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03 08:24:49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民银行 履职审计 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7-171-02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经过试点后，推出了一种新的审计形式——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经过这几年的审计探索，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已成为人民银行内审部门最主要的工作形式之一，并已逐渐成为人民银行内部监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内审转型工作的深入推进，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便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办法（试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领导干部在一定时期内履行业务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价的活动。
1.领导干部履职审计有助于促进各级人民银行更好地履行中央银行职责。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人民银行在实施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金融宏观调控、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构建和谐金融生态、促进经济稳健发展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职能更加重要，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因此，有效维护人民银行自身的信誉和形象，就显得越来越重要。领导干部履职审计以领导干部为审计对象，以业务和管理活动为审计内容，基本涵盖了体现人民银行主要职能的各项业务，通过审计活动可以更好地促进人民银行各级行依法、充分、有效地履行职责，促进央行各项工作水平的提高。
2.领导干部履职审计丰富了干部监督的内容，有助于领导干部加强自律、拓宽了干部监督渠道，提高决策和管理能力。通过领导干部履职审计可以发现被审计单位在管理决策、内部控制、工作运行、业务操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既发现问题又肯定成绩，在查处和纠正问题的同时发挥正向引导作用。特别是履职审计将发现的违规问题与有关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挂钩，全面落实问题责任，履职审计得出的结论可以为干部考核和使用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对完善干部监督考核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
3.领导干部履职审计符合内部审计工作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内审作用，提高内审工作的水平和层次。领导干部履职审计体现了“人与事结合”、“权利义务与责任结合”，拓展了审计领域和空间，较之以单纯业务活动为重点的其他审计，将审计内容拓展到了复合的管理活动，与国际上通行的“绩效审计”更为贴近，具有管理审计的特点，有利于内审部门强化自身特色，促进业务发展。同时履职审计突出审计时效，监督关口前移，对风险隐患进行预警，及时发现不足，促进问题及时得到整改，既有利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防范、价值提升，有利于被审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提升履职能力，也有利于发挥内审的监督作用。
二、制约领导干部履职审计深入发展的因素
1.配套制度滞后，审计内容不全面。为了加强对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干部的审计监督，总行制定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办法》(试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指南》，就履职审计内容、审计方法和程序、责任认定与处理进行了明确，但对于领导干部履职审计的审计周期等有关规定比较模糊，配套制度和程序也不完善，尤其是对于同级监督方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单位往往都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实施，同级监督工作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同时，领导干部的廉洁勤政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在审计内容中没有涉及，缺乏对上述重要内容的审计，内审部门做出的评价结论是不全面的。
2.审计评价难以准确把握。目前仍然缺乏一套科学、完整的履职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对领导干部履职审计评价的评价标准、用语规范等做出明确规定。履职审计报告中对审计对象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成绩，多使用鉴定性或结论性的语言，而采用客观事实和具体数据说话较少，甚至存在超越审计权限和范围、狭隘片面、只涉及事不涉及人的简单评价。同时，由于内审人员对审计对象如何评价无据可依，缺少定量评价，主要取决于自己的主观判断作出定性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不同的被审计对象之间也缺乏可比性，不仅影响审计评价的有效性，还易带来审计风险。
3.责任界定存在困难。履职审计中，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的界限难以划清，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的界限难以划清。特别是在对行长履职审计时，行长在承担具体分工的同时，还身兼国库主任、发行库主任、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务，同时还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的单位负责人是本单位会计财务的直接责任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责任，在履职审计中发现上述业务中的问题，很难对行长划清、确定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同时，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易出现行长或部门主要负责人一人说了算的现象，是否经过集体讨论形成集体决策，作为审计人员只能通过审阅当时的会议纪要来确定，而由于有些会议记录不全面或不细致，特别是对决策失误形成的损失发生的决策风险，仅通过查阅会议纪要来确定是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还是个人决策造成的失误显得过于简单，同时，决策风险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暴露出来，如果会议记录不细致、不全面很难确定相应的责任人员。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一、履职审计评价的内容
根据人民银行机构性质和自身特征，基层行内审部门要把履职审计评价的内容和范围重点放在审计对象履行央行三大职能以及行使决策、管理、监督等职责上，具体如下：
（一）对领导干部传达贯彻国家货币政策和上级行规章制度及决定等情况的评价。主要包括：是否及时转发或传达总行及上级行的有关文件。是否严格执行总行及上级行的有关决定。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贯彻落实措施，所制定的措施、办法有无与法律法规和上级行规定相冲突的情况。
（二）对领导干部组织和参与决策情况的评价。重点是领导干部在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贷资金运用、金融风险处置、预算资金分配、大额财务开支、基建立项与变更、物资集中采购等重大事项的效果评价。主要包括：重大事项是否实行集体研究决策。是否建立明确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决策过程有关记录材料是否完整、规范、真实。有无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不良后果的情况。
（三）对领导干部实行内部控制管理情况的效果评价。主要包括：是否建立健全本单位、部门的岗位职责、工作制度、业务流程及应急处置预案等。是否明确各项审核、审批权限。是否严格执行岗位职责分工和不相容职责分离的制度。重要业务部门内控监督机制是否落实，发现问题是否及时纠正和处理。
（四）对领导干部履行业务管理职责情况的评价。主要包括：是否按规定严格履行有关审核、审批职责。是否按规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对重大突发事件是否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有无隐瞒不报或因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本单位、部门及所管理的单位各项主要业务是否合规，有无出现严重违规、重大业务差错和责任事故情况。是否了解掌握本单位及所管理的单位各项业务的风险状况，对严重或突出的风险问题是否及时处理或报告。
二、履职审计评价的方法
在审计实务中，基层行内审人员对履职审计评价方法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常用以下几种评价方法。
（一）对比评价法。采取纵向和横向比较，评价领导干部在审计期内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指标完成情况，如领导干部履职期间的各项工作指标相比较；计划与实际完成指标相比较；报告期与基期相比较；本年度与上年度相比较等。
（二）定性定量评价法。运用能够反映领导干部履职行为的相关定性和定量指标,评价领导干部的履职效果。定量评价法（见附表一）直接引用审计查证的数据，评价领导干部的管理行为或经济行为。定性评价法适用于评价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或部门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内部管理的有效性，金融服务的质效性等。
（三）主客观因素分析法。对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或具体事项的结果进行主客观分析,推究其具体的主客观成因,分析该行政行为或事项是领导干部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进而作出客观公正的审计评价。
（四）责任区分法。区分领导干部的现任责任与前任责任、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主管责任与直接责任、管理责任与领导责任等,正确区分不同责任之间的界限和不同责任人之间的界限,使审计评价做到责任清楚、明确。
（五）其他评价方法。随着审计技术的日益成熟，履职审计评价的方法也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基层行可结合辖内工作实际，选择开展履职绩效评价试点，拓宽领导干部履职绩效审计评价的应用范畴。
三、履职审计评价中应注意的几个事项
为有效开展领导干部履职审计评价工作，避免因审计评价不规范而造成的对审计对象评价有失公允的现象，基层行在开展履职审计评价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审计评价应当在审计事项范围内进行,与审计事项不相关的行为和事项不评价。审计评价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审计办法》确定的审计事项范围内进行，围绕被审对象在审计期内贯彻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组织和参与决策、加强内部控制和履行业务管理等内容进行审计评价，对各级行内设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履职审计评价时，应当重点评价其所在部门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情况以及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等。
（二）审计评价要依据审慎性原则进行,审计证据不充分的事项不评价。内审部门对审计对象的评价必须以审计内容为基础，所作出的结论要有充分的审计证据来支持，这就要求履职审计评价必须依据经审计查证的客观事实作出，作为审计评价依据的审计证据必须真实有效,审计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没有审计的不评价，审计证据不充分的事项不评价,否则可能形成审计风险。
（三）审计评价要依据重要性原则进行,对一般性的问题可以不做评价。履职审计内容繁多,如果将审计内容全部加以评价并写入履职审计报告,会造成履职审计报告过于繁杂而影响其效用。履职审计评价应把重点放在被审对象对内履行决策、管理、监督职责情况，以及对外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上，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对一般性问题可以不做评价。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持续监管 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是银行业监管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管好银行业机构必须管好高管。从上世纪90年代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作为高管非现场监管，应逐步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建立较为全面的高管人员档案资料，包括(1)个人情况：即家庭现有财产状况、子女就业就读情况、是否有出国护照、住房变化情况、个人负债情况等等。(2)履职情况：即经营业绩、风险状况、案件情况、合规性经营情况等等。(3)历年评价：即任期内监管当局考核情况、群众评议情况、上级评议情况等等。(4)任职资格处理情况。二是完善高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上述高管人员个人情况中若有重大事项变动，要及时向高管所在单位上级和当地监管部门报告，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三是监管当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即发现个人重大事项中的疑点问题，有权责成高管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监管当局；发现在履职过程中出现合规性问题、经营风险问题和案件隐患，要及时约见该高管人员谈话；对监管当局动态考核和群众民主测评意见也应及时与当事人交换意见。四是探索对高管人员履职等级评定制度。可以按照优秀、良好、一般、差的标准，根据高管人员履职中的合规性、案件治理、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管人员进行评价，并将评级情况反馈到高管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或董(理)事会。规定对评定为“一般”及以下的高管人员限制提拔，对评定为“差”的限期调整。
综上所述，高管人员管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抓好此项工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无疑是一项的费省效弘的工程。持续有效地监管好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高管人员，对于保持银行业稳健经营，防范与化解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作为高管非现场监管，应逐步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建立较为全面的高管人员档案资料，包括(1)个人情况：即家庭现有财产状况、子女就业就读情况、是否有出国护照、住房变化情况、个人负债情况等等。(2)履职情况：即经营业绩、风险状况、案件情况、合规性经营情况等等。(3)历年评价：即任期内监管当局考核情况、群众评议情况、上级评议情况等等。(4)任职资格处理情况。二是完善高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上述高管人员个人情况中若有重大事项变动，要及时向高管所在单位上级和当地监管部门报告，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三是监管当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即发现个人重大事项中的疑点问题，有权责成高管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监管当局；发现在履职过程中出现合规性问题、经营风险问题和案件隐患，要及时约见该高管人员谈话；对监管当局动态考核和群众民主测评意见也应及时与当事人交换意见。四是探索对高管人员履职等级评定制度。可以按照优秀、良好、一般、差的标准，根据高管人员履职中的合规性、案件治理、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管人员进行评价，并将评级情况反馈到高管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或董(理)事会。规定对评定为“一般”及以下的高管人员限制提拔，对评定为“差”的限期调整。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引资引智与规范治理
国际金融公司于2002年入股南京银行后,在激活并提高南京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上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当时,国际金融公司的股份为15%,南京银行也成为当时外资占比最高的国内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提倡“好的公司应该有好的董事会”的理念,强化了南京银行的内控建设、风险建设和发展规划的建设,同时完善了内部管理机构。可以说,通过“引资引智”,南京银行领导层认识到了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并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切实予以加强。
南京银行是启动IPO较早的城市商业银行,要想成功发行上市,最重要的一条是治理要规范。这一时期,南京银行董事会切实将完善公司治理建设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司治理水平有了质的突破。
此外,这段时期,南京银行还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法国巴黎银行,发行了次级债券,可以说,南京银行的公司治理较好地体现了职责明确、分权制衡、规范运作、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要求。
2007年上市后,公司治理也开始由形备到神似的变化。
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上,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和银监会的《商业银行稳健薪酬指引》,修订了《高级管理人员考评和薪酬激励管理办法》,增加了风险指标的考核和部分薪酬延期支付制度,使考核更加全面、科学、有效。在具体考核上,则实行民主测评、董事考评以及监事会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的科学考评,较好地做到了个人业绩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在于细节
规范与完善内控程序。主要表现在有较为全面的制度和程序,而且不折不扣地执行。比如,在董事的提名上,董事会对董事人选的原则是用能人,而不是“花瓶”,这点在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有搜寻、初审独立董事人选的工作职责。该委员会按照任职条件的规定,严格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核。形式上的审核主要是对提供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而实质审核非常重要,主要是通过多方渠道对其履职的能力和品行进行深入了解,力求能够体现“专业和专注”的履职要求,而且初审的原则是“不求名气,只求合适”,以真正提高南京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为目标。
注重董事会软环境建设。一般来说,董事会只关注议案的表决情况和决策的效率,而不太关心董事提出的各式各样与公司治理紧密相关的问题。但南京银行董事会认为,公司治理的不断提高就是在于细节,所以对董事无论是在各类会议中、实地调研中还是与经营层沟通中提出的好的建议和方法,都及时归总并强化落实,具体到相关责任人和完成时间,并定期在董事会上进行反馈,使董事感到自己的建议得到了尊重和重视。比如:针对今年上半年南京银行一位外籍董事提出的注重同业资产风险、表外资产中的理财产品风险的建议,董事会立即让经营层予以调查落实,经营层迅速展开专项管理工作,并及时向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在下次董事会会议上向全体董事会成员做了通报。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良性循环,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也提高了董事履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创新风险管控举措。在风险管理上,南京银行先后制定并完善了七大风险管理政策和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程序、流程。尤其是今年,南京银行认真执行“三办法一指引”,积极进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解包还原”,严格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有效开展“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提升了公司治理效果。同时,完善了风险条线的组织架构,设立了经营层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了风险管理部、授信审批部、资产保全部,理顺了风险作业机制;按照银监会的“六项机制”要求,建立了小企业金融部,并按照“两个不低于”强化了对小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建立了金融市场部、会计结算部和营运管理部,强化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
在发展战略上,南京银行建立了三年发展规划,科学指导全行的经营方向和经营目标,并按照自身实际状况建立了发展规划年度回溯评价机制,提高了发展规划执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保证了南京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在资本管理方面,南京银行制定了《资本管理办法》、《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三年资本规划》,强化了对资本的规模、风险和持续补充等方面的管理,逐步在资产负债配比、经济资本考核和小企业专营等方面加以运用,同时,通过对年度投资参股计划和分支机构发展计划进行资本量化分析,保证了对资本实行长效管理。
做好董事会履职评价。确切地说,南京银行2007年上市后,董事会开始实行每年度的董事会履职自评价报告制度,报告着重在公司治理、发展战略、风险、金融创新、审计监督等方面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自评价。南京银行董事会在自评价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风险量化管理工作存在缺陷,就及时科学地制定了《风险限额管理体系建设规划》,并于每年初制定年度的风险限额,将风险量化管理嵌入到日常风险管理工作中去。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中,虽然较早建立了《内部控制体系框架与要求》制度,制定了很多的内部控制制度,但内部控制执行情况如何,董事会难以详细完整地了解。2007年底,董事会要求经营层报告内部控制年度开展情况,并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告,可以说,这项机制的形成,使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整体情况和突出问题有了把握,为制定正确的整改措施打下了基础。
对于董事的评价着重从履职的时间充分性、工作规范性和工作质量三方面进行,并启动了不合格认定条款机制。在具体考评方式上,采取在董事会上述职的基础上,通过自评和互评打分的方式来实施,保证考核的公允。对于独立董事,还须亲自向股东大会做述职报告,接受大会股东的监督,并将其纳入到考核评价体系中。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当前基层人民银行履职中的难点与问题
金融监管职责弱化。2003年银监会分设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基层人民银行在履职方面存在模糊认识，认为银行监管职责划转到银监部门后，人民银行不再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特别是一段时期以来，人民银行自上而下对金融管理职责没有进行安排部署，导致基层人民银行不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履职实践中都存在强调金融服务、弱化金融管理的倾向。金融管理职责“空心化”导致人民银行在金融机构心目中的地位降低，金融机构不重视、不配合人民银行工作的问题时有发生，降低了基层人民银行履职效能。
金融管理职责的弱化本质上反映了基层人民银行依法履职不到位。《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9项直接监督检查权、1项建议监督检查权和1项全面监督检查权。国务院制定的人民银行新“三定”方案，进一步扩展和明确了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监督检查权。同时，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相比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专项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天然负有对整体金融业的行政管理职责。因此，强化金融管理职责是当前形势下人民银行特别是基层人民银行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当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预期有较大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传导机制不畅，使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随着传导路径的加长而层层削弱，时滞较长，极大地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从人民银行自身的角度分析。一是货币政策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弱化了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货币信贷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度统一不能实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没有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因素，人民银行基层行难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特点进行必要和及时的调整，弱化了货币信贷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二是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和运用权限在基层人民银行层层削减，使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弱。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权限来看，人民银行总行具有再贷款、再贴现、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利率制定和窗口指导等所有政策工具的操作权限；中心支行虽然名义上也具有再贷款、再贴现和窗口指导的权限，但是再贷款仅限于支农再贷款，窗口指导的效果也大打折扣，真正可以运用的再贴现工具却受规模约束；而县支行则基本限于“软约束”的窗口指导形式，大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从商业银行层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至商业银行后，在商业银行内部还要经历一个再次传输的过程。在从商业银行总行向分支机构传导的过程中，由于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营销策略、发展目标更加侧重于自身，基层商业银行受各种考核指标的利益驱使，也往往更专注于其上级行对货币政策的解读与反应，而“忽视”当地人民银行的窗口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货币政策信号被扭曲和削弱。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不紧密，相关配套措施跟不上也是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2009年，我国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迅速窜升的高房价和相对缩水的购买力，“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两重约束，一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二是2009年“4万亿元投资+近10万亿元信贷”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从2009年上半年的流动性释放信号已转变为2011年的稳健货币政策。
金融稳定职能定位缺失。《中国人民银行法》虽然从法律上明确了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但也仅在第二条、第三十四条进行了简单的表述，基层人民银行开展金融稳定工作如何定位，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依据，基本是上级安排什么干什么，主要存在着“四难”现象。
信息难共享。开展金融稳定工作，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统计局、发改局、环保局、商务局等经济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不同行业的相关信息。然而需要人民银行采集哪些信息、如何采集等没有具体规定，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缺乏相应的机制，加大了基层人民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的难度。
资料难采集。风险监测是人民银行基层行在金融稳定工作方面的重点工作，监管职能分离后，各金融机构向人行报送报表和资料相对很少，尽管可以发文或以“指导意见”等方式要求报送，但对于迟报、漏报或不报行为缺乏刚性约束，导致基层人民银行对辖区金融运行情况缺乏全局性、完整性的判断，更无法有效发现风险和防范风险。
技术难监控。基层人民银行处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前沿，是辖区金融风险的直接监测者，但目前人民银行自上而下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基层人民银行只能凭借以往的监管经验对风险状况、程度进行粗略的判断、识别。这种落后的工作方式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现代化技术手段和形势要求。
检查难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实际操作中，这条规定很难落实，在县级人民银行更不可行，大大降低了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的效率。
提高基层人民银行履职能力的建议
以“两管理两综合”为抓手，大力强化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责
开展新设银行机构管理工作。为及时掌握新设银行业机构开业情况，指导其完善制度建设，顺利接入人民银行有关业务系统，作为基层人民银行，应该开展新设银行机构管理工作。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要求拟新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向当地央行进行筹建与开业申报。明确规定经检查验收、技能考核合格的，方可接入人民银行有关业务系统办理业务。
建议由人民银行法律事务部门，负责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筹建与开业的申报受理和综合协调等工作；人民银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对金融机构筹建与开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组织检查验收、业务技能考核，办理接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和有关业务等工作。
健全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工作。为保障金融稳定运行，基层人民银行应该建立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对于不同的重大事项应该按照不同的时间要求和标准向当地人民银行及时报送。通过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可以进一步加强开业后的持续管理，在人民银行法定职责范围内，对报告事项进行审查或分析研究，及时处置发现的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重大风险，有效监测和预防了辖内金融风险。
加强综合执法检查工作。作为基层人民银行，应该把有效提升基层人民银行依法履行管理与服务职能作为新的课题，整合监管力量，成立综合执法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每年组织所有具有执法职能的部门对金融机构统一进行综合执法检查。为最大限度减少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综合检查应该做到方案、队伍、内容、时间、文书、流程、标准和处罚八项统一，有效保证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工作合法、规范、高效进行。通过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可以有效地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为基层人民银行有效履行央行职能创造有利条件。
开展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工作。作为对整个金融业都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人民银行可以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和人民银行（含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措施、管理规定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定评价等级，并分级采取相应管理和服务措施。综合评价的内容应该包括人民银行履职涉及到的各项工作；评价结果可以在合适的范围内予以通报，并抄送给当地政府和其上级行。开展综合评价工作是人民银行强化履职效能、扩大履职影响，促进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促进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的重要举措。
在时机成熟时，还可以在基层人民银行增设管理检查部门，专门行使对金融机构管理检查职能，承担“两管理两综合”的工作。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赋予基层人民银行的业务执行监督检查职责纳入管理检查部门，既可以提高监督管理效果，又可以减少监管成本，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民银行监督管理职责由多个职能部门行使、各自为战的局面，避免了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
总之，“两管理两综合”不仅有利于规范商业银行业务操作，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银行履职的权威性和效能。但从依法履职要求看，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议完善“两管理两综合”的有关法律依据。目前，除综合执法检查外，其他三项工作的执行依据多是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不是很高。为此，建议总行以规章的形式对“两综合两管理”工作进行定位，对工作的内容、程序以及相关罚则等做出统一规定。二是建议加强法规清理。2003年以前制定的部分法规、规章的一些条文明显过时，执法检查中对问题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进行处罚时，基层人民银行只能有选择地使用相关法律依据，很不方便，建议总行能够对法规、规章进行修订规范。三是建议多开展综合执法检查。相对于专项检查而言，综合执法检查在行政处罚方面的罚款金额更大，更能引起金融机构的重视；同时综合执法检查能够整合检查资源，在部分检查专业间实现检查信息共享。
以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契机，切实提高基层人民银行金融服务水平
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金融消费者维护其权利的最重要制度保障。要尽快修改或制订新的法律法规，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改变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不足之处。一是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金融消费者概念，设立专门章节规定其权利义务，提高对金融消费者的适用性。二是在条件成熟时，制订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强化监督和保护。三是制订《个人信息保密法》和《征信法》，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四是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对金融消费者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范围，既实现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又可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五是要进一步修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进一步增加和完善对金融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内容。
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建议仿效美国做法，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工作。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进一步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的主要职能、受案范围和工作流程。
理清思路，找准定位，认真履行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稳定职能
金融稳定事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大局，基层人民银行肩负着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和工作互动，推动县域经济金融的协调健康发展。加强与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和沟通，找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结合点，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促进金融稳定。建立健全符合基层实际的金融稳定工作机制，在风险防化过程中保障金融稳定。
首先，要建立人民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协作机制。在金融统计资料交流、文件抄送、信息通报方面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以利各方充分掌握货币信贷和金融监管信息，相互协调监管手段，提高工作效能。
其次，要建立人民银行与政府及有关部门金融稳定协作机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拥有行政、司法和经济调配权的重要组织，依靠行政资源所带来的权威性和信誉，是平稳化解风险的重要力量。按照目前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工作机制看，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工作，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沟通协调，建立起政府重视、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格局。要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体系、综合分析制度、预警通报机制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制订《突发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要从法律上明确人民银行的协调主导地位。一是要明确央行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二是要明确央行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三是要明确央行在反洗钱工作协调中的主导地位；四是要明确央行在征信体系建设协调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在辖区经济金融和谐发展过程中实现金融稳定。建议制订《金融稳定法》，制订金融稳定监测指标体系，使金融稳定监测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民银行；履职；法律评估；立法
一、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的形成与现状
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建设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4年的初步发展阶段。伴随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建设开始起步。这一时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等，人民银行在此阶段依据职权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金银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银行结算办法》等金融业务规章。二是1995年至2002年的履职法律体系大发展时期。其别是1995年，被称为我国的“金融立法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颁布了“五法一决定”，即《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法》是我国第一部由全国人大颁布的金融法律，“五法一决定”改变了我国金融领域基本法律规范缺失的局面。《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实施既是金融法制建设的标杆，也是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建设一个崭新的起点。之后，人民银行根据履职需要颁布了大量金融规章和重要规范性文件，如《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等，积极配合并有效保障了“五法一决定”的顺利实施。三是2003年至今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发展完善阶段。随着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化，以及金融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的建立健全，与人民银行履职密切相关的一批重要法律得到修改和出台，如2003年全国人大修改了《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200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刑法修正案（六）》。期间，人民银行根据履职实际，参与了一些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的制定与修改，如推动《企业破产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破产机制和破产法律制度，推动《物权法》选择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统一公示系统等等。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以相关金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体，以其他相关市场经济法律、金融方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法律框架。在这个法律框架当中，核心法律地位突出，法律制度层级分明，法律调整范围宽广，这也充分表明，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二、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评价及面临的问题
（一）履职法律体系未能全面覆盖履职实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定方案”）对人民银行的职责进行了新增、调整和确定，新的职责有的已经在运作，有的仍然在制度设计当中，但缺乏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一是存款保险制度仍未建立。1997年底，人民银行总行就成立了存款保险研究课题组，经过十几年的研究酝酿，存款保险制度仍然未能建立。
二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仍未推出。2006年，《破产法》获得通过，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而使其在金融机构破产的现实操作中操作性较差，亟需一部金融机构破产程序的行政法规加以弥补。
三是金融控股公司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目前的金融法律均是按照分业经营模式进行立法，这些金融法律当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游离于法律之外，潜伏着金融风险，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显得尤为迫切。
四是征信法律制度不明确。“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人民银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已开展多年，也制定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管理办法》等征信部门规章，但对于信用信息采集与评价、信用信息使用、信用市场监管以及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从而导致信用信息开发程度较低、信用信息采集使用范围有限、信用主体权益被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需制定更高法律效力层次的法规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五是金融信息安全监管依据模糊。“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指导金融业信息安全工作”，实践当中，人民银行总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金融信息风险安全提示，分支机构开展了网上银行、银行卡安全与合规管理，有的分支行还将金融信息安全检查纳入综合执法检查，但缺乏法律依据支持人民银行科技部门成为行政执法检查部门，对于发现的商业银行金融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合法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处理，仅仅依靠约见谈话、通报批评等非法律方式加以约束。
（二）履职法律体系对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之间界限模糊的部分职责未予厘清
一是支付结算管理。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继续行使账户系统和清算系统的管理职责，管理票据和结算凭证的格式和印制，银监会主要是负责支付结算业务的审批。人民银行通过现代化支付系统对支付结算信息进行分析、汇总和甑别，更符合效率原则，也更容易发现支付结算当中的违规问题。实践当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在进行执行清算管理规定的执法检查时，经常发现商业银行有压单、压票等延压客户资金的违规行为，宥于《商业银行法》关于支付结算监管权授予银监会的规定，而不能进行处理。
二是制定和执行信贷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法》只规定人民银行履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责，而信贷政策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制定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政策，大致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与货币信贷总量扩张有关，政策措施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动性，如规定汽车和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款比例、证券质押贷款比例等；二是通过贷款贴息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的鼓励性政策；三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体现信贷资金扶优限劣原则；四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如修订《贷款通则》等。上述四个方面与人民银行工作联系紧密，国际上对信贷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及百科词条里“信贷政策”的制定主体的认知均是中央银行，因此，宜从法律层面明确人民银行制定信贷政策的职责。
三是利率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将利率违规行为的监管权赋予了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样的制度安排割裂了利率制定与利率执行的联系。人民银行开发使用了利率监测系统，可以全面覆盖利率执行情况，监管利率违规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具备更便利的条件。同时，商业银行如果存在利率违规情况，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内在经济动因，研究分析商业银行利率违规的冲动，更有利于利率的制定和调整，更有利于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因此，利率的制定和执行监管职责应明确由人民银行负责。
（三）履职法律体系中部分法律制度操作性不强或脱离金融实践，亟待修改和完善
一是立法解释空白导致对违法行为裁量不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对何为“情节严重”未进行法律界定，也缺乏立法解释，导致全国人民银行系统执法不均衡、裁量权过于宽泛、法制不统一等问题，相同的违规问题，前两年可能被认为情节严重，后几年可能被认为情节轻微，东部地区可能被处以高额罚款，西部地区则只要求责令改正即可。
二是部分条文有职责授权而无具体管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法》有近十个条文规定人民银行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但履职却面临“有职责、无手段”的尴尬局面，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缺乏有效的监测工具和实施手段，跨部门信息共享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系统性风险监测数据来源渠道不甚畅通，缺少相关处罚规定，对使用中央银行资金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难以落实到位。
三是财政性存款管理制度不够完善。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缴存范围由人民银行确定，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银发〔1998〕18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银发〔2004〕302号）均未明确人民银行对财政性存款的管理、违规处罚等，基层行对金融机构财政存款业务管理及处罚依据不足。
四是国库支付业务凭证缺乏法律定位。国库有关支付和收缴业务中使用国库拨款书、税收收入缴款书、一般缴款书、汇总缴款书、银行授权（或直接）支付凭证（或）申请书、银行申请划款凭证等在《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中未作明确规定，使得上述支付结算凭证缺乏法律定位，国库支付过程中各方法律关系无法明确。
五是反洗钱相关制度不适应工作实际。按照证监会规定，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客户在证券公司的资金划转都需通过银行第三方存管账户来进行，证券公司现已无现金业务，《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九条、十二条规定的证券业金融机构存在现金业务情形下大额交易报告报送义务失去了现实意义；该办法对银行支付工具创新（如网银业务等）可能出现的洗钱风险缺乏监测指导意见；可疑交易判断标准侧重于短期行为，对长期洗钱过程监管乏力，可疑交易判断标准过于“客观化”，主观分析要求不足，导致生成大量垃圾信息；“特定非金融机构”范围不明确，反洗钱管理存在空白环节。
六是人民币管理相关制度不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开户单位现金的监督管理基本处于空白，现金投放量增幅居高不下，《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开户单位留存现金数额已不合时宜；经营流通人民币企业进入门槛低（注册资金达到50万元即可），监管手段少，缺乏退出机制，违规销售非法装帧的流通人民币产品情形多，《经营、装帧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不能完全适应监管的需要。
七是金融统计相关制度落后于统计发展现状。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等新类型统计主体层出不穷，而相应的规章制度未作相应规定；商业银行数据集中处理后，收集、汇总、编制、管理金融统计数据和报表的方式和途径发生了很大改变，《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以及相应统计系统滞后；统计业务当中发生的虚报、漏报、迟报、业务差错等违规行为很难在《金融统计管理》中找到对应的定性条款。
八是部分法律制度执行中存在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银发〔2004〕302号）规定对商业银行未按照规定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减轻处罚的，必须对未交存金额按照每日万分之六进行处罚，《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该类违规行为的最低处罚金额是20万，当商业银行违规金额较大或时间较长时，按照该通知执行时处罚金额将超过20万，达不到减轻处罚的效果；《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银发[2005]309号）和《国库会计管理规定》（银发[2005]304号）对“会计人员交接登记簿”、“对账回单”等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不一致，工作中无所适从。
（四）履职法律体系当中部分法律制度法律效力不足，实施中存在法律风险
一是部分行政许可项目设定法律依据不足。《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4号）规定金融机构从事假币收缴业务的人员，应当取得人民银行颁发的《反假货币上岗资格证书》，而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定行政许可的主体原则上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若执行《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人民银行可能承担违法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责任。
二是账户年检、贷款卡年检制度缺乏法律支撑。《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进行定期检验的，才能进行定期检验，且只限定于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验。目前，实施账户年检、贷款卡年检均缺乏法律或行政法规支撑，且账户年检还授权给商业银行进行，承受的法律风险更大。
三是人民银行分支行实施的部分开业管理措施法律依据不足。目前人民银行分支行普遍制定了开业管理相关文件，实施了开业管理与服务措施，如将各业务管理项目审批作为商业银行开业的前置条件，也存在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嫌疑。
四是《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适用性越来越低。
三、相关立法建议
（一）推动履职核心法律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重点关注将“三定方案”新增职责纳入该法以及进一步厘清人民银行、银监会职责分工，比如将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对金融信息安全的指导监管权法律化，丰富和完善人民银行制定货币信贷政策、经理国库的职责，增加人民银行对于支付结算、利率违规方面的监管权，细化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律途径、手段和方式等，重点解决人民银行部分职责“有职责，无手段”和职责界限模糊不清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履职。
（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立法解释，废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对《商业银行法》授予银监会利率违规、支付结算监管权相关条款适时启动修改研究工作；针对《反洗钱法》实施中有关行政法律责任条款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建议推动全国人大修改完善相关行政法律责任条款或出台立法解释，细分反洗钱违法行为及对应的行政法律责任；适时废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将尚在适用的财政存款管理、票据管理相关条款充实到其他相关法律当中，以期增加相关法律的操作性和适用性。
（三）弥补相关核心业务行政法规立法空白。尽快制定和颁布实施《征信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银行卡条例》、《金融机构破产条例》、《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黄金市场管理条例》、《金融统计管理条例》等，重在解决征信、存款保险、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等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规范相关行业市场秩序，提高监督管理水平。
（四）加快人民银行履职有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修改完善。加快修改《现金管理条例》、《贷款通则》、《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经营、装帧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支付结算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和规范全国统一的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完善存款准备金违规行为的处理办法等，增加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操作性，减少法规制度本身隐藏的法律风险，使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更加符合和贴近履职实际，以进一步提升履职效能。
课题组组长：张瑞怀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7篇
本文作者：周章理工作单位：人民银行南丰县支行
基层人行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难点
1.审计内容全面转型有待突破。如何进一步弱化与经济责任关系度不高、纯基础性的操作业务仍存在一定难度。虽然经济责任审计突出了审计重点，改变了履职审计与离任审计同质化的问题，更加突出领导干部经济方面的履职情况，但在实践中，部分试点行还是存在多查一点多放心的思想，没有完全脱开履职审计的路子。同时，领导干部分管与经济责任无关的业务部门是否要查、要查多深等，各试点行意见不统一，查出的一般业务性质问题如何在离任审计报告中反映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3.责任界定不够细化。目前审计发现问题的责任认定划分为三类（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责任界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被审计单位存在某方面的经济责任问题，在确定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时，往往找不出领导干部亲自组织办理，或授意、指使、强令、纵容下属违纪的证据，而事实又是根据其意见办理的结果，造成界定其直接责任缺乏证据支持，界定其主管责任也缺乏与事实相符的证据支持。同时一些问题发生在现任领导任期内，而根源却在前任领导产生等，影响了离任审计工作质量。4.信息化审计手段程度不高。目前离任审计工作主要是依靠手工操作，与当前各个业务部门新系统频频上线形成对比，大量的手工操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计效率和效果。目前已开发的与经济责任审计有关的小软件有国库系统数据检查软件、会计财务方面检查软件，但与实际相比，特别是与外部审计相比都还不成熟。
基层人行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建议与设想
为转变审计理念，创新审计方法，基层人行要在深刻领会《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精髓实质的基础上，探索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在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职审计和离任审计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切实加强审计管理，进一步推动内审工作的转型。1.正确定位，明确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和审计范围。根据《规定》中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的界定，明确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职审计和离任审计中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各分支机构“一把手”或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会计核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人。以被审计领导干部经济管理责任为主审方向，侧重从政策水平、领导能力、工作实绩、业务管理等四个方面入手，客观评价领导干部任期内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情况。2.加强领导，细化经济责任审计流程。根据《规定》中“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的有关规定，要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的组织领导，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及时汇报沟通审计工作思路、方法和结果，细化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程序和要求，规范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过程和步骤，全面、客观评价领导干部任期内的履职情况。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不仅要进点张贴公告，认真听取个人述职，了解和掌握审计对象履行职责的自我评价，而且要认真进行问卷调查，广泛听取群众对领导干部履职的评价，对普遍性问题进行重点实地检查审计。3.准确定性，严格依法界定审计内容。根据《规定》中“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规定，严格界定人民银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应以财务预算执行和会计核算为重点，规范经济责任审计行为，关注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中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制定和执行重大经济决策、遵守廉洁从政（从业）规定和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情况；同时，要明确审计对象所在单位或部门的职责、审计的责任认定、审计报告的内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审计的工作纪律等方面内容，督促领导干部勤政廉政。4.明确责任，多层次界定经济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内审操作规程》对审计责任的认定，主要是对审计中发现的重要问题，确认审计对象所应负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参考政府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人民银行对经济责任的划分可以分四个层次进行界定：一是前任责任与现任责任。二是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三是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间接责任主要是管理责任和领导责任。四是过失责任与故意责任。5.优化手段，提升审计人员素质。一方面通过加强培训或者以查代训方式，不断提升经济责任审计人员业务素质，提高审计质量；另一方面，注重提升审计手段的科技含量，减少手工操作，全面提高经济责任审计水平。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8篇
在审计评价标准确定上，突出一个“实”字履职绩效审计的核心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它是保证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全面有效的充要条件。为此，益阳中支充分利用内审业务骨干被武汉分行抽调参与履职绩效审计攻关小组的难得机会，认真向上级行和兄弟中支学习有关绩效审计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方法，尝试着建立了符合央行实际的领导干部履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73个(详见附表)。在建立指标体系时，攻关小组充分考虑了人民银行绩效评价的特殊性，综合考量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一方面将可以量化的影响绩效的因素通过设置指标的方式进行量化，以便于分析、比较;另一方面对无法量化的影响绩效的因素，借鉴国外的做法，按照“优先实践”原则作为衡量标准。益阳中支借鉴层次分析法原理，针对具体指标的不同特点，确定了各项指标的基准分值、相应权重、计算公式和评价办法，总分值100分，按综合得分情况将履职绩效水平分为“优秀”(90－100分)、“良好”(75－90分)、“一般”(60－75分)、“较差”(60分以下)四个等级，初步实现了指标体系标准化。
在审计项目管理上，突出一个“优”字1．审计项目选取突出一个“好”字。在绩效审计项目选取上要充分考虑项目重要性、时效性和可行性，使有限的审计资源发挥更大的效应。一是按照平时审计监督、内控评估所发现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所确定的审计频率，年初益阳中支就计划对辖内桃江县支行(以下简称支行)行长开展履职绩效审计并获中支党委同意;二是人事部门根据干部管理的需要，也建议内审部门对辖内桃江县支行行长开展履职绩效审计并出具了《履职绩效审计建议书》;三是益阳中支通过多种途径对被审计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审前调查了解，开展可行性研究，他们希望审计组早日进点帮助其查摆一些问题，被审计对象也希望益阳中支通过对其的审计澄清一些事实;四是内审部门在年初工作规划时，集思广益，充分考虑了审计力量和业务水平，提高绩效审计项目的有效性。通过以上措施，益阳中支确保了在审计立项时就把领导重视、部门关注、群众关心的单位作为绩效审计工作的重点。2．审计方案编制突出一个“细”字。审计方案编制的是否有针对性直接决定了审计现场工作实施的效果。因此，审计方案必须要根据每个项目特点“量身定制”:一方面，益阳中支抓好方案编制环节，做到了绩效审计方案编制中必须要有绩效评价内容和标准，对核心绩效评价指标的筛选多次召开审计业务会议讨论确定;另一方面，抓好方案调整环节，益阳中支在审计实施中根据工作需要和情况变化，不断完善绩效审计内容和绩效评价指标，及时调整修正了《履职绩效审计方案》。3．审计重点确定突出一个“准”字。益阳中支更加注重管理的绩效审计，实现由“财务+核算”向“绩效+管理”的过渡，坚持审计查账与搜集账外信息相结合，不就账查账;坚持审计业务与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流程相结合，从业务流程入手，先学业务，摸清流程，再开展审计。益阳中支运用风险导向的审计方法，要求审计人员在审前查阅近年来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报告和审计结论，通过对以往各类审计中发现问题和风险隐患的分析和评估，准确确定审计重点。4．审计报告表述突出一个“新”字。审计报告是审计成果展现的重要载体。而传统意义上的履职审计报告在履职基本情况方面常常是复制被审计对象的述职报告，将各项内容夹杂在一起，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也没有分门别类地表述，给人的感觉是审计报告枯燥无味、表述不直观明了。此次履职绩效审计，益阳中支一反常态，几易其稿，按全新的思路撰写审计报告，特别是将履职基本情况和审计发现问题这两个部分均按《审计方案》明确的六个方面的审计内容分门别类地归纳和表述，使得基本情况和问题反映更加直观明了，让领导耳目一新，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审计报告反映的信息，也更容易让被审计对象接受。
在审计方法运用上，突出一个“活”字灵活运用审计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次审计过程中，益阳中支由过去的账本式审计转变为数据式、分析式审计，采集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大量采用核对法、实地观察法、座谈法、问卷调查法、分析性复核等方法，还“借力引智”，充分利用行内外各种信息资源，掌握了很多“活”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绩效审计并充分体现了“风险引导审计、审计关注风险”的审计精髓。一是通过构建履职绩效审计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建立起与中支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相关业务部门相互结合、相互沟通的协调机制。益阳中支审前充分征求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从人事部门调阅了被审计对象近两年的年度考核登记表，了解掌握其工作概况和年度考核情况，并注重将其与述职报告和审计情况的关联性、真实性进行综合分析和审计认定;益阳中支还到纪检监察部门查阅了被审计对象的廉政档案，了解其廉政情况及近两年有无被举报、被投诉和被处分等情况。二是益阳中支充分利用个别谈话这种非常适合于履职绩效审计的审计方法，了解掌握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情况、实际效果，从中获取有价值的审计信息资源，并逐个核实，去伪存真，作为分析评价的依据。在个别座谈中，审计组与被审计单位的16位干部职工，逐个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座谈，谈话率达100%，从中筛选和发现了一些仅仅通过资料查阅核对法等常规手段难以发现的又最受支行干职工关注的“门面赔租”、“公车私用”、“费用缺口”等审计线索和热点问题，为审计找准了风险点，找到了突破口。三是采用无记名民主测评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提升了审计评价公正性。益阳中支分别设计发放了包括23个问题和17项问题的民主测评表和问卷调查表，采取由支行和支行所在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财税部门被测评人员和被调查人员无记名填写后密封交审计组的方式，核查支行领导干部组织力、凝聚力和金融服务、金融管理、工作业绩的认可度及总体评价，得到行内外民主测评和问卷调查的定性评价结论，并对不同的评价等级赋予不同的评分区段和分值。这样，益阳中支便将过去抽样审计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审计，提升了审计效率和质量。
在审计成果运用上，突出一个“快”字一是意见反馈“快”。为了打消支行干职工对审计组回中支后将审计发现问题特别是与支行干职工的谈话内容进行“过滤”和“筛选”而造成信息失真和问题化小的疑虑，现场审计结束后，益阳中支当场组织包括被审计领导干部在内的支行班子成员、中层干部、职工代表进行审计初步意见的反馈。反馈过程中，益阳中支采取不遮掩、不文饰、不放大、不缩小的方式，迅速将审计发现的问题摆到桌面上，达到了教育和警示的目的。二是专报要情“快”。益阳中支及时汇总审计发现的14个风险性、典型性、普遍性问题，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层面查找原因，提出加强管理、完善机制体制的审计建议，以《专报信息》、《审计要情》和《审计报告》等形式上报中支行领导，引起中支党委的高度关注并获中支“一把手”和分管行领导重要批示，促进了问题整改，发挥了“审计一点、带动一片”的效果。三是跟踪督查“快”。在督促整改上，益阳中支建立了审计发现问题交流磋商机制，多次与被审计对象交流沟通，共同分析问题风险、成因和改进对策，下发《整改通知书》，落实整改责任，改变了“单兵作战”的审计模式。四是成果共享“快”。益阳中支以信息化平台为载体，创新审计服务模式，设计了《审计发现问题风险预警函》，将审计发现问题、风险分析和优化策略及时通报被审计单位上级行的各相关部门，实现了审计成果共享和整改上下联动，促进了风险预防和问题整改。审计结束后，益阳中支将《审计结论》及时发送到中支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两部门将其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和廉政档案，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样做既可以进行全方位的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为相关部门对辖内县(市)支行领导干部履职绩效审计评价结果的横向比较运用提供了较为科学、客观的数据支撑，也可以节约审计资源，降低审计成本，形成监督合力，共同促进领导干部依法、公正、高效地履行职责。
人民银行领导干部履职绩效审计的主要成效
(一)审计中引入绩效审计理念并注重“定量+定性”的有机结合，既锻炼了审计队伍，又提升了履职审计评价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在审计过程中，益阳中支充分发挥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合力，运用科学、可行的绩效审计理论，探索了领导干部履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构建和使用方法，积累了一定的履职绩效审计经验。在以往履职审计中，审计评价主要由主审人根据审计人员检查情况定性评价，由于主审人个人偏好和个人评价标准不同可能造成审计评价结果的差异性，影响了审计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针对人民银行领导干部的履职绩效难以全部用定量指标加以衡量的实际情况，益阳中支牢固树立“定量+定性”有机结合的理念，合理设定审计内容和指标体系，注重两者的相互印证、补充及关联，在评价时做好“指标评价+检查事实”、“审计评价+民主测评”、“查阅资料+个别访谈”的有效结合，综合评价被审计对象的履职绩效，提升了履职审计成效。定量评价采用抽样、审阅、比较分析等方法，由审计人员按照审计任务分工，自行采集可以直接量化的各项业务相关数据，根据《领导干部履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每一个评价指标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出每个指标的实际分值。定性评价采用人员询问、民主测评、调查问卷、资料查阅判断等方法，由审计人员根据审计情况分区段进行定性赋值。
(二)加强交流沟通，化解干群矛盾，维护了人民银行的声誉在审计过程中，益阳中支通过个别座谈获悉，支行干职工对支行门面的续租、退租意见很大，反响强烈，希望审计组认真查处，给他们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获取此审计线索后，益阳中支经过多方询问和反复补充调阅相关书证资料，表明被审计对象在门面的续租和退租上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但是益阳中支从另外一个视角对支行门面退租问题进行了客观审视，认定门面退租符合支行的长远利益。为此，益阳中支将上述情况向被审计对象和支行全体干职工进行了反馈和说明，被审计对象认可其在门面续租和退租事项上存在的不足并积极整改，支行干职工也终于对门面续租和退租问题表示理解、支持和包容，有效遏止了影响支行声誉的行为或事件发生。通过审计，益阳中支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化解了干群矛盾，融洽了干群关系，维护了人民银行的声誉，促进了支行建设。
(三)健全机制，强化内控，为被审计对象提供了一种促进工作的有效途径通过此次履职绩效审计，被审计对象的评价得分为88．5分，履职评价结论为“良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益阳中支深刻地感悟到，转型后审计关注的是被审计单位的责任和管理效果，是深层次、高要求的审计，能真正帮助被审计单位找准差距，健全机制，强化内控，改进工作，提高履职水平，达到审计目的。本次审计实践得到了中支党委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支行迅速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整改措施，限期进行整改，并按时上报了整改报告和审计效应分析，整改效果明显，有效促进了支行工作的良性开展。
实施领导干部履职绩效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一)审计评价指标设置容易“走偏”就绩效审计而言，部分审计人员似乎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效率”就等于“比率”，提到评价指标，就千方百计的建立几十个数量公式，似乎绩效审计内容就是由数量指标堆积起来的。如此，别说开展审计，单单计算这些公式，就要耗费审计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便是计算出来了，其结果又能说明什么，很多审计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很容易“走偏”。同时，履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其方式方法还处在初步的探索和完善阶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一是指标体系构建还不尽全面、合理，特别是反映经济性、效率性与效果性的相对指标，其布局、数量、代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二是绩效评价体系还缺乏纲领性评价标准，使得绩效考核评价在某些方面难以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此外，在现行内审体制下，基层央行内审部门对领导干部开展绩效审计，还很难摆脱利益关系、人际关系、依附关系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绩效考核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二)审计标准不够完善审计标准是审计人员对领导干部履职效果进行衡量或评价的尺度，是审计人员分析、评价并出具审计意见的依据。1999年以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陆续制发了《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企业效绩评价标准》等，为企业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对于像央行这样的公共部门的领导干部开展绩效审计，目前尚无明确标准。特别是对人民银行系统而言，履职绩效审计涉及多级分支机构，涉及各个单位或部门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各种情况千差万别，目前尚无对其履职效果进行客观评价的统一标准，完善绩效审计标准的任务艰巨。正是由于缺乏具有针对性的制度规范和参照蓝本，使履职绩效审计还处在初步探索中，绩效评价也难以深入。虽然益阳中支在实践中对基层央行履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但评价的客观性有待检验。
(三)审计技术不够先进履职审计侧重于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绩效评价，它通过对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重大事项决策情况、单位内控体系建设情况以及财务资产管理情况等多方面的绩效审计，评价其完成任务和目标的效果。而对履职效果进行评价需要更高的审计技术和方法，需要电子计算机广泛运用于审计计划、管理、计算、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大量采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发各种软件，广泛采用质量分析方法和决策模型等。而目前央行审计技术还不高，主要以传统的手工审计为主，审计软件很少，电子计算机主要用来归集数据，审计技术方法还不适应履职绩效审计发展的需要。
提高履职绩效审计有效性的对策和建议
(一)科学设定指标，强化其适用性我们并不反对建立数量指标，关键是对绩效审计评价有何作用，其结果如何支撑审计结论。所以，绩效审计应谨慎选择数量指标，首先要保证数量指标的可获得性、先进性、适用性、可比性、关联性，既要考虑指标本身的科学合理，又要结合实际，遵循客观规律，有助于绩效评价人，避免生搬硬套、刻意拼凑;不论是指标所包含的内容，还是指标的计算，均应力求简明、易懂，便于分析和判断。
(二)健全评价标准，完善评价体系合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履职审计经验，认真总结近年来全面审计、离任审计、专项审计中取得的评价标准方面的经验，参照财务审计的审计准则，制定系统、操作性强的履职绩效评价标准体系。鉴于履职绩效审计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可分门别类制定出具有各个部门特点的评价标准和规范。同时，在评价标准和有关规范中要对履职审计对象、审计目的、审计程序、审计报告基本形式、人力资源的利用等做出具体规定。具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规范性标准，如有关的法规、制度、相关程序要求等强制性的标准;另一类是用来衡量履职绩效的计量标准和其他良好实务与规范化控制模式等非强制性标准。
(三)运用科技手段，改进审计方法在审计技术上，中央银行要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充分利用计算机、计量经济学等技术，开发各种适合评价履职绩效审计效果的软件。在审计方法上，要大量采用关键人员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适应于履职绩效审计的方法，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履职绩效审计模型。通过改进审计技术方法，增强对领导干部履职绩效评估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为充分肯定成绩和明确界定责任提供准确的信息，为科学评价干部提供技术支持，真正做到“围绕绩效搞审计，跳出审计谈绩效”。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持续监管 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是银行业监管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管好银行业机构必须管好高管。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正式行使对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十年高管管理的历程。从人民银行到银监会。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高管范围由初期金融机构负责人扩大到包括机构负责人、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总经理助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内审和财会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具有决策权或对风险控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高管任职资格条件从专业知识、从业经验及业务工作能力延伸到个人品行、从业纪录等方面；高管人员所需学历和经济、金融工作年限也从笼统的、抽象的要求过渡为针对每一类机构每一类高管的分解细化而又具体的制度安排。十年中，监管当局对高管管理的探索从未停止过，通过抓高管管理进而保持银行业稳健运行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然而。从目前高管管理办法来衡量，符合高管任职资格条件的人选很多，但业已担任高管的又未必全部称职。这就需要监管者用持续监管的理念。对高管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一、高管管理应坚持静态审查与动态考核相结合，重在动态考核
为保证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和存款人的利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静态审查十分必要。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所指出的：“发照当局应当保证新银行机构有适当数量的股东、充足的财力、与业务结构相一致的法律结构以及具备专业知识、道德水平、能稳健与审慎经营的管理人员。”银行业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机构，其高管层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即静态审查。主要内容是历史的从业记录和现实的知识水平、管理能力及个人品行。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监管的实践告诉我们：1．静态的任职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并不高；2．任职资格某些条件规定还不太具体。缺乏量化标准，难以掌握。如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及能力；3．任职资格的通过与否，有时还受到来自地方行政干预的压力；4．即使任职资格严格照章办事、严格审查通过，也只能说明这一时点、某高管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并不等于担任这一职务后情况恒久不变。因而，对高管人员动态考核十分必要。
对高管任期内的动态考核，一是严格按审查时的条件掌握，即所谓“保证发照与持续监管的标准相一致”十分重要；二是要重点考核任期内在经营管理中的实际业绩和风险控制能力；三是监管当局考核的结果应与银行业机构的上级行或董事会见面，以便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四是监管当局应根据同质同类比较的原则，制定动态考核若干量化标准，以保证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
之所以提出以动态考核为主，主要是静态审查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而动态考核则是代表未来。要保护好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必须把握未来，将未来高管任职期内的现实表现进行科学评估，以判断高管所管理的机构未来是否能正常运行并做好风险控制。
二、高管管理应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重在“软件”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有关办法所规定的学历、经济和金融工作年限、所要求具备的知识及管理能力。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高管任职资格管理中的“硬件”，而高管人员履职过程中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道德水准、行为规范和品行操守等，可以称之为“软件”。一名合格的高管，必须“硬件”和“软件”同时达到相应的标准，尤以考核“软件”为重。同时。“软件”是以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品行为主要范畴的素质。重视“软件”就是解决一个为谁经营与管理、为谁服务的问题。在监管实践中，监管当局和银行业机构内部处理的高管人员，因“软件”过不了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西部某市为例，银监分局成立以来，共取消高管任职资格13人，其中9人是“软件”出了问题，占整个被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69．2％。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作为高管非现场监管，应逐步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建立较为全面的高管人员档案资料，包括(1)个人情况：即家庭现有财产状况、子女就业就读情况、是否有出国护照、住房变化情况、个人负债情况等等。(2)履职情况：即经营业绩、风险状况、案件情况、合规性经营情况等等。(3)历年评价：即任期内监管当局考核情况、群众评议情况、上级评议情况等等。(4)任职资格处理情况。二是完善高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上述高管人员个人情况中若有重大事项变动，要及时向高管所在单位上级和当地监管部门报告，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三是监管当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即发现个人重大事项中的疑点问题，有权责成高管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监管当局；发现在履职过程中出现合规性问题、经营风险问题和案件隐患，要及时约见该高管人员谈话；对监管当局动态考核和群众民主测评意见也应及时与当事人交换意见。四是探索对高管人员履职等级评定制度。可以按照优秀、良好、一般、差的标准，根据高管人员履职中的合规性、案件治理、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管人员进行评价，并将评级情况反馈到高管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或董(理)事会。规定对评定为“一般”及以下的高管人员限制提拔，对评定为“差”的限期调整。
银行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10篇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过去的监管实践中，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和措施，监管部门未能建立起一整套适合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有效管理模式，‘重审批、轻管理”现象普遍，使监管仅仅滞留在任职资格管理上，缺乏后续行为监管措施，形成监管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工作的效果。目前，这方面问题仍然存在。
(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
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
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三、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管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相应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便于操作掌握。针对目前管理现状，一是建议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增加和细化履职行为监管相关内容，使基层监管部门有章可循，增强基层监管部门的可操作性。二是出台配套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履职行行为监管的规定，从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
(二)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资格审查和履职行为监管有机结合。1.要严格市场准人，把好任职资格审查关，防止不合格的人员进入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一是严格考试谈话制度，着重考察拟任高管人员的金融政策水平;二是严格调查走访制度，着重考察拟任人的思想品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三是严格离任审计制度，对离任审计中含糊不清的重大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四是实行任职资格公告公示制度，把金融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履职行为监管，建立高管人员动态监管体系。一是要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制度、重要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年度谈话、提醒谈话与诫勉谈话制度，对在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隐患，对高管人员及时进行诫勉、警告、限期整改等，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二是严把考核关，明确并细化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定性考核与量化考评相结合，使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考核有依据、监管有标准、处罚有尺度。任职资格管理不能等同于干部考核，但可以把于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好的经验引入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使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工作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被考核人的实际情况;三是严把评价关，对于年度评价为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奖励，对于评价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实行降职、劝辞和免职处理，保持高管人员监管的严肃性。3.要严格市场退出，谁撞“红线”就处理谁，促使高管人员严格自我管理和约束。
(三)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实行微机管理。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拓宽信息收集来源，特别要增加高管人员履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资料;二是开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档案管理软件，对监管档案实行计算机管理，对高管人员及时将高管人员任职期间的违规违纪情况、责任案件或事故等记录在案，并作为对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重要依据，以此增强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提高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效率。
(四)建立高管人员勤勉尽责情况问责制。对高管人员在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以权论责，有效控制业务违规问题的发生，防范高管人员道德风险。对有制度、有要求、不执行的，要追究执行者的责任;对于有制度、无要求、不坚持的，要追究管理者的责任。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信贷、财务经营指标持续恶化、内部案件多发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组织临时履职评审，评审重点放在高管人员内控管理能力及履行内控管理职责的情况上，严格追究内控管理失职人员的责任，依照有关规定取消其相关任职资格或进行相应处罚，迫使高管人员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促进金融机构安全稳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