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思想论文范文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一、 言论实践:追求“监督政党”的议政书生

作为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胡适的言论实践很丰富。自1908年主编《竞业旬报》始,他先后参与《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自由中国》等的创办或编辑,是公共舆论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发言人。通过考察他的言论活动,笔者认为:在言论实践中,胡适是一位追求“监督政党”的议政书生。

胡适对政治始终有“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他曾引用明末清初学者周亮工所著《书影》中的一则故事自述情怀:“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19世纪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是胡适议政时的“偶像”。1947年9月21日胡适在天津公能学会发表演讲,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一个没有军队支持,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能做些什么?”然后指出:至少有三大类事情可做:“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胡适将其“忍不住谈政治”的经历列为第一类,表示:“我只是学弥尔(J.S.Mill)……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实际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他的著作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弥尔这种批评政治,讨论政治的精神,我们可以学习,也是我们所能做的!”

胡适曾将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表率政党”、“监督政党”三类。他很推崇“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这亦是他议政之时的自我定位――“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许他们的性情与才气是不宜于组织政党的;他们能见事而未必能办事,能计划而未必能执行,能评判人物而未必能对付人,能下笔千言而见了人未必能说一个字,或能作动人的演说而未必能管理一个小团体。……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了!有时他们的责任还不止于评判与调解,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侯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

书生议政,虽诸多不合时宜;但胡适信仰坚定。汤尔和曾对胡适直言:“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话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对此,胡适如是表明心迹:“我们也明知那说的和行的是两个世界,但是我们总想把这两个世界拉拢一点,事实逐渐和理论接近一点。这是舆论家的信仰,也可以说是舆论家的宗教。”

二、言论理念:民主文化体系中的“常识”

1956年2月,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就批判胡适一事指出:“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①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在1979年纪念“”60周年时,就出现了一批重新评价与研究胡适的论文,学术史上的胡适开始不再被忽视。随后二十余年的研究,胡适的“本来面目”亦日渐清晰。

尽管如此,少数研究者除外,人们对胡适其人及胡适思想的认知依然存在偏差。具体到“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则更是一个认知盲点。与他的其他理念相比,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不仅不广为人知,且更易遭人误解。1962年3月2日,胡适辞世后的公祭之日,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胡适与言论自由》一文就指出此点。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胡适的言论理念自成体系。该体系由两个层面组成:其一,“为什么要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具体价值。其二,“如何才能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实现途径。

在前一层面,胡适主要从个性发展、人权保障、民主三个角度立论。其主要观点分别为:(1)言论自由能够促进个性发展,养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有利于铸成“健全的个人”,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应该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放弃“统制文化”;还应不以“思想言论”入罪,让青年自由探索。(2)保障人权首先需要确立法治基础;争取人权亦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应建立能够“批评政治”的自由;“负责任”的言论不受非法干涉。(3)民主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它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仅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民主的训练是实行民主,良好的公民并非“天生”的,而是需要经过慢慢“训练”。言论自由与民主互相关联:保障言论自由自是民主的应有之义;言论自由亦是实行民主的必要条件。

在后一层面,胡适则主要阐述三点: (1) 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应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时须注意讲究技巧。(2) 言论自由必须“负责任”。因此,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理念,以“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清楚的思想”议政。(3)言论自由与相互“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能相互“容忍”则无言论自由。因此,在观点相异之时,应该谨防“正义的火气”。

更为值得强调的是, 能成体系之外,胡适的言论自由思想中有两点格外突出:(一)强调个人权利――言论自由应以个人为本位。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不可让渡,这一基本人权具有价值优先性。(二)提倡相互宽容――“容忍”是言论自由的根本。由于“理未易察,善未易明”,所以人人都不应以自己的主张为“绝对之是”,每个公民既是被宽容的客体,又应是宽容的主体。这实则深刻把握住了言论自由的两个维度。

人类学家吉尔兹曾指出“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并且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常识对我们而言即是当所有那些人为的各种符号体系竭其所能皆于事无补之后,它是仍保留着那些更为深层复杂的成就的原因皆备于旁的那个部分。”②的确,“常识”往往非常可贵,具有那种穿透重重迷雾、直指世道人心的力量;“常识”并非众所周知,虽然可能“卑之无甚高论”,但常常呈现出稀缺状态。考察胡适关于言论自由的诸观点,笔者认为:他的言论理念可被视作民主文化体系中的“常识”。虽然在学理层面缺乏深邃的论述,但可探骊得珠,得自由主义的精髓。

三、时代递嬗中的思想接力与超越

为了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历史坐标,笔者还将他与梁启超、储安平、殷海光分别进行比较。梁启超积极利用言论机构发言,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与个人抱负的重要手段。他不仅“坐而言”;一旦条件成熟,亦会“起而行”,直接参与实际政治。胡适虽以“讲学复议政”自期,不过始终不改学者本色,其重心是“讲学”;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他往往在知识分子使命感的驱使下才“忍不住”谈政治;且自始大体没有偏离“监督政党的舆论家”这一定位。储安平虽也有过“讲学”生涯,但其重心却是“议政”。他与实际政治运作更少瓜葛,纯粹地追求言论“干政”,期望能以舆论影响政治的现实运作。殷海光的经历则很特殊,他在言论实践中的立场有颇为曲折复杂的演变,以其对政权的态度为准,基本可划分为虔诚的拥戴者、大胆的谏诤者、坚定的抗议者三个阶段。

他们俱肯定言论自由的重要,但强调的具体理念甚有分歧。在国人几皆处于蒙昧状态时,梁启超以“新民”为己任,强调思想自由并清楚地指出“独立”是其核心,振聋发聩之功不可泯灭。但他的自由观具有国家本位倾向,经历了从重个体自由到重团体自由的演变,最终认为团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具实际重要性和价值优先性。因此,他重视追求内心境界的自由;此外,顺其思想脉络推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并非不可让渡。胡适曾深受梁氏的影响,同样强调思想自由和独立思想。不过他反对将内心境界的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指出“自由”是免受外力干扰的具体权利。同时,他始终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以贯之地主张自由应以个人而非群体为本位,强调“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因此,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可让渡。储安平捍卫异己者的言论自由权利、强调公民应有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这与胡适的观点颇一致。储氏比胡适更突出知识分子在建设民主与健全舆论中的作用。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敏锐地注意到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密切。胡适认为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观点虽然平实却是灼见;殷海光则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的”,即便是出于抗争威权的需要,这一阐述亦有误读之嫌。不过,殷氏对“个人自由”的认知更为透彻,明确指出:个人不可被视作达到任何目标的工具。强调“必先牺牲个人自由方可换取国家自由”,其结果是:往往国家自由未见实现,而个人自由首遭剥夺。因此,个人有自由与否的问题;国家却只有独立与否的问题。

通过比较研究,综观梁、胡、储、殷四人的言论自由思想,其间演变路径可概括为:在时代的递嬗之中,既有思想的接力,又有思想的超越。需要强调的是:胡适的首倡之功虽然不及梁启超,在个别问题上亦无储安平、殷海光的洞见;但就思想的系统、理性而言,他则高出一筹。

近代中国诸多享一时盛名的人物,或因对舶自西方的新知了解浮泛、或是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裹挟、或被强烈的功利主义目标所驱使、或被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侵扰,往往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洞察力。因而,他们往往如鲁迅所言“激烈得快颓废得也快”,直面湍急的时代风浪时,会有强烈的信念危机、会有迥异的思想转变、会在迷茫中走上歧路、会抛出逆潮流的主张。处此艰难时世之中,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胡适既有不为时惑的睿智识见、又能稳健地保持韧的争取精神,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注释

①唐|:《春天的怀念》,载金瑞英主编:《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116 页

②[美]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u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立身儒行,期于民主”的张君劢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矢志于中国事业的着名专家,也是以学术为业对儒家义理作了悉心抉发的新儒学大师。在政治和学术两大领域里,张君劢倍尝艰辛建树卓着。张君劢的一生,不论是在政治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奔波劳作,还是在学术独立王国的强探力索,他所做的都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都是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学术与政治比起来,学术是张君劢的第一生命,而作为第二生命的政治则置于学术的理境中。或者说,学术是张君劢赖以安心立命的根基,而政治活动则是张君劢对自己学术思想的身体力行。

19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20岁的张君劢,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约翰穆勒议院政治论》,这篇关于的基本见解,贯穿于他一生追求的活动中。1907年张君劢与立宪巨子梁启超共同发起推动清立宪的政闻社,第二年即回国奔走于活动。1912年在外蒙独立的问题上,张君劢在《少年中国》上发文抨击袁政府,历数政府十大罪状,并推政府袖手旁观于外蒙分裂之原因在于:“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虽牺牲政策在所不顾。一若国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从而得罪政府。为避免遭到可能的政治迫害,去了德国。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共和,张君劢千里迢迢回到国内。继之而来的诡谲的政治风云,将张君劢及其立宪派的努力化为一段不堪回忆的经历。尽管如此,张君劢对的追求仍然矢志不渝。1922年他起草了《国是会议宪草》并作说明书《国宪议》,1924年他创办国立政治大学,该大学于1927年被当局下令关闭后,他着手翻译拉斯基的《政治典范》。1929年张君劢在上海行知学院义务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因曾着文批评的,遭政治绑票。1932年张君劢与二张中的东荪一起发起成立国社党,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1938年《立国之道》发表,张君劢再次阐述了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即以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协调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为目标,对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作修正。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潮,张君劢是历次活动中真诚而又活跃的人物。他组党、参政、斡旋、再次起草宪法草案。这段时期发表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文字有《现代之背景》、《人民基本权利的三项保障》、《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等。张君劢为中国的事业呕心沥血,但他没有看到他理想中的在中国的建立。

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中国的制宪事业、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对西方的政治典籍耳熟能详的张君劢,可以说是中国进程一败再败、再再失败的参与者担当者和清醒的认识者,他经历多次的失败之后,在1946年最后一次起草宪法草案时,曾这样述说心中的沉重:“我从二十岁左右起,热心宪法问题,中间也从事过宪法草案,隔了四十年后,所从事的还是一部宪草。对于自己,这是一件伤心事,对于国家又是一个大不幸。”[1]尽管民初以来的制宪活动屡屡失败,张君劢还是希望从1946年起,这次起草的宪法草案能造成国家统一、奠定国家和平、促成国家法治。而不要象天坛宪草、曹锟宪草、中华民国约法那样,成为一纸空文,陷于同一命运。在草案起草完毕后,张君劢还以绝痛的笔调这样写到:“我自己是参加宪草的人,有的时候自己身当其境不能不负起责任,但是回顾民国初年以来的历史,几乎自己没有勇气来执笔,替字纸篓再加上一堆废纸。”[2]但他毕竟以绝望中的希望再次执笔宪草,因为他“一生的志愿在此,自难舍此而他求。”[3]况且,不论前景是多么暗淡,“又不能不作姑存一线希望之想”。当现实将这绝望中的最后希望粉碎之后,63岁的张君劢讲学于海外。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张君劢拒绝台湾的重金拉拢,坚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坚持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学术事业中,这是对他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学术价值取向的回归。实际上,“受到理论和实际双重刺激”的张君劢,自从在青年时代决心师从一代哲人倭伊铿以学术为业的时候起,就从未疏离过学术,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不论是在为民主奔走的年代里还是在被软禁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为抗日为国难而四处演讲的时期还是在流亡海外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君劢的学术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以贯之的祈向则在于会通中西文化,并通过儒学的复兴以复兴民族文化,通过儒学的复兴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

以年代为序,张君劢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着述有: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的系列文字,《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立国之道》、《中国与欧洲之文化比较》,40年代的《科学与道德》、《现代文化之危机》。50年代之后的《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等。

在科玄论战的系列文字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进行了批判、对欧美的文化方针政策在自由竞争下将人的心思才智引向工商之牟利、引向殖民之扩张、引向金钱至上,最终导致战争的路向进行了批判,认为欧洲人的前车之鉴当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并为遭到轻视的中国文化做辩护。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中,张君劢指出,“中国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一番。西方的个人独立之精神、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科学上之实验方法,应尽量输入。否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4]。但对西方的文化应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之,对不好的东西应排斥。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张君劢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提出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的总纲。在这个关于民族未来文化的总纲中,精神自由是蕴贯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灵魂,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张君劢希望中国的文艺家学者象近三百年来欧洲那些伟大民族的文艺家学者一样,为自己的民族提供陶融凝聚民族精神的作品和独立的学术,培植民族意识,增进民族的智情意。在《立国之道》的文化政策中,张君劢提出这样的见解,他说,“我人以为今后要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此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若无新人生观或新文化为衬托,恐怕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的多篇文章中,张君劢指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西方文化重物理界重知识,中国文化重人伦重人生。数学之知与理、逻辑之知与理、物理世界之知与理,中国远不如西方,但义理学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和道德修养的方法有不为时代变迁而移易的恒常价值,可救治西方文化因知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文化危机。在《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张君劢对义理学作了进一步发掘,再次强调义理学“自有其牢固不拔之基,不因科学的发展而动摇”。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中,张君劢再次申论了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他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的见解,他说,“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6]超级秘书网

这些凝聚着张君劢先生心血的对民族文化现代化探索的着述,曾长期沉埋在逝去的岁月里,但正象张君劢先生评价历史上那些曾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中西伟大着述时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不会被永久埋没,都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复活。今天,在我们正愈益自觉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时,张君劢的文化探索也会在我们的解读中复活,他探索的得或失,都能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他那“志在儒行,期于民主”的人生,也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参考文献:

[1]《之道》张君劢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2]同上第243页

[3]同上第131页

[4]《明日之中国文化》张君劢着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版第137页

[5]《当代新儒学家集-张君劢集》张君劢着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一、科尔奈：制度“品性”与过渡标准

科尔奈教授是中国经济学家十分熟悉的。他现在除任匈牙利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之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长期驻美研究。90年代以来，科尔奈教授的经济改革理论已经定型。他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过渡的历史过程的完结，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所取代的过程。他的这一观点，系统地反映在他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200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的长篇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该期杂志的主题是“千禧年”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而这篇论文又是讨论“过渡”问题唯一的一篇。因而，这篇文章不仅是对“过渡”问题的宏观理论总结，而且由作者的身份所决定，实际上也系统地表达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一种“改革观”。科尔奈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讨论“过渡”和“改革”的具体枝节，而是构造了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总体模型。他认为，从各个历史背景和文化中产生的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其最基本层次分析，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可以将其称为“体制的特殊品性”（TheSystem-SpecificAttributes）。由于这些“品性”，就成为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由这些“品性”来支撑和发展的。按照这一思路，科尔奈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制度模型”：

（1）社会主义制度模型

在马克思、列宁国有制和准国软预算约束、弱长期短缺经济、

主义政党的统有制占据支配官僚行政协调价格调节；计划卖方市场、劳动

一领导下地位占据优势交易、数量控制力短缺，没有失业

（2）资本主义制度模型

政治力量与私没有长期短缺、

人产权、市场共私有制占支配市场协调占据硬预算约束、价买方市场；长期

同体亲密配合地位优势格发挥强有力失业、商业周期

发挥力量调节作用波动

乍看起来，以上的模型及体制的“品性”概括，与科尔奈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并没有质的区别，不过是将其系统化了而已。但他以这二个模型为起点，进一步说明了“过渡”或“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品性不断被代替的过程，从而阐发了他的论文主题。

所谓不同层次，科尔奈认为，每一模型的前三个方块可以称为每一制度的基础性特征：政治力量特征；产权的分配特征；协调机制特征。一旦这三个方块的内容“到位”，它们就会决定第四个方块：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和第五方块：经济运行特征这两个内容。当然，这里列出的经济特征是主要的。在这五个方块中还可以举出许多现象。有些特征没有列上去，如在各种经济中大规模组织都显示了扩张的倾向，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这种倾向才会转向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密集的和持续的“投资饥渴”状态。有的是互为对照的。如，从长期来说，所有经济的经验都证明会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但从长期来看，总体上的短缺状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而长期失业状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所以就把这两者作为“制度的特殊品性”放在第五个方块加以对照。

科尔奈强调，还要注意分辩系统特征和非系统特征。如，货币的贬值并不是体制的系统特征，而输入货币的可兑换性却是市场协调机制所要求的一种体制变化特征。同理，医院床位的减少不能作为一种体制特征，而家庭医生的私有制却是一种体制特征，它跨越了从国有到私有的樊篱。

科尔奈指出，作为制度发展来看，要刻画第4和第5个方块的特征，仅仅靠第1至第3个方块中一个的内容是不够的，必须把1至3这三个方块整体进行把握。正因为如此，奥地利（它有很大比重的国有经济部门）或法国和瑞典（它们有强有力的行政协调力量和再分配机制），还须归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类。

以上模型的设立和体制“品性”的刻画在过渡经济的理论分析中有什么作用呢？科尔奈认为这很有用。它可以用来回答什么时候“过渡”开始以及什么时候“过渡”结束这两个带有宏观和历史时间跨度的问题。科尔奈的答案是：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偏离原有的体制特征时，特别是前3个方块的特征时，可以说“过渡”开始了；而到了或具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前三个方块的内容或体制“品性”时，可以说“过渡”结束了。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科尔奈进一步对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概括。他认为，理论模型是纯粹的、纯净的，但历史的现实却往往表现为两种制度的混合和扩展。尽管一个国家的制度特征，就像交响乐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个主旋律和变奏的同时存在，但从长时期观察，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属性。因此，过渡就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现行的体制去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二、萨克斯等：经济改革与转轨

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转轨》也是一篇有重要代表性的论文。这不仅是由于萨克斯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张“激进改革”而闻名，后二位也是长期研究转轨的华人经济学家，经常到中国作报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辩论中肯定中国式的渐进改革的观点占了相当比重的情况下，该文特别设计了一个理论框架来重新定义“转轨”的含义，分析“过渡”的本质，从而为激进改革作辩护。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转轨的核心是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转轨，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过渡。由于这篇论文也是由研究过渡问题的专家所作，且多次论述中国改革问题，论文已经中译并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

这篇论文首先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引出了全文的讨论：如果十九世纪法国的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会更加改进？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解决三个困难：首先，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容易彼此区分。有些改革对短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却有长期正面经济效应，如《拿破仑法典》的产生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效应，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有短期负效应，但却有长期正效应。显然，这是作者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轨”中出现经济下降现象的一种新的解释。

第二个困难在于渐进式的改革与双轨制之间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而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规则转轨与双轨制并不能兼容，因为前者要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为特征，而后者则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

第三个困难在于转轨或改革涉及到不同几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如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增加了年轻人几代人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人的福利为代价。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了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是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该文认为，由于规则的转变通常要涉及到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非常困难。因此，研究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那么什么是呢？该文并没有直接阐述，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直接使用。这时引用另一个海外学人的阐述加以解释：“所谓，就是国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并能得到切实可靠的保护”。“的滥觞是英国，制度的最终确立，还是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肯定了人权是天赋自然之权。为了保障人权，在国家权力架上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三权分立被写进了宪法”。“一个人权、一个分权，构成了现代的不可或缺的两项内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注：包遵信：《和中国政制转型》，为张伍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所作的序，美国2000年版。）看到这个解释，读者就可以清楚，实际上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所谓转轨，也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萨克斯等人的基本思想是，只有完成了这种转轨，才算真正完成了“过渡”，仅仅完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不能算完成了“过渡”。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萨克斯等人在论文中进一步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和中国、越南等国家的改革模式。他们认为，在前苏联和东欧国有所采用的改革模式中，市场取向的改革只是转轨中的一部分内容，大量的过渡还表现在与市场取向改革同步进行的转轨中。而中国的改革是在共产党的规则下实施的。这种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双轨制前进。而采用这种方式所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的短期好处。他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上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讯息。因此，现在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还为时过早。

萨克斯等人在文中有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他们的基本思想：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三、什么是过渡经济的本质

以上两篇论文虽然分析框架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或转轨，就是指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科尔奈的制度模型转换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萨克斯等人所主张的或转轨的内容。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长期研究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们的观点一致性，实在给我们提出了如何估量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和发展前景的理论任务，而在理论上搞清这一问题，对今后中国经济改革又有着方向性的意义。本节首先讨论过渡经济的定义和本质。

前面介绍的这两篇论文，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孰优孰劣的讨论沿续了近十年后出现的。因此，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讨论对进一步分析是必要的。这场讨论的缘起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韦茨曼教授提出的“怪事”：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不那么正宗的或者说是形迹可疑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注：M.Weitzman，”EconomicTransition：CanTheoryHelp？”EuropeanEconomicReview，37（1993），PP.549-555）中国改革由于它独特的道路和良好的业绩（市场调节比重达到60％以上，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而成为一个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中国之谜”。破译这一谜底的工作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的重点课题。根据统计，1992年至1999年在国际上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讨论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论文就有近千篇。现在回过头看，国际经济学界对韦茨曼教授提出的“中国之谜”的解释大体是有四类：一是“大爆炸”的鼓吹者萨克斯教授等的“起点不同论”。他们认为，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绩效不同是由于它们两者改革启动时的经济结构不同所致。由于中国经济中有个庞大的农村部门，可以通过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危害未超过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之前，渐进式改革还可以产生一定效果（不过以后就必须推行“大爆炸”方式了）。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过度工业化，国有部门过度膨胀，于是就必须推行激进式改革，迫使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注：代表作有J.Sachs&W.T.Woo，“ReforminChinaandRussia，”EconomicPolicy，18（1994）PP，101-145。）二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进行解释。90年代由中美经济学家合作或单独进行的这一系列研究的结论都很一致，表明是由于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的生产率有显著改进，从而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劳动力转移并不足以解释整体经济增长的原因。（注：代表作有K.Wang；Y.Zheng，G.Jefferson&T.Rawski，“ProductivityChangeinChineselndustry，1953--1985"，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2（1988）PP.570-591。）三是通过经济演化分析来解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演化表现为一种增长与市场形成的相互作用过程，强调市场形成是一个过程，而非一场“大爆炸”（价格自由化）就能形成的。在市场机制加强、配置效益提高和生产率改进方面有一个因果关系。其中市场竞争是重要的引致因素。（注：代表作有B.Naughton，”WhatisDistinctiveaboutChina’sEconomicTransition？StateEnterpriseReformandOverallSystemTransformation"，JournalofComporativeEconomics，18（1994），PP.470-490。）四是从经济模式、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如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及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不同改革模式的原因，在于经济模式采用了深M型（地域原则、块块为主）的结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是V型（条条为主）的结构。（注：代表作有是钱颖一，许成钢：《中国非国有经济出现和成长的制度背景》，载《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甘阳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总的来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但却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肯定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的观点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二是在讨论中采用的“过渡”、“转轨”、“改革”等概念的基本定义，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FromPlanningEconomytoMarketEconomy），反映了经济学界对“过渡”这一概念的一般认同。

90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过渡”一词，之所以是以“从计划到市场”作为基本定义，是因为它较形象和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特定现象。它的历史推进和逻辑演进过程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是低效率的，所以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先后展开了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两条道路。过渡的结果，一部分国家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框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配合；另一部分国家却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后一条道路的探索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展的由来和走向。所以从这一实际进程和逻辑进程来看，“过渡”所代表的“从计划到市场”这一基本含义，既有包容性，可以广泛地包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一实践现象和改革的各种模式，又有高度抽象性，可以较深刻地概括过渡或转轨的本质内容，就是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或者说是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它在9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是与它的这一基本含义的广泛包容性和高度概括性分不开的。简言之，过渡的基本定义是“从计划到市场”，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只要你展开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过程，就可以看作过渡开始。只要你已用市场机制置换了计划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可以认为完成了“过渡”。从这一定义出发，中国、越南等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一种重要的代表性模式。90年代的讨论也正是从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在这个背景下看科尔奈和萨克斯等新发表的这两篇论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他们重新定义了过渡的含义，重新规定了过渡的本质。科尔奈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就表现在他所归纳的制度“品性”的取代过程。萨克斯等人则认为，过渡必须以规则转轨为标志，所谓市场取向的改革仅仅是规则转轨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所谓规则如前所述，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因此他们认为，过渡的本质就是指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从这个标准或定义出发来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自然就会得出中国经济改革是不完全、不合格的结论。原来理论界对渐进式改革的良好评价和高度肯定在这个新标准面前也就站不住脚了。

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对过渡的定义或判定的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能成立。首先，它混淆了制度变革的几种形态，企图利用制度变革形态之间的可转化性而否定了这些形态各自独立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对改变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实践有革命、改革、改良这三种基本形态。革命是指原有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剧烈变革；改革是指在保持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大规模或根本性的变化；改良则是在基本制度和体制都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管理方法进行细致末微的变动。当然，这三种形态在实践进展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及其走向就是一例。这些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但由于这种断断续续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最后导致了80年代末的东欧事变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从这一过程来看，这是改革向革命演变的一例。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另一例。清朝末年，最高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也搞了一些改良运动，如“百日维新”等，对社会政治管理运作的一些具体办法进行改变，但最后仍不能摆脱灭亡的命运。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成为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这可以看作从改良向革命演变的一例。此外，80年代中国改革中的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之争，也可以看作是改良（对计划体制修修补补）还是改革（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两种制度变革类型在实践中碰撞的表现形式。实践的结果是改革取代了改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就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导向和逻辑结果。但是，这三种类型之间的互通，并不妨碍这三种类型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它们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作用都要有一系列的条件作为支撑的“平台”，或者说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不能因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最后导致了社会变革，就得出所有的改革都要走向原有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的结局。正像不能因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曾出现的改良最后走向了改革，而否定改良这一形态独立存在的意义一样，因此，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走向来概括和定义经济改革、转轨和过渡的本质内容是不恰当的。“过渡”，作为一个反映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革和体制转换的一个特定范畴，它的本质内容是指从计划到市场，而不是反映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至于在过渡过程中出现了两条道路，即有一些国家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发生了基本制度层面的变化，另一些国家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中进行机制置换和体制的转换，应该看作是过渡在各个国家具体展开过程中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而不能用前一条道路的出现来修改过渡的定义，用以规范走后一条道路的国家。

其次，用基本制度急剧变革的某一种形态来规定过渡的定义，在形式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设有一个总的集合包含两个子集合，即在过渡这个总的集合中包括了两种类型的子集合，正是因为这两个子集合都有从计划到市场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作为一个同质的东西可以被包括在一个集合中，并用过渡这统一的名称来命名。现在有人要用一个子集合的特征（革命、激进式改革、转轨）来重新定义、概括总集合的本质，用以规范和制约另一个子集合（渐进式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显然逻辑上就有问题。这个问题，读者一看就明白，这里不拟展开讨论。

再次，修改过渡的定义实际上是在为激进改革辩护。萨克斯等人强调转轨，并拿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属于基本制度变革类型的革命性质的事件来论证改革尽管有短期负面效应，但它的长期正面效应却大的多，显然是为他们在90年代初为俄罗斯提供激进改革方案的做法做进一步辩护。他们的意思是，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了以“大爆炸”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转换方式，虽然连续几年经济下降，至今许多国家仍无大的起色，但从长远来看，却会收益大于付出，下一代会享受到这一变革所带来的福利。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固然不能以经济增长率的一时下降就一概认为是采用的改革方式有问题，但是也不能以从长期来看收益会大于付出的观点来掩盖对经济改革方式缺陷的理性评判和检讨。对改革的研究，是过渡经济学的中心内容。过渡经济学的成果已经证明，改革方式或曰转轨道路的合适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经济现象的存在，往往会中断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混乱。这种代价是否有必要？这种损失是否能够以今后的增长来弥补？历史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结论。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由于改革方式存在重大缺陷而影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更应当使当年激进式改革的倡导者检讨一下自己的改革理论和“大爆炸”政策建议有无不当之处，而不能拿历史作掩护，用重新修改过渡的定义，规定过渡本质的办法为自己辩护。

从实践层面看，把过渡规定为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有违于人类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趋势。正像冷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元化一样，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过渡和转轨过程也必然充满了制度多样性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就是这种多样性实践的一个代表。这种制度实践的本质，就是为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和智慧力量，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创造出一种既能保持公平，又能促进效率的经济体制，为人类的发展探索一种更好的制度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既要分析计划经济兴起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更要探索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实践多样性提出的学术多样性的必然。对于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许多经济学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路径依赖’能够产生一个依赖于文化沉淀和特殊历史经济的广阔的模型。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并不符合我们原来预计的成功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中国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一独一无二的路径已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事例严肃地提醒我们，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注：DouglagC.North，"PathDependentandEconomylnstitution"，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eonomics，2000.MsKh.）而上述两篇论文的作者断然否定这种探索的意义，希图用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来规定过渡的结局封杀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道路，必然在理论上顾此失彼，既不能圆满概括过渡的实践，也不可能很好地指导改革的未来，与人类发展多样性的现实和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原则相去甚远。

四、转轨效果的实证分析

绝大多数转轨经济学家会在以下这一点取得共识，即由于计划模式无法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和降低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选择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就是说，这些转轨国家，无论其在转轨途径上如何选择——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采取稳健的渐进式改革；是先进行政治变革再实施经济转轨，还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辅之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的福利目标都是为了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重新启动本国经济，使国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即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引出一个结论，对转轨模式的绩效考察必须以国民的福利是否提高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转轨是否成功最终也需要以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与否来进行衡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福利绩效，现存最有效的方法是判断是否符合帕累托原则。根据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这样的改进称之为帕累托改进。如果合乎帕累托改进原则，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福利变化有效率，反之则无效。故而对改革模式的福利绩效考察，也必须从帕累托原则出发，否则将是不经济的。

一个基本事实是，影响一国民众福利水平高低的最关键因素是该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经济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国民经济福利的高下，而经济福利是国民所有福利的基础。因此，考察福利绩效势必须从国家经济状况入手。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曾以诗言志“不因政治忘学术,不因学术忘政治”的张君劢先生,在中国史上被誉为中国的专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当代新儒学大师之称,前者基于张君劢的思想和活动对中国建设的影响,后者基于张君劢在中国当代学术上的贡献。

“立身儒行,期于民主”的张君劢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矢志于中国事业的着名专家,也是以学术为业对儒家义理作了悉心抉发的新儒学大师。在政治和学术两大领域里,张君劢倍尝艰辛建树卓着。张君劢的一生,不论是在政治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奔波劳作,还是在学术独立王国的强探力索,他所做的都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都是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学术与政治比起来,学术是张君劢的第一生命,而作为第二生命的政治则置于学术的理境中。或者说,学术是张君劢赖以安心立命的根基,而政治活动则是张君劢对自己学术思想的身体力行。

19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20岁的张君劢,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约翰穆勒议院政治论》,这篇关于的基本见解,贯穿于他一生追求的活动中。1907年张君劢与立宪巨子梁启超共同发起推动清立宪的政闻社,第二年即回国奔走于活动。1912年在外蒙独立的问题上,张君劢在《少年中国》上发文抨击袁政府,历数政府十大罪状,并推政府袖手旁观于外蒙分裂之原因在于:“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虽牺牲政策在所不顾。一若国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从而得罪政府。为避免遭到可能的政治迫害,去了德国。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共和,张君劢千里迢迢回到国内。继之而来的诡谲的政治风云,将张君劢及其立宪派的努力化为一段不堪回忆的经历。尽管如此,张君劢对的追求仍然矢志不渝。1922年他起草了《国是会议宪草》并作说明书《国宪议》,1924年他创办国立政治大学,该大学于1927年被当局下令关闭后,他着手翻译拉斯基的《政治典范》。1929年张君劢在上海行知学院义务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因曾着文批评的,遭政治绑票。1932年张君劢与二张中的东荪一起发起成立国社党,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1938年《立国之道》发表,张君劢再次阐述了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即以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协调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为目标,对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作修正。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潮,张君劢是历次活动中真诚而又活跃的人物。他组党、参政、斡旋、再次起草宪法草案。这段时期发表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文字有《现代之背景》、《人民基本权利的三项保障》、《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等。张君劢为中国的事业呕心沥血,但他没有看到他理想中的在中国的建立。

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中国的制宪事业、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对西方的政治典籍耳熟能详的张君劢,可以说是中国进程一败再败、再再失败的参与者担当者和清醒的认识者,他经历多次的失败之后,在1946年最后一次起草宪法草案时,曾这样述说心中的沉重:“我从二十岁左右起,热心宪法问题,中间也从事过宪法草案,隔了四十年后,所从事的还是一部宪草。对于自己,这是一件伤心事,对于国家又是一个大不幸。”[1]尽管民初以来的制宪活动屡屡失败,张君劢还是希望从1946年起,这次起草的宪法草案能造成国家统一、奠定国家和平、促成国家法治。而不要象天坛宪草、曹锟宪草、中华民国约法那样,成为一纸空文,陷于同一命运。在草案起草完毕后,张君劢还以绝痛的笔调这样写到:“我自己是参加宪草的人,有的时候自己身当其境不能不负起责任,但是回顾民国初年以来的历史,几乎自己没有勇气来执笔,替字纸篓再加上一堆废纸。”[2]但他毕竟以绝望中的希望再次执笔宪草,因为他“一生的志愿在此,自难舍此而他求。”[3]况且,不论前景是多么暗淡,“又不能不作姑存一线希望之想”。当现实将这绝望中的最后希望粉碎之后,63岁的张君劢讲学于海外。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张君劢拒绝台湾的重金拉拢,坚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坚持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学术事业中,这是对他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学术价值取向的回归。实际上,“受到理论和实际双重刺激”的张君劢,自从在青年时代决心师从一代哲人倭伊铿以学术为业的时候起,就从未疏离过学术,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不论是在为民主奔走的年代里还是在被软禁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为抗日为国难而四处演讲的时期还是在流亡海外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君劢的学术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以贯之的祈向则在于会通中西文化,并通过儒学的复兴以复兴民族文化,通过儒学的复兴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

以年代为序,张君劢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着述有: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的系列文字,《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立国之道》、《中国与欧洲之文化比较》,40年代的《科学与道德》、《现代文化之危机》。50年代之后的《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等。

在科玄论战的系列文字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进行了批判、对欧美的文化方针政策在自由竞争下将人的心思才智引向工商之牟利、引向殖民之扩张、引向金钱至上,最终导致战争的路向进行了批判,认为欧洲人的前车之鉴当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并为遭到轻视的中国文化做辩护。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中,张君劢指出,“中国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一番。西方的个人独立之精神、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科学上之实验方法,应尽量输入。否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4]。但对西方的文化应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之,对不好的东西应排斥。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张君劢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提出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的总纲。在这个关于民族未来文化的总纲中,精神自由是蕴贯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灵魂,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张君劢希望中国的文艺家学者象近三百年来欧洲那些伟大民族的文艺家学者一样,为自己的民族提供陶融凝聚民族精神的作品和独立的学术,培植民族意识,增进民族的智情意。在《立国之道》的文化政策中,张君劢提出这样的见解,他说,“我人以为今后要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此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若无新人生观或新文化为衬托,恐怕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的多篇文章中,张君劢指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西方文化重物理界重知识,中国文化重人伦重人生。

数学之知与理、逻辑之知与理、物理世界之知与理,中国远不如西方,但义理学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和道德修养的方法有不为时代变迁而移易的恒常价值,可救治西方文化因知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文化危机。在《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张君劢对义理学作了进一步发掘,再次强调义理学“自有其牢固不拔之基,不因科学的发展而动摇”。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中,张君劢再次申论了他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的见解,他说,“ 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6]

这些凝聚着张君劢先生心血的对民族文化现代化探索的着述,曾长期沉埋在逝去的岁月里,但正象张君劢先生评价历史上那些曾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中西伟大着述时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不会被永久埋没,都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复活。今天,在我们正愈益自觉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时,张君劢的文化探索也会在我们的解读中复活,他探索的得或失,都能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他那“志在儒行,期于民主”的人生,也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参考文献:

[1]《之道》张君劢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42页

[2] 同上第243页

[3] 同上第131页

[4] 《明日之中国文化》张君劢着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版 第137页

[5] 《当代新儒学家集-张君劢集》张君劢着 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一、论坛概览 2012年11月3-6日，第六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西南政法大学新校区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全国各大知名法学院校的30名博士生代表参加论坛作主题发言；10多位博士生导师出席，担任点评嘉宾，并与学生们进行现场交流和互动。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以促进各法律史学博士点交流、推动法律史学科发展、活跃法律文化研究、提高理论法学博士教育质量为宗旨，是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指导下，由全国各知名高校法律史专业博士点轮流主办的高层次学术论坛。自2007年以来已分别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举办了5届，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届论坛遵循历届论坛形成的惯例，以博士生（含毕业1年以内的博士）为主体，实行以文会友、竞争参会的原则。经论坛组委会评审，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18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和博士生提交的论文中，择优遴选出30篇法律文化论文参加论坛交流。作者的专业背景不仅有法律史、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还有历史学专业，为本次论坛带来了不同学科对法律文化的思考和研究视角，拓宽了法律文化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促进了不同法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组委会聘请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霍存福和范忠信教授、湘潭大学李交发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以及本校汪太贤、曾代伟、张永和、龙大轩、刘云生、胡仁智、吕志兴教授等十几位校内外博士生导师担任指导和点评嘉宾。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总制片人权勇、主编陈德鸿，西北政法大学何柏生教授等到会指导。

二、学术交流与碰撞 本届论坛的交流与讨论分五个单元进行。先由本单元论文作者报告各自论文的主旨、创新点与特色，接着由责任导师分别作针对性的点评，然后进行开放性互动交流和讨论。会议程序紧凑而顺畅，学术氛围热烈而融洽。在交流的过程中时常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使与会师生均感觉获益匪浅。

参加本次论坛交流的30篇论文分为法律文化研究、法律制度研究、法律思想研究、法律文化史料考释与研究等四类。其主要研究成果和导师们点评要旨胪列如次。

（一）法律文化研究

法律文化研究论文有朱道坤的《儒学传统与法治文化的冲突与间性》、沈玮玮的《诗以为治：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郑志华的《从事实迈向规范：刍议情理的二大维度》、许娟的《羞辱控制技术：社会规范中惩罚的发生机制研究—以傈僳族G县L村为例》、于熠的《传统法律观念与制度传承的“历史惯性”—以治安执法规范化为切入点 》、陈鹏飞的《先秦服制关系及其法律价值》、苏洁的《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王忠灿的《清代州县长官的仪卫和司法》、刘承涛的《商事习惯在近代商会理案中应用与转化》等9篇，有的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就儒与法、情与理等经典命题做再论述，有的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析法律文化现象，有的对民间传统法律文化的现象进行解析。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曾代伟，毕凌雪：第六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综述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典命题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不乏大家之作。但其成果难说盖棺定论，已达绝顶，迄今有不少议题仍处于深入探索论辩的过程中。本次论坛就不乏“另辟蹊径”，勇于触及经典命题的“初生牛犊”。如王忠灿的《清代州县长官的仪卫和司法：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一文提出，学界通常认定唐代以降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作者以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所造成官民壁垒，给司法造成诸多困扰，阐发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与法发生冲突，揭示了礼和法本质的矛盾。曾代伟教授点评指出：“学界对唐宋以后礼法关系研究，集中在礼的精神原则对立法、司法的指导和影响，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对礼法矛盾鲜有论及。清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明显的礼法矛盾，通过州县官员仪卫制度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探讨礼法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具有学术新意。”

朱道坤的《儒学传统与法治文化的冲突与间性》，以较为新颖的逻辑结构体系阐述儒学传统与法治文化这一古老议题。在逻辑起点、实践路径和终极关怀三个方面，论证儒学传统与法治文化存在冲突，但也因冲突产生了融合的契机。霍存福教授称其“行文辩证逻辑关系紧凑，论题设计形式美已达到，内容说服力和论证亦达到较为完美程度”。又如沈玮玮的《诗以为治：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以文学视角探讨中国文官与司法审判，提出“文官作为裁判者主导了古代中国的司法。通过诗意化的裁判方式能够达到充分说服两造的效果，引入诗性文学的司法方法或许更适当地实现了当时的正义，并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对不同个案中当事人的关怀。由于中国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被界定在政法合一模式下，当下司法也难以摆脱文学的影响。因此，要准确解读中国司法的过去和现在，必须关注文学的作用。”霍存福点评认为，“该选题有意义。如果做好了，中国传统法律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更为深切。有些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他建议作者继续做下去。再如于熠的《传统法律观念与制度传承的“历史惯性”：以治安执法规范化为切入点》、苏洁的《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直接从现实问题切入追溯历史传统，最后又回归现实，引人思考。

许娟的《羞辱控制技术：社会规范中惩罚的发生机制研究：以傈僳族G县L村为例》，选题视角新颖，采用了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敢于探索，颇有深度，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类似论文还有刘承涛的《商事习惯在近代商会理案中应用与转化》和陈鹏飞的《先秦服制关系及其法律价值》。张永和教授点评时对陈鹏飞的论文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谈论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问题时，有没有必要引入西方的一个理论框架？如引入黑格尔的著作，给人感觉是不错，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有些牵强，我认为研究问题还是纯粹一点好。”

刘云生教授点评认为，本届论坛法律文化类论文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关注文化现象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二是注重制度的演化及推动力的探究，三是方法论的选择是比较适当且实用的。

（二）法律制度研究

本次论坛在此方向的9篇论文，比较集中于民事和司法制度的探讨，且大多采用了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如张伟的《抗战大后方刑事审判改革与实践》、毕凌雪的《民国司法中的自由心证驳议：以陪都重庆司法档案为据》、李亚凝的《清代反逼嫁制度研究：对一个合作性社会的保证》、汪强的《中国古代弹劾制度的运作机理：以清末御史江春霖弹劾奕劻案为中心》、李文军的《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等都选取了典型案例作为支撑。而张伟和毕凌雪的论文都是以抗战大后方为时空范围，对国民政府司法审判制度及其实践运用进行探讨。其特色都是大量运用馆藏民国司法档案的案例做实证分析，并分别采用以数据图表和案例题录列表的形式进行论证，在复原当时人们法律生活场景的基础上，阐明大后方司法审判“维护国本，奠安黎庶。泯后方之纠纷，斯可励前敌之士气”的功能，揭示其可资借鉴的理性与经验。李亚凝的论文列举三个不同类型逼婚案件进行分析，认为清代反逼嫁制度注重整个社会结构的和谐，采用儒家“仁”、“义”、“礼”三层次架构的理想社会模式为参照，避免在保障初级团体权益的同时，对次级团体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过于损害。

沈凌的《传统民事调解制度的近代转型》运用数据分析方法颇具代表性。作者以图表的形式展示民国时期民事调解的数据，并据此分析认为：以调处息讼原则处理民事纠纷，随着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特别是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和转型与传统法律制度转型是相伴而生的，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采用对比分析方法的有陈秀平的《唐宋结婚禁止条件探析》和张亚飞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异姓养子权利之变迁》等。前文通过唐宋两朝在结婚禁止条件方面的异同及其原因分析，讨论唐宋社会变革对婚姻文化的影响。李交发教授点评时特别提及，该论文通过比较，认定禁止族际通婚是宋朝特有的婚姻政策，是宋代因民族关系紧张的历史环境而作出的必要调整，表明本文有一定的创建。张亚飞的论文首先评述了《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废止立嗣、确立了近代收养制度，在法律文本上完成了异姓养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并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收养制度与两大法系进行比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收养立法已逐步与近代欧陆收养制度接轨。

除此以外，来自台湾的苏州大学博士陈铭聪的论文《中国台湾地区百年行政救济制度变革研究》，对中国近代台湾地区行政救济制度的演变及其施行做了梳理和探析。

（三）法律思想研究

本届论坛有4篇质量较高的相关论文参与交流，有的在研究领域上有所扩展，有的从历史人物的法律思想论及当代法治建设，还有的旧题新做，从新的视角挖掘历史人物思想的“亮点”。

选题新颖当属马腾的《杂家尸佼与战国法思想之合流》。该论文充分阐述了战国中前期尸佼创立杂家学派，以“去私”为核心观念，以政治实用原则博采“取合诸侯”的诸子学说。尸子之学提挈道家天地道论以立纲维，归宿于“事少功多”的理想治世；兼采儒、墨道德仁义之说，显露出道德伦理与功利效益的取舍整合；汇合名法名实之论，立足于治人层面的“用贤”与治法层面的“案法”的统合性阐释。反映了商鞅变法前后的战国社会思想沿着道法转关、儒法融合的谱系，呈现朝向统治术合致之趋势，实为先秦传统法思想合流之权舆。吕志兴教授点评时称赞其选题的学术价值和论证力道。

谢红星《清末立宪保守思潮的困境与悖论 》的选题也得到汪太贤教授的肯定，“清末立宪中的保守思想在法学界是一个不太受重视问题，而作者予以关注，应该讲在学术上很有价值。”李远华的《独辟蹊径：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路向——梁漱溟思想初探》则有启迪当下之意。该文对梁漱溟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路向”做了论析。其内涵包括着眼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培养团体生活习惯、养成社会“新礼俗”等方面，对推动当今民主进程具有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意义。汪太贤教授也认为，梁漱溟思想并非第一次被研究，但他的“路向”仍是值得大家研究讨论的，这对当下的思考有意义。

吴杰关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就属于旧题新做。她认为董仲舒的天道观为其思想的哲学基础，以此引申为思想政治基础，最后从中提炼出他的法律思想。范忠信教授认为这篇文章的立意好。文章想说明一个问题，即董仲舒强调天的权威、天的作用，以此解决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下皇权没有法定的权力制衡制约，也没有一种权力对它进行防范、控制、监督。但论文的深度还有所欠缺。范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人治向天这样一种思想讨论完后，只强调君权神授、法天为证、德主刑辅，却没有进一步深究为什么董仲舒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讨论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为什么他不能讨论人定法的监督机构呢？为什么中国就迈不开这一步？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可能会更好。

（四）文献考据的深入

考据即“考证”。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本届论坛共遴选了8篇与考据有关的论文，有的对古书进行订正，校正了一些法言法语；有的对史实进行复原，澄清了学界的一些误解之处等。

1古书法言法语的订正

赵进华的《秦汉法制简牍中“三环”释义新探》提及，学界对秦汉简牍中的“三环”一词出现多种解读，然均因缺少旁证而显得立论薄弱，特别是秦简和汉简中两处“三环”规定之龃龉不能给予圆通的解释。本文从语义学角度，稽诸《墨子》和《庄子》等文献中有关文句，认为“三环”之“环”应训为“拒绝”为当，释“三环”为“三还”，指必须经反复告三次，司法部门才予受理。胡仁智教授点评，本文选题乃法律史中比较微观的问题，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

秦涛的《前后汉法制继受的概念史分析：以传世文献所见“旧典”一词为例》认为，“旧典”是后汉人称呼前汉法制的习惯用语，表示汉朝的“祖宗之法”。“旧典”一词带有“经法”、“良法”的意蕴，反映了前汉法制在后汉人观念中的崇高地位。后汉人经常援引前汉旧典以解决政治、法律方面的现实问题。采行旧典与法律整理活动一道构成了后汉特殊的立法模式。曾代伟教授认为“本文是一篇比较好的考论文章。从竭泽而渔的材料搜集，到归纳梳理、探讨研究，思路明晰。就检索前后汉书所见60余例有关“旧典”的记述，做了细致而深入的解读和辨析，对汉代“旧典”的指称及意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归纳的几点结论性的观点，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欧扬的《张家山案例二二之谦、讂制小考》则更为细致入微。《奏谳书》案例二二是具有特殊性的案例文本。它记载了秦汉时代的狱史侦查犯罪的方式和特征。本文以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式，着重对其中的谦和讂侦查方法进行考察，认为谦的本字为覝，是一种前往与犯罪有关的现场查访的侦查方式，而讂是一种通过公布文书来征求吏民报告犯罪线索的侦查方式。

2史实考证

考证史实不同于考订古书的字、词，是对某一法律现象的考证和查实。吕志兴教授在评论李晓婧的《论民国时期传统刑罚方式的复辟》时指出：“论文选题值得充分肯定，民国时期传统刑罚方式的复辟，近几年少有人研究；引证资料比较新颖，有一些资料颇为珍贵，如关于笞刑、迁刑存废争议的资料对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很大帮助。”邓长春的《南朝律学世家考略》对学界似有定论的法律现象提出质疑，并对此进行了考证。学界一般认为，南朝律学衰微不振，律学北优于南。作者考得南朝时仍有一些世家习律，例如琅琊王氏、会稽孔氏等。通过对南朝律学世家的考察，认为南朝律学对当时南北法制建设和从汉魏晋到隋唐律学的传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故而律学“北优于南”之说值得商榷。李禹阶教授点评肯定作者具有一定的考据功底，对南朝律学世家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南朝律学“北强南弱”这一传统的提法提出质疑。这个问题就断代史而言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从南朝律学的实体方面看，南朝正处于学术风气和学术传统的转换期，礼学在南朝已经成为学术的主流。南朝律学在保存整理传承前代礼学，以及在经学礼书、佛教经典的影响之下发展出新的沿袭方式，由此开隋代律学研究新风。“本文对此看得比较准确，而且文献依据把握也不错。”此外，还有从全新的视角审视某一法律现象的论文，如魏淑民的《君臣之间的清代乾隆朝秋审谕旨的政治史解读》，就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解读刑名律例现象背后君臣政治关系的深义。

三、收获与体会 1论坛流程设计简化形式、注重实效

一是依据导师各自专长预先分配点评任务，提前发送各位导师责任论文的电子文本，以便提前阅读，从而提高了点评的质量，使学生收益最大化。二是精简形式环节，将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留给学术交流。论坛开幕仪式包括校长、学会执行会长、导师代表、学生代表等致辞、与会代表嘉宾照相在内，仅耗时约70分钟左右，并将闭幕式改为总结发言，与最后一个交流单元合并举行。三是按单元设5人导师组，其中1位主持，交流学生依次发言完毕，再做集中点评，其间进行互动。四是导师和学生均限定发言时间，结束前1分钟举牌温馨提醒。

2传道解惑，进一步推进了对法律文化的研究

来自各知名院校的指导教师们在交流讨论中可谓倾囊相授，在对每篇论文的优长可取之处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同时，也对不足之处提出商榷意见并加以剖析，鼓励大家把研究推向深入。一是鼓励学生踏实读书，认真做学问。龙大轩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上一阶段学者的贡献在于完善法制通史的体系，做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构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这一阶段的人，就是要把那些尚不清楚的问题尽量弄清楚，这个是费力不讨好之事。但是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才能还法律史的一个真实。我们就是要通过解读文书、传世文献、稗官野史来寻找它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法史学界的一个责任。” 二是资料选择上，要“全”“广”“准”。曾代伟教授告诫同学们，古史资料搜集要竭泽而渔，把与论题相关的所有资料尽量搜罗殆尽，惟如此才能确保论证的严谨和严密性。写作考证类文章应当“有一份资料说一分话，避免孤证。”李禹阶教授也提到，对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梳理，大家通常从法律条文、正史的角度上进行说理，而忽略了从野史及其他资料发现问题。刘云生教授指出，搞史学学术的同学要信仰‘三不唯’主义，即不唯书、不唯师、不唯上，简化之就是不唯权威、不迷信、不盲从。

3戒浮躁，树立求实批判的学风

西南政法大学论辩文化一向崇尚“少表扬、多批评”的学风。此次论坛在该校举办，也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各位点评导师在对交流论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之后，更多的是对其中不足和舛误提出意见。从而使与会代表不仅感受到西政严谨的治学风气，也使大家认识到自己文章的问题所在。浮躁学术风气的摈弃，有利于新一代法律人的成长。

4敢于创新，触摸到法律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去年编辑部同仁就如何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影响力有过反复的商研，大家对进一步强化专题策划、推介重点佳作的做法形成共识。由此，今年第一期“世纪特稿”独家披露《揭秘宋氏老宅百年风云》一文，广受媒体关注和读者好评。本期又推出三位参与开启中美关系大门的亲历者的回忆。一篇好文章往往是作者与编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编者为人作嫁衣裳，也是读者不应忘记的幕后英雄。编者为策划选题绞尽脑汁，但再好的选题，找不到合适的作者也是白搭。因此，好作者对一本刊物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在此并不想讨论什么好作者问题。我是要讲我们该如何对待为读者奉献佳作的作者，包括那些已离我们而去的作者。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位《世纪》作者的去世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界产生那么大的震动，勾起那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他深深的敬意与无尽的怀念。他，就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华教授。

我与高华教授并没有太多太深的交往。在新世纪之交，我因写孙科的传记，关注到高教授有关民国研究的论文，并在写作中引用了他对民国的倡导者孙科起草与修改《五五》功过的精辟论述。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已把学术研究方向转移到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或许有这么一段神交，2001年12月我到南京组稿，与应邀参加作者座谈会的他初次见面，并不感到陌生。他后来应我约请慨然为卷首栏目“世纪遐想”撰稿。2004年第2期，《世纪》发表了他的《在历史中求真实》一文，还配发了他一张儒雅潇洒的照片。这是篇短文，在他许多充满真知灼见的论文或厚重的传世之作中，微不足道。但文章的价值并不以长短来论的，我从中依然看得出作者的思想与情怀。通篇文章谈的是当代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他在文末真切地表达自己的学术宗旨：“在历史中求真实，从历史中获取前进的养份和教益。”这句话使我对他特立独行的思想、精神和执着追求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常言天道难测，人生无常。第二次到南京开作者座谈会，他也来了，但此时他的头发白了许多，人显苍老，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生病我早有所闻，但他如此匆匆告别人世，对我以及每一个努力在历史中求真实的人来说，实在太过突然了。那些天，我特别关注媒体对他去世的反应。我为有的媒体及时的报道感到些许快慰，也为一些媒体表现出无动于衷的冷漠深感愤然。我没有去南京送高教授远行，委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的丁骏兄代表我以及编辑部同仁献上花圈，表达一份敬意、怀念与哀思！

在《世纪》的作者群中，像高华教授那样具有“在历史中求真实”理念与勇气的历史老人、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世纪》的倡办者萧乾先生，还如何满子、冯英子、唐振常等先生，他们都是值得我敬重和怀念的。

（2012年2月21日）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7篇

一、科尔奈：制度“品性”与过渡标准

科尔奈教授是中国经济学家十分熟悉的。他现在除任匈牙利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之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长期驻美研究。90年代以来，科尔奈教授的经济改革理论已经定型。他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过渡的历史过程的完结，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所取代的过程。他的这一观点，系统地反映在他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200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的长篇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该期杂志的主题是“千禧年”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而这篇论文又是讨论“过渡”问题唯一的一篇。因而，这篇文章不仅是对“过渡”问题的宏观理论总结，而且由作者的身份所决定，实际上也系统地表达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一种“改革观”。科尔奈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讨论“过渡”和“改革”的具体枝节，而是构造了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总体模型。他认为，从各个历史背景和文化中产生的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其最基本层次分析，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可以将其称为“体制的特殊品性”（The System-Specific Attributes）。由于这些“品性”，就成为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由这些“品性”来支撑和发展的。按照这一思路，科尔奈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制度模型”：

（1）社会主义制度模型

在马克思、列宁　 国有制和准国

软预算约束、弱　 长期短缺经济、

主义政党的统　 有制占据支配 官僚行政协调 价格调节；计划 卖方市场、劳动

一领导下

地位

占据优势

交易、数量控制　 力短缺，没有失业

（2）资本主义制度模型

政治力量与私

没有长期短缺、

人产权、市场共 私有制占支配 市场协调占据 硬预算约束、价 买方市场；长期

同体亲密配合

地位

优势

格发挥强有力

失业、商业周期

发挥力量

调节作用

波动

乍看起来，以上的模型及体制的“品性”概括，与科尔奈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并没有质的区别，不过是将其系统化了而已。但他以这二个模型为起点，进一步说明了“过渡”或“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品性不断被代替的过程，从而阐发了他的论文主题。

所谓不同层次，科尔奈认为，每一模型的前三个方块可以称为每一制度的基础性特征：政治力量特征；产权的分配特征；协调机制特征。一旦这三个方块的内容“到位”，它们就会决定第四个方块：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和第五方块：经济运行特征这两个内容。当然，这里列出的经济特征是主要的。在这五个方块中还可以举出许多现象。有些特征没有列上去，如在各种经济中大规模组织都显示了扩张的倾向，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这种倾向才会转向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密集的和持续的“投资饥渴”状态。有的是互为对照的。如，从长期来说，所有经济的经验都证明会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但从长期来看，总体上的短缺状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而长期失业状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所以就把这两者作为“制度的特殊品性”放在第五个方块加以对照。

科尔奈强调，还要注意分辩系统特征和非系统特征。如，货币的贬值并不是体制的系统特征，而输入货币的可兑换性却是市场协调机制所要求的一种体制变化特征。同理，医院床位的减少不能作为一种体制特征，而家庭医生的私有制却是一种体制特征，它跨越了从国有到私有的樊篱。

科尔奈指出，作为制度发展来看，要刻画第4和第5个方块的特征，仅仅靠第1至第3个方块中一个的内容是不够的，必须把1至3这三个方块整体进行把握。正因为如此，奥地利（它有很大比重的国有经济部门）或法国和瑞典（它们有强有力的行政协调力量和再分配机制），还须归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类。

以上模型的设立和体制“品性”的刻画在过渡经济的理论分析中有什么作用呢？科尔奈认为这很有用。它可以用来回答什么时候“过渡”开始以及什么时候“过渡”结束这两个带有宏观和历史时间跨度的问题。科尔奈的答案是：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偏离原有的体制特征时，特别是前3个方块的特征时，可以说“过渡”开始了；而到了或具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前三个方块的内容或体制“品性”时，可以说“过渡”结束了。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科尔奈进一步对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概括。他认为，理论模型是纯粹的、纯净的，但历史的现实却往往表现为两种制度的混合和扩展。尽管一个国家的制度特征，就像交响乐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个主旋律和变奏的同时存在，但从长时期观察，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属性。因此，过渡就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现行的体制去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二、萨克斯等：经济改革与转轨

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转轨》也是一篇有重要代表性的论文。这不仅是由于萨克斯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张“激进改革”而闻名，后二位也是长期研究转轨的华人经济学家，经常到中国作

报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辩论中肯定中国式的渐进改革的观点占了相当比重的情况下，该文特别设计了一个理论框架来重新定义“转轨”的含义，分析“过渡”的本质，从而为激进改革作辩护。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转轨的核心是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转轨，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过渡。由于这篇论文也是由研究过渡问题的专家所作，且多次论述中国改革问题，论文已经中译并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

这篇论文首先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引出了全文的讨论：如果十九世纪法国的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会更加改进？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解决三个困难：首先，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容易彼此区分。有些改革对短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却有长期正面经济效应，如《拿破仑法典》的产生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效应，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有短期负效应，但却有长期正效应。显然，这是作者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轨”中出现经济下降现象的一种新的解释。

第二个困难在于渐进式的改革与双轨制之间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而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规则转轨与双轨制并不能兼容，因为前者要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为特征，而后者则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

第三个困难在于转轨或改革涉及到不同几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如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增加了年轻人几代人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人的福利为代价。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了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是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该文认为，由于规则的转变通常要涉及到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非常困难。因此，研究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那么什么是呢？该文并没有直接阐述，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直接使用。这时引用另一个海外学人的阐述加以解释：“所谓，就是国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并能得到切实可靠的保护”。“的滥觞是英国，制度的最终确立，还是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肯定了人权是天赋自然之权。为了保障人权，在国家权力架上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三权分立被写进了宪法”。“一个人权、一个分权，构成了现代的不可或缺的两项内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注：包遵信：《和中国政制转型》，为张伍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所作的序，美国2000年版。）看到这个解释，读者就可以清楚，实际上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所谓转轨，也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萨克斯等人的基本思想是，只有完成了这种转轨，才算真正完成了“过渡”，仅仅完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不能算完成了“过渡”。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萨克斯等人在论文中进一步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和中国、越南等国家的改革模式。他们认为，在前苏联和东欧国有所采用的改革模式中，市场取向的改革只是转轨中的一部分内容，大量的过渡还表现在与市场取向改革同步进行的转轨中。而中国的改革是在共产党的规则下实施的。这种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双轨制前进。而采用这种方式所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的短期好处。他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上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讯息。因此，现在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还为时过早。

萨克斯等人在文中有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他们的基本思想：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三、什么是过渡经济的本质

以上两篇论文虽然分析框架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或转轨，就是指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科尔奈的制度模型转换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萨克斯等人所主张的或转轨的内容。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长期研究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们的观点一致性，实在给我们提出了如何估量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和发展前景的理论任务，而在理论上搞清这一问题，对今后中国经济改革又有着方向性的意义。本节首先讨论过渡经济的定义和本质。

前面介绍的这两篇论文，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孰优孰劣的讨论沿续了近十年后出现的。因此，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讨论对进一步分析是必要的。这场讨论的缘起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韦茨曼教授提出的“怪事”：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不那么正宗的或者说是形迹可疑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注：M.Weitzman，”Economic Transition：Can Theory Help？”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7（1993），PP.549-555）中国改革由于它独特的道路和良好的业绩（市场调节比重达到60％以上，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而成为一个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中国之谜”。破译这一谜底的工作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的重点课题。根据统计，1992年至1999年在国际上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讨论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论文就有近千篇。现在回过头看，国际经济学界对韦茨曼教授提出的“中国之谜”的解释大体是有四类：一是“大爆炸”的鼓吹者萨克斯教授等的“起点不同论”。他们认为，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绩效不同是由于它们两者改革启动时的经济结构不同所致。由于中国经济中有个庞大的农村部门，可以通过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危害未超过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之前，渐进式改革还可以产生一定效果（不过以后就必须推行“大爆炸”方式了）。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过度工业化，国有部门过度膨胀，于是就必须推行激进式改革，迫使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注：代表作有J.Sachs & W.T.Woo，“Reform in Chi na and Russia，”Economic Policy，18（1994）PP，101-145。）二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进行解释。90年代由中美经济学家合作或单独进行的这一系列研究的结论都很一致，表明是由于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的生产率有显著改进，从而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劳动力转移并不足以解释整体经济增长的原因。（注：代表作有K.Wang；Y.Zheng，G.Jefferson & T. Rawski，“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lndustry，1953-- 1985"，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2（1988）PP.570 -591。）三是通过经济演化分析来解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演化表现为一种增长与市场形成的相互作用过程，强调市场形成是一个过程，而非一场“大爆炸”（价格自由化）就能形成的。在市场机制加强、配置效益提高和生产率改进方面有一个因果关系。其中市场竞争是重要的引致因素。（注：代表作有B .Naughton，”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nd Overall System Transformation"，Journal of Comporative Eco nomics，18（1994），PP.470-490。）四是从经济模式、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如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及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不同改革模式的原因，在于经济模式采用了深M型（地域原则、块块为主）的结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是V型（条条为主）的结构。（注：代表作有是钱颖一，许成钢：《中国非国有经济出现和成长的制度背景》，载《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甘阳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总的来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但却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肯定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的观点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二是在讨论中采用的“过渡”、“转轨”、“改革”等概念的基本定义，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From Planning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反映了经济学界对“过渡”这一概念的一般认同。

90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过渡”一词，之所以是以“从计划到市场”作为基本定义，是因为它较形象和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特定现象。它的历史推进和逻辑演进过程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是低效率的，所以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先后展开了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两条道路。过渡的结果，一部分国家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框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配合；另一部分国家却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后一条道路的探索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展的由来和走向。所以从这一实际进程和逻辑进程来看，“过渡”所代表的“从计划到市场”这一基本含义，既有包容性，可以广泛地包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一实践现象和改革的各种模式，又有高度抽象性，可以较深刻地概括过渡或转轨的本质内容，就是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或者说是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它在9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是与它的这一基本含义的广泛包容性和高度概括性分不开的。简言之，过渡的基本定义是“从计划到市场”，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只要你展开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过程，就可以看作过渡开始。只要你已用市场机制置换了计划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可以认为完成了“过渡”。从这一定义出发，中国、越南等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一种重要的代表性模式。90年代的讨论也正是从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在这个背景下看科尔奈和萨克斯等新发表的这两篇论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他们重新定义了过渡的含义，重新规定了过渡的本质。科尔奈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就表现在他所归纳的制度“品性”的取代过程。萨克斯等人则认为，过渡必须以规则转轨为标志，所谓市场取向的改革仅仅是规则转轨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所谓规则如前所述，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因此他们认为，过渡的本质就是指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从这个标准或定义出发来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自然就会得出中国经济改革是不完全、不合格的结论。原来理论界对渐进式改革的良好评价和高度肯定在这个新标准面前也就站不住脚了。

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对过渡的定义或判定的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能成立。首先，它混淆了制度变革的几种形态，企图利用制度变革形态之间的可转化性而否定了这些形态各自独立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对改变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实践有革命、改革、改良这三种基本形态。革命是指原有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剧烈变革；改革是指在保持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大规模或根本性的变化；改良则是在基本制度和体制都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管理方法进行细致末微的变动。当然，这三种形态在实践进展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及其走向就是一例。这些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但由于这种断断续续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最后导致了80年代末的东欧事变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从这一过程来看，这是改革向革命演变的一例。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另一例。清朝末年，最高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也搞了一些改良运动，如“百日维新”等，对社会政治管理运作的一些具体办法进行改变，但最后仍不能摆脱灭亡的命运。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成为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这可以看作从改良向革命演变的一例。此外，80年代中国改革中的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之争，也可以看作是改良（对计划体制修修补补）还是改革（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两种制度变革类型在实践中碰撞的表现形式。实践的结果是改革取代了改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就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导向和逻辑结果。但是，这三种类型之间的互通，并不妨碍这三种类型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它们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作用都要有一系列的条件作为支撑的“平台”，或者说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不能因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最后导致了社会变革，就得出所有的改革都要走向原有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的结局。正像不能因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曾出现的改良最后走向了改革，而否定改良这一形态独立存在的意义一样，因此，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走向来概括和定义经济改革、转轨和过渡的本质内容是不恰当的。“过渡”，作为一个反映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革和体制转换的一个特定范畴，它的本质内容是指从计划到市场，而不是反映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至于在过渡过程中出现了两条道路，即有一些国家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发生了基本制度层面的变化，另一些国家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中进行机制置换和体制的转换，应该看作是过渡在各个国家具体展开过程中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而不能用前一条道路的出现来修改过渡的定义，用以规范走后一条道路的国家。

其次，用基本制度急剧变革的某一种形态来规定过渡的定义，在形式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设有一个总的集合包含两个子集合，即在过渡这个总的集合中包括了两种类型的子集合，正是因为这两个子集合都有从计划到市场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作为一个同质的东西可以被包括在一个集合中，并用过渡这统一的名称来命名。现在有人要用一个子集合的特征（革命、激进式改革、转轨）来重新定义、概括总集合的本质，用以规范和制约另一个子集合（渐进式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显然逻辑上就有问题。这个问题，读者一看就明白，这里不拟展开讨论。

再次，修改过渡的定义实际上是在为激进改革辩护。萨克斯等人强调转轨，并拿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属于基本制度变革类型的革命性质的事件来论证改革尽管有短期负面效应，但它的长期正面效应却大的多，显然是为他们在90年代初为俄罗斯提供激进改革方案的做法做进一步辩护。他们的意思是，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了以“大爆炸”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转换方式，虽然连续几年经济下降，至今许多国家仍无大的起色，但从长远来看，却会收益大于付出，下一代会享受到这一变革所带来的福利。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固然不能以经济增长率的一时下降就一概认为是采用的改革方式有问题，但是也不能以从长期来看收益会大于付出的观点来掩盖对经济改革方式缺陷的理性评判和检讨。对改革的研究，是过渡经济学的中心内容。过渡经济学的成果已经证明，改革方式或曰转轨道路的合适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经济现象的存在，往往会中断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混乱。这种代价是否有必要？这种损失是否能够以今后的增长来弥补？历史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结论。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由于改革方式存在重大缺陷而影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更应当使当年激进式改革的倡导 者检讨一下自己的改革理论和“大爆炸”政策建议有无不当之处，而不能拿历史作掩护，用重新修改过渡的定义，规定过渡本质的办法为自己辩护。

从实践层面看，把过渡规定为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有违于人类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趋势。正像冷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元化一样，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过渡和转轨过程也必然充满了制度多样性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就是这种多样性实践的一个代表。这种制度实践的本质，就是为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和智慧力量，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创造出一种既能保持公平，又能促进效率的经济体制，为人类的发展探索一种更好的制度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既要分析计划经济兴起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更要探索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实践多样性提出的学术多样性的必然。对于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许多经济学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路径依赖’能够产生一个依赖于文化沉淀和特殊历史经济的广阔的模型。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并不符合我们原来预计的成功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中国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一独一无二的路径已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事例严肃地提醒我们，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注：Douglag C.North，"Path Dependent and Economy lnstitution"，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Theoretical Eeonom ics，2000.MsKh.）而上述两篇论文的作者断然否定这种探索的意义，希图用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来规定过渡的结局封杀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道路，必然在理论上顾此失彼，既不能圆满概括过渡的实践，也不可能很好地指导改革的未来，与人类发展多样性的现实和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原则相去甚远。

四、转轨效果的实证分析

绝大多数转轨经济学家会在以下这一点取得共识，即由于计划模式无法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和降低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选择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就是说，这些转轨国家，无论其在转轨途径上如何选择——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采取稳健的渐进式改革；是先进行政治变革再实施经济转轨，还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辅之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的福利目标都是为了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重新启动本国经济，使国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即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引出一个结论，对转轨模式的绩效考察必须以国民的福利是否提高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转轨是否成功最终也需要以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与否来进行衡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福利绩效，现存最有效的方法是判断是否符合帕累托原则。根据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这样的改进称之为帕累托改进。如果合乎帕累托改进原则，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福利变化有效率，反之则无效。故而对改革模式的福利绩效考察，也必须从帕累托原则出发，否则将是不经济的。

一个基本事实是，影响一国民众福利水平高低的最关键因素是该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经济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国民经济福利的高下，而经济福利是国民所有福利的基础。因此，考察福利绩效势必须从国家经济状况入手。

一般而言，描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最重要的三个指标是：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失业、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始终是每个国家经济的最大困难。其中失业和通货膨胀更是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故而可用其合成一个表示经济困难程度的痛苦指数，来反映人民所处的经济福利状况的变化。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那么痛苦指数很高，则该国百姓的经济福利将很低，而痛苦指数较低，百姓的经济福利就相对较高。因此不同转轨模式究竟对国民的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通过它们各自的痛苦指数变化来进行比较。我们选择了20世纪90年代捷克、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和中国的数据来进行痛苦指数和GDP变化率的比较。具体可见表一、二。

表一：各国痛苦指数表

─────┬─────┬──────┬──────┬───────┬─────

│　 年份　 │　捷克

│　保加利亚　│　 波兰

│

俄罗斯

│　中国

│

├─────┼─────┼──────┼──────┼───────┼─────┤

│　 1991　 │　4.1

│　13.89

│　 12.9

│

——

│　2.33

│

├─────┼─────┼──────┼──────┼───────┼─────┤

│　 1992　 │　2.71

│　20.07

│　 15.74

│　 20.09

│　2.36

│

├─────┼─────┼──────┼──────┼───────┼─────┤

│　 1993　 │　3.84

│　29.8

│　 18.7

│　163.39

│　2.74

│

├─────┼─────┼──────┼──────┼───────┼─────┤

│　 1994　 │　3.68

│　41.52

│　 19.36

│　653.38

│　3.04

│

├─────┼─────┼──────┼──────┼───────┼─────┤

│　 1995　 │　4.43

│　56.47

│　 19.47

│ 1933.01

│　3.07

│

├─────┼─────┼──────┼──────┼───────┼─────┤

│　 1996　 │　5.25

│ 112.83

│　 19.28

│ 2852.59

│　3.08

│

├─────┼─────┼──────┼──────┼───────┼─────┤

│　 1997　 │　7.18

│　1227.76　 │　 17.17

│　3272.84

│　3.13

│

├─────┼─────┼──────┼──────┼───────┼─────┤

│　 1998　 │

9

│　1498.3

│　 17.32

│　4176.94

│　3.09

│

├─────┼─────┼──────┼──────┼───────┼─────┤

│　 1999　 │　11.37　 │　 ——

│　 22.23

│　7750.54

│　3.09

│

├─────┼─────┼──────┼──────┼───────┼─────┤

│　 总计　 │　51.56　 │　3000.64　 │　 162.17　 │ 20822.78

│ 25.93

│

─────┴─────┴──────┴──────┴───────┴─────

注：所谓的痛苦指数是一国消费物价年增长率与年失业率之和，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困难程度的指标。其判定标准为，当指数超过20％，表示该国经济处于悲惨状态；在10％-20％之间则还算可以；如果未满10％则表示该国经济表现优异。详见各种宏观经济学教材。

表二：各国GDP变化率表

────┬─────┬──────┬──────┬──────┬─────

│　年份　│

捷克　 │　保加利亚　│

波兰

│　俄罗斯

│　 中国　 │

├────┼─────┼──────┼──────┼──────┼─────┤

│　1990　│　-1.2

│　 -9.1

│　-11.6

│

-4

│　——

│

├────┼─────┼──────┼──────┼──────┼─────┤

│　1991　│ -11.5

│　-11.7

│

-7

│

-13

│

7

│

├────┼─────┼──────┼──────┼──────┼─────┤

│　1992　│　-3.3

│　 -7.3

│　 2.6

│　-14.5

│　12.8

│

├────┼─────┼──────┼──────┼──────┼─────┤

│　1993　│　 0.6

│　 -1.5

│　 3.8

│　 -8.7

│　13.4

│

├────┼─────┼──────┼──────┼──────┼─────┤

│　1994　│　 3.2

│

1.8

│　 5.2

│　-12.6

│　11.8

│

├────┼─────┼──────┼──────┼──────┼─────┤

│　1995　│　 6.4

│

2.1

│

7

│

4

│　10.2

│

├────┼─────┼──────┼──────┼──────┼─────┤

│　1996　│　 3.9

│　-10.9

│　 6.1

│　 -4.9

│　 9.7

│

├────┼─────┼──────┼──────┼──────┼─────┤

│　1997　│

1

│　 -7.4

│　 6.9

│

0.4

│　 8.8

│

├────┼─────┼──────┼──────┼──────┼─────┤

│　1998　│　 1.4

│

3.5

│　 6.5

│　 -0.4

│　 7.8

│

────┴─────┴──────┴──────┴──────┴─────

注：表一、表二数据均整理自《国际统计年鉴》1990- 2001年和格泽戈尔·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200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其中“——”表示该数据缺省，总计数据中不含缺省年份数据。

从表中可见，（1）采用激进式转轨的国家痛苦指数普遍偏高。在东欧改革中采用比较渐进改革的捷克始终未突破10％，算是表现优异。而波兰则在20％左右变动，情况还过得去。而采用激进式改革的俄罗斯、保加利亚则出现了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经济状况极端悲惨。同时，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的中国9年来一直处在3.5％以下，状况极佳。（2）采用激进式转轨的国家痛苦指数基本呈上升趋势，其中俄罗斯、保加利亚的痛苦指数还呈火箭式上升。而中国则基本保持了稳定的状况，痛苦指数没有丝毫随改革深入而出现飞速上升的迹象。（3）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激进式国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负增长之后，还继续处在波动中，似乎“休克”后的“休眠”还未结束。而中国则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据此可得如下结论：在这十年改革中，采用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并没有迅速达到改革的“彼岸”，而是处在持续的“休克”和“休眠”之中无法苏醒，国民的福利受到严重损害。而采用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则处在高速稳定的发展之中，经济状况良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可见，这两种改革模式在改变国民福利方面取得了不同的效果。激进式改革或者说“休克”疗法在改革中采取先破除国民原有的福利，而后再力图改善的道路，用萨克斯等人的说法就是以牺牲一代甚至几代人来换取未来人的福利。但是当代人的福利又如何与未来人的福利进行效用比较？这虽然在一个理论上还没有一个很好进行分析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提出一个问题的办法来讨论：

定义K为改革总成本，并用痛苦指数总和来表示，则根据表一，从1992～1999间，中国的K约为26，俄罗斯的K约为20000，是中国的780倍。有两种可能才能弥补这个福利差距。一是，假定中国经济维持原来水平，那么就需要俄罗斯经济数十年的类似美国“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高增长的同时又维持低通胀）；二是中国经济发生了长期的严重混乱，而且俄罗斯经济又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这两种情况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经济学家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总之，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激进式改革是一种肯定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有现实依据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因此，即使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否定坚持采用渐进方式的中国改革。它以增量改革的形式，由外向内来推进改革，尽量在不损害国民原有福利的情况下来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自始至终都以提高国民福利为目标，是过渡或转轨的一种重要方式。

五、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与走向

理论讨论源自实践的需要。中国经济改革“路在何方”？这才是我们进行理论讨论关注的出发点和重点。我们不同意上述两篇论文作者提出的走向资本主义才是唯一的转轨方向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在新世纪初期就没有新的内容。本文最后简要讨论一下中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及其走向。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陈甬军曾提出一个概括性的论断：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这一性质规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这一目标具有动态不完全信息的特点，从而又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渐进方式的选择。（注：参见陈甬军著：《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选择》，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它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如张宇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它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注：参见张宇著：《过渡之路：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所指的宪法制度，就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结构与框架。这种对中国经济改革性质的基本判断，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改革仍将沿着这一“主轴”发展。

由于新的情况出现，如世界上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化的推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后扩大开放、国内经济增长态势转变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自然环境与生态保护的新要求，等等。新世纪的中国经济改革也必然会体现新的内容和重点。

改革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化巩固新的经济体制，加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个属于经济层面的问题主要是要为已经基本成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运行条件和环境。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必须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深化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解决好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发展中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沿着一个“主轴”，进行两个“深化”就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走向。

讨论到中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和走向，自然会提出中国改革的时间表及判断标准问题。科尔奈认为，完成了制度“品性”的替换，即可表示过渡的终结。我们不同意他的标准，但同意他的改革或过渡也有终点的思想。作为社会变革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改革自然也有它的起点和终点。既然过渡的基本含义是“从计划到市场”，或者是“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那么这个置换过程的启动，就是改革的起点。我们已用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开始的起点。同理，如果达到了市场机制为主调节并得以稳定有效运行的程度，也就意味着到达了改革的终点。如何判定这个到达的程度或标准？大体可以提出三条：一是市场机制调节比重基本达到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一般在70％左右；二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得到基本清理和转化，主要表现为现有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和国有银行债务重组基本完成；三是

保证市场经济稳定有序运行的社会基本条件得以形成，这包括市场本身的条件和法规与管理系统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发展等。这三个标准也可以合成为一个基本标准，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已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地结合并在运行中取得较高效率。如果能够基本上做到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特色的过渡之路顺利结束，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照这一标准，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面临最后“攻关”阶段的风险，谨慎而以积极地在这一阶段取得新的突破，从而取得改革的最后成功，可能是对科尔奈和萨克斯等教授理论观点最好的回答。

【参考文献】

[1]Komai，Janos.,”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 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Journal of Eco 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14，Number 1，Winter 2000，PP. 27-42，2002.

[2]Naughton，Bany.,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Shu-Yum Ma，“Comparing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Chinese State------A Literature Review".Problems of Post---Commuism，vol.47，No.2，March/April 2000， PP.3-12，2000.

[4]Ge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es：Politics.Mar kets，and Firms，MIT Press，2000.

[5]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2000，中译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6月号。

[6]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张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1998，山西出版社。

宪政思想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后发工业化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制度创新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论文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来自免费论文网

从上述经验观察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什么样的因果联系（即经济理论）呢？笔者认为，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如果要对发达国家进行成功的经济追赶，其制度创新过程可能要遵循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好相反的路径，这就是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的论文中提到的“制度发展的反向工程”③。按照缪尔达尔和诺思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过程是：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演变以及革命孕育了特定的秩序，而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最后导致了以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正如缪尔达尔指出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它们缓慢地进行，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习惯了变革，并准备变革。所以，变革、适应和流动的观念，是在西方人习惯于他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工业革命’之后，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④。然而，对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由于发达国家的存在，它们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经历英国这种相对漫长的制度演化过程，而思想意识形态或文化认知模式要比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缓慢的多。因此，后发工业化国家一般先从技术引进和推进结构转变入手，同时采用新型产业组织并改革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逐渐地导致了认知模式的嬗变，并使法律和政治体制渐进改革的成果日益巩固；只有到一定阶段时（一般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和政治体制的累积性改进已达到相当程度，在这时，整体性的政治制度变革已势在必行（当然仍会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