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在哪里?真理在“中间”

斯大林说：“真理在‘左’和右中间。”此话正确，也很精辟。斯大林自己把握得怎样，姑且不论，但这句话说得确实好。中国的儒家实早有此意。《中庸》谓，执其两端用其中；《论语》谓，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亦即“两端”。“过”与“不及”都不对，“用其中”才对。给的一封信里谈及“中庸”问题时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亦即认为真理在“左”与右之间。

不“左”不右才是真理，是真理则必胜。不“左”不右才“恰当”，“恰当”便会成为主流，占据主导地位。

懂得真理在“中间”，未必就能把握好立于“中间”；懂得应当反“左”反右，未必能先认准何为“左”右。1950年代搞经济建设，主张“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亦即既反右，又反“左”，立于“中间”。此为真理。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反了“左”右两端，解放思想便位居“中间”，便恰到好处。

反右过头向“左”偏，反“左”过头向右偏，此为矫枉过正，历史上、现实中皆有此偏向。言：“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是之谓也。大革命失败后反右倾错误，出了李立三、瞿秋白等“左”倾错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却有论者否定解放前为反抗阶级压迫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正义性；表彰了“国军”的抗战功绩，却忽视或回避了“国军”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腐败。

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反右、反“左”过了头，就会离开“中间”，走向对面去。过犹不及，不能过。君不见多少政治运动违反了初衷而酿成祸乱？郭沫若对矫枉问题发表过持平之论：“在我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得多好！李瑞环更明确讲过，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反对错误的东西，而不能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

反“左”反右，就应该像郭老和李瑞环说的那样，矫枉不过正，实事求是。

反“左”反右，如何对症下药，最根本的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左”与右，总是与实事求是对立着，那么，就用实事求是去做“左”与右的克星。这四个字，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左”与右，或冒进，或保守，或过激，或不及，皆脱离实际，皆背离实事求是。但从历史上看，“左”往往比右与实事求是的距离更远些。李德指挥红军蛮干，讽其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转移是要走路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如此不顾常识，可见与实事求是的距离之遥远。解决“左”的思想根源，武器便是“实事求是”四个字，树立的也是这四个字。1943年，曾为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拨乱反正，重举实事求是之旗，遂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曾受过“左”和右的干扰，主要是“左”，同时也有右。“左”和右的发生，说到底，都因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左”反右，药方是实事求是，但施用此药方，谈何容易！

在马恩列斯中，最喜读列宁的书，他觉得列宁的书好读，管用。在反“左”反右问题上，他推崇列宁的两本书：《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曾把这两本书推荐给党内一位高级干部。先给了“两个策略”，在书上用铅笔给他写了一句话：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右倾错误。后来在给他“‘左’派幼稚病”时，又在书上写了一句话：你看了以前送你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这是多么清醒的认识！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都这样认为。但两人的改革思路有重大差异。戈氏的改革思路是“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强调的是“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两者相距甚大。

搞市场经济，曾被有些人判定为走右的道路。在他们眼里，只有计划经济那条“乡间小路”才是“正路”。然而，不走“乡间小路”，走“高速公路”，这是邓小平的选择，且他走路的方向感极强，认为走“高速公路”时不能不注意方向。这表明，第一，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第二，这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速公路。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一条既不“左”也不右的路。

这是一条真理的路，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