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伦理论文范文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它是朴实的真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P382)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2]“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实际上是包括恩格斯的贡献在内的观点和学说。列宁以后，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列宁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也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在许多情况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省略语。所以从广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下不同的定义，即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是指导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摆脱奴役的学说，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和经济规律，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学说，是揭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学说，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学说。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包含着对理想目标的诉求，都有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我们知道，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自由平等的社会，并不自马克思主义始，它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我国战国时期的《礼记·礼运》一书就曾描绘过这样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这样的思想也是史不绝书。在西方，从16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著书立说，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妙不可言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图景，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方案去做，据说只要这样做了，天堂就会降落人间。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到头来都仅仅是“思想”，没有一个变成现实。人类社会依然在人对人的奴役中演进，“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剥削还是剥削，压迫照旧压迫，一次次发生于社会下层的抗争大多无可奈何地失败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武器，因为它揭示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发展的规律，是“真”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与上述种种思想的区别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历史条件使得人类关于建立公平社会的理想不再仅仅是空想，而是能够变成活生生的事实。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有组织地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一步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带着它脱胎而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只有通过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通过对社会的多方面的改造，才能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把理想社会的实现看作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诉诸客观规律，诉诸经济必然性，诉诸革命阶级，诉诸革命群众，因而获得了众望所归的真理权，是解放人类的科学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真”，在于对客观现实的冷静、辩证的剖析，我们在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因为其“真”。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的学说，是因为它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不断地经受实践的考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任何事物一样，只有不断发展，才有生命力。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脱离了变化发展了的实践，就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风雨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正确，它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反映了事物的共性，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熔铸而成为科学的结论；它经过实践的一再检验，其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是无可争辩的，坚持它是以信其真为前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思想固然面临发展的问题，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立新观点，不能停留在原有的结论上。但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背离了就要犯大错误。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什么臆造出来的“乌托邦”，而是深刻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伟大学说。它深刻精辟，完备周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它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汲取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熔铸为璀璨夺目的文明精品。其基本原理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洗礼，被证明是正确的，它源于实践，扎根实践，析世界发展之规律，指人民解放之道路，既不“玄”，也不“奥”，是朴实无华的真理。

二

我们之所以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思想基础和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不仅仅因为它是客观真理，更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包含着“善”的价值取向，在这个理论中不但包含着社会发展的道德理想、道德追求，而且也包含着基本的伦理规范。因此完整准确地发掘出“真”的理论中的“善”的追求，这对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中，不但要解决信其真的问题，还要解决信其善的问题，只有把信其真与信其善结合起来，才算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高境界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追求。说它是最高境界，是因为它不仅仅着眼于对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日常行为规范的探讨和分析，不仅仅是具体的道德论说，而是把崇高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追求隐含在理论思考的出发点中，隐含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冷静的剖析之中，隐含在对社会未来发展目标的热烈追求之中，因而它是一种大

善的学说。“大音希声”，大善的学说不需要标榜自己的善，不需要进行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

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善”的学说，蕴涵着哪些伦理内容呢？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道德理想中。首先，追求平等的社会环境，平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提出了通过建立社会公有制使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获得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从而求得政治上的平等。平等准则蕴涵了社会主义的伦理目标和取向，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平，进而走向人与社会之间最大限度的融合，从而使每个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成为全面社会化的个人，而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成为真正个人化的社会。其次，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伦理目标。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日起，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就写上了“消灭私有制”，他们认为私有制必然导致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生产过程为他们所支配，劳动财富被他们所占有，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贫穷和苦难的根源。“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P110-111)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历史上最宏大的消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实践。尽管这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本质逐步展现的过程，但是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是世人所向往的。第三，追求民主的社会制度，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所追求的社会公正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列宁曾经说过，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层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民主标志着在以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机制来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时，它本身就充分代表和实现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第四，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而且应该为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多更大的自由权利和自由机会，提供并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正如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应该首先是人的进步和人的解放。

另一方面体现在为达到道德理想的道德行为规范中。把忠诚于人民的利益与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成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3]（第三卷P1094-1095）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善的学说，与其他伦理思想相区别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并不讳言为达到理想社会的境界，需要社会成员有更高的道德素养，在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为之而奋斗的人们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也不讳言在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中，难以避免革命和。这本身就是一种诚实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善的境界，并且以其理论的彻底性，揭开了资产阶级理论学说中伪善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且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达到理想境界的必然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被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认同为一种“善”的学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种不被认同并不等于它不是“善”的学说。

真的学说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它追求的是科学性；善的学说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应然”，它追求的是目的性和价值性。“真”的学说使人信服，“善”的学说使人向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梳理出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正像《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是一种现实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割裂或否定这种统一，就势必伤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只有在两者的统一中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随性的统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崭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展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沟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与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结果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1](P116)是一个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发展和发挥人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的社会[4]。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是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的，而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不可能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立即改观。所以，发展生产力就成了现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并且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因此这一任务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历一个逐步提高，逐步发展的渐进过程，达到共同富裕则是这一过程的目标和最终结果。

我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比较强调的是其真理性，缺乏对其价值性、伦理性的系统阐述，割裂了真理追求与价值追求、伦理追求的内在联系，在情感上疏远了受教育者；更何况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性、伦理性的严重忽视，造成一旦出现像剧变这样的严重挫折，当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对社会科学真理的追求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对马克思主义就会产生怀疑和动摇；再加上由于社会转型导致的思想观念的混乱，面对多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相互碰撞，缺乏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根底和伦理观念根底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显得迷茫而无所适从，最终是跟着感觉走。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使人们走向理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使人们信其善，比使人们信其真更能打动人心，更能调动人们为之而奋斗的热情。因此，在理论教育中，站在时代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蕴含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善的思想、观点挖掘出来，把它发扬光大，这必将对增强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很大的作用。

三

无论是真的学说，还是善的学说，不付诸实践，仅仅是观念、思想的东西，还不能对客观事物的实际进程产生实在的影响。因此，要使理论真正转化为现实，我们不但要信其善和信其真，还必须努力地忠其行。

理论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所谓忠其行，就是在“信”的基础上，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忠其行，首先是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150多年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上有过许多的评说。概言之，它或者被尊崇者神化，或者被反对者丑化和魔化；或者被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或者被实用主义者任意涂抹。因此，科学地把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搞清楚它的源和流、它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它的历史作用和它的历史命运，从而在混乱迷惘、众说纷纭中达到清晰正确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3]（第三卷P815）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原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学风和特有的优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第二卷P534）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以研究和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5]

其次是忠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我们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促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摒弃两种错误的做法。第一，教条主义的做法。我们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著作、言论，要反对对他们的著作、讲活不加分析，当作教条照搬照套。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教条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敌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俄为师”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响亮的口号。山于中国自己独特的国情，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俄国的做法。然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本本主义者死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的错误立场，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在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照搬马列主义，搞本本主义，一定要招致实践的失败。在当代中国，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还必须反对本本主义。第二，形式主义的做法。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无疑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身教重于言教，倡导者是否以身作则，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形式主义的一个严重危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花架子，作为装潢门面的幌子，喊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哗众取宠，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党的宗旨。正是这些腐败分子，破坏了我们党的形象，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在新时期，所谓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要忠实地以“三个代表”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三个代表”，是互相联系的，不可或缺的，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提出“三个代表”，不仅对新时期要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达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真与善的统一。要始终地做好“三个代表”，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仅是很高的政治责任，而且也是很高的道德责任；不仅是很高的政治行为规范，也是很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共产党员要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三个代表”的思想，忠实地践行“三个代表”的思想。首先，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要坚定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党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共产党领导的信念。牢固树立这四个“坚定”，就能够真正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就能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必须具有尽心尽力的责任意识。责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面对这种社会关系的认同就是责任意识，在此基础上升华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自觉地、尽心尽力地承担起这种责任就是忠的表现。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摆正主仆位置，牢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处处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再次，强烈的使命感和事业心。“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的”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并最终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说，每个党员和干部必须有时代使命感，强烈的事业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一分光一分热。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如果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就会有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体现党的三个“忠实代表”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样的党员就是合格的党员，这样的领导干部就是合格的领导干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2.

[3]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49.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中，伦理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较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对于现实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合“礼’性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儒学为主，表现出固定化倾向，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其思想的集中体现便在一个“礼’，子上面。“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知，“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礼在中国古代是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

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二、“理”性——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是对传统西方经典伦理学的更新与延伸，在总体是依据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而建立起来的。无论流派多么繁杂纷纭、流派之间的观点差异有多大，根本来说，它们都是在西方经典伦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论述。从其复杂的理论发展中可以看出，“理性”是其一种不变的追求。在哲学的工具书上，理性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人所具有的探索真理的能力，或达到真理认识的某一认识阶段。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指出，由于自然的真理“躲藏’’在事物之中，唯有人的“思想’’而不是感觉才能获得真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相当于“理性”，最早明确提出理性概念的是阿那科萨哥拉。他认为“物的‘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人的感官只能认识具体的事物，唯有理性是揭示“始基”的可靠工具。斯多葛学派把理性视为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近代唯理论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18世纪法国哲学家将理性概念从认识论引申到社会领域，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存在的价值尺度。在现代形式合理性的意义上，合法性的成立通常需要有一个“讲理”的过程，而以“理据’’清晰为其自身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合理性就是合法性，合法性必以合理性为前提。

三、比较及评价

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是与宗教结合的。“政治是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礼’’最早就是政治规范，包含有道德内容。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虽然也受它那个时代的政治影响，但道德与政治不是融合为一的，事实上，道德都是与宗教结合的。一定社会形态的伦理思想归根结底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受到该经济结构以及由它决定的文化状况的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状况决定，西方伦理思想的特点亦是如此。中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比较向我们揭示出：伦理学作为正当生活描述的学科体系，伦理学家们的研究基础是在现实生活的感知中，关注人的内心生活，诉诸人的各种道德感情，是经验也是体悟。社会拥有一种理想的道德秩序，它就可以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幸福、自由、自我实现或全面发展的条件；个人一旦拥有主动遵循道德秩序的品质，就拥有了幸福、自由、自我实现或全面发展的内在依据。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工程哲学 工程伦理 机械工程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工程的创新，工业文明在全世界的普及推广，对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地球资源趋于枯竭，触发了人们对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对自然环境本身价值的深入思考，笔者在给学生的专业课程教学以及实验实践教学中以多种方式进行了伦理学的教育，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1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

1.1 科学

科学是工程的理论基础和原则，科学是真理，不管人们是否注意到它了，它总是在那里存在着。科学活动以发现为核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科学论著。

1.2 技术

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表现为经验和知识的结合、技巧。技术活动以发明为核心，其活动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发明、技术诀窍。各种实用新型发明多为此类。

1.3 工程

工程利用科学理论为依托，借助专业技术实现的生产活动。表现为人类具体的造物活动，如电力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工程、三峡工程。工程是技术的优化集成。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物质产品、物质设施[1]。

2 科学伦理

2.1 科学伦理的概念

科学伦理是科学人员普遍要遵守的评价与判断善恶的最基本标准，是约束科研人员科研行为的具体原则，是从事研究活动的主体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也是科学共同体成员为保障学术研究、实现知识创新的目标而约定俗成的基本道德律令。

2.2 科学伦理问题表现及教育的必要性

现代科学研究活动带来的伦理问题。科学研究是探索自然界、人类的奥秘。科学研究要做实验，而实验活动会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由于科学的特殊性，科学探索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影响有时是未知的。有的科学研究对人类的影响是没有先例的。要求科学研究人员至少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很有可能一项科学研究的风险会转变成社会风险，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预先考虑，谨慎行事，避免科学实验活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科学工作者的职业是科学研究。其成果是学术论文、专著和实验报告。科学伦理早期的科学研究几乎纯粹是个人兴趣，由自己出钱或贵族资助，很少会有直接的大的收益，科学家不存在利益关系。自从科学职业化后，随之带来荣耀、权利、经济等，使科学家们也涉及到了道德与利益的冲突中来。科学研究中由于尖端性，有时甚至出现了一个课题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完全看明白，甚至博士生的导师都不清楚自己学生课题的数据是如何获得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给造假提供了空间。

2.3 科学工作者的伦理问题

早期的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伦理责任，如希波克拉底誓言。

2.3.1 抄袭案例：重庆大学连环抄袭案、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博士论文抄袭、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抄袭、匈牙利总统博士论文抄袭、16单位25人连环抄袭医学论文等。

2.3.2 伪造包装：上海交大陈进汉芯造假案、韩国“最高科学家”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造假案；日本“上帝之手”藤村新一；前苏联李森科（科学在强权下）。

2.3.3 其他还有：伪造教育经历或工作经历。浮夸虚报将一篇论文拆开、虚构被搜索情况。乱拉关系互相署名、互相吹捧、人情风。重复研究故意隐瞒他人的研究前沿、重复自身研究。学术垄断学霸、近亲扶持。

要求学生搜集关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论，讨论其中的科学伦理问题。对学生进行警示：在职称晋升时要求，一定不能抄袭、伪造数据，不要一稿两投。

3 技术伦理

3.1 技术伦理的来由

3.1.1 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开发和应用某项技术时并未预见到其后果。

3.1.2 已经知道危害，但为了其他因素（如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刺激经济增长、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或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等）仍然继续实施的。

3.1.3 由于疏忽大意，对技术运用不当带来的。

3.1.4 工程负责人或设计者缺少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个人动机不负责任地主动实施的行为造成的。

3.2 技术伦理教学案例

3.2.1 常规技术活动带来的伦理问题

虚假广告――胡师傅不粘锅、假冒伪劣；广告伦理学：的广告批判（孩子说长大了娶妈妈做老婆）。广告法中关于不得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禁止性规定。激光治疗近视眼手术。

3.2.2 高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空间技术：太空垃圾和星球大战。网络黑客和红客。我不是黑客，我是红客：我利用掌握的技术，进入了别人的系统，但是并没有窃取数据甚至都不浏览数据，只是验证某些系统或者软件是否安全，我违背了伦理吗？我推动了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红客守则。

4 工程伦理

工程技术人员生产的产品面向消费者，如果不遵守工程伦理，产生的后果通常比不遵守科学伦理、技术伦理的后果更严重、更直接。

4.1 工程的特征

①目的性。工程必须严格按照社会设定的目标。

②综合性。科学知识、经验技能、人财物、社会环境。

③经济型时效性强。

④方案择优性。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环境适宜。

⑤有限性（科学真理性不是所有社会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如永动机）。

4.2 工程技术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是工程活动中的主体，是工程事业的主要承担者。

①必须在国家承认的学校的工程专业学习、毕业，获得资格证书、经过国家机关注册才能称为工程技术人员，保持继续学习的能力。

②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研究、设计、监督、管理、实验。

③必须遵守职业的道德。道德败坏的人不能称为工程技术人员

4.3 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工程伦理的必要性，紧迫性

①工程技术人员关心的是物质世界或物质系统，通常习惯于关注自然世界而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忽视人类和社会事务。

②工程技术人员的宗旨是改造世界、创造物质财富，容易产生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倾向。

③工程技术人员基础知识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倾向于量化、可以被经验和实验验证的因素和现象、善于逻辑思维，而倾向于忽视不能定量化的不能实证的性质模糊的因素和现象。

4.4 工程伦理教学案例

工程伦理责任内容：质量和安全；诚信、正直和公正。

4.4.1 工程伦理责任1――质量和安全

只有良好的工程质量才能保证工程带给人类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参与了工程的每个环节，具备比普通民众更多的知识，理应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由于不断的创新，风险也在增长，风险来自：不完全的科学研究和未经充分验证的技术发明。工程技术人员必须要研究“可接受的工程风险”。保证民众对风险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4.4.2 工程伦理责任2――诚信、正直和公正

诚信是为人之本，学生时代不能抄作业、编造实验数据、作弊。诚信是分工日益精细的社会对特定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基本信任，比如，工程活动时购买原材料；修房子的不必担心进医院遭遇蹩脚医生，医生不必时刻担心自己住的房子会坍塌，出门旅游放心司机技术过关、餐饮卫生、风景区域安全。

正直和公正处于各种利益冲突之中时，不能只为了小集体、个人的利益，忘记自己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承担的社会责任。比如，作为评标专家、论文外审专家、指定利益关联公司供货。

4.4.3 工程伦理责任3――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者

挑战者号爆炸――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副总工程师已经意识到了低温可能带来的危险，但遭到了上司的拒绝，上司迫切需要一场成功的发射。总裁对他说，“摘掉你工程师的帽子，戴上你的管理者帽子”。

4.4.4 中国的三峡工程：工程决策、技术因素、人员、经济、政治等。

4.4.5 阅读资料：青藏公路的藏羚羊通道、厦门PX项目（利益相关者）、日本历史上的四大工业公害事件、跨国公司的工程伦理问题等。

5 结语

工程技术人员集技术人员、经济人、社会人于一体。工程自身的技术复杂性和社会联系性，必然要求工程技术人员不仅精通技术业务，能够创造性地解决有关专业的技术难题，还要善于管理和协调，处理好与工程活动相关联的各种关系。

工程伦理要求工程师除具备技术能力外，还必须具备在利益冲突时作出道德选择的能力，除对工程进行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判断外，还必须对工程进行道德价值判断； 除具备专业技术素养外，还应具备道德素养；除了对雇主负责外，还要对社会公众、对环境以及人类未来负责。

通过专业课课程教学、实验实践和毕业设计指导等教学过程中穿插讲授与讨论等方式，笔者对成都大学工业制造学院机械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工程伦理的教育探索，提升了学生的工程伦理素养，为将来学生走上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工程伦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曼丽.工程师与工程教育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

[2]李世新.工程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

[3]罗肖泉.专业伦理教育论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1.

[4]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7.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

《论可能生活》初版完成几年后的一篇讨论文章中，赵汀阳表示他在书中所提出的新目的论并不是一个好的概念标识（1998：209）[注1]，我相信，其中的理由部分在于目的论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不明确性。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目的论先后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开头就提出了著名的内在目的论，尽管与赵相比在结构上和人性论上有少许相似，但亚氏仅给出了断言而未有详细理论推演。[注2]至于功利主义，这种被赵汀阳称为经典目的论的伦理学理论，由于“欲望的推不出欲望是合理的”而无法成为有资格的目的论候选者，应该说功利主义确实对目的论作了静态的理解。而在人类历史上，生物学、进化论以及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在同样使用着目的论理论。

尽管目的论有着特定的基本内容，即事物朝向某种特定目的状态，并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德性论与功利主义这两大伦理学理论，但它仍是不明确的，何况以往的目的论并未从哲学理论的基础层面得到过详细论证。赵汀阳对目的论作出了新的界定，在其伦理学理论中，目的论获得了新的内含。

当人们讨论赵汀阳的伦理学时，不管是其理论的赞同者还是反对者，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实是，人们在作出赞同与批评的时候，从未明确使用过目的论这一概念。尽管我认为，不管任何一方在讨论过程中都感觉到了它，但问题在于一种理论对我们的触发与对之的深入理解毕竟很不相同。事实上，虽然可能生活理论是《论可能生活》最容易吸引人们的部分以及重要结论，但在达到可能生活理论之前，目的论却已先行走过了很长的论证之路，对之的铺陈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以说，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论证根源，若目的论成功了，可能生活也就水到渠成；而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有任何缺陷，那么，一定是其理论根基存在着某些问题。因此，分析新目的论的各个层面、厘清其逻辑关系，也就不仅能直接回应许多对其伦理学理论的错误理解，亦可使问题变得更为清晰，并带来更深入的讨论。

然而，认为在赵汀阳的伦理学中，目的论有着明确的概念，有着对目的论的专门的详细规定，这同样是一种误解。这也许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因为，既然目的论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的核心，那么它就不应该在阐释上具有与之地位不相称的模糊。我认为，看待目的论的最佳方式是将之视为赵汀阳在伦理学理论中的一种哲学策略，它包含着一些彼此关联的内容，并且由于目的论的特殊理论秉性而贯通了伦理学与哲学，成为在哲学基底上的独特伦理学论证。从以下几个句子，可以了解赵对目的论的基本规定，它们构成了任何更广泛理解的起点：“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就只能去发现存在自身的目的。”（2004：20）“如果说从存在论中能够生长出价值根据，那么只能是目的论。”（1994：38；2004：46）“目的论承诺则表明一个存在的目的论意义，它说明的是：存在着X，并且X的存在必须满足X所意味着的如此这般的存在方式。”（1994：74；2004：88）

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谈到目的论的地方，赵汀阳都同时谈到了存在论，不仅如此，赵汀阳将目的论视为对存在论的一种超越。后者包含着对经验事实的认肯，是与目的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样，存在论也就与赵所极力反对的一个伦理学方面，即规范理论产生了冲突。事实上，规范伦理学密不可分地关联着存在论、价值判定理论以及目的论。规范论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它遭到赵汀阳被人们所皆知的批评，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他的价值观与伦理学观点，而是由于规范伦理学无法在其价值论证中取得任何成功。[注3]既然目的论超越着存在论，而目的论又对立于规范论，那么，目的论能否超越规范理论？赵汀阳肯定了此回答，认为存在论的逻辑表达形式（tobe）与规范论（形式为oughttobe）同样应被目的论超越。由此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段落：

在伦理学中，oughttobe或tobe如果被当成是分析框架，就不能够解释幸福和生活意义，而且，诸如正义和权利等问题如果不以幸福或生活意义问题为前提，则是无意义的，甚至不存在。所以，伦理学的根本观念只能在一种由存在论所引出的目的论形式中来表述，即tobemeanttobe的形式。（1994：24；2004：26）

赵汀阳不仅说过，目的论是伦理学中唯一的依据，而且也同样说过，伦理学的真理只能是价值真理。通过对价值真理判定形式即“是”的发现，价值真理相对于事实真理的存在得到肯定，之后，价值判断真理在超越tobe与oughttobe的基础上被确立起来：“一个有效的价值判断不可能超越tobe，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tobe的范围，但它又不可以局限于tobe，因为价值是在tobe之上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只能表现在tobe的扩展式即tobemeanttobe这一目的论形式中。”（1994：19；2004：20）“价值真理的一般形式是：存在着X，X是好的，当且仅当，X做到了（实现了）X所意味着的事情。”（1994：72；2004：87）

容易令人产生困惑的又一个方面是，赵谈及价值真理的部分比目的论要多出许多，尽管赵汀阳不是将目的论处理为完全是后来才发现并补充上去的部分，但他确实未像对待价值真理论证那样以相同程度对待目的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伦理学中，用价值真理的判定去分析规范伦理学的逻辑缺陷，比用目的论这样范围广阔的表述手段要方便有效得多，况且，相比于目的论，价值论证毕竟是更吸引人的论证过程。[注4]话虽如此，一旦目的论与存在论的关系可以被价值分析所表达，则也就能期待目的论的伦理学论证被价值分析工作完成。在赵汀阳唯一解释目的论优势的原因之处，正好证明了这种推断。[注5]

赵汀阳的目的论，最特别之处在于对目的论所作出的严格要求。这样的目的论不仅需要符合存在论的基础，即承认事物存在的经验性，而且，还以该事物存在所“注定”要进入、要转换的状态作为更重要的附加要求。超越存在论的目的论从意义理论的角度来说，亦即在存在论的经验认肯的同时，明确地要求存在论所蕴含的“意味”。存在论注定要实现它所意味的状态。不难看出，目的论关于意味的观点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观，不同于许多其它的哲学视角，在这样的观点里，想像与思考一个存在，就是想像与思考它的意味目的。重要的是，这样的目的论在将观点超越原先的存在之余，也并非是在指向存在论的最终目的形态。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新目的论是在确证、强调着存在论之余的目的性，或用价值论的话来说，是在强调目的论的价值判断合理性本身，对它的确证将把我们带向真理的领域。赵汀阳几次强调伦理学与哲学的真理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目的论的这种存在论意味要求，它的合理性为何？如果肯定了这样的目的论，这个世界的事件效果会发生什么影响？它们都是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在认真回答它们之前，这篇论文想要做的乃是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即目的论的存在论预设，以及目的论的自身结构层次所包含的内在冲突与紧张。这样的分析不仅由于目的论总是需要发现，存在论中的哪些部分能够发展出它想要的意味结果，而且也由于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化身，目的论总要涉及到非常根本的元哲学方法问题。

一部分对目的论的可能质疑意见将会直接表现为对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区分，我在这里正好想作此可更有效讨论问题的尝试。把哲学世界中的问题进行这样的划分来源于一种自然而合理的直觉，其中，思想方法域主要指涉哲学理论中基本哲学方法论的部分，而存在域则是在哲学方法之余的客观存在。张盾对此有过相当集中的讨论，在提出该两域区分之余，他正确地指出：“赵汀阳的问题意识永远指向思想问题”，（张盾，第71页）[注6]除此之外，张盾以对这两域的差异还向赵汀阳提出如下不同看法：“存在判定是思想判定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因为存在的有效性不可在思想中判定，只能由存在者在它自己的存在事态中构成。”（张盾，第70页）

不幸的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都含有自身的特定问题。为了回答质疑，就需要对这两个领域作出进一步的分解，这能使一些问题更容易展现出来，但那也就要求提出较为复杂的解释。先从思想方法域开始。人们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无立场方法与目的论没有关联，然而，在以下著名段落中，赵汀阳明确说道：

只有通过无立场的思考才能真正证明某种立场是错的或坏的。无立场的伦理学思维的根据就只能是目的论，目的不是一种立场。一辆汽车意味着它是一辆能够有效使用的汽车而不是一辆不能用的汽车，这显然不包含立场。当以目的论方式去思考时，伦理学问题必然落实为道德层次或者说生活层次上的问题，从而超越了规范观点的不公正性。（1994：106；1995：71；2004：133）[注7]

很明显，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胶着在一起。无立场方法的最佳理解方式是把这种哲学方法论视为发现各种立场和道理背后真正有效底牌的元哲学方法论。目的论契合无立场方法，并被认为是其伦理学根据，原因就在于目的论是一种贯通着伦理学与哲学的理论，它的一端触及存在域，另一端则连接着方法论，无立场方法相当鲜明地成为目的论中在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唯一代表。然而，既然无立场方法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指导，那么，目的论理论的意味含义所指向的原初对象也就只能经由无立场方法得出。这样的对象指向必然完全被无立场所限定，且目的论应用所产生的存在域对象仅仅是每种特定存在域中的唯一方面。

思想方法域中，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呈现着交互的关系，而在目的论的存在域中，情况初看起来似乎更简单一些。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包括两种最重要的存在，即人与生活，它们代表着最重要的道德存在。人与生活的目的论即人学目的论（修订版表述为人道目的论）与生活目的论（“生活的目的论”），相比于思想域的抽象，它们由于更为具体，受到了评论者更多的关注。不过，这里仍准备从抽象角度作出讨论，我将试图揭示，这两种存在域的目的论结构特征是如何引起了可能的问题。赵汀阳在“做事与做人”一节中最为集中地涉及到人学目的论，下面这句话明确地做出了人学目的论的最初规定：“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人的存在是特殊的存在论问题，关于人的存在论必定要讨论做人的目的，于是，人的存在论必须生长成为人的目的论。”（1994：38；2004：46）

根据之前的论述，这句话似顺理成章，但是，赵汀阳接着说道：“如果要彻底分析行为的道德价值就不得不去分析行为的实施者，因此，伦理学的有效理论单位必须是‘人’而不是‘事’。”（1994：37；2004：44）事实上，只要想到各种伦理学一贯的分析领域，就能发现这句话多么地与众不同，虽存在着许多精神化的趋向，但伦理学的理论历史基本即为行为分析的历史。赵汀阳将道德哲学的存在域之一诉诸确定的人而不是道德事件，它的深层原因还是由于目的论中的元哲学方法。如果说这一做法尚不能使人产生质疑的话，那么，将其眼中的道德行为者视为一个以创造性为核心的人，则能引起足够的可能反驳。对于这样的人性论，也许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创造性冲动是每个人的天然冲动，所以它是普遍必然的人生目的。各个人所想做的事情的确因人而异，但不管每个人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他都力图使“做”这一活动本身成为有创造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从所做的“事情”而只能从“做”的方式中发现生活的目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可选择的对象（人各有所好），但是创造性的生活却不是选择的对象，而是普遍一致的目的。（1994：86；2004：102）

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人性观，撇开创造性人性观的事实切合与否，这里需解决的是，赵汀阳为什么给创造性赋予了人性观中最为重要的位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需要知晓赵所做的人与其它生物的存在区分（1994：85；2004：101），我们还需要注意赵提出的一个关于创造性的解释理由。（1994：126；2004：159）此外，还应知道的是，赵汀阳本人也完全意识到了创造性所带来的疑难，在修订版一个易为人所忽视的地方，赵汀阳说道：“道德问题难免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必须把创造性考虑在内，这样就似乎失去了最后的绝对标准，而另一方面，创造性又正是为了寻找‘最好的’生活。”（2004：135）

人们的疑惑非常自然，赵汀阳为什么会在将道德视角从道德事件转移到人性上之外，进一步将人性的最重要特点赋予人的创造性。因为无论如何，在人的构成中，除了创造性以外，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成为丰富的候选。这样的提问恰好将把我们引向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目的论的存在域所产生的诸问题，都需要在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或者说，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人学目的论有某种缺陷，其原因正在于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还未获得完整的分析与解释。

回顾这一节之前所提及的方法论单一对象指向，该问题将变得十分清晰。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总是在一个特定的存在域内寻找着单一的最终存在对象，但每个特定的存在域都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它们效果虽有差异，却毕竟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效果贡献。赵汀阳的伦理学具有与其它理论相同的特点：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总是去优先论证那些在哲学方法指向里最重要的方面，对于其它的方面，不仅因为它们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由于理论施展空间上无暇兼顾。进行评价时，我们需要考虑一种理论所涉及的部分是否在其特定的方法论与视域中是自足的，如有人认为，创造性不可能占据生命时间中的主要部分，因为不管怎样，人们总是会因为各种内部与外部的限制而无法做到，甚至指出这样的反驳理由，即规范性的成分恰恰也在维护着人的创造性，人的生活价值应该是共生的。但赵汀阳的意思却是，人的创造性是否就是人性中最主要的价值，而一旦将这种主要价值最为各价值中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占据主要时间），它就将给人的其它生活领域产生积极联动影响。

三

另一方面，作为可能生活理论的紧密前奏，生活目的论是人学目的论在空间上的进一步拓展：

无论是政治、经济、伦理、法律还是工业、艺术、科学，都是相对于生活的目的而具有意义的，而这一总背景本身却不再有背景，任何其他的目的都产生于这一背景，所以无法被用来说明这一背景。人的创造性使生活失去了规定性的背景。生活只能自己说明自己，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生活本身，它自足地具有目的，确切地说，生活自成目的（autotelic）。（1994：83；2004：99）

生活目的论与人学目的论在目的论的结构上完全相同。正如人学目的论将存在域置于人上一样，生活目的论的存在域被放在生活上，并且，由于这一推理过程所涉及到的是一个与存在域的创造性无关的空间问题，赵汀阳的生活空间观几乎得到了哲学界的一致赞同。人性的自成目的性是做一个人的创造性行动能力本来意义上的人，生活的自成目的性是过生活本来所意味着的好生活。其它事物的自成目的性尚有更多拓展机会，但到了生活则已达到极限。需意识到，赵在此处将无立场空间置于生活层次而不是许多理论惯于着眼的社会领域，亦表示了将生活看作产生本质价值意义，而不是把人的集群社会性视为道德根源的独特视界。我认为，赵汀阳对生活的这种理解最终给了绝大部分问题以答案。

除了目的论诸方面的区分，赵汀阳事实上已在修改版中有意识地进行了许多对目的论的理论完善。其中，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完善可以说是在先验论证方面的增添，而先验论证的这种要求又使存在域的非普遍性客观真理成为必须，它们构成了对目的论的直接辩护。

先验论证的方法域完善来源于对经验有限性的不满，从这种不满开始，赵汀阳寻求真正有效的知识论解决。有论者认为，赵汀阳“用一种隐蔽的经验立场去处理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何中华，第41页）然而，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因为赵汀阳曾多次明确指出经验论的不足。[注8]在讨论第一哲学的一篇新论中，对先验论证有如下说明：“先验方法仅仅是反思性的，它是对知识基础的反思，它试图证明知识的必要基本设置，这无非就是检查清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2005：100）这种先验论证观更鲜明地表明了其方法域的知识基础论性质，并有力地保持着此基础性质。另外，在伦理学中，赵汀阳同样赋予了目的论以先验的性质，例如，在整体的目的论方面：

tobe虽然不能直接导出oughttobe，但如果能够发现基于tobe的先验目的，那么就能够建立走向oughttobe的合法途径。我们知道，在tobe和oughttobe之间显然缺少一种合法的过渡，而假如它们是不能过渡的，就似乎说人是精神分裂的。所以，价值问题必需有个与存在论相通的目的论先验论证。（2004：28）

而且，先验目的论也同样被赋予了人道目的论（2004：86）与生活目的论（2004：95）。此外，赵汀阳特别强调，在目的论中，先验论证应该成为一种“先验方向性”（2004：14）与“先验意图”（2004：76、84、95），应该说，将知识论领域的先验论证与方法化为目的论方面的先验方向性与意图，这恰当地发展了先验论证，而且对目的论的存在意味作出了知识论方面的基础论证。这样的先验性补充是为了使目的论的哲学方法论取得更好的自我证明，此举更大程度地将其目的论限制在元哲学中。不过，该限制从各方面来说都有利无弊，因为先验论证的补充更明确地表达了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深刻鸿沟，一旦两者之间的跨越轻易无法真正有效，更明确地划清两者就对各方都有益处。

值得说明的是，目的论的先验性虽然无法干涉各种具体的存在，但却可以在思想方面对之进行涉及。此时，这种涉及也就不再是一种界限不清的含混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知识基础论限制的跨界。它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也就是，当人们想要针对目的论进行知识基础上的批评之时，也必须随之从知识反思的先验性角度作出。此外，上文所提及的存在域的范围这一容易引起问题的方面也在修订版中被进行了理论辩护，虽然他还未完全对之加以发挥（2004：58）。这一补充之处的创意在于对真理的普遍性作出了新的“非普遍性”认定。一般认为，在一个命题的判定对象范围问题上，应该理所当然地寻求普遍性的解决方案。然而，赵汀阳却启发人们，在普遍性的判定范围之外，还存在着存在域中“非普遍性”的状态。这是对真理问题一个很有价值的改观，它由无立场方法的指引而沟通了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并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有限存在域指向的理由，存在域的眼光使自身获得了更周全的围护。这样一来，人们在评价赵汀阳于目的论中所倚靠的存在域形态时，就不仅需考虑目的论的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也需要对无立场方法、价值的自足论证等艰深方面进行论辩，这有很高的难度。

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根源，它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这种目的论以价值论证的形式强调目的论的存在先验本意方面的要求，并用它来对待那些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目的论在价值论证方面的独特性，以及更重要地，目的论对伦理学真理的追寻，令它在一些不同的方面与规范伦理学、教化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的其它理论分道扬镳。然而，目的论的价值真理性质又使它又在某些方面与其它伦理学理论有着一些相似的面孔与要求。对于伦理学，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也都极为不同，新目的论以特别的方式增加了伦理学的讨论，其性质使之有可能成为一种成功哲学理论，代表了中文世界里深入的哲学探索。尽管人们也许在纷繁的事实面前会一时失去对存在的目的体察，就像赵汀阳所说的，利益与规范是使人遗忘生活目的的两种重要方式。

当我们直观于周遭的世界事实，并将道德观点延伸到更为广大、深入的视角，就能发现目的论作为价值真理的合理性与境界。当然，对于可能生活理论与目的论等各个方面，还有更多的话需要说。

注释：

[1]本文的页码标注说明：由于对赵汀阳的著作要进行较多引用，因此，在引文末尾的标注中，以年份和页码的形式进行标明；对于《论可能生活》的1994年初版与2004年修订版，如果两个版本都同时具有的引文，则同时标注出在各自版本中的页码，例如，“（1994：74；2004：88）”即表示该引文位于1994年初版的第74页与2004年修订版的第88页。若新旧版本对同一个引文均有表述但有不影响内容的差别，仅列出修订版引文。

[2]神学目的论被称为外在目的论，赵汀阳对神学思维作出了著名的抵制，提出伦理学不需要宗教。

[3]正如我在上文说过的那样，人们并未从目的论角度讨论规范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般要么认为赵汀阳对规范论的抨击毫无道理，要么认为虽然规范论有着缺陷，但认为赵未看到规范论对价值的维护部分。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还在其次，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评论都没有注意到目的论本身，这显然是糟糕的。

[4]我认为对目的论的更专门的讨论仍有必要，尽管这会相当困难。因为，在认为目的论是一种价值真理，或者在用价值真理证明了目的论的结构形式之余，要针对目的论说更多的东西却十分不容易。它靠近一些非常基本的哲学观点，以及人们的经验直观。这也说明了哲学问题的艰难。

[5]“只有目的论命题适合作为价值论证的绝对前提，因为一种存在努力进入某种对自身好的状态，这显然是个充足的理由。”（1994：88；2004：104）

[6]用陈嘉明的话说，赵汀阳“将‘传统存在论’排除在外，改换为一种‘观念存在论’，仅用为证明观念有效性的‘特别方法’”。（陈嘉明，第77页）

[7]同样可以参考在另一个地方的下列表述：“目的论的解决不再是为某种立场的蓄意辩护，而是力图发现不属于任一立场的真理。”（1994：97；2004：113）

[8]比如，“经验总是当场当时有效的，而且经验的积累也不能必然地推知未来（休谟定理），所以，仅仅根据经验并不能判定什么是对生活真正重要的。”（1994：66；2004：81）

参考文献：

陈嘉明，1994年，《哲学观念的性质及判定方式——关于赵汀阳<哲学的元性质>一文的想法》，载《哲学研究》第4期

何中华，1997年，《“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评一种“新”哲学观》，载《哲学研究》第10期

张盾，2000年，《从思想批判到存在批判——评赵汀阳的“观念存在论”》，载《哲学研究》第4期

赵汀阳，1994年，《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

——2004年，《论可能生活》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无立场的伦理分析》，载《哲学研究》第7期

——1998年，《二十二个方案》，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先验论证》，载《世界哲学》第3期

梗概：目的论是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构成了可能生活的根源。要追问可能生活，就需要首先对目的论作出分析。赵汀阳的目的论建立于存在论基础上，并强调存在论注定“意味”的价值论证方式，成为伦理学真理的一种形式。由于关涉到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对目的论的讨论更为复杂。此外，赵汀阳还为目的论提出了先验论证等维护性理论。

关键词：目的论；论可能生活；赵汀阳；价值真理；思想与存在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

《论可能生活》初版完成几年后的一篇讨论文章中，赵汀阳表示他在书中所提出的新目的论并不是一个好的概念标识（1998：209）[注1]，我相信，其中的理由部分在于目的论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不明确性。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目的论先后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开头就提出了著名的内在目的论，尽管与赵相比在结构上和人性论上有少许相似，但亚氏仅给出了断言而未有详细理论推演。[注2] 至于功利主义，这种被赵汀阳称为经典目的论的伦理学理论，由于“欲望的推不出欲望是合理的”而无法成为有资格的目的论候选者，应该说功利主义确实对目的论作了静态的理解。而在人类历史上，生物学、进化论以及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在同样使用着目的论理论。

尽管目的论有着特定的基本内容，即事物朝向某种特定目的状态，并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德性论与功利主义这两大伦理学理论，但它仍是不明确的，何况以往的目的论并未从哲学理论的基础层面得到过详细论证。赵汀阳对目的论作出了新的界定，在其伦理学理论中，目的论获得了新的内含。

当人们讨论赵汀阳的伦理学时，不管是其理论的赞同者还是反对者，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实是，人们在作出赞同与批评的时候，从未明确使用过目的论这一概念。尽管我认为，不管任何一方在讨论过程中都感觉到了它，但问题在于一种理论对我们的触发与对之的深入理解毕竟很不相同。事实上，虽然可能生活理论是《论可能生活》最容易吸引人们的部分以及重要结论，但在达到可能生活理论之前，目的论却已先行走过了很长的论证之路，对之的铺陈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以说，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论证根源，若目的论成功了，可能生活也就水到渠成；而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有任何缺陷，那么，一定是其理论根基存在着某些问题。因此，分析新目的论的各个层面、厘清其逻辑关系，也就不仅能直接回应许多对其伦理学理论的错误理解，亦可使问题变得更为清晰，并带来更深入的讨论。

然而，认为在赵汀阳的伦理学中，目的论有着明确的概念，有着对目的论的专门的详细规定，这同样是一种误解。这也许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因为，既然目的论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的核心，那么它就不应该在阐释上具有与之地位不相称的模糊。我认为，看待目的论的最佳方式是将之视为赵汀阳在伦理学理论中的一种哲学策略，它包含着一些彼此关联的内容，并且由于目的论的特殊理论秉性而贯通了伦理学与哲学，成为在哲学基底上的独特伦理学论证。从以下几个句子，可以了解赵对目的论的基本规定，它们构成了任何更广泛理解的起点：“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就只能去发现存在自身的目的。”（2004：20）“如果说从存在论中能够生长出价值根据，那么只能是目的论。”（1994：38；2004：46）“目的论承诺则表明一个存在的目的论意义，它说明的是：存在着x，并且x的存在必须满足x所意味着的如此这般的存在方式。”（1994：74；2004：88）

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谈到目的论的地方，赵汀阳都同时谈到了存在论，不仅如此，赵汀阳将目的论视为对存在论的一种超越。后者包含着对经验事实的认肯，是与目的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样，存在论也就与赵所极力反对的一个伦理学方面，即规范理论产生了冲突。事实上，规范伦理学密不可分地关联着存在论、价值判定理论以及目的论。规范论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它遭到赵汀阳被人们所皆知的批评，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他的价值观与伦理学观点，而是由于规范伦理学无法在其价值论证中取得任何成功 。[注3]既然目的论超越着存在论，而目的论又对立于规范论，那么，目的论能否超越规范理论？赵汀阳肯定了此回答，认为存在论的逻辑表达形式（to be）与规范论（形式为ought to be）同样应被目的论超越。由此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段落：

在伦理学中，ought to be或to be如果被当成是分析框架，就不能够解释幸福和生活意义，而且，诸如正义和权利等问题如果不以幸福或生活意义问题为前提，则是无意义的，甚至不存在。所以，伦理学的根本观念只能在一种由存在论所引出的目的论形式中来表述，即to be meant to be的形式。（1994：24；2004：26）

赵汀阳不仅说过，目的论是伦理学中唯一的依据，而且也同样说过，伦理学的真理只能是价值真理。通过对价值真理判定形式即“是”的发现，价值真理相对于事实真理的存在得到肯定，之后，价值判断真理在超越to be与ought to be的基础上被确立起来：“一个有效的价值判断不可能超越to be，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to be的范围，但它又不可以局限于to be，因为价值是在to be之上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只能表现在to be的扩展式即to be meant to be这一目的论形式中。”（1994：19；2004：20）“价值真理的一般形式是：存在着x，x是好的，当且仅当，x做到了（实现了）x所意味着的事情。”（1994：72；2004：87）

容易令人产生困惑的又一个方面是，赵谈及价值真理的部分比目的论要多出许多，尽管赵汀阳不是将目的论处理为完全是后来才发现并补充上去的部分，但他确实未像对待价值真理论证那样以相同程度对待目的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伦理学中，用价值真理的判定去分析规范伦理学的逻辑缺陷，比用目的论这样范围广阔的表述手段要方便有效得多，况且，相比于目的论，价值论证毕竟是更吸引人的论证过程 。[注4]话虽如此，一旦目的论与存在论的关系可以被价值分析所表达，则也就能期待目的论的伦理学论证被价值分析工作完成。在赵汀阳唯一解释目的论优势的原因之处，正好证明了这种推断 。[注5]

二

赵汀阳的目的论，最特别之处在于对目的论所作出的严格要求。这样的目的论不仅需要符合存在论的基础，即承认事物存在的经验性，而且，还以该事物存在所“注定”要进入、要转换的状态作为更重要的附加要求。超越存在论的目的论从意义理论的角度来说，亦即在存在论的经验认肯的同时，明确地要求存在论所蕴含的“意味”。存在论注定要实现它所意味的状态。不难看出，目的论关于意味的观点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观，不同于许多其它的哲学视角，在这样的观点里，想像与思考一个存在，就是想像与思考它的意味目的。重要的是，这样的目的论在将观点超越原先的存在之余，也并非是在指向存在论的最终目的形态。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新目的论是在确证、强调着存在论之余的目的性，或用价值论的话来说，是在强调目的论的价值判断合理性本身，对它的确证将把我们带向真理的领域。赵汀阳几次强调伦理学与哲学的真理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目的论的这种存在论意味要求，它的合理性为何？如果肯定了这样的目的论，这个世界的事件效果会发生什么影响？它们都是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在认真回答它们之前，这篇论文想要做的乃是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即目的论的存在论预设，以及目的论的自身结构层次所包含的内在冲突与紧张。这样的分析不仅由于目的论总是需要发现，存在论中的哪些部分能够发展出它想要的意味结果，而且也由于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化身，目的论总要涉及到非常根本的元哲学方法问题。

一部分对目的论的可能质疑意见将会直接表现为对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区分，我在这里正好想作此可更有效讨论问题的尝试。把哲学世界中的问题进行这样的划分来源于一种自然而合理的直觉，其中，思想方法域主要指涉哲学理论中基本哲学方法论的部分，而存在域则是在哲学方法之余的客观存在。张盾对此有过相当集中的讨论，在提出该两域区分之余，他正确地指出：“赵汀阳的问题意识永远指向思想问题”，（张盾，第71页）[注6] 除此之外，张盾以对这两域的差异还向赵汀阳提出如下不同看法：“存在判定是思想判定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因为存在的有效性不可在思想中判定，只能由存在者在它自己的存在事态中构成。”（张盾，第70页）

不幸的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都含有自身的特定问题。为了回答质疑，就需要对这两个领域作出进一步的分解，这能使一些问题更容易展现出来，但那也就要求提出较为复杂的解释。先从思想方法域开始。人们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无立场方法与目的论没有关联，然而，在以下著名段落中，赵汀阳明确说道：

只有通过无立场的思考才能真正证明某种立场是错的或坏的。无立场的伦理学思维的根据就只能是目的论，目的不是一种立场。一辆汽车意味着它是一辆能够有效使用的汽车而不是一辆不能用的汽车，这显然不包含立场。当以目的论方式去思考时，伦理学问题必然落实为道德层次或者说生活层次上的问题，从而超越了规范观点的不公正性。（1994：106；1995：71；2004：133）[注7]

很明显，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胶着在一起。无立场方法的最佳理解方式是把这种哲学方法论视为发现各种立场和道理背后真正有效底牌的元哲学方法论。目的论契合无立场方法，并被认为是其伦理学根据，原因就在于目的论是一种贯通着伦理学与哲学的理论，它的一端触及存在域，另一端则连接着方法论，无立场方法相当鲜明地成为目的论中在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唯一代表。然而，既然无立场方法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指导，那么，目的论理论的意味含义所指向的原初对象也就只能经由无立场方法得出。这样的对象指向必然完全被无立场所限定，且目的论应用所产生的存在域对象仅仅是每种特定存在域中的唯一方面。

思想方法域中，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呈现着交互的关系，而在目的论的存在域中，情况初看起来似乎更简单一些。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包括两种最重要的存在，即人与生活，它们代表着最重要的道德存在。人与生活的目的论即人学目的论（修订版表述为人道目的论）与生活目的论（“生活的目的论”），相比于思想域的抽象，它们由于更为具体，受到了评论者更多的关注。不过，这里仍准备从抽象角度作出讨论，我将试图揭示，这两种存在域的目的论结构特征是如何引起了可能的问题。赵汀阳在“做事与做人”一节中最为集中地涉及到人学目的论，下面这句话明确地做出了人学目的论的最初规定：“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人的存在是特殊的存在论问题，关于人的存在论必定要讨论做人的目的，于是，人的存在论必须生长成为人的目的论。”（1994：38；2004：46）

根据之前的论述，这句话似顺理成章，但是，赵汀阳接着说道：“如果要彻底分析行为的道德价值就不得不去分析行为的实施者，因此，伦理学的有效理论单位必须是‘人’而不是‘事’。”（1994：37；2004：44）事实上，只要想到各种伦理学一贯的分析领域，就能发现这句话多么地与众不同，虽存在着许多精神化的趋向，但伦理学的理论历史基本即为行为分析的历史。赵汀阳将道德哲学的存在域之一诉诸确定的人而不是道德事件，它的深层原因还是由于目的论中的元哲学方法。如果说这一做法尚不能使人产生质疑的话，那么，将其眼中的道德行为者视为一个以创造性为核心的人，则能引起足够的可能反驳。对于这样的人性论，也许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创造性冲动是每个人的天然冲动，所以它是普遍必然的人生目的。各个人所想做的事情的确因人而异，但不管每个人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他都力图使“做”这一活动本身成为有创造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从所做的“事情”而只能从“做”的方式中发现生活的目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可选择的对象（人各有所好），但是创造性的生活却不是选择的对象，而是普遍一致的目的。（1994：86；2004：102）

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人性观，撇开创造性人性观的事实切合与否，这里需解决的是，赵汀阳为什么给创造性赋予了人性观中最为重要的位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需要知晓赵所做的人与其它生物的存在区分（1994：85；2004：101），我们还需要注意赵提出的一个关于创造性的解释理由。（1994：126；2004：159）此外，还应知道的是，赵汀阳本人也完全意识到了创造性所带来的疑难，在修订版一个易为人所忽视的地方，赵汀阳说道：“道德问题难免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必须把创造性考虑在内，这样就似乎失去了最后的绝对标准，而另一方面，创造性又正是为了寻找‘最好的’生活。”（2004：135）

人们的疑惑非常自然，赵汀阳为什么会在将道德视角从道德事件转移到人性上之外，进一步将人性的最重要特点赋予人的创造性。因为无论如何，在人的构成中，除了创造性以外，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成为丰富的候选。这样的提问恰好将把我们引向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目的论的存在域所产生的诸问题，都需要在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或者说，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人学目的论有某种缺陷，其原因正在于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还未获得完整的分析与解释。

回顾这一节之前所提及的方法论单一对象指向，该问题将变得十分清晰。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总是在一个特定的存在域内寻找着单一的最终存在对象，但每个特定的存在域都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它们效果虽有差异，却毕竟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效果贡献。赵汀阳的伦理学具有与其它理论相同的特点：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总是去优先论证那些在哲学方法指向里最重要的方面，对于其它的方面，不仅因为它们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由于理论施展空间上无暇兼顾。进行评价时，我们需要考虑一种理论所涉及的部分是否在其特定的方法论与视域中是自足的，如有人认为，创造性不可能占据生命时间中的主要部分，因为不管怎样，人们总是会因为各种内部与外部的限制而无法做到，甚至指出这样的反驳理由，即规范性的成分恰恰也在维护着人的创造性，人的生活价值应该是共生的。但赵汀阳的意思却是，人的创造性是否就是人性中最主要的价值，而一旦将这种主要价值最为各价值中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占据主要时间），它就将给人的其它生活领域产生积极联动影响。

三

另一方面，作为可能生活理论的紧密前奏，生活目的论是人学目的论在空间上的进一步拓展：

无论是政治、经济、伦理、法律还是工业、艺术、科学，都是相对于生活的目的而具有意义的，而这一总背景本身却不再有背景，任何其他的目的都产生于这一背景，所以无法被用来说明这一背景。人的创造性使生活失去了规定性的背景。生活只能自己说明自己，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生活本身，它自足地具有目的，确切地说，生活自成目的（autotelic）。（1994：83；2004：99）

生活目的论与人学目的论在目的论的结构上完全相同。正如人学目的论将存在域置于人上一样，生活目的论的存在域被放在生活上，并且，由于这一推理过程所涉及到的是一个与存在域的创造性无关的空间问题，赵汀阳的生活空间观几乎得到了哲学界的一致赞同。人性的自成目的性是做一个人的创造性行动能力本来意义上的人，生活的自成目的性是过生活本来所意味着的好生活。其它事物的自成目的性尚有更多拓展机会，但到了生活则已达到极限。需意识到，赵在此处将无立场空间置于生活层次而不是许多理论惯于着眼的社会领域，亦表示了将生活看作产生本质价值意义，而不是把人的集群社会性视为道德根源的独特视界。我认为，赵汀阳对生活的这种理解最终给了绝大部分问题以答案。

除了目的论诸方面的区分，赵汀阳事实上已在修改版中有意识地进行了许多对目的论的理论完善。其中，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完善可以说是在先验论证方面的增添，而先验论证的这种要求又使存在域的非普遍性客观真理成为必须，它们构成了对目的论的直接辩护。

先验论证的方法域完善来源于对经验有限性的不满，从这种不满开始，赵汀阳寻求真正有效的知识论解决。有论者认为，赵汀阳“用一种隐蔽的经验立场去处理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何中华，第41页）然而，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因为赵汀阳曾多次明确指出经验论的不足 。[注8]在讨论第一哲学的一篇新论中，对先验论证有如下说明：“先验方法仅仅是反思性的，它是对知识基础的反思，它试图证明知识的必要基本设置，这无非就是检查清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2005：100）这种先验论证观更鲜明地表明了其方法域的知识基础论性质，并有力地保持着此基础性质。另外，在伦理学中，赵汀阳同样赋予了目的论以先验的性质，例如，在整体的目的论方面：

to be 虽然不能直接导出ought to be，但如果能够发现基于to be的先验目的，那么就能够建立走向ought to be的合法途径。我们知道，在to be 和ought to be之间显然缺少一种合法的过渡，而假如它们是不能过渡的，就似乎说人是精神分裂的。所以，价值问题必需有个与存在论相通的目的论先验论证。（2004：28）

而且，先验目的论也同样被赋予了人道目的论（2004：86）与生活目的论（2004：95）。此外，赵汀阳特别强调，在目的论中，先验论证应该成为一种“先验方向性”（2004：14）与“先验意图”（2004：76、84、95），应该说，将知识论领域的先验论证与方法化为目的论方面的先验方向性与意图，这恰当地发展了先验论证，而且对目的论的存在意味作出了知识论方面的基础论证。这样的先验性补充是为了使目的论的哲学方法论取得更好的自我证明，此举更大程度地将其目的论限制在元哲学中。不过，该限制从各方面来说都有利无弊，因为先验论证的补充更明确地表达了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深刻鸿沟，一旦两者之间的跨越轻易无法真正有效，更明确地划清两者就对各方都有益处。

值得说明的是，目的论的先验性虽然无法干涉各种具体的存在，但却可以在思想方面对之进行涉及。此时，这种涉及也就不再是一种界限不清的含混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知识基础论限制的跨界。它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也就是，当人们想要针对目的论进行知识基础上的批评之时，也必须随之从知识反思的先验性角度作出。此外，上文所提及的存在域的范围这一容易引起问题的方面也在修订版中被进行了理论辩护，虽然他还未完全对之加以发挥（2004：58）。这一补充之处的创意在于对真理的普遍性作出了新的“非普遍性”认定。一般认为，在一个命题的判定对象范围问题上，应该理所当然地寻求普遍性的解决方案。然而，赵汀阳却启发人们，在普遍性的判定范围之外，还存在着存在域中“非普遍性”的状态。这是对真理问题一个很有价值的改观，它由无立场方法的指引而沟通了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并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有限存在域指向的理由，存在域的眼光使自身获得了更周全的围护。这样一来，人们在评价赵汀阳于目的论中所倚靠的存在域形态时，就不仅需考虑目的论的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也需要对无立场方法、价值的自足论证等艰深方面进行论辩，这有很高的难度。

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根源，它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这种目的论以价值论证的形式强调目的论的存在先验本意方面的要求，并用它来对待那些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目的论在价值论证方面的独特性，以及更重要地，目的论对伦理学真理的追寻，令它在一些不同的方面与规范伦理学、教化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的其它理论分道扬镳。然而，目的论的价值真理性质又使它又在某些方面与其它伦理学理论有着一些相似的面孔与要求。对于伦理学，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也都极为不同，新目的论以特别的方式增加了伦理学的讨论，其性质使之有可能成为一种成功哲学理论，代表了中文世界里深入的哲学探索。尽管人们也许在纷繁的事实面前会一时失去对存在的目的体察，就像赵汀阳所说的，利益与规范是使人遗忘生活目的的两种重要方式。

当我们直观于周遭的世界事实，并将道德观点延伸到更为广大、深入的视角，就能发现目的论作为价值真理的合理性与境界。当然，对于可能生活理论与目的论等各个方面，还有更多的话需要说。

注释：

[1]本文的页码标注说明：由于对赵汀阳的著作要进行较多引用，因此，在引文末尾的标注中，以年份和页码的形式进行标明；对于《论可能生活》的1994年初版与2004年修订版，如果两个版本都同时具有的引文，则同时标注出在各自版本中的页码，例如，“（1994：74；2004：88）”即表示该引文位于1994年初版的第74页与2004年修订版的第88页。若新旧版本对同一个引文均有表述但有不影响内容的差别，仅列出修订版引文。

[2]神学目的论被称为外在目的论，赵汀阳对神学思维作出了著名的抵制，提出伦理学不需要宗教。

[3]正如我在上文说过的那样，人们并未从目的论角度讨论规范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般要么认为赵汀阳对规范论的抨击毫无道理，要么认为虽然规范论有着缺陷，但认为赵未看到规范论对价值的维护部分。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还在其次，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评论都没有注意到目的论本身，这显然是糟糕的。

[4]我认为对目的论的更专门的讨论仍有必要，尽管这会相当困难。因为，在认为目的论是一种价值真理，或者在用价值真理证明了目的论的结构形式之余，要针对目的论说更多的东西却十分不容易。它靠近一些非常基本的哲学观点，以及人们的经验直观。这也说明了哲学问题的艰难。

[5]“只有目的论命题适合作为价值论证的绝对前提，因为一种存在努力进入某种对自身好的状态，这显然是个充足的理由。”（1994：88；2004：104）

[6]用陈嘉明的话说，赵汀阳“将‘传统存在论’排除在外，改换为一种‘观念存在论’，仅用为证明观念有效性的‘特别方法’”。（陈嘉明，第77页）

[7]同样可以参考在另一个地方的下列表述：“目的论的解决不再是为某种立场的蓄意辩护，而是力图发现不属于任一立场的真理。”（1994：97；2004：113）

[8]比如，“经验总是当场当时有效的，而且经验的积累也不能必然地推知未来（休谟定理），所以，仅仅根据经验并不能判定什么是对生活真正重要的。”（1994：66；2004：81）

参考文献：

陈嘉明，1994年，《哲学观念的性质及判定方式——关于赵汀阳<哲学的元性质>一文的想法》，载《哲学研究》第4期

何中华，1997年，《“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评一种“新”哲学观》，载《哲学研究》第10期

张盾，2000年，《从思想批判到存在批判——评赵汀阳的“观念存在论”》，载《哲学研究》第4期

赵汀阳，1994年，《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

——2004年，《论可能生活》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无立场的伦理分析》，载《哲学研究》第7期

——1998年，《二十二个方案》，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先验论证》，载《世界哲学》第3期

梗概：目的论是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构成了可能生活的根源。要追问可能生活，就需要首先对目的论作出分析。赵汀阳的目的论建立于存在论基础上，并强调存在论注定“意味”的价值论证方式，成为伦理学真理的一种形式。由于关涉到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对目的论的讨论更为复杂。此外，赵汀阳还为目的论提出了先验论证等维护性理论。

关键词：目的论； 论可能生活； 赵汀阳； 价值真理； 思想与存在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本文考察了国内翻译学建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四个方面对南京师大吕俊教授所构想的“建构的翻译学”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然后得出结论:“建构的翻译学”可以成为“翻译学”建构的理论框架，翻译学的建构并不是一场不可圆的梦。

张经浩先生1999年在《外语与教学》第十期发表了题为“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此文一出，翻译界的一些学者立即予以反驳(如刘重德，侯向群，贺微，穆雷，韩子满)。他们从翻译学的概念、学科性质、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等多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翻译学”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翻译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来讨论翻译可不可以为“学”的问题。我们要讨论和解决问题是:翻译学是否已经建构起来了?如果没有，如何建构?本文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完整的学科尚未完全建立，所以说“梦”未圆;但由于国内外学者的努力和不懈探索，翻译学已具“雏形”，有待成熟，所以说此“梦”可圆。其中南京师大吕俊教授“建构的翻译学”的提出使构建翻译学的“梦想”越来越接近现实。

一、国内翻译学构建的现状

我国译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杨自俭教授认为进步有以下几点:首先，“译界部分学者的理论研究意识已经觉醒，并开始了初步的理论探索。”据杨自俭教授统计，从黄龙的《翻译学》(1988)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40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第二，“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已得到较多人的承认，并发挥了导向作用。”其中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穆雷、刘四龙等教授对译学建设的方针和标准都有论述，且基本达成共识;第三，“对译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的认识逐步加深了。”王佐良、谭载喜两教授对翻译的对象问题进行了阐述;黄龙、刘毖庆、吕俊等教授就译学的性质也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的、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第四，“翻译学的基本范畴和相关的重要范畴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学科的多种理论框架在逐步形成。杨自俭教授指出，我们不能拿学科成熟的标准来评价“初步构建”的理论框架;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初期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否定它的开创性或奠基性的价值;第五，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有了较科学的认识。张南峰倡导纯理论研究;谢天振教授分析了译学研究与翻译理论认识上的三个误区，并指出理论不光有指导作用而且还有认识作用。我们不能要求纯理论能够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技巧问题。

在肯定我国译学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我们在译学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杨自俭教授把它归纳为:严格说真正的理论研究还太少;理论研究队伍小而弱;国家有关部门对译学建设重视不够;学风译德问题。杨教授把“真正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表明了“真正的理论研究”对译学建设的重要性。理论自觉性差、原创性理论研究少、新的学术范式急待建构是我国译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因此，争取理论创新、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是建构翻译学的当务之急。吕俊教授在分析、批评、吸收国内外翻译学理论的基础基础上，以新的研究范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的翻译学”的构想。

二、建构的翻译学

(一)建构的翻译学是在分析、批判、吸收以前国内外翻译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建构性”的翻译学

吕俊教授认为，我们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研究阶段和解构主义研究阶段。他分别对以上三个阶段不同研究范式在哲学基础、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各自的不足。他认为，语文学范式的缺陷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与探讨，是非理性的;其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神秘主义色彩。他说:“所以说翻译研究本身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仅成为靠主观知觉判断进行的活动。那么翻译学的设想也绝不可能形成。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研究范式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目的一工具理性为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的翻译观。但是其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语言的共性，忽视了差异性;增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并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突出了其中的一元，只注重语言层面的分析从而抹杀了人的主观创造性。解构主义提出了解释哲学，批判了结构主义工具理性与语言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的观点，给人们一种新的视觉，让人们剖析旧的理性，认识其不足。但解构主义思潮是一种非理性的思想，它是一种怀疑主义理论，是没有建构性的，只有破坏性和消解性。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文学研究和解构主义研究都是非理性的。由于“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缺少理性的支撑……所以它们不能成为翻译学建构的基础。而结构主义虽然是理性的且有语言学作为其基础，但由于它是封闭的，“把许多与翻译相关的要素，如主体要素，语境要素等排除在外，使得它的实践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3)因此它也不能成为翻译学的基础框架。基于这一现状，寻找既可避免语言决定论的极端，又可克服主体过分张扬的极端的一种新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观念才是翻译学建立中所需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具有重建性质的、回归语言学本体的，即“建构的翻译学”的理论基础。

(二)“建构的翻译学”是一个全新的翻译研究知识体系

建构的翻译学是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与解构主义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批评与反思基础上的一种理性建构的翻译研究新模式。它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论，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1.哲学的实践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哲学界涌现了许多新潮，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语言间题的关注，并把语言看成是人存在的形式，如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但我们认为，对人的存在的最本质思考只停留在语言间题上是显然不性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实践，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实践哲学的思想，从而掀起了一次哲学界中新的转向，即从包括意识哲学在内的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向。

哲学的实践转向不仅帮助了我们走出了原文与译文文本的对立关系，而且走出了观念性文本，开始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从人类社会实际的度角来观察翻译活动，把它看成是一种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形式，是一种文化间的互动性活动。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去寻找不同文化间交往的普遍性规律以及探讨合理的交往模式。翻译观的改变会带动语言观的改变。实践哲学反对把语言神秘化的语言本体论倾向，而是把语言关注点放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即言语间题上。而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恰恰也是实际使用的语言，即言语。我们只有研究交往过程中为达到相互理解而必须遵循的言语规则，才能正确地解释文本中的语言同题。这种语言观的改变就使原来的语义—句法模翻译模式改变成语义—语用模式。

实践哲学把社会实践活动看成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实践的过程就是人对象化自身而又使对象人化的过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又是能动的主体，可以超越自然。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受社会塑造，但又有超越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动性。翻译活动是一种观念性的活动，是精神创造活动，也同样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译者与原文作者是主体间的对话活动，他们对话所生成的意义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它们必须接受社会的检验，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绝不是完全自由的，其译文要受社会理解的检验。

2.建构的翻译学的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理性的构建。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但它的理性是目的—工具理性，不适合涉及价值和情感的人文学科。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们都是社会的成员，共性在人们的知识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理解、沟通，社会才得以维持。翻译既然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就应遵循社会规则和规范，既遵循理性原则。在交往活动中理性原则是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就是使交往活动合理。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的合理性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因此，合理的交往必须符合普遍有效性要求。它们是:对自然实存世界的断言式陈述要真实;对社会世界成员的调节式交往内容要正确;对个体主观世界的内心感受表达话语要真诚。另外，也要求言说者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可领会，即要求句子的语义语法正确。只有这样，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在公认规范的话语背景下，才能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相互依存。

人际交往中还要求言说者使用最得体、恰当的语言，即必须遵循语言规则之外的协调性原则。协调性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带有契约性性质，人们只有遵守这些规范与规则才能顺利的进行交往，这就是交往伦理问题。“它不仅可以用来处理翻译中语言的施为层面与表达层面的关系，还可用来处理国际见间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现象，进而有助于建立平等交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知识共享的良好翻译模式。

3.建构的翻译学的真理观-共识性真理观

语文学范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心灵真理观上。心灵真理观是心灵的产物，心灵真理只能凭直觉体验的方法去证悟。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以符合论真理观作为基础。“这种真理观没有把人的‘缘在’转到社会实践上，而是转到语言上，从而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建构的翻译学以共识性真理为基础。共识性真理有下特点:第一，这种真理观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背景。“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通过社会的结构变化整个地约束和变化”。[9]1740其次，这种真理观预设了主体际性，因为共识本身就预设了互为主体性和主体间的差异性.再次，共识性真理观把语言视作客观与现在性条件。最后，它是一种对话性的和开放的真理观。共识性是一种主体间性与主客间性的内在统一。从而超越了单纯主客关系的符合论真理观和只存在于语言之中的本体论真理观。

共识性真理观要求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建立起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规范，以达成共识。因此，它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范式，对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它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建构的翻译学认为通过建立以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思想为指导的国际间认可的，并通过一定国际公约固定下来的翻译伦理规范，有助于真正促进国际间平等交流，终结不对称的文化间交流。其次，共识性真理观有利于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建构的翻译观是普通语用学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不再把翻译活动囿于文本之中，而是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国际交流与交往的人类社会实践大背景之中。最后，这种真理观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它们是:尊重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尊重原文的定向性。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构翻译学的参照系。

4.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言语行为理论

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带来的是封闭与静止的结构主义的翻译模式;以元语言学为基础的解构主义研究无法触及具体语言问题，也无法解决翻译中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中出现的矛盾。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强调必须遵循两套规则，即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和协调性规则。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已给了充分的强调。构成性规则强调所说出句子的正确性。但我们知道，在交往中，只会说出正确的句子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还得选用得体的句子，必须符合人们普遍遵守的语法规范才行。交往的理性使翻译研究回归理性道路。

言语交往理论使翻译走向真正的开放。言语交往理论既强调了主体的意向性，把意义看作是意向性的满足，又包含了交往的人际关系，从而把言说主体引向人际关系。这就做到了语言系统外部因素既与语言运作相关联，又与现实世界相关联，同时它们之间也彼此以言语行为为主线互相联系起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开放，而不是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的没有关联的开放。

另外，言语交往理论使翻译研究从语义—句法模式向语义—语用模式的转变;并把交往论理学的观念引进了翻译研究。这两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述过。

三、建构的翻译学可以成为构建翻译学的基本框架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7篇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还有的关键词，其标引频次有显著下降，这说明学者关注有所降低，研究正在减弱。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学科热点的转移，如中国哲学学科在世纪之交和本世纪前五年对自身进行了学科反思和建设工作，相关问题成为热点，中国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从2005年起开始下降。这正与2005年之后相关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哲学界有所降温一致。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较为充分，如果没有新的材料，不改进研究范式，研究的深入已变得更为困难。如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宋明理学研究，西方哲学领域中的康德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科学精神的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研究等。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8篇

实际上,比较哲学的问题相当复杂。到底什么是比较哲学,它与哲学比较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比较哲学如何可能,如何进行比较哲学研究,谁有资格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比较哲学研究的目标在哪里,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的讨论。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可能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但就我的有限阅读来看,张志伟教授的《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简论比较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第一次对比较哲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余纪元教授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则为比较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证,这本书及其作者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个案,为比较哲学的上述理论问题提供某种答案。

《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英文书名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Mirror of virtue, 2007年由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中文版2009年3月推出。这本书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呢?书中有一节专门提出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我把它概括为三个问题:

一、 比较研究是否可能

把两种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前提自然是二者具有可比性,或者关联性。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没有比较的必要性。比较研究是否可能的问题,实际与两种哲学或文化是否可以通约的问题相关联。麦金泰尔认为,不同的哲学体系各有其自身解释性与推理性的内在标准,而且也各有自己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因而它们是不可通约的。余纪元认为,不可通约不等于不可比较,文化的差异性不是比较哲学的绊脚石;相反,揭示和认同这些差异正是比较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大益处。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通过比较才能够发现其不同的假定和推理模型。

至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二者当然具有可比性。比较二者的最终基础在于人类的基本经验。具体来说,它们二者所考虑的都涉及怎样成为一个好人的问题,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什么是善的。同时,这两个伦理学体系各有其语言与概念体系,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些塑造了各自在处理人性共同问题时的差异性视角。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对诸多差异的饶有兴味的揭示。

二、 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目标

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相互映照的“镜子法”;二是“拯救现象”法。余纪元对它们进行了阐释。

“镜子法”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如镜”论。亚里士多德说,当我们想看清自己的长相时,我们借助镜子来看;当我们想认清自己是怎样的人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朋友来了解。朋友是第二个自我,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伦理学可被视为彼此的镜子。我们诚然可以通过阅读他们各自的著述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正如一个人没有朋友也可以过活;不过,如同有了朋友可以活得更好一样,通过比较,可以获得对两者的更好理解。具体来说,把他们作为彼此的镜子,可以使我们反思他们各自伦理学的传统根基,考察他们那些未经审查的预设,并解释他们何以用各自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伦理学。

“拯救现象法”是亚里士多德做哲学的典型、常用方法。它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收集和设立现象即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第二步,讨论和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疑难,看看不同的观点各自有什么道理,哪个对、哪个错,在什么意义上对、在什么意义上错,类似于披沙拣金;第三步,保留这些观点中的真理成分。把它运用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上,则可以这样进行它们的比较工程:首先,由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都涉及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君子),所以它们可以被视为不同传统之下的可比较的现象;其次将二者并置在一起,考察它们的一致与对立的要点;最后,保留住呈现在这些现象中的真理。

运用上述两种方法,比较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显现出来。余纪元是这样概括的:比较哲学的目标是镜映双方,以增加自我理解和彼此的相互理解,并发现各种现象中包含的整理因素。换言之,确立一个唯一的胜利者对一种比较研究而言既无必要,也没有益处。

三、 谁适合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特殊性对研究的主体有较高的要求。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意味着要理解不同语言的文本,“这一理解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中是可能的,各自立场的理论信徒能够去学习其对立面的语言,他们因此尽量地将其他语言作为第二母语”。(麦金泰尔语,转引自该书第10页)这要求研究者对另一种语言不仅能够看懂、听懂,还要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传统之间自由出入。

能够满足这样要求的学者人数是少的。当今活跃在学术界的中国人文学者大多懂得外语,有过海外游学经历,甚至有人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但是,自如地以外语与国外学者讨论学术问题,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学术理路等方面都足以构成与外国学者平等对话的一方,能够达到这种层次的学者就少之又少了。这也是高水平的比较哲学研究著作相当少见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过去所出版的比较哲学研究成果往往容易形成以下几种缺欠:或者流于肤浅的格义功夫,缺乏问题意识;或者陷于鲁莽的、没有充分依据的普遍化概括;或者把自己的传统强加于对方;或者自说自话,无法与对方传统中的研究者进行交流。

本书作者余纪元教授则是有资格做比较研究的人。他在中国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后留学意大利、加拿大,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讲授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发表英文论文和专著多篇(部),对希腊哲学有专门研究,英语对他来说堪称第二母语。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相继有几位美国哲学教授写专业书评与他进行讨论,这才称得上“学术交流”。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多维视角阐释主题的优势，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分析研讨为舒展主题空域提供了可能，加深了对问题的研究和把握。同时也引发了整合研讨的难度，多学科、多视角的研讨应该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或者说什么的公共话语平台上研讨需要明确。或许，随着跨学科的互动与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各学科各唱各的调”这一局面终将得到消除。

真理伦理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论述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引导学生去关注科技工作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发展观。

科技伦理道德，是指人们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时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1]。

本文作者结合教学，试论述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学化学教学中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同志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2]。这就要求我们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科技伦理道德建设。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一些伦理问题，如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生态环境等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成为当代科技伦理的研究热点。现代科学教育存在着重视科学知识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的倾向，致使一部分学生人文精神失落、价值观念淡薄、道德水准下降。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部分中学生会进入高校继续深造，走向科研岗位，所以在其中学学习期间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中学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化学知识、化学实验基本技能的传授，忽视了化学在技术研究和社会应用方面的道德规范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学化学理论教学、实验教学中均可结合授课内容加强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引导学生们去关注科技工作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强调化学科学的育人功能，能够纠正化学教学中的唯科学化，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

二、中学化学教学中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可行性

在中学化学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史实、教学内容、社会热点积极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科技道德观念，发展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学生人格。

（一）以史明鉴：通过化学史教育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

史鉴使人明智。化学史是对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历史过程的描述，揭示了化学科学的演变规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可以供给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素材。

1.通过化学史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在科学追求真理性，因而在科学活动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鼓励理性的质疑，不断挑战已有的知识体系，发现其中与客观实践的不一致以及科学理论内部的矛盾，不断推动科学的发展。因为具有强烈的创造愿望和敢于怀疑的创新精神，波义耳促成化学从医药和炼金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泽佛尔借助飞秒技术对单分子反应作了大量研究，所得理论与rrkm统计理论的基本假设相矛盾，从而对统计理论的适用范围提出了挑战，创立飞秒化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阿伦尼乌斯在提出电解质溶液电离理论时受到了知名教授的质疑，但是他坚持真理，用大量的实验事实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也有一些历史上有名的化学家没有注意到已观察到的某些异常现象而与化学发现失之交臂，遗恨终生。化学家李比希、维勒没有审视实验中的异常，与溴、钒元素的发现，失之交臂，遗恨终生。化学家不畏权威、敢于怀疑，勇于追求真理、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可以培养学生事实求是的品质，科学的怀疑精神，可以丰富学生的科学情感。

科学的探索过程充满了困难。为了研制氟单质，英国化学家戴维、乔治、托马斯严重中毒，鲁耶特和尼克雪不幸殉难。但是，法国化学家莫瓦桑不怕牺牲，坚持不懈，终于获得成功。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开创放射化学新领域的著名化学家居里夫人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造成了恶性贫血即白血病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化学先驱们追求科学的顽强毅力、献身科学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也会对学生科学态度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2.通过化学史教育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在科学创新活动中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化学技术上的发展成就，从两弹一星上天、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到超导材料的研制、纳米技术的应用，再到“神舟”号飞船的发射和准确回收。这些成就的取得不是哪一家单位或者哪一个人的努力，是交流与合作的结果。其中，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凝聚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所、上海有机化学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多名学者的心血。居里夫人与与别人合作分析纯金属镭，并测出它的性质，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化学家们精诚合作的故事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通过化学教学内容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

1.教材本身处处体现着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例如，苯的分子结构，乙烯的分子结构，与c60的球体结构等等，它们的和谐，对称，均匀，从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化学的严谨性；化学反应中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氧化还原反应中，得失电子守恒等等化学中的许多东西都有维持自己不变的天性；元素周期律的表现形式--元素周期表，元素排列成尽可能和谐的层次和系列，显示了良好的简洁性，自洽性和预见性[3]，这是化学理论之严谨性；课堂中晶莹剔透的玻璃仪器，流畅的装置设计，教师的规范操作，它的严谨、准确、有序，都是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很好途径。

2.联系实际，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为适应21世纪绿色化学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教材把许多问题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了解化学与社会、生活、生产、科学技术等的密切关系，增强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经济效益观念，这有利于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利于学生培养正确的科技伦理道德观念。教材中的实验生活化、简单化和微型化，实验内容贴近社会和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感到亲切，学生感到化学知识是有用的，是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联的。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社会责任感、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等良好个性品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有利于科技道德观念的形成。

如高一教材“环境保护”知识，让学生了解环境污染的成因以及人类在改普环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从而使学生认识化学在造福人类和社会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它客观上要求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保护人类健康的根本措施。在化学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授课内容介绍酸雨、噪音、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沙尘暴、大气与污染、森林面积锐减、物种灭绝、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干旱与荒漠化以及城市垃圾等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现象，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

一些高污染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不考虑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做出违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举措来。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曾经在日本发生的水俣病就是由于一座氮肥厂排放的废水中的有机汞含量过高而导致发生的；肥料化学只注重如何使农作物近期内多产而忽视了化肥的长期使用对耕地的副作用；农药化学只研究什么样的农药能最有效地杀死害虫而忽视其对土壤、江河、动植物以及人的危害作用。这些内容可以引导学生反思以“毁灭性索取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观念，建立新的伦理道德观，自觉维护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展望科技发展，培养良好的科技伦理道德观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结合教材向学生介绍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展望科学技术发展未来。在讲授原电池和电解池的时候，我们可以介绍当前倍受重视的燃料电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燃料电池技术被认为是21世纪首选的洁净、高效的发电技术。燃料电池是一种电化学的发电装置，不同于常规电池。其主要原理是：燃料电池等温地按电化学方式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它不经过热机过程，因此不受卡诺循环的限制，能量转化效率高（40~60％）；几乎不产生nox和sox的排放，co2的排放量也比常规发电厂减少40％以上。教材与科技发展前沿相结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培养科技责任感。

4.通过学生实验，培养良好的科技道德体系。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大部分的概念和理论都是通过实验来检验和深化。波义耳就十分重视实验研究，认为只有实验和观察才是科学思维的基础。但是有些学生认为实验课是理论课内容的验证，因此，做实验的时候提不起兴趣，马马虎虎，应付了事；还有一些同学为了实验报告得到高分而修改试验数据。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介绍我国著名的分析化学家梁树权教授的事迹。四十年代他在德国明兴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以严肃认真的科研态度，测定铁的原子量55.847，实验结果精确到小数点第三位。他修订了前人的数值，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采用，一直沿用至今。他认真严肃的科研态度可以激励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4]。

为增强学生自学和科研创新能力，化学实验应该转变以往性质验证性等单一型的实验，而应向设计型、综合型和科研型转变。如天然产物的提取、分离、纯化及鉴定。课前，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查阅文献、收集资料、讨论、拟订可行的实验方案，提出药品和仪器设备计划、实施方案，组织学生统计分析实验数据和实验现象、撰写实验报告或论文。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充分参与实验，受到小型科学研究技能和智能训练，同时也可以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技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

三、在科技伦理道德教育中教师起示范引导作用

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其科技伦理道德的表现对学生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应该以身作则，自觉遵守现代科技伦理规范，做学生的表率，才能鼓励和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科技伦理道德感。科学的发展是迅速的。因此，化学教师必须不断接受和吸收新观念、新知识，认真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的“一桶水”常满常新，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教师要经常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与学生进行交流，在个人品德、科技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来鼓励和影响学生改变思维方式。

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开展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既能够使学生公正地看待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增强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意识，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增强仁爱成分，培养可持续发展观念、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能够增加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但是需要注意：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喧宾夺主，要以传授知识为主，科技伦理道德教育为辅。

参考文献：

[1]路甬祥.关于科技伦理道德的思考[n].学习时报，2003-01-27.

[2].论科学技术[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潘勇群.论中学化学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渗透[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