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博士论文范文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博士学位论文；国际化评审；评阅意见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5-0235-02

一、国际化评审的重要意义

博士培养质量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才素质和科技水平，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是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即论文采用全英文书写，主要由外籍专家评审，并采用全英文的方式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对博士论文进行国际化评审，有利于比较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以评审促进博士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提高，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同时国际化评审有利于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我国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因此，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国际化评审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探索国际化评审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我国研究生培养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一些高校花大力气建设了一批全英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到我国攻读全英文博士学位。有些高校甚至聘请了国际知名外籍教授担任全职教授或兼职博导。这部分博士生毕业全部撰写英文论文。采取国际化评审的方式，更符合这些师生的实际需求。

其次，众多高校与国外高校合作建设了一大批双学位博士生项目。试行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有利于博士生的培养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同时也吸引了国外优质留学生生源来我国攻读双学位项目。

三、国际化评审的实践背景

此前，国内少数高校曾进行过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的尝试[5]，但是并未有大范围的实践。国内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国际化评审方式尚处于摸索阶段，尚待完善和改进。因此，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国际化评审实践为借鉴，通过分析和总结，试图为今后国内的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探索提供参考。

我校的生物学科近年发展迅速，在教育部第三次学科评估中位列第三，且博士培养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因此生物学科成为我校985三期试点国际化评审的学科之一。本文以该学科进行的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为例，通过分析专家的评阅意见，力求从国际专家的评阅意见中总结出先进经验，为今后提高博士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四、评审的侧重点分析

参加评审的既有来自德国、英国、美国等国的欧美专家，也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洲专家，还有来自欧美著名大学的华裔专家，以及国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通过对总计32份国际评审专家的评阅意见的分析，发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评阅的重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侧重点的不同。

生命科学是一门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实验科学，讲究的是发现未知，各国专家都关注论文的创新性，以及创新的实用价值。不过专家们评阅关注的点各有不同。

（一）欧美专家

欧美专家往往会对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目的、研究策略、实验步骤、实验结果逐一细致分析，指出闪光点。欧美专家关注作者作为独立的研究者，选取合适的实验方法，并熟练运用，使之为解决科学问题服务的能力，并同样看重课题合作研究者对文章的贡献。欧美专家不光看重论文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研究，也看重作者作为第二甚至第三作者，协助他人完成的相关课题。尤其重视作者是否在本领域内影响因子高的SCI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同时，欧美专家尤其关注英文的写作，特别是摘要和前言的写作。大到文章的结构，语言的陈述，小到图表图例的格式，参考文献的标注，语法和拼写错误等，都会在评阅意见中指出。

（二）亚洲专家

亚洲专家会详细分析作者的写作和实验思路，并同样关注作者的科研水平，包括对所研究领域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实验方法和技能的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和欧美专家相似的还有，亚洲专家同样重视作者在影响因子高的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对论文的写作细节的关注度也和欧美专家类似，也都提到了前言和摘要的写作，用词的准确性，图表图例、参考文献、语法和拼写错误等。不同的是，亚洲专家尤其关注论文的实验部分，设计是否合理，数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有说服力等都是关注的重点。并且，亚洲专家往往会关注作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三）欧美华裔专家

欧美华裔专家和亚洲专家相似的是，也会详细分析作者的写作和实验思路，并同样重视论文的实验设计和实验结果的分析。作者对本研究领域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也是华裔专家关注的重点之一。这和欧美、亚洲专家也类似。华裔专家也重视作者发表的SCI论文，但程度不及欧美和亚洲专家。虽然所有参加了国际评审的博士生都发表了较高水平的SCI论文，但是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华裔专家的评阅意见中提及了SCI论文。而绝大部分欧美专家和亚洲专家都对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有所提及，并把发表SCI论文作为博士生科研水平的重要体现。华裔专家特别重视的是论文的独创性、工作量以及研究深度。华裔专家还重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写作细节如拼写和语法错误等也有提及。不同的是，华裔专家往往会对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建议。

（四）国内专家

国内专家和国外专家相似的是，关注作者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且关注论文实验的设计和的分析，以及论文涉及的工作量和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和华裔专家相似的是，国内专家一般也会提出对下一步研究方向的建议。和国外专家明显不同的是，评阅意见中几乎不提及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国内专家会对论文写作上的细节有所关注，如指出图表和图例的标注错误，但是对英文用词的准确性，拼写和语法错误等，未有提及。

五、启发与思考

一方面，多份海外专家的评阅意见提到论文已经达到国外知名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水平，这表明国内生物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同时虽然各国专家的评阅重点有所区别，但是所有专家都特别重视论文的独创性。独创性既包括独立思考，独立解决科学问题，又包括提出创新的观点，使用创新的方法，得出新颖的结论。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一直是博士生培养的重点。

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各高校都对博士毕业有发表一定水平的SCI英文论文的要求，但是，从专家的评阅意见来看，国内博士的英语写作能力尚待加强。除个别专家提到论文作者的英文流利外，其他都曾详细地指出作者用词、拼写和语法的错误。因此今后在博士培养中，撰写英文论文的能力需要作为一个培养重点。目前我校已经开设专门针对博士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旨在提升博士生撰写英文学术论文的能力。

综上，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国际化评审是博士生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要准备。国内博士论文虽内容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因此，今后应该继续推进和推广博士论文国际化评审，努力学习国外培养博士生的先进经验，提升博士生培养的总体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莉萍.浅析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及主要方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135.

[2]吴太山.匿名批量和国际化评审学位论文探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0）：123-125.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物类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 教育思路 高标准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27-02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毕业后，继续进行学习和深造的一种教育形式，分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旨在为国家培养学术骨干和管理骨干等高级专门人才，为科研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中坚力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素质和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学校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培养研究生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1]。

众观全球，现代生物技术和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人类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而我国生物学研究基础薄、底子弱、发展慢，所以对其专业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另外，现代生物技术属于高新科技范畴，高端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生物类研究生作为我国生物领域未来的核心力量，对他们的培养必须全方位、高标准、严要求，以保证人才产出质量。

1 在思想教育上提供先决保障

1.1 做研究要先做人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研究，做研究首先要做人。礼貌待人、乐于助人、团队合作、严谨细致是新时代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礼貌待人，低调做人，才能及时、充分地发现并改进自身不足；乐于助人，帮助他人又提升自我；团队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团队智慧和个人热量；严谨周密，避免科研工作中的漏洞和科学错误。

1.2 抵制寂寞和诱惑，潜心于科学研究

科研工作是一条清苦的不归路。要有所成就，首先必须静下心思考问题，整理思路，浮躁和浅尝则止根本做不好科研。在他人休息和玩乐的时候，研究人员还必须在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因此研究生需要耐住寂寞，抵抗诱惑，坚守信念，潜心于科研工作。俗话说，“好的钟，不怕埋没，终有出土的一天；勤奋的人，不怕寂寞，终有出头的一天。”

1.3 勤能补拙是良训

做科学研究必须勤奋，尤其对于从事生命科学的人而言。生命科学是现今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众多的新方法、新知识、新理论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因此，从事生命科学的人，必须保持“学习中”的状态，每天从不同的媒介上不断学习。只有勤奋和不懈怠慢才能不断为自己注入新能量。

2 在理论学习上全面、深入

2.1 理论知识的广度、深度并重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存在巨大差异。本科教学侧重于增长知识面、构建理论框架，研究生教育是给本科基础不断增加血肉。同时，现代生物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不同领域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关联、甚至相互融合。它不仅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大量融合，还与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学科逐渐靠拢。这些新领域、新思路都对研究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口径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研究生教学需要在理论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进一步加强。

2.2 善于紧跟新知识、新方法、新理论

现代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生物学研究已逐渐从传统的宏观领域，如生态、生理和解剖学向微观深入细化，如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等。而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也逐步成为现代生物学研究的主流。固有的传统知识、方法和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物学的研究需要。现今的研究生教育应紧跟国际生物学的脚步，在夯实传统的基础上，要求研究生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方法和新理论。唯有如此，才能不被国内外同行远远甩在身后。

3 在综合能力上高标准、严要求

3.1 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

创新是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是国家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有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中，创新能力最强的恰恰是青年时期（20-35岁），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均来自这个时期。而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而言，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其核心，也是评价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2]。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生物学研究和教育不仅起点低、起步晚，创新能力尤为不足。因此，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难点。

我国研究人员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甚至国际学术期刊类论文也达到世界前列，但论文的引用率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何会导致这种现象呢？缺乏创新是最主要原因。首先，与诸多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听话的学生，导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故而让研究生从思想上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和惰性，也失去了创新的原动力。其次，我国所有的导师都面临科研项目结题的压力，在规定期限内顺利完成项目内容是每个导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如何协调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完成项目规定内容之间的平衡，也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生培养的一大难题。但无论如何，如今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改变固有的培养模式，将学生的思想解放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导师的引导下，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3.2 鼓励研究生阅读文献

培养研究生发现、提出和凝练科学问题的能力，首先必须鼓励研究生多读文献、读好文献，紧跟科学前沿、掌握研究动态。对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建议研究生循序渐进，先从中文综述到中文博士论文，再从英文综述到英文期刊文献。中文综述可以帮助研究生了解该领域的基本名词和专业术语，中文博士论文可以帮助研究生更好理清研究脉络。中文博士论文的前言或绪论会详细介绍该领域的背景和相关理论知识，以及本领域的国内外优秀科研团队的研究动态。对于英文综述，特别是约稿综述或影响因子高的文章，需要精读，重点关注作者对各方向优缺点的评价以及对缺点的改进和展望。精读好的英文综述，不仅可以了解该领域发展现状，还能学习地道的英文表达。最后就是针对自己的课题查阅相关英文文献，掌握全面、具体的研究动态及实验结果和结论[3]。

3.3 鼓励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

研究生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都直接决定对其科研能力的评价。目前在我国高校中，研究生的论文写作水平偏低，有的学生甚至不具备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文献阅读量制约了研究生采用规范、精炼的语言来撰写论文；另一方面，导师没有丰富的精力指导学生用清晰、流畅和逻辑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所以，应当鼓励研究生早写、多写学术论文；越早发现问题，就能越早得到提高。

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术会议。首先，实验室团队内部的学术报告应该制度化，这有助于学生用科学、逻辑性的语言和直观、有表现力的课件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其次，鼓励学生参加院校内的学术活动和会议，感受学术会议和报告的学术氛围。在经过上述锻炼之后，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优秀的学术会议，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同行进行交流，探讨生物学研究前沿，探讨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动向。这对研究生的个人素质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3.4 转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与考核方法

转变教学思想，切实树立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战略定位。研究生已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自学能力，其课堂教学应当与本科生相区别。尤其是生物类研究生，应以自学为主，讲授为辅，同时加强课堂讨论，以提升研究生的自学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对研究生考核方法也提出了新要求。传统式闭卷或开卷考试都不利于全面考查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为了考查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可采用统一命题，撰写相关学术报告或论文的方法，让学生查阅文献和参考书，独立完成报告和论文。即使采取考试的方法，题型和内容一定要摆脱传统模式，改变固有的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比例，适当减少知识性内容，增加思考性强的主观题和开放式考题。此类考题可能是单一领域或单一学科的，也可能是跨领域、跨学科的，可能无法直接在书本上找到答案，甚至可能没有统一答案。

总之，生物类研究生作为我国生物领域未来的中坚力量，我们应该转变培养思路和教育理念，对其进行高标准、严要求的全方位培养，以保证高层次专业人才质量。同时，我希望能够以此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生物类研究生教育更多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重庆师范大学关于修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M].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10.

[2] 曹树青，江力，孙佳佳，等.工科院校生物类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合肥工业大学为例.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26（1）：123-127.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独立治学能力，互相尊重，教学相长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03-08

回味我和我的研究生三十余载、一二十年的相处，欣慰之情、温馨之情油然而生，我为他们教学、科研、行政工作的业绩高兴，为我们间的友情喜悦。他们不忘我这老朽，我则关切他们的健康和家庭生活。亲密如此，无他，他们在学期间，我致力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治学能力，真诚地对待他们，自信别无私心。他们不弃我，友情长存。

一、纯正求学目标与纯正教学职责

让我们师生走在一起

大约在1984年的秋天，有人告诉我南开大学主楼北面路边的公示牌上有一张集体照片，是利用暑期前往青海做社会调查的研究生合影，并说我指导的常建华在上面，不过站在最边上，历史系一位老师（未来的系主任）的学生比常建华略微靠里，在正中的是时任校长的学生。言下之意，学生的地位就是老师地位的写照。事前，常建华向我说过将要外出调查的事，我认为学生活跃一些好，能跟人组团出去就很好。及至听到这个照片信息，我觉得跟我学的人受委屈了，谁让我不行哩！过后不久，有一位学生对我说，某专业的某某是某教授的学生，他所以投到某教授门下，因为某教授将来能够帮他找工作。这两个信息促使我想到，报考我名下的人，是真正想求学的。与此同时，阎爱民连续五年考研究生，前四次因外语不达标未能人学，但他坚持不懈，在这期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旁听我的清史、社会史课程，终于在1987年成为我的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刘毅双学位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他要报考我的硕士生，单位以某种原因不让他报考我招生的专业，后来他读博，我们师生终于聚在一起了。常建华、阎爱民、刘毅他们师兄弟有着纯正的求学目标，他们在校专心学业，心无旁骛，至少是心少旁骛，这正是我希望的学生。

我招收博士生，考生往往在事前给我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和愿望，我回信要求他把写过的文章，不论有无发表寄一两篇给我阅读，然后我再作答复。周正庆就经过这个过程，我看了他寄来的评论清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的文章，认为他有深造的基础，同意他报考，而后考试合格入学。李庆新没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但我看了他的论文，知晓他的学术水平，同意报考入学。韩国金成修带着硕士论文找到我家，表示读博的愿望，我了解了她的学业基本情况后，但是对她的中国文化知识心中无数，不知她古汉语程度如何，能不能读懂原始资料，如果这种基础知识都不具备，怎么能学下去，于是要检验一下，就随手在置放二十四史的书架上抽取不同朝代的两本书，又随意各翻出一处，让她念读和解释，发现她能读能解，知道阅读中国古籍没有困难，于是同意她报考，她真考中了。东方艺术系宗一教授向我推荐中文系吴存存副教授，我知道她富有才华，但是我考虑她毕竟是文学专业出身，历史学基础需要进一步提高，若入学了，既有中文系教学任务，又要做博士论文，同时补充必要的历史知识，可能在某个方面有所耽误，不如迟一年报考，利用这个时间补历史知识的课，期冀她成为大才，她接受建议，第二年就考试入学。有的在职者，要求报考，我考虑他的学业情况，建议暂缓报考，当然，对方可能会因失去考试机会而不高兴，我理解，我有歉意。有的有意愿者，给我寄来论文，我阅后同意报考，结果没有参加考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嫌我太不通人情吧。对有意报考者我竟然不识抬举还要有学业条件，是不是离谱了？其实我是为考生着想的：试想在职的人报考，若不被录取，在单位还能不能待下去，若因此丢掉工作怎么办？再说了，若参加考试，要到南开大学两次，第一次是补习外文，第二次是入学考试，两次的来往路费、住宿费，对于年轻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同意报考与否的举措。为此“得罪”人，影响生源，均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我是既为考生着想，又一心一意为培养堪于造就的人才。招生没有个人目的，纯粹是为人才的培养。同时我有“只有来学，没有往教”的传统观念，不会主动让人考我的研究生，这是教师应有的尊严。

学生的纯正，与我自许的纯正，两个纯正交合，令我与我的学生聚合了。

二、培养独立治学能力的人才

对于硕士生的学习，我认为重在打好专业基础与独立完成像样的硕士论文，博士生则在讲求提高论文质量。至于说教书育人的“育人”，有组织管，不过我也稍微顾及。我采取的措施是：对硕士生加强专业基础教育和指导写作论文，对博士生注重后一方面。

（1）掌握专业知识的本领

硕士生的专业知识培训，我注重的是：强调精读一部基本史料书，掌握史料学知识，熟练掌握专业语文工具，参加专业实习，处理好精专与博览的关系。

精读一本书，即精读一部能够完整记载一个朝代历史的资料书。对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入学后我让他们精读王先谦《东华录》。这是学的我的老师郑毅生天挺先生的方法，他让我们精读《明史》。《明史》在二十四史中是一部比较好的书，但是《清史稿》极不理想，我就选择了也不甚理想的《东华录》，以便掌握清代历史的基本史料，能够明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本状况，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写出较好的清史论文。其他方向的研究生，我就要求精读一部“正史”，如阎爱民以《明史》为精读读物，兼读《明实录》。

为了同学们了解专业史书与搜集史料，我开设“清史史料学”课程，并写出讲稿（随后出版了），供同学使用。这个课程，我除了讲解历史研究必须详尽地占有史料及具备史料学知识原因，重点是按照清代文献体裁比较详细介绍各种史籍，它的作者、内容、收藏、出版与学界利用情况，特别讲解史料鉴别的必要性。

专业基础，不仅是阅读专业书籍的事，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字需要有起码的知识，具体到清史，古文不必说了，清朝官方语文之一的满文应当有所掌握，于是我请明清史研究室王文郁先生为杜家骥、常建华讲授满文，他们就在这时打下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金成修的研究方向是明清时期蒙古族与藏传佛教关系史，她原来已经会一些蒙文，鉴于她是撰写博士论文，她的研究方向要求无障碍地搜集、阅读蒙文史料，应能通达蒙文，因此要求她将学习蒙文放在重要地位，由于南开大学没有蒙文教师，我写信给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系友白翠琴女士，请她帮助金成修介绍蒙文老师，金成修即赴京求教，并去内蒙古大学师从乔吉、齐木德道尔吉等教授学习蒙文，为此她整学期在那里学习，结果不但完全掌握蒙文，连满文也学会了。

清代档案，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收藏一百多万件、册，是清史研究者的宝贵史料，不懂满文，不利用档案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就等于缺胳膊少腿。然而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档案目录与图书馆目录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清史研究生需要学会查阅历史档案，会利用档案史料。在1982-1986的五年间，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班有实习课，我每年带领十来个同学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实习，阅览与抄录“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档案资料，我也让研究生一同前往，杜家骥、常建华、张国骥、吴建华、黄十庆、王跃生、张仁善、李春燕等人都有了查阅历史档案的训练，黄十庆因此写出论文《清代的引见制度》，杜家骥在二十多年后主编出版了《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90年代，我对当代宗族、宗亲会史有兴趣，到江西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生汪兵、马斗成、常建华指导的研究生韩凝春和我一同进行，以取得田野调查经验。

强化专业基础知识学习中，我还要求同学处理好专深与博览关系。对硕士生，我强调专深，兼顾博览。

博士生的课程采取研讨会的形式，博士后自由参加，每次一个主题，由我作引言，主讲同学报告研究见解，众人讨论，最后我作小结。这是学习港台海外的方法，效果很好。

（2）独立撰写学位论文的要求与实践

标志学业成绩的学位论文，是独立学术研究的体现，我对此极为上心。怎样才是培养硕士生独立研究能力呢？我的想法c要求是：自行选择论文题目，慎重考虑选题必要性，要明了相关的研究状况，占有足够的材料，论文一定要有新见解、新史料，写作前拟好写作细纲。

自行选择论文题目。一位硕士生对我说，有一位导师主编一本书，让同学参加写作，书很快出版了。我说各人有各种的指导方法。老师拟订了图书写作框架，章节目分明，学生去做某个节目，进行了写作，是一种训练，而且成绩很快显现出来，也是一种学习兴趣的鼓舞，这是一种培养方法。我不会那样做，我觉得训练硕士生写作能力，从自己选题开始。所以，我从不给研究生出题目，总是让他们自行选取论题。在指导研究生早期，有时提出选题方向，后来也不这么做了，完全放手，让他们选取自己有兴趣、有把握做的题目。如常建华作论文前，我让他考虑在阶级关系与宗族史两方面，他的兴趣在后者，1985年5月写出约45000字的论文《论清朝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与其归宿》。我希望阎爱民硕士论文与中国社会结构史有关，他遂写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与人际关系》。杜家骥的硕士论文《清代宗室的政治特征》，与我的建议没有关联。由于我的研究方向在中国社会史、清史方面，所以同学们常常做社会史、清史的题目，如吴建华的硕士论文以族谱资料研究清代人口统计，台湾学者刘翠溶首先从事这一研究，吴建华是大陆学者跟进者，很有建树。张国骥硕士论文研究清代嘉道时期吏治，后来不断有相关论文披露。余新忠硕士论文《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研究（1644-1850）》，等等，皆系自选。其实，论文自家写，题目当然要自己选定，这是必然的事，何劳教师越俎代庖。至于博士生作论文，有了选题找我商议，我是尽力提出建议，促成他（她）写好。

慎重选好论文题目。什么问题值得讨论，能够研讨，会有结果，这是确定题目首先要有明确认识的，其次是明了这个题目我能不能做好。我向同学说明，选题要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样的题目做了才有意义。这就涉及史学功能问题，具体到做一篇文章，也不要忽视这方面的思考。早期我对论文的社会价值理解较为狭窄，对政治功能关注多，后来注重社会功能，而学术价值始终放在第一位。

作文的主客观条件。题目可能很好，但是能否做好，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比如有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做研究素材，这些史书收藏在什么地方，南开大学图书馆有没有，天津市图书馆有没有，如若没有，究竟收藏在何处，你有条件去阅读吗，如果不能，再好的选题也不能做。还有，倘若选题需要多学科知识，需要掌握多种语文，衡量自身学识条件，可作就作，否则只有舍弃这个好题目。要之，确定选题必须慎重，选题不合适，做不下去了，再换题，耽误了时间，很难从容做好新题目。

新见解、新史料的具备与掌握前人研究成果。我要求同学的论文，一定要充分收集资料，别人没有用过的新史料，而后才可能有新见解。新见解、新史料两者兼备很难，但起码要有一项。为此，需要阅览前贤论著，明了这个课题的学界研究状况。对这种信息的掌握，我认为很重要，读人家的文章，会有观点、材料的借鉴，会有思考的启发，这是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也不会去写与别人雷同的文章。把握学术研究信息，是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的问题，常建华对此处理非常好，他把掌握学术信息与掌握史料放在同等地位，而且反复分析信息资料，以加深对信息的理解，我就请他给研究生做专题演说。要之，文章假若没有见识和新史料，对学术毫无价值，这种文章不合格，就没有写作的必要了，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

拟写详细论文提纲。有无学术建树，自己就可以衡量，关键是我向同学讲，写作之前，一定要拟写提纲，反复推敲，有了提纲，大体就知道自己文章的有无价值，好在那里，弱点在什么地方。

这些书写论文的想法，我系统地讲解，还会针对同学的具体情况，突出解说某一方面。如此这般，表明我着力对硕士生独立研究能力的训练，让他自己选题，自己写提纲，然后写出全文，是自始至终的自我完成过程，经历一篇文章的写作，就知道怎样作论文了，这就是独立研究能力。我的目标在这里。如果你不能独自研究，尽管早有成果面世，后来还要学会独自写文章的方法。我也希望研究生不必忙着发表文章，基础打扎实了，必会有文章的陆续刊出，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学生的史学研究成果令我十分喜悦

经过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许多同学有了自行研究能力，有的硕士又在其博士生导师指导下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他们在经历一段时间磨砺后，史学著述相继问世，硕果丰盈，我很高兴在这里作出表述，祝贺他们学术上的成长与成就。

（甲）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跨越一步，以高品位著作贡献学林

杜家骥攻读博士学位，受我的老师杨志玖教授指导，我是副导师，他扩展硕士论文研究范围，写出博士论文《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已经行世的著作有：《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清朝简史》《杜家骥讲清代制度》《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皇太极事典》，主编《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的明清分册、《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尚有待刊的《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对八旗制度发展变化及其与政治制度、事件关系作出系统研究，论点中肯：八旗合而为一、分而为八的体制，是八旗制的基本特征；决策体制，从人关前的八分体制下八旗旗主及所领八旗的联旗会议，演变为更能反映皇帝意志的王大臣参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完成中央集权化；八旗分封制保留主奴性的领属关系，影响及于汉官，令君臣关系呈较强烈的主奴性，造成清代皇权极端专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我的推荐出版信指出，这是“一部关于清朝皇室与蒙古贵族联姻史的系统、翔实而极具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是掷地有声的厚重之作。内容和史料占有，寻觅出595桩满蒙联姻的个案，可以说是将满蒙联姻史实全部清理清楚，而发现如此规模的民族上层通婚，不仅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范围的民族上层关系史中也是罕见的，因而是应该着重研究的重大史事。总之，该书学术成就提高了学术界对满蒙联姻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拓宽了它的研究领域，而且所揭示的方方面面的史事，及得出的新认识，对清代政治史、满族史、蒙古史、边疆史及民族史的研究，无论是具体的微观考察，还是宏观的理论认识，都有参考价值”。他是学界公认的清史、满洲史、满蒙关系史方面的专家。

常建华自读硕士开始有志于宗族史研究，长期坚持下来，博士论文《明代宗族研究》（加工后梓行）。他在宗族史方面还著有《宗族志》《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还涉猎韩国宗族史和族谱学，著有《朝鲜族谱研究》一书，是中国宗族史专家，目今正在主编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他不只是研究宗族史，在社会史广阔领域驰骋，如在风俗史方面著述《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还有《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观念、史料与视野》《清史十讲》《乾隆事典》等书。关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一书，我的《序》云：（该书）“讨论了清朝的基本国策――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和以孝治天下，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对策，对待民间群体、民间风俗习惯的政策及其归宿等。所研治的对象，是清代历史的基本内容，是清代史应当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研究得成功，清代历史的轮廓就显现了，所以建华弟用‘国家与社会’来概括他的此项研究，我想是甚为精当的。而学术界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应当说这是建华弟的一种学术贡献。”他是教育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在我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张仁善的硕士论文论述清代礼制、法制与社会，十几年后扩充成《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一书（2001年，2013年修订再版）。

阎爱民在撰写前述学位论文同时，写出《汉代人的生活交往与舞》《西汉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及其特点》，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后来撰著并出版《汉晋家族研究》一书，从家与族关系、家族发展状态、婚姻形态等方面进行了汉晋家族史的整体研究，因此我在《序》中说，该书“寻觅到汉晋社会婚姻形态、家族结构和家族制度的特色，认为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变化时代，是清除原始婚姻习俗、取代家族的‘后氏族’特性而使得家族制度完成重新构建，进入一个新r代。他是继承前贤关于商周是中国古代血缘组织演变一个重要阶段的学术成果，提出汉晋是又一个重要转变阶段的见解”。

马斗成书写宋代眉山苏氏（“三苏”家族）家族史硕士论文，他在研究上不停地围着这个主题展开，十年后形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一书（2005年版），无论是内容的丰约与分析认识的水平，文字的驾驭能力，都是大大地提高了。他进行的是宋代家族史个案研究，很少见，我比较中古个案家族史研究之多，在《序》中指出中古是士族时代，到了宋代，世道大变，士族已然消失，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官僚士大夫的步人政治舞台的中央，宗族正在由土族宗族制转向官僚士大夫宗族制。研究这种历史背景的家族个案，不消说，有其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家族转型与定型的考察，是中国家族通史的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该书的学术价值由此显现。

汪兵硕士论文题目是《明清血缘群体私有经济形态及其性质》，后来撰有《“共”：中国人的公私观――兼论血缘群体私有制》《皇权-绅权-族权-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谱牒-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档案》等文，在天津师范大学首创开设《家庭学》课程。上述诸位学友后日的著述，都是硕士生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的再创造。

（乙）博士生的学术造诣与成就

对于下述诸位学友学术造诣、博士论文我都以欣赏的态度给予好评。

韩国吴一焕于1992年春天到南开大学，成为由我指导的访问学者，一年后成为博士生，众所周知，1992年中韩刚刚交建，他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那时就研讨《明末清初明、朝鲜海上交往与移民研究――以辽东海上交通与在朝鲜的明遗民宗族活动为中心》课题，而后写成专著（2006年印行），因此，我的《序》说他的书是“深入学理分析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中朝关系史专著”，读者将见到四百年前（明清之际、16、17世纪之交）中朝（中韩）关系史的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侧面：海上交通的开展与明朝人的移民朝鲜。

刘毅治学方向是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博士论文《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我的《序》说该书是“执著与严谨的追求之作”。李庆新对我说，您给师兄弟著作写序，对刘毅师兄评价最高。评价高，我还不是纯粹从著作的学术水准讲的，我着眼于他的学术环境。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学系）是改革开放后才设立的，没有基础，没有这方面的学术权威，该系教师必须凭自身业务走向学术界，刘毅就是这样，不到十年，就为文博考古界学者认可，成为陶瓷学会理事。而我自己不同，南开古代史师资力量一流，郑毅生师带领我们进入学术圈，而刘毅是个人独创，令人佩服和感叹。

百家讲坛名家孙立群，我们是老同事，从我读博，已经研究有素，1992年以第一作者合著《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998年合著《中华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2003年出版《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7年，将在百家讲坛的演讲稿整理成书――《解读大秦帝国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他是看准故事，提炼故事，揭示故事警世内涵，予人有益启示；他演说故事，层层剥笋，娓娓道来，打动人心；他很好地将人物的性格、人品、命运联系在一起，成为“开人心智的高品位之作”。

余新忠硕士论文就借用源于西方的公共领域概念和理论，对清前期浙西北地区的基层社会精英的构成、活动、晋升途径及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学术研究问题意识强，故能成为我国大陆首先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被评为教育部“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外著有《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及社会应对研究》《道光事典》，译著《瘟疫与人》，新作《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极其可贵的是，不以西方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而是通过尽力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来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来揭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他是青年长江学者，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与常建华及其他成员支撑社会史研究重镇――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

金成修攻读博士五年，大多数人是三年，我也知道国外读博士好几年、十几年是常见的，但是我还是催促她早毕业，她就是精益求精地延长学习时间。其实她的学术基础非常好，通达文字较多，除母语韩文之外，还有汉文、英文、日文、藏文、蒙文、满文。她勤于钻研，理解力很强，学术眼光敏锐，博士论文《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富有学术见解，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年）。2009年夏季我去首尔参加学术研讨会，她的父母宴请我，席间我说金成修已成为学者，她的母亲很高兴，说当教授容易，成学者难，很为女儿的学术成就而自豪。

周正庆的《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2006年）博士论文，内容之一是从食糖的使用研究糖与社会生活关系，我认为是“糖业研究新方向之作”。周正庆在最近几年连续到福建东部福安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搜集民间文书一万多件，为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研究准备充足素材，可喜可贺。

宫宝利的博士论文《术数活动与明清社会》在2009年与读者见面。这是人文学科与科技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难度之大非同寻常，需要有学术勇气方能进行。术数活动，长期被世人、学界视为迷信行为。20纪90年代后，随着研究的逐渐开展及观念的不断更新，对术数的认识开始从简单的批判，转向以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思考，试图得出符合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宫宝利对术数的定义和研究范畴作出界定。他说“数”包含数理、定数、气数的意思，“术’’指方法、技能。术数“是一种方法、技术、手段、技能，是古人依据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某一学说、理论，进行推测、预言人事吉凶和社会变化的技术手段”和活动。基于这种认知确定研究范畴为：命理、风水、相术、占梦、测字、择吉、占星、望气、扶乩、易卜、龟卜、求签、六王、奇门遁甲、马前课等各种各类的g数形式及其在明清社会的踪迹。他探讨了术数活动在明清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人们参与的程度、情形与原因。他认为从事术数活动的人群可以区分为三类：职业术士群体；掌握术数技能的士人官绅；一些道士、僧人以术数为谋生手段，成为兼职术士。他强调术数史研究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即从术数社会史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利于我们通过术数活动，了解历史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不能说宫宝利的研究完善地说明明清术数史，而成就诚为难能可贵。

吴存存，读博期间，被派往澳大利亚教学，后来留在澳洲的大学教书，游学美国、英国，现在执教于香港大学文学院。她是性别史专家，先后著有《明清社会风气》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A Sourcebook、《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

杨杭军从事清代中期政治史、社会问题史研讨，写作《清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及其影响》《清代中期社会问题的根源探析》《清代中期基层社会问题探析》，在清中叶政治史的研究上颇有成就。

赵全鹏，博士论文论述清代老年社会问题，后来作有《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专题文章。他工作于海南大学，在海南商品大潮下不为所动，坚持学术研究，对黎族传统社会基本状态、早期文明史综理清晰。赵全鹏和杨杭军合写《明清时期芦洲的开垦与芦政》。

2006年是我的博士学友专著问世之年，有五部书，除前述常建华、吴一焕、金成修、周正庆之作，还有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研究》。李庆新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尤精于海洋贸易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著述《濒海国度――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2010年），使我们获知中国对外贸易史的某种特征：对外贸易、海洋贸易中，由唐代至清代，均发生所谓“礼仪之争”，开放的王朝对兼负商业性的外洋使臣之跪拜礼要求时或持通融政策，封闭王朝则是僵硬态度，对外关系以行否“国礼”为转移，是为古代中国王朝的传统政策，带有规律性；王朝主导的朝贡贸易，历来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以赏赐夸耀中华的富庶与强大，此种“不等价的朝贡贸易关系”，纳入王朝政治体系，“朝贡国”各自与中国王朝形成疏密不一的关系，显示王朝的御“外夷”之道；海洋贸易的物品，以奇珍异宝为主，供皇室与社会上层享用，故而通常由宦官执掌其事，而涉及民用的物品甚微，于民生未见有益。透过海洋贸易的这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实质的认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是王朝也即皇帝的国家；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还著有《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等书。他的著作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颇能予人以启示。李庆新在广东社科院组建海洋史研究中心，成绩显著，所创办的杂志于今已经出版十辑，将出纪念刊，让我题词，我在2016年11月19日写道：“研究海洋史，推进海洋资源利用和维护。”祝愿他有新成就贡献于社会。

（丙）硕士生继续关注社会史研究

我的硕士学友工作后，有的继续社会史、清史的研究，写出作品。吴建华、王跃生在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撰写第十一章“科举制下士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吴建华作文《“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依旧时”――明清彭氏的寻根活动与根性认同意识》《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元的命运》《清代庶吉士群体简析》，撰著《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中华姓氏谱。彭姓卷》《姓氏文化与家族社会探微》，主编《中国社会史教程》。王跃生从事中国人口史、近现代家庭史研究，著有《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制度与人口――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分析》等书，《从档案资料看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等文。他一心钻研学问，怕教学影响研究，谢却清华大学的聘请意向。王学华作《清代满人民族心理探析》。张仁善作《清代宫廷乐舞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他在中国法制史、法律社会史、中国法律文化领域耕耘，撰著多种：《法律社会史的视野》《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1928-1949》《近代中国的、法权与社会》《1949中国社会》等。李春燕著《试探影响清代家庭自然结构的社会因素》，杨丽英作《中国古代社会教育探析》。此外，郭玉峰、胡中生二人均为我取中的博士生，入学后转由常建华指导，他们都为我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提供大量资料。郭玉峰博士论文《明清以来湖南家族人口研究（1368-1949）――以婚姻行为、生育行为为中心》，是人口行为史研究中的探索、创新之作。胡中生著《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对徽州人口史进行“人口与社会”整体性讨论，这很符合于历史学界“整体史”研究的愿景，他在这一领域从事整体史研治，对历史学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三、师生互相尊重的真诚友情

我们师生友情，我想先说说2015年5月的三件事。近年我在国外居住时间较多，师生见面机会就少了，然有学友不时询问我何时回国。去年5月我回津，17日接到李庆新广州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将有北方的学术活动，定于20日先来看我，我很高兴，就邀约在津的杜家骥、孙立群、阎爱民、宫宝利、刘毅于那天晚上在一家餐厅聚会，然而飞机晚点6小时，并没有影响我们欢聚的情绪――尽欢始散。庆新定于次日下午离津，中午，昨晚因有讲座未出席的孙立群做东和我为庆新送行。在这期间我与庆新电话不断，关心他旅途的平安、愉快。与此同时，宫宝利邀请我和杜家骥、常建华、阎爱民往秦皇岛抚宁“野长城”学术旅游，他以前不止一次让我们去蓟县，那里有独乐寺、乾隆行宫和黄崖关长城，我因怕影响他教学和行政工作，谢却了。这次主要是利用周末时间，我们遂于23日出发，由宝利驾车，几小时后到达抚宁驻操营，此地为明代九边驻军营房与操练场所，我们参观城堡遗址，有城墙、城门，眺望长城、敌楼、烽火台。第二天去界岭口参观，当地一位老人主动介绍长城走势、城堡、村落文化状态。这里长城蜿蜒起伏，有东西二敌楼，村前有小河，街道整洁。驻操营，嘉靖间戚继光驻军于此，军中多浙江义乌人，今日居民多有他们的遗胤。我们见到一位张姓人士，往义乌寻根，找到族人，但是抚宁族人没有族谱，无法验证。此次游览，无意中获得当前民间的宗亲活动情况，获知界岭口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野长城”，未修缮开放的长城），而长城、营房的建造，开支浩大，深知战争真是人类灾难。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学术考察。从抚宁返回，适有张仁善从南京来南开大学法学院主持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我们偕同四位准博士晚间欢叙畅饮。回忆九年前，我在澳洲悉尼，在新英格兰大学执教的吴存存给我夫妇买好往返机票，让我们去她那里游憩，我们虽对她的破费感到不安，但对她的美意和诚意，我们领受了，游历了景区，吃她制作的浙江美食醉鸡，回味无穷。今日写了这些，师生温情犹荡漾心头。

我们的友情，是长期相互关怀建立起来的。2013年5月我们师徒聚会中，黄十庆说他1987年毕业时，《人民日报》李炳清编审代表报社为录用他来南开大学调查，期间我请他吃饭，并请历史系主任刘泽华教授作陪，事后，李氏对十庆说他从未见导师为学生的事这样破费的。这件事细节我已记不清楚，其时我的心情是为十庆高兴，为此请客是愉快的事。他后来结婚，夫妇二人特地来津，我和他的师兄弟欢聚，其乐融融。还是80年代，一位硕士生，寒假期间，女友从千里外来到南开大学，他们要结婚，似乎女方父母不太满意，使得他们处于喜忧参半心理状态，为此我举办家宴，邀请他们，并请杜家骥、常建华、阎爱民等多人出席，为他们祝福，赋有婚礼的意思。外地来考研者、学生毕业，我都会请他们便餐，因为远处来考试，不容易，也是一种缘分，不论能不能来南开大学上学，我这地主之谊一定要表达出来；至于毕业后离开，不再可能朝夕相处，更是依依惜别，期待后会有期。我虽木讷内向，对青年学子内心充满关爱情谊。余新忠学业成绩优秀，不时获奖，有一次他拿一篇论文，要我写推荐信去申请一项奖励，我因他得奖多，对他讲你不如让一让，这次不去竞争，要知道你总得奖，可能会有人嫉妒，可能会制造什么障碍，影响你专心治学，反倒不好。他遂同意不申请了。20世纪末，我和新忠同行赴大连出席研讨会，新忠要帮我拿旅行箱，我说你是出席学术研讨会，不是随从，应给与会者学者形象，所以我自己拿，及至到达会议报到处，头一天到的杜家骥在门口等候我们，我心里热乎乎的。李春燕、王学华为与我关系密切的会议、出书，破费颇多，感谢之情存于心田。师生的友情，建立在彼此信任上。一位研究生要出国，有人有条件地提出帮助办手续，他拒绝了，告诉我此事，我谢谢他的信任，支持他的x择。总之，我希望学友做学问精益求精，做人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具有学者风范。

行文即将结束，我想讲讲教学相长的感受，我从学友得到的学术启示和帮助。我承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宗族志”项目，交稿后，编纂处按规则要找人审改，让我推荐审改人，我考虑到王跃生是家族史专家，就提名请他，他遂应聘，在审改中我们默契有加，合作得非常愉快。前面说到杜家骥的满族研究成果，我借用了：我写《雍正帝》时，见到雍正极其放肆地辱骂满洲臣子，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家骥说的“领主”意识，遂用以解释。近年我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州名族史，不止一处引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的研究成果。阎爱民撰有“一本观”的文章，又给我写信解释：“两汉时代以后的土族宗族时代，是宗法在贵族阶层的扩大化，不像以前的‘五世而斩’。两宋时期的民众化，主要是扩大到庶民阶层，所以一本观念的提倡，具体的实践大多由此而来。”启发我深入思考，并用到写作中。发表文章要有英文提要，我不会英文，常常请余新忠、阎爱民将中文摘要译成英文。我研讨民国时期宗族史，张仁善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复印国民政府礼制文件，邮寄供我使用。80年代后期，常建华告诉我国家档案局有意调查族谱编修、收藏情况，我就请他去档案局联系共同调查、编辑族谱目录，他进京交谈，取得合作意向，我就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曹贵林研究员联系，取得共识，于是三家合作，乃共同编写出《中国家谱联合目录》（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组织出版“中国家庭。宗族。宗族研究系列”图书，找到常建华约稿，并由他转告我，于是他的《明代宗族研究》，阎爱民的《汉晋家族研究》，我的《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都纳入该系列，于2005年梓行。

教学相长，切身体会，确实如此！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伍廷芳其实很重要

对于伍廷芳，且不说一般读者，即便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学士、硕士乃至博士，经常有人表示还没听说过；即使偶遇个别听说过的，也顶多知道伍廷芳参与了晚清新政时期的法律改革，但没有沈家本重要，后来参与南北议和，担任民国的司法总长，至于其他方面，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在史学界，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旧官僚”，有关晚清政局的书刊都会提到他。特别是在南北议和时期，南方革命党人把他请出来，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展开谈判，他还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史学界对他并不放心。他与动辄抓人藐视司法的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辩论，曾经轰动民初政坛。护法运动时期，他却是孙中山的重要合作者，身兼数职。有人还说他晚年“皈依”孙中山，与孙中山合作到死，至于合作最后的真相如何，也需要凭资料说话。虽然书肆已有几本关于伍廷芳的传记，很多作者既没有关注美国保存的有关伍廷芳的公、私文献资料，也懒得参考美国加州大学洛衫机分校历史学教授琳达（Linda Pomerantz-Zhan）公开出版的英文博士论文《伍廷芳，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与现代化》。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侨商之家，今年是他出生170周年，逝世90周年。他3岁回到广东，在香港完成中学与大学学业， 1874年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国家专修法律并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在香港获得“太平绅士”称号的华人。1882年，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每年以6000两的高薪，聘他襄理对外交涉。有人反对给高薪，李鸿章却实话实说：人家在香港做大律师获得的收入还远不止这些，如今外交冲突甚多，内外交困，国家急需既通英语又懂西方法律的人才，那么，天下华人那么多，除了伍廷芳，还有谁呢？伍廷芳在李鸿章的幕府兢兢业业，办过许多对外交涉，还一度出任过开平煤矿的经理，从1896年开始奉命离开北洋，两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公使。

“最受欢迎的

东方外交官”

自晚清郭嵩焘忍辱负重，作为道歉国的代表出使英国，迄于今日，具备国家立场与爱国热忱者俯拾即是，但还不够。像伍廷芳那样既不乏国学基础与人格魅力，又身怀外语强项、法学基础与外交才具者，举世难寻。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观看重历史人物的反抗精神，却淡视近代国家的建设者，对许多非暴力反清的建树之材不是被遮蔽封存，就是常遭扭曲，弃如敝屣，革命史观也就成了另一种模式的正统史观，这是急需纠正的。

1900年的中国乃灾难深重的多事之秋，愚不可及的慈禧等人为了发泄私愤，指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区，鼓动盲目排外，挑战国际法，给八国联军以攻占北京、再次肆虐圆明园的口实，驻外使臣的困境可想而知。驻美公使伍廷芳忧心如焚，一边敦请袁世凯等尽力保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人身安全，一边向美国政府保证康格的安全，厘清谣传，还根据不同的受众，通过流利的美式英语，掺入部分东部方言与俚语，进行专题演讲，阐述西方列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多种原因，批评西方传教士等在中国的傲慢与侵权行为，不卑不亢地宣讲中国文化，讲孔子、孟子，谈道教，谈中国人的幸福观，底气十足，赢得美国听众的普遍理解与阵阵掌声。就在这年春天，他在费城宾西法尼亚大学演讲《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到场听众四千余人，均为他的论据与论点所折服，他把讲堂变成掌声的海洋。数日之内，美国全境的报刊还纷纷转载他的演讲内容，他的声誉由此骤增。即使在伍廷芳归国后，大洋彼岸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等还经常跟踪报道他，经常回味他留给美国听众的记忆，称他为“最受欢迎的东方外交官”，“他的英语说得几乎和他的中文一样好；他具有所有东方的幽默和智慧，他能恰到好处地将这些翻译成美国本国话；演讲上的天赋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公众演说家，以至于顺理成章地获得美国一些伟大的大学和学院的荣誉学位。”

演讲的成功只是一个方面。当伍廷芳把康格在北京安然无恙的信息在第一时间直接向美国国务院上门通报时，素来重视人权的美国政府与社会舆论对这位辫子大臣的信任由此腾升。《辛丑条约》酝酿期间，美国政府不仅接受伍廷芳的建议，同意清朝政府用银两为本位支付战争赔款，减少清朝的经济损失，还动员西欧国家接受伍的建议。

不仅如此，伍廷芳凭借自己对国际法的娴熟掌握，敦促八国联军尽快交还天津，还促使美军交还所抢银两30万，并请示军机处，将其中的8万用于建造中国驻美使馆。座落在华盛顿西北区第十九区的中国使馆就在1903年建成，从此结束中国驻美使馆租于美国和受制于外人的历史。伍廷芳还不遗余力地抵制美国的排华浪潮，维护华侨的权益，呕心沥血。美国有篇文章还提到，伍廷芳在美国“忙于传播正确的中国知识，中国在当时对西方来说是神秘的。通过他的帮助，国会图书馆开始收集和分类中国的文献”。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由于历史因素，苏雪林与大陆读者一度暌隔将近半个世纪。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看，有关苏雪林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苏雪林与基督教文化杨剑龙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七章阐述了苏雪林成长、学习的相关背景，并以其小说《棘心》为例剖析文中主人公的皈依之路，文章分析苏雪林选择基督教的原因：一是受“耶稣伟大的人格”感召，二是眷恋“母亲的爱”，三是认为“彼西来之教，则大可补吾儒之不足”。同样关注到苏雪林接受基督教过程的文章还有几篇硕士论文，以及王珊《文化碰撞与精神遇合———论五四女作家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语境》等，但大多只是对之前学者研究的借鉴。此外，有些文章关注到苏雪林与基督教文化关系中更细致具体的方面，如郭晓霞《论“五四”女作家的伊甸园情结》，《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陈由歆《从原型理论看〈棘心〉的宗教意识》，金宏宇、章宗鋆的《〈棘心〉的版（文）本考释》等。

（二）苏雪林与唯美•颓废主义解志熙《“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上、下）》选取了众多作家及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苏雪林及其剧作亦在其中。在苏雪林部分，解志熙首先指出，苏雪林的《玫瑰与春》运用了童话与象征的手法，可能受到王尔德的《玫瑰与莺》《自私的巨人》等童话的影响。其次，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戏剧中，受唯美—颓废主义影响最深的剧作之一就是苏雪林的《鸠那罗的眼睛》，并从戏剧主题和人物性格两个方面，将《鸠那罗的眼睛》和王尔德的《莎乐美》进行了比较，虽然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雪林也并非完全模仿，而是有所创新。学界认为，《鸠那罗的眼睛》是苏雪林唯美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因而对该剧的关注度较高，专题研究论文也较多。如潘讯《〈鸠那罗的眼睛〉的唯美主义风格》，丁增武《“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厚此薄彼———从〈鸠那罗的眼睛〉看苏雪林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接受》等。此外，散文集《绿天》、小说《棘心》等作品也被纳入了唯美主义研究视野，相关论文有：毛锦花《哀艳的笔调，唯美的爱情———试论唯美主义对苏雪林早期创作的影响》，丁增武《苏雪林早期散文的“西化”色彩》等。

（三）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苏雪林既是作家，又是学者。对于她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的比较文学视野，关注较早的是徐志啸，他在《论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苏雪林将中外文化比较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她的屈赋研究，中外文化比较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以域外文化中的材料记载印证屈赋作品中的内容；二是将屈赋作品内容与域外文化材料做横向比较，探寻中外文化的共同渊源。文章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苏雪林的中外文化比较分为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方面。在平行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是她提出的“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说；在影响研究方面，苏雪林偏重探讨外来文化因子，认为中国上古文化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而在徐志啸之后，相关研究基本上即着眼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和“域外文化”对中国上古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鲜有更深入的研究。除了以上三方面研究，还有学者提出苏雪林作品有取材希腊神话的迹象，并受到伤感主义和西洋水彩画技法的影响。如朱双一的《苏雪林小说的保守主义倾向———〈棘心〉〈天马集〉论》、祝宇红的《“老新党的后裔”———论苏雪林的〈天马集〉与曾虚白的〈魔窟〉对神话的重写》等。

二、珞珈山美人———凌叔华

凌叔华被誉为“东方典型美人”，这不只是对她清丽气质的赞美，也是对其温婉淡雅的文风的肯定。凌叔华的创作中，小说成就最高。学术界对于她的小说研究也较多。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的关系颇受论者注意，这与徐志摩、沈从文和苏雪林等人都把凌叔华比作中国的曼斯菲尔德不无关系。李钦业《凌叔华小说论》论及了人们将二者相提并论的几点原因；李奇志《温婉淡雅的人生之歌：曼斯菲尔德凌叔华小说之比较》则从创作内容、审美风范、艺术格调等方面将曼氏与凌氏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作者认为，在艺术构思上，两位女作家共同的文学主张是不“创造奇迹”，只摄取“生活的原样”来反映“事物的本质”，但是曼斯菲尔德小说构架比凌叔华更具有开拓性；在艺术格调上，两人都有敏锐的观察力，重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但选择的表达方式和视域侧重不同。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杨慧《“高门巨族”中说话的女人们———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比较研究》、陈寿琴《哀婉、淡远的艺术风格———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创作之比较》等。除了整体性比较，还有一些论文着眼于创作个案的对比分析，如杨春红、郑友奇《素雅婉约的女性之歌———曼斯菲尔德的〈幸福〉与凌叔华的〈花之寺〉之比较》、熊文艳《女性价值的追寻与幻灭———曼斯菲尔德的〈第一次舞会〉与凌叔华的〈茶会以后〉之比较》等。另外，还有少数论文研究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的女性意识等，如，杨梅《试析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等。

（二）凌叔华与契诃夫对凌叔华与契诃夫关系研究较为系统的是吴惠敏的几篇文章，其中《试论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一文认为，凌叔华受到来自契诃夫三方面的影响：一是题材与情节，二是戏剧式结构，三是讽刺幽默的艺术风格。《论契诃夫对凌叔华成名的助益》则指出凌叔华的部分小说直接借鉴了契诃夫相关小说的情节，正是契诃夫的影响使她从1925年开始创作的小说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叙事角度进行分析，如，周春英《试论凌叔华小说的叙事模式》，文章认为凌叔华形成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原因之一，是她师承契诃夫无情节或情节淡化叙事技巧，只选择一两个生活片段或者一段对话来叙说描写。薛双芬的《试论凌叔华小说叙事风格》一文中提到，凌叔华受契诃夫小说客观化的叙事态度影响，因而在作品中大部分采用客观中性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

（三）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关于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关系的研究，相关论文也不少。如蔡璐的硕士论文《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布卢姆斯伯里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第二章讲述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文学关系；第三章叙说凌叔华与伍尔夫的文学关系。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中，凌叔华与伍尔夫关系最近，因此，研究者对她们二人及凌叔华的英文小说《古韵》关注较多。《古韵》是在伍尔夫的鼓励下用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前述蔡璐《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第三章即以《古韵》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暗合展开，认为她们在战争期间的通信体现了女性写作与战争的关系，在反战思想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男权的否定与质疑。相关论文还有江淼《和伍尔夫一起写作———〈古韵〉的西方视野》、董姝雯的硕士论文《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论凌叔华小说创作》等。除了以上三部分主要研究内容，部分论文还涉及到西方现代派的心理分析方法、西方悲剧美学、唯美主义、西方讽刺艺术、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如张衍芸《写出女性的心灵———凌叔华小说艺术论》，余文博、陈卓《从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透视其女性主义立场》等。

三、“珞珈三杰”

目前将三位女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介绍、回忆文章。如杨静远《让庐旧事（上、下）———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文章回忆了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搬到乐山时袁昌英和苏雪林、凌叔华的一些旧事；秦春燕《修为人间才女夫———〈让庐日记〉中“珞珈三杰”》，以杨静远的《让庐旧事》为基础，重点放在“三杰”的情感问题上；陈学勇《珞珈三杰》，在简单介绍了袁昌英、苏雪林和凌叔华各自的成就后，记叙了三人的友谊，并将她们从性格、婚姻、人生归宿等方面进行了简略的比较。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文章论及三人，更不用说是综合三人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学术研究了。

中国知网收录的近30年来关于“珞珈三杰”个体和整体的研究资料显示，学界对于袁昌英、苏雪林和凌叔华各自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方面、多角度揭示了三位女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吸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还不够深入，涉及的面仍显狭窄，且“珞珈三杰”的整体研究还没有引起关注。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新女性，同受西方文化影响，同样以创作、翻译、研究而博得才名，彼此又私交甚密，她们对于外国文学、文化的选择与接受，乃至外国文学因素在她们的文学创作中的呈现，有怎样的相同与相异，这些异同背后又有怎样的思想文化渊源，这些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札记书与文选不一样，指的是汇集过去诗歌和散文片段构成的合集。十七世纪属于印刷文化和手稿文化并驾齐驱的年代，印刷文化青涩羸弱，所以手稿传播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缪斯的花园》原本是准备出版的，但最终未能付梓，只以手稿传播，现存的两个版本一个收藏在美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个收藏在英国艾冯河畔斯特拉斯福的莎士比亚中心图书馆，后者不幸被其十九世纪的收藏者哈利韦尔-菲利普斯出于整理这本书所收录莎剧段落的需要按条目剪碎。

以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为切入点，郝田虎在这本著作中探究的是十七世纪书籍史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作者权利意识状况和早期现代“写作”的含义，一个是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书籍史中占据核心地位。在英美学界，书籍史肇端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1964），至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蔚然成风，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法国年鉴学派（由Lucien Febvre和Marc Bloch开创）。但年鉴学派的主要目的是摸清跨度很长的历史趋势，是长时段（longue durée）社会史的一部分，而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书籍史的学者则尽量让自己的研究有微观层面的效力，能为文学阐释服务。

十七世纪英国的札记书层峦迭嶂，构成了一个地势十分复杂的文化版图，作者对这个版图进行了全面勘探，又深入《缪斯的花园》的肌理，显示了十分强大的研究能力。郝田虎在著作中对自己的“手稿刑侦”工作的方法和路数描写细致，展现了许多使用数据库检索查询札记书中各类片段的出处，辨认手迹以确定札记书手稿年代和风格的细节，让同侪钦羡，也给晚辈作了示范。

十七世纪实际上有两个《缪斯的花园》，都是札记书，前者出版于一六年，后者―即这本著作的考察对象―原计划在一六五五年左右出版，但实际上从未付梓。这个情况的原因尚不明确，研究者能考证的信息是其编撰者为埃文斯。十七世纪还有许多其它的札记书，作者在书中也罗列了部分，比如《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1655）和《英国的帕纳塞斯山》（1600），后者收集了十七世纪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诗歌，建立了一个早期现代诗人的新经典。英国第一本可以确定日期的印本书《哲人语录》恰巧也是一本札记书。

札记书中对所收集诗句和散文片段归属的标志并没有严格的规范。上面提到的一六五五年的《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虽然是一本印本书，但收藏于不列颠博物馆的复本以手写的形式提供了其中几乎所有段落的归属，不过一六年出版的《观景楼或缪斯的花园》就没有一一注明来源，只在序言中列出了所引用的诗人。后来的那部《缪斯的花园》因为没有正式出版，所以只有手制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书中给出了引文的出处和作者，但有时会出错。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几次非常有趣的纠错经历。有一次，一条标明出自《新生》的引文引起了作者的注意，《新生》到底指的是那部作品不明确，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是一部拉丁文著作《生命的圆周》的英译，但作者核对的时候，发现这个论断并不正确，只好另辟蹊径重新寻找。最后，作者在常规手段用尽之后，抱着一线希望查看了一本标题中有 “新生”字样的悼亡诗，万幸在其中找到了《缪斯的花园》所收录的那条引文，这场追踪才得以尘埃落定。作者是幸运的，但运气只会光顾最机智最坚韧的手稿研究者。

作者认为札记书的编撰过程刻有早期现代版权观念印痕，有助于我们解释十七世纪诗歌中时而出现的挪用前人或他人诗句的情况。当时的文人并没有鲜明的版权观念，也不认为借用语言称得上“剽窃”，也就是说，十七世纪对于作者与笔下文字的关系的观念与后世不同，现代版权观念只是根芽初露。《缪斯的花园》札记书中有一句话，被几个权威数据库认定是出自邓顿的《环球旅行》，然而据郝田虎的考证，实际出处是欧文・费尔萨姆的《决心》。这个发现表明邓顿在《环球旅行》中有重复使用《决心》中片段的现象，不过这个现象对邓顿和当时的读者来说，不构成侵权。从更长的时段来讲，费尔萨姆书中的有些句子本来就引用了更古老的作品，所以借取别人精彩的文字不为特例，也不违背人伦或触犯法律。现代版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格外崎岖的历程，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深入了解并作出自己的贡献。郝田虎开辟的话题和研究路径，以后他和其他学者都可以使之延续。

至于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作者是这样来解释的。埃文斯共引用了不少于三百五十六部作品，其中将近一百部是由或可能是由莫斯利出版的，莫斯利作品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比例是虚构作品，可分为戏剧、传奇和诗歌。按照马里诺的评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还是屈居神学之下，但莫斯利有意识地提倡虚构作品，排斥布道文，对提高“文学”的地位是有好处的。他选取的作品中多有用英语创作的戏剧和传奇，奠定了英国本土写作传统的基础。虽然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有很多原创戏剧，但罗曼司（传奇）多从法文翻译过来，正如长篇和短篇小说多从意大利、西班牙语引进，英语传奇的崛起打破了这种现状，也提高了传奇这个叙事体裁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不过埃文斯基本忽略了女性诗人，说明诗歌经典的构建无法避免性别政治，同时也流露出明显的保王倾向。

作者在论述经典形成史的时候特意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执教的师尊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致敬。卡斯顿曾经属文 《莫斯利与英国文学的发明》（Humphrey Moseley and the Inven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认为莫斯利对于早期现代英语文学经典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郝田虎在本书中沿袭并进一步证实、发展了卡斯顿的见解，追溯了整个札记书历史在“英国文学”形成史中的地位。郝田虎的见解在英国文化史上多有佐证，基本可以证实其合理性。二十世纪中期的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权威理查德・阿尔提克（Richard Altick）从课本的角度钩沉过英语文学的崛起，由于课本和札记书在形式和功能上比较类似，所以也属于本书作者郝田虎所思考问题的范畴。根据阿尔提克的说法，十六世纪新教改革后，非新教家庭在普通学校受到排挤，只得为自家子弟创办学院（这也就是西方私立Academy的缘起）。这些学院开始用英语授课，上语法语义课程时所用的范文也开始从英文书本中撷取。阿尔提克举的一例是Joseph Priestley的著作《基础英语语法》，这本著作在最后特意加上了一个附录，里面包含了爱迪生、爱德华・杨和休谟等许多“当代”作家。总之，札记书对研究“英国文学”的起源和英文经典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效用。

英语文学如何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在学院内成为一门学科已然多有论及，国内学者中程巍和邹赞有所概述，国外的研究更是琳琅满目。但对早期英国文学经典建立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更是空白，填补这个空白是郝田虎这部著作的意义中重要的一部分。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宏仁村重建，或许能成为一个范本。

“宏仁村的老村曾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如同战争之后的废墟一样。”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朱晓阳这样向记者形容道。

宏仁村，是一个位于云南滇池边的240亩的小村落。据朱晓阳介绍，这个村子有三分之二被拆除，其间曾发生过村民抗拆事件，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2012年，村民们提出改造方案，希望将未被拆除的古庙和一些古建筑群保存下来。

朱晓阳作为专家，参与了这一保护过程。“这是当地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们互相妥协的结果。”他说。

抗拆风波

作为宏仁村的小组长，李绍荣这段日子从早忙到晚，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

宏仁村隶属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原名叫小耳村。“宏仁村是个汉化的彝族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他两个村子已经完全拆掉了，目前只留下这个老村。”李绍荣说。

在老村中间，很难得地保留下来一部分彝族文物和历史建筑，有云南现在极少能见到的三幢“一颗印”（昆明地区汉族、彝族曾经普遍采用的一种住屋形式）和70多幢“一颗印”变体古建筑，还有与村庄同时代的五口古井。据说，这五口古井即使在云南大旱时期也总是水量充沛。

据李绍荣介绍，老村里好多人家的房子都是上百年的建筑。“我们祖辈都生活在这里，每家每户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情关系。村里有一座古庙，老人每天都要去庙里拜拜佛。”

宏仁村独特的人文景观，使其成为了滇池东岸最独特的村落。

然而，2010年，这个老村却差点被彻底拆除。

在昆明，问起宏仁村，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说到2010年7月1日因拆迁而引发的宏仁村群体冲突事件，很多人都是记忆犹新。

“那年7月3日，朱教授带着他的12个学生来到我们村时，是村民与政府矛盾最激化的时候。”李绍荣说：“朱教授来后，新村的拆迁被制止了，在这之前，他们（拆迁办）准备拆掉新村全部的公共设施，大型拆迁机都开到了村子里。”

7月24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新村为何要拆迁》的报道后，宏仁村才算真正逃过一劫。

据李绍荣介绍，2005年，当地政府规划出一个宏仁新村。“在老村的西边，开始建设大小和户型都是一样的楼房。”

新村整整建了5年，于2010年5月才分到村民手中。可是，村民们刚刚拿到钥匙，有些人家还没来得及装修，他们又接到了拆迁通知。

原来，昆明新螺蛳湾商贸城二三期工程将要征占宏仁老村与新村，按照当时的政府规划，这里将要建成商业街和商业住宅。

宏仁村的村民们不干了，他们选择了抗争。

《焦点访谈》播出后，当地政府对宏仁村拆迁计划进行了调整，新村保留下来了，可老村还是要拆。村民们当然不能答应，李绍荣与村民代表一起苦苦寻找解决方案。

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朱晓阳教授打来电话，我和村民代表莫正才就去参加了这个会。”李绍荣说，他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国内顶级建筑和规划专家。“他们讲了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很多是村民参与自主改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朱晓阳指导下，村民们经过反复讨论和设计，提出《宏仁村改造方案》。“这是一份有坚持也有妥协的方案，兼顾到已经签订了协议村民的拆迁协议继续履行，在保留老村核心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留出了相应土地，供政府和开发商作为回迁房建设与商业开发使用。”朱晓阳说。

2012年3月22日上午，莫正才、李绍荣两位村民代表，将这份摁有宏仁村1053名成年村民红手印和签名的方案，交到了负责拆迁的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领导手中。

重建方案

宏仁村的改造方案，采用了朱晓阳推荐的国际上通用的“村落型空间保护”方法。

“宏仁村的文物和古建筑比较集中，非常合适成片区保护。”朱晓阳说：“这种重建绝非追求仿古式的建筑，或者纯粹以怀旧情绪来凭吊古物。”

在这位人类学博士看来，首先要承认现代化的发展。“将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有机结合起来，这才是符合政府、农民各自所需的发展。”

宏仁村改造方案主要出自村民莫正才之手。朱晓阳说：“村民的方案非常有实用主义智慧。”方案保留了80亩古文物集中区域，剩下的土地留给城市化改造。“将土地划出一定比例出让给政府和开发商，收入作为村落的改造资金。”

2012年3月，这个方案递交给政府后，宏仁村的重建一度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宏仁村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这个项目无利可图，没有房地产商愿意来开发。

2013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朱晓阳发现了很多新亮点。“住建部已经组织开展国家传统村落的申报工作，宏仁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国家传统村落的申报，一旦成功，村民重建的计划就能正式启动。”

朱晓阳凭借着自己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一方面积极寻求云南当地各类专家的帮助，对宏仁村改造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其成为既符合国家政策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另一方面，他积极与昆明市政府进行协调与沟通工作。“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操作空间就大了。”

从去年开始，昆明市文管部门的专家按照村落传统建筑、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三大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对宏仁村进行了整体性的综合考察。

“专家们给的结论是，老村的形状和脉络非常清晰，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很完整。”而在朱晓阳看来，宏仁村的重建也完全契合昆明市政府推出的“环滇池文化圈建设规划”。

“故乡”情结

“谁会像我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去关注一个普通村落的变迁。”朱晓阳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从40年前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宏仁村插队开始，就对这个小村的村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1978年，朱晓阳考入云南大学学习经济学，后辗转来到北京，1996年出国留学。但他说，“我对宏仁村的关注从没有停止过。”

2003年，朱晓阳出版了《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详细记录了宏仁村60多年的发展历史。

“这本书其实来自于我的社会学英文博士论文的翻译和拓展延伸。”朱晓阳说，他对宏仁村的田野考察，是以文学体裁的形式面世的。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滇池边的小村落保持着原生态的民居方式，“小村里沟渠环绕，景色怡人，村民们世代以种植蔬菜为主，一直是昆明的菜篮子。”

宏仁村的改变始于1999年。李绍荣说：“先是修建广福路，随后是昆洛路，我们的土地被大量地挤占。”没几年时间，当地相继开发了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

朱晓阳的朋友、云南诗人于坚曾受朱晓阳之托，在1990年代中期多次来这个小村拍摄图片。在他的记忆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整个小村生活看上去其乐融融。”

但是，2007年，当于坚与朱晓阳再次来到宏仁村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变了。

“10年前村庄那种天堂般的生活，村民们那种宁静悠闲的生活，那种鱼米之乡的美好已经消失了。村中的房子都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破楼。”于坚说，“小村的生活被硬生生地与过去撕裂开来。”

故乡的剧变，让朱晓阳心痛不已，于是，他和于坚耗时两年时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

于坚说，因为有朱晓阳的前期调查，他们的镜头很快就深入这个村庄。于坚说，拍这个片子，他坚持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色。而且，随着拍摄的进行，他也由起初的冲动和愤怒，“越来越转变为对村庄的赞美”。

朱晓阳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在政府看来脏乱差的地方，随时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但我们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欢乐的，灿烂的，并不像我们最早看到的那样是走向死亡的。”

正是这种发现，让朱晓阳看到了重建乡村的希望。

记住乡愁

在纪录片《故乡》中，有一个贯穿全片的视点：镜头锁定一个16岁就嫁到这个村子、已经快90岁的老奶奶，她总是在自说自话，她不愿跟儿孙们去住楼房，她说高摇摇的楼房她住着不安心，她愿意一个人待在她家的老屋里养养鸡。她说这里她住惯了，还能望得见天的。院场还有一块泥土地，那些鸡就是要有土给它们刨刨啄啄才好，它们自在，她也自在。

“中央新提出的城镇化任务，就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朱晓阳非常看重“记得住乡愁”这个说法。

在朱晓阳看来，每个人的乡愁都是不同的，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养着几只鸡，她的乡愁，在外人看上去，就是漏风漏雨的老房子和脏乱的园子。我这种人的乡愁，就是昆明从正义路到武成路、文庙以及翠湖边这些消磨我少年时光的街道。”

朱晓阳非常激烈地批判了当下很多城市将城市和村庄拆一遍，为的是要建一座仿古的城市的行为。“将万顷良田征收，理由是要建一座‘古滇国文化城’，都打上建‘乡愁’城市的旗号。这是什么乡愁？这是谁的乡愁？”

朱晓阳很赞赏一些发达国家的“插入式城市更新”经验。“巴塞罗那就是这种城市更新的成功案例；墨尔本也一样，在确保城市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以插针方式，使老城市变成新旧共存的宜居城市。大阪市区到处是‘生产绿地’，在种植庄稼的同时为城市增添绿意。”宏仁村重建的整体思路，就是朱晓阳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因地制宜做出的一种探索。

宏仁村村民已将重建老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朱晓阳和各路专家们的身上。

“如果不是朱教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国家传统村落，也不知如何搞申报。”李绍荣介绍说，从2012年5月开始，他就开始接待来宏仁村进行考察的各类专家。云南大学和云南理工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到村子实地勘察，对村民的改造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提出了宏仁村申请国家传统村落的整体改造方案。

宏仁村的文物古籍考察和收集，由云南省文物局的专家负责。李绍荣也学会了将专家称呼为“老师”，“去年12月，秋老师和彭老师来村子半个多月。今年4月彭老师又来了，说是要把村子的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好后向上申报。”

但是，李绍荣和宏仁村的村民们一样，并不敢确定当地政府是否真能按现在方案来重建他们的老村。今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李绍荣走出家门时，发现自家大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如果再断我们的财路，下次砸的就是你家”。这样的威胁，成为笼罩在李绍荣心头的阴影。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文学经典 修正主义 去经典化 接受理论 文化研究

在当今的中西方比较文学界、文学理论界以及文化研究界，讨论文学经典的构成及重铸，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但在新世纪之初，重提这个话题也许有助于我们在实践领域内对已有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以便为一种基于跨文化视野的重构文学经典铺平道路。一般说来，讨论经典问题，总无法摆脱这四个方面：文学接受理论、比较文学研究、文学修正理论和文化研究。本文就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探讨文学经典的构成、隐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 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 仅在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 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曾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 其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已经摆脱了历史的客观性话语之束缚,成为一种具有能动阐释特征的自满自足的文学撰史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 它在文学学科(literaturwissenschaft)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有着鲜明的新批评形式主义色彩的韦勒克和沃伦著《文学理论》中, 两位作者显然仍给了文学史相当显赫的地位: 它在文学研究的大范畴之下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共同支撑了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而到了60年代后期的接受美学那里, 文学史则作为指向文学理论的一种"挑战"之面目出现,这尤其体现在汉斯·罗伯特·尧斯的那篇曾震聋发聩的论文--《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1967; 英译文刊载于《新文学史》第二卷[1970]，题为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中。该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 提请人们注意一个长期被文学撰史学家所忽视的领域: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在接受美学理论家看来, 只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在构成一部文学史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部文学史才是可信的和完备的。毫无疑问, 接受美学理论家尧斯和伊瑟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传统的忽视读者作用的文学史写作提出了挑战,他们的发难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建构一种新文学史奠定了基础。正如尧斯针对把文学的进化与社会历史的过程相联系的作法所质疑的，"如此看来，把’文学系列’和’非文学系列’置于包括文学于历史之关系结合部，而又不使文学以牺牲艺术特征为代价……不也是可以办到吗？"（1）显然,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并不是出于反历史的目的,而是试图把文学的历史从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中剥离出来,加进文化和形式主义的因素,以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他们的努力尝试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而提出重铸经典的积极策略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谈到文学经典的构成和对文学史的重写，我们必然想到，当今欧美文学理论界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怀疑的。1969年由著名文学理论家、当时的国际权威美学刊物《美学与艺术批评》(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副主编、弗吉尼亚大学坎南英文讲座教授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亲自创办的这个学术刊物对于推动当时的后现代主义争鸣、接受美学对传统文学史写作的挑战、以及其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崛起、文化研究在东西方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的生态批评等, 都起到了欧美其它刊物无法相比拟的作用。作为一份致力于对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的理论刊物，该刊在文学经典的重铸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推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和理论家方面，该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它率先将驰骋于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文化和文学理论大师，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岗·伊瑟尔、汉斯·罗伯特·尧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茨威坦·托多洛夫、翁贝托·艾科、爱莱娜·西苏等人的新著引入英语学术界，从而推进了文学理论在英语世界的拓展和多学科发展。而在北美，曾经声名大振或当今仍活跃在英语文论界的诺思洛普·弗莱、雷内·韦勒克、哈里·莱文、特理·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E.D.赫施、爱德华·赛义德、希利斯·米勒、吉奥弗雷·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伊哈布·哈桑、诺曼·霍兰、林达·哈琴、海登·怀特、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前沿批评理论家也都在刊物上亮过相。甚至连理查德·罗蒂和托马斯·库恩这样一些文学领域以外的大师级学者也不吝频频赐稿,为刊物增添了跨学科的理论思辩色彩。因此，人们一致公认，从事当代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不读《新文学史》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不读《新文学史》,就无法了解当今的学术理论前沿的进展。与之相比,另一个与《新文学史》齐名的理论批评界权威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则越来越倾向于文化批评, 并带有鲜明的解构色彩,因而该刊在北美的影响大大超过在欧洲及其它地方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对文学研究圈以外的学者发生影响。这一点恐怕在于: 在当今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的不利情况下,《新文学史》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策略, 即一方面强调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性,注重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以新的解释甚至建构,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将文学研究的领地扩大,使之得以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这正是这本刊物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一个原因。

对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必然涉及对以往的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审视甚至质疑。正如科恩在《新文学史》创刊号上所称, "迄今尚无一家刊物致力与文学史上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释",因而该刊的创办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需要,以便通过承认"文学史"必须重新书写而实现这一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探讨"历史"为何物以及"新"(new)这个字眼在多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旧"(old)的概念进行理论阐释。（2）应该承认,该刊创刊三十多年来,科恩的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特别是8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的崛起, 文学史更是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和策略也得到了相当的更新。按照新历史主义者的看法,历史的叙述并不等同于历史的事件本身,任何一种历史的描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或撰史, 或元历史(metahistory),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种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历史既然如此,更不用说有着更为丰富的审美艺术特征的文学史了。毫无疑问,经过这两次大的冲击和挑战,文学史的神话被消解了,文学史的撰写又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之内,发挥它应该发挥的功能: 它既不应当被夸大到一个等同于思想史的不恰当的地位,同时又不应当被排除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但这个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不是以往那个有着浓厚的精英气息的封闭的、狭窄的领域，而成了一个开放的、广阔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领域，在这个广阔的田地里，文学研究并没有消亡，而倒是被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来考察。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撰史学对文学理论产生的挑战。作为这一挑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学经典的重构便被提到了研究者的议事日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欧美学术界，讨论文学经典问题甚至成为一种十分时髦的话题，它占据了研究生的博士论文的很大篇幅，同时也主导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的讲坛。

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经典的构成

尽管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文学研究一直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在80年代后期，经过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包容性的且更为强劲的思潮，有力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经典文学研究的领地逐渐呈萎缩状态。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它逐步引入一些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课题，并有意识地对经典文学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经典进行重构。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canon)?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由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坚持传统立场的欧美学者的观点值得一提。

首先是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作为英语文学界的泰斗，他的西方文学知识十分广博，并对中国文学也饶有兴趣。作为当代人文主义的坚强捍卫者和经典文学的最后一位辩护士，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布鲁姆大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之气势。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3）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作出的，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4）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得以作为"经典作家"而载入史册了。诚然，对经典构成的这种历史性和人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首先，一部作品写出并要想成为经典，就必须得到出版和发行，并要引起批评家的注意，然后在得到批评家的认可之后才能逐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最后它的成为经典之重要标志便是进入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可见这三方面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有时这后一种因素也能对前一种因素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例如就布鲁姆本人而言，一部在广大读者中极为流行的文学作品不能不促使他考虑其可能存在的经典价值，而他对某些确有价值的经典作品的忽视也可能导致这部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排斥在经典的大门之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他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语言，并能用中文和俄文阅读，用英、法、德、荷四种文字写作，近年来尤其对中国文学颇为关注。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5）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6）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写作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7）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撰写的一个突破，同样，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也不无启迪意义。

经过一番理论上的争论，文化相对主义的本来内涵发生了变化。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的，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佛克马和夫人蚁布思在一本近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后，并大量引证了中国文学的例子，颇有洞见地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8）而令人遗憾的是，像佛克马这样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和知识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长期的文学撰史实践中，不少西方学者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识地忽略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佛克马等西方有识之士的努力则为中国文学价值为更多的人所认识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也许在当代对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方面最为激进的实践来自文化研究。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产生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当然，它招来的非议也是颇多的，上述两位学者就是文化研究的反对者或怀疑者。但更多的一批早先的文学研究者则主张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把文学研究的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步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也许有助于摆脱文学研究的危机之境遇，而适当地分析一些（包括精英和大众文学在内的）文学文本也不致于使文学的文化研究者走得过远。总之，通过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方法和打破不同传统、不同等级序列的文化之界限的策略将有助于文学经典的重铸。

走向一种"修正式"的经典重构

尽管修正主义是当今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又一股具有冲击力的理论思潮，（9）但这种思潮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价值以及隐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仍不失一定的启迪意义。修正主义顾名思义，本身并不求什么理论上的建树，而是要致力于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某种修正和改造，使之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修正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继承了对文化现代性和文学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且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和文化研究的"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尝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改良特征的临时性批评策略。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修正主义仅仅是我们的一种批评策略，而非一种本身可以自满自足的理论。在当今的文学理论批评界，人们一般将当下流行的文学修正主义思潮追溯至解构理论家德里达以及其在美国的盟友和论敌布鲁姆。（10）这自然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解构的最终目的并非仅仅拆散既存的结构，它在拆解旧的结构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建构了自己的体系，对此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对德里达在整个20世纪人文科学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已无可置疑，而对布鲁姆的修正式批评之价值和影响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学者中，布鲁姆的才学是令人望其项背的，因而他的"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风格招来的非议也是在所难免的。布鲁姆一生著述甚丰，其高产程度在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他迄今已出版了专著25部，而由他编校并撰写序言的文学作品和其它书籍则多达500多部。这使得他在当今的西方批评界文化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文学研究日益萎缩的不利情势下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布鲁姆有着广博的学识和多学科领域研究的造诣，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也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纵观他的大部分著述，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总结，布鲁姆对当代文学批评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他早先的对抗式批评起到了对陈腐的、缺乏想象力的学院批评的反拨作用，从而使得当代批评仍不失鲜活的文学性和美学取向；(2)他的加盟"耶鲁学派"使得这一变了形的美国式解构批评更接近新批评的形式主义，从而仍贴近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3)他的"误读"理论则标志着当代批评理论的修正主义倾向，而这一倾向越到当前越是显示出富有理论性的启迪；(4)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研究经典构成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近几年来，他致力于类似后现代主义式的启蒙工作，通过使文学经典走向普通大众来实现提高读者大众文学修养之目的。而在上述这五个方面，直接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有着积极影响的则是他的修正式批评策略。因此，在当今的西方批评界，"哈罗德·布鲁姆仍然是最卓越的文学修正主义理论家。他肯定地认为文学史本来就是如此。他发明了一个刺激性的术语--’误读’，并认为误读是诗人摆脱前人创作的必要的、开拓性的偏离"。(11)这就相当权威性地肯定了布鲁姆之于当下的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我们说，布鲁姆的批评理论是一种修正式的理论，是因为他的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的误读和修正之基础上的。"误读"(misreading)这个概念不同于"误解"(misunderstanding): 后者往往是由于知识的浅薄而造成的被动的错误，前者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摆脱前人影响的巨大阴影，通过对既定解释的有意误读而达到某种创新的境地。诚然，前人的创造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有着丰厚的积淀，因而令后来者难以超越，因此后来者要想达到绝对的创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达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式"创新还是可能的。应该承认，布鲁姆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早在他的批评生涯之开始，他就大胆探索，勇于尝试着将比喻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他特别对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人的浪漫主义"危机诗歌"(Crisis Poems)感兴趣， 因为他认为这些诗人的实践与他所持的"误读"理论较为符合。他认为上述每一位强者诗人都力图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去误读自己的前辈大师，因而他们的每一首诗似乎都经过了"修正"的各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可显示出这种修正的程度。针对所谓的"误读"与创新之关系，他争辩道，自从密尔顿创作了《失乐园》等不朽的诗篇以来，诗人们仿佛都经受着一种"迟到"(belated- ness)意识的折磨：由于自己在诗歌史上姗姗来迟而害怕前辈诗歌大师们早已把"灵感"使用得差不多了。为了适应这种迟到的写作，诗人们必须与自己的前辈大师进行殊死的搏斗，以便进入心灵世界，努力发掘，创造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独特空间。他的这些感悟和洞见尤其体现在他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影响的焦虑》中。

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通过厚今薄古的"修正"策略，发展了一种"对抗式"的批评，这实际上是长久以来一直引发争论的"古今之争"的继续。一般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领域，越是现代的东西就越是先进，而在人文学科领域则不然，越是古典的才越有价值，因为当代的新东西尚未经过历史的考验，其价值并未为人们所认识。这种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价值的评估。而布鲁姆的修正式批评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批评模式的特征体现在他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说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也即前辈诗人犹如一个巨大的父亲般的传统，这一传统无时无刻不给后人带来无法超越的巨大阴影，使后来者始终有一种"迟到"的感觉，因为当代人的每一个创造性活动似乎都已经被前人做过了，因而为了超越这种传统的阴影，当代的强者诗人唯一可采取的策略就是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某种"修正"或创造性"误读"。 在这种修正和误读之过程中达到消除前人影响（轼父）的目的。当然，这种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对前辈有着充分理解之基础上的，因而其结果便导致某种程度的创新。他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六种"修正比"：(1) "克里纳门" (clinamen),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的误读；(2) "苔瑟拉"(tessera), 即"续完和对偶"；(3) "克诺西斯" (kenosis), 即一种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4) "魔鬼化"(daemonization), 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5) "阿斯克西斯"(askesis)，即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6) "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 或"死者的回归"。(12)这六种"修正比"的提出为他后来的系统性反传统"修正式"批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坚持文学批评的个人色彩和个性特征是布鲁姆修正式批评的一个主旨，这一点始终贯穿于他的批评生涯。但是另一方面，在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的影响和启迪下，"布鲁姆通过将诗的想象和阐释力量非个人化"，从而可以说最终"建构了一种批评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想象可以与最原始的独创性冲动相一致，也即达到一种把握真实的意志。"(13)

尽管布鲁姆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有着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之于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意义仍体现在，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种"去经典化"的尝试与文化研究者的实践实际上仍有着不少共通之处。我们今天在对经典进行重新建构时，完全可以接过布鲁姆的"修正主义"大棒，打破经典构成过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从而在一个跨越文化界限、跨越文学等级的广阔语境下实现经典重构的目标。在这方面，修正主义思潮或修正式批评策略至少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注：

(1)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18.

(2)关于科恩教授对这一点的重新强调，参见他为《新文学史》中文版撰写的序，第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p.17.

(4)Ibid., p.18.

(5)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性的定义及其作用，参阅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的范型》(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伦敦：路特利支和卡冈保尔公司，1935年版，第200页。

(6)Douwe Fokkema,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cuta, 1987, p.1.

(7)Cf. Hans Bertens &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8)Douwe Fokkema & Elrud Ibsch, 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40.

(9)关于修正主义(revisionism)问题的讨论，参阅美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9卷(1998)第2期"修正主义"专辑上的论文。

(10) 尽管国内不少学者把布鲁姆归为"解构主义"批评家，但实际上他与德里达和德曼的分歧和论战大大多于合作和共识。

(11)参见让-皮埃尔··米勒,《修正主义、反讽与感伤的面具》(Revisionism, Irony, and the Mask of Sentiment), 中译文见王宁编《新文学史》I，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7页。

(12)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译文见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14页。

英文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文化产业 城市复兴 La Friche 艺术组织

城市复兴中的文化产业道路是中央近年来所提倡的道路方式。面对历史城市以及原工业城市中大型体育馆、音乐厅的建设，企图以大规模文化设施带动城市复兴的较为乏力的方式下，文化的意味与作用正慢慢远去。在文化复兴的城市发展模式中，懂得文化与理解文化发展方式的人群及组织才是传播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文化、以文化带动城市文化复兴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分析总结2013年欧洲文化首都马赛的成功案例：La Friche在文化再生案例中的艺术组织与文化活动方式，并从中获得艺术组织在文化复兴中的合适定位及作用。

“La Friche”位于马赛老城区，法语原意为“荒原”。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烟厂，经过空间再生成为法国知名的文化产业空间。她是法国“另类文化空间的代表，新兴艺术家的沃土”。她也是“欧洲文化首都（简称ECoC）的主要活动场地，“是彰显都市文化创造能力的创意文化集合”。她成功地扮演了城市再生与文化复兴的触媒。并自1995年加入马赛重要的城市复兴项目“欧洲地中海”（以重塑马赛老港环境提振经济，EPAEM是该项目的组织机构）以来，一直以良好运营成为“欧洲地中海”复兴项目所包括的示范性项目。

相关概念与问题

城市复兴概念来源于“Urban Regeneration”以及“Urban Renaissance”中文译意。其概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美国家，是指对传统产业已经衰落，并且社会、经济、环境和社区邻里亦受到损害的城市。伦敦规划顾问委员会将其定义为：“用全面及融合的观点与行动为导向来解决城市问题，以寻求对一个地区得到在经济、物质环境、社会及自然环境条件上的持续改善”。

作为城市复兴策略起始的文化复兴策略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及80年代的欧洲城市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体现在文化活动、重大项目与政府之间的通■ 陈可石 教授 赵 艳（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深圳 518055）

中图分类号：F130 文献标识码：A力协作，如国际赛事、文化盛会等；也体现在传统文化产业如音乐厅、剧院等被作为城市文化导向复兴的重要部分。

我国的文化复兴项目兴起于21世纪初期，世界级的文化活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都是文化复兴项目的代表。而他们在空间构造与组织模式中却都呈现了大资金投入与短暂性等特点。如何在我国城市文化复兴中探索出具有长期生长性以及空间高效性的形式与组织，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在马赛La Friche的案例中，艺术组织的长期良性成长是其关键所在。

案例分析

（一）马赛市产业衰退及景观恶化

马赛位于地中海北岸，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其传统经济有赖于港口贸易以及加工业，其工业经济活动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衰退，70年代的去工业化顶峰时期（制造业企业关停倒闭，人口中制造业从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加重衰退，失业以及人口的减少（其人口中的中产阶层以及富裕阶层离开市区搬迁郊外或者附近市镇），使这座城市损失惨重并呈现凋敝的景象。城市的中心区遭受着衰退和贫穷，工业棕地（即具有一定污染性行业衰败后废弃的土地）以及未被充分利用的废弃区域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马赛没有能完成其从工业到第三产业以及旅游业的转换。在这期间，开发者因为其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而拒绝在此投入新的项目。进入90年代，城市复兴就成为了提振经济和增长人口而首要考虑的问题。

（二）文化复兴伊始

作为世俗化的港口商业城市，马赛市议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并不很重视文化。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赛市长决定重塑马赛的文化生活，并倡导文化成为全新的城市发展动力。起初马赛的文化财政预算并不丰厚，在实际项目上也只有芭蕾舞团和拍卖公司。1981年，新文化部长对文化政策的推行以及1982-1983年期间就颁布的地方分权法案，将文化政策权力从中央下放至大区和地方，为马赛市的以文化促进城市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先后继任的马赛市长都执行着发展文化的城市复兴政策。这样一步步地，体育馆被翻新开业，伯纳迪恩剧院以及马赛人剧院都在1987年开创，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开始奠基。但是，在马赛依然缺乏一个能容纳创意文化的广阔空间，一个在跨地区层面可以培养艺术家以及文化团体的蕴育地，而这个现代艺术发展的现象已经开始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星火闪烁般出现。

（三）La Friche所在地区及范围

在马赛的城市聚集区中，La Friche所在地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她坐落在城市中心附近，在市中心和北部地区的交界处，周围区域展现出城市村庄的景象，主要由意大利移民组成，是相对底层化的生活街区以及产业工人聚居地。

（四）La Friche空间功能改造

这个具有工业遗产价值的老烟厂面积共计12万平方米，位于吉伯尔街的四个区域（见图1），沿铁轨通向圣夏尔勒车站。由四个区域组成，每个区域的建筑都是其建造时期的流行样式，其中第一区域中建造于19世纪下半页的建筑是年代最久远的；第二区域建造于1930年；第三区域建造于1950年。因为其良好的遗产质量以及靠近圣夏尔勒火车站的优越位置，得到了在城市与经济中重新定位的机会，被马赛当局所看重。这些具有时代感的建筑空间最终成为文化产业发挥的最好的舞台。自1992年以来，马赛当局及各出资方已经逐渐获得了三个区域的所有权，成为其产权的业主（业主群体包括了普罗旺斯大区政府、罗纳河口省政府、马赛普罗旺斯城市联盟以及编制欧洲地中海发展项目的公共机构APAEM），并配合2013欧洲文化首都项目（ECoC）于2010年对第四区域进行产权更替。

第一区域（24000m2），作为工业遗产建筑的烟厂建筑主体的修复完成于2000年，被称为“遗产区”。包括了马赛市档案馆、马赛博物馆、CICRP马赛遗产修复中心（中心设有部级实验室和修复工作室）。第二区域（30000 m2），2004年修复完成，是用于办公楼物业出租。内部文化产业公司设计视听产业、多媒体教育中心、音乐、视觉艺术、表演策划等多个领域。第三区域（45000 m2），空间改造灵活多样，主要用作现代艺术创作中心，入驻SFT、艺术家以及常驻企业。是严格意义所称的La Friche。第四区域（30000 m2），现为设置临时照顾服务业务区域，共计设有地区图书馆、各类艺术组织、大型体育娱乐设施。其规划正在制定和审核当中，预期将妇产医院功能分离出去，改造为具有社会交往功能的空间，用作文化产业公用建筑。

La Friche的运营组织

La Friche的运营组织SFT（见后文）自创始以来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加入欧洲地中海项目，作为城市更新政策的一部分与EPAEM产生密切合作；另一个是马赛被选为2013欧洲文化首都后，SFT转制为集体所有公司并以La Friche为依托作为ECoC的主要活动举办场所及办公地点。

（一）第一阶段：La Friche核心组织SFT的形成

回顾至1990年烟厂停产之时，烟厂所有者对当时低价的市场收购有所不满，他主动决定将空置的厂区租给马赛市政当局以及艺术家，作为临时性的演出场地。

La Friche被市议会中主要负责文化政策的官员所看重，试图以文化发展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的具体行动之一即是以临时性的文化活动来活化马赛旧城区中的废弃工业用地，以对抗荒废土地中所逐渐出现的空间以及社会层面的边缘化。随即，临时使用烟厂两年之后的马赛人剧院经理和伯纳迪恩剧院的演出项目于1992年被安置在原烟厂中，该地块所有权被市议会合法购回。

演员以及艺术工作者们在马赛当局的推动下取得了工厂的合法使用权，并自发集结在一起组成了“Systèm Friche Théatre”（SFT，可译为弗里希剧场联盟）。马赛当局也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SFT的成员艺术家进行财政性补贴，以培育文化组织并实现持续发展。最后，其主要形式确定为表演艺术，其形式建立在影院剧院之上，音乐（主要是电子乐）以及舞蹈增加了艺术的多样及可塑性。

此时的SFT是由有影响力的成员组成的，他们个人的存在、社会影响力可以在项目中聚集其他的艺术家和演员，并在创意活动中具有足够的发言权；这些联系活动的范围是各个层面的，包括了本地的、大区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同时它为人们与参与项目的演员及艺术家们提供主流的联系渠道与途径。SFT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以及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La Friche快速地发展成为一项可以代表马赛创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标杆性项目及组织团体（见图2）。

（二）第二阶段：SFT多样化发展和加入欧洲地中海项目

此时的SFT完全由专业人士执掌，不仅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家以及艺术公司在La Friche工作，并且作为旗舰设施被视为欧洲地中海项目的文化触媒。通过EPAEM（欧洲地中海项目的操作组织，见前文）所带来的重要项目外，它也在工厂改造的二期开发中加入了新的文化产业内容。这个多媒体中心公园（多媒体、试听教学、娱乐设施）运营了视听工作室，多媒体技术产业设备，以及为艺术生产者、编辑和分销商们使用的办公空间。

SFT决定邀请并委派建筑师Jean Nouvel作为La Friche的主席（直到2002）。极具个人号召力的建筑师主席不仅加强了SFT与政府管理者、文化界以及影视界在不同程度上的联系，更是显著提高了其在空间表达/规划自身创意思维，以及相关更新项目上的能力。

除了社会影响力以及空间表达能力的增强，建筑师J. Nouvel也给La Friche项目带来得当有效的领导。在这方面，他邀请Patrick Bouchain（著名建筑师，擅长工业建筑改造）作为La Friche项目的空间再生设计，也使其创意活动所涉及的更加广泛，使该项目的知名度在各个领域有着持续地提升，尤其是设计领域，新鲜能量不断注入。当创意活动不断进入，其成员的数量开始增加，项目赖以为基础的合作以及独立性的工作越来多样化。

在国际交流方面，La Friche加入了一个以创意文化空间为主题的国际性组织TEH（Trans Europr Halles），THE培育了La Friche的知名度并扩大了它的艺术融合性。知名的艺术家例如舞剧创作Armand Gatti以及说唱乐队IAM都在这里举行过活动，这也大大提高了La Friche作为文化空间的知名度。此时的La Friche除了拥有市议会的持续支持之外，也迅速吸引了本地以及全国媒体特别关注。

至于关键人物方面， 在F. Lextrait成为文化部长的特别顾问后，La Friche则真正进入了全国性的视野。其在文化部的任期内（2000-2002），他被派以在法国组织“New Territories of Art”（新领土艺术），并且以La Friche作为其活动代表。F. Lextrait在文化部门的工作有效的加强了La Friche的运营组织SFT与主流政治层面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的联系，并稳固了SFT作为文化中介机构的地位。

这个阶段的Friche是法国文化政策所推行的项目，其运营组织SFT则是该项目发展壮大的核心动力组织，也同时成为了政府文化政策中战略部分（见图3）。

（三）第三阶段：SFT的地区复兴引领使La Friche成为ECoC核心空间

SFT在2007年正式成为了法国第一个以集体所有的文化产业合资公司SCIC（Société coopérative d'intérêt collectif），该公司对La Friche拥有40年产权。在转化为利益集体所有的社会组织之后，La Friche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这个组织在稳固并推行SFT的原策略为了城市复兴而努力的文化复兴之路（un projet culturel pour un projet urbain ）中走得更远，更加直接地关注到其周围的城市环境以及社会问题。

在SCIC的运营下，La Friche的空间更加开放和人性化，增添了平民化的餐馆、咖啡厅、幼儿园、网络中心、健身设施等日常设施，与该地区的学校普罗旺斯大学，特别是建筑学院结成辅助教育，并在马赛当局的要求下投资了不同方面的社会复兴项目。随着艺术与教育项目的接连推出，La Friche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日益紧密，La Friche也逐渐融入了马塞城市景观，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另一方面，La Friche已经有500雇员在此工作，而预计在第二区域最终可以提供1000个工作岗位，拥有350名常驻艺术家分布于60个艺术机构中。每年有超过500个的活动议案提上日程，包含40多个国家的180多个国际项目在这个组织中发展。

这种非常态的革新性的文化组织形式及其在城市复兴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欧洲文化首都ECoC组织的肯定，并成为马赛获得欧洲文化首都荣誉的重要文化资本。这里被欧洲文化首都委员会选为办公地点，作为ECoC委员会活动组织的功能性基础设施。在ECoC举办之时，La Friche拥有了展示厅、工作室、餐馆、综合体育等设施，还增加了供来访艺术家、活动参与者以及原有居民使用的居住空间，增设了表演艺术的职业教育机构。

在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同时，她的重要发展原则之一“以文化项目促进城市项目”这一理念也被推广至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地中海城市文化复兴的范例。

借鉴分析

（一）空间选择，工业遗产的再生指向

从文化复兴项目的空间选择来看，烟厂独具特色的厂房以及具有19世纪特色的建筑风貌为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舞台空间，适合富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以及独具文化气息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入驻。遗产建筑的空间魅力被La Friche运用的淋漓尽致。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在城市文化复兴当中，相对于高昂投资的大型地标式文化设施建设，具有历史文化内蕴的城市遗产空间更加贴切与合适。

（二）管理组织，文化发展的自治与同盟

从文化复兴项目的组织管理来看，La Friche地区的变革蕴育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发展模式，即在管辖与治理层面将权力下放至SFT这样的文化中介机构，具有足够的支配权，促使其在马赛的城市再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模式强调了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有一定数量的艺术家群体的加入，以其良好的内部结构、信誉和能力，来影响其他参与者。并且这个群体良好的沟通能力、交涉与谈判能力都可以对决策者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在通过加入一些社会组织以及运用关键性人物贯穿在SFT的获得与利益相关者联系的过程中，在周边街区再生性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它更是与政府核心人物构建了双赢的关系。

（三）最终目标，为了城市复兴的文化复兴

从文化复兴的最终目标来看，La Friche的发展始终在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城市文化复兴政策当中，并不断调整和稳固着其艺术中介组织的地位与角色。完整而合理的文化政策在城市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必不可少。文化政策的可操作性、长期性以及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远远大过城市复兴中的大兴土木，对于城市文化政策制定的研究与投入的有效性也远远大过于对标志性文化设施的修造，对惠及邻里、公众的大众文化服务的持续关注其功效也远胜过装点城市文化的名人效应。

结论

La Friche作为法国工业城市马赛上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后遗留的城市棕地，在马赛市政府以及艺术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空间得到良好的转化利用。近20年中通过法国国内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项目提升，成功成为2013年欧洲文化首都组委会的办公地点，成为马赛城市空间再生产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艺术组织运营在马赛La Friche案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讲，城市文化的根本在于人，人的思维、活动有机地构成了城市文化丰富多彩的面容。在城市文化复兴的推动中，文化政策制定、遗产空间修复、艺术组织运营、城市项目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的管理组织、核心人物的推动以及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多方交流。

城市文化复兴的帷幕即将拉开，而城市需要的不仅仅是城市美化运动和大兴土木，更需要的是善于在人们思想与精神境界中增添色彩的，并能领会城市文化真谛的文化艺术组织的缔造者。

参考文献

1.Andres L. Alternative initiative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and urban regeneration： the case of La Friche （Marseille）[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1，19（5）

2.Marseille Provence [Z]2013，2008

3.Evans G， Shaw P. The contribution of culture to regeneration in the UK： a review of evidence[J].London： DCMS，2004

4.Andres L.Marseille 2013 or the final round of a long and complex regeneration strategy？[J]. Town planning review，2011，82（1）

5.Grésillon B.La reconversion d'un espace productif au c？ur d'une métropole： l'exemple de la Friche de la Belle de Mai à Marseille[J]. Rives méditerranéennes，2011（1）

6.郑晓笛.关注棕地再生的英文博士论文及规划设计类著作综述[J].中国园林， 2013.29（2）

作者简介：

陈可石，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包括城市文化复兴与文化产业发展、古镇保护、绿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