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哲学论文范文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研究人员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文庭孝等.信息咨询与决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69.

［2］［5］［13］［15］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4］［7］［18］王佃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及几个相关问题［EB/OL］.［2011-04-28］..2010-04-09.

［10］翟凤岐，张芝兰.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引文调查与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1）：35-46，95，98.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西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化、电等自然学科具有太强的实用性，而这些领域中国原本就是空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

然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长校之前，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老派学者的天下。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开始，讲一年，才到商朝的《洪范》，孔夫子什么的连影子都还没见着。今天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典籍，其实并不可靠，大多为后人伪托的。但是，当年的老派学者，却不能不这么讲。不讲足中华五千年，政治上就不正确。

胡适先生回国之后，如果讲西洋哲学史，毫无问题，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偏要讲中国哲学史，一上手就是老子、孔子，而只把此前的诗、经，作为中国哲学的胚胎。讲到荀子，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司空见惯（实际上所有中哲史学者，都是胡适的余绪），但在当年，却让老派的学者受不了。学生也大吃一惊，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惊得挢舌不能下”，即张口结舌。

同样也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伯|老先生，听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摇头晃脑地连说不通，说是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哪里有大纲之上还有大纲的道理？而瞠目结舌的学生们，受到了震动，臧否不一。最终还是由于学问最大的傅斯年，在认真听了胡适的课之后，做了肯定的评价，大家最后才认账。傅斯年的评价是：虽然胡适没有陈伯|有学问，但路子是对的。我想，学生跟老先生不一样，英文不错，多少看过一些西洋人写的东西。

其实，正如唐德刚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子就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论文在答辩的时候，是“大修通过”的，所谓“大修通过”，近乎枪毙。

所以，胡适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美国差点被枪毙的论文（按唐德刚的说法，当时参与答辩的美国教授，其实并没有人懂中国的学问），到了中国，却大受欢迎。等于开创了用西方的学术形式（还谈不上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先河。

从那以后，一干中国学人也就跟上了。所以，十年之后，爆得大名的胡适的论文，也就无需“大修”，直接通过了。“胡适博士”被叫了十年，才真正戴上了博士帽。

当然，这么一来，这个开先河的著作，也无需完成下半部了，因为后人跟上之后，做得比胡适还好。后来，胡适又写了若干半部书，都是开了先河，然后下面就没了，也无需有了。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胡适的大作，作为提交给老外的博士论文，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单单学生认账还不行，还需要学界认可。

蔡元培为了让中国学人尽快认同胡适，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的时候，居然说胡适出自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因而有家学传统。其实，胡适跟精通汉学的绩溪胡氏家族，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这样一说，那些习惯掉书袋的老学究们，到底能不能认账、认可了胡适研究中国学问的资格，这不好说，但蔡元培的苦心，倒是难得。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校英语专业 毕业论文 英文摘要 问题 对策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毕业论文是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毕业论文一般应用英语撰写，长度为3，000―5，000个单词，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独立见解。由此不难看出，毕业论文在整个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摘要又称概要或内容提要，是论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对论文主要内容进行的简单、易懂、精辟的概括总结。摘要的四个要素分别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结果，这也是英文摘要的核心内容［1］。论文的英文摘要适应了信息时代电子文献检索机构的要求，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英文摘要的形成是一个由汉语摘要向英文翻译的转化过程，其质量反映了翻译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论文的交流产生影响［2］;同时英文摘要的语言质量直接影响了论文本身的信度［3］，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文的英文摘要是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英语能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衡量其英语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我院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存档毕业论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随机抽取了40份，论文内容涉及语言学（7份）、文学（12份）、翻译（9份）、文化（6份）及教学（6份）等五个不同方面。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在外企或者中学就业，其英语水平直接影响对外贸易的结果及中小学的英语教学效果，因此该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通过认真研读学生毕业论文的英文摘要，我侧重研究其内容是否合乎要求，语言是否流畅通顺、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等问题，并且根据研究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可行对策，以便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提高其执教能力。

二、结果分析

（一）在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于摘要的内容，首先研究其是否具备应有的四个要素，以及各个因素在摘要中出现的频率，具体情况见表1和表2。

学生的论文摘要在内容的完整性上还远远不符合要求，只有四分之一的摘要涵盖了所需的四个要素，将近一半的摘要写出了大部分内容，其他的摘要未免过于简单，多余的部分就都是不必要的重复，这与摘要语言简明扼要的特点是相悖的。

表2表明，摘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研究目的，其次就是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频率最低的是研究方法，可见学生对于自己使用何种方法来展开研究不是十分清楚，没有恰当有效的研究方法做保障，那么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

（二）在语言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于语言表达，本文主要侧重研究其词语/短语是否运用恰当，词语的语体是否合适，句子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具体结果见表3和表4。

摘要的语言要正式严谨、书面化，避免使用非正式的词语，由表3可以看到，在学生的论文摘要中非正式词语数量还是很多的，说明学生在这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文体犹如四季，有其鲜明的标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一书中提出:既不要把重大的事情说得很随便，又不要把琐碎的小事说得冠冕堂皇。［4］200―201在外语写作或者翻译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不是语法，又不是词汇，而是词语的搭配（He「one who writes or speaks in a foreign languagewill be “caught” out every time，not by his grammar ... not by his vocabulary ... but by his unacceptable or improbable collocations.）。［5］85因此，要想用词地道，搭配合理，就需要日积月累，逐步培养良好的英语语感。混淆词语的词性或者用错介词、漏掉介词这些失误都是语言基本功不够扎实，以及不了解英汉差异的表现，这些看似简单实则繁琐的地方往往最容易被学生忽视。

由表4可以看出，摘要中以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数量很少，更多的是使用抽象的名词作主语，即无生命主语，这样作者就可以尽可能地远离评价行为，而把评价的任务交给抽象实体，如研究的课题或其结果;被评价的对象似乎成了世界的本来事实，离作者很远，因而显得无可争议和客观化。［6］30这种做法与学生的论文写作课程及教师的指导有关。相对汉语而言，英语更习惯使用被动语态，而在调查的英文摘要中使用被动语态的句子少之又少，这同样是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对英汉差异不甚了解所造成的。

当代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1983）一书中指出: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与意合的对比。汉语的哲学背景是儒、道、佛的悟性，用词造句成章的最大特点是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让读者和听者领悟其中的意义和关系;词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句子不受严格的主谓结构的束缚，少用或不用关联词语。而英语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以及十六至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理性主义，其用词造句成章的最大特点是形合法，重形式结构协调;词有严格的形态变化，用词强调人称、数、格的一致;句子受严谨的主谓结构协调一致的制约，多用关联词，句子结构复杂，犹如参天大树，而学生摘要中的复杂句子使用频率偏低，即使是复合句，也往往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关联词使用不当，或者省略关联词等。

三、对论文写作及论文指导的启示

1.强化英汉对比知识。对于学习中常见的一些语言现象，学生已经熟悉了所谓“习惯用法”的解释，长此以往，他们语言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肯定会受到影响。英汉属于不同的语系，熟悉两者之间的差异会使得英语学习事半功倍，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了解了其中的奥妙所在，学生的语言水平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2.加强日常大声朗读的训练。汉语中常把“看书”称为“读书”，顾名思义，大声朗读，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朗读可以调动口、耳、眼、脑等多个器官一起参与复杂的思维活动，极大地提高思维的速度并增强效果。同时，朗读可以激活语言的美感与乐感，强化语感，正确、流畅而富有美感的朗读能使学习者得到听觉享受，增进大脑记忆，增强创造性［7］100―102，从而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

3.培养学生的语体意识。“不同的体裁类型中，措辞、句法结构、成文结构、语体风格等都是各不相同的”［8］85。文体学认为，言语事件发生的语境不同，人们相对使用语言的情况也就不相同。为适应特定语境而运用不同的语言特征系统构成语言的不同功能变体（语体）［9］122。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体意识，学会随着语境场合的变化来选择合适的词语，避免发生语体错位的现象。

4.培养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有些在论文摘要中出现的失误，稍加注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端正态度，认真严肃地对待论文写作，将不必要的错误降低到最少，提高论文写作的质量。

既然称之为英语专业，那么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方面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这是英语专业学生基本、首要的要求，怎么强调都不为过［10］216。通过对学生毕业论文英文摘要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内容和语言方面的问题，这些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影响了论文的质量，而且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因此，值得引起广大师生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陆元雯.基于语料库的英文论文摘要的语言特点研究［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11）.

［2］高艳，毛忠明.期刊英文摘要常见错误剖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

［3］潘，简庆闽.外语类学术期刊论文错失析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1）.

［4］毛荣贵.英译汉技巧新编［M］.外文出版社，2003.

［5］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6］云红.论文摘要中作者身份的显与隐――一项基于2008医学与语言学国际学术期刊的修辞性研究［J］.外语教学，2009，（9）.

［7］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8］朱怡.论文摘要语篇视阈下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探究［J］.中国外语，2008，（7）.

［9］朱建祥.科技论文摘要翻译探讨［J］.商丘师范学报，2003，（8）.

［10］庄智象.外语教育名家谈［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1］连淑能.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兼论汉英语常用的表达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1. 基本要求：文章应具有创新性，做到观点明确，内容充实，论证严密，文字精炼，结论正确。优先刊发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论文。

2. 论文书写顺序：标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所在城市；邮政编码；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正文；注释；参考文献；英文标题；英文作者姓名；英文作者单位；城市邮编；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若论文为基金项目，请在正文之前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和编号。

3. 摘要和关键词：摘要应客观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中文摘要约200个汉字，英文摘要约300个字符。用词要客观，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修饰。关键词应反映论文主题概念，为3～6个的词或词组。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须对应。

4. 作者简介：在篇首页脚处依次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学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文末请注明详细的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5.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应标全并注意引用最新文献，文中采用右上角注，以[1][2][3]……符号排序，并按先后次序列于文后。

6. 注释：如果有附加说明或发挥性论证的注释应列于参考文献之前，文中采用右上角注，以①②③……符号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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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情态附加语；学术语篇；中英对比

学术语篇不仅传播最新学术知识，推动科学发展，并且旨在说服读者和学术团体接受作者的研究成果，认同其论点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情态附加语作为实现人际功能的一种资源手段，表达了学术语篇作者的观点和判断。本文在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英汉学术语篇中的情态附加语进行了对比分析，探究了情态附加语在中英学术语篇中的分布异同。

一、理论框架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奠基人韩礼德（Halliday）将语言的功能分为三大类，分别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根据纯理功能，英语附加语分为情境附加语、情态附加语和连接附加语这三大类。在语篇分析中，系统功能语法认为情态是实现人际元功能的主要手段，而作为“认识情态的最纯正的表达”，情态附加语是用来表达说话者个人态度和评价的重要词汇语法资源之一。

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指导，对英语附加语和汉语附加语进行了分类和界定，并尽可能做到分类明确且英汉功能对等。

二、情态附加语在中英学术语篇中的分布特征

1.语料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人文学科领域国内外权威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自建双语平行语料库。在语料收集上，随机选择了中英人文社科领域的三门学科，分别是语言学、历史、哲学。其中语言学学科领域有《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Applied Linguistics、Journal of Pragmatics；历史学科领域有《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哲学学科领域有《哲学研究》《哲学动态》、Synthese、The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从以上期刊发表的文章中各随机选取10篇，共计120篇，来构成本选题的语料库。语料库容量为中文688，842字，英文544，070字，共计1，232，912字。确定语料库组成后，运用AntConc等计算机软件对语料库中的英语情态附加语和汉语情态附加语进行考察和统计。

2.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双语平行语料库中情态附加语的检索及统计，中英学术语篇中情态附加语的总体分布特征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中英学术语篇中，语气附加语的使用频率均远远高于评论附加语。且英文学术语篇中语气附加语和评论附加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中文学术语篇。相较于评论附加语，语气附加语与语气结构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外学术语篇的作者都更倾向于通过语气结构含蓄地表达情态。而英文学术语篇中语气附加语和评论附加语均高于中文学术语篇中的附加语数量，可见英文学术语篇作者更加注重学术语篇表达的个性化，他们的学术语篇中带有更多的个人标记。

表2显示，中文学术语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表达时间的语气附加语，其次是用来表达情态的，最少的是用来表达程度的。而英文语料库呈现出不同的规律。在英文学术语篇中，表示程度的情态附加语最多，其次是表示时间的，最少的是表示情态的。除了表时间的语气附加语在中文学术语篇中使用频率高于英文学术语篇外，英文学术语篇中表示情态和程度的语气附加语均高于中文学术语篇中同类语气附加语的使用频率。尤其突出的是英文学术语篇中表达程度的语气附加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中文学术语篇。

以上分布情况表明中文学术语篇作者在表达强度方面有所保留，而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时态的情态附加语，表明了中文学术语篇作者在表达观点时的严谨程度，这和中国中庸的文化传统也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英文学术语篇作者则更倾向于使用表达程度的语气附加语，这体现了作者个人对于他人及自己各种学术观点和事实的认同程度不一。

中文学术语篇中使用最多的是表达事实的评论附加语，其次为表达断言性的评论附加语（表3）。这说明中文学术语篇作者在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时更加注重对事实的描述和对结论的断定。

英文学术语篇中使用最多的是表达断言、有效性、事实、以及表达个人介入的评论附加语。这说明英文学术语篇作者在学术成果的呈现中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现出学术的个性化。同时，也通过其他语气附加语来表达自己对于学术观点有效性和事实性的评判。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表达个人介入的语气附加语都是集中在表达精确方面，这也体现了英文学术语篇作者在突出自己观点个性化的同时，对于学术研究成果和结论持有相当的保守度，体现了英文学术论文作者的严谨性。

在中英学术语篇中，表达事实和断言的语气附加语均比较丰富。这一现象表明了学术论文，不论中英，不论作者是否要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都是基于对学术事实的客观描述。这与学术语篇追求客观、科学的传统观点是相一致的。与此同时，大量表达断言的语气附加语的存在提醒我们，学术语篇不只是其作者在客观地铺陈学术信息和试验结果，更是作者表达自己学术观点，赢得学术话语权的一种方法。

此外，不同于其他语类如新闻和个人评论，学术语篇主要目的是传达学术信息和作者的学术观点，几乎不涉及智慧品德等方面。因此，表示智慧和道德的语气附加语在学术语篇中的存在可以忽略不计。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英学术语篇中均存在着丰富的情态附加语，但分布情况有所差别。这些异同也反映了中英学术语篇作者在传达学术信息和表达学术观点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期望本研究可以对揭示中外学者在学术语篇中体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对我国学生的英汉学术论文写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 A. 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3rd ed）[M]. revised by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London： Edward Arnold，2004 .

[2]常晨光.作为评价手段的情态附加语探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1）.

[3]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杨信彰.英语学术语篇中的评论附加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0）.

[5]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学院是牛津人的生活和社交之家，也是牛津人的“身份证”。每个学院聚合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食宿，并组织晚宴等社交活动。毕业之后，校友聚会也以学院而非院系为单位。

牛津大学共有39个学院，6个学院最先接收中国学生：基督教堂学院、耶稣学院、新学院、林肯学院、埃克塞特学院和默顿学院。

其中坐落于牛津最中心的特尔街（Turl Street）的埃克塞特学院，成立于1314年，已有700年历史，是牛津第四古老的学院。这里培养过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作者托尔金（J.R.R.Tolkien），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

1910年，这所学院接收了第一位中国学生梁联朝（音）。梁是广州富商的长子，在当年入学新生的集体照里，他站在一群衣着光鲜的西方年轻人之中，神态自信。牛津就读之后，他前往伦敦并考取了律师执照。

1935年，另一位中国年轻人带着他的新婚妻子来到了埃克塞特学院。他叫钱钟书，来自江南古城无锡，家族也许比不上梁氏富有，但世代书香。

25岁的钱钟书之所以能来到英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得益于一项前所未有的奖学金计划。

“中英庚款奖学金”状元

1933年，英国政府决定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成立一项资助中国学生赴英国留学的基金---“中英庚款奖学金”。每位成功申请者可获得20英镑衣物购置费、80英镑路费和24英镑的每月学费生活费。

在上世纪30年代，这是一笔非常优厚的奖学金。有英国学者根据英国历史消费数据和通货膨胀率做出了一个“英国历史价格换算器”。照此计算，1935年的上述奖学金，大略相当于2013年的1200英镑置装费，4900镑路费和每月1500镑学费和生活费（一英镑约合10元人民币）。

奖金如此丰厚，竞争烈度可想而知。1933年夏，第一次奖学金选拔考试举行。在186名应考者中仅9人获选。1934年，应考者增至289人，最高分来自英国文学科，是一名女性考生俞大。这位俞姑娘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的表妹，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俞大维之妹。她获得奖学金后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是钱钟书的同门学姐，解放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

1935年，奖学金名额增至25名，由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伍叔傥以及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东方莎士比亚权威”楼光来等50位著名学者任主考官。这次考试共262人报名，其中选考英国文学类的17名，包括无锡青年钱钟书。

至今仍保存在“中英庚款奖学金”委员会档案中的考卷，如今看来难度相当高。80多年前，要获得奖学金去英国一流大学学习，可能比今天更不容易。

比如，“英国戏剧”的考题有：一，请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特点，及其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二，请列出《麦克白》中麦克白的行动，及其道德本质逐渐堕落的发展脉络。在麦克白夫人身上，是否也有类似的变化？

“英国小说”的考题则有：一，请简要总结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二，“与亨利・菲尔丁和威廉・梅克比斯・萨克莱相比，简・奥斯汀的艺术风格与托马斯・哈代有更多的本质性相似之处”---请以《傲慢与偏见》、《还乡》、《名利场》和《汤姆・琼斯》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中文考题是：请讨论“人学而知不足”。翻译考题，则是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教育的目的》译成中文，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六讲译成英文。

钱钟书一鸣惊人---87.95分，不但是当年的“状元”，在3年所有考生中也是最高分。需要说明，这个最终分数不只得自一张考卷，而是相关科目取权重综合计算的结果，其中综合考试占35%（中文15%+英文20%），专业考试60%，相关发表作品5%。也就是说，钱钟书在英国文学、英文和中文三方面的综合能力，在同龄人中都是拔尖的。

“拙手笨脚”，初到就吻了牛津的地

在“中英庚款奖学金”在英事务的协作方“大学中国委员会”主席西尔考克（H.T.Silcock）先生的安排下，钱钟书被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录取。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多年以后在《我们仨》中曾如此回忆过夫妇二人前往牛津的未知旅程：“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不过，钱钟书牛津档案的两位研究者---埃克塞特学院院长弗朗西丝・凯恩克劳斯和默顿学院中国访问学者陈立都指出，杨绛关于钱钟书攻读“文学学士”的回忆不够准确。钱钟书修读的是牛津Bachelor of Letter学位，简称B.Litt，虽然从英文字面上看是“学士”，实际上是牛津当年特有的学位用语，应为“文学硕士”。

“牛津大学如今已经取消了这个学位用语，统一使用Master of Letter来称呼‘文学硕士’。”凯恩克劳斯告诉本刊记者。

甫抵英国最高学府的中国青年钱钟书，还有诸多事务需要适应。杨绛记得，他“拙手笨脚”，初到牛津就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

磕掉门牙显然还不是钱钟书面对的唯一挑战。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中第一位去牛津读书的。但牛津大学校规要求，入学的硕士候选人必须在被牛津大学委员会“认可”的大学获得本科学位，而当时清华尚不在此列。为此，埃克塞特学院院长罗伯特・迈瑞特不得不请求学校先给予钱钟书“高级学生”（Senior Student）的身份，之后再“转正”。俞大一年前也经历了这样的程序。

也因为这个小波折，一直到1935年11月1日，钱钟书才正式被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录取，11月5日注册入学，从此才有资格穿上牛津研究生才能穿的那种背后垂着两根飘带的古怪黑袍。

非常可能，中英两位文学巨匠曾有机会相识

彼时的钱钟书，还是牛津的一位“预备期学生”。每一位被录取的“预备期学生”，都会由学校安排导师指导学业。钱钟书的导师，是奥瑞尔学院的英国文学“准教授”（Reader，也是牛津专有的学术职称，介于讲师和教授之间）赫伯特・弗朗西丝・布莱特・布莱特-史密斯。

布莱特-史密斯先生1907年毕业于牛津考珀斯・克里斯蒂学院，1920～1928年在英国著名的“莎士比亚头脑出版社”（位于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德的英国20世纪著名出版社）做文学编辑，之后返回牛津任教。

他本人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和出色的编辑，也是当时两位文学巨匠---《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他也曾在埃克塞特学院读书）和《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克莱夫・路易斯（C.S.Lewis）的朋友。

凯恩克劳斯院长觉得，“非常可能，钱钟书和托尔金两位中英文学巨匠曾有机会相识，或者曾在30年代的某一天，在埃克塞特学院的楼梯上擦肩而过，像是电影里的情节。”

杨绛则对牛津导师的茶点款待念念不忘：“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

钱氏夫妇在埃克塞特学院还结交了另一些朋友，比如与钱同时入学的南非同学唐纳德・邓肯・斯图尔特。离开牛津前往法国之后，钱钟书还曾写信给他，用漂亮的英文转达了钱夫人和出生不久的钱家小女对他的问候。

三个学期过后，根据学校规定，钱钟书提交了“转正”申请，并提出了论文题目---《17及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及其主要观点和论证方法。1936年12月4日，钱钟书获得牛津大学英文系批准，得到正式学生的身份。他的这篇毕业论文，至今仍然保存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钱钟书为什么没有申请牛津学位

根据学校规定，在论文题目获得批准的第二至第八学期之间，学生要申请一份证书，证明已经进行了足以获得学位的研究。钱钟书在1937年5月提出这项申请，获得了导师的证明。之后，他准备了两份论文稿，分装在两个文件袋里，送往英文系，由系里任命他的主考官。

很快，英文系任命了两位主考官来考察他的论文：基布尔学院的英文导师列奥纳多・莱斯-奥胥黎和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和哲学准教授欧内斯特・休斯。

钱钟书于1937年6月22日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口试。主考官给出报告，证明他在口试和论文中的表现足以获得学位。英文系于是在4个月后向钱钟书授予了以下证书：

“兹证明埃克塞特学院的钱钟书，依据牛津大学章程要求，在英文系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学习和研究，并在论文和考试中都达到了足以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标准的表现。”

而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钱钟书并没有按常规在论文通过之后申请学位。在牛津，论文通过之后会获得结业证书，但硕士学位需要提出申请并参加正式的毕业典礼后才能获得。因此，牛津大学目前虽然存有钱钟书的论文，却并没有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记录。

钱钟书没有走这个流程拿学位的原因，并无资料档案可查。对牛津档案和上世纪中西学术交流均有深入研究的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访问学者陈立告诉本刊记者，牛津档案显示，第一个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是《落花生》的作者许地山，但钱钟书绝对不是第一个未领取学位的牛津学生。

陈立说，牛津大学规定，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参加毕业典礼，不少人因此会选择在一些年以后，比如家人都有时间参加的情况下，再提出申请，参加典礼，获得学位。钱钟书毕业后很快去了巴黎深造，加上女儿钱瑗刚出生不久，当时没有时间申请是非常可能的。

“等一些年再来拿学位很正常。或许，钱本身就是一个不看重学位的人。”陈立说。

凯恩克劳斯则对本刊记者强调，钱钟书已经“挣得了学位”---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论文也被接受，“只是没有走最后的程序和形式而已”。

“史博定”教席之争

1935年10月31日，家住牛津的英国慈善家史博定（Spalding）夫妇致信牛津大学副校长，称“现今的文明，特别是东方文明，在西方最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东西方头脑的结合”。为此，他们在牛津设立了“史博定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教席，希望能像哈佛-燕京学社一样，促进牛津学者与中国学者更密切的合作。

牛津大学于1936年宣布了设立此项教席的决定，为期三年，仅对中国出生、说中文、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学者开放。此项教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中国一些经典哲学宗教作品协助翻译成英文。

钱钟书和在北京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另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王维诚都申请了这个职位。王维诚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申请支持人是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大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清华大学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和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汤用彤。

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也曾是冯友兰的学生，因此他也请冯友兰写了推荐信。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在一封信中同时推荐了王维诚和钱钟书。

他评价王维诚“对于中国哲学、宗教、佛教和道教的知识在中国年轻一代学者中出类拔萃”，而说钱钟书“对于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有令人吃惊的全面了解，尽管他对宗教所知不算多”，而且“英语能力极好”。

1937年4月，遴选委员会宣布，“史博定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教席授予王维诚。由于王维诚在中英学术界的广泛联系和他在中国宗教方面的特殊造诣，钱钟书的落选并不奇怪。落选之后，这位中国未来的大学者、大作家就带着妻女前往巴黎继续求学。

“对他以后的职业生涯而言，没有把史博定讲师教职授予他，也许是幸运的，让他有机会深入学习另一种最有影响的欧洲文化。”凯恩克劳斯说。

10年前担任院长后，凯恩克劳斯一直致力让人们记住那位80年前的中国校友钱钟书。而牛津大学及埃克塞特学院更想探讨的是，这位伟大的中国作家是否受到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经历的影响？ 这些经历是否有助于他沟通英国文学传统与更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题名。题名应概括文章的要旨，简明、具体、确切，一般不超过20个字。

(二)作者。题名下标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所在省市自治区名称和邮政编码。每篇文章都应有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三)摘要。1．中文摘要:摘要应提供文章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字数为200字左右;2．英文摘要:凡理论与应用研究类学术论文都应有与中文摘要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含文章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

(四)关键词。每篇文章应选3～8个能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名词性术语作关键词。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五)正文。正文要求观点明确、立论新颖、论据可靠、语言规范通顺，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字数以10000字以内为宜。

(六)基金项目。若文章的产出有资助背景，应标明基金项目名称(含编号)。

(七)注释。注释是对论文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补充说明。文内注释应按正文中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文末，用带圆圈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

(八)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文时所引用、参考的文献资料，包括引文出处和观点出处。参考文献著录采取顺序编码制，即按参考文献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顺序编码，置于正文中相应处的右上角。同一文献被反复引用者用同一序列号标示。参考文献表列于文章末尾注释条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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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墨子》；英译；梅贻宝；华兹生；李约瑟；艾文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232?05

墨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主要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墨学在秦汉之前是和儒家齐名的显学。记录其思想和观点的《墨子》一书涵盖的学科范围甚广，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不多见。由于多种原因，比起我国其他经典，如《道德经》《庄子》和《论语》等，《墨子》的英译本数量并不多。但早在19世纪，西方汉学界就已经开始对《墨子》进行翻译和研究了。据笔者检索统计，至2012年底，已经出版的《墨子》各类英译版本达12个，其中包含3个全译本。此外还有一定数量《墨子》英译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本文试图梳理和评析不同时期《墨子》英译本及其影响，以求教于译界同仁。

一、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墨子》英译概况

早在19世纪60年代，《墨子》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1861年由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出版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中，英国圣公会牧师理雅各（James Legge）就曾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杨墨学说，并且还翻译了“兼爱”（上、中、下）三篇，其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比附墨子的“兼爱”来宣扬基督博爱的道理。由于理雅各在翻译时坚持以保持原文特色为主要目的，大部分译文对于缺乏中国传统典籍文化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说，显得晦涩难懂。因此，其关于《墨子》部分篇章的翻译，在当时并未

引起广泛关注。

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此书遂成为中国学者向西方介绍墨学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之一。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在书中的“大胆的假设”并没有经过“小心的求 证”[1]（113），将《墨子》中“墨经”部分归为“别墨”所作，这一观点在墨学研究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

1927年，中国留美学者梅贻宝（Y. P. Mei）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题为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墨子：一位被人忽视却与孔子匹敌的对手》）的博士论文，除“墨经”和有关军事的部分，他在论文中翻译了现存《墨子》 53篇中的36篇，这部分译文于1929年在伦敦普罗赛因出版社单独出版，其书名为《墨子的伦理及政治论著》（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梅贻宝的翻译以清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底本，紧扣原文且注释详实，译文质量较高。他认为不翻译“墨经”和有关军事部分的篇章的主要原因是，前者的作者身份尚待考证，而后者则与阐释墨子思想关系不大。翻译时，梅贻宝还比对了福尔克的德文译本，并在其译本前言中指出福尔克译文的不足：“But on certain points， especially in his introductory essay， we have to disagree with his authority. [2]（xii）（但在一些特定的观点上，尤其是出现在其介绍性文章部分的观点，我们对其权威性持不同意见。）”至于译文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梅贻宝也在序言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work we have often had to face the dilemma between preserving the native colour and expres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uthor and employing modern idiomatic English. For evident reasons our decision has usually been for the former， sometimes， perhaps， at the expense of the latter. But we still hope we have succeeded in presenting the work in intelligible English.[2]（xii）（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总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况，即在译文中是保留原文色彩与古代原作的表达方式，还是采用现代地道英文表述。很明显，我们决定选择前者，有时或许还牺牲后者。但我们仍希望能成功地用明晰的英文表达展现原作。）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梅贻宝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方法，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存中国的语风和墨子原文的特色。其译文的读者类型，定位为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基础，能够结合译文下的注释自行比对不同文本，并就所涉及的内容进行扩展性阅读，尽可能理解原文意思的英美人士。至今，中西方汉学界仍普遍认为，梅贻宝的译文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并且是研究《墨子》英译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的译本对后来的《墨子》英译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其后所产生的很多研究《墨子》的英文文献和英译本中都可以找到关于对梅贻宝译本的论述和评价，如华兹生就曾在其译著《墨子选译》中提到梅贻宝对其翻译《墨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I am particularly indebted to the last for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nder Mo Tzu in English. [3]（17）”（我尤其感谢后者为我如何将《墨子》译成英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墨子》的同时，选择性地翻译了少部分《墨子》的篇章，如美国汉学家布德（Derk Bodde）在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时节译了“兼爱”“天志”和“明鬼”篇中的部分段落，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哈罗德·H·罗利（Harold H. Rowley）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哲学家墨翟》（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o Ti）的文章等。

总体而言，这时期《墨子》英译有三个特点：第一、西方汉学界对《墨子》研究还不系统，还处在浅层次的介绍阶段，出于研究角度、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等因素。除梅贻宝的节译本和博士论文外，《墨子》英译成果多以片段的形式作为墨子思想研究的副产品零星散见于少量的文献中；第二、译者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由于缺乏对原文本意思的深入理解，多数译文往往容易产生歧义，难以准确传递出原文的信息，部分译文中存在误译和漏译的情况；第三、汉学界对《墨子》的研究价值已经认可，一些译本对后人研究和英译《墨子》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二、20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末的《墨子》英译进展

1963年，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出版了《墨子选译》（Basic Writings of Mo Tzu），并于2003年再版。他的译文是继梅贻宝译本之后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墨子》节译本，不仅成为中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还被多所西方高校选作汉学研究课程的教材内容。其译文涵盖了《墨子》现存53章中的精华部分，即“尚贤”（上）、“尚同”（下）、“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下）等13个章节。从节选翻译篇章的内容上看，他认为尽管每个章节下的篇章在用词、立意和内容上存在区别，但核心意思基本一致，加之文本在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缺失的情况，所选择翻译的部分仅有六章是完整的，因此，他尽量只选择一个章节中的一篇进行翻译。华兹生的译文多采用解释性翻译和归化翻译方法，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既高雅庄重，也平实易懂，译文受众既包括研究汉学的英美学者，也兼顾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普通读者。从华兹生译文的句型和用词来看，其译文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交际性和普及性特点，以“非乐”（上）中的第一句“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例，他采用了“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benevolent man to seek to promote…”[3]（110）这一结构简单，且大众容易接受的口语句式，在用词方面，他也选用了一些常用词和词组，如“harmful”“carry out”和“give ease”等，这种做法使其译文清晰流畅，通俗易懂，让英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能够找到阅读西方文献的感觉。

1978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古汉语教授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后期墨家的逻辑学、伦理学和科学》（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中，“节译”了《墨子》书中关于科技的六个章节，并且在对这部分章节的术语和句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构了一个新的“墨经”文本。严格意义上讲，葛瑞汉的“节译”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性的翻译，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完整地把“墨经”部分翻译成英文。但他的这种解释性翻译和重构“墨经”文本的劳动，却为西方汉学家了解和研究《墨子》提供了启迪。该书在西方汉学界墨学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西方学者在涉及后期墨家学说研究时，多引用书中的考证和观点作为论证的依据。

1980年，伦敦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剑桥大学甘维尔·基斯学院前任院长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II）中，翻译了“经”（上）和“经”（下）的部分片段。

为辩别《墨经》中的科学命题，李约瑟用数十页的篇幅，引用福尔克、冯友兰、休斯（Hughes）、马伯乐（Maspero）等人论述“墨经”的译文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原文的理解，创制了他自己的译本。李约瑟认为，正是《墨子》有关物理和生物学的命题与论述，区分了墨家和道家。尽管《墨子》仍存在讹误且校释不一，但墨家著作仍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当然，我们看到的墨家著作，是通过了原文多有讹误加之校释不一那副墨镜的。但它的具体细节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广泛的事实，即它们勾画出了堪称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理论。”[4]（201）虽然李约瑟并未接受过正规的汉学教育，但他的治学态度极其认真，其翻译的片段参考了多个版本的《墨子》译文，旁征博引，文意通顺。尤其是他对“墨经”的翻译、研究和论述，让西方学界对中国科技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

这时期还有一些相关研究著作和文献值得注意，如周幼伟（Augustinus A. Tseu）1965年在台北出版的《墨子伦理哲学》（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o-tze）和1976年时超在台北文致出版社编撰的中英对照和文言白话版《墨子》一书等，在此不赘述。

这一阶段《墨子》英译进层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相比前人，译者对墨子的研究更为深入，译文更注重传递原作的意思而非拘泥于文体形式，译文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第二，译者的翻译片段数量增多，但多集中在“墨经”部分，其译文往往是为研究墨子思想提供帮助，尚无译者完成《墨子》全书的翻译；第三，译者范围扩大，译者多为西方汉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在翻译方法上多采用意译或解释性翻译，目的是更贴近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让更多人了解和熟悉墨子思想。

三、本世纪以来的《墨子》英译现状

200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和瓦萨尔学院教授万白安（Bryan W. Van Norden）在由纽约·伦敦七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经典读本》（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中，翻译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和“非命”的部分章节。两人选择翻译的篇章均为《墨子》全书的核心，其译文主要针对西方读者，译文流畅，表意明晰。同时，两位译者还在译文下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内容涉及词语解释、人物和地名简介。如此翻译的原因，主要是为读者了解原书意思提供丰富的参考信息。

2006年，我国典籍翻译专家汪榕培和王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译全译本》（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zi），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墨子》的英文全译本。其译文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为底本，共耗时两年半完成。该书充分吸收了近几十年来墨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指出并修改了梅贻宝、沃森等人译文的不足和漏译。此外，在翻译过程中，两位译者参阅了十余种《墨子》的不同版本和今译本，参考了西方学者关于墨子的著作和论文，结合自身对墨子研究、考证和理解，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在翻译时只对某些词语进行必要解释，尽可能减少对译文内容的删节。

该书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排版，译文内容紧扣原文，表意明晰流畅。关于译文的遣词造句，汪榕培和王宏认为，应当根据文本的不同语境采用相应的词句类型。大体还是选择口语化的句型，涉及到讲道理和表达概念所翻译的词句时，则“应该确切，不能过于通俗，必须选择较为正式的词语”[5]（35）。汪榕培和王宏的全译本在《墨子》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在国外出版，因此在海外读者和国际汉学界影响力有限。如西方首位英译《墨子》全书的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在其2010年出版的译作《墨子全译》中评述《墨子》英译时，就忽略了汪榕培和王宏的译文：“Also， scattered over the past eighty years， there have been three partial English translations， those of Mei （1929）， Watson （1963）， and Ivanhoe （2001）.[6]（xi）（同样，在过去80年里，产生了梅（贻宝）（1929），沃森（1963）和艾文贺（2001）这三个英文节译本。）”由此可见，他只提到了几个在西方已经出版且较有影响的《墨子》节译本，似乎不知道已经有中国学者完成了《墨子》全书的英译。

汪榕培和王宏发表首个《墨子》英文全译本3年之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爱丁堡大学教授李绍崑，于2009年在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历史上第二部《墨子》全英译本——《英译墨子全书》（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①。李绍崑在书中较为详细地归纳了西方汉学界有关《墨子》英译的概况。值得一提的是，李绍崑在众多《墨子》译者中是研究《墨子》时间较长且较为系统的一位。早在1949年他就已经开始研究《墨子》全书，其后的20年里，他以墨学的不同领域为研究方向，分别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了多篇关于墨子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如Mo Tse on Time and Space（《墨子论时间和空间》，1956）、The Socio-Educational Thoughts of Mo Tse（《墨子的社会教育思想体系》，1963）和 Mo Tzu： The Great Educator（《墨子的教育体系》，1969）。1985年，其著作Mo Tzu： The Great Educator and His Educational Systems（《墨子：伟大的教育家》）被中国学者张志怡翻译成中文并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多年学习和研究墨子其人其书为李绍崑完成《英译墨子全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绍崑的译文注重展现《墨子》原作的真实面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更多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表达较复杂意思时采用意译法。与其它英译本不同的是，在每章译文的开头，他还加上了一段导读性的文字或译者自己结合实际对本章节的理解，为读者阅读和理解章节意蕴，提供宏观性的提示。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研究员伊恩·约翰斯顿，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墨子全译》（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此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学者完成的《墨子》英文全译本。

约翰斯顿认为，他的《墨子全译》主要针对两类读者，一类是只对墨家哲学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另一类是对原文文本感兴趣，将《墨子》视为中国早期哲学作品，且中英文水平均较高的读者。为了兼顾两方面的读者，他在排版时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分页处理，并且脚注也尽可能言简意赅，希望这能为不同需求的中西方读者在阅读时提供便利。在谈及该书的意义时，约翰斯顿表示：

My hope is that despite its deficiencies， recognised and as yet unrecognised， this work will prove to be of interest and value both to scholars of Chinese and to students of philosophy more generally； and will play some part in establishing Master Mo Zi and the school he engendered in their proper place of prominence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6]（xv）

（我希望这本书，尽管还存在已知或未知的缺陷，能让中国学者和哲学专业的学生感兴趣并为他们提供参考价值；同时也希望能为墨子和他所创立的学派在中国早期哲学和中国学术史中建立具有其合适的地位贡献一份力量。）

他还略带遗憾地指出，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书中不得不省略脚注中许多扩展性的信息、译者本人的一些评述以及关于《墨子》研究的日本文献。虽然出版的时间不长，但约翰斯顿的这本译作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语言和文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对该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是“一项杰出的成就”，并且它“将这位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重新带到了我们身边”[7]。

这一时期的《墨子》英译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译作与墨学研究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随着海内外对《墨子》关注度的提高，墨学研究成果推陈出新，涌现了一大批著作和文献，这些成果为译者提升《墨子》翻译质量，发现并改正前人译作中的不足提供必要条件。同时，译者通过翻译《墨子》也为墨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素材；第二，多部《墨子》英译全译本的出现标志着《墨子》英译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第三，译者对《墨子》思想的理解更加透彻，翻译前的研究准备也更为充分，因此译作质量较高，能比较准确表达原文意思，漏译和误译的情况较前两个时期有所减少。

四、结语

综观《墨子》英译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四点。

第一，早在19世纪《墨子》就已经成为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对象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在2006年以前，未曾出现过《墨子》英文全译本。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出现了梅贻宝和华兹生两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节译本，虽然二人只是分别选译了《墨子》的36个和16个章节，但这两个译本在译界至今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成为后人研究《墨子》英译必不可少的参阅文本。

第二，随着国内外学界对《墨子》研究的深入，以及新时代语言转换和内容表达特点的凸显，为满足当代读者了解《墨子》思想全貌与其观点精髓的需求，中西方学者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个《墨子》英文全译本。从中西方《墨子》英译的进展情况看，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更早关注《墨子》英译，其译本总体数量比中国学者多。现代中国学者的译本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由于未在国外出版，其译本的影响有限。

第三，关于《墨子》英译的论文和著作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在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史、论述墨子生平及主要思想的同时，对《墨子》部分内容选择性的进行翻译和阐释，如《剑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哲学起源》等书关于《墨子》主要内容的介绍；一类是关于《墨子》部分思想尤其是对“墨经”的翻译和研究。如《中国哲学经典读本》和《中国科学技术史》论述“墨经”的部分，以及《选择多还是少：“大取”和“小取”篇翻译和分析研究》等；最后一类是专于《墨子》文本的英译。如《墨子的伦理及政治论著》、《英译全译本》、《英译对比研究》和《墨子全译》等。

第四，除已经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外，在西方还有一定数量的关于《墨子》研究的博士论文及互联网电子文献资料。其中一些论文有独到的见解，但也有部分论文的观点属于老调重弹，或观点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翻译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十论》的理解和《墨辩》的讨论上，较少涉及《墨子》全书宏观性的研究。

综合上述情况可看出，《墨子》英译总体呈现出相对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西方墨学研究在“墨经”释解、思想阐释、学术渊源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而且西方学者完成的英译成果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国内墨学研究在传承和挖掘墨子思想精髓等方面出现了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但《墨子》的英译则显得相对沉寂，既没有出现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层面和视角也显得比较单一。这种现状导致了两种后果的产生：一是对《墨子》英译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本间字面意思的转换和阐释，很难对其后续研究提供有用的学术资源；二是《墨子》英译研究局限在一定的学术范围之内，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无法进入世界范围内典籍英译研究的中心，其文本和思想的宝贵价值也较难被世界各国文化的重视、吸收和研究。

诚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改变这种局面也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教育、科研、文化和译界学者共同努力，深入探讨。

注释：

① 根据李绍崑在《英译墨子全书》前言中的描述，他的译文实际上在2000年就已完成初稿，2002年被商务印书馆列入了待出版书籍目录。但其译本直到2009年才正式出版。

参考文献：

[1] Cyrus Lee. Tran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2] Mei Yi-Pao.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 [M]. London： Authur Probsthain， 1929.

[3] Burton Watson. Mo Tzu： Basic Writings [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M]. 上海：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5] 汪榕培， 王宏译. 大中华文库： 汉英对照墨子I[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6] Ian Johnston. 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2010.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金岳霖教授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哲学家，由于年事已高，发表作品不多。最近，我国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创刊号刊登了他在一九四三年所撰《中国哲学》的英文稿。对于关心金岳霖教授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文章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进步哲学家在哲学史研究中走过的道路，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篇历史的文献。该文虽然写在三十多年前，如今读起来，仍不失为一篇有启发性、饶有兴味的哲学史论文。由于此文没有中译文，因此国内知者甚少，值得介绍。

文章拿中国哲学同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相比拟，阐明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与希腊和印度两大派哲学思想相比，中国哲学可以说是现世哲学。它热衷于现世的社会生活，不象印度哲学是所谓来世哲学、希腊哲学是所谓非现世哲学。它从未被思维的手段驱入狭窄的系统思辨的玄虚境界，而一直是处在广阔的现世社会生活的气息之中。

(二)逻辑学和认识论观念不发达。不是说它早期没有过逻辑学的一度发展，如坚白的分离，飞矢不动等等的讨论，但为时甚短，不幸天折。但唯其如此，中国古代哲学的模式才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因为一种哲学思想越明确，就只好叫人或者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拒绝，一旦被拒绝，这种哲学的生命也就中断了。而中国哲学往往讲得既简短而又不明确，具有几乎是无限发挥的余地。结果，历代对古典哲学著作的注释从未间断。后世对于古代哲学，既未摒弃，也没有全盘接受，各种独创思想都是在古代哲学家表现形式的外衣下发展的。

(三)主张天人相与、天人合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这种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简直是永远不可违抗的、不可以征服的。而西方则不然，在那里是天人相分，强调人和自然的对立，到处都有一种征服自然的欲望。当然，中国各个不同的思想派别对自然有不同的解释，而同一派别的思想家，甚至同一位思想家在不同的时候，对自然所持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看，人总不是同自然分离的，也不是和自然对立的。评介者认为，以上说法就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唯心主义哲学来说是可以的，但作者忽视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隐栝之道”等人定胜天的思想，把中国哲学统统说成是天人相与的，是说过头了。

(四)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融合成统一的有机体，哲学的理想在治国之道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即便宣扬遁世的道家也不例外。道家学说貌似消极，其实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儒家学说更是成了中国的不成文法。儒家的哲学大师是无冕之王，或未被任命的大臣，假如在世不如此，死后也得这样，因为他们所铸造的时代精神正是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依据。

(五)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还未发展到分门别类的研究阶段，一直保留着古代那种缺少分工的做学问的传统。因此，直到近代，中国哲学家还全部都是或大或小的

转贴于论文联盟

苏格拉底，即每一位学者几乎都是把各种学问融成一体，集各门学问于一身的合成式的哲学家。

(六)中国哲学强调身体力行。对中国哲学家来说，认识与道德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他的哲学要求他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去生活，要求他本人就是这种哲学的化身。

文中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期待中国思想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学习外国有益的经验，以推进中国哲学的强烈愿望。如关于中国哲学紧密结合社会生活、强调身体力行等传统应当继承发扬；而对存在着逻辑学、认识论不发达和那种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思想等缺点则应当坚决克服。

作者指出：欧洲人长时期所习惯的思维形式是希腊式的。希腊文化是非常崇尚理智的，其典型表现，就是坚决无情地或者把思想发挥到光辉的顶点，或者把它们归结为谬误。正是这种思维形式，促成了逻辑学的早期发展。而早期的逻辑学，一方面给早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工具，另一方面又赋予希腊哲学以一种令人钦羡的、为后来的思想家极为叹服的明确性。这种自觉的逻辑学和认识论观念的发展，成了西方科学发达的部分原因，而中国之所以科学不发达，其部分原因，也就在于缺少这种发展。这是中国哲学必须坚决克服的缺点。

关于科学分工和综合研究的问题，作者既指出了应当学习外国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的经验，同时也提醒人们应当注意综合地研究。他写道：由于科学的发展，每种学问所包含的专门知识太多了，想找一位现代的苏格拉底是不可能了。但是如果哪一个人真能成为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还是有利于知识的进一步发展的。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是人类的朋友”“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对于书的赞誉之辞，古往今来的确是不胜枚举。事实上，“书”也确实使人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高尔基所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假如我们都沿着“书”这个阶梯拾级而上的话，就会走上一条实现理想——迈向成功——促进社会发展的捷径。

那么，我们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呢？我以为，一些中国经典古籍是必读的好书。这其中我首推《论语》，就我个人认为，熟读《论语》可万事了然于胸；精通，可走遍天下！

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时，写过一篇学术论文交给导师看。结果导师看不懂，阅之如天书一般，还要向胡适请教。当然胡适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导师看不懂并非导师是庸才，而是胡适的论文是英文版的中国古典文体。导师对世界文学了解不够，对中国古典文学了解不够，当然就看不懂胡适的“文言文”。

对于全世界喜欢文学的人来说，没有读过《论语》的人，就不能说其全面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更不用说中国古典文学了。胡适先生能成为一代文学大师，与他自幼通习《论语》密不可分。因精通《论语》而与之并驾齐驱的文学巨匠还有朱自清、沈从文、鲁迅、老舍等。

《论语》包含了“为政”和“修德”两大部分。“为政”是外在，“修德”是内在，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书中包罗万象，寓意繁多，囊括了政治哲学、人文哲学、伦理、道德哲学，等等。所以才有宋朝开国丞相赵普说的“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之传世佳言。

读过《论语》后还要读《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等书。这些书虽然难懂，但乐在其中，趣味在其中。熟读四书五经之人会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不信你就去读读看。

听音乐要先听听古典音乐，读书要先读读古典文学。我不是个食古不化之人，之所以推崇古典文学，是因为“古典”为古代之经典，是国粹。是国粹就要推崇、就要学习。假如我们十几亿中国人都能精通《论语》的话，那中国就会诞生出十几亿个胡适之来，中华焉有不强盛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