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论文范文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个人主义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问题时难以推导出审慎的道德选择。在英文中，个人主义的表达是“individualism”，这是一种道德态度，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强调个人的道德存在价值的社会共识。它的基本前提是人类个体要求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3］。因此，个人主义的本质在于强调个体的尊严、权利和价值，强调理性的人类具有选择尊严、权利和价值的可能性，强调不论个体通过何种方式加入到社会中，都具有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强调民主、自治和理性，这带来了个人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问题上的悖论。从个人主义下的民主原则出发，人体基因科技能否全面实施是一个二元化的答案，即行与不行。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罹患只有依靠改变基因才能治愈的疾病的人在社会中处于少数地位，而由于惧怕伦理学家们所鼓吹的基因革命引发的末世危机，占社会多数的人群不愿意通过关于人体基因科技的法案，使得少数人仅有的治疗疾病的权利被剥夺;另一种情况是，占社会多数的人群因为听从科学家们乐观的基因革命立场，相信基因能够使人类更加强大，而愿意通过关于人体基因科技的法案，使得人类作为族群所面对的存亡风险陡然增加，并将子孙后代置于未知的境地;理论上还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即同意进行基因改造的人群和不同意进行基因改造的人群数量相同。因此，民主原则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问题上难以具有真正的意义，这正是人体基因科技特殊性的体现。一方面，人体基因科技的专业性使得人们容易被舆论导向所影响;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人体基因科技受益或受损的未必是当代人，很难要求人们立足于全人类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思考问题，这有悖于个人主义要求关注自身的独特性。

个人主义强调的理性被暴露在显微镜下，它的真实情况能够在基因序列中得到证实，这也将带来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理性被证实是独立于基因而存在的，如同康德所架构的先验理性一样，通过人体基因科技对个体基因的修正或增强都不会影响到人的理性，即对自然世界中的人的修正改变不了理性世界中人的地位。因此，从“人具有理性”的角度出发无法推导出应该限制人体基因科技发展的结论，对人类基因的修正亦不会影响人的本体性。另一种可能性是理性被证实是依附于基因而存在的，那么人的理性世界来源于人的自然世界，受到人类基因的限制。换言之，人的理性不仅存在，而且可以根据人类基因进行预测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允许人体基因科技中的基因修正或增强的主张，人的理性就成为了人工设计的产品，将会导致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的权利框架崩塌，自由主义所赖以建立的根基将受到冲击。由此可见，随着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仅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理性出发，既可以推导出不应该限制人体基因科技的开发研究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受人类基因的限制;又可以推导出应该禁止人体基因科技的开发研究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能独立于人类基因而存在，一旦改变人类基因，将带来以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动摇。在当前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仅能从疾病预防的层面上探讨实施人体基因科技的领域和范围，无法永久禁止在当前情况下禁止的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基因增强，这是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探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存有的悖论，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无法完全达到从立法上全面禁止可能改变人类基因的人体基因科技的目的。

二、人体基因科技立法在自由选择问题上面临的悖论

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关于干细胞的声明》指出，在一些已经患有疾病的情况下，预防或治疗疾病可能会导致一种崭新的和潜在的优生学风险，影响那些已经生存和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类，并指出个人差异和自由选择应该被保护，个人的完整性和个人权利应该予以坚持，因此，不建议进行能够影响到未来人利益的基因修正。欧洲的《奥维耶多协议》第四章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旨在改变人类基因组的干预只能出于预防、诊断或治疗目的，且仅当它的目的不是基于对后代基因组的任何修正，方得实施。这些规定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基于保护未来人的自治权利而制定的，然而，这些规定充分反映出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自由选择权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所面临的悖论，体现出代际可遗传的“自由选择”问题。遵循自由原则，个人享有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限于当代人，亦应该适用于那些未来要生存在世界上的个人，他们的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既得权利，还是一种期待权利。因此，人类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时享有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自由选择权天然地及于当代人，也及于未来人。但是，在实践中两种选择权可能存在矛盾，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本身内含着当代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是否适用基因改造技术的权利，而鉴于基因的遗传特性，当代人的选择势必影响到未来人的权利，影响到未来人的自由选择权。这种代际间可遗传的“自由选择”带来了自由主义优生学的问题。尼古拉斯•阿加主张父母只有在确保基因改造有利于其子女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自由地对子女的基因进行干涉，且倡议允许当代人改造下一代人的基因，但是要保证这种改造由个人决定而不是由国家决定。换言之，在人体基因科技问题上，政府要保持中立地位，由父母来决定如何在不影响孩子的自由人生规划的前提下增强基因［4］。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学者的支持，主张绝对自由的罗伯特•诺奇克认为，人体基因科技应该完全自由开展，人们应该建立“基因超市”以备父母在完全不受任何政府强制性决策限制的情况下自由选择孩子的基因。主张平等主义的德沃金则认为“使人类未来一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本质上是不存在问题的，“相反，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努力去改良人类，决心用我们蓄意的设计来改进上帝慎重地或自然盲目地进行了千万年的人种，那么道德个人主义的首要原则统领着这份努力。”

他认为，自由主义伦理不应该在人体基因科技的发展中投反对票，因为这不合乎自由主义伦理所要求的允许人们通过发达的技术手段得到幸福生活的要求。优生主义虽然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启迪并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学者的支持，但是，这种思路带来的是尖锐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尊重了父母的自由选择权，保障了当代人在人体基因科技适用问题上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它所允许的是父母能够自由地按照他们对事情后果的假想而做出选择，而父母的决定必然严重受到现存观念中关于美好生活本质认识的影响，因此，在给予父母自由选择权的同时，亦侵害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如果允许父母通过改造基因的方式增强孩子的抗病能力，并强制性增强各种认知、社会和智力能力，那么，国家也必须对这些基因干预进行授权，保证基因干预的合法性，以便实现对类似胚胎等自然产品的安全保障［6］。这意味着可遗传的“自由选择”既在父母和子女的个人自由选择问题上存在悖论，不利于代际公平的实现，又暗含着政府干预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些分析和争论，不难看出，在自由主义框架下，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仅保护未来人的自由选择权而忽视当代人的自由选择权，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可的。

三、解决悖论的可行性思考

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的多份声明都明确规定了人类基因组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不论是从人类基因数据的保护方面，还是从人体基因科技成果的分配方面，都要求重视基因对人类个体、家庭以及社群的意义。这些规定显然不是仅仅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出发所制定的，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了人类的整体价值和区域文化的特殊性，这恰恰是社群主义的主张。因此，针对自由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领域中面临的悖论问题，援引社群主义的观点能够对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层面产生积极影响，缓和与化解许多源于自由主义核心理念而引发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上的争议。首先，对社群主义观点的借鉴有利于缓解人体基因科技对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自然状态的动摇。

社群主义者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并非是构建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前提，人类是进入到社会后才被赋予德性和善，通过这种设定使得个体之善和共同之善在国家中得到糅合，人类真实的自然状态并不影响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追求善的权利，也不影响人类步入社会、组成国家后享有权利的正当性。虽然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群主义主张的这种善很容易导致极端家长式的国家管理，继而引发集权政治，但是，不能否认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方面，它更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一旦人的自然状态的假定变得微不足道，平等问题也再次回到了社会层面上，人类的先天不平等同自然状态的假设一样，再次变成了可以忽略的问题。因为人的本质是作为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人，所要求实现的平等是共同体中的平等而绝非作为个人所要求的天赋平等，不平等问题在社群主义的设定里明确地变成了社会造成的问题，这使得人体基因科技所能够通过技术实现的先天平等不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援引社群主义观点对可修正的“先天不平等”问题加入了更多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思考后，完全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选择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来改造个人基因是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而国家的责任不仅是要保护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还要顾及到全社会成员追求共同性美好生活的权利，这就解决了单一的自由主义观点带来的平等问题上的悖论。在社群主义的道德追求中，人们对通过技术手段修正先天不平等的关注和选择被转化为对因先天差异而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考和防治。其次，针对自由主义设定的民主、理性及自由问题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存在的悖论，社群主义的引入能够起到剂的作用。自由主义的民主要求强调个人的理性，强调有限政府的重要性，不追求政府的主动性，正如麦金泰尔所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中，他是作为公民个体进行推理的;在托马斯主义者的实践推理中，个体是作为探究者来探究他或她的善或他或她的共同体的善的;在休谟的实践推理中，个体作为有产或无产的参与者，处于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性的社会中;但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实践推理中，个体却作为个人而进行推理。”［7］社群主义者认为，任何将个人从社群参与者的角度中抽离出来的论证方式都是不可靠的。人只有在参与到社群生活中后，才能证明自身之所在，即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证明自身之价值，才具有生存之意义，因此，个人理性亦不能独立于社群生活而存在。社群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的理论应该顺应时代要求有所改变，主张政府应起到引导人们走向共同的善的积极作用。

鉴于人体基因科技的高尖端程度，政府在面对该项技术的立法问题时，如果采取守势，可能不利于这项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理解，也不利于涉及到人类基因保护的共同的善的形成。相反地，如果政府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在对国民的教育过程中，慢慢渗透和说明人体基因科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以及能够带来的优势和利益，将有利于个人在面对人体科技问题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人体基因科技的话语权方面。人体基因科技的专业化程度和语言的晦涩程度使得具有解释权利的主体在交流中起到主导作用，在话语权的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限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有限政府，而应该更为主动地关注人体基因科技中的话语权转化问题，提高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引导能力和平衡能力，这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问题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体现在政府对医生、研究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道德规范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府对人体基因科技产品的研发核准和临床研究审核上。政府的这种引导和平衡是积极的，目的在于防止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的过度倾斜和集中，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对共同的善的追求。西方国家一直大力发展人体基因科技的伦理委员会建设和关于此项技术的基因咨询建设，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科技滥用的情况，保障人们的知情同意权;另一方面是为了人体基因科技话语权的开放，进而为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体制下推广和普及人体基因科技开辟道路。最后，援引社群主义的主张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树立人类共同的善的理念，有助于缓解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价值普遍性所引发的矛盾。社群主义承认特殊性的重要地位，认为受到历史、文化、科技等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整齐划一的价值取向是不合理的，应该允许各国按照自身的客观实践来选择能够遵循的法律规制方式，不能因为他国在某些方面与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普遍价值有所冲突，即认为该国的这些方面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或是判定这些方面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吸收和理解社群主义所推崇的共同的善，将有利于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保护上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这既能缓解各国在人体基因科技竞争中的巨大压力，又能增加在国际间建立关于人体基因科技合作共识的可能性。

正如在一个社区范围内确立共同的善将有利于这个社区的公共利益一样，地球作为人类最大的社群，建立共同的善将有助于对人类基因资源共有性和多样性的保护。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要求的价值普遍性的缓冲，也有助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人体基因科技立法。虽然儒家文化强调的家庭主义不同于社群主义对社群的理解，但家庭作为一种社群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家庭作为儒家文化下的第一社群，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且通过家庭的观念将当代人同祖先与后代密切结合在一起。儒家重视家族的完整、繁荣和持续，讲求自然的男女结合和传承，因此，在人体基因科技的立法方面，东方国家很难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要求摆脱外力束缚实现完全个人自治，家庭应该作为第一考量对象而受到重视。这一方面要求在是否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方面要由家庭共同决定，另一方面要求在适用人体基因科技时要尊重人的自然属性，保持人伦关系的稳定。儒家文化对人体基因科技的要求可以视为对家庭“共同的善”的追求，这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社群主义在人体基因科技立法方面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单一的自由主义观点在面对人体基因科技立法时存在悖论，援引社群主义对共同的善的追求有利于修正自由主义的一些极端观念。不论是在人体基因科技成果的惠益共享问题上还是在基因专利的保护问题上，强调社群的重要地位，将社群主义理念中合理的部分纳入人体基因科技立法中来，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建立相互融合的互助关系，有助于为人体基因科技的法律规制提供更加客观和实用的理论依据。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档案管理》；2012年；文献计量；统计分析

1 引言

《档案管理》创刊于1986年[1]，连续入选中文核心期刊，刊发了大量高被引的论文，备受业界关注。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档案管理》2012年的载文情况，作者对当年刊发的全部文章进行了各项统计。为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对关键词作了必要的规范，归并了重复引文，剔除了无文献来源的注释性引文，并对全部引文逐一进行了核对，修正了引文中的差错。

2 统计分析方法

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该刊2012年刊发的文章从栏目发文量、作者及地域和机构、主题、基金论文、引文类型及年代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运用CNKI检索了被引情况。根据载文实际和统计分析的需要，作者统计分析不含“通讯”、“卷首语”、“文摘”等栏目的文章，主题统计分析不含无关键词的文章，引文统计分析不含无参考文献或参考文献类注释的文章。

3 载文统计分析

3.1 载文栏目发文量。2012年《档案管理》设置有“卷首语”、“理论探讨”、“争鸣”、“业务研究”、“局馆长访谈”、“专题沙龙”、“调查报告”、“海外采风”、“工作园地”、“史料钩沉”等18个栏目，共刊发文章277篇，表1是主要栏目的发文数量。发文量集中于“工作园地”、“业务研究”、“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四个栏目（表中单列了占比）。

3.2 作者分布。作者统计针对“工作园地”、 “业务研究”、“调查报告”、“理论探讨”、“海外采风”等9个栏目的242篇文章，其中独著210篇，两人合著28篇，三人合著4篇，分别占统计文章的86.78%、11.57%和1.65%。

3.2.1 作者发文数量。最多的发文6篇，共两人，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共12人（“+”后为第二作者发文数），另有马帅章等28人发文2篇（含非第一作者）。

3.2.2 第一作者地域分布。以第一作者发文最多的为河南作者（168篇），其次是北京（9篇）、山东和上海（各8篇），发文作者涵盖了19个省市。河南省又以郑州、开封、濮阳作者发文数量居多（105篇）。

3.2.3 第一作者机构分布。由于有些文章作者单位不够具体，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有一定影响。242篇文章中，各类院校和各级各类档案馆（局）的作者占比较高，分别发文102篇和82篇。

3.3 主题分布。关键词是从文献的标题、摘要和正文中选取的，能够反映文献的主题[2]，因而选用关键词进行主题分析。2012年《档案管理》中有关键词的107篇论文共有关键词401个，篇均3.75个。涉及关键词305个，最多的仅出现8次，可见分散度较大。为较好地反映文献主题，可将表达相同或相关概念的关键词进行必要的统一，如将“档案馆”、“档案局”、“档案部门”等统一为“档案馆”。规范统一后，利用自编的软件处理得到以下统计结果。

3.4 基金论文。2012年基金项目论文共25篇，基金论文占比超过10%。其中，河南省档案局科技项目《转变档案行政管理职能研究》、《档案执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各发文3篇，河南省档案局科技项目《档案立法技术研究》发文2篇，基金发文量如表4所示。

3.5 引文统计。2012年《档案管理》文章中，列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类注释的论文96篇，共有引文725条（其中外文13条），篇均引文7.55条。从年代分布看，2005年后的引文数量占66.62%。引用文献类型中，期刊论文最多，占比达70.62%，其次是电子文献、图书和学位论文。表5列示了引文的年代分布（“其他”为1980年前或无法确认年代的）。

引用文献中的期刊论文共涉及期刊139种，其中以档案类期刊为主，排在前9位的都是档案核心期刊，其次是非核心档案类期刊和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

3.6 被引统计。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截至2013年4月23日，2012年《档案管理》刊发的被引论文达25篇，其中《中部六省市级档案网站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估结果分析》被引3次，《浅谈事业单位档案的信息化建设》等两篇各被引2次。表6列示了十种档案学期刊2012年发文及被引情况。

4 结论

通过以上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4.1 从栏目发文分布看，“工作园地”、“业务研究”、“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四个栏目是发文主体，“工作园地”和“业务研究”两栏目的发文量超过发文总数的一半，表明《档案管理》特别注重结合工作实际，与其“以业务指导为主，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1]的定位是一致的。

“卷首语”是许多档案刊物共有的栏目，但《档案管理》六篇卷首语的内容均为“档案依法行政管理”，对做好档案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4.2 载文中独著文章居多，发文2篇以上的作者超过40人，他们独立或合作发文的数量超过100篇，表明《档案管理》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作者队伍。但作者以个人自由研究为主，论文合作程度偏低[3]。

发文作者的地域和机构数据表明，《档案管理》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注重反映本省的研究成果，注重各级各类档案馆（局）的业务交流，不断传播和促进学术研究。发文作者集中在各级各类档案馆（局）和各类高校，反映了这两个系统科研能力较强[3]。

4.3 从关键词的词频可以看出，《档案管理》2012年特别注重刊载“档案执法”、“档案法规”和“立法”方面的文献，同卷首语的内容相呼应。此外，“档案馆”、“档案”、“档案管理”、“档案鉴定”、“档案服务”等也是刊载的重点，有很强的实际工作指导价值。但列有关键词的论文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统计结论的准确性。

4.4 基金项目多为与档案工作相关的省部级以上项目，基金项目级别较高。基金论文占比虽不算高，但针对性很强，较充分地反映了档案科研特别是档案执法和立法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4.5 引用文献表现出期刊论文多、核心期刊论文比重大、引用年代新的特点，表明刊载的论文注重高水平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吸收，注重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成果的借鉴，同时广泛吸纳其他学科的成果。但列有引文的论文偏少，有些著录不准确，外文引文较少。

4.6 尽管统计的时间段较短，而论文的被引和被引率均有较大的滞后性[4]，但截至2013年4月23日的2012年载文被引同其他档案类期刊2012年载文被引的对比表明，《档案管理》有较高的被引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刊在档案类核心期刊中有较高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档案管理》杂志社.《档案管理》简介[EB/OL].（2011-04-25）[2013-04-01].http：///w_NewsShow.asp？ID=0：2628.

[2] 倪丽娟，于淑丽.档案学研究热点分析——基于2004～2008年《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论文关键词的词频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0（1）：19～22.

[3]袁小翠.2005年～2011年我国档案信息化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 档案管理，2011（6）：60～62.

[4]孔春苗.基于高被引论文的中国档案学研究现状分析[J].档案管理，2010（3）：54～56.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3篇

>> 中国大陆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CISG损害赔偿制度之立法探究 浅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浅谈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浅析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浅析 浅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浅析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与完善 浅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论配偶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不断发展与完善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浅谈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30年的限制主要考虑放射性元素半衰期最长为30年。如果没有30年之限制可能致使核运营者陷入无限诉累.

参考文献：

[1]李雅云，核损害法律制度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2]圣国龙，维也纳公约关于核损害的民事责任条款的探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6，（13）.

[3]蔡先凤，核损害民事责任的国际法基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5月，（3）.

[4]蔡先凤，核损害民事责任中的责任集中原则[J]，当代法学，2006年7月，第20卷第4期（总第118期）.

[5]胡冰，核损害民事责任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6]圣国龙，核损害民事责任制度研究[J]，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蔡先凤，论核损害民事责任中的责任限制原则[J]，法商研究，2006，（1）.

[8]闵俊萍，我国核损害民事责任制度及存在的问题[J]，河南科技，2011，（11）.

[9]蔡先凤，中国核损害责任制度的缺陷及立法设想[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4）.

[10]董保同，国际核责任制度的最新动态和未来发展[J]，中国核工业，2007，（8）.

[11]陈维春，法国核电制度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能源，2007，（8）.

[12]兰花，福岛核事故-日本是否负有国家责任[J]，世界环境，2011，（3）.

[13] 落志筠，国内外核损害赔偿制度分析及我国的完善对策[J]，2011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2011.

[14] 郭丽军，核损害赔偿责任立法及保障浅析[J]，中国保险报，2011年3月21日.

[15]王晓方，核损害赔偿制度亟待完善[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1，（7）.

[16]陈刚，核电法律体系研究[J]，核安全，2009，（4）.

[17]贺柳，我国核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刍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6）.

[18]陈俊，我国核法律制度研究基本问题初探[J]，中国法学，1998，（6）.

[19]宋爱军，我国核能安全立法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0]郭丽军，我国应建立核风险责任强制保险制度[J]，经济，2011，（4）.

[21]薄怀涛、白云生、周兆明，我国应完善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J]，中国核工业，2011，（10）.

[22]徐原，世界原子能法律解析与编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

[23]蔡先凤，核损害民事责任研究[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4]陈春生著，核能利用与法之规制[M]，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1月增订版.

[25]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发表;科技论文;版权保护;技术措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256-02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和共享也得到逐步的发展。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共享打破了高校以往的只能通过传统纸质期刊发表科技论文的程序,减少了科技的时间,使高校的科研人员学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在推动高校科技信息和知识的快速传播以及科技成果迅速得到共享和应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论文网络发表和共享平台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事物,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健全 [1],在版权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的高度共享性使得版权保护的难度增大,如何有效保护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作者的版权是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传统科技的版权比较

(一)网络科技论文与传统科技论文版权保护的复杂度

网络侵权与传统版权侵权相比,传统版权侵权是纸质为载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网络侵权是通过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实施的,侵权完成的速度快,复制、下载、传输行为变得简单易行,同时侵权确认的难度大。与传统版权保护相比,网络版权保护变得更加复杂,版权保护的主体、客体及地域性的范围加大。传统版权保护的主体是作者、出版者及其用户。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下的版权保护主体包括科技论文拥有者、科技论文传播者、网络服务开发商以及科技论文网络的使用者。另一方面,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扩大;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无国界,一旦有侵权行为发生,版权保护就十分复杂。如表1所示,二者的侵权复杂程度比较。

(二)网络科技论文与传统科技论文著作权比较

1.发表权和修改权。发表权包含的内容很多,包括是否发表,何时发表,在何刊物发表等。所有这些都应由作者自己来决定,任何他人未经作者授权或委托,都不得擅自决定。但是由于传统期刊需要经过投稿、审稿等漫长的过程,发表的周期很长。所有这些发表权版权人无法自己决定,一旦投稿就没法修改,甚至有些出版社自行修改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 [2]。而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下的科技论文可以随时发表。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这表明,作品可由作者自己修改,也可由取得授权的其他人修改。

2.保护作品完整权。传统纸质期刊发表的论文,科技论文的完整性有时会被忽视,比如对于论文稿件,经专家审稿后,认为论文的内容很好,但由于版面限制等因素,就会对论文进行大量的修改和删除,此种做法就侵犯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然而相对于网络科技论文,由于作其发表的载体为网页没有任何篇幅和尺寸上的限制,科技时完全可以从其内容本身的完整性编排内容。

3.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中国200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增加的一项权利,保护通过互联网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著作权权利是网络科技论文传播的一项重要权利。传统科技论文则没有此项权利。

二、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的版权侵权分析

1.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有些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未经版权人的同意或许可,擅自将其作品在网络上发表,传播。比如有些网络平台擅自把一些作者的博客作品在其网站上发表并予以共享,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时,擅自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等;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将此种行为定性为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科技论文作者权益侵权。科技论文网络发表和共享使得复制、盗版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与共享平台为例,作者发表的论文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只要作者所投论文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有一定学术水平,符合其网站的基本投稿要求,就可以发表。科技论文在线允许文章在发表前,甚至审稿前首先在网上,科技论文在线采用的这种先公开,后评审的论文评价方法使得作者一旦上载的作品没有经过授权或许可,通过科技论文在线进行传播就会存在很大的版权风险。

通过对广西某几所高校的一些科研人员调查发现,80% 的科研人员不愿意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及共享其科研成果。40%的被访者认为如果网络上发表共享其论文,再次向正规期刊投稿难度会增加,甚至一些正规期刊不接受这样的投稿。20.7% 的认为将会导致盗版现象;7.3% 的认为可能会被用于商业目的;12%的认为可能会损害文章的完整性和署名权;只有20% 的人考虑过将自己的文章公布在网络平台上。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存在不少版权纠纷的问题。所以说科技论文在线发表与共享应妥善处理好网络版权侵权。

三、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版权保护的建议措施

(一)科技论文网络著作权人采取的措施

1.增强高校著作权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在目前网络版权保护方面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树立高校科研人员的版权保护意识更为重要。目前,高校科研人员科技论文网络发表的著作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即使自己的作品被侵权,很多作者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任意转载、改编等方式使用科技论文的现象很普遍。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版权教育,增强版权自我保护意识。高校应加强版权保护这方面的宣传,在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上登载相关著作权保护知识,利用一切可能的媒介和渠道宣传版权保护的相关知识。

2.采取技术措施。版权的保护措施是指版权人主动采取的,能有效控制进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并对版权人权利进行有效保护,防止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设备、产品或方法 [3]。目前,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应对网络中的侵权现象,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通常包括采用反复制设备、访问控制技术、数字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技术等保护网络科技论文的版权。

(1)反复制设备(anti-cope devices);由于网络作品的复制非常容易,目前版权人一般采取反复制设备就是阻止复制作品的设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SCMS”系统(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s),该系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仅可以控制作品的第一次复制,而且可以控制作品的再次复制,避免数字化作品的复制件被作为数字化主盘。(2)访问控制技术;即控制进入受保护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如登录密码)。它允许用户对其常用的信息库进行适当权利的访问,限制用户随意删除、修改或拷贝信息文件。(3)数字水印、数字签名及数字指纹技术;为了防止网络作品的易修改,易盗版现象出现了数字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版权保护技术。数字水印是利用数字内嵌的方法隐藏在数字图像、声音、文档、图书、视频等数字产品中,使得用户只能在屏幕上阅读,而无法复制。这种技术可以用以证明原创作者对其作品的所有权,并作为鉴定、非法侵权的证据。数字指纹是指同时在数字作品中嵌入的是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的标识信,和数字水印技术相反,当某个用户将其拷贝非法的传播到外界,版权所有者就可以通过提取拷贝中的指纹来追踪非法用户。数字签名技术即进行身份认证的技术,防止伪造,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他技术措施比如防火墙技术、认证技术(CA)、追踪系统、标准系统、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等。

(二)完善版权保护法律制度

中国在著作权的网络立法方面,其法律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保护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一系列涉及网络版权保护的文件,为技术措施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是2005年由国家版权局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实施的,对网络环境下的科技论文版权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政府应加快对《著作权法》的修改、完善,并制定保护网络著作权的专项法律或行政法规。法律保护是一种事后控制的手段,即只有在发现侵权行为之后,法律才能进行干预,一旦有版权侵权,高校科研人员应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加大版权保护力度

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应增强维权意识,对抄袭剽窃他人论文成果侵犯版权的行为予以严惩。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其网站上设有学术监督栏,对一些侵犯版权的作者取消已发表的论文,收回刊载证明,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上予以谴责,并禁止三年内在其网站上,对维护版权所有者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对于网站在保护版权方面还是不够的。对于一些复制、盗版其网站上的论文在其他网络平台上发表或者在科技期刊上发表,则没有相关的政策。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应当充分重视作者的论文版权保护需求,保护作者的著作权权益。

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版权保护要得到增强,首先要增强高校版权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其次则必须及时更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网络版权保护的立法,最后要提高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的技术保护水平。只有作者的版权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提高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推动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共享。

参考文献:

[1]金勇,王小东.网络科技论文共享平台建设研究:第35卷[J].湖南农机,2008,(11):147-148.

[2]古东.科技期刊实现即时网络出版势在必行[J].编辑之友,2005,(1):65-67.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开放获取；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开放获取专门法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章编号：1009-2374（2015）09-0003-05 DOI：10.13535/ki.11-4406/n.2015.0759

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4年5月19日《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这是我国官方机构的第一份开放获取（Open Access）政策。开放获取运动肇始于2002年2月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其宗旨在于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免费提供特定文献，公众可以通过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搜索、建立超链接和索引的方式使用这些文献，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提出了开放获取的两种实现形式，即开放出版和开放存储。前者指期刊出版后，在互联网上实现对作品全文的免费开放，即公众可以免费获取期刊中的文章，这类期刊也被称为开放获取期刊（即OA期刊）。后者指作者在传统期刊后，将论文存储到机构知识库或学科知识库，立即或延迟一段时间（一般为6～12个月）后免费向公众开放。根据英国诺丁汉姆大学主办的OpenDOAR的统计，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从2005年12月1日的128家，增加到2014年10月1日的2730家。开放获取的主要推动者是科研项目财政资助机构和教育科研机构，少数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方式推进开放获取。美国伊利诺伊斯州的开放获取法已经于2013年8月9日生效，秘鲁、阿根廷分别于2013年3月和11月通过了推行开放获取的相关法律。

对于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期刊论文等作品（下称“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涉及作者、作者雇主单位、财政资助机构、出版者等不同主体，各主体的著作权和相关权益是不一致的。这些权益冲突是开放获取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探寻解决这些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是促进开放获取发展的必然途径。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1 财政资助科研论文的权利归属分析

2002年2月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将开放获取的对象重点放在科学文献上。2003年10月，在德国马普学会发起召开的柏林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的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提出开放获取的对象是经科学界认可的人类知识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信息资源。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12月颁布的《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原则和指南》，公共财政资助的科学研究数据也是开放获取的对象。从数量上说，开放获取的对象主要是受版权保护的科研论文等作品。财政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论文，由于开放获取主要是针对期刊论文，故本文主要以财政资助项目期刊论文的开放获取为研究对象。下文将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对开放获取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对财政资助科研论文所享有的著作权和其他权益进行分析。

1.1 作者的权利

科研人员申请并完成财政资助科研项目，是履行其作为雇主单位工作人员的职责。开展这种项目研究所产生的论文、著作属于职务作品或雇佣作品。学术界通常将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职务作品分为普通职务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两种。特殊职务作品著作权由单位享有，普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是其雇主单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期刊论文等作品属于普通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是作者的著作权要受其雇主单位优先使用权的制约。

1.2 作者雇主单位的权利

作者雇主单位对特殊职务作品和普通职务作品的权利是不同的。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特殊职务作品，作者雇主单位享有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论文、著作等普通职务作品，虽然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是作者雇主单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这项优先使用权的内容是，在普通职务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法律对雇主单位优先使用普通职务作品的方式并没有明确限制，应当理解为雇主单位有权以法律允许的任何方式使用这类作品。雇主单位对作者普通职务作品的优先使用权，为对这类作品实施开放获取留下了操作空间。

1.3 科研项目财政资助机构的权利

《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但此款规定并不适用于解决财政资助项目论文、著作等普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所以，不能依据此条规定得出科研项目财政资助机构或者项目承担者对一般职务作品享有著作权的结论。财政资助机构对财政资助科研论文不享有法定的著作权，却可以依照约定对这类作品享有一定的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科研项目财政资助机构与项目承担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委托研究合同关系。财政资助机构可在资助合同中约定资助机构对财政资助科研论文享有某些著作权。

1.4 出版者的权利

出版者对论文、著作提供编辑出版服务，为传播作品做出了贡献，因而有理由要求对其出版的作品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不是法定的权利，而是源自作者的授权。根据德国《出版法》，出版者享有的排他性的复制权、发行权、网络传播权均需要取得作者的许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32-1条规定，出版合同是作者或其权利继受人，以一定条件向出版者转让制作一定数量作品复制件，并由出版人负责出版和发行的合同。这说明在法国，出版者对其出版的作品的权利也来自于作者的同意。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出版者对非图书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也应当来自出版者与作者的约定。由此可见，出版者对其所出版作品的权利类型和期限都取决于作者的授权。

概括地说，对于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一般职务作品，著作权一般归作者享有。作者雇主单位对普通职务作品享有两年的优先使用权。财政资助机构对普通职务作品不享有著作权，但可以通过约定享有一定的著作权，并有权对作者向境外出版商转让或独占性许可著作权进行控制。出版者仅仅依据其与作者间的出版合同享有一定的著作权。

2 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开放获取导致的利益冲突

开放获取推动者希望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免费供公众使用，促进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利益存在差异，不同的权利主体对开放获取的态度有明显差别，从而在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开放获取问题上产生利益冲突。

2.1 财政资助机构、教育科研机构与作者的直接利益冲突

当财政资助机构和作为作者雇主单位的教育科研机构强制性要求作者参与开放获取时，就可能与作者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这可从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态度上体现出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人员于2005年就科研人员对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态度进行了一个调查，向中科院位于北京的16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共发放问卷262份，回收有效问卷223份，问卷回收率85.1%。调查显示，对于是否愿意在开放获取期刊上，愿意并且已经发表过的科研人员仅有8.3%，愿意但未发表过的科研人员比例高达60.6%，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占31.2%；对是否愿意将经过同行评议的、拟在传统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预印本）自行存储到机构知识库中，仅有9%的科研人员有过向机构知识库自行存储论文预印本的经历。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09年初就科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的认知程度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在线调查。调查表明，超过60%的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只是了解，而没参与。这表明科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的认知程度和实际使用情况存在很大反差。科研人员排斥开放获取的原因包括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不看重开放出版论文、开放出版论文和传统期刊的预印本论文质量不高、作者对开放出版论文需要支付出版费用、担心预印本开放后受到剽窃、担心在机构知识库存储传统期刊论文与出版商发生权利冲突等等。

上述调查研究表明，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科研人员作为作者，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也有权决定是否向机构知识库存储论文。如果财政资助机构、作者雇主单位利用权力或其他资源强制性要求作者参与开放获取，就与作者的权利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是制约开放获取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

2.2 财政资助机构、教育科研机构与传统出版者之间的间接冲突

如前所述，开放获取的主要途径是开放出版和开放存储。根据开放程度划分，开放出版可分为多种类型。按期刊是否需要付费订阅，可将开放出版分为全开放出版和复合开放出版。根据论文开放时间划分，开放出版可分为立即开放出版和延迟开放出版。虽然传统出版者对开放获取的态度越来越开明，开放获取的进展也越来越大，但是，根据2011年的一个统计，开放出版的论文仅占17%。可见，多数出版者还是排斥开放出版的。一般说来，开放获取推动者没有权力要求传统出版者参与开放获取，但是其通过对作者施加参与开放获取的强制性要求，与传统的出版者产生了间接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最终是通过作者与传统出版者的直接利益冲突体现出来的。

2.3 作者与传统出版者的直接冲突

开放存储要求作者将期刊论文的预印本或印刷本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供公众免费获取。这对科技期刊出版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了冲击。传统出版模式是出版者不向作者收取出版费用，但是要求作者转让或独占性许可论文的版权，再通过收取订购费用的方式获取收益。出版者出于获利之目的，不同意免费公开或过早免费公开论文。作者受尽快发表作品、建立学术声誉动机的驱使，就倾向于向出版者转让或独占性许可论文的版权。因此，当作者遵循财政资助机构或其雇主单位的强制性要求，将论文的预印本或者印刷本存储在机构知识库时，就会侵犯作者在出版协议中已经转让或独占性许可给出版者的版权，从而发生冲突。

上述三种利益冲突是开放获取推行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冲突，依法妥善解决这些利益冲突，是推动开放获取所不可逾越的一关。

3 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开放获取利益冲突的解决途径

从开放获取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开放获取利益冲突的解决实际上采取了多种途径并举的解决机制。下文分别阐述：

3.1 财政资助机构的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

科研项目财政资助机构是开放获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科研资助机构颁行了自己的开放获取政策。科研人员向机构知识库提交论文是其接受资助的一项先决条件。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委员会及其他国家的一些财政资助机构都有类似的资助政策。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4年5月19日的《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也属于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我们认为，特定财政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虽然对向本机构申请研究资助的科研人员具有约束力，但是这种约束力难以通过科研人员作用于出版商，况且其约束力也不是普遍性的，即一个财政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不能约束获得其他财政资助的科研人员。

3.2 教育科研机构的开放获取制度

科研教育机构也成为开放获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截至2013年12月30日，全球已有280余家科研教育机构了自己的强制存储政策，即教育科研机构内部的开放获取制度。哈佛大学是较早建立机构知识库的大学，制定了相应的开放获取政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师理事会于2008年5月1日通过决议，明确要求每个教员允许院长和其他教员接触其学术作品。

哈佛大学其他一些学院也有相同的开放获取政策。麻省理工大学于2009年3月18日由全体教师投票一致通过与哈佛大学相同的政策。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内地教育科研的机构知识库起步较晚。北京大学要求教员将其学术作品无偿提供给北京大学机构知识库使用。但是没有强制要求。清华大学机构知识库鼓励师生向机构知识库提交作品，同时不要求作者转让版权，只要求提交许可协议。中国科学院于2014年5月19日了开放获取的政策，要求接受财政资助的科研论文必须实现开放获取。实际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在2007年已经开始运行，中科院一些研究机构也建立了自己的机构知识库。

与国外教育科研机构强制性要求作者向机构知识库存储作品相比，国内教育科研机构的开放获取制度大都是鼓励性的。这导致知识库收录的作品数量较少，且很多作品只收录元数据，而不是全文。这显示出国内教育科研机构的开放获取制度无法有效解决上述利益冲突。

3.3 与出版者的协议机制

机构知识库的建立对出版商的利益冲击较大，因此在机构知识库建立的早期，出版商大都持反对态度。出版商若能同意作者将经其出版的作品实施开放获取，无疑可以大力促进开放获取的发展。目前，取得出版商对开放获取的同意是通过作者与出版商的协议以及财政资助机构或教育科研机构与出版商的协议实现的。

3.3.1 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出版协议。作者在时会与出版商签订出版协议，而国内外很多专业学术期刊都会要求作者无偿转让版权或许可期刊对经其发表的论文拥有无期限限制的专有使用权。作者为了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及时在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期刊上发表，往往只能接受这种条件。因为作者在丧失版权的情况下，已无权再许可机构知识库传播其作品，这种出版协议就给开放获取带来了极大难题。因此，作者必须在出版协议中保留通过机构知识库对作品进行开放获取的权利，才能将作品存缴机构知识库中，供公众免费

获取。

3.3.2 教育科研机构与出版商之间的协议。教育科研单位作为高质量学术文献的产出单位，在与出版商的谈判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完全有可能获得出版商允许本单位科研人员对论文实现开放获取的授权。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已经与部分出版社签订了允许开放存储的协议。2010年10月27日，中国科学院也与Springer科技与商业媒体集团签署了开放存储合作框架协议。因此，即使作者将著作权转让给具体期刊的出版商，也不会影响作者单位的知识库对作品进行存储和开放获取。

3.3.3 财政资助机构与出版商之间的协议。作为开放获取运动的推行者之一，财政资助机构也多方寻求在现有的出版模式下促进开放获取的途径。财政资助机构资助的科研论文在所有出版的期刊论文中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因此，财政资助机构与出版商谈判也是有一定的地位的。针对开放出版模式中要求作者支付论文处理费的形式，财政资助科研论文部分是由财政资助机构替作者支付。因此财政资助机构可以与出版商签订关于财政资助科研论文的开放获取协议。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与Elsevier出版集团就接受NIH资助的作品的开放获取问题达成协议，要求接受NIH资助的作者的作品在Elsvier期刊上发表后12个月都允许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这种形式与教育科研机构与出版商的协议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作品的开放获取。

3.3.4 开放获取专门立法。鉴于上述解决机制均有不足，一些国家在尝试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推动开放获取。美国曾就开放获取问题提出过数个法案。2003年6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马丁・奥拉夫・萨博（Martin Olav Sabo）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公共获取科学法案》（Public Access of Science Act，简称Sabo法案）的议案。

2005年12月14日，又有议员提出CURES法案，法案要求对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实施强制性开放获取，要求作者在论文被期刊录用时即进行存储。2006年美国第109届国会上，参议院的两位议员John Cornyn和Joseph Lieberman提出了联邦科学研究成果公共存取法案（Federal Research Public Access Act of 2006，简称FRPAA）。美国的这三个法案虽然都没有获得通过，但对开放获取还是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美国的伊利诺伊斯州已经率先通过该州的开放获取法，要求所有的伊利诺伊州公立大学都必须制定对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政策，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以确保开放获取的推进。另外，阿根廷、秘鲁制定了全国性的开放获取法律。阿根廷的法律规定受财政资助的研究成果应当开放存取，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开放获取，受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教师、博士生及硕士生的研究论文，要在论文正式发表后的6个月内存储到机构知识库中。秘鲁的法律要求所有接受财政资助产生的研究成果，都必须提供开放获取。秘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平台，收集财政资助研究成果的数字档案。

比较而言，上述四种机制都有不足。财政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通常直接约束受其资助的科研人员，其约束力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会因为科研人员相对于出版商的绝对弱势谈判地位而大打折扣。与此相似的是，教育科研机构自身的开放获取制度更不具有普遍性，亦会因为科研人员的弱势谈判地位而不能作用于出版商。至于与出版商的协议解决方式，作为个体的科研人员不可能做到让出版商同意开放存储，倒是教育科研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力与出版商达成协议，允许其科研人员将通过该出版商发表的论文进行开放存储。开放获取专门立法可以具有普遍的强制约束力，但是其不足是不能一蹴而就，不能等到有了专门立法再实施开放获取。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法律环境中探寻出解决开放获取利益冲突、促进开放获取发展的途径。

4 关于解决开放获取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开放获取的路径思考

我们认为，我国在制定开放获取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如下途径促进开放获取：

第一，我国所有的财政资助机构都应制定具有相同效果的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从而对所有的项目承担单位、进而对科研人员产生普遍的约束力。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财政资助机构对财政资助科研论文不享有著作权。所以，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应写入科研项目合同或在合同中载明其开放获取政策构成科研项目合同的一部分。

第二，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承担单位应制定开放获取制度，以贯彻财政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具体可以通过行使对普通职务作品的优先使用权来实现。教育科研机构是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承担单位，科研人员开展项目研究产生的论文属于普通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科研人员所有，但是作为雇主单位的教育科研机构享有优先使用权，因此其有权利通过机构知识库对该作品实行开放获取，也有权要求科研人员将该作品存储至指定的机构知识库。

第三，鉴于科研人员不能通过协商取得出版商对开放存取的授权，我国科研教育机构，尤其是国家级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应积极与世界主要出版商协商，取得允许其科研人员对经由该出版商发表的论文实施开放存取的许可。

同时，我国应启动开放获取立法工作。如果将财政资助科研论文界定为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政府作品或者将资助机构视为财政资助科研论文的作者，从而可以任意实施开放获取，将对现行的著作权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我国的开放获取立法应立足于在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我们建议，未来的开放获取立法应规定开放存取的作品文本类型（预印文本还是印刷文本）并针对不同文本的开放存取规定最长的延迟期限；开放获取是财政资助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的法律义务；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只能在开放出版期刊和出版商同意开放获取的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法律制度之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同意对其发表的我国财政资助科研论文实行开放存取。

参考文献

[1] 刘兰，等.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历史进程[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7）.

[2] 张晓林，等.机构知识库内容保存与传播的权利管理[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4）.

[3] 许荣荣，赵建华.美国开放获取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30）.

[4] 李麟.我国科研人员对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态度――以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06，（7）.

[5] 李武，卢振波.科研人员对OA知识库的认知程度和使用现状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0，（10）.

[6] 苏小波.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出版的认知和行为研究述评[J].图书情报知识，2014，（3）.

[7] 陆彩女，李麟.2013年国际开放获取实践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8）.

[8] 翟建雄.开放存取知识库版权政策概述[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2）.

[9] 张强，金涛，曲哲，葛俊忠.机构知识库相关著作权法律问题探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9）.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6篇

在统计的661篇论文中，除去5篇会议论文，其余656篇论文分别公开发表在177种学术期刊上。中国知网对所收录的期刊按照内容进行了学科分类，本次统计到的177种期刊分别属于32个不同的学科(如图3)。从刊载论文数量上看，图书情报档案类期刊共登载了368篇文章，占统计总数的56．10%，说明图书情报档案类期刊是图书情报人员科研交流的重要阵地。其次大学学报也是作者常选择投稿的期刊，表中数据显示，2010年在此类期刊上发表了78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11．89%。同时，自然科学总论类期刊刊登了53篇论文，占总数8．08%。少数文章分别刊登在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科研管理等类别的期刊上，另外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类期刊上刊载了8篇。图书情报类文章发表在其他学科期刊上的发表，从侧面说明了文章内容的跨学科性。对图3中的42种图书情报档案类期刊从论文数量分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53篇)、《农业图书情报学刊》(31篇)、《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8篇)分别位于第一、第二、第三位，这三类期刊出版周期短、每期刊载文章数量较多。其他普通期刊中，陕西作者较多的有《当代图书馆》(28篇)、《现代情报》(16篇)、《图书馆学刊》(15篇)、《情报探索》(12篇)、《河南图书馆学刊》(10篇)、《兰台世界》(10篇)等;核心期刊中，陕西作者在《情报杂志》(22篇)、《图书情报工作》(15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4篇)、《图书馆建设》(11篇)、《图书馆论坛》(10篇)等期刊上发表文章较多。

论文关键词分析

学术论文的关键词，是研究者学术思想及学术观点的凝练，是文献主题的浓缩。笔者通过统计论文的中文关键词，来分析陕西作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本文共统计中文关键词约1863个，约有1103种(去除重复)。经过分析，去除一些无实在意义的词汇和含义宽泛的词汇(如“图书馆”出现113次)，并对同一类关键词进行同类合并、频次累加(如表2所示)。1）信息服务。为用户服务是图书馆工作最基本的职能，图书馆的成效完全体现在它的服务上。信息资源服务类关键词在统计数据中排在第一位，合计词频达195次，其中“读者服务”33次、“信息素养”5次。信息服务一直是图书馆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论文包括的内容有:数字参考咨询、数字资源服务、网络文献传递、信息资源共享、个性化服务、政府信息服务、信息素养等。2）各类型图书馆。该类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共有151次，其中“高校图书馆”123次、“公共图书馆”14次、“高职图书馆”5次，其他的关键词还有“专升本高校图书馆”、“民族院校图书馆”等。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基于自己的工作环境，结合其实际工作进行的研究，内容更贴近实际，因此对各类型图书馆建设具有指导意义。3）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类关键词词频数达121次，排在第三位。有关“信息资源”的研究主要包括“电子资源”、“原生信息资源”、“复合型馆藏”、“学科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等。现阶段图书馆处于复合图书馆状态，信息资源建设工作要协调好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之间的比例。数字资源又有纯数字资源(原生数字资源)和非纯数字资源(有对应的纸质资源)，数字资源建设研究是一大热点。4）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对图书情报工作影响很大，关于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也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笔者统计“信息技术”词频达86次，此类论文主要内容包括移动图书馆、Web2．0技术、数据管理、图书馆网站建设、网格技术、网络数据库、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等方面。5）图书馆管理、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词频达55次，主要内容有:学习型组织、网络化管理、图书馆危机、人力资源管理、图书馆文化等。基础理论研究关键词出现频率为47次，核心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立法、图书馆史、现代图书馆理念、泛在图书馆、泛在知识环境等方面。6）其他。其他的重点研究领域还有:“队伍建设”类关键词词频34次，主要关注学科馆员、古籍管理员、女性馆员以及馆员流失等问题;“数字图书馆”词频数为31次，数字图书馆馆藏、古籍数字化、数字版权、机构知识库等方面是图书馆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献学”关键词出现频数22次;“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一直是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重点，此类关键词频数分别为22次、20次，其中，“知识组织”、“知识整合”、“本体”、“自组织”、“信息构建”、“跨库检索”等是研究的新动向;“情报学”类关键词频数为17次，竞争情报、文献计量学研究依然十分引人注目。通过对论文单个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分析，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数字图书馆、电子视听阅览室、公共图书馆、文献采访、图书馆管理、大学生、资源共享、图书馆馆员、数字资源、文献资源建设、Web2．0等关键词是2010年陕西省图书馆学研究非常关注的内容。

论文被引频次分析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统计，截止统计时间(2011－9－9)，在所调查的661篇文章中有136篇文章被引用过，总被引次数为218次。其中，被引10次、8次、7次、6次的各有1篇文章，有2篇文章被引用了4次，被引3次的有11篇，被引2次的文章有27篇，被引1次的有92篇文章。表4中显示的是被引频次在3次以上的论文信息。表4中的论文是2010年陕西省图书馆学论文中影响力比较高的文章，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被引频次相对高的文章，也相应有较高的下载频次。从文章内容来看，信息服务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文章③⑥⑧⑨瑏瑣瑏瑤分别从政府信息公开、大学生阅读行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数字资源跨平台整合系统、期刊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被引频次达7次、下载频次达432次。文章④瑏瑢瑏瑦讨论了《公共图书馆法》、农家书屋、城市区域图书馆合作等问题，其中《＜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基础与必要性研究》被引6次、下载532次，图书馆立法很受业界关注。崔旭等在文章瑏瑡中实际调查了西安市部分企业产学研合作情况，在文章①中讨论了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制约因素，被引频次达10次，居第一位。《2010年学术图书馆十大趋势》是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报告的翻译，论述了学术图书馆在馆藏、服务、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该文被引用4次、下载188次。知识管理是图书馆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②论述了图书馆馆员隐性知识的挖掘，被引频次为8次、下载频次202次，文章⑦分析了RFID技术服务模式下馆员角色的转换。文章⑩瑏瑥主要论述图书馆管理问题，内容涉及图书馆业务外包、图书馆危机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也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文章瑏瑧讨论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问题。

核心作者分析

利用中国知网对2010年期间陕西作者发表的图书情报类文章进行统计，当年共有156人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上。表4中显示的是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2篇以上文章的人员，一共26人，当年共发表文章61篇，占本次核心文章统计总数(135篇)的45．19%，构成了陕西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团队。从作者单位看，1人为陕西省图书馆，其他作者均来自高等院校。其中，有9人分别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这些单位人员整体学术水平较高，在陕西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他16人分别来自陕西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渭南师范学院、西安财经学院、西安文理学院、安康学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普通高校，说明这些高校工作人员在进行业务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学术水平和综合实力也在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