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

时间：2023-02-23 07:21:29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1篇

一、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学术界在涉及此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演变时，一般都用速度较快来形容，但其“较快”的具体内涵以及银行业的整体状况，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鲜见有全面的反映。因此，笔者首先整理了以下统计表，希望通过这些统计表，对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演变全貌，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数量概念。

首先从银行设立的数量上进行观察。为有一个具体比较，现将中国出现首家银行的1896年至1937年40余年间各年设立和停业的银行数目列表如下（见表1）。

表11896—1937年中国银行设立、停业统计表

年度设立银行数(家)停业数(家)现存数(家)年度设立银行数(家)停业数(家)现存数(家)

1896111921271840

19021111922271948

19051111923252053

190622119247555

19073419259757

190843519267757

190911519272158

191016192816569

1911327192911377

1912141011193018689

19132112193116699

191431141932134108

191575161933153120

191643171934224138

191710918193518156

19181062219365161

19191692919373164

1920161431年月

不明者5050

合计390226164

说明：1.这里的中国银行指除在华外国银行以外的本国银行。

2.唐传泗和黄汉民先生曾对1925年以前成立的本国银行数量进行过考察（见《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据他们研究，1925年前成立、停业和存在的银行数量都比《银行年鉴》统计的数量要多。本文引用《银行年鉴》的资料在1927年前变化趋势与唐、黄先生的一致，而这里考察的主要是1927年以后的发展变化，故仍然引用该资料。

3.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一般以1897年即正式开业为准。统计表中出现的时间为1896年，是以清朝政府批准的时间为准。

4.“现存数”一栏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7—8页。

从统计表看，在这40余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晚清时期华资银行的数量不足10家，总体说来无足轻重。两次大战间有两段时期是银行创立的高峰期，即1917年至1923年和1928年至1935年。前一段时期显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即与一次大战从外部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难得的机遇有关。第二段时期即本文重点论述的1927年至1937年，是银行业数量增长的又一个高峰。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在分析这10年的银行业发展时总结说：“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另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注：《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5页。）。同时，这时期与上一个高峰期相比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异，即1917年至1923年成立银行131家，停业95家，停业率达72.5％。1928年至1935年成立银行129家，停业31家，停业率只有24％，明显低于1917年至1923年时期，表明银行业在第二个高峰期的发展性和稳定性均好于上一个高峰期。表2显示了1934年后分类银行和分支行的数量演变情况。

表21934—1937年银行业分类、分支行及行员变动情况表

银行类别总行数(家)分支行数(家)行员数(人)

1934年1936年1937年1934年1936年1937年1936年1937年

中央及特许34425539049173419195

省市立20252622633146443295540

商业储蓄80807337238340889178903

农工2031368614

717325292515

专业13151546515613561243

华侨1091053303511801482

共计1461641641038133216272565228878

说明：1.1934年的“类别”原有10类，现将“国立和特许”银行合为“中央及特许”银行，将“省立”和“市立”银行合为“省市立”银行，将“实业”银行归入“农工”银行之中，故现分类为6类。

2.1934年的统计中无行员数。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A4页；1936、1937年的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0页。

从表2看，这几年银行总行的数量变化不明显，除农工银行数量有较大增长外，其他银行数量均变化不大，商业银行的数量甚至有所减少，但分支行的数量却有很大变化。其中，除华侨银行的分支行数减少外，其他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以中央银行、特许银行和省市立银行的分支行数增加明显，行员数量也有较大增长。特别是中央及特许银行本行只有4家，但分支行数和行员数均占第一位，远远超过其他银行，表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通过设立中央银行和改组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为特许银行等手段，使其在银行业中的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进而对银行业也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当然，从总体上看，银行业的发展仍然保持着覆盖范围继续扩大、稳中有增的趋势。

下面再从资本数量、储蓄存款及纯利润等几个银行资力方面的指标进一步考察这期间银行业的实力变化情况。

表3、表4（见第185页）中的实收资本、存款放款和纯益数字，均呈现出稳定的增长。其中，十年间实收资本和放款增加两倍多，而存款和纯益增加三倍多的情况，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表明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状况和增长水平。下面再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制作成统计表5（见第186页），从中可以对银行的实力得到更清晰的印象。

表31927—1936年银行实收资本统计表单位：万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的资料为全国28家重要银行的数字，因无具体的分类项目，故只有“共计”一栏数字。

2.“共计”栏下的指数为笔者计算。

3.原表单位为“元”，这里改为“万元”，万元后的数字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处理。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新业印书馆，1933年）第311页；1932—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9页。

表41927—1936年银行业各项存款、放款及纯益统计表单位：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为中国近代28家重要银行的统计数字。

2.各项指数均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314、315、326页；1932—1935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6、A61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7、A53、A57页。

据表5，1932年时全国银行资产总额在30余亿元，1936年时，资产总额已增长到72余亿元。时隔4年资产总额增长近1.5倍，增速不可谓不快。

表51932—1936年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统计表

年度资产总额(元)指数

19323003282010100

19333657736575122

19344295587071143

19355428652719181

19367275890751242

资料来源：1932—1935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2页。指数为笔者计算。

以上统计显示的是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但是，这期间银行业发展的缺陷和不足也相当突出，其中最明显的仍然是银行资本金额的普遍不足和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表6（见第186页）对1934年以后银行资本级别数的变动情况作出了统计。

表6全国银行资本级别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根据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页数字计算；1936、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4页。

从表6看，直到1937年，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银行数量与1934年相比，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仍只有74家，仅占银行总数的45％。资本在500万元—1000万元和1000万元以上的银行分别只有9家。银行总体资本仍然较为薄弱。

除银行资本的普遍薄弱外，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以下整理出的三个统计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银行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从表7看，江苏、浙江两省拥有的银行数，总行90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一半多；分支行572家，也占1／3强。全国银行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仅此一例，即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而银行在各大城市的分布情况，可通过表8进行观察。

表7全国各省银行分布情况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年和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7—18页。

根据表8，1936年时上海一市之银行总行即达58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5％；分支行182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13.7％。如以上述9城市银行数量合计论，则总行达99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61％，分支行386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29％。如以江浙两省银行所占全国银行总数的比例，与土地人口所占的比例加以比较，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表9中反映的就更为明显。

表8九大城市银行数量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6页。

表9全国银行分布比例表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9页。

方（注：参见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1927年至1937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外资银行业的基本停滞和钱庄业的衰退更形成鲜明的对照（详另文）。那么，导致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反映出什么问题？在前人对此的研究和回答中，是否还有关注不够或者遗漏之处？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并进一步深入探讨，无疑对深化认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乃至这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无意义。

检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大都认为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是一种畸形的“繁荣”。而关于这种快速发展的原因，也多从内地农村破产、现金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后导致城市游资增多；国民政府成立后高折扣大数量滥发债券，银行从中获取丰厚利益；国民政府形成金融垄断网，获取超额利润以及银行业从事房地产业投机获取利益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注：见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桑润生编著《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等。）。应该说，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触及了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某些要因，都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但是关于银行业发展原因的既有研究，都忽略了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例如，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银行业快速发展在统治期间表现得特别突出与这些政策是否有关？这期间银行业自身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业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有什么特点和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直接涉及银行业制度和银行业内部变化等因素的探讨还很少。鉴于此，笔者将这期间特别是1927年后10年间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制度因素和内在变化作为分析的重点，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能够更为客观和全面。

二、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特别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即使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他认为，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之所以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是因为那里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法兰西和西班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才在竞争中失败并大大落伍了（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诺思所指的制度，并非“体制”，而是经济学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第225—226页。）。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经济制度变革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实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剧烈的时期更是如此。

如果以1927年以后的银行业与此前的银行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最大不同，是银行体制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等的不同银行组织体系（尽管这种组织体系仅仅是初步形成），以及一系列有关银行业法律法规的颁布和金融领域中的种种变动如币制改革等等。导致这些变化的直接原因，又与政权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1.经济金融政策的影响经济金融政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这期间南京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直接推动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组织体系。银行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打交道后引进的一种与过去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不同的新型金融组织，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从晚清末年开始兴办，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三十余年间，虽然在数量上已发展到几十家，但彼此之间并不成系统，也无特色，相互之间也很难说有分工和统属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有了银行，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但是，1927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的改变：一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与国际汇兑银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构成了上下左右的银行层次，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二是在银行的专业领域中初步建立了分工。尽管这些变化与规范意义上的银行组织体系建立和专业分工的状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与此前相比，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追溯原因，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较之北洋政府，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的这10年间，其资本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特点，在其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反映的更为明显。他们了解金融的重要性，也深知银行是掌控金融的关键。因此，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从制度上对银行业进行宏观规划和改造。例如，在全国经济会议提出的金融议案中，首先就强调银行对国家的重要性，把金融与国家的关系比喻为血液与人身体的关系，认为“金融之于国家，犹血液之于人身，未闻血液浑浊而人身壮健者也，未闻金融紊乱而国家富强者也”，并指出，“方今国事渐平，训政肇始，整顿金融，自属亟不容缓之事”，而“欲期整顿金融，先应规定银行制度，厘定统一币制，整顿纸币办法，斯为急务”（注：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商务印书馆代印，1928年，第175页。）。

由于认定银行的“组织之健全与否，与金融之安稳有极大关系”，因此会议形成决议，认为中国的银行制度应“分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及普通商业国际汇兑银行等”类型建立。“国家银行组织之健全，为整理金融之前提，其要点在经理国家之收支”。而建立地方银行，则是“因国家银行之设立，太半系在中心地点，不能不有地方银行辅助之”。针对普通商业银行当时已经“设立甚多”的情况，会议提出，“当特设条例以规定之”。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认为，应当“以雄厚之资本作汇兑之事业，免为外国银行所垄断”（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40页。）。会议提交的议案别强调，“整理币制、改良圜法、统一财政及调济全国金融，均非有健全之国家银行不可”。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将其定位在掌控对外金融方面，认为“国际上关系当以贸易为最重要”，“非亟谋发展之道不可”，“而发展之方简洁言之，又非以提倡国际汇兑银行不为功”（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91、106—107页。）。并从对外汇款及汇票贴现、对外借款和调节金银进出口等三个环节进一步阐述设立国际汇兑银行的理由。

会议还分别议决了国家银行案、地方银行案、国际汇兑银行案、储蓄银行条例草案、农工银行条例草案和银行条例草案等议案。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财政部提出的《整理财政大纲》议案中，同样将改良银行制度置于突出地位，明确提出：“银行政策恒与全国金融息息相关”，认为“今日为中国谋银行之发达，须行左列数事”，即组织中央银行，筹备汇业银行，提倡储蓄银行（注：详见《整理财政大纲案》，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大东书局代印，1928年，审查报告一，第18页。）。“确定银行制度”作为新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被纳入会议制定的“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具体规定是：“甲、组织国家银行以国库、发行钞币、整理金融为唯一任务。乙、筹备汇业银行以为国内外汇款划抵周转之枢纽。丙、筹设农工银行以发展农工事业。”（注：《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类，第4页。）

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权力对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改造，其作用不可忽视。此后，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成立，资本金2000万元，1935年增加到1亿元，全属官股，由财政部发行公债抵充，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同时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实业银行，1935年又进一步增加官股，分别取得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50％和55％的股权。同年将1933年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此外还于1930年成立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专营储蓄汇兑。1934年成立了中央信托局，控制各种出口物资的收购业务和经办信托保险业务。这样就完成了对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改造。其他银行的分类和规划，也没有脱离这两次会议的思路和框架。而且，由于被赋予掌控对内对外的金融功能，国家银行和国际汇兑银行始终占有特殊的位置。

可以说，对于银行体系的规划和设置，是这一时期银行制度变化的一大特点。并且，这种对银行制度的干预和规划，并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除上述内容外，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推出了一个《银行整理大纲》，把整理银行的步骤设定为三段：“第一段，先确立银行之性质，将现存银行加以区分；第二段，平均经济保管权限，使资金不致全部集中都市；第三段，实行联立政策，使银行业规率化合理化”。此后，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约两年的时间内，这个大纲已经在逐步推行。如“关于第二项。各银行之纷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已可证明其趋势，而苏浙各地之先后设立县乡银行，尤为此种政策之结果”。第三项“联立制度”，是“为实行（银行）合并政策”而采取的“初步之折衷办法”，实行的目的，是要使“银行的资本增加、势力雄厚”，是使“支出亦可减少”的措施。换言之，是对1935年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种应对办法。“自廿五年七月后，其合并方法与助长计划已在逐渐发动”，“廿五年江浙商业储蓄银行之并于中汇银行，廿六年太平银行之并于国华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合并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广东实业银行、丝业银行之并于广东省银行”，“乃其先导也”（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107、116页。）。显然，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规划、改造和控制，一直没有停止。

考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经济金融政策，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截至抗战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总额“共达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万余元，其中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独资经营，及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者，已超过两万五千万元以上，约占全国银行总资本额之大半。足证近年我国政府，对于为金融机关中枢之银行业，颇有控制之实力”（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第114页。）。

在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研究中，有不少人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经济金融政策提出批评。其中，尤以对“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制提出的批评为多。笔者认为，对于这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不应采取简单化的分析方式，我们在指出其对民族资本银行业的发展有一定压制作用，有利于实现一党一府独裁统治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对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制定和建立，对这时期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规划和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成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制，符合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国际潮流，设立后，其作用也并非都是负面的，如无这时期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对银行业的整体规划，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脱离发展的幼稚期而成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同时，这期间金融业中的重大变化，如30年代在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次币制改革，即统一货币的废两改元和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的法币改革，如无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将会遭遇更多的艰难，路程也会更为漫长。

2.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在分析这时期银行业的演变时，还应当特别关注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状况。因为，银行业法律法规既是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作用于银行业的直接反映，也是银行业内在变化的直接体现。这时期制定颁布的银行法律法规较多，但最重要的是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它与1908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条例》和1924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法》，共同构成近代中国银行业法律法规演变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从银行法律法规内容变化的这一侧面，可以发现晚清、北洋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演变的某些轨迹和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注：这三部银行法可参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银行法规”部分。）。

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共51条，与1908年《银行通行条例》的15条、1924年《银行通行法》的24条相比，首先在数量方面有了明显增加。据主持制定《银行法》的著名学者马寅初介绍，他是从7个方面确定这部《银行法》的立法原则的，即营业范围的确定；图银行资本的充实；助长稳健的经营；保护储户的利益；监督调剂银行业；防遏不当的竞争；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注：《普通银行法草案具体说明》，《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2年。）。因此，这部银行法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在覆盖范围、监督内容及手段等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明显的变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组织。《银行法》一改前此两个银行法组织范围包罗万象的做法，明确规定，银行应为公司组织。具体形式可分为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无限公司4种。同时规定，凡创办银行须注册者，应先订立章程，载明银行名称、组织、总行所在地、资本总额、营业范围、存立年限、创办者姓名住所等，如系招股设立的银行，还应订立招股章程，呈请财政部核准才得招募资本。（2）资本。《银行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额至少须达50万元。无限责任公司组织的银行，至少须达20万元。同时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的责任。

摈弃独资、合名和合资的组织方式，明确规定银行必须是公司组织，以及规定银行开办的最低资本额，显然是从如何规范银行业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体现了规则制定者“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以及“图银行资本充实”的意图。如果说，这种规定与过去相比只是在内容上更进一步、更严格明晰的话，以下条文的规定，却是以往的银行法中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更值得关注。

《银行法》第十四条规定：“无限责任组织之银行应于其出资总额外，照实收资本缴纳百分之二十现金为保证金存储中央银行。前项保证金在实收资本总额超过五十万元以上时其超过之部分得按百分之十缴纳，以达到三十万元为限。前二项之保证金非呈请财政部核准不得提取”。第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组织之银行于每届分派盈余时，应先提出十分之一为公积金，但公积金已达资本总额一倍者不在此限”。第三十四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个人或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之放款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之资本及公积金百分之十。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超过部分之债务有各种实业上之稳当票据为担保者；二，超过部分之债务附有确实且易于处分之担保品者”（注：《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E3—E5页。）。也就是说，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银行的放款总额不能超过实收资本及公积金的10％。

我们知道，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的经营习惯，或者可以说是中国悠久商事习惯中的特点，一是每年获利都分给股东，不作公积金积累；二是讲究商业传统，重视对人的信用，表现在经营上就是重视信用放款，不重视抵押贷款。应该说，这种习惯长期行之有效，但它适应交往相对简单、规模有限的农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银行是从西方引进的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讲究的是对物不对人，因此注重抵押贷款；讲究的是扩大再生产，因此注重公积金的积累。《银行法》的制定者把抵押贷款和公积金积累的规定纳入法律之中，作出明确规定，显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且，制定者还因为有中西习惯上的差异，在规定中划出了非抵押放款百分比。但无论如何，这种规定是对过去金融传统在制度上的一种突破，是一种创新，对这期间银行业的稳定和实力的增强，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3.银行业理论的普及与银行业的发展在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制度变革的因素时，社会上对银行理论及银行制度引进、介绍和讨论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实际上，这种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对推动银行制度建设的作用不应低估。

西方银行理论自晚清开始传入中国，至北洋政府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由于重视金融银行，同时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扩大、商品流通增长，对资金信贷的需求大大增加，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对资本的巨额需求等原因，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良机，也从理论上增强了了解银行业的需求。这段时期，理论界银行界除引进介绍西方银行理论外，也出现许多针对中国银行制度，如中央银行制度问题、银行专业化问题、省县和地方银行建设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推进了社会对银行体制、组织、类型等的认识和接受，客观上对这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北洋政府时期共出版了18部银行学著作，南京政府时期则出版了42部，其中翻译欧美名著15部，国人自撰27部，1937年前的10年中出版的占绝大部分。这时期理论界和银行界对银行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介绍欧美的银行名著，如童致桢译自柯谋的《美国联邦准备银行制度》（1930年），李达理译自甘奈·马键的《欧美银行制度》（1934年），上海银行调查部经理资耀华编著的《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1936年），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刘冠英编著的《现代银行制度》（1937年）等。再一个是苏联的金融政策、理论和银行制度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过来。苏联的银行理论和银行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使国人在探讨银行体制的构建时，不再仅仅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银行理论中寻找理论根据，而是将世界银行制度分为资本主义的自由银行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计划银行制度两种类型，并从这两种类型的对比分析中讨论中国银行体制的弃取。不少人得出这两种银行制度均存在缺陷，中国不能照搬任何一种类型的银行制度，而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制度特点的银行制度的结论。马寅初、吴其祥、吴承禧、崔晓岑等人还对中国自清末以来建立的银行制度进行了检讨，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银行建设的看法（注：参见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当然，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最终以“四行二局”垄断金融体制的建立而结束，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在此前理论界和银行界对西方、苏联银行理论和制度的引进、介绍及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制度的探讨和追求，正是这些努力，直接间接地奠定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基础，推动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银行业内在因素的变化与银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间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压力减轻的因素，加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往往就是这样，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再好，也需要有内在因素的呼应与配合，否则难以获得好的效果或取得成功。

分析1937年前的中国银行业，从其内在因素方面考察，可以发现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这些特点带有明显的中国社会特色，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一支由本国人组成的、数目可观并了解现代西方银行制度、掌握其经营和管理方式的银行家队伍初步形成，可说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内在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和其他变化的基础。当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中国人对西方银行了解还不多，对怎样管理和经营新式银行更是一知半解，因此，无论在章程还是用人办事上，都是以英国在华的汇丰银行为样板。1896年盛宣怀在向清政府上奏申办通商银行时，就明确声明：“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通商银行成立时，在其制定的章程中也公开表示：“本银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也因此，“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通商银行在上海总行的大班就是“延定英人美德伦”担任（注：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9、50页。）。可以想见，之所以用高薪延聘外国人（注：在通商银行与美德伦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美德伦每年薪金为规银9000两，两年后可涨到1.2万两。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52页。），将银行经营大权拱手相让，实在是因为缺乏具有专业银行知识的人才才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华人不知务此”（注：盛宣怀语，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页。），“务此”又无人才的尴尬局面，经过多方努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有了明显改观。如前所述，这时，中国自己的银行已从1家发展到164家，在这些银行企业中，一批年轻的中国银行家已成长起来。据统计，在近代银行界崭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出生于1880年以后的就有73人。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还有48人有留学海外经历（注：徐矛、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系统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货币银行学等现代专业训练，其中不乏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之人（注：见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该书附有100位银行家小传，加上书中的10位共110位。）。被誉为银行界“四大名旦”的张家áo＠①、陈光甫、李铭和钱新之，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这些人不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掌握西方现代金融银行知识，并且立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与外商争夺市场。他们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这些人既有远大的抱负和开拓精神，又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再加上熟悉国情民风和中国文化，能够在掌握西方现代金融知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文化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变通和改进。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经营理念，具有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痕迹，因此，使得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素质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说，这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能够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近代中国银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必然在其经营文化和经营理念上得到体现，这也使此期的中国银行业表现出与在华外商银行和传统中国金融机构不同的特色。

首先，他们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把服务社会、服务对象民众化，作为自己银行经营的定位。如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王志莘认为：“凡储蓄信托一切业务所以运用之者，皆当以平民为目标”（注：转引自《近代中国金融企业管理》第252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多次强调该行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他认为：“本行以社会民众为立场，今日有此地位，是社会民众所赐予，换言之，吾人衣食所需，开支所出，亦为社会民众所赐予”（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印《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第103页。）。因此他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定的行训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页。）。金城银行总处则在致津、京、沪行的函件中告诫：“近来银行开设日多，对于顾客莫不力图便利，以广招徕。我行业务现尚未臻繁盛，亟应从各方面努力进行，以求发展。便利顾客一端，尤属不可忽视”（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把顾客看成衣食父母，把服务社会作为银行经营的宗旨，是在华外商银行和中国传统金融业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这种口号由近代中国银行家提出，与近代中国银行家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紧密的关系，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银行钱庄，在经济上绝无势力，均仰鼻息于外国银行”，而在华“外国银行及其买办之骄人气焰，实难向迩”有关。这一点，陈光甫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留美归国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前，任职于江苏银行，“苟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所不能，即欲见帐房亦不可得……十时即往伺候，须至四五时方得办妥”。这种经历，使他痛感“上海之金融势力，实无华人立足之地位”。因此，1915年他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便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时提倡服务社会之宗旨，凡事不专以牟利为前提，而必须以代人服务为目的……我行之提倡服务，实开风气之先”。由于这种经营理念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取得很好的业绩回报，因此，这种经营理念不仅在中国银行业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效仿，而且扩展至其他行业，“不特银行均以服务为标榜，即香烟厂亦以服务为号召，无论大小商店无不以服务为言，甚至学校政界亦言服务矣”（注：《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8—139页。）。

其次，在经营方针上，根据“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和中国社会实际，他们实行与外商在华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不同的经营措施。措施之一，是将目光聚集在社会闲散资金上。为此，他们推出创新的“一元储蓄”方式，大力吸收社会零散资金。提倡存款哪怕是点滴资金的存款，遂成为这时期中国金融业经营中前所未有的特色之一。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一向轻视吸收平民存款尤其是社会上的零散资金，在华外商银行也不屑进行这方面的业务，这就给新兴的中国银行业留下了发展的余地和空间。银行这种金融组织的行业特点之一，是支付利息，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加上贷款利率贷放出去，赚取存贷之间的差价。因此，如何吸收存款和是否能吸收到存款，是银行业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眼光对准传统钱庄和在华外商都不注意的社会民众，努力吸收社会游资特别是广大平民的小额资金，提倡储蓄，不仅成为这时期中国银行业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中国银行业赚取利润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元储蓄”开办之初曾被外商银行和中国钱庄嘲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遭遇过“某地钱庄以100元来索开储蓄折100扣以事讥讽”之事，但因社会反响良好，在众多华商银行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普及，“不数年，同业均依照办理，成为通常之惯例”。金城银行还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去开办军人储蓄，一元起存，“吸收存款约五十万元左右”（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为鼓励储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意“添制储蓄盒分发储户”，“即未满一元者，亦可领用储蓄盒，逐日将可储蓄之铜元银毫积贮其中，得有成数即送交本行收入折内”，并将此种办法“多方宣传，使民众了解储蓄之功效，鼓舞储蓄之兴趣”（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11页。）。为宣传储蓄，金城银行也“印了宣传的小本子到公园或戏院去散发，以为提倡”（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还开办了形形的储蓄种类，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教育储蓄、婴孩储蓄、婚丧嫁娶礼券储蓄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到大中学校去开办学生储蓄。另外，这些银行还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等，想尽办法设立各种灵活方便的储蓄品种和服务种类，不少都是首创。

此外，他们还打破过去银元存款不给息的惯例（注：过去商业惯例，存款一般按规元记账，不按银元收受存款，钱庄即使在“迫于事实需要及顾客情面，有时亦收受银元存款”时，经同业公议，也“不能计给利息”，且“牢守旧例，不肯改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吸收存款，首开规元和银元均可开户之例，并且银元存款也付利息，“银元付息，本行实开其端”。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以后，“无一家银行有对银元存款不给息之说”。上述引文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95、96页。），通过建立和加强与洋商大户及国外银行的联系发展国内外汇兑业务等，为自身成长发展开辟道路。为规避经营风险，在经营中厚提公积以及实行高额准备的华商银行也不在少数。

中国银行业实行的这些举措，使其储蓄存款额得以持续上升，实力不断壮大。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时资本总额仅10万元，实收不过8万余元，1927年存款即达3132万余元，1936年更达16901万余元，是同期资本金500万元的33倍多（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01页统计表6。）。

在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业间的关系方面，近代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日趋密切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中国近代银行业并不占优势。其中原因除了此时中国近代工矿业的数量不是太多，银行业的力量也相对有限外，还与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中，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奠定下雄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套顺应中国商人经营的习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业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在金融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中国近代银行业对近代工矿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范围都有显著增加（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一章。），如金城银行1919年对工商企业和铁路的放款达281万元，1923年增为759万元，1927年又增为1532万元（注：《金城银行史料》，“前言”，第14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6年末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也达360万余元，“占全部放款总额的19.9％”（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61页。）。但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27—1937年。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前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的增长方面，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

据统计，上海15家重要银行1930年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是9149万余元，1933年增为16338万余元，1936年又增为29125万余元，7年间增长约2.18倍（注：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5页表13。）。王宗培曾对1932年至1939年的100家企业资本构成情况做过调查，这100家公司自有资本总额262206767元，其中从银行借入的资金（包括少量钱庄借款）为114846975元，占自有资本的32.95％（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67页表9。）。在对近代工商企业的放款中，民族资本银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一般占其放款总额的2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体在30％以上，浙江兴业银行的比例更高，一般在50％左右，最多达到61.9％（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7页表14。）。引人关注的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和交通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中国银行的“工商业贷款每年增加投放3000—5000余万元。1936年底的余额，工业贷款8022万元，商业贷款4亿元”（注：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交通银行“截至二十五年度年终止，全体工商放款总额为6922万元，比较二十四年度激增至3555万余元，以与二十一年度总额相比较，则增多之数，竟达十倍左右”（注：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业的放款活动中，除放款额稳步增加外，放款时还根据中国国情，实行抵押和信用放款相结合而以抵押放款为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抵押放款是以货物、证券、土地、房屋等实物为凭信，借款人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债主可以处分抵押品以之抵债。因此这种放款属于“对物”信用。信用放款则并无任何抵押品为之保证，全凭借款人之信用为保证，是“对人”信用。与西方不同，信用放款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这一点，正如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所说：“银钱两业虽同为金融机关，然实有根本不同之点。盖钱业放款，凭对方信用，故称信用放款，历来如是。”（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5页。）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经商习惯，不少银行自己设立调查处，对贷款对象进行信用调查，在有一定把握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信用放款和透支业务。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也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更多的途径。30年代，“沪津汉各埠银行同业，更设有中国征信所，专任各业信用之调查，报告银钱同业，以备参考”（注：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9页。）。

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上升和地位独立的另一标志，是银行业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的成立。“近代信用发达，工商交易，全凭票据行之，现金交付，仅十之一”（注：中国通商银行编印《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7年，第23页。）。票据的汇划交换和贴现可以节省成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随着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和银行界同人的积极倡导下，1933年1月，新成立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设立了票据交换所，结束了此前银行业票据清算仰赖钱业汇划总会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摆脱了对其他行业的依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2篇

一、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银行设立的数量上进行观察。为有一个具体比较，现将中国出现首家银行的1896年至1937年40余年间各年设立和停业的银行数目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1896—1937年中国银行设立、停业统计表

年度设立银行数(家) 停业数(家) 现存数(家) 年度　设立银行数(家)　停业数(家)　现存数(家)

1896

1921

1902

1922

1905

1923

1906

1924

1907

1925

1908

1926

1909

1927

1910

1928

1911

1929

1912

1930

1913

1931

1914

1932

108

1915

1933

120

1916

1934

138

1917

1935

156

1918

1936

161

1919

1937

164

1920

年月

不明者

合计

390

226

164

说明：1.这里的中国银行指除在华外国银行以外的本国银行。

2.唐传泗和黄汉民先生曾对1925年以前成立的本国银行数量进行过考察（见《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据他们研究，1925年前成立、停业和存在的银行数量都比《银行年鉴》统计的数量要多。

本文引用《银行年鉴》的资料在1927年前变化趋势与唐、黄先生的一致，而这里考察的主要是1927年以后的发展变化，故仍然引用该资料。

3.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一般以1897年即正式开业为准。统计表中出现的时间为1896年，是以清朝政府批准的时间为准。

4.“现存数”一栏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7—8页。

从统计表看，在这40余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晚清时期华资银行的数量不足10家，总体说来无足轻重。两次大战间有两段时期是银行创立的高峰期，即1917年至1923年和1928年至1935年。前一段时期显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即与一次大战从外部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难得的机遇有关。第二段时期即本文重点论述的1927年至1937年，是银行业数量增长的又一个高峰。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在分析这10年的银行业发展时总结说：“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另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注：《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5页。）。同时，这时期与上一个高峰期相比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异，即1917年至1923年成立银行131家，停业95家，停业率达72.5％。1928年至1935年成立银行129家，停业31 家，停业率只有24％，明显低于1917年至1923年时期，表明银行业在第二个高峰期的发展性和稳定性均好于上一个高峰期。表2显示了1934 年后分类银行和分支行的数量演变情况。

表2　1934—1937年银行业分类、分支行及行员变动情况表

银行类别

总行数(家)

分支行数(家)

行员数(人)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6年　1937年

中央及特许

255

390

491

7341

9195

省市立

226

331

464

4329

5540

商业储蓄

372

383

408

8917

8903

农工

147

173

2529

2515

专业

1356

1243

华侨

1180

1482

共计

146

164

1038

1332

1627　 25652　 2

8878

2.1934年的统计中无行员数。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A4页；1936、1937年的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0页。

下面再从资本数量、储蓄存款及纯利润等几个银行资力方面的指标进一步考察这期间银行业的实力变化情况。

表3　1927—1936年银行实收资本统计表

单位：万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的资料为全国28家重要银行的数字，因无具体的分类项目，故只有“共计”一栏数字。

2.“共计”栏下的指数为笔者计算。

3.原表单位为“元”，这里改为“万元”，万元后的数字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处理。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新业印书馆，1933年）第311页；1932—1936 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9页。

表4　1927—1936年银行业各项存款、放款及纯益统计表　单位：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为中国近代28家重要银行的统计数字。

2.各项指数均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314、315、326页；1932—1935 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6、A61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7、A53、A57页。

据表5，1932年时全国银行资产总额在30余亿元，1936年时，资产总额已增长到72余亿元。时隔4年资产总额增长近1.5倍，增速不可谓不快。

表5　1932—1936年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统计表

年度

资产总额(元)

指数

1932

3003282010

100

1933

3657736575

122

1934

4295587071

143

1935

5428652719

181

1936

7275890751

242

资料来源：1932—1935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2页。指数为笔者计算。

表6　全国银行资本级别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根据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页数字计算；1936、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4页。

从表6看，直到1937年，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银行数量与1934年相比，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仍只有74家，仅占银行总数的45 ％。资本在500万元—1000万元和1000万元以上的银行分别只有9家。银行总体资本仍然较为薄弱。

除银行资本的普遍薄弱外，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以下整理出的三个统计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银行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表7　全国各省银行分布情况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年和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7—18页。

表8　九大城市银行数量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6页。

表9　全国银行分布比例表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9页。

以上主要是通过统计数字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银行业发展演变情况所作的一个大概考察。从这些统计表来看，尽管这期间银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银行业处于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则无可置疑。还在1925年即北洋政府统治末期，中国华资银行的实力大体就能够与在华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业相抗衡，成为鼎足而三的一方（注：参见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1927年至1937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外资银行业的基本停滞和钱庄业的衰退更形成鲜明的对照（详另文）。那么，导致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反映出什么问题？在前人对此的研究和回答中，是否还有关注不够或者遗漏之处？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并进一步深入探讨，无疑对深化认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乃至这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无意义。

5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等。）。应该说，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触及了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某些要因，都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但是关于银行业发展原因的既有研究，都忽略了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例如，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银行业快速发展在统治期间表现得特别突出与这些政策是否有关？这期间银行业自身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业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有什么特点和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直接涉及银行业制度和银行业内部变化等因素的探讨还很少。鉴于此，笔者将这期间特别是1927年后10年间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制度因素和内在变化作为分析的重点，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能够更为客观和全面。

二、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1.经济金融政策的影响　经济金融政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这期间南京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直接推动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组织体系。银行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打交道后引进的一种与过去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不同的新型金融组织，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从晚清末年开始兴办，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三十余年间，虽然在数量上已发展到几十家，但彼此之间并不成系统，也无特色，相互之间也很难说有分工和统属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有了银行，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但是，1927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的改变：一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与国际汇兑银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构成了上下左右的银行层次，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二是在银行的专业领域中初步建立了分工。尽管这些变化与规范意义上的银行组织体系建立和专业分工的状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与此前相比，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追溯原因，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2.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　在分析这时期银行业的演变时，还应当特别关注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状况。因为，银行业法律法规既是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作用于银行业的直接反映，也是银行业内在变化的直接体现。这时期制定颁布的银行法律法规较多，但最重要的是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它与1908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条例》和1924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法》，共同构成近代中国银行业法律法规演变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从银行法律法规内容变化的这一侧面，可以发现晚清、北洋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演变的某些轨迹和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注：这三部银行法可参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银行法规”部分。）。

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共51条，与1908年《银行通行条例》的15条、1924年《银行通行法》的24条相比，首先在数量方面有了明显增加。据主持制定《银行法》的著名学者马寅初介绍，他是从7 个方面确定这部《银行法》的立法原则的，即营业范围的确定；图银行资本的充实；助长稳健的经营；保护储户的利益；监督调剂银行业；防遏不当的竞争；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注：《普通银行法草案具体说明》，《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2年。）。因此，这部银行法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在覆盖范围、监督内容及手段等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明显的变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组织。《银行法》一改前此两个银行法组织范围包罗万象的做法，明确规定，银行应为公司组织。具体形式可分为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无限公司4种。同时规定，凡创办银行须注册者，应先订立章程，载明银行名称、组织、总行所在地、资本总额、营业范围、存立年限、创办者姓名住所等，如系招股设立的银行，还应订立招股章程，呈请财政部核准才得招募资本。（2）资本。《银行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额至少须达50万元。无限责任公司组织的银行，至少须达20万元。同时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的责任。

3.银行业理论的普及与银行业的发展　在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制度变革的因素时，社会上对银行理论及银行制度引进、介绍和讨论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实际上，这种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对推动银行制度建设的作用不应低估。

三、银行业内在因素的变化与银行发展

一支由本国人组成的、数目可观并了解现代西方银行制度、掌握其经营和管理方式的银行家队伍初步形成，可说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内在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和其他变化的基础。当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中国人对西方银行了解还不多，对怎样管理和经营新式银行更是一知半解，因此，无论在章程还是用人办事上，都是以英国在华的汇丰银行为样板。1896年盛宣怀在向清政府上奏申办通商银行时，就明确声明：“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通商银行成立时，在其制定的章程中也公开表示：“本银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也因此，“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通商银行在上海总行的大班就是“延定英人美德伦”担任（注：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9、50页。）。可以想见，之所以用高薪延聘外国人（注：在通商银行与美德伦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美德伦每年薪金为规银9000两，两年后可涨到1.2万两。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52页。），将银行经营大权拱手相让，实在是因为缺乏具有专业银行知识的人才才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华人不知务此”（注：盛宣怀语，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页。）， “务此”又无人才的尴尬局面，经过多方努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有了明显改观。如前所述，这时，中国自己的银行已从1家发展到164家，在这些银行企业中，一批年轻的中国银行家已成长起来。据统计，在近代银行界崭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出生于1880年以后的就有73人。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还有48人有留学海外经历（注：徐矛、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系统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货币银行学等现代专业训练，其中不乏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之人（注：见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该书附有100位银行家小传，加上书中的10位共110位。）。被誉为银行界“四大名旦”的张家áo＠①、陈光甫、李铭和钱新之，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这些人不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掌握西方现代金融银行知识，并且立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与外商争夺市场。他们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这些人既有远大的抱负和开拓精神，又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再加上熟悉国情民风和中国文化，能够在掌握西方现代金融知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文化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变通和改进。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经营理念，具有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痕迹，因此，使得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素质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说，这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能够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一元储蓄”开办之初曾被外商银行和中国钱庄嘲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遭遇过“某地钱庄以100元来索开储蓄折100扣以事讥讽”之事，但因社会反响良好，在众多华商银行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普及，“不数年，同业均依照办理，成为通常之惯例”。金城银行还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去开办军人储蓄，一元起存，“吸收存款约五十万元左右”（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为鼓励储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意“添制储蓄盒分发储户”，“即未满一元者，亦可领用储蓄盒，逐日将可储蓄之铜元银毫积贮其中，得有成数即送交本行收入折内”，并将此种办法“多方宣传，使民众了解储蓄之功效，鼓舞储蓄之兴趣”（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11页。）。为宣传储蓄，金城银行也“印了宣传的小本子到公园或戏院去散发，以为提倡”（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 页。）。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还开办了形形的储蓄种类，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教育储蓄、婴孩储蓄、婚丧嫁娶礼券储蓄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到大中学校去开办学生储蓄。另外，这些银行还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等，想尽办法设立各种灵活方便的储蓄品种和服务种类，不少都是首创。

在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业间的关系方面，近代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日趋密切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中国近代银行业并不占优势。其中原因除了此时中国近代工矿业的数量不是太多，银行业的力量也相对有限外，还与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中，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奠定下雄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套顺应中国商人经营的习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业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在金融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中国近代银行业对近代工矿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范围都有显著增加（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一章。），如金城银行1919年对工商企业和铁路的放款达281万元，1923年增为759万元，1927年又增为1532万元（注：《金城银行史料》，“前言” ，第14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6年末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也达360万余元，“占全部放款总额的19.9％”（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61页。）。但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27—1937年。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前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的增长方面，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

据统计，上海15家重要银行1930年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是9149万余元，1933年增为16338万余元，1936年又增为29125万余元，7 年间增长约2.18倍（注：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5页表13。）。王宗培曾对1932年至1939年的100 家企业资本构成情况做过调查，这100家公司自有资本总额262206767元，其中从银行借入的资金（包括少量钱庄借款）为114846975元，占自有资本的32.95％（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67页表9。）。在对近代工商企业的放款中，民族资本银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一般占其放款总额的2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体在30％以上，浙江兴业银行的比例更高，一般在50％左右，最多达到61.9％（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7页表14。）。引人关注的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和交通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中国银行的“工商业贷款每年增加投放3000—5000余万元。1936年底的余额，工业贷款8022万元，商业贷款4 亿元”（注：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交通银行“截至二十五年度年终止，全体工商放款总额为6922万元，比较二十四年度激增至3555万余元，以与二十一年度总额相比较，则增多之数，竟达十倍左右”（注：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总之，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演变，表现在多个方面，我们在看到其发展中确实有不符合常规的一面也就是有“畸形”一面的同时，应当充分重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环境下，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必然受到当时种种条件的制约这一点，其成长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取得的成就和中国人付出的努力，因为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及金融界、政界、理论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有其必然的一面。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启示。

字库未存字注释：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3篇

机关效能建设

市“五型”机关办公室：

创建“五型”机关活动开展以来，我行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机构，制定方案，强化监督，使创建活动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活动情况报告如下，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活动开展情况

为了迅速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在全市城乡经济中的支撑拉动作用，我行充分抓住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强化加快发展意识和环境意识，创建学习型、竞争型、清廉型、务实型、创新型‘五型’机关活动决定”大好契机，通过扎实开展创建“五型”机关活动，使我行机关工作质量、工作效率、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为了确保活动开展质量，我行领导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市委创建“五型”机关工作要求，于6月初成立了以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振峰任组长，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杨军任副组长，人事、监察、计划会计、信贷、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五型”机关活动领导小组，下设了活动办公室，公布了监督电话，并制定专人进行负责，强化了监督，从组织领导上确保了活动的扎实有效开展。

二是制定完善了以创建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业银行陇南分行机关基本管理制度》、《机关学习制度》、《市分行机关考核办法》等各项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创建目的、开展步骤、组织方法及三个阶段的时间要求、工作任务、工作重点，确保了创建活动与全行的业务经营同步进行，相互促进，达到了以创建活动的开展促进业务经营发展，以业务经营成果检验创建活动。

三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了机关员工参与创建活动的自觉性。创建活动开展之初，针对个别员工对创建“五型”机关认识不够不到位的问题，市分行在专题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的同时，还及时召开机关动员大会，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市委关于开展创建“五型”机关活动的有关文件精神。通过广泛动员，认真组织学习讨论，端正了个别员工学习态度，提高了机关员工对开展创建“五型”机关重要性认识，为扎实开展好创建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突出重点开展学习。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市分行充分利用机关例会学习，双休日等时间集中组织机关员工重点学习了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市委书记王义同志在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结束时的讲话和《赵志德在全市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登陆范文先锋网查看更多文章议上的讲话》，并结合自身实际学习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处罚暂行办法》等上百篇学习文章。通过反复学习，使机关员工对开展创建“五型”机关有了新的认识，全体员工的学习气氛更加浓厚，服务态度更加端正，竞争观念明显增强，求真务实作风更加牢固，创新意识进一步加强。

五是结合自身实际，注重学习效果。为了保证创建活动切实取得实效，市分行突出抓了两个结合。首先，结合全行开展的“会计基础管理规范年”、“信贷基础管理规范年”、“规章制度学习教育”、“自律监管规范年”和反洗钱五项活动，狠抓了学习制度的落实，并印发学习宣传教育资料100余份，督促市、县行机关建立了学习笔记、完善了记录考勤制度，使学习收到了实效。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全行663名员工参加了本行组织的9项活动，99%的员工建立了学习笔记并做了记录，96%的员工撰写了2000字以上的学习心得体会，661名员工还结合全行开展的合规文化教育撰写了《合规承诺书》，并参加了全行统一组织的规章制度学习教育考试，全部取得良好以上成绩。其次，结合“六项重点”工作，加强了督促检查。为了通过创建活动开展，切实达到促进全年各项任务全面完成的目的，前半年，市分行先后分两次从机关抽调40余（次），由4名行级领导带队，组成9个工作组分别深入全市9个县（区）支行和基层网点在督促指导业务经营工作的同时，还对各县支行机关开展的各类学习教育活动情况进行了现场督查，现场指导，并到部分企业征求了客户及社会群众、基层员工对市、县两级行机关工作意见，通过归纳整理后，在全行进行了通报，还以《简报》、《情况周报》等载体，及时向全行反馈了各项活动进展情况，交流了好的经验和做法，先后被《陇南报》和《中国城乡金融报》报道，使创建活动落到了实处，取得了实效。

二、主要特点：

一是精心组织，立足实际，创新思路抓学习。按照市委创建“五型”机关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市县两级行机关坚持从实际出发，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在时间安排上尽量不影响正常工作开展。在学习内容上侧重于符合本单位的实际篇目。在学习方式上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召开座谈会与个别谈心相结合。在组织领导上实行创建活动例会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实行领导包片挂点、部门包县包任务，坚持深入县（区）支行进行督促指导抓落实、抓进度。

二是明确要求，加大培训，增强了各级领导指导各项工作能力。市、县两级行党委（支部、总支）始终围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快全行科学有效发展，迅速增强竞争能力这一主题，突出市县行机关服务职能，加强了对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学习培训，前半年，全行有160余人次参加了省级以上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市、县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率达到100%，通过参加省、市县各类培训，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指导业务经营，服务城乡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

三是狠抓落实保质量。在学习动员阶段，我行通过抓考勤、抓进度，抓质量，保证了机关员工在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笔记、学习人员上四落实，达到了学习动员阶段“不漏一个员工，不少一个学时，不空缺一项内容”的要求，确保了创建活动质量。

四是突出发展，做到“六个结合”。市、县两级行在创建活动中，始终突出科学有效发展这一要务，联系各自实际，查找不足，边学边改，做到了“六结合”。即创建活动与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相结合，与全行开展的“五项活动”相结合，与全行“六项重点”工作相结合，与支持城乡经济发展相结合，与解决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与开展献爱心活动相结合。6月份，市分行机关、文县支行员工为我市地震灾区群众捐款11500元，其中，市县行班子成员就捐款2000元。

三、展创建活动的几点收获

一是市委正确指导，领导高度重视，是搞好这次创建活动的关键。

二是“两手抓、两促进”为各项业务的快速有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活动开展以来，市分行党委坚持创建活动与业务经营“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不但确保了创建活动的扎实有效地开展，而且促进了全行各项业务的稳步发展。止7月底，全行各项存款较年初净增67443万元，余额达到347598万元，同比多增25862万元，增长24.1%,完成省分行下达全年计划的134.88%；累计投放各项贷款24114万元，贷款余额为31729万元，比年初增加7658万元，同比多放8936万元。五级分类不良贷款57199万元，较年初下降1510万元，下降3.9个百分点；实现各项收入9151万元，同比多收2496万元。其中，实现中间业务收入498万元，同比多收143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850万元计划的58.59%。全行实现经营利润1907.6万元,同比多盈958万元，提前4个月完成省分行下达利润计划1800万元的105.98%。人均、点均创利2.83万元和44.3万元，也分别较同期提高1.43万元和22.3万元。

三是找到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通过创建活动的开展，全行上下清醒地认识到，农业银行只有立足农村，围绕城乡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做好服务，才能更好更快地加快有效发展。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全行按照市委、政府确立的“南水北矿”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全市以服务“三农”为主的项目，建设，前7个月全行累计为文县汉坪咀、康县独一味、陇南卫校、武都区医院、武都东城公司、康县医院、礼县一中等一批优质公司、机构客户发放水电项目等流动资金贷款24114万元，贷款总量和投放量均位居全市同业第一，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城乡经济建设的发展。

四是服务效能和员工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全行通过大力开展创建“五型“机关、争创“明星网点”、“星级员工”和规范化服务等活动，使员工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各营业网点的经营实力也明显增强。前7个月全行有9名员工受到省分行表彰奖励，有12名党员先后评省、市党委评为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市分行机关档案管理工作还被市档案局评为“档案管理先进单位”。全行亿元以上的网点由年初的6个增加到9个，5000万元以上的网点由12个增加到15个，人均创利在2万元以上的县支行达到8个，点均创利在50万元以上的县支行营业网点5个。同比分别增加5个和3个。五是班子及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在创建活动期间，市分行党委在加强班子自身建设的同时，不断强化对支行班子的教育、监督、管理，并通过对2005年度各行班子业绩组织全面考核，对武都区支行行长实行公开竞聘，对个别支行副职进行行际间交流等措施，使市县两级行班子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进一步改善，班子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进一步加强。六是基础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全行通过开展创建活动，狠抓会计、信贷、安全保卫等各项制度的落实，层层签订《安全保卫责任书》、《案件防范责任书》，严肃查处经营中各类违规操作等问题，有效解决了经营管理及案件防范工作中的责任断档和落实断层问题，使全行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习还不深不透，创建活动中市、县行虽然能够坚持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但注重学习和掌握与本职工作、业务经营相关的方针和法律法规较多，对党创建活动等有关规定理解不深，研究较少，工作抓的不深不细还不够到位。

二是创建活动中虽然市分行比较重视，并能进行检查和考核，但个别县支行对创建活动还存在着认识不高、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个别县支行在工作安排中，虽然对创建活动做了部署安排，落实了责任，但在检查工作中做的不到位，特别是在总结创建活动工作中，出现联系业务多，对活动开展联系少，重视业务、忽视创建活动的问题在一定范围依然存在。

三是通过开展创建“五型”机关活动，市县行机关工作作风虽然有了明显好转，但与市委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个别员工迟到早退的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个别行和个别部门履行自律监管、监督检查力度不够，一些操作岗位执行规定制度不严肃，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五、下一步创建活动打算

认真搞好第二阶段各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创建活动的成效，因此我行将把查找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同深化学习结合起来，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业务经营结合起来，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抓住关键环节和容易疏忽的地方加强对市县两级行机关的督促检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把创建活动真正抓好，做到思想不松劲，措施不减弱、标准不走样，程序不变通。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认真部署安排，扎实搞好创建活动第二阶段各项工作，真正通过查找问题，解决问题，努力提高机关工作效能。

二是结合本行实际，及时召开班子会议和全行年中工作会，认真抓好市委会议精神和全行年中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及时将省分行和市委关于创建“五型”机关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个县支行和各营业网点。

三是认真查找问题，严格按照市委《关于加快发展意识和环境意识，创建“五型”机关意见》和《实施方案》以及市委召开的创建“五型”机关工作会议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力求把问题找准，把原因查清，切实通过创建活动，促进我行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和工作效能的提高。

四是紧密围绕新农村建设，转变观念，加快市场营销步伐。结合省、市分行年中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后半年我行将抢抓旺季有利时机，深入企业开展调查研究，在严格执行信贷新规则、严把信贷质量关的前提下，认真做好文县麒麟寺水电站3亿元项目贷款后续营销工作，着力加大对全市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和新农村建设步伐，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在建设新农村中的扶持拉动作用。

五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继续推行市县行领导包片、挂点、部门包县、客户经理包户责任制，在扎实搞好创建活动的同时，认真抓好业务经营工作，做到创建活动与业务经营“两不误、两促进”。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4篇

思想、学习方面：

XX年以来，我端正思想和工作作风，树立“敬业爱岗、遵纪守法”的思想。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农行的主任翁意识，并能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心，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端正工作态度，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进取，对待同事能顾全大局、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本职工作，在服务上意识上能摆正位置，积极为基层业务部门、为分行机关处室服务，促使我行的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工作方面:

XX年度我主要做了：

一、做好数据大集中前的数据清理工作。根据省分行关于做好集中工程综合业务数据清理的通知》文件要求，我从4月下旬开始着手此项工作，并陆续制定下发丽水市分行资产业务数据清理方案、综合业务数据清理方案及清理办法，要求各营业网点落实责任，信贷部门和会计部门要通力协作，各负其职，对每一次省分行的数据检查清理情况进行分解、分析、通报，对每一数据不规范问题写明处理步骤，对每一出错网点电话跟踪落实，对每一次数据维护能做到及时上报，到切换日全面完成了资产业务和综合业务的数据清理工作，为我行的数据大集中的顺利切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做好模拟演练和切换工作。一是在这次演练切换时间紧、培训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我通过自学、边学边摸索、积极向省行技术人员请教等方式提高自己对新系统的认识。二是针对我行的实际情况，按照演练的要求，新安装调试了6台前置机和通讯机，作为演练切换用机，确保了模拟演练的顺利进行和实际门市业务的正常开展。三是每次实际演练和模拟切换演练前，根据省分行的统一布置和要求，结合我行的实际情况，确定各重点演练机构和重点演练内容，对演练业务量和演练要求进行布置。每天演练结束进行

问题分析、次日对问题进行汇总上报和解答，每期演练结束后进行阶段总结，解决、落实每阶段演练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每阶段的测试演练工作在量上和质上符合要求。四是优化系统配置，认真组织压力测试工作，除按照省分行压力测试时间安排外，在三次实际环境演练中还安排了4次压力测试，以检验前置设备的压力承受能力，确保各系统的正常投入生产。五是做好业务的测试联调和切换工作，在原业务系统管理人员在被省分行借用的情况下，我一方面认真做好老系统的清理和上线前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与同事们一道尽快熟悉新系统业务的工作流程、上线技术要点和切换演练准备工作，同时尽力争取外联单位的支持，在上级行技术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系统核心业务、各项业务及自助系统的测试演练和正式切换顺利通过，并确保了上线后的正常运行。

三、做好系统切换后的后续维护工作，切换后由于新老系统的差异，网点应付门市业务刚开始还不是很顺畅，对此我一方面认真做好各业务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及时解决网点在业务开展中碰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异常问题，及时向省分行反馈，取得省行的支持和及时解决，另外在我行国际业务管理员产假后，我接过该项业务，认真做好国际业务a、b系统演练切换的技术支持和日常运行维护工作，确保了我行各系统正式切换后的基本正常运行。

四、做好制度的健全和落实，以安全运行促进我行的各项业务的发展。今年我以计算机安全大检查为契机修订完善了市分行机房出入、机房设备、中心维护、软件应用更新、中心运行管理、运行质量考核登记簿等，并基本得到了落实，使我行计算机应用管理的有关制度日趋完善，运行质量稳步提高，在省行的计算机安全大检查中得到了好评。

五、做好应用系统的升级及中间业务的应用推广工作。完成了cif客户信息系统升级、95599电话银行系统二期工程改造等大的项目系统升级、测试工作，新上了缙云支行的国际业务系统、6个支行营业部的cfe客户财富专家管理系统，撤并了缙云城郊分理处、丽水城区的天宁分理处的abis业务。3月份完成柜员认证系统的上线，将我行原来的柜员磁条卡已全部升级到ic柜员卡。

六、做好年终决算工作。为确保年终决算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是作好年终决算演练和实际年终决算的指导和协调工作。二是精心组织，抓好三次年终决算和科目结转的演练工作。三是严格按省分行年终决算时间表的要求，编制年终决算日操作步骤，对操作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沟通、反馈、解决，保证了按时、按质量要求完成年终决算日各时间段的各项工作。

去年以来通过努力，取得了一些进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与行、处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支持、帮助和配合分不开的，但我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对此，我将在今后积极地、扎实地、高效地开展工作，切实提高数据运行质量和服务质量，以安全、高效运行促进我行各项业务的顺利发展。

银行年度考核个人总结（二）

刚刚过去的20xx年，是太白支行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的一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俱来的一年。面对复杂格局，支行在总部和管理行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体员工，敏锐抓取了百年不遇的马鞍山市南部新区大开发的良好机遇，将太白镇大部分征迁款存入我行，使支行的存款取得的巨大飞跃；同时也承受和克服了不良贷款急剧攀升所带来的艰难挑战，扼住了贷款质量向下迁徒的恶劣走势，并攻坚克难盘活不良资产，使资产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到20xx年末，支行各项存款余额23，210万元，日均存款19，663万元；不良余额为734。09万元，比年初下降了130。17万元，现不良占比为9。0%；贷款利润584。91万元；此外积极扩展财税库等中间业务、大力推行银行卡、开办短信通等新业务品种。一年多来，经营稳健，在稳定中求发展，高度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未发生一起事件和事故，各项工作取得一定的成就。

突出主题，抓住机遇谋存款：

20**年是马鞍山市实行南部大开发的开局之年。南部新区大开发，主要覆盖一乡（年陡乡）二村（太白镇太仓村、常韦村），对年（陡）太（白）地区来说，都是百年难遇大机遇。经济开发，是系一发而迁众家的敏感性地带。为争开发区这块经济蛋糕，从芜湖到当涂、马鞍山，工、农、建、中、交、邮政、徽商、扬子等各家银行，都使出浑身解数去营销。太白支行距南部开发区十多公里，与当涂、芜湖相比，不具有位置优势，且新桥、年陡明显近于我行，真是前有堵军，外有追兵。面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激烈的竞争势态，支行全面分析，准确判断，建立市场快速反应机制，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把存款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来抓。因为这是稍纵即逝、再也无法挽回的机遇。所以支行的工作重心和宗旨是千方百计谋存款。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和“企业帮扶年”之际，与镇政府建立起特别的沟通与互助机制，在太白镇农行、邮政、农商行三家银行中，我行成这政府的首选银行，太白镇的所有征迁款基本“花落我家”。另一方面我行还通过税务、工商以及其他个人和社会关系等各种途径，搭建多渠道的的沟通机制，多方面捕捉信息，谋取存款。同时我们也积极调整内部机制，加强服务，强化管理，整合金融产品，征迁款全部开列定活两使存单，实行惠民定位。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

（二）攻坚克难，直面挑战降不良

20**年是太白支行不良贷化解十分艰难的一年，到9月30日不良贷款不降反升，余额为922。35万元，比年初864。26上升了58。09万元。

面对于不良贷款急剧攀升所带来的艰难挑战，考验是严峻的，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承受的压力是巨大。为扼住了贷款质量向下迁徒的恶劣走势，支行采用盯住风险、逐笔问责；支行班子与客户经理，抽薪挂钩，捆绑考核；同时加班、双休停休等一系列钢性管理方式和不换脑筋变换人的洗牌理念。不仅增强了客户经理的紧迫感、危机感，同时增强了支行班子人员的捆绑责任与管理力度。此外支行也积极采取与政府、村委、厂家、相关客户联系，着力寻求各种途径，多管齐下，攻坚克难，极力盘活不良资产。

（三）开拓金融品种推进业务发展：

（四）确保经营稳健主动尽责社会

为确保我行稳健经营，创造一个安全的经营环境，我行始终把安全保卫作为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从组织上、制度上、会议上层层落实。建立了以支行行长为组长，设立A、B角安全员为日常管理人员，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建立重要节日重点检查，平时日日巡查的长效工作机制；实行晨会、例会、安全保卫专项会议多会结合的安全警示教育形式。建立110报警系统；营业间、ATM机全方位电子监控的先进的技防体系。实行人防与技防的互补结合。一年来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与事件。

在确保安全稳健经营的同时，我行还极积从事社会公益性活动。今年我行先后开展了反假、反洗钱、新农保、中国银行业公共教育日等公益性宣传活动。积极向社会普及相关银行业务知识，着力提高公众金融素质与理财水平。特别是在大街悬挂横幅进行新农保宣传、上街设展台散发中国银行业公共教育日宣传资料，受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一直好评。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因受贷款规模缩小的影响，20**年的贷款利息收入为584。82万元，较上年减少了83。89万元；贷款结构复杂、一些大额欠息的的中长期贷款将陆续到期、贷款中许多低端质量深层次问题将“水落石出”，不良贷款的清收与化解必将任重而道远；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正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二、20xx年主要目标及重点工作

20xx年是太白支行各项工作开展的关键之年。做好今20**年工作，对支行以后的发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20**的外部工作形式好于去年。南部开发区的纵深推进，为我行的存款营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搭建的各种合作机制，正逐步开始发挥潜能。同时随着我们对现有各项业务及其走向的深层了解，对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全面掌握。为我们工作计划的设施和人力资源的整合，积淀了厚实的基础。

20**年预期目标为：全面贯彻落实总部下达给支行的各项经营指标。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将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聚焦人力资源整合，加快支行效能较变，构建开拓创新、务实求进、运作高效；讲形象、善竞赛、有素质的支行。

（二）强力实施“抓住机遇谋存款”战略，千方百计，抓好机遇，剩势而上，力争存款有一个更大实破。

（三）重点深化市场部考核机的改革力度，全力推进市场部业务向广度扩展（扩大资产规模，逐步开办银标、保理、保函等新型业务）；效益向深度延伸（提高收息率）。将客户经理的自身利益与支行的总体目标相结合，量化到人到月，加大考核力度，缩短考核频率，每月一次，适时考核。

（四）改善办公基础设施，着力优化营业环境。积极建议有关部门，为太白支行营造出适应现时代业务竞赛需要、又使顾客感到满意舒适、同时体现我行形象和文化底蕴、并兼顾到员工办公需求的软硬设施。

（五）扎实开展“一级行创建”活动，强化软、硬设施的建设，全员参与，按总部要求，努力完成“一级行创建”工作。同时以创建一级行为契机，全面提升支行的综合素质。

六）、进一步加强支行班子自身建设。复杂的经济形势，繁重的发展任务，对支行班子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加强班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和效率，把各项发展措施谋在先处、落到实处，才能肩负总部和同事们赋予的重任。同时我们还要认真落实行党委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警机制。加强对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为此要求全体班子人员一定要严于律已、自警自励，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努力树立为民、为行、务实、清廉的班子形象。

新的一年已来临，任务肯定艰巨而繁重，但我们坚信：在总部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行员工，同心同德，顽强拼搏，一定会全面完成20**年的各项任务！

银行年度考核个人总结（三）

20**年银行的各项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了，在这里我只简要的总结一下我在这一年中的工作情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种工作经验的增多，我对我个人在XXX工作中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所在的岗位是农行的服务窗口，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本行的形象。我的工作中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和放松。众所周知，朝阳支行有两个储蓄所是最忙的，我那里就是其中之一。每天每位同志的业务平均就要达到二三百笔。接待的顾客二百人左右，因此这样的工作环境就迫使我自己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在工作中认真认真再认真，严格按照行里的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来进行实际操作。一年中始终如一的要求自己，在我的努力下，20**年我个人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在我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用我多年来在储蓄工作中的经验来帮助其他的同志，同志们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只要问我，我都会细心的予以解答。当我也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十分虚心的向老同志请教。对待业务技能，我心里有一条给自己规定的要求：三人行必有我师，要千方百计的把自己不会的学会。想在工作中帮助其他人，就要使自己的业务素质提高。

我有渴望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在每一次行里发展新业务的时候。只要需要有人在单位加班，我都是头一个站出来。不论加班到几点，我都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我知道，这也是单位领导对我个人的信任。我也会积极的利用好每一次学习新业务的机会，做好各项新业务的测试工作，不给整个支行的工作拖后腿。在这种想法下，我很好的完成了分理处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

我所在的长营储蓄所是分行级的青年文明号。就象所里贾琳同志说的：是一个互敬互爱的大家庭。常听知道我们所情况的其他同志讲，从没见过有那个单位有我们这里这样同志间关系如此融洽的。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同志间都象一家人一样，从没有一点矛盾，如果有意见也是工作上的不同，这样的意见就意味着工作水准的不断提高。我一直认为我这个人的先天性格决定了我非常适合在储蓄做，因为我的脾气非常好，而且随着工作月历的增加，做事也越来越学会的稳重。好脾气对所里而言首先就意味着好的服务态度，我坚持以青年文明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此我工作到现在，从没受到过一次外面顾客的投诉。在平时有顾客对我们的工作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也能把客户不明白的事情解释清楚，最终使顾客满意而归。

XXX位于城乡结合部，有着密集的人口。在储蓄所的周围还有好几所大学与科研所。文化层次各不相同，他们每天都要为各种不同的人服务。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从细节做起。把行里下发的各种精神与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细微化，平民化，生活化。让客户在这里感受到温暖的含义是什么。所里经常会有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来办理个人汇款，有的人连所需要的凭条都不会填写，每次我都会十会细致的为他们讲解填写的方法，一字一句的教他们，直到他们学会为此。临走时还要叮嘱他们收好所写的回单，以便下次再汇款时真写。当为他们每办理完汇款业务的时候，他们都会不断的我表示感谢。也许有人会问。个人汇款在储蓄所只是一项代收业务。并不能增加所里的存款额，为什么还要这么热心的去做，我这里用XXX另处一名同志的话来解释。“他们来北京都不容易，谁都有不会的时候，帮他们是应该的。”我认为用心来为广大顾客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当我听到外边顾客对我说：你的活儿干的真快……那个胖胖的小伙子态度真不错……农行就是好……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万分的高兴，那并不光是对我的表扬，更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工作的激励。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5篇

本人于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被聘为工商银行支行综合柜员，在聘用期内本人在行及县支行的精心培育和教导下，自身的努力，在、工作上学习上，都了的成绩和巨大的收获，现将工作业绩总结如下：

一、，参加政治学习，理解知识和“”思想，大事，拥护以为首的党的，四项原则，拥护方针政策，遵守行纪行规，政治上要求进步，较高的政治觉悟，学习知识，在年全国上岗考核中考核合格，年了县财政培训的电算化合格证书。

二、热爱本职工作、诚实守信，尽职尽责、用行动和我行的形象和信誉，遵守功动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擅自离开岗位；热情服务、礼貌待客、使用文明礼貌用语、体现、热情、礼貌、周到、谦逊的；《支付结算办法》、《综合核算操作规程》、《营业网点柜员操作手册》、《会计人员岗位工作规范》之规定办理，，按章操作，杜绝差错；化，制度化标准化。

三、服从分工，听从安排；同事之间坦诚相待、融洽相处、信任、支持、学习、的工作环境。

四、学习，技能，工作效力；办理先外后内，细致，快捷，在规定的时限内每一笔现金收付；三年来，过任何差错事故。刻苦钻研，争当能手。凭着坚定的信念，本人已熟练储蓄、出纳、会计、信用卡、网上银行等。在—年度工作中，成绩，荣获支行“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除了在服务客户上本人尽心尽力，在行里组织的活动中我也响应，经常参加组织的竞赛，展示自我，并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的嘉奖。

五、都只是我在工作中的一点成绩，这与我的和同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次我将受聘为工商银行综合柜员岗位，我愿意服从分工、听从安排、努力工作、严守客户秘密，客户正当权益；做技术过硬，思想素质高，安全防范意识强的综合性人才，以综合系统对综合性人才的需要。

（二则）

年的工作告一段落了，里我只简要的总结一下我在年中的工作情况。

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经验的增多，我对我个人在工作中的要求也在的。我所在的岗位是农行的服务窗口，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本行的形象。我的工作中有一丝的马虎和放松。众所周知，朝阳支行有两个储蓄所是最忙的，我那里。每天每位同志的平均就要二三百笔。接待的顾客二百人左右，的工作环境就迫使我的提醒要在工作中再，行里的制定的规章制度来操作。一年中如一的要求，在我的努力下，年我个人一次责任事故。在我工作的，还用我多年来在储蓄工作中的经验来帮助的同志，同志们样的问题，只要问我，我都会细心的予以解答。当我也有问题的时候，我会虚心的向老同志请教。对待技能，我心里有一条给规定的要求：三人行必有我师，要千方百计的把不会的学会。想在工作中帮助人，就要使的素质。

我有渴望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在每一次行里发展新的时候。只要需要有人在加班，我头站。加班到几点，我都从来任何怨言。我知道，这对我个人的信任。我也会的好每一次学习新的机会，新的测试工作，不给整个支行的工作拖后腿。种想法下，我的了分理处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

我所在的长营储蓄所是分行级的青年文明号。就象所里贾同志说的：是互敬互爱的大家庭。常听知道所情况的同志讲，从没见过有那个有这里同志间关系如此融洽的。是工作上，生活上，同志间都象一家人一样，从一点矛盾，有意见工作上的不同，的意见就意味着工作水准的。我一直我人的先天性格决定了我非常适合在储蓄做，我的脾气非常好，而且工作月历的，做事也越来越学会的稳重。好脾气对所里而言就意味着好的服务，我以青年文明号的标准来要求。我工作到现在，从没受到过一次外面顾客的投诉。在平时有顾客对的工作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也能把客户不明白的事情解释清楚，使顾客满意而归。

位于城乡部，有着密集的人口。在储蓄所的周围还有好几所大学与科研所。文化层次各不相同，每天都要为不同的人服务。我时刻提醒要从细节做起。把行里下发的精神与要求到工作中，细微化，平民化，生活化。让客户里感受到温暖的含义是。

所里经常会有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来办理个人汇款，人连所需要的凭条都不会填写，每次我都会十会细致的为讲解填写的方法，一字一句的教，直到学会为此。临走时还要叮嘱收好所写的回单，以便下次再汇款时真写。当为每办理完汇款的时候，都会的我表示感谢。也许有人会问。个人汇款在储蓄所只是一项代收。并所里的存款额，为还要这么热心的去做，我这里用另处一名同志的话来解释。“来北京都不容易，谁都有不会的时候，帮是应该的。”我用心来为顾客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当我听到外边顾客对我说：你的活儿干的真快……那个胖胖的小伙子真不错……农行好……的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万分的高兴，那并不光是对我的表扬，更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工作的激励。

新的一年里我为制定了新的，那要加紧学习，的充实，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新时期的挑战。明年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竞争在等着我，我心里在暗暗的为鼓劲。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步。踏踏实实，目光只限于自身周围的小圈子，要着眼于，着眼于今后的发展。我也会向同志学习，取长补短，交流好的工和经验，进步。征取的工作成绩。

（三则）

工商银行分行的工作告一段落了，里我只简要的总结一下我在年中的工作情况。

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经验的增多，我对我个人在工作中的要求也在的。我所在的岗位是农行的服务窗口，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本行的形象。我的工作中有一丝的马虎和放松。众所周知，小榄支行有两个储蓄所是最忙的，我那里。每天每位同志的平均就要二三百笔。接待的顾客二百人左右，的工作环境就迫使我的提醒要在工作中再，行里的制定的规章制度来操作。一年中如一的要求，在我的努力下，年我个人一次责任事故。在我工作的，还用我多年来在储蓄工作中的经验来帮助的同志，同志们样的问题，只要问我，我都会细心的予以解答。当我也有问题的时候，我会虚心的向老同志请教。对待技能，我心里有一条给规定的要求：三人行必有我师，要千方百计的把不会的学会。想在工作中帮助人，就要使的素质。

我所在的长营储蓄所是分行级的青年文明号。就象所里同志说的：是互敬互爱的大家庭。常听知道所情况的同志讲，从没见过有那个有这里同志间关系如此融洽的。是工作上，生活上，同志间都象一家人一样，从没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严禁复制剽窃有一点矛盾，有意见工作上的不同，的意见就意味着工作水准的。我一直我人的先天性格决定了我非常适合在储蓄做，我的脾气非常好，而且工作月历的，做事也越来越学会的稳重。好脾气对所里而言就意味着好的服务，我以青年文明号的标准来要求。我工作到现在，从没受到过一次外面顾客的投诉。在平时有顾客对的工作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也能把客户不明白的事情解释清楚，使顾客满意而归。

所里经常会有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来办理个人汇款，人连所需要的凭条都不会填写，每次我都会十会细致的为讲解填写的方法，一字一句的教，直到学会为此。临走时还要叮嘱收好所写的回单，以便下次再汇款时真写。当为每办理完汇款的时候，都会的我表示感谢。也许有人会问。个人汇款在储蓄所只是一项代收。并所里的存款额，为还要这么热心的去做，我这里用另处一名同志的话来解释。“来北京都不容易，谁都有不会的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严禁复制剽窃时候，帮是应该的。”我用心来为顾客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当我听到外边顾客对我说：你的活儿干的真快……那个胖胖的小伙子真不错…农行好的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万分的高兴，那并不光是对我的表扬，更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工作的激励。

（四则）

两年来我一直在银行市分理处工作，今年月份跟随分理处从支行转到区分行部，经历了不同的主管行；我也在的培养帮助、同志们的支持下，从最初的储蓄柜员成长银行优秀的个人客户经理。两年来，普通的柜台人员客户经理，我都遵循为客户服务的原则，将客户的利益位，尽职尽责，无愧于。现将我这两年来的学习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自觉理论学习，个人素质

自觉政治理论学习，自身修养。我参加分支行党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并注重自学，学习了七一讲话、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执政能力的决定等，了的理论与政治素质，了在和党性，强化了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学习银行新出台的政策，学习分、支行的经营分析会议，使在一线服务中的行的政策。

在学习，我的总结经验，并与身边的同事交流沟通，努力使在尽短的内熟悉新的工作环境和内容。我还自觉学习商业银行营销策略、个人客户经理培训教材、金融案件分析与防范等与工作的政策、法律常识，积累的知识。

此外，分行安排我参加了个人理财师和个人客户经理的培训。在每周一次的培训中，的课程学习使我的知识储备和层次了，并的了客户经理的角色。分行的“将银行打区域市场内客户首选银行”和“银行要大市场份额”的学习，使我理解了我行出台的方针和政策，看到了建行发展的巨大潜力，了发展的紧迫感。

二、脚踏实地，努力好工作。

在银行分理处工作的两年中，和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了从储蓄员到个人客户经理的转变，期间我的工作和的成绩主要包括几个:

作好客户分流工作，排班制度。储蓄员期间，我分理处客户排队严重的，在当时还大堂经理和人员的情况下，我分析和对流水的统计，借鉴行的经验，在和沟通交流以后，了设立综合柜台，将对公和对私的和起来，了柜员办理的，也在程度上了客户排队带来的。此后，排班经验被介绍给支行分理处，并在范围内推广。

改进绩效考核办法，员工性。原来分理处员工的团结，提倡同工同酬，不鼓励拉大员工间的绩效收入，然而却挫伤了员工的性，使得储蓄柜员和会计柜员间，甚至储蓄柜员间也有矛盾。分理处对此视，为此我了性的建议，要绩效考核办法，分理处二次绩效分配的比例，鼓励员工多营销，多办理。并单纯的服务型向服务营销型的转变。当时大家并不真正理解是服务营销，还表示的怀疑。但从今年区分行了要“将银行打区域内市场首选银行”，并表示网点要从传统的单纯服务型向服务营销型转变，大家才真正的理解。而琅西分理处有一年多了。分理处的中间收入和人均绩效子在支行的排名也从落后的名次，升到支行前列。

锐意进取，创新营销新思路，为支行和分理处争得了荣誉。银行个人客户经理，我代表支行参加银行广西区分行客户经理年前二季度的电子银行、届劳动竞赛，在全区1000多名客户经理中脱颖而出，两次均排名。并且每次积分比、名积分的总和还要高。我的经验总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谈电子银行营销》，发表在银行总行网站上，桃源支行为此开设“客户经理营销”专栏长达半年多。我多次优秀客户经理代表随区分行电子银行部的到建行支行、支行、支行、新城支行经验交流。在我担任客户期间，琅西分理处的保险营销更是了两年来保险营销零的记录，基金的销售在支行领先地位。一时我在银行内部声名赫起。支行办公室要求，支行七星西分理处的5位员工每人每天连续星期来和我跟班学习，并回去写成工作总结。付出总有回报，在届比赛中，我名，让我去香港学习考察机会；在届比赛中，我又名并唯一的特等奖者，一台价值元的笔记本电脑的奖励。我也在支行全行经营大会上登台领取支行额外给的专项奖励。

理论，勇于新理论、新问题。我习惯将平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的做法，记录在个人客户经历日志中，并整理，然后思考和后，论文，在银行内部网站发表《SWOT分析：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银行客户经理制运行及》、《认识客户投诉服务竞争力》、《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谈电子银行营销》等论文。支行特约通讯员，我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并将的有代表性和性的事情，写成了多篇通讯报道。此外还写随笔，和同事们的好评。

第五，努力与客户沟通，化解矛盾。客户经理是对外服务的窗口，是银行对外的形象。个人素质的高低直接就反映建行的服务，我在努力自身的综合素质，给客户最优质的服务。然而难免也遇到蛮不讲理的客户，我也试着去包容和理解他，也了客户的理解和尊重。分理处也零投诉的。

（五则）

年是我行股份制改革的关键一年，是我行发展战略的之年，是体制与机制的变革之年，公开上市的关键之年。年，在行和支行党委的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房信部以饱满的精神、高昂的斗志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了“不为找理由，只为想办法”的工作理念，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方法，克服工作中遇到的种种，行和支行的规章制度和措施，省分行制定的“发展年”、“安全运行年”等方针政策工作。

一、行和支行党委关于年年的工作安排和要求，，密切支行专项治理工作。

年年是省分行确立的“安全年”，为省分行和支行党委对“安全年”的工作安排和要求，我部成立了“安全年”工作，制定《房信部“安全年”工作实施方案》，班后会的学习，把行和支行的会议精神、工作安排和部署传达给每位员工，使全体员工清楚认识当前我行的、任务和要求；组织全体员工学习《“安全年”工作实施方案》、《违纪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我行工作人员违规办法》等文件，对典型案件的学习分析和，学习和，案件防查制度，使全体员工从认识安全防范的性、必要性，规章制度、遵纪守法观念，牢固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并以此我部的日常工作，合法、合规；支行“访百家、谈百人、到百点”活动工作要求，谈心、上门拜访等，员工思想、协助员工解决工作、家庭等，员工状况。在专项治理工作的，我部注重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今年，我部在工作中了员工的组织纪律性，教育员工爱岗敬业，工作中提倡员工发扬无私奉献精神，鼓励员工参加支行组织的乒乓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等活动，活动调动员工的性、性，发扬团队精神，了的、战斗力，了的工作。

二、迎难而上，个人贷款营销工作，贷款余额止跌回升。

年年是我行省分行制定的“发展年”。年初，省分行向我支行下达了商业性个人按揭贷款余额新增21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余额新增3400万元的任务。但直至月，贷款余额不升反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比年初下降4232万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比年初下降1789万元；个人商业用房贷款余额比年初下降799万元。发展不理想，主要有几原因：我行个人消费贷款对客户的贷款用途有的限制，申请资料的要求，客户不愿意到我行申请个人消费贷款；我行助业贷款的操作办法未能市场需求，助业贷款受到限制；自年年初省分行停止我支行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经营权后，发展商未恢复与我支行合作的信心；四是我支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依赖性较强，发展不均衡；五是我行信贷政策收紧，个人类贷款准入门槛较高；六是我行按揭政策竞争力；七是受到银行按揭贷款利率，客户提前还款量。面对和问题，我部了多种措施，扭转不利。

1．分清岗位，职责。

房信部是年年月由原房地产金融客户部、个人客户部及个人银行部的岗位组建而成。成立后，我部马上制定的《房信部岗位设置及岗位职责方案》，分工和流程控制的需要，把前后台各岗位分设成贷款营销岗、公积金岗、贷款申报岗、贷款发放岗、客户服务岗、贷后管理岗、档案管理岗、综合管理岗等岗位，对各岗位的职责了清晰的划分，上了分工、职责、岗位制衡的。

2．优化流程，培训。

在我部过程中，发展商对我支行贷款发放速度的要求。为恢复发展商与我行合作的信心，发展，我部对贷款流程了和优化。

新开发的个人贷款系统，在贷款申报岗和贷款发放岗之间了贷款资料一次录入、共享使用、异机修改等功能，使贷款申请资料能够应用于贷款申请、合同打印、贷款发放等多个环节，了各岗位录入资料的重复劳动，出错的机会，对贷款发放流程了的优化。，在贷款申报岗及贷款发放岗贷款台账。对每笔贷款申请的收件、申请资料完整程度、贷款发放进度、退件、退件原因等详细的台账登记。台账，两个岗位的人员能够对贷款状态有清晰的，了发展商或客户对贷款进度的查询，也了工作失误延迟了贷款的发放。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6篇

市“五型”机关办公室：

一、活动开展情况

二、主要特点：

三、展创建活动的几点收获

一是市委正确指导，领导高度重视，是搞好这次创建活动的关键。

五、下一步创建活动打算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认真部署安排，扎实搞好创建活动第二阶段各项工作，真正通过查找问题，解决问题，努力提高机关工作效能。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7篇

邮储银行悬空半年有余的行长之位，在前不久终于有了正式接替者。中国第六大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公告中了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调整任免决定。董事会决议聘任吕家进担任行长。

众望所归，出掌邮储银行

2003年，吕家进出任河南省邮政局副局长；2005年起担任国家邮政储汇局副局长。2007年邮储银行成立后，吕家进出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副行长，2007年8月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如今他成为目前国内最年轻的大型国有银行行长。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其他大行的行长普遍都是50后，吕家进比他们要年轻十几岁。

吕家进此次出任邮储行长完全在大家的预料之中。在陶礼明出事后，邮储银行总行行长之位已悬空半年之久。在此期间，邮储银行一直由吕家进代为行使行长职责。在此前的部门分管中，吕家进分管的部门最多，包括银行业最核心的个人金融部、公司业务、信贷业务、渠道管理和风险管理部等。而这些部门都是邮储银行业务构架的重中之重。已有邮储银行内部人士判断，若从邮储内部提拔新行长，可能性最大的当属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吕家进。

在出任中国邮储银行副行长五年多后，吕家进初次以行长身份亮相2013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及邮储银行年度工作会议，他用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喊出了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口号。

对于这家拥有近5万亿资产规模、3.8万营业网点，号称中国第六大银行的机构而言，在历经2012年股份制改造以及前任行长陶礼明风波后，新行长的口号振奋人心。

“坚持用加快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这是吕家进率领邮储银行走出阴霾的“隆中对”，在中国银行业纷纷准备告别速度情结和规模冲动的今天，这个策略多少有点与众不同。

2013年恰是银监会批准邮储银行开业7年之际，距离国务院《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已有8年之久。2012年陶礼明案的爆发，已经隐隐折射出钟情速度的危险性。

记者获得数据显示，2005-2011年，邮储银行存款规模从1.3万亿跃升至3.9万亿；贷款更是从0一跃至2012年6月末的7521亿元，公司净利润从2007年底的6.5亿元跃至2011年底的231.2亿元，5年扩张了35倍。

“过去几年邮储银行大规模进入资产业务，合规和操作风险突出，案件频频发生。”1月24日，一位监管人士对本刊记者用四句话概括了邮政金融改革难点：公司治理存在明显缺陷，管理体制尚未理顺，资本金补充渠道窄、压力大，信贷业务风险隐患突出。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月16日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参加邮储银行2013年工作会时，如是总结过去7年的改革之路。在蔡锷生对邮储银行未来提出的5点要求中，确立清晰的发展思路以及“加强风险管控，运用‘底线思维’”，亦可见监管机构之期许。

定位之惑：不甘于小贷银行

在邮储银行2013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对邮储银行提出三大期许，其中之一便是希望其能“坚持城乡小贷方向、坚持零售商业银行”的定位；而蔡锷生的五点要求中，首要一条也是要“确立清晰的发展战略，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小微企业的定位不动摇”。

2010年底邮储小额贷款发放突破千亿之时，时任副行长的吕家进对外表示，早在2004年，邮储就已开始关注尤努斯及孟加拉乡村银行，此后又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了交流，认定小额贷款市场潜力巨大，竞争相对薄弱。同时，客户分散、风险也相对分散，与邮储银行的机构、人员能力匹配性较好；遂将该业务确立为邮储银行战略性业务。

2008年，银监会允许邮储银行开办对公业务，但在业务开展初期，由于客户资源以及对公业务人员稀缺，邮储只能以信贷资产转让、信贷资产置换、银团贷款的方式参与到市场广袤的批发业务领域。

“邮储一开始资产置换做得很凶。”国开行一位人士表示，邮储第一步就是向国开行取经，在银团贷款、联合贷款和委托贷款领域双方都有合作。

以2008年6月国开行与邮储湖南分行签署的合作协议为例，根据协议，2008-2011年，国开行湖南分行将选择300亿元的存量和增量贷款与邮储银行开展全面业务合作。

2009年下半年后，在监管机构严厉的信贷额度管控之下，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向城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转让贷款的现象增加，邮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仅2009年4月，邮储与民生银行签订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合作协议，双方在银团贷款及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计划合作额度就高达300亿元。

只不过，随着2010年底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通知》，信贷资产转让的“虚火”被堵。上述国开行人士说，“银监会严禁拆分贷款和双卖断的方式，对信贷资产转让市场起到了规范的作用，此后，各家银行优质的资产不愿意转让，劣质资产邮储也不愿意接。”

然而，在2009-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时代，邮储银行各地富有进取精神的分行显然希望能在银政合作当中分得一杯羹。于是，邮储银行推出了专项融资服务，适用于信用评级高的部级涉农公用企业和公用工程，专项用于农村能源、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优质项目，一般商业银行下浮10%，但邮储银行有时能提供更加优惠的利率。”上述开行人士介绍，在区县级平台争夺中，邮储优势很明显，只不过，按照批发业务准入原则，并非所有的省分行都可以进入相关领域，省一级分行进入的则更少一些。

进入2010年后，在云南省二级公路专项融资、深圳市基础设施建设、重庆“两翼”地区等领域均能看到邮储的身影。

盈利模式失衡：资产业务短板

“邮储贷款业务起步晚，信贷队伍一直处于建设过程中。”一位熟知邮储银行的同业人士介绍道，但这几年邮储在批发业务方面的积极表现令同业瞩目，尤其是2011年10月，与国开行并肩，且单独拿出400亿资金援助处于困境的铁道部时，市场更见识到了邮储银行的雄心。

因而，进入2012年，在银监会监管四部有关邮储银行下一步监管重点中，省以下开办公司贷款以及平台贷款风险均在监管关注视野之内。

“各地分行的进取精神很大。”1月14日，邮储西部某省分行谈到批发业务时如是说，雄厚的负债业务，19%左右的存贷比，既是邮储的优势，也是邮储的短板，这块短板对应的就是并不发达的资产业务。

银监会内部数据显示，邮储拥有雄厚的负债优势，截至2012年6月末，各项存款余额43462.8亿元，较年初增长10.9%。其中储蓄存款38211.9亿元，占比87.9%，市场占有率9.92%，在同业中居第四位；2008年后发展起来的公司存款为5214亿元，占比12%。

相较而言，资产业务失衡的问题不容忽视。尽管近年来信贷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但截至2012年6月末，各项贷款7521亿元，而该行独特的资产结构也颇为有趣。

截至2012年6月末，该行4万亿资产结构中，与贷款业务相关的个人贷款、公司贷款、专项融资占比分别为9.7%、5.6%和8.3%，三者相加不足34%，与此同时，该行又是资金市场的主要资金拆出方，债券投资、存放同业款项、票据贴现和买入返售占比分别高达23.4%、22.4%、6.2%和1.3%，四者相加将近资产结构的六成。

而在7521亿贷款结构中，小微企业贷款仍然是该行的主导性资产业务，小企业贷款和小额贷款占比分别为9.5%和17.9%，经过多年在批发类信贷领域的努力，批发类信贷占比已高达24.2%。

然而，两类业务模式在理念和流程上的巨大差异，以邮储银行现有的风控和管理能力，能否驾驭则要打上一个问号。

尽管截至2012年6月末，邮储银行不良贷款仅为33亿元，贷款不良率0.44%，但不良增加显著，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0.1亿元，小额贷款不良率2.28%，较年初增加0.45个百分点。

“下一步监管工作重点之一就是防范新业务风险，包括省以下开办公司贷款、票据业务、理财业务和信用卡业务风险等。”上述监管人士告诉记者。

公司治理之痛：理顺银邮关系

在邮储银行年度工作会议上，来自央行和银监会的两位负责人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公司治理。刘士余表示，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邮储要向管理要效益，加强内控建设，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资本充足、内控严密、治理规范、效益良好”的要求，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而蔡锷生更一语点到邮储公司治理的关键，即搞好邮银合作。

尽管近三年来，邮储集团不断追加资本金，使得邮储银行资本金跃上了700亿元的规模，但较低的资本充足率仍然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银监会也多次发文，要求邮储银行进一步加强资本充足率管理。银监会开出的方子是，“推进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

然而，邮政集团在人事和业务方面强大的控制力，却多被内外诟病。更有外界指责邮储银行管理层不懂业务。

从公司治理角度，邮储集团与邮储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亟需理顺，按照吕家进的提法，未来仍然要积极支持金融发展，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自营+”模式，加大支持邮政金融的力度，要加强邮银协调配合。

然而现实中，邮储3.8万个网点当中遍布全国的网点，仍旧是公司治理难题。目前根据网点储蓄余额的归属和办理业务的差异化需要，邮储总行将分支行分类一类支行、二类支行，其他则为网点，其中一类支行的人财物全部划归邮储银行，办理全部银行业务；二类支行的现有储蓄余额以及网点大部分人员则留在邮政局，继续邮储、会对、中间业务等基础金融业务，少数人划归邮储银行，办理公司业务和信贷业务等新开办的业务；而其余的邮储银行营业网点，则由邮政局银行继续办理储蓄、会对等基础性金融业务，网点的人员、资产归属邮政局。

长期以来形成的邮储银行自营机构和邮政局网点并存的经营管理模式，恰是近年来邮储屡屡发生管理问题的原发地之一。

“一是网点人员数量少，业务素质低，安全防范措施也不到位，同时网点多头管理，增加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上述内部人士介绍，两类机构在产权归属、收益分配上打架现象时有发生。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8篇

分行共青团工作在总行团委和分行党委领导下，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共青团届五中全会及上海分行年工作会议精神，紧密围绕全行工作中心，继续坚持“青年为本、以德为先、服务为重、发展为主题”工作理念，围绕我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团的自身建设，努力增强了团的能力建设和凝聚力，团结和带领全体团员青年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为上海农行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始终重视青年的思想教育。保持团员青年的先进性，广大团员青年中全面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重点宣传党对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新时期农行团员青年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等，1以纪念建团周年为契机。激励团员青年按照党的要求成长进步。培养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筑牢团员青年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坚持科学发展观，2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分行团委即下发了关于组织团员青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通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举办了2场座谈会，各支行团组织通过辅导报告、知识竞赛、演讲竞赛等手段，全行分行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热潮，将全分行团员青年的思想迅速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

注重发挥先进青年的榜样示范作用。年，3树立青年典型。开展了上海分行优秀共青团干部、先进团组织的评选，共评选出分行级优秀团干部9人，先进团组织9个，4名同志获得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先进青年集体和个人的树立，提高了团员青年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弘扬优良传统。常规工作中继续发挥团员青年的模范带头作用。

继续开展了冬日阳光”送温暖活动。该活动是传统活动。早在年春节期间，今年月。即开展了冬日阳光”团员青年青春送温暖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根据共青团上海市委有关通知精神，继续开展了此项活动。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发动广大团干部、团员青年、青年志愿者，走访、慰问本单位和社区困难青少年，开展结对帮困活动。此次行动共募集捐款6万余元，慰问困难人员30余人，展示了共青团组织与困难青少年“手牵手、心连心”情谊。今年，重点慰问了本单位困难职工，为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农行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对雷锋同志的崇敬之情。2搞好三月五日“学雷锋”活动。学雷锋活动是历年来的一项传统活动。上海分行团委及下属各支行团委、团总支一如既往走上街头开展义务咨询、慈善义卖、慰问孤老等活动。

共青团工作的另一项常规工作。今年是周年，3做好“五四”青年节活动。每年的五四青年节活动。又恰逢建团周年，高度重视、精心策划，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工作：

继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教育活动。帮助青年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1以“与农行共奋进、创造奉献助发展”为主题。增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性。

2宣传表彰青年先进典型。召开“上海分行纪念建团周年暨周年表彰大会”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开展了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3营造昂扬向上的节日文化氛围。分行下属各团委、团总支纷纷结合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特点。丰富青年的节日文化生活，五四”期间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青年文化氛围。如浦东分行举办“员工才艺大汇演”徐汇、虹口支行参观上海科技馆，外高桥支行组织参观中共一大及团中央旧址“渔阳里”宝山支行参观东方绿舟等，深受青年欢迎，获得广泛参与。

活动充分发挥青年人才的优势，4与上海农村金融学会共同举办年上海分行“青年论坛”征文活动。青年论坛”上海农行的一项品牌活动。凝聚骨干力量，广纳员工智慧，团结和带领全行广大中青年员工为我行股份制改革与业务发展献计献策。青年论坛”活动举办后，各支行广大团员青年反应热烈，纷纷上交自己的作品，全行共收到论文48篇，最后，从中选出6篇，其中部分作品入选《上海农村金融》

各种志愿者活动中，5组织青年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青年人是志愿者活动最大的支持力量。都活跃着上海分行团员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上街道、进社区、下基层，团员青年们志愿者的舞台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年，总行团委“农行富蕴助学计划—为了边陲的孩子”等青年志愿者活动，共募集捐款12余万元，热心公益在上海农行青年中已成为一种时尚。奉贤支行积极投入到上海市“知荣辱、学礼仪、讲文明、迎世博”市民践行公共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中去，每天协助交警，为奉贤区创建上海文明城区增添力量。浦东分行还与浦东新区文明办合作，专门成立了金穗志愿者服务队”以更好的搞好志愿者活动。外高桥支行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开展的文明服务月”活动期间，分8批共计96人次参与“做一天大堂经理”志愿者活动中，协助维持客户秩序。

三、围绕业务重点。着力提升青年工作在全行业务经营中的参与度。

坚持做好“青年文明号”动态管理工作。本着继续坚持“深化、拓展、创新”工作方针，1进一步开展好“青年文明号、手”争创活动。积极探索“青年文明号”创建的新内涵、新形式、新机制。总结试点单位“延长手臂、拓展领域、扩大规模”做法的基础上，把创建活动继续从窗口柜台向机关和管理部门扩展，使符合争创条件的青年集体都能积极参加，不断扩大创建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月份，还进行了青年文明号”电子台帐检查。年，上海分行共有新命名各级别“青年文明号”单位5家，其中全国级1家，总行级青年文明号2家，分行级2家。1人获总行级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也是上海农行建立竞争优势、提高市场份额的重要一年。为了全行团员青年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2举办“合规与发展”青年辩论大赛。年是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关键一年。进一步提升青年工作在全行合规建设和有效发展中的参与度和贡献率，使广大团员青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正确处理好内控合规和业务发展的关系，努力推动全行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地发展，举办了合规与发展”青年辩论大赛，大赛将从3月开始，历时3个月，经过5轮26场比赛，于5月落下帷幕。全行27家单位近13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形成团员青年人人争做开拓先锋的良好氛围，3开展“青年在行动”贷记卡营销大赛。为了推动我行年贷记卡工作的开展。与分行银行卡部联合开展了青年在行动”贷记卡营销大赛，由各单位选派人员6人一组组队参赛，统计5月1日至10月31日的发卡数量以评出奖项。截至月底，所有青年贷记卡营销小组共计有效营销贷记卡3万余张，约占上海分行贷记卡营销总数的15%为全行贷记卡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还将记录活动过程中优秀营销小组和优秀营销人员的推广案例及经验，全行范围内推广，以利于今后营销工作的开展。

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颁布或施行，4举办“金穗之星”法律法规知识竞赛。今年。为了增强广大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学法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的能力，分行团委与法律事务处（合规管理处）保卫处共同举办了金穗之星”法律法规知识竞赛。竞赛以《物权法》担保法》反洗钱法》等各项法律法规为主要范围。通过竞赛，极大地提高了青年员工学习法律法规的热情，促进了行内控机制和合规文化的建设。

该活动由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和上海《理财周刊》社主办，5组队参加第四届上海“十佳理财之星”评选活动。从月日开始，共分为网上基础知识测试、方案赛、网上路演和面试四个阶段，分行团委、办公室、个人业务处三个部门的认真组织与广泛动员下，全行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大赛，经过层层选拔，青浦支行“伴你成长”理财工作室获得上海市“十佳理财之星”称号。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亲自为我行获奖选手颁奖。通过这次活动，全分行团员青年中传播现财观念，普及科学理财知，塑造了金融行业的良好形象。

四、优化团的组织建设和团干部队伍建设。构建顺应农行改革发展、符合青年期望与需求、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共青团组织模式、运行模式和保障体系。

打好工作基础。以高素质、复合型为目标，1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团委（总支、支部）班子建设和团组织书记的配备。今年，全行7家单位进行了团组织换届，又一批有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团员充实到基层团干部工作岗位上。9月份，组织了分行系统的团干部培训班，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全行团干部综合素质。

开展了农行上海分行青年发展状况调查，2根据总行青年发展状况调查问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按照等距抽样的原则，全分行青年范围内共计下发问卷100份，通过统计分析，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报告》系统了解了上海农行青年社团发展的现状、特点，对目前上海农行青年的交友、兴趣和爱好作出了评估，并在此调研的基础上，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青年员工的才能和拓展团工作的空间提出建议。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9篇

起步

人民银行基层机构的起步可谓艰难，难在一缺经验，二缺人员，三缺办公用房，几乎是白手起家。人民银行自1948年成立以来，除了发行钞票、经理国库，大量的工作是经办存贷结算等具体银行业务。1984年底工商银行分离出去，人们熟悉的具体银行业务都给了工行，留给人民银行基层机构的只剩下两本账一个库：地方财政金库账、专业银行备付金账和发行库。作为央行的分支机构应当干些什么？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可说是一张白纸；加之四家专业银行还没有商业化，中国金融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发育程度很低，对中央银行的调控、协调、监管缺乏客观的迫切要求，这种状况更加剧了基层人民银行的茫然感。当时基层的一些同志戏称人民银行是“一账一库加一所”。几家专业银行的备付金账一天难有几笔业务，发行库的出入也鲜有次数，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搞调查研究吧，中央银行不就是管宏观的吗？基层的任务不就是报数字、搞调查、写报告吗？昔日业务繁忙的大银行，变成门庭冷落的清水衙门，对央行职能的茫然，导致人、工分设时，人行班子单薄，队伍结构失衡。湖南人、工两家分设时的情况是：人民银行县支行七人，二级分行三十人，省分行百余人。地市县行留下的主要是会计、管库人员。由于人数少，省以下人民银行房屋产权多数划给了工行，县支行产权则全部划归工商银行，七个人的人民银行县支行，在工行借给的二三间房子里办公。那些年每每遇到县支行的同志，总要听到他们“寄人篱下”的怨声。从那时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省以下分支行建房、调人，成了省分行的主要工作。

迷航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人民银行这把剑，在基层少说磨了七八年。至20世纪90年代，湖南省人民银行系统在总行的领导、支持下，经过各级行七八年的努力和磨合，人员的配置、营业办公场地、职工宿舍以及电脑系统的建设才算基本完成，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初具眉目。可是作为中央银行的基层机构，除了日常收付清算、统计调研，还有哪些工作要做，主要应该抓什么、管什么，仍然不甚了了。当时湖南省分行年中有两笔钱，一笔是农副产品采购资金，这是大头，每年有几十个亿；一笔是专项贷款，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对老少边穷地区和县办工业却有很强的诱惑。于是每年向总行跑指标、要资金，向下面分指标、分资金，成了省分行的重头戏。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特别是与广东接壤的湖南，由于历史和地缘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与沿海地区差距很大，各级政府为了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对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表现出巨大热情，先是各种参观团、学习团奔赴广东、海南，继而组织资金投向沿海，各家专业银行也趋之若鹜，唯恐落后于形势。在省内从地市到县城，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开山推土大办开发区，以图招商引资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问题成了突出矛盾。而在当时金融市场尚未形成、直接融资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企业渴求资金的目光自然集中到银行，政府的各种会议离不了银行，领导下去现场办公要带上银行。银行又是什么状况呢？由于经济不发达，内地银行业的基础本来就薄弱，1988年的通胀更是弄得捉襟见肘，无以为继。经过几年调整，刚缓过气来，但超负荷运转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然而在当时的大形势下，大家的头脑都在发热，行长们也在发热，一些在1988年危机中发誓“今后再不搞超负荷运转了”的行长们，又开始拍胸脯表态；有的为了表现自己思想的解放，办起了公司、实体，既当行长又当老板；更有甚者跑到华南沿海炒房地产，造成大量资金南流。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认为办银行来钱快，索性自办金融机构。一时间农村合作基金会、互助储金会等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连供销社也以扩股的名义向居民吸收存款。乱拆借、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混乱。

平心而论，1992年大潮中出现的思想偏差，金融混乱，不是思想解放带来的，恰恰是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急于求成、跟潮赶浪等“左”的东西的反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缺乏经验，对于经济、金融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思想和理论准备。作为身负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维护金融正常运行职能任务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各地出现的粗放式扩张冲动面前疲于应付；对专业银行的违规经营、乱拆借，不辨是非，束手无策；对新成立的金融机构，批多管少，甚至只批不管。当时一些分支行不仅放弃了监管，而且忘记了国家政策规定，违背了本身职责，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迷失了航向。

转换

湖南1992年夏秋发生的金融混乱，其严重后果在1993年一开年就显露出来，至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一般性存款仅增加7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加52亿元，货款少增加16亿元，四家专业银行占用全国联行汇差达65亿元，备付率均低于警戒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4月中旬来湖南视察，我向他汇报湖南的金融形势是“存款滑坡，货款萎缩，支付难保，恶性循环加剧”。根据朱副总理批示，省委、省政府加深了对金融问题的认识，果断采取措施刹住乱集资，制止资金外流，规划内部股权证管理。6月22日，朱基兼任人民银行行长，7月中央下发六号文件，提出约法三章，采取断然措施，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形势迅速好转。全省金融界通过总结反思，深刻认识到，不到一年的金融秩序混乱，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数以亿计的违章拆出资金难以收回，并处于高度风险之中；盲目扩张业务，铺摊子、搞投资，用信贷资金办实体，不仅搞散了人心，而且由此带来的超负荷运转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已经造成不少银行事实上的亏损，以严密著称的银行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三铁”信誉度到了难以恢复的程度；而思想上、纪律上、职业道德上的内伤，不仅毒化了空气，而且有的地方已经侵蚀和影响了金融队伍，少数人堕落为金钱的俘虏、国家的蛀虫。可以说哪里乱得厉害，哪里案子就严重。

1992年发生的宏观失控、金融秩序混乱，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大气候，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以及缺乏行使央行职能的经验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再贷款体制问题。再贷款是央行手中的基础货币，是实打实的真金实银，在当时的体制和各地激起的扩张冲动下，人民银行再贷款就成了众人争抢的“唐僧肉”，而再贷款的投放则是通过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的。这样，再贷款就与地方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地方经济起飞要靠它，填补专业银行的硬缺口靠它，连解决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也依赖于它。加上当时人民银行分支行党的关系在地方，地方党政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情况导致人民银行分支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弱化甚至异化，出现了人民银行总行不仅要面对各部委、各省市的资金需要，更要面对30多家自己的分行的资金诉求。1992年的金融秩序混乱和相继而来的通货膨胀，使中央下决心釜底抽薪，上收再贷款权限，从利益机制上堵住宏观失控的漏洞，使人民银行分支行回归到央行职能上来。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的思想一时难以拐弯，认为人民银行分支行没有钱了，如何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如果不能在资金上有所作为，人民银行分支行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面前还有何地位可言？一时间灰心、失落情绪弥漫在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心头。随着整顿金融秩序的深入，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同志逐渐认识到，宏观失控和金融混乱不仅不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反而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折腾反复、低水平重复。作为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只能忠实履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以此维护金融有序运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1993年下半年，我们经过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三转一提高”的工作思路，即“转变观念、转换职能、转移重点，提高干部素质”。观念转变了，职能转换了，工作重点也就从过去忙于“跑部钱进”转到了脚踏实地履行央行职能上来。

回归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南宋诗人陆游的这两句名诗可说是人民银行分支行职能转换和回归前后最好的写照。回归以后，人民银行分支行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五句话：“包袱轻了，作风正了，思路宽了，地位高了，士气旺了。”可以说进入了人民银行建行以来的最好时期。

包袱轻了，是说放下了再贷款这个包袱。再贷款职能上收，对人民银行分支行实在是一种解脱，不仅可以轻装上阵行使央行职能，也避免了矛盾和压力。

作风端正的根本原因是跳出了狭隘的小团体利益圈子。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片面理解开放搞活，人民银行分支行办经济金融实体，为职工们谋点实惠；在专项贷款的投放上，也常与专业银行争项目。利益圈子的局限，使人民银行在监管上难以一碗水端平，也影响了自身的形象和威信。职能转换后，我们坚决脱钩，停办经济金融实体，砍断利益绳索，端正了作风也扶正了形象。

思路宽了，是说职能转换后的人民银行分支行回归到了想全局议本行的位置上，工作的思路宽了、深了。1993年秋冬，整顿金融秩序初见成效，我们鉴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多次出现折腾反复，提出这次整顿金融秩序，各级金融机构必须同时进行思想上的整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除了遵守金融秩序的约法三章，还应该找出今后的经营思想、经营行为的准则，以免旧病复发。我们将这些看法写成《湖南整顿金融秩序的回顾和思考》，时任副总理的朱基同志将它批转至全国。此后我们针对湖南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于1995年初推出“三三五一”金融质量工程，即通过三到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全省金融系统基本达到恢复“三铁”（铁账、铁款、铁算盘），提高“三性”（资产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实现“五化”（经营行为规范化、经营管理集约化、业务处理电子化、金融监管法制化、干部队伍四有化），全面提高金融机构素质和队伍素质。这个思路的提出得到了全省金融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并得到国内金融同行和媒体的重视和关注，人民银行总行党组负责同志看到材料，立即呈报给了国务院领导同志。

这一切，使得人民银行在省内的形象极大改善、地位空前提高。加上我们注重调查研究，贯彻中央和总行的方针政策指示精神，从实际出发，做到监管客观公正有理有节，调控有压有保松紧适度，从而使人民银行在当地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人民银行主持召开的一年一度的金融工作会议，成了全省金融界的盛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悉数出席，省内各金融机构的各级行长、经理全部参加，人民银行在大会的主体报告中传达的中央精神、结合本省情况提出的贯彻意见都得到省领导的赞同和与会同志的支持响应。

这些成绩和变化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银行职工的士气，职能转换初期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失落感、委屈感和埋怨情绪一扫而光。我们因势利导狠抓干部新知识、新业务、新技术的学习培训，把干部的积极性引导到更新知识结构、增强履行央行职责的本领和提高自身素质上来。为了迎接更高更多的监管任务，适应金融法制化、电子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我们在中青年干部中着手法律、电脑、外语三项知识的强制性培训，规定凡195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干部（当时为40岁以下的干部）必须经上述三项知识考核及格以后方有提拔的机会；已经在副处以上岗位的年轻干部，要经过三项知识考核及格，才可继续任职。为了推动无纸化办公，我们提出1997年10月1日以后，行内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送只能通过电脑进行，即日起行长不再看处室呈报的手写材料。这些规定和措施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干部们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净化了环境，办公室灯光明亮、业余学校书声琅琅。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10篇

一、年的主要工作

（一）狠抓内部管理，确保安全无事故

1、强化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行长与部室主任、部室主任与科员分别签定安全目标责任书，建立了干部职工思想动态档案，严格落实“三级”值班制度和夜间值班巡逻检查制度，做到24小时坚守岗位不失控。组织应急演练领导小组对支行应急总体预案和分预案进行了评估，认真制定支行年应急演练规划，全年我支行共组织应急演练4次，通过演练使全体员工掌握演练的技巧和方法，提高了干部职工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2、认真做好风险防范工作。支行成立了岗位风险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在全行业务管理中实施风险防范工作责任制的意见》和《支行业务风险防范责任制监督检查办法》，建立健全了业务风险防范重要事项报告制度，对个人经济行为、重要部门、要害岗位和人员经济行为开展了排查，逐级签订了业务风险防范责任书。开展了以“依法行政、高效履职、优质服务、求真务实”为主要内容的行风标准化管理工作，公开了监督事项和服务承诺，制定了《外出执行公务人员廉政规定》，向与本行行政许可事项和对外服务业务联系密切的金融机构、财政、税务机关和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个体户发出了行风监督员聘请函，聘请行风监督员20名，有效约束了工作人员的行为，防范了各类风险的发生。

3、认真做好保密和工作。加强保密教育，强化“保密工作无小事”的思想理念，组织在职人员和离退休职工签订了保密承诺书和保密责任书，对人员进行了政审，组织了保密知识测试，在重要节点坚持做好保密工作检查，及时对支行计算机、存储介质、互联网计算机、密级文件的保密管理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做到了常抓保密工作不松懈、不懈怠。

4、扎实做好政务公开和信息调研工作。政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政务公开工作，组织人员认真总结了支行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扎实开展了政务公开自查和检查。加大信息调研力度，修订了支行信息调研工作管理办法，切实把任务分配到部室、到部门、到个人，调动了信息调研工作的积极性。年，我支行上报各类信息214篇，被上级行采用112篇，其中：《金融时报》1篇，上报总行3篇，天津分行《工会通讯》1篇，《金融》4篇，中心支行《参阅信息》3篇。

5、切实规范财务管理工作。健全完善财务收支、集中采购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强化内部监督和制度约束，构建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严格坚持预算管理制度，深入推进节约型央行机关建设。进一步加大集中采购工作力度，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账外资金、“小金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组织了“小金库治理知识竞赛”，对上年度财务决算进行了内部审计。

（二）认真履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1、认真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一是发挥好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的作用，支持涉农金融机构加大支农力度。年累计为信用联社办理再贴现×××万元，余额×××万元，有效解决了我辖区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二是用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工具，加强货币信贷调控。对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以及授信部主任进行了约见谈话。建立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进度、结构和投向监测工作制度。三是做好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效果社会评价调查工作。对市金融办、发改委、农业局、财政局等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实地评价调查，对社会公众采取了随机评价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及时计算、汇总了我辖各金融机构综合得分，确保了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效果社会评价工作的真实、有效。四是认真做好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金融支持工作。在我行的大力协调下，农村信用联社为大学生“村官”王建立的白鹭种植专业合作社授信3万元，支持78户农民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五是认真做好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按照金融机构自评结果，我行对金融机构自评结果进行了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核，综合考虑金融机构自评结果和日常经营情况确定了金融机构综合得分，并及时上报了评估报告。

截止年12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亿元，较年初增加××亿元，同比增长13.8％；全辖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较年初增加×亿元；存贷比为42.19％。

2、认真做好调查统计工作。严格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审核各金融机构报表数据，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生成本辖区金融统计月报数据，供本行领导和有关部门使用。按月编制了《金融专报》，为地方政府和辖区金融机构服务。做好各项经济调查工作，及时按月上报样本工业企业景气和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变化情况表和分析，按季上报企业家问卷调查表，数据调查认真、及时，分析翔实透彻。

3、扎实做好支付结算工作。一是积极做好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工作，为“三农”提供良好的支付服务。组织召开了农村支付环境改善工作座谈会和联席会、“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信息上报工作联席会，走访了辖内金融机构，对农村信用联社开办的自助终端业务和农信村村通（EPOS）开办情况进行了调研，并确立了进一步扶持方案，建立了屯头支付环境示范点，采取以点带面的形式辐射和推动了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截至年12月末，全辖金融机构共安装ATM机、存取款一体机77台，POS机427台，转账电话5285部。实现非现金支付131万笔，金额462亿元，被评为省支付环境先进单位。二是坚持依法行政，严格账户管理，不断提升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水平。在办理核准类银行账户时严格开户资料的审核，确保了所开立的银行账户的合规性、规范性。对银行机构人民币结算账户年检工作情况进行了抽查，对工作进展缓慢的金融机构进行了通报批评，促进了账户年检工作的开展。三是加大支付结算宣传工作力度。组织开展了“版银行票据凭证”宣传、银行卡安全知识宣传和支付结算知识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商业密集点、农村集市、金融营业网点人员流量大的特点，悬挂宣传条幅、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效果。支行支付宣传工作经验得到中心支行和总行认可，在《支付清算工作交流》上介绍了工作经验。

4、提高国库核算质量。认真落实风险控制制度，组织学习了《国库会计核算管理规定》和中心支库制度的考核标准，修订完善了各项国库制度和国库岗位责任制，签订了《国库会计四级目标责任书》，建立了层层负责、相互制约的责任追究制度。截至年12月末，我支库累计业务量24.8万笔，金额××亿元，实现了各项税收划分报解准确、及时、无误，财政资金划转到位及时。

5、深入推进征信管理工作。一是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得到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协助地方政府制定出台了《市征信宣传网络体系建设实施办法》（藁政办[]24号），构筑了市、镇（乡）、村“三位一体”的征信宣传网络体系。二是按照“季季有重点，月月有活动，常常上媒体”的工作要求，扎实开展了征信知识宣传活动。召开了征信专题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组织开展了“3?15”征信宣传进汽车展区，征信知识宣传进商城、进广场、进乡村、进专业合作社、进大学生“村官”创业基地”等活动。三是认真做好贷款卡发放、年审和个人信用信息查询工作。年年审贷款卡512张，年审率达到了94％，超额完成了征信处下达的年审工作任务。

6、加强人民币管理工作。加大反假币宣传力度，采取被列为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耿村故事村反假故事宣讲，屯头宫灯生产基地等特色市场宣传点入店、进户辅导，通过广场宣传牌、电视讲作、政府网络人民币防伪特征互动视频播放等多样化形式，增强反假宣传效果。积极筹建反假技术鉴定中心，通过建立网络沟通平台，充分发挥央行作为人民币残损、真伪鉴定仲裁机构的职能和作用。组织人员对辖内7家金融机构营业室的人民币收、付业务管理及假币收缴鉴定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全年共收缴假币×××元。

（三）加强“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维护辖区金融稳定

1、加强对辖区法人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提高风险预测水平。严格对辖区法人金融机构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比例、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对最大单户贷款集中度、对最大十户贷款集中度、资本利润率、利息回收率、资本费用率、存款增长率和存贷比例”等指标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的结果及时向信用社反馈，对达不到监测标准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风险隐患，不断提高风险预测水平。密切关注市农联社票据兑付后不良贷款变化和风险聚集问题。按月完成了《市农村信用联社金融风险监测报告》的上报工作。

2、贯彻落实“两个办法”，加强金融管理。一是加强宣传、重培训、分层次、有步骤的落实好“两个办法”。采取对内部科室开展培训、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培训力度、举办保险业及证券业的金融机构专题培训、利用市政府网站进行政策宣传的方法，分层次、有步骤的开展了“两个办法”的学习培训工作，实现了市辖区金融机构两个办法业务培训的全覆盖。二是整合内部资源，形成金融监管合力。制定了《市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金融管理与服务体系实施细则（试行）》、《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金融政策评价实施细则（试行）》及操作规程。对金融稳定、货币信贷、调查统计、支付结算、国库等归口部门发出了“关于落实《市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金融管理与服务项目暨金融管理政策评价》的确认函”，对职责分工进行了确认，理清了各部室在“两个办法”实施过程中的职责，明确了操作程序和运转流程，确保了分项审批和评价职责的有效实施，达到了统一受理、分而不散、分别审核、集中验收的效果，提高了支行金融监管水平和服务效率。三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通过人行账户管理系统查询银行业信息、工商管理部门查询保险业和证券业注册信息的方式，全面掌握了辖内营业金融机构设置情况，认真对在营业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金融管理与服务项目进行清理认定，与在营业金融机构签定了《市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子项目确认书》，切实使新设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金融管理与服务体系范围扩大到县级一级分支机构设立的二级支行、分理处及储蓄所，将新开业的二级支行、分理处及储蓄所纳入申报范围，从源头上防范了金融风险，维护了金融稳定。四是构建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实现风险关口前移。制定了《市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信息变更管理暂行办法》，将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因正常人事变更或非正常人事变更，纳入管理范围，实现了风险管控管控前移。五是对中国银行支行年执行人民银行金融管理政策情况进行了评价检查。对在评价检查中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对中国银行没有认真执行人民银行规定的“县城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发放当地贷款”存贷比例太低的问题，对中行高管实施了约见谈话，并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3、做好农村信用联社年专项票据兑付后续监测考核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一是针对我辖区农村信用联社年兑付后续监测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要求信用联社认真进行整改。二是信用联社针对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了工作措施，确保“三个高于”的标准，即：确保全年涉农贷款投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确保涉农贷款增量高于上年;确保涉农贷款在各项贷款中的比重高于上年。三是加大信贷结构调整，积极开展信贷营销，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信贷投放原则，在行业上、区域上、贷款品种上进行信贷结构的调整。截止年12月末，信用联社贷款余额为×××万元，较年初增加×××万元;涉农贷款余额为×××万元，占全部贷款比例为92.14%。

（四）强化党建工作，不断增强干部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1、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了总分行、中心支行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和十七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扎实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组织干部职工集中观看了《慎独慎微警示录》、《欲之祸》警示教育片，召开了座谈会，支行党组书记以《学习践行<廉政准则>争做廉洁从政表率》为题，为支行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上了一堂廉政教育课。

2、认真落实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持厉行节约，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各项规定。建立健全了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班子成员进行了述职述廉，班子成员和部室负责人按照规定，主动、如实报告了住房、配偶子女从业情况。

3、认真落实“行长接待日”制度。制定了《人行市支行行长接待日制度》，支行班子成员坚持每月第一个工作日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答疑解惑，听取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了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间的沟通，拓宽了意见表达渠道，营造了和谐、进取、务实的工作氛围。

4、加强党务公开工作。为保护和落实好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按照中央《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要求，支行制定了《关于实行党务公开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组织领导和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及方式，重新对支行公开专栏进行了合理布局，把党务公开与行务公开和政务公开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协调运转。定期或不定期公开党组织决议决定、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选任和管理、联系和服务党员群众等情况，增加了支行党的工作和党内事务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取得了干部职工的信任和支持，促进了干部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5、开展“五个一”系列活动，庆祝建党周年。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周年，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支行在“七一”前夕，集中开展了“五个一”系列活动。一是集中上一次党课；二是举办“党在我心中，奉献在央行”主题征文评选活动；三是参观红色革命圣地，组织职工到沕沕水——红色发电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四是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大会，并召开了党员座谈会；五是开展向“英模”学习活动，激发全体党员牢记使命，再鼓干劲，奋力拼搏，创先争优的工作热情。

二、年工作计划

（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人民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加大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的宣传推广力度，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做好年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更新工作。认真筛选优质中小企业，组织召开银企对接会，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铺路搭桥。加强货币政策工具管理，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做好农村信用社票据对付后续监测工作。

（二）扎实做好国库会计工作，确保资金安全。加强会计核算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工作，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加强检查监督，不断提升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认真抓好国库内部管理，落实国库岗位责任制，严格柜面审核与监督，确保账务处理的合规性，确保国库资金准确及时入库、安全合规出库，切实发挥国库对国家预算执行的“把关守口”作用。

（三）认真做好货币金银工作。加大人民币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力度，促进人民币、反假货币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加强人民币及反假工作宣传力度，普及爱护人民币及反假货币知识，维护人民币信誉。做好人民币流通状况的监测预警工作。

（四）继续深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到各项业务工作之中，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工作任务的更好落实。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作为重点，提高宣传教育的渗透力、影响力，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系统性、前瞻性。加强案件防范工作，继续深入开展案件防范检查和员工行为分析排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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