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04:07:11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幻觉反幻觉“第四堵墙”
“幻觉”的本义是指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作用于感觉器官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知觉，如无人讲话而听到讲话的声音（幻听），眼前无物而看到各种幻象（幻视）等。“戏剧幻觉”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在舞台上制造一种类似于真实生活的空间，让观众误以为这就是生活本身。这种让观众对舞台上呈现的一切“信以为真”，正是戏剧的假定性。在传统戏剧中，戏剧的好坏的在于能否感动观众，这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观演双方对幻觉的信赖程度或者说是对戏剧幻觉的认同程度。因此，建立密不透风的“第四堵墙”成了传统戏剧舞台赢得幻觉，博得观众赞赏的至胜法宝。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派戏剧却向这个透明的“第四睹墙”发起了攻击，他们都力图通过各种方式来打破幻觉，把观众从戏剧幻觉中拉出来。一时间，反幻觉成了现代派戏剧的一股潮流。本文拟就现代派戏剧家在反幻觉问题上所采取不同策略和原因做出初步分析。
一、现代戏剧的反幻觉策略
二十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纪，历史在这里发生了转折。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可怕以及自身生命的脆弱，人们开始理智地去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反思自己，前所未有的冷战性军事对峙，更加深了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扩张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却忽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迅速瓦解，欧美民族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迅速传到亚非以及大洋洲，并畸型发展成为恐怖主义的迅速蔓延与盛行。科技的发展以及规律性的经济危机开始瓦解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发现自己再也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惊讶地看着眼前世界的迅速变化，不知所措。这种社会环境深深影响着戏剧艺术，直接催生了现代派戏剧与众不同的戏剧观念和表现形式。在现代派戏剧中，反幻觉已经成为这个戏剧流派区别其他戏剧流派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实，世界上最早的“反幻觉”雏形产生于古希腊戏剧，如古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这些唱诗班的作用就是充当叙述和抒情的作用。但是，当古希腊戏剧继续发展的时候，人们渐渐减少了唱诗班的人数，减少了唱诗班的抒情成份，最后直到直接将唱诗班在戏剧中完全取消，从而完成了戏剧纯粹化。这种纯粹化的标志就是以摹仿完全取代戏剧叙述成份为代表的“第四堵墙”理论的确立。“第四堵墙”的提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最早的现实主义剧院“自由剧院”的创始人安图昂所提出来的。他主张演员在一间密闭的房间里进行“真实的演出”，等他认为演员们演得差不多了，再由他决定撤掉其中的一堵墙。这样就可以使观众通过一堵透明的墙来“窥视”演员们“真实的生活”。但是这堵透明的、虚幻的墙，无论是演员也好，观众也罢都不能打破，谁都不可以违反这个游戏规则。但是“第四堵墙”这个概念，在安图昂以前的启蒙主义者狄德罗也提出过，只不过是一种相对宽泛的概念，没有安图昂发展的那么极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去定义它。在狄德罗认为“不管你是写戏还是演戏，都不要去想观众，就当他们不存在好了。想象一下，舞台边上有一道把你和观众分隔开的巨大的墙，写戏，演戏都只当大幕还没有升起”。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得知把观众和演员隔离出来的透明的，虚幻的“第四堵墙”一直是戏剧赖以生存的条件。二十世纪现代派戏剧兴起之后，“幻觉”与“反幻觉”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幻觉”成了众矢之的。现代派的多数戏剧中，许多的编剧和导演都反对戏剧的幻觉，他们主张破除幻觉。在他们（现代派戏剧的编剧和导演为主）看来，不应该在剧场为观众欣赏戏剧提供一种真实感，因为戏剧本身就是不怎么真实的。所以西方许多编剧和导演都力图通过各种方式来打破幻觉。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打破传统戏剧的两个法宝——“第四堵墙”，希望以此来破坏观众欣赏戏剧时所产生的幻觉，使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始终都能以理性去判断，去评判戏剧。在现代派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反幻觉”运动既体现在导演艺术中，也体现在戏剧文学中，我们主要考察戏剧文学领域里的反幻觉运动，这里主要选择法国的阿波利奈尔、美国的怀尔德、意大利的皮兰德娄、德国的布莱希特和法国的日奈作为突出代表，他们对“第四堵墙”的处理手段不仅成为了后人所先后效仿的方法，也为现代派戏剧的发展起到了一种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阿波利奈尔：夸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深了欧洲大部分知识青年的内心苦闷的情绪，许多人都相信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很多人因此开始过着神魂颠倒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在酒吧里高谈阔论，对待现实生活和文化采取极端消极的虚无主义态度，对于社会现实，他们大多都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这种态度集中体现在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的法国文学运动中。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以布列东为首的一群法国著名作家对达达派发起了猛烈攻击，从此达达派便开始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布列东为首的法国超现实戏剧主义流派的崛起。超现实主义戏剧者与众不同的戏剧理念是将表现主义戏剧的“非理性”的一面推到了极致，主张在创作中完全打乱人的常规思维方式，采取一种类似于“自动写作”的方法。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法国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是超现实主义戏剧流派中比较著名的人物。虽然他的一生只写过一个剧本，可是这个剧本对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很大，也对后现代派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反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他认为生活的实质不能用完全的模仿的办法来解决，必须要积极地发明新的办法，想出新的办法，用新的办法来解决，这样才能部分将生活表现出来。在《蒂利西亚的》这部剧作中，阿波利奈尔采取了以闹剧为主表现方式，以此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剧本一共分成了两幕十四场，包含着一定的故事情节，语言却是诗体化了的。故事的主要背景在桑给巴尔，在那里出现了一连串的，十分好笑的事情，但是在好笑的背后却又包含着十分严肃的问题。在剧本中，女主人公是具有强烈反抗性格特征的人。因为不愿意接受社会和世俗对她的约束，所以抛弃了自己的，让他们像气球一样快速的飞向空中，使它们爆炸。后来飞向天空的气球变成了皮球，她就干脆把皮球扔到了观众那里去。于是她变成了一个男人，并且还长出了胡须。她的丈夫被迫地帮她生孩子，结果却意外地发明了创造孩子的办法，一下子就生了四万多个孩子。在阿波利奈尔的在《蒂利西亚的》这部话剧中，作者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打破传统舞台上的“假定性”的。一个女人抛弃了自己的，从而长出了胡子，这就已经是夸张并且荒诞的了，而且他的丈夫却不得不要为她生子，并且在法国一生就是四万个孩子。这就使的剧情变得非常的夸张，非常的荒诞，也非常的离奇。但是作者却通过了这么一个非常荒诞的剧情，向观众展示剧情的不可信，不可能。剧情的荒诞具有离奇夸张的效果，而这种离奇会使观众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这就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真实性。在传统戏剧里，为了维护“第四堵墙”，观演双方是不能够交流的，但是在这部话剧的情节中，“把皮球扔给了观众”的这一情节直接地打破了传统戏剧里的“第四堵墙”，使得观众可以和演员进行一种直接的交流。另外，他还表述了他理想中的剧场：一共有两个舞台，一个是圆形的构造，围绕观众，另一个舞台则是在观众中间。“在这些舞台上，像在生活中一样，有声音，姿势，颜色，喊叫，吵闹，音乐，舞蹈，杂技，绘画，合唱队，各种戏剧动作和复杂的舞台背景”。他让观众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表演区”看戏，又是从另一个角度打破了传统话剧意义上的“第四堵墙”。也使得观演双方可以更为近距离的接触。这种方法大大地超越了传统戏剧对舞台的认知模式与戏剧思维，为后起的戏剧流派开辟了道路。
总之，法国的阿波利奈尔从超现实主义怪诞的戏剧形式出发，在《蒂雷西亚的》中公开宣称“戏剧艺术不应是一种幻觉艺术”，绝不能考虑是否“合乎情理”。因此，他用怪异来刺激人们的欣赏习惯，颠覆人们的认知图式，用另类形象把舞台装点得夸张而变形，这些形象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生活现象，可以说，他的策略是以怪取胜。
三、怀尔德：提问
如果说阿波利奈尔反传统戏剧的“假定性”和“第四堵墙”手段在于夸张，在于怪诞不可信的话，那么美国怀尔德的办法就比阿波利奈尔更趋于“优雅化”了。在怀尔德的代表作《我们的小镇》中，并没有像阿波利奈尔那样用过于夸张的情节，而是采取了与传统戏剧基本一致的结构模式。但不同的是，传统戏剧为了更加充分地保持舞台的真实性，观众与演员是不能突破“第四堵墙”的。但是在《我们的小镇》中，作者却选用了另一种办法来打破“第四堵墙”，这就是在观众席中预先设置观众。怀尔德是以一种“提问”的方式来打破“第四堵墙”的。在剧本中最明显的办法是在观众席中安插演员，等到了话剧真正演出的时候不断地以提问的方式来打断演出，进行观演上的互动。在《我们的小镇》剧本中，“镇长”在讲话的时候就不断地有人“举手发言”来打断他的说话。“发言人”会问“镇长”你们的小镇在经济上月收入是多少了，你们的小镇上有多人人口居住了，你们的小镇年平均降水量是多少以及年平均温度是多少等等像这样的话题。而这种提问的形式既是打破了传统话剧意义上的“第四堵墙”，也突破了传统戏剧意义上的舞台限定性。但是不断地提问却使《我们的小镇》这部戏更加的真实化了。因为不断地有人提问，而所要问及的问题又是“小镇”上真实的细节。怀尔德是以一种不同于阿波利奈尔的方式来对传统戏剧的“幻觉”进行破除的。怀尔德的这种方法也间接地影响到了现代派戏剧以后的发展以及观念。
总之，美国怀尔德的思路有点特别，他在《我们的小镇》中设置了一个舞台监督，这个人既是小镇地理风景，人文传统，生活境况以及每个出场人物的性格、职业和最终归宿的介绍人，又是戏剧故事的评说人，作者借他之口，发表对人生、社会、宗教、政治的感慨，同时，他还是剧中人物上下场的调度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整个戏剧行动都在他的指挥下进行，他还随时转换身份，装扮剧中不同角色。“怀尔德不愿意承担这种不忠实的责任。他给情节解除了戏剧性的任务，即由它的内在冲突性来构成形式，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一个新的形象，这个形象处于主题范围之外，他站在叙事者的支撑点上，被作为表演组织者引入剧本[④]。除此之外，作者还在观众席里埋伏了几名演员，提出一些事先设定的问题，形成观演互动，他的本意是为了增强戏剧表现内容的真实性，可惜表现主义的戏剧手法和观众的参与反而暴露了戏剧演出的虚假性，从而自摆乌龙，让观众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消除了戏剧幻觉。
四、皮兰德娄：戏中戏
路易吉·皮兰德娄是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一生曾发表过许多著名的小说。在小说当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被抛弃的女人》和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已故的帕斯加尔》。这两部小说都被誉为意大利二十世纪叙事体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品。但是真正为他赚得盛名的还是他的戏剧作品。他的一生以创作怪诞剧为主，其中很多的怪诞戏剧都延续了《已故的帕斯加尔》的思想。他在戏剧方面的主要作品有《诚实的快乐》、《是这样，如果你们以为如此》、《并非一件严肃的事情》、《像从前却胜于从前》、《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亨利四世》、《给者穿上衣服》、《各行其是》、《我们今晚即兴演出》、《寻找自我》等。其中《六个寻找剧作者的角色》和《亨利四世》已经成为现代戏剧乃至世界戏剧不朽的经典。这些戏剧很多都是采用“戏中戏”并带有荒诞性色彩的形式来揭示生活矛盾。皮兰德娄对现代派戏剧是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表现领域。
代表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是一部“戏中戏”的结构，作为在的“戏”是某剧团的导演与演员们在剧场排演，六个自称为被剧作者废弃的“剧中人”突然闯了进来，请求导演排他们的戏，于是原来的排演中断，导演和演员们看着这些“剧中人”诉说自己的身世，戏中的戏由此展开。至此在剧本中就出现了第一种反幻觉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却惊奇地与怀尔德的反“幻觉”方式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打断”。都是在戏剧正在演出时进行打断。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让人发现他们只是在“做戏”，将自己“做戏”的成分彻底地暴露出来。这样做可以使观众始终都在保持一个理智状态来观赏戏剧，以此种方式来完成第一个层面上的“反幻觉”。另外，在这部分剧本里面，当六个自称为被剧作者废弃的剧中人突然闯进来时，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再一次被破除。因为观众心理更加清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在现实里不会发生，现在不会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所以不信任感便这样产生了，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也就不再产生作用。
剧本的故事仍然还在继续，这时“剧中人”的故事引起导演的兴趣，决定就地排演这个人物所述说的“戏”，在排新戏的过程中导演和演员们不断地对“剧中人”的戏进行评论，演员们学习表演“戏中戏”时又不断地与“剧中人”发生争执，最后“戏中戏”变成真戏演起来，与“框架戏”融为一体，虚构的剧中人的遭遇变成了在舞台上表现的真实事件。再次的“打断”使得剧本刚刚建立起来的“幻觉”再次消失。
在他的另一部戏《今夜我们即兴演出》中，他干脆采取一种“把后台变成前台”的方式破除“幻觉”。即将上演的话剧写的是一位名人的故事，而这位名人此时也正在观众席看他们的演出。但是故事刚刚进展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发现台上的演出跟他的生平事迹根本就不符合，于是他便从观众席上站起来，从台下走到台上去制止他们，话剧本身的上演被迫停止。在与演员协调好之后，话剧再一次开始演出。但是随后的演出这位名人发现演员又在歪曲自己的事迹，于是不顾正在上演着的话剧再一次冲上台去，与导演和演员理论。在这部戏里，皮兰德娄正是通过不断“打断”的方式来完成传统戏剧“幻觉”的破除。
总之，皮兰德娄的理由显得更有哲学意味，他从相对主义出发，认为真实只是相对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绝对的真实，真实只是一个相对和私人的概念，因人而异、因观察角度而异。我们知道，传统戏剧认为舞台营造的生活幻象是真实可信的，皮兰德娄却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和相对的。因此，他的舞台故意展示幻觉的制造过程，你不是信以为真吗，我就偏偏展示给你舞台是如何造假的。可以说，他的策略是以暴露取胜。
五、布莱希特：“间离效果”和“叙事体”戏剧
布莱希特不仅仅是德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戏剧家，还是世界上三大表演体系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了戏剧的“叙事体”理论，开创了“叙事体”戏剧。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完成了《戏剧小工具篇》，它是阐述“叙事体戏剧”的重要文本。直到今天，人们还将它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在戏剧表演上，布莱希特提出了“间离方法”，又称“陌生化效果”。这又是一种新的表演理论和方法。所谓“间离方法”就是戏剧要高于生活，利用艺术方法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暴露事物的矛盾，展现人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在表演上，“间离方法”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陌生化效果”却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的宗旨正好相反。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原于中国戏曲对他的启发。中国传统戏曲的演员没有假设第四堵墙的存在，他们表现出自己被观看的意识，而这一意识又是与观众共享的。他们还必须放下不被看见的假想的道具。在这些地方，西方的话剧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在这些方面都给布莱希特创立“陌生化效果”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在另一个方面“陌生化效果”也是指演员和观众都应该对舞台保持一个“理智”的距离，以历史学家和超常的眼力去观察生活，“使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也使不平常的事物变为平常”（华兹华斯语），从而震惊人的感官，启发人的思维，去追寻事件的根源性答案，从而达到解释世界，改造社会的教育性，政治性目的。比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部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的开头都有一个剧情介绍，在演出中用投影仪映在舞台的屏幕上。如第一幕：“一六二四年春天，渥克契斯拿将军为了进攻波兰，再过拉尔纳地方募集士兵。出名的‘大胆妈妈’——随军做小买卖的女商贩安娜－菲尔林丢了一个儿子。”这样，剧作中最难以割舍的部分“悬念””消除了，在布莱希特看来，这样就可以使观众“保持一个清醒地头脑”。在许多布莱希特的作品中，他都运用了“叙述人”这么一个角色，而运用“叙述人”则是为了更好地打破传统戏剧的“幻觉”。这样还可以再次加大“观演距离”，给观众以最大的空间来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用“理智”来评判眼前的事物。再者，利用“叙述人”这么一个角色可以很大程度上破坏传统意义上戏剧的“假定性”。用“叙述人”来故意暴露出作者意图，人物的心态以及将要发生的剧情，这样就可以让观众知道这是在“做戏”而不是真正的事件。通过“陌生化效果”和“叙事人”的运用，传统舞台意义上的“假定性”已经被最大程度上的消解了，再加上对传统意义上的“观演距离”的改变，就自然而然的使得传统戏剧意义上的“第四堵墙”的厚度变薄了。
六、日奈：镜像
让·日奈，法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著有小说《花之圣母》、《小偷的日记》等。但是让他在世界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位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戏剧。在戏剧方面，他的主要剧作是：《高度监视》、《女仆》、《黑人》，《阳台》、《屏风》。日奈很赞赏东方戏剧，摈弃西方戏剧。在日奈的心里，真正的戏剧模式是象征性的弥撒。他认为人在现实中远不如在表象中来得真实，因此他在戏剧中企图通过折射表明，人世间的一切皆为幻想与噩梦，全是谎言和骗局，在他的作品中这个理念变得十分的明显。其中他的两部代表作《女仆》和《阳台》就是用了“镜像式”的写法。日奈使每一个在舞台上的人物演的都不是真实的自己，但是却可以通过其他扮演者所扮演的角色看到自己真实的影子。而在他的另一部戏剧《女仆》中也是运用了这样的写作技巧。让两个仆人分别饰演自己的主人以及自己，此时的他们便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看到或者说是认识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以及一个别人在自己身上的影子。如果单纯地用前四位大师“反幻觉”的方式来衡量日奈对对传统戏剧舞台空间上的“假定性”以及“第四堵墙”的破除，从这点上讲无疑是失败的。但是日奈之所以在现代派戏剧中独领，自成一脉是因为他的戏剧并不是单纯地对传统舞台上空间的“假定性”以及“第四堵墙”的破除，而是对舞台人物的“幻觉”破除。在传统的戏剧中，舞台上的人物扮演的往往具有两重身份的。第一重是他自己，一个除去他所饰演的角色之外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在戏剧中所饰演的人。而在传统戏剧里，往往要求人物的两重身份要在一定的层面上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在传统戏剧里一个男人在舞台上扮演“杨白劳”的这个角色时，他又是他自己，但同时又是杨白劳这个人物角色。但是在日奈的戏剧中，这种情况就大大地发生了改变。他在他剧中的人物身上设置了第三重属性，一种超出真实中的自己，和传统舞台对人物定义上的“自己”。而这重属性上的人物还有带有其他戏剧舞台人物身上的特性。这样当带有三重属性的人物在扮演其他人的时候，他可以通过其他人来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时也因为他的“第三重”属性也可以使他获得“理想”中的自己。就像在《阳台》中的警察局长。真警察局长在“假”警察局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缩影，同时他又摆脱了自己，活在一个精神上“假象的职业里”。而“假警察”反之亦然。在日奈的另一部代表作《女仆》中也是这样的。克莱尔和索朗日两个人都去扮演家里的主人“太太”，此时克莱尔若是扮演了太太，索朗日就变成“克莱尔”，而真正的克莱尔既从索朗日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又扮演成了“假想中和自己的目标相近的人”。所以日奈的这种戏剧结构方式被后世称之为“镜像式”戏剧。他的戏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舞台人物关系上打破了传统戏剧意义上的“第四堵墙”以及“假定性”。
综上所述，这几位现代派戏剧在反幻觉的运动，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都将矛头直指传统戏剧奉为经典的幻觉式舞台。他们编剧方式上的独特性，丰富了现代派戏剧的表现手段，构成了现代派戏剧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①]孙惠柱，《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第3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②]自孙惠柱，《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第3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③]廖可兑，《西欧戏剧史》（上），第46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
[④][德]斯狄丛《现代戏剧理论》，王建译，第1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书目：赏金猎人的博客
1、[德]斯狄丛《现代戏剧理论》，王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孙惠柱《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戏剧 核心期刊 高被引论文 期刊评价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0-0060-02
在中国，截至2010年，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CN号（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和ISSN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正式刊物即有9851种，根据期刊的学术地位分类，可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两大类。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收录了1980余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第三编 文化、教育、历史”中收录了10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本文将从中选出9种（文学创作类期刊《剧本》除外）作为标本，并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2003年至2013年间的检索数据对该9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和所发表的论出详尽分析。
一、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遴选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收录的九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作为参考源（序号同要目总览）：（1）《戏剧艺术》；（2）《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3）《戏曲艺术》；（4）《戏剧文学》；（5）《中国戏剧》；（6）《四川戏剧》；（7）《大舞台》；（8）《上海戏剧》；（9）《中国京剧》。[1]
（二）研究方法
根据邱均平专著《文献计量学》中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检索系统，对这9种期刊分别按照2003年至2013年的时间跨度进行检索，统计出每种期刊的发文量、年度平均发文量、基金发文量、被引频次、被引率以及高被引论文的中图法分类号和研究主题，并根据检索出的各类统计数据做出相应的EXCEL数据表，进而对当代中国戏剧理论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做出文献综述。[2]
二、结果与分析
（一）9种期刊的概况分析
表1 9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简介
注：复合影响因子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
由表1可知，这9种期刊都是由国内权威的科研单位创办的，其中包括省级艺术研究院、艺术类高等院校、艺术类协会单位和文化部下属单位；再从创刊时间看，其中4种期刊创刊于1960年以前，3种期刊创刊于1980年以前，另外2种期刊也创刊于1992年以前。因此，无论是从期刊的主办单位还是从创刊时间上，都可以掂量出这9种期刊在国内戏剧研究领域中的份量。
（二）9种期刊的发文统计
由表2可知，这9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近11年来的“发文合计”和“每年平均发文”的数量都很可观，反映出我国相关学者的戏剧理论研究热情十分高涨。另外，期刊收录的基金发文，也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可以从间接上体现出我国对于戏剧理论研究领域的课题申报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在这9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中发表了数量相当的科研成果论文。
（三）9种期刊的论文被引频次统计
期刊某一年的“被引频次”，是指特定期刊该年所刊登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其他发表的论文所引用的总次数，论文能够被引用，尤其是高被引论文，意味着该论文以及该期刊获得了很高的学术认同，是衡量该论文以及该期刊学术水平很重要的评价指标；表3中最新统计的“被引频次”各年数据和累计数据体现出了该期刊刊登的论文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同。此外，期刊的“被引率”，是指期刊发表的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能够直观地体现出期刊发文的质量高低；表3中最新统计的“被引率”数据，可以从总体上反映出这9种期刊的发文质量，下面将从每种期刊中筛选出高被引论文（被引用10次以上）做进一步研究。
（四）9种期刊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统计
表4 9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近11年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被引用10次以上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笔者在表3的基础上，筛选出了这9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近11年来 112篇高被引论文（被引用10次以上）做了进一步分析，表4中详细列出了每种期刊高被引论文的篇数和被引总频次，由此项数据可以得出，排名靠前的《戏剧艺术》《戏曲艺术》《戏剧》《中国戏剧》《戏剧文学》和《四川戏剧》收录到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居多。
（五）9种期刊高被引论文的中图法分类研究
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这9种期刊112篇高被引论文中的绝大部分都包含在“J 艺术”和“I 文学”类目内，其中，“J 艺术”类高被引论文在下列期刊的所有高被引论文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了：中国戏剧（87.8%）、大舞台（81.5%）、戏曲艺术（79.6%）、四川戏剧（75.8%）、戏剧艺术（75.2%）、戏剧（70.8%）、戏剧文学（68.5%）；“I 文学”类高被引论文在下列期刊的所有高被引论文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了：戏剧（29.2%）、戏剧文学（27.9%）、戏曲艺术（19.4）、戏剧艺术（17.1）、四川戏剧（11.6%）、中国戏剧（6.1%）。
此外，笔者又对这112篇高被引论了“中图法详细类目”分析，可以得出这112篇高被引论文中占比较高的详细类目有“I207.3 戏剧文学评论”“J6 音乐”“J80 戏剧艺术理论”和“J82 中国戏剧艺术”。其中：期刊《戏剧》在“I207.3 戏剧文学评论”和“J80 戏剧艺术理论”两类中收录的高被引论文占比最高，期刊《大舞台》和《四川戏剧》在“J6 音乐”类中收录的高被引论文占比最高，期刊《中国戏剧》《戏曲艺术》和《戏剧文学》在“J82 中国戏剧艺术”类中收录的高被引论文占比最高，《戏曲艺术》和《中国戏剧》在“J821 京剧艺术”和“J825 地方剧艺术”两类中收录的高被引论文占比最高。
（六）9种期刊高被引论文的主题研究
表5 9种戏剧类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主题研究
观察表5，这9种期刊近11年来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戏曲传承与保护”“中国戏剧事业”“中国传统音乐”“戏剧影视文学”“戏剧艺术教育”“文化创意产业”等10个方面。再进一步对2010年以后发表的高被引论主题分析后，笔者得出：虽然在篇数上还是“戏曲传承与保护”占据了第一位，但是一些新兴的研究课题也已经逐渐成为了近三年的研究热点，诸如“创意产业”“动画”“网络电影”和“微电影”等。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详尽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9种戏剧类中文核心期刊已经成为了我国十分重要的戏剧理论研究阵地，尤其是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与保护中国传统戏曲，学术界一直在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只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还没有探索出一条非常明确的改革路径。幸运的是，近些年的戏剧理论研究表明，随着国内外的跨文化交流，以及新兴媒体形式的出现，戏曲已经迈出了与其他文化形式互相融合的脚步，只是，前进的路途应该还很遥远。
【参考文献】
[1]朱强，蔡蓉华，何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希腊悲剧、元杂剧、内容、行文结构、语言
《古希腊悲剧的成因与元杂剧的正剧性》选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书，作者是乐铄。本篇文章采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古希腊悲剧与元杂剧，其重点分析了古希腊悲剧的成因和元杂剧具有正剧性。
论文重点分析了古希腊戏剧和元杂剧的不同之处也就是二者之间的比较，但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着重从古希腊悲剧形成的原因和元杂剧所具有的正剧性入手。虽然是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重点在比较上面，但作者并没有逐点逐条的比较古希腊悲剧和元杂剧。作者采用的是分开论述，先分析古希腊戏剧再分析元杂剧，虽然对比意味没有逐条对比那么浓烈，但论文的整体结构不会混乱，也会更利于读者阅读。
论文的开篇第一段肯定了古希腊戏剧和元杂剧的历史地位。接着第二段开始阐述在欧洲如何界定悲喜剧之分。悲剧和喜剧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分，是由内容以及内容相关的的取材、人物性格语言等决定的，简而言之，内容的悲剧性或喜剧性最终决定作品是悲剧还是喜剧。古希腊戏剧和元杂剧所不同的是，古希腊戏剧的悲剧性和喜剧性是相互排斥的，而元杂剧的悲剧性和喜剧性是相容的。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就是他们之间的生成不同。
论文接下来开始采用大片的段落介绍古希腊戏剧。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在起源上有所不同。古希腊悲剧不断的发展并且渐趋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雅典城邦的扶持，这与雅典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雅典的民主政治使得戏剧政治化，建造万人大剧场，举办戏剧比赛，戏剧从业者得到很高的政治地位，雅典的戏剧政治化是很著名的。雅典城邦如此用心的扶持悲剧的原因就是古希腊悲剧得到了贵族奴隶主的喜爱。古希腊悲剧往往取材于希腊神话，而神话尤其是英雄传说特具英雄主义气质，人物高贵，为奴隶主所喜闻乐见。所以说古希腊悲剧实际为奴隶主贵族英雄剧，有最丰富的奴隶主民主制时代内容，是民主制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产物。
相对于古希腊悲剧的快速发展，喜剧的发展则显得尤为缓慢而且地位及其低下。这是因为喜剧取材于现实，下层平民主人公身份低贱。更加重要的是喜剧喜剧的政治讽刺及其尖锐。事实上雅典的民主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只是少数奴隶主的民主，所以这种民主是禁不住批评的。为此民主制冷落喜剧甚至打压喜剧，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新喜剧崛起。
古希腊悲剧逐渐成熟，接近完美，之后没落不再发展。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古希腊悲剧因为民主制的兴起和繁荣发展，最后也因为民主制的危机而终结。
论文的后半部分则是分析了元杂剧的发展。戏剧的发展总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体现了雅典的民主制，那么元杂剧则具有洞房政治专制的特点。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几出被划分为悲剧的元杂剧和古希腊悲剧相比也缺少了典型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比如《窦娥冤》中的窦娥诘问为什么会受苦受难，为什么公义无法伸张，但是缺少了对这些问题刨根究低的精神，她更多呼喊的是自己的冤枉，削弱了悲剧性。正是东方的专制主义思想束缚的。
元杂剧和古希腊戏剧的另一大不同就是，古希腊戏剧有悲剧喜剧之分，而元杂剧形成时就已经是悲喜融合、严肃滑稽相共的。另外古希腊悲喜剧的任务都是用人名，元杂剧经常用角色行当为符号，例如生、旦、净、末等，并且他们的分工各有不同。反过来说，元杂剧的生、旦、净、丑的角色行当的划分，锁定了悲剧性和喜剧性的融合。
古希腊戏剧和元杂剧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古希腊戏剧甚至于欧洲文学都喜欢截取横断面的叙述方式，例如《伊利昂纪》写一出大战十年，可它只写了战争第十年中的某几天，围绕“阿基硫斯的愤怒”这一事件。而中国戏曲的结构尽管也有所剪裁，可总的是倾向于某事或主人公的一生经历从头写到尾。
悲喜剧之分是西方的分法。元杂剧既非悲剧也非喜剧。欧洲人也不是只认悲喜剧，十八世纪后期欧洲戏剧开始了体裁和题材的重大转变逐渐正剧化，渐淡悲喜分离甚至不再区分悲喜，些“普通人”和日常事，语言通俗化、口语化。如果一定要套用西方观念，那么元杂剧是正剧。
以上就是这篇论文的大致行文脉络和总体内容。我个人是十分欣赏作者所选取的分开介绍而非逐条对比的写法的。我觉得逐条对比虽然会更加清晰但会造成行文松散的情况。如果作者采用逐条对比的方式也就是逐个分析古希腊戏剧和元杂剧的不同，例如在起源上有哪些不同，在角色行当上有哪些不同，在发展上有哪些不同。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也许对比会更加清晰，但问题会更多。首先会造成论文行文结构混乱。可以在不同之处进行对比分析，但是还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是不能对比分析的，例如古希腊戏剧的悲喜之分，新喜剧的发展等等，这些问题是其中一方独有的，不能拿来比较分析的。这些特有的东西要放在哪里呢，是放在对比分析之后还是之前又或者穿插着进行。无论把这些内容放在哪里都会分割论文结构，造成内容不连贯、结构混乱、行文不流畅等问题。所以我认为作者采用单独分析是明智的，这样不仅可以交代古希腊戏剧和元杂剧的各自起源、发展历程等等保证了内容的完整性也让论文结构顺畅。另外，由于采用分开分析的写法没有具体的对比不同，也带动了读者的思考，究竟有哪些不同呢，需要读着动脑思考，在阅读的同时也要动脑跟着作者一起分析。
本篇论文的内容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非常得当。无论是在古希腊戏剧还是元杂剧的分析上，搜分别从起源、发展等角度分写，同时也不忘各自的独有的内容。在某些时候还会举出具体的作品例子，甚至概括作品的主要内容，这对于一些对古希腊戏剧或者元杂剧不太熟悉的读着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
本篇论文的语言并没有华丽的辞藻亦或是拗口难懂的专业词汇，全部都是平实简单的词语，实在是为阅读理解提供了大大的便利。无论是对古希腊悲剧的原因分析还是对元杂剧正剧化的解释，作者没有选择专业的词汇而是采用了简单易懂的普通词汇来概括总结，这就为读着特别是对比较文学甚至文学方面不甚擅长的读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实以上说了这么多也不过是从我对本篇论文最推崇之处说的，那就是通俗易懂。之前也读过几篇论文，一直在从中比较。直到读了这篇《古希腊悲剧的成因与元杂剧的正剧性》之后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它。为什么，为的就是它的通俗易懂。在读其他的论文时总觉得读的不是十分透彻，当时这是我自身的文学素养所限制的。也因此没敢选择读过的其他论文，读也就读的半懂不懂，又怎么敢来发表看法呢。读到这篇论文时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当即决定就是它了。为什么，说到底还是它好懂，我读懂了。我对本篇论文最推崇也是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通俗易懂。无论是语言文字上还是结构内容上，这篇论文都堪称通俗论文的典范，实在是像我这样的比较文学初学者和文学素养不高者的入门之选。
以上就是我对乐铄的《古希腊悲剧的成因与元杂剧的正剧性》一文的看法总结，实在是喜欢这篇论文，无论是行文结构还是语言特点，甚至在选材上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个人认为这篇论文称得上是入门者的必备、值得一读的佳作。
参考文献：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罗马戏剧；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04-02
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古罗马戏剧被称为是希腊化戏剧发展的产物，在模仿和学习古希腊戏剧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古罗马特征的戏剧。古罗马戏剧尤其是古罗马喜剧在古罗马非常流行，对古罗马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西方学者理查德・亨特所说：“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总是被广泛地阅读和上演，并对西方的戏剧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1]关于古罗马戏剧尤其是古罗马喜剧在欧洲戏剧史上的重要性，我国戏剧研究专家汪义群老师有一个著名的比较论点：“罗马喜剧之于欧洲近代喜剧，正如维吉尔的《牧歌》之于后世的田园诗，奥维德的《变形记》之于后世的叙事文学，西塞罗雄辩、典丽的政治演说之于后世的修辞学。”[2]然而，在欧洲戏剧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古罗马戏剧，在我国却遭到冷遇。相比其他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都显得十分冷清。但近些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开始发生变化。
一、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
古罗马戏剧在欧洲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方学界对古罗马戏剧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每个时期都有相当多的研究专著出版。然而，在我国，古罗马戏剧的翻译工作却很滞后，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关系导致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先后出版了四部中译本古罗马戏剧集，分别是《古罗马喜剧三种》（杨宪益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古罗马戏剧选》（杨宪益等译，人文文学出版社，1991年初，2000年重印）、《世界经典戏剧全集・古希腊古罗马喜剧卷》（童道明，王焕生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和《古_马戏剧全集》（王焕生译，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此外还有一些古罗马戏剧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教材和作品选，这些中译本为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古罗马戏剧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最受欢迎，2000年重印后仍旧“一书难求”。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该书收录了古罗马三位戏剧家的代表作，读者可以从书中对古罗马戏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古罗马戏剧全集》，首次以全集形式，直接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是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的重要参考资料。全集共五卷本，包括《普劳图斯》上中下三卷、《泰伦乌提斯》和《塞内加》各一卷。五卷本古罗马戏剧集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古罗马戏剧翻译的空白，势必对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古罗马戏剧全集》收录了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泰伦乌提斯和塞内加流传至今的全部作品，不少作品在我国是首次翻译出版，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二、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的渊源
古罗马戏剧源自于古希腊戏剧传统，这一点已获得公认，由于历史原因，古希腊被古罗马征服之后，古希腊的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古罗马的文化，这就是希腊化的结果。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第一种是希腊人在罗马所建立的殖民据点。古希腊强盛时期，不少希腊人进入意大利边界生活并建立希腊式城邦，这些希腊人在文化上传承着本国的文化精髓，进而影响了古罗马人；第二种是古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古希腊，俘获了大量的希腊人作为奴隶，并在意大利境内大肆买卖，这些希腊人后来逐渐影响了罗马人。贺拉斯在《诗艺》中强调了希腊人通过文化征服了罗马人，并号召罗马人学习希腊文化。当然贺拉斯并非倡导盲目地学习希腊文化。这一点在岳成的论文《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中有详细地讨论。岳成指出，贺拉斯强调古罗马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贺拉斯并没有否定古罗马文化的崛起，同时贺拉斯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古希腊文化，后者的消极因素同样不容小觑。“希腊作家的作品虽是优秀之作，但与罗马的社会现实严重脱钩，需要进行转化，才能为罗马所用。”[3]由此可见，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之间同样具有贺拉斯所强调的特征，古罗马戏剧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造了古希腊戏剧，使之本土化，为罗马现实服务。
固然，古罗马戏剧是在古希腊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罗马戏剧家学习古希腊戏剧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直接翻译演出，到模范创作，再到独立创作。张凤娟指出，在学习古希腊戏剧过程中，罗马是唯一一个真正得其要领的，同时，古罗马戏剧所代表的古典戏剧艺术传统发生断裂。“罗马的仿希腊剧作的喜剧逐渐对这些常规进行了改革，如舍弃了歌队的上场，歌舞不再是戏剧的必备要素。”[4]此外，诸如《罗马早期戏剧中的希腊文化元素》（倪滕达，2012）、《光之传承――罗马喜剧与希腊喜剧的比较与分析》（段晓誉，2010）等论文也讨论了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之间的渊源关系。
三、古罗马戏剧对后代作家的影响研究
古罗马戏剧作品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也是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古罗马戏剧重视世俗生活，诸如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描写，体现着浓重的罗马社会风气。由于中世纪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影响，加上中世纪教会势力过于干预艺术生活，推崇宗教剧的演出，因此古罗马戏剧在中世纪反而不受欢迎。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古罗马戏剧作品大放光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从大学才子派所代表的早期英国戏剧中可以看到古罗马戏剧对其的影响，到了莎士比亚时期，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
古罗马戏剧对莎士比亚的影响研究，杨娴在《从到――论莎士比亚对普劳图斯的继承与发展》中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错误的喜剧》在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喜剧手法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是对普劳图斯戏剧《孪生兄弟》的继承与创新。“《错误的喜剧》除保留《孪生兄弟》中原有的孪生兄弟这一对人物形象外，莎士比亚还为孪生兄弟配了一对孪生的仆人兄弟。”[5]此外，《罗马剧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定位》（乐铄，1999）、《论罗马剧在莎翁戏剧创作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以为例》（胡程，2010）、《城市、驱魔与自我身份――中的巫术与宗教》（胡鹏，2011）、《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对抗：生物-文化批评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剧》（宋海萍，2013）等论文也探讨了古罗马戏剧对莎剧的影响。
古罗马戏剧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莫里哀戏剧。莫里哀的《吝啬鬼》被认为与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有着相似之处。王福和指出：“在戏剧冲突上，《吝啬鬼》也把《一坛金子》中表现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继承下来，但增加了儿子与父亲的冲突，扩大了思想和艺术视野。”[6]此外，《从看古罗马喜剧对莫里哀的影响》（贾彤，2011）等论文也讨论了古罗马喜剧对后世作家的影响。
四、古罗马戏剧作家作品研究
我国对古罗马戏剧作家的研究主要以普劳图斯和塞内加为主，分别以前者的喜剧作品和后者的哲学思想为研究重点。我国出版的两部罗马文学史――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后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出版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和刘文孝编《罗马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都对古罗马戏剧家有相关章节的介绍，这两部古罗马文学史是我国研究古罗马文学的重要文献。在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家的现有成果中，对普劳图斯戏剧作品的研究相对多一些。钟丁源在论文《普劳图斯喜剧研究》中指出：“普劳图斯的喜剧类型多种多样，基本可分为计谋剧、家庭生活喜剧、神话喜剧、性格喜剧、滑稽剧等。”[7]该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普劳图斯喜剧与古希腊喜剧的关系、普劳图斯喜剧的类型与特征、普劳图斯笔下的罗马生活、普劳图斯喜剧的影响等章节，是我国研究普劳图斯的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另外，《中的喜剧意识及超越意义》（陈晓燕，2009年）等论文也讨论了普劳图斯喜剧作品。
我国学者对塞内加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作为古罗马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塞内加的哲学思想比其文学思想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塞内加深受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同时也是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塞内加关于道德的论著对后世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学者指出，塞内加生态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塞内加向后人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黜奢崇俭、顺应天时和保护环境，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为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8]还有诸如《塞内加：为什么愤怒是可以用理智治疗的》（王宽，2011年）等学术论文也论述了塞内加的哲学思想。
综上所述，相对欧洲其他历史时段的戏剧，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相对较弱，因此，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如古罗马喜剧研究、古罗马悲剧研究、古罗马戏剧理论研究等。相信随着《古罗马戏剧全集》中译本的出版，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R・L・亨特.《古希腊、罗马新喜剧》引言[J].陈国强译.华西语文学刊，2012，（6）：135.
[2]汪义群.论罗马喜剧对希腊新喜剧的继承与发展[J].外国文学评论，1994，（1）：121.
[3]岳成.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48.
[4]张凤娟.古希腊戏剧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戏剧元素的重组――欧洲戏剧断层现象研究[D].山西大学，2007.
[5]杨娴.从《孪生兄弟》到《错误的喜剧》――论莎士比亚对普劳图斯的继承与发展[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8）：18.
[6]王福和.《一坛金子》：从《古怪人》到《吝啬鬼》的桥梁[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25.
[7]钟丁源.普劳图斯喜剧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18.
[8]江山，胡爱国.塞内加的生态文学伦理思想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1）：102.
作者简介：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一书由浙江大学徐永明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陈沅联合主编，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13年3月出版。如题所示，该书主要选译了发表或出版于1970年到2013年之间，研究汤显祖及其戏剧的代表性英语论文或论著。在时间跨度上，该书选文具有当代性，可以反映英语世界对汤显祖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主编徐永明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与文献学。主编陈沅博士为新加坡人，200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他的学术兼职为欧洲汉学学会秘书长，其学术领域主要涉及元明清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
该书共收文15篇，其中9篇为论文，6篇为著作或博士论文节选。所选论文均为当代海外汉学名家之作，可以很好地体现国外对汤显祖戏剧研究的水平和特点。选文作者分别为美国的夏志清、李惠仪、芮效卫、伊维德、袁书菲、吕立亭、蔡九迪、白之、王靖宇、陆大伟、沈静等，法国雷威安，加拿大史恺悌，新加坡容世诚，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华玮等。以上学者有的是纯粹的西方人（8人），有的是华裔学者，也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他们在总体上可以代表西方汉学界的人员组成和学术传统及其治学特点。这15篇文章最初全为英语发表或出版，均属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由于国内学者语言局限和资料来源不足，大部分人无缘阅读西方世界对中国戏剧研究的成果。
该书的译者均为具有良好语言基础和专业修养的学者，都能胜任选文的翻译，而且，所译文章都经过作者本人或者作者高足的审订。在一篇文章有不同的原文和译文的前提下，本书择优选用，因而，该书在编选态度和方式上是严谨的，负责的，有学术水准的。
该书除了前言、中英文目录、译文3个部分以外，还有3个富有特点的附录――作者小传、编者译者小传、英语世界汤显祖研究论著目录。前两个附录让我们对作者、编者、译者有较为准确、完整的理解，利于读者把握重要信息。第三个附录用英文原文的方式详列了1970年代以来的汤显祖研究成果，这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线索，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
《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中所选论文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四组。其中，综论汤显祖剧作的2篇，它们分别为夏志清的《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李惠仪《晚明时刻》。
前文论述了时间在汤显祖剧作中具有贯穿性的重要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解释汤显祖剧作主题的连贯性和思想的延续性。人生与时间的关系是汤显祖关注的重要问题，时间的紧迫、短暂与爱情的欢愉、人生的虚无构成对立关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贯思考的命题，汤显祖在自己的5部戏剧里也分别展示了他对此类问题的不同态度与立场。夏志清的研究方法与角度富有启发性。他反对把作者生平、剧作中的片言只语与当时的时代生硬挂钩，强行得出结论的做法；他主张把各个剧作融会贯通，从具有统一性的切入点入手对作者思想及创作进行把握。这种方法显示了海外研究者不受国内当下意识形态影响的较为自由、灵活的研究路径，无疑，它对于中国大陆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研究而言，其先进性是巨大的、显著的。
后文作者将汤显祖剧作放置在晚明文化思潮的背景中进行思考，梳理了明清文学对“情”这一丰富复杂议题的不同处理，并指出汤显祖剧作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包含该文的著作《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于1993年出版。该文与夏志清的研究较为接近，都是从作品的母题入手，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大陆流行起来，因而，其研究方法在当时仍具有相当的领先意义。
该书选文第二组为关于汤显祖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共2篇，分别为芮效卫的《汤显祖创作考》和雷威安的《汤显祖和小说的作者身份》。这两篇文章以前一篇分量为重。芮效卫的文章发表于1986年，他用较为严谨可靠的方式考证了汤显祖与小说《金瓶梅》的关系。雷威安的论文（2001年）支持了芮效卫的观点，并为其提供了新的佐证。虽然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但作为西方学者能够以一手资料为基础进行中国文学研究，则显示了其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深度掌握，令人敬佩。
该书选文第三组为《牡丹亭》研究，共9篇，反映了海外研究者对汤显祖代表作的充分重视。伊维德《睡情谁见？――汤显祖对本事材料的转化》（2003年）是一篇比较故事学论文，他把《牡丹亭》的故事及其本事与欧洲睡美人故事进行对比，以显其异同，充分利用了作者对欧美文学充分了解的优势。该文从同与异两个方面分析中西方文学中对同类故事的不同处理方式，此研究从总体范畴来讲仍属于主题学或者母题学研究，这是海外汉学较为常用的方式。
袁书菲《文本、塾师与父亲――汤显祖中的教学与迂儒》（2005年）探讨了汤显祖《牡丹亭》通过文本语言与故事、塾师与父亲形象塑造等多个角度对复古派给予的嘲讽，从而表现出反对复古派的立场与思想。该文能够在众多的研究中独辟蹊径，通过对晚明社会思潮的洞悉与对文本的细读，把握作者的创作心理，做出有效阐释，实属难能可贵。
吕立亭《情人的梦》节选自其199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该博士论文2001年作为专著出版。该文通过各种西方理论范畴与话语，分析《牡丹亭》的梦，此为典型的借用西方理论的阐释研究。使用该方式令作者得出了一些传统研究方法不易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
蔡九迪《吴吴山三妇合评考释》（1994年）是一篇关于《牡丹亭》评点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为充分倚重资料和推理分析的考证法和阐释法。其学术创新性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发现与选择。该文正文及插图部分23页，注释部分16页，显示出扎实的考证功夫和严肃的治学态度。
华玮《“牡丹”能有多危险？――文本空间、与天然》（2006年）是一篇考论兼备的文章。首先华玮考证了一个特殊的《牡丹亭》评点本――《才子牡丹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该评点将《牡丹亭》做了色情化注解。在此基础上，华玮讨论了色情化解读对于晚明社会思潮的意义，最后，作者重新论证古代“评点”的功能和意义，从而拓宽了人们对中国古代“评点”本体内涵和功用的理解。华玮的治学既有中国传统版本学、文献学的功夫，又有西方理论视野、思辨能力，因而，能够做到考论结合，考证扎实，论述新颖。
白之《英译第二版前言》一文全面、简洁地概括了《牡丹亭》的创作概况、作品内涵、演出特点与方式等方面的情况，论述深刻而到位。最后，该文还介绍了译者白之翻译《牡丹亭》的缘起，透露出对这部作品强烈的喜爱和肯定。白之《牡丹亭》英译本出版于1980年，第二版出版于2002年。此前言写于2001年。
王靖宇《姹紫嫣红――三家英译评点》一文发表于2013年，是一篇翻译研究成果。该文将张心沧、白之、宇文所安等三人英译的《惊梦》曲辞，按曲牌先后，逐曲比较。作者比较了三种翻译的得失，再次确认了翻译的有限性，并肯定了各个译本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陆大伟《陈士争版的传统与革新》（2002年）一文对陈士争于1999年，在美国林肯中心导演的全本55出《牡丹亭》进行评价。
史恺悌《与昆曲戏剧文化》（1990年）考察了《牡丹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演变情况，指出其文本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体现了编演主体不同的思想旨趣和曲学主张。该文为史恺悌著作的导论，故而所谈较为宽泛。
《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一书的第四组论文为沈静《对的改写》（2010年）和容世诚《的表演场合》（1992年）等两篇。它们关注汤显祖代表作之外的单部作品。前者论证《紫钗记》在故事主题、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对唐传奇《霍小玉传》进行了改写，并论述了其改写意义。后者探讨《邯郸记》的演出风貌及其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
三
统观全书所选的15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互不重复，角度各异。夏志清发表于1970年的论文是英语世界汤显祖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除了高水准的学术价值，方法视野的启发意义，它还是英语世界汤显祖研究的开路先锋，引领着后来者不断前进、开拓。而其他的各篇论文或者在研究方法上或者在资料来源上，或者在研究视角方面，都为汤显祖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因而，我们认为该书的选文是成功的。
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在研究路径上侧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重视包含母题与民间故事在内的主题学研究。其次，重视以西方理论和观念对汤显祖做出重新的解读和阐释，令人一新耳目。第三，西方学者的学术考证不仅注重材料的发现与解读，而且注重用新的观念方法进行分析论证，因而，可视为对传统考据学的继承和发展。第四，注重与翻译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中有的是译者翻译后的序跋，这些序跋具有较为全面、综合的概括，有利于读者把握原作。有的论文则是对不同译本的比较分析，具有鲜明的译介学特征。以上研究重点正是利用了研究者的学术优势，可与国内研究形成互补，共同推进汤显祖研究的拓展。
《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一书不仅在汤显祖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海外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译介与批评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该书前言中总结性回顾了汤显祖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史、翻译史、演出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利于其他研究者全面把握汤显祖研究的相关动态。此外，海外学者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已蔚为大观，而对这些研究的总结、概括、译介、评价也在不断进行。这些译介与评价让国内学者了解海外研究，双方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启发，共同进步。
我们知道，各种国外汉学研究著作中常常含有中国戏剧研究的内容。另外，199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其中也含有不少中国戏剧在国外的相关内容。2000年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合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之一。2004年，翁敏华所著《中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2007年，钱林森著《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郭英德在《文艺研究》上发表长文《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2010年，他在《戏剧艺术》上发表专文《“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2011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曹广涛所著《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除了以上成果外，我们还有不少相关论文和论著未列在此处。
总结我国对海外中国戏剧研究的译介的规律，我们发现，我国大陆对海外中国戏剧研究越来越重视，其译介与批评越来越及时，越来越细化。这表现为由笼统介绍到国别研究区分，到艺术形式研究区分，时代研究区分，作家研究区分，说明了我们对于国外中国戏剧研究的译介与批评越来越走向深入。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汉学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互动越来越即时，这也反映了我们在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特点。随着新一代国内学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国外研究者汉语能力的普及，信息交流的途径越来越便捷、直接，全球同步的研究时代应该为时不远了吧！
作者简介：
王凤霞（1972-），广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学术领域为戏剧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五四”前后，为配合反帝、反封建斗争，我国文学界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高潮，作品的选择大多是从服务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的角度考虑。易卜生的戏剧由于对资本主义大胆的揭露而受到胡适、茅盾等人的高度称颂。1918年第6期《新青年》刊发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作为易卜生在英国的忠实追随者，萧伯纳同样满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因此也深受茅盾、鲁迅等中国学者的青睐。陈独秀于1915年11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近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提到了“白纳少”，即萧伯纳。茅盾是最早的萧伯纳作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之一。1919年2月,他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刊登了《人与超人》中《地狱中之对谭》部分的翻译,并发表了《萧伯纳》一文，介绍萧伯纳的生平及作品。此后他又多次撰文，大力推荐、及时介绍萧伯纳及其作品。潘家洵、林语堂、张梦麟、黄嘉德、陈瘦竹、钱歌川等也积极译介萧伯纳的作品。虽然专门的研究文章少，但有些译本的译者序或者前言往往就是一篇比较好的论文。1920年10月，在汪仲贤主持下,上海新舞台剧场上演了《华伦夫人之职业》。这次经过精心准备、改编后的演出虽然惨遭失败,却加快了话剧本土化的进程。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生于1933年。作为他“世界之旅”的一部分,萧伯纳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短暂访问。由于宋庆龄与他同为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因此宋庆龄在上海率领文艺界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各大报刊杂志均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论文章，详细情况收录于乐雯（瞿秋白）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上海野草书屋，1933年）。这本小书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在文学价值方面，除了鲁迅、茅盾、邹韬奋、郁达夫、张梦麟、林语堂等人的文章外，第5部分“萧伯纳及其批评”所收黄河清的《萧伯纳》以及刘大杰翻译的德国学者尉特甫格的文章“萧伯勒是丑角”也比较重要。后者较明显地体现了西方的一些学术特点：严谨、注重文本分析。此外还有张梦麟撰写的《萧伯纳的研究》（1933），须白石、徐懋庸各出版了一本《萧伯纳》（1935）。1946－1948年每年至少有七八篇文章，如陈瘦竹的《萧伯纳及其“康蒂妲”》（1943）等。1949年之前，对萧伯纳戏剧的翻译、编译居多，研究较少。当时总体来说属于意识形态多元化时期。陆耀东认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界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主张文学是革命的工具，另一大流派以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等为代表，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学论”。［3］对萧伯纳戏剧的评论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如林语堂经常谈的话题是萧伯纳的幽默，翻译的作品是喜剧和幽默色彩较浓的《卖花女》（1931），而茅盾推崇的则是《华伦夫人的职业》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戏剧。在潘家洵所译《华伦夫人之职业》（1923）一书的前言中，茅盾发表了《戏剧家的萧伯纳》一文，比较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社会思想，认为后者比易卜生前进了一步，因为易卜生只诊断出社会的病症但没有开药方，可是萧伯纳却给出了药方。
1949年至“”前
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56年。1950年萧伯纳逝世之后,1951年的《翻译》月刊推出了“萧伯纳特辑”,登载了英国左派人士撰写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等6篇文章。1956年,萧伯纳诞辰1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堪称经典的三卷本《萧伯纳戏剧集》（共11个剧本），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有二十余篇，包括曹未风的《萧伯纳的创作道路》、杨宪益的《萧伯纳———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家》、田汉的《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纪念萧伯纳和易卜生）》、黄嘉德的《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王佐良的《萧伯纳和他的戏剧：萧伯纳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蔡文显的《萧伯纳的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等，出版的译著有巴拉萧夫的《萧伯纳评传》等。1956年后，我国的萧伯纳研究高潮退去，只有一些翻译剧本的重印和对个别剧本的注释。“”期间至1978年，萧伯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一阶段分量较重的是王佐良的研究。在《萧伯纳戏剧三种》（1963）的“译本序”中，王佐良不仅详尽分析了其戏剧的优点，如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崭新的题材、高超的喜剧艺术和语言能力等，而且以他一贯的犀利眼光和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勇气，对其缺点分析得也非常透彻：“然而萧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作家。他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萧永远寄希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们的长处只是雄辩滔滔，有时即使谈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在萧所写的五十一个剧本当中，整个儿都叫人满意的的确为数不多。”王佐良中肯地分析了萧伯纳的中产阶级情结，以及他骨子里的势利，看不起、害怕、不了解真正的下层人或者劳动人民。尽管措辞上难免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阶级分析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即使按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篇价值很高、很深刻、很全面的论文。1949年至“”前这一时期的萧伯纳研究总体上学术性不够强，纵然是像王佐良和黄嘉德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也不能完全摆脱极“左”思想和阶级分析论的影响。对比一下王佐良上述这篇“译本序”和他20世纪末为《英国20世纪文学史》（2006）所撰写的《萧伯纳与新戏剧》，就不难发现两篇文章既有内容上的共同之处，又体现了作者不同时期在研究方法和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其他研究者的文章则更为明显，在此仅举一例比较典型的评论：钟日新在1964年第4期的《中山大学学报》（文科版）上发表了《试论萧伯纳的〈不愉快的戏剧〉》一文，认为“三个剧本的主题都暴露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阴暗面，直接向观众开火，因为当时的观众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看了或读了这些戏剧，心里必会觉得不愉快”。这种分析是情绪化的、笼统的、主观的，而不是科学的、严谨的、客观的。然而，这并不是某个评论家的水平问题，而是时代使然。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黄嘉德和王佐良两位前辈的成果对新时期萧伯纳研究的影响较大。
1978年至今
1978年开始，随着政治、社会、文学各领域思想解放的推进，理性、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萧伯纳戏剧研究从停滞状态缓慢恢复，能查到的最早的文章是张华1978年发表的《鲁迅与萧伯纳》。应该说，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是非常活跃的，是“五四”以来的又一次高潮。据统计，新时期英国和美国文学译著的书目种类分别达到了4500种和5800种。［4］（P.2）不过，对萧伯纳的译介和研究并不算太热，近30年新译的剧本非常少，中后期作品的翻译尤其少。1981年后共出版杨宪益、刘炳善、英若诚、向洪全等翻译或重译的10本译著，加上以前的译本重印也就是15本左右。编著有倪平的《萧伯纳与中国》（2001）和沈益洪的《萧伯纳谈中国》（2001）。这两本书内容上有一定重复。与瞿秋白和鲁迅编撰的文集相仿，这些文集主要是围绕萧伯纳访华以及萧伯纳关于中国的一些言谈，富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章绝大部分为随笔。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教育，科研实力较强的一些高等院校随即开始招收研究生。90年代中后期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也逐步扩大，学术研究开始制度化、体系化。研究生教育的体系性和高校的科研要求客观上导致了学术界对国外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萧伯纳研究也不例外。有关萧伯纳的硕士论文自1999年以来明显呈增长趋势，仅中国期刊网上能查到的优秀硕士论文就有26篇，2003年之前，基本一年一篇，2005年之后一般每年都在3篇以上，2009和2010各有5篇。这些论文中，研究戏剧翻译的有7篇，研究女性问题和单个作品的各有5篇，综述类的3篇，有关“创造进化论”的2篇，从宗教、讽刺与幽默和观念剧角度切入的各1篇。宗教主题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河南大学的硕士论文及毕业生所发表的论文中，其他学校的偶尔也有论及的。选题比较好的有王莹的《萧伯纳戏剧中的圣经典故》（2009）、王文静的《宗教对萧伯纳的戏剧创作思想的影响》（2009）等。不过，西方人的宗教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者有较深的积淀。秦文的《创造进化论———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普遍主题》（1999）是一篇较早的论述创造进化论的硕士论文。综述类较好的有刘涛的《对20世纪中国萧伯纳研究的反思与批判》（2005）和翁君怡的《擦肩而过———萧伯纳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07）。刘涛从女权主义、比较文学、创造进化论和综合研究等几个角度梳理了我国萧伯纳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谭雪凌的硕士论文《萧伯纳戏剧在中国》（2008年）也是综述性的，不过该作者将20世纪50至80年代视为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繁荣期，而将90年代至今视为停滞期，似乎有违事实。张彬彬的硕士论文《戏剧文本中戏剧性的迻译———萧伯纳〈卖花女〉的个案研究》（2008年）比较了林语堂和杨宪益两人的翻译，有一些亮点。
与学位论文的数量相比，有关萧伯纳的期刊论文偏少，1978至1996年共有18种，1997-2005年30余篇，2006年－2010年期间，期刊网上可查到的相关文章有50篇，其中比较专业的有35篇，核心期刊上的有10篇。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萧伯纳的论文主要是关注其“社会问题剧”，如易晓明的《从社会问题剧看萧伯纳的思想倾向》（1999）、何其莘的《萧伯纳和他的社会问题剧》（2000）等，写得都比较全面。2006年以来，社会问题继续有人关注，如陈燕红、李兵的论文《萧伯纳剧作中的易卜生主义》（2006）、高音的《社会问题应该在戏剧中自由讨论吗?—————谈谈萧伯纳和他的舞台现实主义》（2009）等。此外还有研究翻译、女性主义、创造进化论、比较文学、宗教等主题的。对语言、文体等艺术特色以及萧伯纳的戏剧理论的研究数量上相对较少。数量最多的是对单个剧本的研究，仅关于《皮格马利翁》（或译为《匹克梅梁》《卖花女》）的就有9篇，关于《巴巴拉少校》的6篇。在宏观的综合类研究中，鲁效阳的《杰出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1986）虽然篇幅不足70页，但语言流畅，文字清新，从剧作家的爱尔兰家庭背景及其对他思想的影响入手，指出萧伯纳一家即使在穷得一文不名的时候，也属于信奉新教、较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并指出：“中等阶级的本能，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习俗，使萧伯纳不能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者对其重要作品如《康蒂妲》《巴巴拉少校》等的分析虽然简短，但也多有亮点。黄嘉德称得上是我国萧伯纳研究第一人。他30年代即开始翻译萧伯纳的作品，80年代在《文史哲》等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1989年出版的专著《萧伯纳研究》是作者50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总结，对萧伯纳的创作哲学、戏剧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一些重要戏剧的解读很深刻。比如，分析《人与超人》的第三幕时，作者援引剧词，指出现代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不是生之力，而是死之力；对《圣女贞德》中的宗教矛盾和民族国家崛起进行了分析，认为贞德既是基督新教殉道者，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代表。此外，该书对萧伯纳的悲喜剧理论以及现代悲喜剧做了非常透彻的阐释。作者认为，萧伯纳戏剧的真正主人公是民族、国家或者人类社会。这些论点都很有深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萧伯纳与莎士比亚的对比，该书也写得很透彻，指出萧伯纳之所以高度推崇易卜生、高调贬低莎翁，是因为他反对戏剧创作中凌空蹈虚的倾向,认为莎士比亚设计的很多场景远离生活现实，如女巫、一磅肉的契约等。可以说当今萧伯纳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章或专著都达不到这本书的水平。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对萧伯纳的评价较以前更为客观、更加深入：“向旧世界挑战，嘲笑它，讥讽它，鄙视它，但是又始终站立在那个世界的边缘，没能跨进新的世界：这便是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家萧伯纳。”［5］（P.37）
对历史剧《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有了全新的认识，指出萧伯纳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历史人物的，一方面要揭穿历史将恺撒奉若神明的传说的虚妄，竭力将他写得平凡、具体，另一方面似乎又爱上了这个老练的干才。王佐良认为恺撒是后来许多角色的先驱者，例如《巴巴拉少校》中的军火商人、《苹果车》里的国王等，并指出在萧伯纳对于恺撒的偏爱里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即他日后对于“行动的人”或者“超人”的崇拜的萌芽。这种偏爱发展到极点就是对法西斯头领的追捧。萧伯纳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等法西斯分子的崇拜令西方评论界很反感，也是影响他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评论界对此鲜有论及。在《萧伯纳的社会心理辨析》（2006）一文中，张明爱分析了萧伯纳超人思想产生的原因和他强烈的精英统治思想,也指出他与法西斯主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萧伯纳对法西斯主义态度的转变，张明爱在《萧伯纳的矛盾性》（2010）一文中也有所涉及。需要提醒的一点是，作为文学批评者，我们还是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有些作者在文章中受西方观点的影响明显，不注意自己的政治立场。如《试论萧伯纳后期戏剧创作中的幻灭感》（2007）一文就不加区分地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主题宏观的论文较好的还有阿庐的《萧伯纳之于中国戏剧教育的意义》（2005）。作者重申了林履信的《萧伯纳研究》（1939）中所述萧伯纳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作的尖锐批判，如崇洋、好“窝里斗”、不顾民族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等等。通过介绍萧伯纳对教育的看法，阿庐强调戏剧是教育的工具，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创造，不要死读书，要关注现实和民众疾苦。阿庐指出，萧伯纳对我国的戏剧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未来戏剧家方面。陈世雄在《现代欧美戏剧史》（1994）一书中比较了萧伯纳与高尔基、布莱希特等剧作家，认为高尔基剧作中的辩论更接近生活，而萧伯纳剧作中的辩论往往带有毫不掩饰的演说家式的激情与狂热。高尔基剧作中冲突的展开始终不渝地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而萧伯纳则未能通过戏剧冲突来表现不同阶级的较量。布莱希特像萧伯纳一样，深信以政治和宣传鼓动为目的的戏剧有利于启迪明智，消除社会的弊端。他戏剧中的政论思维、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远远超过了萧伯纳。陈世雄指出，虽然高尔基和布莱希特在运用戏剧艺术为现实斗争服务方面都比萧伯纳走得更远，更加卓有成效，但是，在这条路上走出第一步的是萧伯纳。在萧伯纳戏剧主题研究方面较深入的有谢江南2002年发表的论文《肖伯纳戏剧创作主题的嬗变》。作者从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冲突以及超人的形象入手，将萧伯纳的戏剧划分为3个阶段，1896年前的早期作品强调社会现实生活，揭示资产阶级的伪善道德，中期作品着力塑造一种新型的超人形象，1914年《伤心之家》及之后的作品通过布道式的演讲，寻求人类灵魂拯救的有效途径。作者认为萧伯纳创作主题的嬗变，是从与世界不和谐、到寻求和谐、以至于最终进入虚幻的和谐的心路历程。该文对《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一剧中恺撒作为现实主义英雄的分析很深刻。
上文提到的易晓明的《从社会问题剧看萧伯纳的思想倾向》也较有深度，指出新的经济视角使萧伯纳走出了传统道德善恶的视野，毫不留情地舍弃了伦理关系，以历史现状的展现置换了道德评价，历史理性是萧伯纳真正的艺术视角与思想倾向。通过《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和《巴巴拉少校》等3个剧本中两代人的冲突，萧伯纳刻画了安德谢夫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时代“英雄”，他们属于他所说的千分之一的现实主义者，左右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要高于薇薇、巴巴拉等看似纯洁、正直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萧伯纳自己也曾说过他的剧中并没有正面人物，也没有反面人物。比较研究或影响研究类的文章比较突出地集中于鲁迅和茅盾等几位作家。涉及鲁迅的有张华的《鲁迅与萧伯纳》、王永生的《鲁迅论易卜生与萧伯纳》（1985）、高旭东的《鲁迅与萧伯纳》（1993）、高晓丽的《鲁迅与萧伯纳》（2011）等，主要论及这两位文学大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在讽刺艺术、女性角色的刻画和喜剧艺术等方面的异同。黄彩文的《茅盾与萧伯纳：中英戏剧交流史上的一段情缘》（2003）详细论述了萧伯纳对茅盾创作思想和风格的影响，认为茅盾在两方面受萧伯纳影响较大，一是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和拯救国家的寓言的政治理想主义，二是喜剧艺术方面。文章也揭示了茅盾对萧伯纳讽刺性作品的担心。茅盾认为“讽刺体的及主观浓”的作品“会使烦闷志气未定的青年有副作用”，而不愿多译萧伯纳的讽刺体作品。赵家耀的短文《萧伯纳和黄佐临的圣典》（2007）通过1927年19岁的黄佐临在英国求学时的一次亲身经历描写了萧伯纳对黄佐临的鼓励和影响。其他比较类的文章还有张健的《论丁西林与萧伯纳》（1999）、钱激扬的《无意识压抑的症候：论萧伯纳戏剧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2002）等。萧伯纳戏剧中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我国一直备受关注，但大多数文章都缺乏新意。秦文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深入。在《理智与情感的失衡———萧伯纳女性形象创作得失谈》（2004）一文中，秦文将女性主义分析与创造进化论相结合，指出萧伯纳笔下的女性之所以不像他创造的有些男性那么打动人心而是一直颇多争议，主要是因为萧伯纳过于强调她们是社会进化思想的工具、是生命力的核心和载体，因而一定程度上抹去了她们的个性和性别特征。在《〈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较》（2005）中，她比较了娜拉、康蒂妲和胡适的《终身大事》中追求自由恋爱的田亚梅，指出作为“生命力”的化身，康蒂妲依靠理智而非个人情感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在充当家庭的中心和保护者这一意义上，康蒂妲是高于娜拉的，但她充满理智的说教和选择以及在与马本克分别时所表现出的残酷的理性，会使读者觉得她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使”，无法产生共鸣。秦文对于康蒂妲的这一评价比较中肯。其他较有影响的论文有何成洲的《女权主义的发展：从易卜生到萧伯纳》（1997）和《萧伯纳：西方女权运动的倡导者———评萧伯纳剧中“生命力”思想指导下的女性形象》（1997）等。在对萧伯纳的戏剧艺术分析方面，杜鹃《“萧伯纳式”戏剧品格探析》（2009）是一篇较好的论文。作者认为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精妙优美的戏剧语言、复杂多变的艺术样式，是“萧伯纳式”戏剧的独特魅力所在，认为萧伯纳善于运用各种方式表达思想，把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新颖而又成熟的技巧结合在一起，给人们思想启迪，又给人们审美享受。可以看出作者对萧伯纳的戏剧大部分比较熟悉，举的例子有新鲜感，可读性强，拾人牙慧的内容少。在单个剧本的评论方面，《卖花女》受到的关注最多，但观点都大同小异。《武器与人》一剧在国外评价较高，但国内研究者较少，且论点与黄嘉德先生的都很相似。比较难得的是宛磊2009年发表的仅有2页的小文章：《形式上的理想主义，思想上的反理想主义———论肖伯纳的〈武器与人〉》。该文文风朴实，分析作品时能抓住重点，对战争和婚姻两条主线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理解准确，也指出了作者的反战思想以及该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言性。不过作者的中文表达还可以更流畅些，在萧伯纳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扩大视野。女主人公拉伊娜最后选择的“巧克力兵”丈夫布朗奇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萧伯纳所崇尚的千里挑一的现实主义者。
问题与反思
应该说萧伯纳不是当前的热门作家，学术期刊网上近年来每年能查到的相关论文在数量上远不及有关尤金•奥尼尔、哈罗德•品特等戏剧家的研究，国内也没有类似每两年一次的“全国尤金•奥尼尔学术研讨会”之类专门的研讨会。这与萧伯纳戏剧的形式、内容、主题、时代性等不无关系。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近年来戏剧研究深受文化理论的影响，经常涉及后殖民主义、东西方政治文化冲突、种族关系、性别研究等，戏剧表现手法更为多样，在人物选择上往往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萧伯纳的戏剧受到冷落并不太令人奇怪。然而，或许是受学术传统的影响，在萧伯纳研究中，我国学界很少有提出质疑和批评的，而西方学界对他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如当代英国著名戏剧评论家迈克尔•比林顿（MichaelBillington）在1977年6月20号的一篇发自安大略的报导中，描述了湖畔尼亚加拉萧伯纳戏剧节的情况，文章在结尾处称萧伯纳为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趣的是戏剧家约翰•奥斯本在当月的23号立即给杂志编辑写了一封反驳这一论断的信，说比林顿自从离开牛津大学后肯定没有再读过萧伯纳的戏剧，否则不可能还坚持学生时代的神话。［6］（P.101）萧伯纳经常令人尴尬地将自己与莎士比亚相比，并在文章中多次攻击莎翁。木偶剧《莎萧之战》（1949）用喜剧的调侃方式集中展现了他对莎翁的一些看法。萧伯纳曾声称：“在所有作家中，除了荷马外，我最鄙视莎翁，对司各特都没有这么鄙视。”然而，权威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戏剧家与戏剧》一书中，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献给了莎士比亚，而对萧伯纳的介绍则比较简短，并指出，没有一个批评家愿意将这两位剧作家的思想进行对比，尤其是因为萧伯纳在原创性方面没有什么特长，他的思想都来自于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瓦格纳、罗斯金、卡莱尔、马克思、拉马克、伯格森等。他甚至认为萧伯纳没有一部喜剧能比得上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或者贝克特的悲喜剧。［7］（P.155）如此直接的评价在我国很少能看到，更常见的处理方式是避而不谈。如张兰阁在《戏剧范型———20世纪戏剧诗学》（2009）中回顾20世纪的西方话剧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时，提到的戏剧家有契诃夫、斯特林堡、贝克特、布莱希特、萨特、加缪、日奈、品特、雅里、尤奈斯库，但没有萧伯纳。在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1993）中，专章讨论的外国剧作家有易卜生、莎士比亚、王尔德、奥尼尔、契诃夫、果戈理等，但也没有萧伯纳。
在对萧伯纳作品的具体选择和评价方面，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与西方学界也有所不同。《牛津戏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指出很多批评家认为《圣女贞德》是萧伯纳最优秀的作品，重演和翻译得最多的是《卖花女》《巴巴拉少校》和《圣女贞德》，其次是《康蒂妲》《人与超人》《武器与人》《医生的困境》《难以预料》等。英文版《剑桥文学指南》丛书的《萧伯纳》（1998年）在封底强调萧伯纳的成就时提到的戏剧是《人与超人》《伤心之家》《武器与人》《卖花女》和《圣女贞德》。我国学界介绍和评论的重点从20世纪初就侧重萧伯纳前期创作的一些“不快意的戏剧”，现在依然如此。如刘意青、刘灵撰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2008）重点介绍的是《华伦夫人的职业》，其次是《皮格马利翁》和《巴巴拉少校》。王守仁、方杰的《英国文学简史》（2006）中重点介绍的是《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人与超人》《皮格马利翁》和《圣女贞德》。高继海编著的《简明英国文学史》（2006）着重提到的戏剧有《华伦夫人的职业》《皮格马利翁》和《圣女贞德》，节选的是《华伦夫人的职业》。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平衡一些，既考虑我国的社会实际，又关注国外研究动向。在萧伯纳研究中，我国大部分评论家很少从英国戏剧史的角度或者在当代英国戏剧的大背景下对他进行研究。从戏剧史角度看，萧伯纳继承的不是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而是本•琼生式的讽刺喜剧和社会关怀。在当代他也不是一个与现实毫不相干、仅有历史意义的剧作家。他不仅统治了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剧坛，而且他的很多思想目前依然影响着英国戏剧。［8］（PP.13-14,57）与美国现当代剧作家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不同，英国剧作家大多数都很关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无疑与萧伯纳通过他的戏剧和评论所确立的戏剧传统有很大关系。他所倡导并一再体现的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是难能可贵的，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戏剧的再次繁荣。虽然当代英国戏剧中真正的大家是游离于主流之外、关注人物内心世界、极具个性的品特和斯托帕德，但无可否认的是，50年代后，阿诺德•威斯克、爱德华•邦德等一大批主流剧作家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其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创作手法上，萧伯纳的一些创新也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一些剧作家，如爱德华•邦德的很多剧都附有长篇前言或后记，卡里尔•丘吉尔的一些戏剧对时间和梦境进行了大胆的灵活运用。［9］（PP.2-4）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这位23岁便被冠以“著名学者”之称的青年，其成就几乎遍布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文艺美学、文论、戏剧电影研究、文艺评论、社会评论……23岁生日那天，他甚至将20万字的《西方文论简介》全文独立翻译工作的完成，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这些很多人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取得的成就，韩晗似乎轻而易举就把它们一一揽入怀中。
谁动了童年的“奶酪”
同许多“天才”一样，韩晗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
6个月大的时候，身为老革命的祖母开始了对孙子的启蒙教育：说话和认字。一岁半的时候，韩晗在祖母的办公室里流利地为大家读《人民日报》。小家伙毫不怯场，将“洛”、“尼”等生僻字读得字正腔圆。“真是个江南神童。”一位退休老干部竖起了大拇指。
在父亲韩鄂辉的要求下，韩晗一岁多开始学画；两岁起每天背五首唐诗；三岁之后，韩晗在书法班开始书法启蒙。
韩晗7岁时，突发病毒性心肌炎，被迫终止了他刚刚开始的校园生活。韩晗的小学，是在父亲的书房里伴着父亲珍藏多年的连环画和《辞海》读完的。
然而，缺少玩伴的童年也没有影响他阳光的性格。这种阳光，透过韩晗作品的字里行间和他的发展轨迹，丝丝缕缕映射出来。
著名文学家陈应松在写给《寂寞城市》的序中如此评价：韩晗是一个相当优秀的青年作家，他的文字华美，带有文化意味，并包含有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信息。
《寂寞城市》是韩晗高考结束当天开始创作的。可能是之前备考的压抑，韩晗刚从高考考场下来，就感觉平时被束缚的写作神经一下子被调动了，他开始对着电脑疯狂地敲击这部似乎早已存活在内心的青春爱情小说。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韩晗也深深地陷入了自己构思的小说里，并时刻为笔下的人物感动着。以致两次发烧，但病得头重脚轻的他也照写不误，有时候灵感来了，凌晨一两点钟他仍然奋笔疾书。
19万字的小说写完后又几易其稿，但直到定稿时韩晗还没思考出该给小说起个什么书名。后来偶然听到一首叫做《寂寞城市》的歌，觉得这四个字与小说的主题十分吻合，于是就借用了这个名字。然而，这部小说，却没有过多渲染青春年少的压抑，其中透出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让人感到希望的存在，
这不是刻意矫情。热爱文学的同时，韩晗是一个努力的好学生。这在“80后”善于标榜个性的中，难免显得另类。其实，韩晗还爱好收藏。8岁起便走进文物市场淘古币，寻古书，迄今已藏书数万册。2006年，他因此被湖北省黄石市授予“书香门第”称号。
父亲对韩晗“约法三章”：第一，不能以退学的方式反抗教育制度；第二，人生必须读研究生、博士生、出国留学，从而获得最高智慧；第三，一定要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否则会被淘汰。韩晗一直谨记。对于自己被没收了的童年，韩晗现在谈起也满心感激。
用灵魂与国学对话
《寂寞城市》出版，韩晗一夜成名。他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访，成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中央级媒体采访的在校生。
然而，韩晗的选择又一次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一边保持纯文学写作，一边将发展方向转向文学理论研究。这也是父亲面对大学生专业素质普遍滑坡现象而对韩晗提出的要求。他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多读理论书籍，充实自己的大脑，并要求韩晗每个月写一篇学术论文，找专业老师、校外专家评点，并送到核心期刊发表。
刚开始写论文时，韩晗很难摆脱作家那种天马行空的思维习惯，韩鄂辉总是用一种高标准要求韩晗。每一篇都要给父亲看，看了之后总会用红笔批改，然后让他再写，写了再改。一篇论文常常要写十天半个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韩晗自己本身作为一个作家的勤奋，加上他对于文字先天的感悟，通过对老师们的谦虚求教，仅仅只两个月的时间，韩晗就驾轻就熟地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立意方式。2006年元月，他的戏剧论文《从当下戏剧现状试论中国戏剧发展前景》发表于中国戏剧核心期刊《四川戏剧》之上；2006年2月，另一部文学史论文《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发表于部级核心期刊《船山学刊》上，并受到了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达敏教授的点评；2006年6月，他的现当代文学论文《试论述我国近二十年文艺类图书出版趋势》发表于部级核心期刊《中国图书评论》上，一举获得中国图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而这些，仅仅是他一年里面的一部分。
韩晗的部分作品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成为该资料50余年来最年轻的被转载者之一。其中两篇论文两夺中国戏剧文学奖理论一等奖，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2006年5月，韩晗的学术专著《文化的撒旦和上帝》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7年7月，韩晗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于著名学者周华斌教授。站在新起点之上的韩晗，现在仍然是一个在学术界与散文界非常活跃的“猛将”。进校半年，韩晗已经在《读者》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散文，并在其他省部级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论文。期间顺利地与郭敬明、张悦然等青年作家一道，破格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之一。
走大国小城，怀天下之忧
“我将已出版书所有版税的百分之十捐出来，进行目前国内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国家支持且条件准许，我还想在下一步设立‘中国古镇与文化遗址保护基金’。在此我承诺，无论今后出版多少作品，获得多少版税，我将会一直遵循这个承诺。”2006年10月，韩晗在人民网发表公开信，如是写道。
这个承诺，源于他对中国大地上那些遍体鳞伤的遗风古镇的深情。
著名社会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曾勉励韩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眼光放远，做大师型作家”。2004年，带着这样的鼓励，韩晗在父亲的陪伴下上路了。与很多观光客不同，韩晗的目光从一开始就穿越年龄的界线，投向“遥远”的古镇。这种遥远，在于它们要么正在被人遗忘，要么在于它们的未来正断送在旅游者的脚下。而这些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物质类留存，应该被人们保护。中国古镇、古城区与古遗址的总面积为世界所有古镇古城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但是目前国内古镇的维护却成为了大问题。西南地区古镇由于某些影视剧组的破坏，导致某些珍贵的古建筑遭受着不可恢复的毁坏；重庆兴隆古镇被居民楼包抄，已经出现了火灾隐患；同样，在四川临邛古镇与汉唐遗址，更出现了建筑物遭到毁灭性损害，文物惨遭盗窃的严重毁坏……
“作家必须是具备人性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专业叙述者。”这是韩晗在博客中说道，并选择“义捐版税”首开行动先河。
2006年，行走笔记《大国小城》在敦煌出版社出版。韩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自豪与忧虑，淋漓尽致地在书中展示出来。“有一部经典的电影，让人想起一句话：‘瓦尔特走了，谁来包围萨拉热窝？’而现在，我们要不停地拷问自己，‘张岱年、启功走了，谁来包围我们的思想？’”这样的文字，同样让读者反思。韩晗沉稳又不失新锐的大文化散文，使之在媚俗的风潮中树立了独特的人文气质。
青联档案：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特征与方法；意义与价值
中国元杂剧自18世纪早期伴随着《赵氏孤儿》的西传并于英语世界的传播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英语世界元杂剧的早期传播多为单纯的译介以及简单的内容概要介绍，而英国则是早期元杂剧传播的中心。但自20世纪中后期西方汉学中心移至美国后，美国遂成为英语世界元杂剧传播的中心，传播形式亦由先前单纯的译介为主转变为译介与研究并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像杜为廉（William Dolby）、柯润璞（J.I.Crump）、奚如谷（Stephen H_West）、伊维德（Wilt L idema）、马克林（Coin Mackerras）、时钟雯（Chung-wen Shih）、刘君若（Chun-jo Liu）等人的综合性研究，他们的研究广泛地涉及元杂剧的诸如兴起原因、作家作品（人物、主题、语言）、艺术特征、舞台表演及其他（音乐、演员、演出、剧团、服饰、化妆等）、功用等诸多方面；亦有如章道犁（ Dale R.Johnson）（曲律研究）、彭镜博（Ching-Hsi Perng）与海登（George A.Hayden）（公案剧研究）、夏颂（Patricia A.Sieber）（传播研究）以及诸多博十论文一般，针对元杂剧的某一方面而展开的专论。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新异，对我国国内学界而言极具借鉴性意义与价值。篇幅所限，本文不便一一展开详述，拟只详细梳理和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管中窥豹，以期概括呈现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独特研究特征、方法以及意义与价值。
本文所梳理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相关博士论文共计37部，时间上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新世纪的2011年；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大、清华、北师大图书馆，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凡英语世界有关元杂剧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笔者相信均已搜罗完毕，这37部博士论文，研究内容迥异、研究视角独特、研究方法多元、研究价值与意义巨大，它们已充分体现了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较高水平，其中有些还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在英语世界影响很大，因而很具代表性，亦突出呈现了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总体特征与价值。
一、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
为便于总体把握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亦为随后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分析归结其写作时间、内容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及特征，笔者遂按时间顺序，首先绘制“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一览表”如下：
纵观上表中所列37部博士论文，我们可将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概括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以元杂剧文本为主要考察、解读对象，针对元杂剧的语言、音律、作家作品及作品中人物的研究，剧类（题材类型）研究以及元杂剧的总体研究。这其中，针对元杂剧宾白进行语言分析的有博士论文1、5，音韵方面的研究则有专论《中原音韵》的博士论文6以及涉论《中原音韵》的博士论文4，章道犁的《元曲韵律学》，后经增编以专著《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全元戏曲北词谱》（1980）①出版，该文为英语世界首次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对包括元杂剧曲牌联套、宫调以及曲谱等方面内容在内的元曲曲律研究。英语世界有关元杂剧作家作品研究的博士论文，所涉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及白朴等人，而他们的代表剧作特别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无疑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其中论及关汉卿及其作品的有博士论文8、9、11，专论马致远及其作品的有博士论文18、27，而白朴的研究专论则有博士论文12。博士论文14、17、26②、34是英语世界的4部《西厢记》研究专论，另有涉论《西厢记》的博士论文31。元杂剧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特征鲜明各异，他们共同点缀装成了元杂剧这一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卷。英语世界中论及元杂剧人物的，多为博士论文，所涉人物包括吕洞宾、关羽、杨贵妃、女性、张飞、鬼魅等；这其中有博士论文3、13、20、23、28、35等。英语世界对元杂剧剧类（题材类型）的研究亦多为博士论文，这主要有博士论文19所论之“才子佳人剧”，博士论文10③、15④所论之“公案剧”以及博士论文36所论之“边疆跨境剧”等三类。英语世界针对元杂剧总体研究的博士论文则以刘君若的《中国13世纪杂剧研究》为代表。
第二，以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学）、戏剧传统入思，对元杂剧包括悲喜剧维度、中西比较等在内的异质文明间的横向考察，这其中有博士论文16、29、32、21的悲喜剧维度考察以及博士论文24、25 .26的中西戏剧间的比较研究。
第三，从中国古典戏剧发展史的角度，就元杂剧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关系以及戏曲文物此类戏剧史现象的纵向研究；这其中有博士论文22⑤、30、33、37等。
二、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研究的总体特征与方法
（一）研究的总体特征
通过考察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从时间上来看，本文所论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博士论文在时间跨度上为1952年至2011年，时限约60会年；从各时期创作的数量上来看，上世纪50年代的3部、60年代的6部、70年代的6部、80年代的7部、90年代的14部，新世纪以来的博士论文1部。我们可以看出，如果80年代以前的博士论文15部、以后的博士论文21部，它们在数量上还大致相当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博士论文仅1部，则明显与先前相比存有巨大差距。其次，从地域上来看，上述所列37部博士论文中，仅一部博士论文出自英国，即杜为廉的《关汉卿和他的作品研究》；其余皆
①D.R.Johnson， Yuar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cture an，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m， Arias in the Dra-matic Styl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②后以专著《元杂剧和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中的一般戏剧符码》（Common， Dranatic Codesi。Yüand Elizabean TheatersCharacterization in Western， Chamber and Romeo and Juliet），于1997年由埃德温一梅伦出版社出版。
③后经增编以专著《中国中世纪戏剧中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nent in Medieval Chinese Drama Three Jadge PaoPlays），于197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后经增编以专著《双难：评七部元代公案剧》（DoubLe Jeopardy：A Critique of Seven， Yuan， Courtroom Dramas），于1978年由密歇根大学中文研究中心出版。
⑤后经增编以专著《欲望的戏剧：作者、读者及早期中国戏剧的复制生产1300-2000》（Theatre of Desire：Autrors，Readersrs，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arly Chinese Song-Drama ，1300-2000），于2003年由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为美国高校的博士生所作。因而，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创作中心主要在美国，这显然是与二战后西方汉学中心移至美国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而就其所属高校而言，博士论文篇数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并列第一，皆为6篇）、密歇根大学（4篇）以及斯坦福大学（3篇）；这些高校无疑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再次，从作者构成来看，英语世界本土作者17人，华裔作者20人；其数量大致相当。但如果我们结合创作时间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位博士论文作者中，英语世界本土作者共计10人，约占67%，而华裔作者只有5人，仅占33%；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22位博士论文作者中，华裔作者共计15人，约占68%，而英语世界本土作者却只占32%。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14位博士论文作者中，华裔作者就占了10人，为该期总人数的71%，明显占绝大多数。我们据此可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多出自英语世界本土作者之手；而80年代以来至今特别是90年代的博士论文则多为华裔作者所作。最后，从博士论文的选题或研究内容来看，同样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80年代之前的博士论文选题多为元杂剧语言、音韵、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等传统的元杂剧文本分析，其更侧重于元杂剧文本的文学性研究；而80年代以来的博士论文选题在继续元杂剧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的同时，却又将其研究的视域横跨中西、纵贯古今，更注重中西戏剧间的比较研究、悲喜剧考察以及中国戏剧史现象背后的权利、政治与文化精神层面的开掘，其更侧重于以异域他者的眼光审视元杂剧，专注于元杂剧与西方戏剧总体特征层面的暗合及其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蕴的挖掘。
对此，必须从美国汉学发展的总体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我们知道，美国汉学的早期发展是在美国传教士、欧洲传统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的。受其影响，美国早期汉学主要侧重于中国语言、古典哲学、古典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路数与欧洲的古典汉学可谓一脉相承；而且由于战后冷战时期造成的中美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阻隔，以及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费正清所开启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发展的中断，遂使得美国的汉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传统的欧洲古典汉学的研究模式。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特别是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美间各层面交流的日益频繁，美国汉学遂于80年代以来于内外两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内部而言，前期受阻的美国现代中国学逐渐取代传统的欧洲古典汉学而成为美国汉学发展的主流，其所开启的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及其受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浸染而生发的诸多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亦深深地影响了同期的古典汉学研究；就外部而言，随着中美邦交正常化、双方科教交流的恢复与发展，中国赴美留学或访问的学生或学者日益增多。“在中美建交后的前10年内，到美国学习访问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约有3万人，超过了从1860年到1950年赴美人数的总和。据中国教育部统计，1978年，美国只有5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从1978年到2002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超过了38万人，美国已成为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仅2001年一年，就有大约7.8万人在美国留学，其中多数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①这些数量可观的赴美学者或学生，遂成为美国汉学特别是传统古典汉学研究的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结合上述背景而论，我们很易得知，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以上世纪80年为界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乃是与上述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完全吻合的。首先，就作者构成而言。前期以英语世界本土学者为主而后期却以华裔作者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二战后至80年代以前这段时期，中美间的冷战对峙遂使得双方间的各种交流包括科教交流几无可能，即使此期有赴美的中国学者或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去美国的，抑或是香港、台湾的学者或学生。而80年代以来伴随着①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几点变化》，《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新时期改革开放而来的赴美留学或访学大军的涌现，在美国各高校或科研机构学习或从事科研工作的华裔学者的人数必然亦会随之陡增。而这一变化在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作者身上，无疑得到了最充分地体现。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前期主要是传统的语言、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文学性考察，这非常符合传统欧洲古典汉学注重语言研究、古典文学（化）的研究模式。比如，有关元杂剧的语言研究的2部博士论文，就受到了当时在美任教的中国学者赵元任、杨联陛的语言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其研究架构就直接源于赵、杨二人的语言学理论。而后期的研究内容由于研究者视域的转变而导致的诸如中西比较、悲喜剧之维的考察以及文化转向，一方面与研究主体的上述转变密切相关；作为后期研究主体的华裔学者，由于横跨两种异质文明，独特的双重身份必然会生发出独特的研究视角，中西比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以异域的美学观念或研究方法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亦在情理之中，如前述英语世界的3部元杂剧与英国戏剧间的比较研究以及4部悲喜剧维度考察元杂剧的博士论文。而另一方面则无疑是受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以及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后期无论是占绝对多数的华裔作者抑或是少数英语世界本土作者，他们的研究内容均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即侧重文化研究、跨界（学科）研究，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甚至考古、宗教、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或领域的内容融合一体，再加之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催生下的各种新近的文学、文化批评手段的运用，从而使其研究内容获得了巨大的文化信息量，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文化世界；他们似不专注于文学本身，而是探究其后隐匿或折射出的独特文明与文化意义。在此过程中，元杂剧文本分析只不过是他们借以探究还原历史真相、开掘文本的文化能量的一个手段而已。
至于上文所提到的，新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博士论文数量存有巨大差距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考察2000年以来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戏曲研究概况的话，或许会得到部分解释。郭英德在其《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一文中，就详细的梳理了北美英语世界1998-2008年间的博士论文研究状况；笔者通过仔细考察发现，在其梳理的2000年以来的15部博士论文中，其研究内容多为明清（包括京剧）以来的中国传统戏曲（现象），共有10部，其余有关宋金时期戏剧l部、传奇剧1部、中西戏剧总体比较1部、有关戏曲演出的2部；①其中华裔作者11人。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中国明清以来传统戏曲的探讨，这也与之前专注于元杂剧研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对先前过于专注元杂剧研究现象的一种学术研究方向的纠偏，元杂剧固然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典型代表；但明清以来的戏曲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值得学术界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开掘。另一方面，就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状况本身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它已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亦相当系统而深入了，没有相当扎实深厚的文献与理论基础，已很难有所突破，特别是对于有些初涉此领域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除上述基于研究者而考虑的主观因素外，客观方面，其一，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古典戏曲包括元杂剧的英文文献积累亦相当有限，除了早期翻译的一些经典元杂剧作家的经典作品外，对于其他方面的文献却很少译介，这势必会影响到新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即使有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如上所示，亦多为华裔作者所作。其二，就国内外元杂剧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自20世纪初王国维开创了元杂剧研究的历史先河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中国戏剧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近二十年来元杂剧研究却日益冷清。……与宋元戏剧相比，明清戏剧研究方面则产生了更多的研究成果。”①新世纪以来国内元杂剧研究的这种“日益冷清”的状况必然亦会影响到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当新世纪国内明清戏剧研究相对活跃、硕果频出时，英语世界此期的明清戏剧研究亦会如此，从上述占其总数67%的英语世界明清以来戏剧研究的博士论文数量上即可见出。
综上考虑，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仅出现1部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似也不难理解了。
（二）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由于前期的元杂剧研究多受欧洲古典汉学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为基于文本分析的语言、音韵及作家作品研究，因而其研究方法就是传统欧洲汉学的研究路径：语言分析、音韵考察以及文献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细致地文本分析、考证、注释与译介，这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学与文学性研究，亦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此期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文本分析的同时，更注重于文末对元杂剧作品的译介及剧作家本人的常识性介绍；因为在元杂剧研究的早期阶段，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元杂剧知识的普及手段以及基础性工作。《中国13世纪杂剧研究》文末译有《窦娥冤》、《梧桐雨》、《李逵负荆》三部元杂剧，《元杂剧中的吕洞宾》文末附有马致远《岳阳楼》译文以及吕洞宾本人的生平年表，《关汉卿批评性研究：其人其作》文后附有关汉卿新近生平研究概览，《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一文后附有作者自译的《梧桐雨》与《墙头马上》、并有详细的文本注释，《戏剧中的关羽：两个元剧本的翻译和批判性探讨》中第二部分即为文中所析两出元杂剧的《关云长千里独行》、《单刀会》的译文，而《一个13世纪中国剧本（西厢记）研究》一文，文后则附有《两厢记》的详细分折的内容概要，等等。后期博士论文中虽亦有此类内容，如《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一文后附有所论元杂剧《窦娥冤》、《汉宫秋》等9部杂剧的详细分折内容介绍，《（西游记）杂剧中的喜剧因素》文后附录中附有该剧六本24出的剧情梗概，以及《爱情偶像的表述：（两厢记）爱情故事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比较》中文末附有《西厢记》分折详细的内容概要；但总体数量明显不及前期，且多为介绍性内容而无全文的翻译。
如果我们说前期的研究方法偏重于元杂剧的基础性研究、关注于人文现象的特殊性考察的语；那么后期的研究方法则由于受到前述美国现代中国学以及20世纪特别是战后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思潮的影响而更趋多元化，也更具现代性，这也是导致后期的元杂剧研究内容更关注于诸如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人文现象的普遍性探讨的主要原因。就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后期博士论文而观，这种影响的印迹甚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取自于西方文论资源或哲学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大都为此期的华裔学者所用，比如西方悲、喜剧维度关照下的4部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视域下的3部博士论文；再如援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聚焦于亚文类“才子佳人剧”研究的《才子佳人：元明清时期的爱情剧》；采用符号学与女性主义、新批评细读分析、中西比较等研究方法的《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倚重于区域田野调查方法的《元杂剧的仪式方面》与《戏剧维系精神：金元时期平阳的艺术、仪式和剧场，1150-1350》；再如运用“电影女性主义理论”考察元杂剧的《历史化的中国戏剧：元杂剧的权力和政治》；《边疆故事：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性别和汉蛮的跨文化冲突》一文，则以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话语为考察视角，探讨“跨境剧”的理论和历史背景及其总体历史和文化特征。以上诸文均为华裔作者所作，他们以新奇的视域关注异域的美学思想、文论资源，并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的恰到好处，显示了这种取自他者的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这也是他们有意摆脱国内的元杂剧研究模式，拓展新的研究视域、发掘文本新的审美意蕴的大胆尝试，体现了他们锐意进取的学术思维与创新精神。①解玉峰：《近十年中国古典戏剧研究述略》，《民族艺术》2011年第1期。
而前述美国现代中国学所开创、热衷的跨学科研究，亦深刻地影响了此期的博士论文创作。如本土作者如夏颂的《修辞、传奇和互文性：关汉卿在中国元、明时期的构造和重构》一文就采用了现代传播学的方法探知关汉卿及其作品于后期传播文化中的建构，而麦卡琳的《元杂剧中的鬼魅形象》一文则用社会宗教学的方法，探讨元杂剧中鬼魂与仪式、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他还有上文所提到的对政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资源的运用，不一而足。
三、意义与价值：英语世界与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比较研究
如前，笔者已对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总体特征（包括内容）与方法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初步地梳理和探讨，那么它们与国内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在选题内容、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方面又有何异同呢？从中又能揭示出它们怎样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呢？为了更能体现当今中国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现状，笔者拟将其创作时间范围限定在新世纪2000年以来至2013年间的十多年里，经笔者搜集整理，共得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21部，很有代表性。为便于展开探讨，笔者亦将这21部博士论文绘表统一整理如下：
如上所示，就新世纪以来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内容而言，大致涉及元杂剧语言、音韵研究（博士论文13、17、19、21）；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博士论文3、5、6、12、20）；悲剧性探讨（博士论文4、8）；元杂剧传播、批评史研究（博士论文l、2、10、14）；文化包括宗教层面探析（博士论文7、9、11、15、16、18）等几方面。通过与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至少在以下儿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文献基础不同。二者虽然会有相似的研究内容，如都涉及元杂剧语言研究，剧作家关汉卿、白朴研究，悲剧维度的探讨，元杂剧传播以及文化、宗教层面的研究等，但是双方据以展开研究的文献材料基础却明显不同。国内作者一般都是在尽可能最广泛地占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从而使其元杂剧研究具有夯实的文献基础，博士论文显得很有厚度，如《元杂剧语气词研究》、《元刊杂剧复字词汇研究》等；而英语世界的博士论文作者一般都是以其占有的少量文献、在对其文本细读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的，于细微处出灼见，如罗伯特.P.米勒的《元杂剧宾白中的虚词》一文仅主要以武汉臣的《老生儿》、詹姆斯.E.迪尤的《元杂剧对话中的动词短语结构》也只是依据关汉卿的三部剧作《窦娥冤》、《救风尘》和《单刀会》为对象展开研究。如果上面所列英语世界元杂剧博士论文作者均为本土作者，可能存有因阅读、理解中文文献困难而导致的文献占有较少的话，那么不存在中文文献阅读与理解困难的华裔作者的博士论文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只需对其稍作考察便知：由于受西方学术思维与研究路径的规训，他们亦是不重广博文献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综合分析，而是着重于少量文献（本）基础上的细读深究。贺尚仙、王炯、叶坦的《西厢记》研究便是典型的单一文本的细读分析，姚舒华的《才子佳人：元明清时期的爱情剧》即是对以《西厢记》、《牡丹亭》为主的戏剧文本的细读，张炳祥的《元杂剧中的情节剧与悲剧》则是对作为情节剧代表的《灰阑记》、悲剧的代表《梧桐雨》的文本分析，任友梅的《（西游记）杂剧中的喜剧因素》是对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细致分析等等。它们均是以少量文献占有为基础并进而展开文本细读分析、但却能以不同的独特视角切入而探讨元杂剧不同层次文化与美学意蕴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代表作。对于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这种文献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内学者郭英德认为是“论文作者无暇顾及全面搜集与广泛阅读第一手戏曲文献”①；当然，由于各种历史（如中美对峙）与现实（资讯条件）原因会不同程度影响到英语世界博士论文作者对相关资料的广泛搜集，但笔者窃以为不是“无暇顾及”而是“不愿顾及”。我们知道由于中西方之间文化（明）的差异，人类间的思维方式亦是迥乎不同。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重直观体现、总结综合；而西方人则讲究科学实证，重条分缕析、事无巨细。所以，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上来讲，中国学人非常善于在大量的文献搜集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系统总结与综合分析，即为实证性的材料整理；或者直观体悟式的评点、诗话，即为阐释性的理论批评。而西方学人包括深受其影响的华裔学者则更擅长于细微处详细探究、条分缕析，于文本细读中通幽洞微。所以，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不同的学术思维特质，是造成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不重文献搜集整理、重细致的文本分析的根本原因。
第二，研究路径不同。通过考察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有两种大致的研究路径，要么是偏重于相关文献的钩沉辨疑、致力于全面而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要么是对既存的大量戏剧史实或现象进行相关描述性的系统梳理；而绝少如英语世界博士论文那般，探讨文本中的深层文化或美学意蕴、揭示史实或现象背后的诸如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现代传播学等意义上的新的理论阐释和解读。就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双方所处不同的文化语境及其影响下的不同学术思维、学术训练而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由其而导致的双方研究方法的不同。
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国内博士论文多以文献整理、考证，戏剧史现象描述为主，其研究方法多为中国传统的文献梳理、考证，或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内的评点、解读；而英语世界博士论文则更多是以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入思，运用了更多西方文艺批评中的研究方法，并深受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影响，于较少的基础文献中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宏阔学术视域，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文本的美学与文化意蕴。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就是注释、校勘、考证基础上的文献整理或直观体悟式的理论批①郭英德：《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评。王国维是援引西方的美学、哲学思想阐释中国问题的第一人，自此后，一大批学贯中西的近现代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①他们之所以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开疆辟土、成就斐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处于中西交汇的历史时期、以会通中西的学术思维与研究方法探讨中国文学的相关问题。他们具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同时又有深厚的西学涵养。然而，他们毕竟是极少数的人，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先前传统的研究方法仍是主流。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学科划分更加细化，传统上文史哲本来一体的人文学科亦经历了更细更窄的学科划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随之出现：搞哲学的不问文学，搞古代文学的不论现当代文学、西方文学，搞文论的不关心古典文献的整理，遂形成了“隔行如隔山”的窘迫局面。虽然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涌入我国，但却由于缺少世纪之交那些真正能会通中西的大家，遂使得一些欧美学者惯用的研究方法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研究、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于当今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如盐化水”般的运用。熟知西方文论、美学哲学思想的却缺少深厚扎实的古文根基，古典文学科班出身的却又不关注西方的批评话语。因此，总体而论，当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依然是以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为主。
从上表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作者的所属专业，我们看到，上述21位博士论文作者中，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占12位，约占57%，少数民语言文学专业的2位，戏曲学专业4位，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专业各1位；很显然，其作者所属专业总体上仍以古代文学专业为主，而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承袭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路径与方法。文艺学专业的赵春宁虽可能熟知西方文论的相关知识，也运用了现代传播学的方法研究《西厢记》，但其与同样以传播学方法研究元杂剧的夏颂相比，却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赵春宁以《西厢记》的传播现象描述为主，而夏颂则揭示了关汉卿杂剧文本后隐藏着的一种由作者、明代官方、商业机构以及文人编辑者纠合而成的历时性的文化合谋动力。再如，同样是论“悲剧”、阐释“文化或宗教”，国内博士论文却不似英语世界博士论文那般具有宏阔的跨文化（明）视野、于异质文化（明）中考察研究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国内博士论文所谓的“文化”阐释多为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解读，绝少涉及异质的西方文化（明）。同样为“比较”，国内博士论文《元杂剧曲文与其明传奇改写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也只不过是蒙元游牧文化与汉儒家传统文化间的比较；根本不似英语世界博士论文《论元杂剧与英国的家务剧比较》、《元杂剧与伊丽莎白时期戏剧比较》以及《爱情偶像的表述：（西厢记）爱情故事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比较》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中西比较。同样是对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的研究，却能得出了男权主义（《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与女权主义（《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根本原因乃是源于研究双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视域。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语文文体教学”问题不断得到学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看法，众多一线教师也积极参与讨论，学术期刊和高校发表了一些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国内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一些相关教材和著作，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局面。
这里讨论的“语文文体教学”文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写作教学中的分文体写作教学和其他注重文体的写作教学训练；阅读教学中按文体划分教学内容所进行的教学；语文教学文体划分的理论探讨；怎样针对具体作家、作品所具有的文体特点进行教学；“文体意识”对于语文教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等方面。
通过在中国知网以“语文文体教学”为题名进行的跨数据库检索（模糊），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11年4月30日，检索到的文献共50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1篇，期刊论文49篇）。在中国知网以“语文文体教学”为关键词进行跨数据库检索，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11年4月30日，检索到的文献共930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23篇，期刊论文907篇）。合并计算后，实得相关文献的数目为233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10篇，期刊223篇）。
将实得的10篇硕士学位论文按主要内容进行分类，研究作文教学中的文体教学（含高考作文文体研究）的有6篇，研究阅读教学中的文体教学的有4篇，研究具体作家作品文体教学的有1篇。具体篇名、作者等信息见表一。
除以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外，在一些相关教材中有一些讨论“语文文体教学”的章节，鉴于这些教材中的章节和论文集中的文章散见于各处，笔者未作专门统计。
二、 “语文文体教学”相关观点梳理
以搜集所得的文献和相关书籍为基础，笔者总结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语文文体教学”的部分理论观点。
（一）关于“文体”“文体意识”等的概念释义梳理
1. 文体
第一类释义认为，文体是文章的基本类型和样式，是一种写作规范，属于形式范畴。梳理如下。
周一贯认为：“文体就是文章的基本类型，文体特点是许多篇同类型文章中概括出来的规律性，它对于正确理解把握同类型文章具有指导性。”①
胡元德认为：“文体是文章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具体样式。”②
彭润和认为：“文体是一种写作规范，它不仅决定着某种文章或某篇文章中必须具备哪些要素，而且还决定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要素之间关系的方法。”③
第二类释义认为，文体是形式、内容和功能的结合体，既指文类，也指具体的文本。例如：
陈寿江认为：“文体不只是形式，也是形式、内容和功能的结合体；文体既指文类，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所列举的论述类、实用类、文学类等文本，即某一类文章或文本的内容、形式和功能的相同或相似特征的抽象概括，又指具体的文本，是抽象文体概念的具体化。”①
第三种释义认为，文体是写作文字的机制，这种文字机制除指文章体制外，也包括具体词句、段落的体制。例如：
欧治华认为：“文体指写作文字的体制。它不仅指成篇的文章体制，也包括词句、段的体制。所以，语文教育中对文体概念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文章的体裁划分，而应开放文体范围，广泛触及词句、段等非篇章体制的理解，开展单向思维到多向思维的实践探索。”②
2. 文体意识和文体感
李锡林认为：“何谓文体意识?即对文体的敏感能力。”③
潘新和认为：“文体感是语感的上位概念，也可称为文体意识，指的是主体对某种特定文体的全部表现形式规范的领悟与把握。”④
侯学智认为：“文体意识就是指对文体分类及各种文体特点的心理把握程度。文体意识强，才能够根据各种文体写作的具体要求‘定体’，并在写作中正确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⑤
王元臣认为：“文体感指的是主体对某种特定文体的全部表现形式规范的领悟与把握。”⑥
黄伟认为：“文体素养由文体意识和文体能力构成，它既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实践而形成的综合素养，亦是读写能力的核心要素。”⑦
（二）关于写作教学“淡化文体”不同意见的整理
根据所得文献，关于写作教学中“淡化文体”的讨论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文体是可以淡化的，另一种认为文体的重要性决定了不能淡化文体。20世纪90年代末，语文教育界主张“淡化文体”的观点开始兴起，在当时的背景下，“淡化文体”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经过十几年的讨论，矫枉过正后，文体意识的重要性重新得到了认可。下文列举的文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过程。
1. 支持、主张“淡化文体”的观点代表
梁继平认为：“淡化文体代表了素质教育对语文教学的必然要求。”⑧
管建刚认为：“‘文章本无体’。小学生作文的性质是练笔，不必强调完整规范的作文体式。”⑨
2. 反对“淡化文体”
胡元德认为：“文体反映了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对写作和阅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不可以淡化的。”⑩
彭润和认为：“文体不能淡化。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还必须一如既往地按文体顺序展开作文教学和作文训练。”11
杨斌认为：“文体为什么不能淡化？简言之，是文体使语文成为语文！”12
（三）关于语文教学文体分类方法的统计
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寿康先生在他的《文章丛谈》说，“我们所说的文章，指反映真实事物的一类，包括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的文章，通常说的应用文体也包括在内。……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两种理论有联系，但是两者是各自独立的。”13
关于语文教学文体分类的方法，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综合所得的文献的观点，大致有两种分类体系。
第一种体系从文学的角度来划分，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四种“文学文”。
另一种分类系统如下：
1. 记叙文，分为新闻类、文学类等。
2. 说明文，分为文学类和非文学两类。
3. 议论文，分为语体类和文言类。
4. 应用文，具体划分有信函类、条据类、规约类、公文类、告白类、专用文书类。
（四）关于四种“文学文”的文体教学
阅读教学中各种文体的文体教学也是学界讨论的、研究的重点。抓住各种文体的特征实施教学，寻求同一类文体的教学规律，是普遍的共识。在这里，笔者选取关于四种文学文（散文、小说、戏剧、诗歌14）的文献，做了大致的梳理。
1. 散文的文体教学
在散文教学方面，把握散文的结构美、语言美、意蕴美，依据散文本身的特点进行教学是学界一致的共识。早在1979年，就有文章提出：“在进行散文教学时，除了掌握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外，还必须考虑到散文本身的特点去备课、讲课，才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展现形象的方式又不同，它往往不采用大段的叙事来刻画人物形象，而采用即景抒情的手法，借助于比兴手法。”①
对于“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的区别，学界也给予了重视，还提出了“情散文”的说法，认为“学习散文，尤其是文艺性很强的抒情散文，作用于人的不仅仅是文学语言的铢积寸累，而是给人高层次艺术素养的熏陶”②。
抓住散文所表现出的意味来确定它的教学内容也是一种观点。
将情景教学法应用于散文的教学，也是重要的观点。
也有教师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散文教学模式。例如，潘双林总结提出了“抓要言，梳理文脉；品意境，缘情体物；学技法，内化能力”三步散文教学的模式。③
2. 小说的文体教学
小说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学样式，它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叙述故事和环境描写，形象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艺术虚构和创作典型是小说的特色。抓住小说的三要素进行教学，也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方法。
刘颖在《点击小说教学的关键词》中提到小说教学的几个核心点：理念上注重人物和生活，教学方法采用品味法和想象法，落实上注重读写结合。④
有的教师提出了小说“创意阅读”的说法。⑤
还有的教师从职业教育的语文教学角度，对语文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要求：“深刻地认知和审美小说的鉴赏能力；在良好的师生互动中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教学智慧。”⑥
3. 戏剧的文体教学
戏剧是一种由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艺术。语文教学中的的戏剧教学是从学习、了解、欣赏剧本这一文学样式的角度来进行，是戏剧的剧本教学。与其他三种文学相比，学生接触的戏剧文学作品少，教学的难度也就更大。传统的戏剧教学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引导学生了解戏剧的常识，要注意戏剧中的冲突，要揣摩剧中个性化的语言，还要把握剧本结构特点、体会影视剧本的画面感。
如：“在激烈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人物的性格，而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矛盾的本质。……在戏剧教学生应该注重引导学生仔细揣摩剧本中的人物语言，分析语言的个性化、动作性，这对于把握整部戏剧的艺术手法是十分关键的。”⑦
有教师认为，“戏剧教学要重视和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⑧
还有教师提出了一些可以尝试的戏剧教学新方法。例如“研究性学习方法”。⑨
4. 诗歌的文体教学
诗歌高度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语言精练而形象性强，新诗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丰富情感与想象，并能发展学生审美能力。“中学诗歌教学，应体现诗歌的文体特点。”⑩新诗教学时普遍从几方面展开：指导诵读，体会炼字，分析意象，领悟意境并展开联想、想象。
有的教师认为学诗还要写诗，读写结合的方式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例如，李广琪认为：“初中诗歌教学，要形成整体，在提高教师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水平。学生学习由浅入深，从读、记、背，到懂和精通，再与写作结合。”11
有的研究者提倡将诗歌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认为“诗歌教学只要本着‘把主动权还给学生’的原则，让学生自己去‘读’，自己去‘悟’，自己去‘写’，是能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是能够让学生逐步走进绚丽的诗歌审美殿堂的”12。
三、 “语文文体教学”研究建议
（一）文体含义可以兼容并包
“文体”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其内涵至今未形成共识。其中的“文”可指文学、文章、文本，“体”可指体式、体裁，“文”“体”合成“文体”，则可指文学的体式、文学的体裁，文章的体式、文章的体裁，文本的体裁。
童庆炳先生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文中提出：在文学领域中，“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13，是一个系统；体裁则是指不同文学类型的体式规范，一般由某种类型作品的基本要素的特殊结合而构成；体裁是文体的一个范畴。张会恩等主编的《文章学教程》认为，在文章学领域中，“文体”即文章体裁，体裁是泛指一切书面语言作品的样式和种类。纵览各家之言，“文体”的内涵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其内涵是不同的，其范围也有区别，所以，文体含义可以兼容包含各个专业领域，在大的宏观概念的统一下包含各研究领域的具体的不同内涵。
（二）充分发挥文体意识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淡化文体的同时不能淡没文体意识。从举起“淡化文体”旗帜的高考作文说起，试题的提示语由“文体不限”改为“文体自选”再到“自主确定文体”的这一变化，进一步明确“淡化文体”要求的含义，同时也在对近年来中学作文教学因“淡化文体”出现的负面效应做出了必要的矫正。我们应正确理解“淡化文体”的内涵和“淡化文体”与文体意识的关系，遵循读写结合的原则，严格文体基本功训练，规范文体要求。语文教师应帮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增强文体意识，了解和掌握文体特点，理解文本的文体特征；在写作教学中增强文体意识，进行严格的文体基本功训练，规范文体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体意识的重要性重新得到了认可。客观地思考，避免新一轮的矫枉过正，是当下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一线教师而言，在确定了文体意识的重要性后，如何正确地展开文体教学、丰富学生的文体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是应该继续思考、继续探讨的问题。
（三）“语文教学文体”分类宜专业化、宏观化
在文体分类的宏观研究方面，过去的文体分类将文学研究狭窄化，认为文学与文章是“两家”，文章“只是工具”，从而将把文学和文章的含义和功能狭窄化，一味强调文章的工具性，而忽略语文教育的经典性和人文性。我们或许应该思考，在“文体分类”前冠之以“语文教学”的定语后，这种特定的文体分类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突出什么样的特点。在这里，应该对语文教学文体分类进行更专业化的界定，更着眼于教学的实用性和如何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而不宜过分细化分类或者拘泥于分类的细节。
（四）阅读教学中的文体教学研究
论及四种“文学文”文体阅读教学的著述，都强调教师要抓住各文体的特征，根据文体的特征实施教学。在研究的相关论著中，也说明了具体实施的教学方法和步骤，这些步骤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可实践性，能够指导一线教师的教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各类文体文学作品不同的审美特征，掌握其规律，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注重课文层面的讲授，就文论文，忽视学生文体意识的培养，无法提高学生对文体问题的敏感程度，学生普遍缺乏宏观概念和独立解读各类文体作品的能力。如何将文体知识的讲授自然地融入到课文讲解中去，使学生易于而且乐于接受，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文体意识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各类文体中的阅读教学中，也存在教学步骤针对性不强、对各类文体的特征突出得不够等问题。在一类文体的内部，是否应在教学中注重分析不同作家某一文体特定的风格（如鲁迅的小说作品）呢？另外，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文体教学的研究也相对较少。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研究的。
从教师自身的角度考虑，提高教师自身的文体素养，也是在阅读教学中进行文体教学的基础。因此，怎样提高教师的文体素养和语文综合素质，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①鲍国潮：文体：阅读教学的“契约”[J].语文教学通讯，2010（12）.
②曹敏芳：情散文教学谈[J].语文教学与研究，1997（06）.
③侯学智：作文教学应强化学生的文体意识[J].语文教学通讯，2005（5）.
④黄伟：重视文体教学提高文体素养[J].湖南教育，2006.
⑤金振邦：文体感:一种自觉的读写意识[J].阅读与写作，1991.
⑥李锡林：语文教学应强化文体意识[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2（07）.
⑦梁继平：从“文体不限”说开去[J].语文教学通讯，2000.
⑧刘洁梅：把学生领进诗的世界[J].中学语文，2010（24）.
⑨潘双林：一种可供操作的散文教学模式[J].新课程，2010（02）.
⑩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11彭润和：论文体不能淡化[J].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02（04）.
12童庆炳：文体与文体创造[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3王元臣：阅读与写作是一种文体思维[J].语文教学通讯，2006（08）.
14杨斌：文体使语文成为语文[J].语文教学通讯，2009（09）.
15张寿康主编：文章学概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戏剧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1、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传播
在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对于易卜生主义和易卜生戏剧及其评论的研究成果出现较早，数量颇多，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然而，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传播较易卜生主义和戏剧研究则迟了许久。国内涉及易卜生诗歌研究最早应属高中甫，在其编选的《易卜生评论集》中，收录了《诗人易卜生》一文，对易卜生的诗歌及诗剧进行整体上的评析。①1995年《易卜生文集》中文版出版，②在第8卷中收录中译本易卜生诗歌共61首，使得我国学者在研究易卜生戏剧作品的同时，开始参考关注易卜生诗歌。
2、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接受
目前为止，查询到的我国学者关于易卜生诗歌研究的论文共有26篇，部分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可以查到，部分收录在邹建军教授主持的《易卜生诗歌研究》一书中。(参附录)
著名易卜生研究专家王忠祥教授《读易卜生诗作札记》是现今能够查询到的国内最早一篇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论文分析易卜生从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大师”的历程及情感变化，从而主要分析易卜生诗作(包括剧中诗)中的历史性与哲理性。王忠祥教授指出，“易卜生的抒情诗、叙事诗、剧中诗内容浓缩凝炼，形式手法多样。有的热情洋溢，放浪不羁，有的质朴纯真、情感凝聚;有的嘻笑怒骂，直言不讳;有的含蕴深邃，韵律回旋。
无论哪一类诗作，总离不开社会生括的真实与诗人心灵的真实。诗人反对社会生活停滞，追求自袁艺林: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47我精神解放，探索人类生存哲理，这些组合为创作的动力。在诗人的大量的诗作中，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画面交替出现，甚至同时展示。”③这也为我们今后研究易卜生诗歌提供宝贵的建议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2、易卜生诗歌研究在中国的勃兴
继王忠祥教授对易卜生及其作品(主要是戏剧作品)的深入研究之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副主编，邹建军教授提出易卜生的诗歌研究的重要性，并带领其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逐渐展开对易卜生诗歌的关注和研究。2006年主持出版《易卜生诗歌研究》，④是我国第一部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选集，为国内易卜生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研究填补空白。自2006年至今，短短几年中我国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逐渐增加，并开始出现在许多核心期刊之中，我国的易卜生诗歌研究进入兴盛时期。
2006年，《易卜生诗歌研究》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易卜生诗歌研究的发展，共收录12篇研究论文，从主题、意象、思想、艺术特征等方面对易卜生诗歌进行多个角度的分析研究。同年，王远年以“论易卜生诗歌与北欧民间文学传统”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出，“易卜生诗歌是他生命轨迹的艺术性记录，他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将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精神品格相结合的创作道路。”⑤
2007年至今，我国学者关于易卜生诗歌研究的12篇论文，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研究的角度、深度、广度都有可观的进展。例如，2009年，邹建军在《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辩证评价》一文中提出易卜生诗歌创作中存在的三种向度:以政治事件为对象的外观向度，以人生哲学为对象的内视向度，以动物植物为对象的象征向度;进而分析诗歌中形成的与之对应的外观、内视、象征三种艺术形态，辩证地、全面地评价易卜生诗歌，理解诗人的诗学观念。2010年，吴海超《易卜生诗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从文学地理学批评角度探讨诗人在地理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
二、研究成果
易卜生诗歌研究方兴未艾，其研究成果已颇受关注。我国学者的26篇研究论文和一部论文集，提出种种新的角度与观点，对易卜生诗歌，乃至易卜生研究贡献颇大;为我国，甚至国际易卜生诗歌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为其他外国诗人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
《泰尔耶·维根》和《在高原》这两首具有代表性的长诗受到较多关注，在许多研究论文中作为引用和论据出现。王远年《论易卜生诗歌的流浪汉情愫》通过对《泰尔耶·维根》和《在高原》中的北欧海盗形象和自由主义者两个流浪汉的经历与精神的分析，指出流浪汉情愫“可以说是他坚定不移、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⑥
谭永《＜老水手行＞与＜泰尔耶·维根＞之比较》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对比分析易卜生的《泰尔耶·维根》和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行》，并探讨差异的根源。邹建军和杜雪琴共同发表的《易卜生长诗＜在高原＞的哲学之思与生态之维》分析这首长诗中人生哲学之思与自然生态之维二位一体的存在及关系，将对哲学的思考建立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之上，既有创新的思维，有有充分的论证，研究深入而且深刻。
诗歌离不开意象和形象，诗歌主要通过意象的描写和形象的塑造，及其象征意义表达诗人内心激荡的情感。谭永《易卜生诗歌中的四类动物意象》《易卜生诗歌中的上帝及其相关意象》，通过对诗歌中动物意象的归类、解析和对上帝及与之相关的神秘意象、宗教意象的探源，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了解诗人的人格气质和创作意旨。张廉《论易卜生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则通过对诗歌中女性形象的分类和剖析，探讨诗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性意识和基于男性立场上的女性观。
在诗歌主题研究方面，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从伦理与道德这一新的角度，探讨主持正义、抨击黑暗的重要主题，上帝等主导意象，重然诺、斥谎言的主导品格，以及自省与忏悔的伦理主导观念，源于文本的分析得出坚实自然的结论。另外，邹建军《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从诗人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特别的兴趣和关注出发，观照诗人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意识，探索易卜生诗歌中政治情结的渊源。
王远年《易卜生诗歌的民间歌谣特征》等论文通过对诗歌中民间意象、海盗精神的分析，关注诗歌的歌谣形式探讨民间传统与易卜生诗歌的密切关系。白英丽《论易卜生诗歌的戏剧性》等论文则从不同角度关注易卜生诗歌的艺术特色。邹建军《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辩证评价》从外观、内视、象征向度辩证、全面地评价易卜生诗歌，从而理解诗人的诗学观念。罗俊容《“易卜生诗歌研讨会”综述》记录王忠祥教授提出的易卜生诗歌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以及学者对易卜生诗歌的多种研究角度和观点。另有论文主要分析、体会易卜生诗歌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情感，感受诗人的精神境界。
三、发展空间
由于易卜生诗歌在我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刚刚开展不久，因此我国对于易卜生诗歌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还未形成系统化研究。然而，鉴于易卜生诗歌在我国的关注时间较短，对其的研究必然会经历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易卜生诗歌在我国的研究颇具前景，研究空间广阔，揭开易卜生诗歌中的奥秘，需要广大中国学者共同努力。
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研究所易卜生诗歌涉及的作品文本，集中在《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61首被译为中文的诗歌，而未涉及其他百余首诗歌。根据易卜生研究权威网站＜Ibsen．net＞，迄今记录易卜生英文译本诗歌共168首，其中包括易卜生1844年至1850年在格里姆斯塔(挪威)当地药店做学徒时期所作27首诗歌，1850年至1852年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称奥斯陆，挪威首都)19首，1852年至1857年在卑尔根的挪威剧院从事戏剧创作时期(含在此期间前往汉堡(德国)，哥本哈根(丹麦)和德累斯顿(德国)考察)31首，1857年回到克里斯蒂安尼亚至1864年57首，以及1864年至1857年在国外及晚年34首。
在2006年10月28日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易卜生诗歌研讨会”上，王忠祥教授提出对易卜生诗歌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1)易卜生诗歌的现代性。(2)易卜生诗歌，尤其是象征诗的多重代码。(3)易卜生的诗中剧、剧中诗。(4)易卜生诗歌中蕴含的历史性、民族性、哲理性、世界性和人性。(5)易卜生诗歌与易卜生主义的关系。(6)易卜生的诗论与诗歌创作。(7)易卜生的戏剧与诗歌的联系。(8)勃兰兑斯与布莱德鲁克对易卜生的不同评价。(9)易卜生诗歌的思想内容。(10)易卜生的诗歌技法和艺术手段;易卜生诗歌与北欧古代神话传说及文学创作的关系。⑦综合考虑王忠祥教授的发言和我国易卜生诗歌研究现状，今后我国学者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并逐步系统化:
一、易卜生诗歌的主题研究，包括同一时期的不同主题、不同时期的同一主题和不同主题;
二、易卜生诗歌中的意象与形象研究，包括自然意象，动植物、山水、日月等，和人物形象;
三、易卜生诗歌中的自然地理空间研究;
四、易卜生诗歌的艺术特点研究，包括诗歌的抒情方式、修辞手法、象征意义等;
五、易卜生诗歌中表达的诗人的丰富情感，包括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对人生哲学的思考、深深的爱国之情等，从而研究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六、易卜生诗歌与戏剧的内在联系研究，包括主题、意象、艺术风格、哲理思考、情感表达等全方位的联系;
七、从译介学角度研究易卜生诗歌不同版本的的翻译问题，以及再译问题;
八、易卜生诗歌的研究在国内与在国外。
诗歌是表达情感的最佳文学形式，通过对诗歌的研究，可以更加直观、深刻地感受和理解诗人的情感世界。易卜生这一“伟大的问号”，不仅是挪威的，更加是世界的。我国学者长久以来对易卜生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易卜生戏剧作品的关注，其实，在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歌形式的广泛存在。对剧中诗的研究离不开对诗歌的研究，研究易卜生，不仅要研究剧作家易卜生，也要研究诗人易卜生。
研究易卜生的诗歌对于研究易卜生的内心世界价值非凡，对于研究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也有巨大意义。易卜生的诗歌中所体现的对自由的追求、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人性的剖析等与其戏剧作品中追求精神解放、探索生存哲理的、触及人物心灵灵魂等思想内容相互呼应，共同组成完整的易卜生。其诗中剧和剧中诗更是将诗人易卜生与剧作家易卜生完美的结合起来，成为“世界的易卜生”⑧，并引领我们走进世界文学之林，感受“诗神缪斯的飞马”⑨给我们带来的文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