经济学研究者应在研究过程中回归以消费为中心的道路，保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3.2协调微观有效与宏观有效

在经济学的具体实践中，不乏许多对于自由放任经济制度过度迷恋的国家，也有过分强调计划经济与国家政策干预作用的国家。利己主义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保证，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直接等同，宏观上的资源浪费很大程度上是微观效率过高导致的。但宏观经济学的现有理论还仅仅局限于总量的分析，因此如何在保障微观经济人利己属性的前提下实现攻击和需求的大致平衡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3.3协调国家和国际大环境

经济危机的全球性显示出了当今宏观调控的盲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下，仅仅协调好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是远远不够的。世界经济想要一个稳定安全的大环境，必须出台一套危机预警机制，它能对全球经济或是超越国家以外的经济体起到合理调控的作用。

4、结束语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目的不明确、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匮乏、危机防范机制缺失等问题。只有走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开辟全新的经济学领域，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经济学危机。在完善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应该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积极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应对危机。

经济学范文第8篇

（Dani Rod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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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 Rodrik）

19世纪末以来，日益数学化和统计化的经济学表现出科学的虚荣，而经济学界被指责犯下了各种罪行。这些指控常常来自外部人士，那些非正统的边缘派―指控包括经济学界太过傲慢、无视收入以外的社会目标、过度专注于正规技术、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发展态势等。但最近，似乎经济学的领导者也开始感到不快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兼报纸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开始不断抨击那些最新一代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忽视了老派凯恩斯主义的真理。而新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也批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内，说他们“数学性”太强，结果是让问题变得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清晰。

芝加哥大学杰出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认为，这一学科为了便利而假设人是理性最优化者的模型，其实忽视了真实世界的行为。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指责同侪过度强调金融产品的好处，导致了社会动荡。

经济学巨擘的这些批判性考察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特别是在这个常常缺乏自我反省的领域。我也常常把目标对准经济学的“圣域”―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但对于这轮新批判，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潜台词需要澄清―并且拒绝。经济学不是那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模型的科学。问题不在于“达成关于哪个模型是对的的共识”（罗默语），而是指出哪个模型最适合给定的条件。而这样做永远带有一些艺术而非科学的成分，特别是不得不实时做出决定的时候。

社会世界与物理世界不同，因为它是人造的，因此有几乎无穷种可能。所以，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科学进步不是来自用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扩大模型数量，每个模型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不同的社会现象。

比如，我们现在有许多关于竞争不完美或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模型。这些模型并不意味着基于完美竞争假设的旧模型过时或不重要。它们只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不同环境需要不同模型。

类似地，强调启发式决策的行为模型让我们能更好地分析那些这一因素可能十分重要的环境。它们并没有取性选择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也仍然是其他条件下的首选工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型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拙劣指导。强调预期的模型有时最好用于分析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在其他时候，具备凯恩斯主义要素的模型会更好。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写过一则短故事―只有一段的短故事―也许能作为科学方法的最佳指导。在这个故事里，他描述了一篇遥远的陆地，在那里，地图学达到了荒谬的极端。一个省的地图详细到需要用整整一个市的面积才能把它展开。帝国全景地图需要整个省的面积才能展开。

而地图师的目标更加宏大：他们绘制了一张精确的一比一比例的帝国全图。博尔赫斯讽刺地写道，子孙后代根本找不到这张笨重的地图的实际用处。于是这张地图就这样烂在了沙漠中，和它所代表的地理学一起随风而逝。

许多当今社会学家无法抓住博尔赫斯的中心思想：理解需要简化。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最佳办法不是设计详尽无比的模型，而是了解不同的因果关系在每一次如何起作用，然后指出哪些在某个具体环境中最重要。

我们在上下班路上使用某张地图，在去另一个城市旅行时使用另一张地图。但如果我们是骑车、步行或计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么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图。

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中导航―选择哪个模型更有效―比选择正确的地图难得多。经济学者用各种技巧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实证方法。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中，我批评了经济学训练没有让学生具备该学科所要求的实证诊断能力。

但经济学的内部批评者宣称经济学错在经济学家没有形成关于“正确的”模型（当然也就是他们所钟爱的模型）的共识，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珍视经济学的多样性―理性人和行为人、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最优和次优、正统和非正统―把精力用在更明智地选择何时应该选择何种框架上。

经济学范文第9篇

一、引言

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论文联盟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

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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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

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

为什么或基于什么提出外语经济学？庞加莱早就说过：“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benacerraf ? putman，1983，中译本，102）”。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都需要有语言，而且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群体都需要讲同一种语言才能共同开展交流与交易。我们假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或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而言就需要解决另一门语言问题，即外语问题。然而，人类自从开始研究经济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学专家或学者把其母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中国也是如此。在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对涉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没有外语，涉外经济就无法进行。经济学界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需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的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中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语言特殊性使其经济构成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外语是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但外语从来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构成要素。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和有形的经济资源，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几乎始终把外语看作单纯语言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因素予以关注和研究，甚至把外语直接等同于母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张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

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以下简称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论文联盟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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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客观上存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先天性差异以及母语与外语之间互换抑或出现的新生差异，导致在涉外活动中会经常发生有形或无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涉外活动。所以，这种劳动表面上是一种语言互换，实质上是消除先天差异和避免新生差异，从而使语言与语言接近或尽可能实现等值或接论文联盟近等值。

2.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本质的驱使或反制。外语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它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性，人类本能和理性。

第一个方面是人类民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与心理有关联，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集体心里的表征；语言与人种有关联，语言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或文明史“彼此融合，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创造了民族”；语言与地理有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显而易见的语言差异”。一个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适应“基因”，在特有的语言环境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语言本身以及其内涵和外延，尤其能够自然熟悉语言所承载的其大脑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力，而且其外在语言媒介能够自然与大脑的自己民族语言能力“天然地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自己民族语言的根本性的作用下在头脑中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性、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第二个方面是人类本能。目前恐怕人们还不能从语言学或经济学角度对人类的本能进行解释，但完全可以从认知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找到相关解释。人类对利益追求的本能一是靠直感指引，二是凭信心决断，三是无限贪婪。从原始角度来看，人类的本能需要催生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又激发人类的本能需要，而且人类在一直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因此，人类的个体或群体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种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且都在竭尽全力自动追求这种利益。所以，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交易任何一方都会从人类本能角度出发自然而然地追求和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语言似乎与人类本能具有某种“自然性”、“意识性”和“回应性”，但人类受到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不断且长期得到进化，加之受到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强烈塑造，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人类本能形成自然反制。

第三个方面是人类理性。亚当•斯密早就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这一论断告诉人们，狗与狗之间不能交易除了因为没有语言，再有就是它们没有理性。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恰恰表现在两点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在一种语言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语言自然而言地蕴含着自己民族的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所承载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信息；而语言不仅影响甚至造就这个民族。因此，无论是这个民族的个体还是群体，其语言必然彰显业已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其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必然或隐或现反映这个民族的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理性，而另一个民族同样有其自己的理性。此理性与彼理性从人类共性角度来看是相同的，但实质并不相同。一个民族的理性不能体现或不能完全体现在自己语言上，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其理性的载体但不能有形地体现其理性。在利益面前，交易双方以及外语人都会一方面受到人类共同理性的抑制，另一方面又都会受到其自己民族理性的强烈冲击，因为人类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理想的完全理性。

在涉外活动中，将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用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还是用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互换？因为思维方式决定语言表达顺序和表达方式。二是在追求和维护利益时会出现文化和基本理念碰撞，如何从人类的共性和从民族的个性两个角度实现双方均可接受的理性、公平和正义？三是在了解并掌握交易一方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把握好自己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分寸和尺度？在一般情况下外语人不是受到自己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就是受到另外一个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所以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制约自己的言语行为。

人们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适应自己民族语言的某种“基因”，在其特有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及其内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以及经济制序的约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与这些约束相适应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当出现了与这些约束相违背的“外侵”，即出现了外部约束时，人们自然会从心底里发出抵制的信号，这时人们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发挥作用来本能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种种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的共有本质还是一个民族特有本质都是以一种无形的形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会抛开人类的共有本质左右自己的言语行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总之，一种语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语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关双方会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时又受到人类理性的反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而且又只能从语言中找到答案。

3.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言语行为的推动或制约。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伴随着该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就总体而言，语言一直是适应着人类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构成人类的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具有语言并且使用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与自己民族同在，外语人与言语行为同在。外语人实施言语行为必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无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常常受到人类本质的自然推动，而有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受其本质的驱使，即以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极力维护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以及对方民族的种种约束的反制。第二个条件，外语受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表现为：一是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除固有差异的程度；二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避免产生新生差异的程度；三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解文化差异的程度；四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减少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的程度；五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使用肢体语言的程度等等。

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使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的速度实现最佳化将是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即便懂母语也懂外语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为即使外语人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也不会比外语相关信息更丰富；而且，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也同样丰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也未见得与外语相关信息一样丰富；最后，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不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丰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未必没有外语相关信息丰富。由于语言的不同、其承载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载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语言无法显现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语与外语只有在两种语言“完全” 相同时，一个词才对应一个词、一句话才对应一句话、一个语段才对应一个语段。不然的话，一个词与一个词、一句话与一句话、一个语段与一个语段的内涵与外延等就永远不会像一个天平上两边质量完全相等的两个砝码。转贴于论文联盟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刘国辉、张卫国,2010）。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 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开拓者jacob marschak在1965年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他在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他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并且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究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为语言经济学的形成和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先驱作用。（jacob marschak,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ral science）在1996年，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综述文章，提出了语言经济学一直沿用的概念并界定了其研究主题，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标志着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真正形成。此后，一方面是加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学者围绕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开展了语言政策的经济性、双语或多语言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博弈论经济大师鲁宾斯坦不仅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反思，而且尝试“通过给出‘经济学式的分析’来讨论语言问题，以揭示经济思想与语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他在2004年出版的 《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站在“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角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言本身进行探讨，把语言本身视为一个函数，而非变量，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学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该书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纲领性著作，是语言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在国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此进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张卫国博士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可以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

1.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关键要看该投资是否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给个人、企业或社会带来收益。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

2.语言是公共产品。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群体中，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因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收益。这表现在：语言的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双语或多语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地区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3.语言是一种制度。人类表达思维的方式总是按一定规则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它具有规范人们言说表达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或通过言说所表达的，可以说，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有了语言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习俗、惯例、规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或者说，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作为制度并不是指语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语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对待，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虽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来了，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分析平台。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

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关这一研究基本上比较零散，多半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其研究尚未成型，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学者们公认的定义，其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研究的脉络及其成果来看，学论文联盟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们把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超凡“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具体语言”，基本上没有落实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围绕语言与经济或经济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经济学与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术概念：“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但就其总体而言，所有研究都是从语言本身、基于语言本身、为语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也还是没有脱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圣经”，这也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两项分析研究至今在国内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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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外语经济学研究不关注对语言本身的单纯研究，也不关注索绪尔超凡“语言”以及“具体语言” 的经济特性，同样也不关注学习一门或几门外语所进行的投资、与此相关的收入和福利、短期利益以及长期利益；而是关注在涉外活动中外语互换成母语或母语互换成外语过程中消除语言的先天差异和避免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产生新生差异，关注决定语言互换质量的外语人本质，关注决定语言互换速度的外语人言语行为，关注外语资源的科学配置；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在涉外活动中把由外论文联盟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之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从而确定这一因素对涉外经济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而语言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语言本身，以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一种公共产品、一种制度为分析研究的核心，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就语言为语言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或“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本身，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实质上仍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经济学范文第10篇

该文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对其分析略做评介。

一、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先驱

谢尔曼首先指出，虽然某些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曾经受到了索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Venlen）以及美国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但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无可争议地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鼓舞，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引用的方法，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谢尔曼揭示了作为激进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有四个主要的同科学哲学相联系的信条。第一，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超自然的世界，以至于人们必须使其分析立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第二，马克思相信科学决定论，认为，任何给定的事件，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都可能根据先前的事件来解释。第三，马克思相信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表明，人们必然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同其他现象是相互联系的吗？任何过程的两个明显对立的方面是实际相关的吗？这种关系是矛盾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我们观察的某些缓慢的变化将导致某种相关的变化吗？如果存在质的飞跃，那么，是何种缓慢的变化导致这种质的飞跃？第四，马克思是一个讲究道德原则的人文主义者。既然没有比人性更高的东西，那么，改善人的生活便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马克思在对于阶级利益的分歧和矛盾的认识上却不同于功利主义者，例如，合乎道德的最好政策从奴隶和奴隶主的各自的观点上看是不同的。马克思也认识到没有脱离道德价值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每个有价值的论断都是事实和价值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应当反映被压迫、被剥削团体的道德价值。

由对马克思哲学的讨论，谢尔曼进而探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把历史看作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仅仅是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的技术成分（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而且还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特别地说，是经济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社会上层建筑包含（a）制度，例如政府、教育制度和家庭；（b）思想观念，从个人的心理观念到科学思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统一体相互作用，各自都决定其他方面。马克思既反对思想观念（它们自身不能得到解释）决定经济基础的狭隘理论，也反对经济基础（它们自身也不能得到解释）决定思想观念和制度的狭隘的理论。

当人的和阶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硬化为法律而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历史的变革就将来临了。进步的阶级关系和僵化的阶级关系之间的紧张引起阶级冲突，从而导致革命。阶级冲突表现于经济、政府和其他制度中，也表现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应用于结束封建制度的1648年的英国革命；应用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应用于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1917年俄国革命；应用于结束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1949年中国革命。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谢尔曼正确指出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全部分析中重要作用。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决定于进入其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资本家雇用工人一定长度的时间并支付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工资。工人在该时间长度所生产的价值唯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花费。工人的工资是按照对工人的评价在劳动市场上决定的，这也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为保持工人的机能所必需的。马克思把工人想象为首先生产他或她自己工资的价值，然后生产更多的价值，直到劳动日结束。这个额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一切工人，不管他们的工资高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生产利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

谢尔曼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周期性萧条或衰退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扩张过程本身引起下降，并非是任何外部原因引起的。马克思作为萨伊定律的早期批评家，曾经指出，萨伊实际假定了一个孤立的、非市场的、物物交换的经济。当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仅仅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是通过货币媒介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失业和萧条的可能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每个扩张期间，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导致有限的需求和成本的提高。需求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因剥削而被压低了。成本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原料和固定资本的短缺（例如，利息率随机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工资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成本也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便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或降低工资来解决危机。当利润率在周期的顶峰被锁定的时候，资本便不能通过新的投资来寻求出路，所以储蓄被窖藏起来。减少的投资意味着减少就业职位，减少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同样的相反的过程也导致经济的复苏。

二、当代激进经济学的社会根源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世纪50年代，谢尔曼认为，美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黑人安于拥有支付最低报酬的主要职位及教育很少的“地位”。妇女也安于从事炊事、清扫和照料孩子而获取低工资的工作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揭露”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核战争的危险和环境的破坏，是这个时期的最畅销的书。要求黑人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部分地是因为黑人离开了南方农业区域进入南方和北方的城市。

另外，谢尔曼指出，约翰逊政府使美国卷入越南的一场不寻常的战争。结果，便出现了巨大的觉醒和强有力的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而黑人运动则变成了更具战斗性的、要求黑人权利的运动。同时，要求妇女解放的妇女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部分地是基于日益增多的妇女跻身于雇佣劳动者的行列，现在，有50%以上的妇女变成雇佣劳动者。

谢尔曼概括地说，由于反战运动集中在大学校园，像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一样，大学受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和某些青年教师中，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激进的观点，但很难把这些观点归于个人的名下。在经济学中，激进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被称作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的组织——当时它包含——现在仍然如此——整个激进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

三、激进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谢尔曼强调激进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对立，他赞成激进经济学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所做的批评。他把激进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相干的，因为它没有提出主要的公共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能部分地是由于新古典的科学哲学，这种新古典科学哲学趋向于狭窄的经验，把经济现象看作是孤立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并忽视变革。结果，新古典主义没有论及诸如战争与和平、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反应。认为某些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把新古典的分析应用于家庭、环境和种族问题（例如加里?贝克尔和托马斯?索维尔的理论）。但是，从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上看，这些分析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分析产生了一些保守的（即市场趋向的）答案，这些答案常常表现为绕开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而不是解释这些问题。然而，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些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激进经济学家批评的结果。

第二，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充足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并且忽略了结构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权力和阶级矛盾的事实，同时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

第三，激进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偏向于资本主义的地位。它集中于边际的变化，并隐含地假定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经济体系的效率标准，但却忽略其他的重要标准，或者使其他重要标准最小化，例如，关于平等和收入分配，环境破坏，失业问题。整个边际生产力理论维护现存的收入分配，因为，其结论是各种要素都获得等于其边际产品的收入。这不仅拒绝考虑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导致了认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必然是低劣的看法，因为支付给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少于白人男性的收入。

四、激进经济学的方法

谢尔曼分析了当代激进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指出，激进经济学方法是涉及跨学科的，历史－变革的，制度的分析。它集中于矛盾而不是调和，集中于权力而不是平等的假设，集中于阶级而不是个人行为，集中于动态学而不是边际的变化。

谢尔曼把激进经济学家经常在非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激进经济学杂志也经常登载非经济学家的文章的事实，作为激进经济学的跨学科的性质的一个证明。他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变革中的统一体，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看作是相关的。因此，对于激进经济学家来说，从单一学科的观点上来考察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除非我们理解了使之成为现状的历史变革，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一个给定的社会。因此，历史是激进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激进经济学家还反对任何纯粹经济学，赞成按照给定的历史线索来认真考察现存的制度。因此，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结构，才是适当的方法。

谢尔曼在其文章中揭示了激进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现今的资本主义是各种阶级利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而不是简单的个人的、相当和谐的利益加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阶级矛盾，是因为大多数人为生活而劳作，他们是因其劳动而获得工资或薪金的人；但是，资本家阶级却拥有公司及其产品。由于资本家阶级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利润，便存在一个固有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改变产生矛盾的基础来解决。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交换，而是资本家雇主拥有远比个别工人多得多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仅在工资谈判中看得到，而且也在对政府的影响中看得到。最后，激进经济学家认为，重要的是要对比较制度研究做出贡献。他们认为仅仅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内考察边际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不同的社会经济选择。在没有看到不同的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便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的制度。激进经济学家和其他激进主义者认为，必须思考选择不同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的可能性。

五、激进经济学的特殊应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交换过程中的一切价值都是花费社会必要（在一给定的技术水平上）劳动时间的结果。他认为，由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全部归因于劳动，因为资本品本身是由先前的劳动生产的。工人，由于他们没有获得他们加之于业已存在的资本品和原材料上的全部价值量——因为资本家获取了作为利润的价值的差额——受到了“剥削”。

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基本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同时，谢尔曼又指出，在当今激进经济学家中间存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细节的困难的、抽象的、难解的和雅致的理论化。许多争论集中在马克思的从价值层次向生产价格层次的“转形”分析上。这个课题引发了大量的数学论点，也引发了从重申马克思的理论，到显著改变马克思的理论，到反对他的理论的各种结论。许多激进经济学家接受了新李嘉图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新李嘉图主义理论达到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的结论，但应用了非常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具有其独立特色的理论，是如下一些内容：

（1）劳动分割理论

激进经济学家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反映了他们在反对歧视运动上的参与。他们所考察的一个领域是对第一级劳动市场和第二级劳动市场之间的劳动市场划分的实际的考察。第一级劳动市场的工资（或薪金）较高，且是在大公司就职的永久性的职位；第二级劳动市场的工资较低，基本是在小企业就业的临时职位，或者是大企业中的缺少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制度上的理解有助于认清歧视，因为大多数妇女和黑人都在第二级劳动市场就业。

（2）商业周期

激进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显著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商业周期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了。激进经济学家正式把这个领域称作经济危机理论，因为他们把经济衰退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激进经济学家强调，现今类型的商业周期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并且只能通过结束资本主义来消除它。有三种主要的激进经济危机理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消费不足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对被剥削的工人支付有限的工资而产生的有限的消费需求，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个扩张都达到有限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不能再通过销售增加的产品而实现利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过度投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每个扩张都导致失业工人后备军的枯竭，随之而来，劳动者方面的增加的集体工资谈判力量便导致一个减少剥削和利润的不断提高的工资份额，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一种是通常仅应用于长期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技术进步使加之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多于劳动，所以，同样的剥削程度将导致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把这些理论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

（3）帝国主义和发展

也许绝大多数的激进经济学家都在发展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发展领域，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激进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一种划分，一些人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在引起不发展上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阻碍发展的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虽然所有的激进学者都承认阻碍发展的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但在这两部分激进学者中却存在非常不同的观点，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依附性”（dependency）是发展的障碍，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反动地主阶级及其政府的作用。

（4）比较制度

最后，许多激进经济学家分析了世界上的不同的制度，并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在许多国家存在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激进经济学家们不同意称前苏联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生产资料为政府所有，但政府基本上没有进行民主管理。激进经济学家对中国、古巴、前苏联以及东欧进行了细致的具体的研究，他们在关于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是非曲直上存在着争论，在关于新的文献的论断也有争论。这个论断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结果，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方法的激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

此外，激进经济学对经济集中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阐述。

六、几点评论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家基本理论观点和倾向的分析，已如上述。对此，本文可以做以下几点评论：

（1）从本质上说，激进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可以将他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径直称之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前文所述，激进经济学，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流派），因为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探讨了作为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探讨了资本的国际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及其带给落后国家的不发展。

（2）激进经济学家是同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相左的经济学家。这不但表现于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而且还表现于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上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可以通过市场创造经济效率和经济的最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个人和社会都可以实现福利的最优化或最大化。而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制度，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挥到了极致。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现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对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国际剥削。

（3）激进经济学家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强调历史的、制度的和跨学科的分析。虽然也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历史和制度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或制度变迁，但这种分析充其量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的引申，贯穿着“市场万能论”。激进经济学家的视角则要宽广得多，强调除了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对于经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制度的变迁或历史变革是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法律等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谈论跨学科的分析，例如，有一种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强调由于经济学的固有的性质而使它逐渐走进了其他学科，实现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但这种所谓跨学科分析除了宣扬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主义之外，没有表明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影响。而在这一点上，激进经济学家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强调其他学科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张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丰富和完善经济学的分析。

（4）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在资本主义下面所发生的各种不良的现象，例如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是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根本解决的，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始终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消除这些矛盾，最根本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和试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救治资本主义制度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形形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完全不同的。

（5）全世界都在谈论经济全球化，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世界国家要逐渐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这显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世界一片“全球化”的声浪中，激进经济学家敢于说“不”，像前文已经指出的，激进经济学家根本上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的说法。这种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立场，显示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