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3:37:40
关键词：文体学 定义 现代文体学
一、文体学定义
文体学最简单的广泛的定义就是“对文体的研究”，是一门结合文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但是具体准确的定义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人们比较认可的看法是“文体是表达”“文体是偏离”“文体是选择”。
二、文体学分类及其主要观点
总的来说，文体学可以分为5大类。即：认知文体学，女权主义文体学，语料库文体学，教学文体学和语用文体学。
文体学发展至今，对其学术界一共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文体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体就是在特定的交际领域，通过有目的地选择所产生的表现手段和表达方式的总体。它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同时被整个社会所接受的完整体系。文体学就是研究和探讨这些体系的科学。”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体学是文艺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金哲等主编的《世界新学科总览》（1986）：“文艺风格学：亦称文艺文体学，简称风格学，是本世纪60年代在西方语言学和文艺学之间新兴的一门边缘学科。”
第三种观点认为，文体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绝非是哪门学科的附属，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种观点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如美国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比文学甚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大。
三、文体学的发展
（一）国内发展状况
我国外语界从事文体学研究的主要是归国学者，如胡壮麟、侯维瑞、钱佼汝等；留学生如申丹等，以及本土的研究生。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外语界在解放前几乎没有文体学研究。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 多年间，国内学术期刊共发表了文体学研究文章1034篇。
1.解放后至结束
这28年间，在《西方语文》《外语教学与翻译》和《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杂志上共发表了25 篇有关文体学的论文，主要撰稿者为王佐良（4篇）、许国璋等。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文体学的研究出现了飞速增长，相关论文的书目的出版也入井喷之势。就在1918年至1988年之间，据高等学校外语学刊研究会在1992年的统计，先后有378篇关于文体学研究的文章出现在《外国语》等国内知名学刊和杂志上。增速至快可见一斑。
从此以后的十几年来，文体学课程先后在国内一些学校得到开设，本科和研究生们开始学习“理论文体学”的系列课程。
3.上个世纪90年代
1999年在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其中有全国三十几个院校的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向大会提交论文近50篇。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国内外文体学的教学与研究状况，文体学在教学、翻译、功能语体研究等方面的应用，文体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这次会议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文体学的教学和研究。
（二）国外发展状况
在西方，文体学最初从属于修辞学。开始于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公认的西方现代文体学的开创人是巴依（C.Bally，1865-1947）。他通过借用其老师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修辞学进行反思，试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起来。
后来，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 Spitz2er，1887-1960）被普遍尊为（文学）文体学之父。斯皮泽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前，文体学的发展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展开（在英美盛行的为新批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等均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西方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发展也帮助了文体学的发展。现代文体学流派众多，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等。
上个世纪80年代以话语文体学的兴起为标志。话语文体学指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类别。
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90年代的突出标志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英国文体学家伯顿（D. Burton）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开创人之一，她的立场在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她认为文体分析是了解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各种“现实”的强有力的方法，是改造社会的工具。（详见申丹，1998）。
这些年来，文体学发展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紧跟时展，这是以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为代表；二是所有文体学派共同发展，共同竞争，进而会出现新的文体学派。
四、未来趋势
伴随着心理学和语用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应该把文本放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语篇中去。这是因为即使同一文本的意思，也会因作者、读者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所以，笔者认为未来文体学的重点发展方向是语篇文体学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同时，若要更好地理解文本意思，也不能单独只从文体学角度去分析，而是应该把文体学和心理学，文学批评等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能够在多视角下去对文本有一个立体的认识。
参考文献：
[1]P Simpson. Stylistics.
[2]王佐良.英语文体学研究及其他.
[3]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词典.
[4]金哲.世纪新学科总览.
[5]胡壮麟，刘世生.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6]申丹.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
[7]杨传普.现代文体学世纪回眸.
[8]俞东明，曲政.中国国外文体学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
[9]陈兵.文体学的发展.
[10]赵秀凤.文学文体学的回顾与展望.2005.
[11]李龙植.文体学与语言实践.
[12]陈兵.文体学的发展.2003.
关键词：IT英语 文体学分析
一、IT英语――英语变体之一
众所周知，语言的应用都是有语境的。说什么和怎么说通常都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有些语境依赖于特定的语言特征，从而产生特殊的语言变体。这类语言特征是在历时过程中形成的，它们会随时间而变化。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很固定，并以此约束人们的语言行为。在这种固定的情景中，语言应用就会产生相应的变体，而形形的语言变体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相对固定的语言变体，称做方言（dialects）。方言与语言的不同使用者相关联，从而分为地区方言（由于地理上的分隔所产生的变体，如美国人与英国人讲的英语不同）和社会方言（由于社会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变体，如同一地区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不一样）。另一类则是针对语言的不同用途而产生的变体，称做文体或语域（registers）。影响文体变化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可归结为三方面：语场（field of discourse），语旨（tenor of discourse）和语式（mode of discourse）。
IT英语属英语的众多语域变体之一，而本文旨在对IT英语进行文体分析，故不再对“方言”这类变体做更深入地阐释。IT全称Information Technology，即信息技术，是主要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时所采用的各种技术。它主要应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来设计、开发、安装和实施信息系统及应用软件，主要包括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这些领域的英语则为IT英语。由此可见，IT英语是一类实用英语。由于作家、面向的群体、讲述的内容等的不同，各类IT文章特点不同。但是，总括起来，IT英语仍具有一些共同点。下面，本文将从词汇、句法等层次对IT英语进行文体分析。
二、从词汇层分析IT英语
IT文章在用词方面要求准确，尽量避免含混及一词多义。
在IT文章中，常出现一些特定的缩略语。如：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OS= 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网络服务提供商），WWW= World Wide Web（互联网）等。
IT文章还常借用英语中原有的词，赋予新义。例如：monitor通常的意思是“班长，纠察员”，在IT文章中则表示“显示器”。Adapter通常的意思是“改编者”，在IT文章中指“适配器”。而通常情况下意为“说话者”的speaker，在IT文章中意思是“扬声器”。
另外，为了更加有效，精确地表达一些概念或运算过程等，IT文章较倾向于使用符号、公式、流程图等。如在一篇讲“网络的分类”的文章中，用符号和树形图等辅助进行讲解，比单纯地用语言要直观、清晰得多，读者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三、从句法层分析IT英语
与普通英语相比，IT英语在时态、语序等多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接下来，本文将要讨论IT英语句法上的几个典型特征。此部分以下段为例，取材自面向信息技术专业学生的阅读材料“What Is Java?”。
Java is, indeed, a new computer language, like Basic, C, or Pascal. To run java programs, a computer must have a Java interpreter. The best-known Java interpreters are built into Sun’s HotJava Web browser ( for Windows 95, Windows NT, and Sun OS ) and the least versions of Netscape Na vigator 2.0 for Windows 95 and Windows NT. Currently available Java program are small “ applets” that are available as part of Web pages.
1、一般现在时的运用（Simple Present Tense）
英语中共有16种时态，其中，一般现在时在IT英语中出现的频率最高。IT文章中的定义、运算过程、技术描述等都是无论何时何地皆准的。换句话说，这些定义与过程一般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而一般现在时恰好是用来描述普遍真理，或阐述一个事实或描述一个过程的。因此，一般现在时用于IT文章中再恰当不过，正如例子中这段文章，共4个句子，均为一般现在时，这在IT文章中非常普遍。
2、非人物主语
IT文章主要描述和讨论计算机与通信中的具体概念与技术等，而不是针对谁发明或发现或运用这些技术，所以，IT文章通常是非人物主语。正如例段所示，“Java”和相关的“interpreter（解释程序）”都是非人物主语。用非人物主语让整个句子结构显得简单而平整，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3、长句的使用
相对来说，长句通常指超过两行的句子，有时甚至整段或整篇仅一个长句。长句能完整地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会显得语体比较正式，较严肃。IT文章中多使用长句来使文章显得具体而有逻辑性，从而，分词短语、非限制性短语、进行式短语、介词短语等结构常被用于长句当中。在此例中，第三个句子为长句，读者很容易看到，解释清晰，且顿感庄严。而在“What Is Java”整篇文章中，多处使用长句，且常用定语从句等为“Java”及其相关概念下定义，语体正式，具有较强逻辑性。
结语
本文从文体学角度，对IT文章进行了总括性地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IT英语的一些基本特征：用词准确、行文逻辑性强等。从而，为广大读者学习与分析IT英语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希望能让大家更高效地学习和分析IT英语。
参考文献：
[1]徐有志．英语文体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江华圣．信息技术专业英语[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4]Kurose James F. & Keith W. Ross: Computer Networking[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教学文体学； 教学技巧；发展方向
一、定义
教学文体学是文体学的分支之一，是应用于课堂情境中或其他任何以学习语言如何运作为目的的情境之中的文体学。它着眼于通过对文学（许多情况下是非文学）文本的细致解读让学生意识到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是如何运作的，进一步明白文本中语言选择的微妙之处和这些选择对读者的影响。为达到这一目的，教学文体学将用到语言学工具。这里所说的文本不仅仅指文学文本，也不仅仅局限于书面形式，也包括其他文化产品，例如电影和戏剧。由于受到批评话语分析和语言意识项目的影响，教学文体学最近的研究方向转移到学生阅读，应答和写作方面的“赋权”和“增能”。Clark（1992：118-119）认为，教学文体学家所说的赋权是指“一个过程，即通过这个过程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对话，对话来自于哪里，对话可能的影响，以及如何感知对话……增能是指运用所获得的权利行动起来，提高阅读的独立性，并能够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他们对文本的理解。这包含了语言学习的五项技能（听，说，读，写，思/悟（McRae，2011）），所以教学文体学涉及语用，认知以及社会与文化情境中的语言功能。
二、教学文体学分支
分支一：文学的内容和语境
方式一是文学教师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它常常结合诠释学的传统，并以调查和历史探究做为基础。在这里例举这种方式的4个主要目标（这个列表中的一些来自于Drant和Fabb，1990）：1，使读者了解广为公认的伟大作品和作者；2，学习少数作家的著作或其他非经典作品；，3，学习某一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4，对作为英语文学历史和/或文学传统历史一部分的作品产生批判性观点。
除了一些选集之外，一本有代表性的课本指出其目的是让学生“真正地阅读难懂的文本，同时在文学历史，作者生平，体裁差异，专业文学术语和文学批评方面给予学生以帮助”（Gower和Pearson，1986：vi）。在教授文学文本中，方式一与教学文体学的目标偏差甚远。
分支二：通过文学学习语言
这种方法是将文学作为中介，教授学生语言知识。也就是说，文学被看做是语言经验的一部分，语言经验就包括了所有层次：从音系，语法，和词汇到将文本当作语篇和文化进行调查研究，或者，从语言习得到理解语言选择的美学价值和意识形态影响。这一方法包含Duff和Maley（1990：3）等人观点，他们的目的是“进一步探讨将文学文本作为语言教学资源的使用，而不是作为文学学习的目标。”或者“语言的丰富性意味着大量的文学语篇为探索英语语言的形式，结构和概念创造了一个珍贵的结点”（辛普森，1997：2）。但是也可以将其扩展到卡特和Long等人的观点：“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把语言的回应作为阅读及欣赏真实的文学资源的基础。”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能也包括计算分析的方法。Tribble和Jones（1990：72）解释了如何把检索应用于文学教学中，而且这也将成为课堂观察和学习/教学富有成效的领域。另一方面，这一方式也包括非文学文本的使用，例如广告。另一有力的资源是课本提供的清单，它将词汇条目与语篇框架相联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态势。
分支三：文学意识和/或干预（语言操控）
这一方式的主要假设是创造性写作与元认知是文学经验的一部分。方式三的实践将对文本的敏感性看做一个过程，将读者看做建构者和经历者。这是文学意识概念的基本原则（Zyngier，1994）。这一方式以干预的理念为基础，与Pope（1995）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解读文本运作的最佳方式是改变它：将它翻来覆去的玩弄，用某种方式进行干预……，然后试图解释干预所产生的精确效果。”这一训练用写作和重写练习来指出读者在任何文本重建中的积极作用。它试图帮助学习者思考有什么还没有做来强调做了什么：这是韩礼德语言学的中心命题。人们相信这种方法阐明了许多问题，例如文本选择，视角，和意识形态，使更加批判性的阅读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学者进行文学教学和教学文体学的调查研究。这一领域很大也很复杂。尤其是在一个多样的语言环境中，正如kramsch所言，“外语学习者必须接触不同类型的文本，从最普通的到最特别的，但是如果他们最终是要在外语和文化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文学文本可以为他们提供独特的模式和意义对话协商的机会。”文学是出类拔萃的再现语言，与批评语言学一样，我们可以说这一语言是用做社会转型的社会实践。文学研究是批判性经验的一部份，刺激了自我反思的过程，也可能使经历者认识到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假设。教学文体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复杂性仍有待探究。
三、技巧
对于文本的处理没有公式化或清晰明了的方式。因为阅读是文本的分析必要的步骤，所以许多用于语言教学和培养阅读技巧的方法也用于了文体学课堂之中。不同的课本都提出了有趣而且创造性的方式，帮助提高学生对语言使用的微妙之处的敏感性。大部分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意识到语言组织的方式，产生意义和功能的方式以及对读者的有哪些影响。下面介绍两种主要的教学技巧。
清单
文体学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清单，包括文本特征和作者使用的工具。这些清单可以为任何文本的解读提供关键线索――有关文本产生意义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文本的意义是什么的线索。正如short所说的，文体学超越了意义和内容，调查产生和达到效果的方式，这一类清单的不同形式可以在许多教科书（Clark，1996；MaRae，1997；Simpson，1997；Thornborrow & Wareing，1998；Toolan，1998）中发现。他们的共通之处是试图阐明写作和阅读的过程，赋予读者权利来培养在所有文本，不仅仅是文学文本阅读中的语言意识，文本意识和文化意识。清单是获得这些意识的系统的第一步。EFL教科书中的清单通常包括如下内容：词汇，句法，连贯，语义，音位，语相，方言/变体，语域，互文性，和功能。
改写练习
文体学家利用诠释学得改写技巧作为教学手段。这种改写是广义上的改写，既包括对文本语言选择的改变，也包括对文本关键的设计特征的改变，例如叙事结构，还包括更大的改变――体裁的改变。这一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文本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的诗“This is Just to Say”。这一练习通常将william的诗学文本用跨体裁方式，“翻译”/释义为一篇散文文本的形式，然后对改编文本的每一部分进行形式分析，这是教学和学习过程的基础部分，最后，将文本再改写为诗的形式，并与williams的原诗进行对比。改写对文本意识的培养很有帮助――帮助学习者意识到文本如何产生意义而不是简单地产生什么意义。
四、新的发展方向
教学文体学的研究领域和特殊兴趣有很多，这里只列举其中的三个：
1.语料库分析和新技术；这一方向展示了语言的重要句型如何通过计算得到，以及这些发现如何支持学生的不同文学解读（卡特和沃克，1989：47-54）。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者证实了计算机是以网络为基础的教学文体学课程的有力工具（Short和Archer，2003）。
2.实证研究；这一方向利用了文学的实证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参见，IGEL会议的投稿，其中许多已在Poetics，Poetics Today，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rts等杂志上发表）。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是主观的解读，而是借用心理学的研究工具和社会科学来收集数据，以此理解和证实读者的反应和解读。必须更加注意口语艺术影响读者的方式，读者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能被文本所改变。对文学理解过程中情感的作用的研究必将促进文学教学的发展（Miall和Kuiken，2002）。
3.认知文体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一方向可以阐释学生的思维运作方式以及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格林（2000：49）认为，“只有‘心理再现’或‘心理空间’的出现，分析才算完成。”教学文体学可以运用这一领域来调查学生阅读的方式，获得对文本解读的方式，处理隐喻的方式，以及他们思维的构建方式。在比较EFL/ESL学生和英语是母语的读者之间对隐喻的处理和讽刺的理解时，也要用到这一方向。存在普世的心理结构吗？或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结构不依赖于语境呢？一些来源于认知语言学的应用已经应用于了教学文体学的课堂之中（Stockwell，2002）。
一、理论背景
语言教师开设的学前教育培训项目历史悠久，自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理论出现以后，不同的研究教师学前教育方法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多。
30多年前，文学教学自成学科，教育模式是巴西批判教育学家Palo Freire在《受压迫教育学》一文中所批判的“囤积式教育”，学生犹如一个容器被填满，这种被动的“填鸭式”教学理论成为“囤积式教育理论” 。
Widdowson在《文体学与文学教学》中强调个人对文学的阐释应该建立在理解各语言项是如何获得话语的特殊价值的基础上， 即对文学的理解侧重通过语言形式的选择和排列表达了什么， 而不在于它描述了什么。
二、研究模式和内容
本文主要阐述3种教学文体学的研究模式和其研究内容。
研究模式1：研究文学特定语境的文本意义
这种理论模式就是首先让学生了解文本和作者的写作背景、模式和主题，而后进行分析，比如分析艾米莉・狄金森这首诗歌：
We can but follow to the
Sun-
As oft as He go down
He leave Ourselves a
Sphere behind-
采用该模式分析此诗，首先让学生了解艾米莉・狄金森的背景知识，她的诗歌是前景化的典范，尤其体现在标点符号、大写字母、self-anaphor的使用上。写作主题，早期的狄金森诗集中，诗歌以人生、爱情、自然、永生等主题。狄金森的自然诗歌，以复杂多变的自然意象和隐喻构成了狄金森的想象自然界，这个自然界中，太阳及其相关意象映射了男性，花朵以及其相关意象则映射了女性的地位。而后学生可开始分析：从形式上看， “Sun” ，“He”，“We”，”Ourselves”的大写凸显，形成前景化效果。从主题上看，这里的太阳指的是男性，统治着整个世界，像太阳一样力量无穷却令人感觉十分炙热和反感。“ourselves”指的就是女性的地位，我们追随着太阳的脚步，寓意女性的地位、语言与思想是受男权控制的，但是太阳总会下山的，寓意男权总会被削弱的，那时太阳留给我们整个世界，即女权地位会上升。
研究模式2：通过文学鉴赏提高语言和文化敏感度
老师将文学作为素材帮助学生形成语言和文化敏感度。即文学作为一种语言体验，包括：音系、语法、词汇、句法到对篇章的分析到对文化的感知，换而言之，即从语言感知到文化的敏感度。比如说：莎士比亚的代表作Sonnet 18，其音韵特点为五音步抑扬格，诗歌第三行里，“rough winds”的出现打破了全诗抑扬格的节奏，前景化的效果突显出来，使读者感到夏日里狂风的残暴，从而衬托了你的美。从语义结构和内容上看，首句以问句开始（可否把你比作美丽的夏天？），第二句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回答，肯定的是我愿把你比作夏天，否定的是“但你比夏天更加可爱如绣”。分析这首诗时，教学文体学可以借助这些文体学和语言学的工具来分析文学中的语言，从而提高语言敏感度，文本敏感度（流派、风格等）和文化敏感度（夏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爱人）。
研究模式3：通过改写文学文本去提高文学意识
此种理论模式是学生们作为感受者对文本形成感知的过程，这是文学意识概念的支撑理论。这种理论体系是基于Pope（1995）的干涉理论，他认为“理解一个文本的最好方式是改变它：改变它，以某种方式去干涉……，而后去试图解释你所做的改变产生的具体效果” 。例如W.H.Auden的In Memory Of W.B. Yeats，诗歌首句，He disappeared in the dead of winter此处为什么选用disappear，为了体会该词的意义，可换成pass away，然后对此比较，从语音上说，disappear与He和 dead都压韵，语音上形成一种美感。从语义上说，这有个暗喻，诗人把人生比作是一段旅程，disappear意思为迷路了，消失不见，这样诗人叶芝的离去更显神秘，犹如在人生旅途中迷路了，相对于pass away，disappear的意境更符合全诗凄凉惨淡的氛围。
三、未来趋势
根据教学文体学研究的可能性和该领域的现状，教学文体学可以从认知角度来丰富其内容获得发展。认知文体学从读者的角度研究读者对于特定文本进行描述、阐释和认知的心理过程，即读者是如何分析这个文本才会形成读者对该文本的该种阐释。教学文体学可以借鉴认知文体学，研究学生们是如何阅读的，如何分析和思考形成他们对特定文本的阐释，这对于改进外语和二语教学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世生；张之俊. 2011年我国外语界文体学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3）
[2] Freire ， P .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M]. New York： Seabury. 1970.
[3]Widdowson，H.G. Verbal art and social practice： A reply to webe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 2002（11）：161-167
【关键词】文体学；文体分析；源语；译语
0 引文
众所周知，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源语）转换或创造成另一种语言（译语）， 即， 用另一种语言对原话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风格、神韵等的进行再现或再表达。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艺术， 需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和理论以发展和构建自己的方法。在翻译过程中， 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忽视其写作风格、审美价值及文章灵魂，还是应该更注重原文的风格及美感，而忽视其语言形式？文体分析可以帮助译者对源语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并找到与原语忠实对等的译语。因此，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文体学方面的知识将有助于促进译者翻译能力的提高。
1 文体学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
“Stylistics stud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linguistic form and literary function.” （文体学研究语言形式和文学功能之间的关系。）[1]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作家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思想，创作出多元化的文学风格。鲁迅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位资深的翻译家，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必须努力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使译文易于读者理解，另一方面，保持作者原有的魅力和风格。本文将阐述如何通过文体分析做到以上两点。
1.1 常用的两种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
直译是指按照字面意思直接把源语转化成译语，保持其原始的形式，包括句子结构，词汇意思，及原文中的隐喻等。直译具有不少优点，例如能传达原文意义，体现原文风格等。运用直译时，译者可以尽可能忠实的履行翻译职责，避免越权，把解读留给读者。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局限性，例如译文有时冗长罗唆，晦涩难懂，有时不能正确传达原作意义，有时甚至事与愿违。如果不顾场合条件，不顾中外两种语言的差异，一味追求直译，就必然进入误区，造成误译。例如，将“Every body would not like it.”误译成“每个人都不会喜欢它”，而正确的翻译该是“并不是每上人都会喜欢它”。
意译是指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前提下，摆脱原文结构束缚，使译文流利、自然，符合译文读者的表达习惯。意译并不意味着删除或添加原作的内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仔细斟酌原文，适当把握作者措辞的意图，将原文的意思自然而准确的表达出来。意译是一种技能，译者必须深入了解源语和译语的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识，才能运用自如。例如，
例句A. For my father know and I know that if you only dig enough a pasture can be made free.
直译： 因为我父亲知道， 我也知道， 只要挖到一定程度， 早晚可以在这里辟出个牧场的。
意译： 因为我父亲知道， 我也知道， 功到自然成。
例句B. Our son must go to school. He must break out of the pot that holds us in.
直译： 我们的儿子一定得进学校，他一定得打破这个把我们关在里面的罐子。
意译： 我们的儿子一定要上学，一定要出人头地.
显而易见，例句A的译文非常简单，但它仅仅表达出了原文的意思，并没有将原文中的隐喻与作者的生动描述体现出来。因此，这样的译文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沉闷而无法令人满意，是不可取的。相比较而言，例句A的直译在风格和审美上更接近原文。我们再来分析例句B，意译出来的句子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习惯，自然顺畅并且易于接受；直译出来的句子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让人感到荒谬。因此，就例句B而言，意译比直译要好得多。
1.2 翻译方法的选择
上文对两个主要的翻译方法进行了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直译注重原始信息的形式，意译不重视细节而强调原文意思的表达。那么，哪种方法更好呢？“Strictly speaking，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 literary work constitute a unified entity， and the translator should reproduce the three elements as a whole.” （“严格说来，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语言表达和文体特征，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译者应把这三个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再现出来。”）[3]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哪种译法能更好的再现原文的形式和风格。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直译是正确的而意译是错误的，反之亦然。
总之，在对翻译方法进行选择时，我们应充分考虑原作的风格和艺术效果的再现。否则，如果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的风格，则会成为一种假象的对等。奈达非常重视这一点。他曾说：“某些术语或语法上的错误是可以原谅，但无法体现原文的灵魂和活力则是不可饶恕的大罪。”[4]
2 文体分析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谈到诗歌翻译，对于他们是否可译，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对于那些认为诗歌可译的学者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诗歌已成目标语的问题。笔者认为诗歌是可译的，对原作进行文体分析有助于诗歌的翻译。
诗歌的特点是：语言精粹，风格独特，形式优美，韵律和谐。因此，一篇合格的、令人满意的译文不应只满足于对原文思想的转达。对于一篇成功的译文来说，再现原文的风格与审美效果才是至关重要的。
乌尔曼认为，在对诗歌进行翻译时，我们应该从语音，语法和语义三个方面对原作的文体进行研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来欣赏并研究原作的语调和灵魂，然后确定它属于什么样的风格。语音方面，我们要研究诗歌的节奏，韵律；句法层面，涉及到句子的长度，语序和句式；语义方面，包括语域，措辞和修辞手段等等。译者必须对整首诗进行全面的文体分析，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文这三个方面的美感。
2.1 文体分析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
原作：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 O my Luve’ s like the melodie /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while！/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s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译文 A： 啊，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 / 它在六月里初开；/ 啊，我爱人像一支乐曲 / 美妙地演奏起来 / ------/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 我和你小别片刻，/ 我要回来的，亲爱的，/ 即使是万里相隔。
原文是苏格兰著名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 译文A是袁可嘉先生译的。刘重德是这样评价译文的： 诗人深受民歌影响， 因此他的诗，语言通俗流畅，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歌韵味。袁的中文译文非常成功，在形式、音律和意义上的保持了原文的美感。首先译文保留了原作在意义和审美上的理念， 其次译文在语言形式上基本实现了与原作的对等： 每节有四行， 每行的长度相对均匀，节奏自然，韵律为ABCB。唯一的区别在最后一节中，原作的韵律是ABAB，翻译后变成了ABCB。刘重德对袁可嘉的译文的评价是真诚的、肯定的。由于在翻译过程中，袁可嘉充分考虑到了语音，语法和语义三个方面，他的译文在形式和风格上与原作保持了一致。下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首诗的另一个译文。
译文B：吾爱吾爱玫瑰红，/ 六月初开韵晓风/ 吾爱吾爱如管弦/ 其声悠扬而玲珑。/------/ 暂时告别我心肝/ 请你不要把心耽，/纵使相隔十万里，/踏破地皮也要还。
显然，这个译本未能在民歌的风格上忠实于原文。我们都知道，罗伯特是一个农民诗人，他的诗质朴、清新，点缀着苏格兰方言，如“my Luve”（我的爱人）。“my Luve” 译成文言文不恰当，因为在中国古代民歌中很难找到对等的词汇。就语言特色与写作风格而言，译文中词汇的选择不合适。由于译文的措辞与彭斯的苏格兰风格的民歌不属于同一个的语域，译文也就失去了原汁原味。此外，译文中还有一些如“韵晓风”和“如管弦”的词汇的选择也不是很适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2.2 文体分析在汉英翻译中的应用
中国诗歌的特点是意境优美，句式工整，这是由对称和对偶实现的。为了保持这一特点，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对每一首诗的语义和句法特征进行细致的文体分析是必须的。例如，
原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 Withered vines， olden trees， evening crows； / Tiny bridge， flowing brook， hamlet homes； / Ancient road， wind from west， bony horse； / The sun is setting， / Broken man， far from home， roams and roams.
例文的原作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英语译文成功地在意义与结构上再现了原作。首先，译文的语序与原作基本保持了一致， 词语的选择也准确、生动。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译文中“roams and roams”，原作中并没有这一表达，是译者加上的。这一表达的添加，既达到了使译文押韵的效果，又把深秋里在外漂游的旅者思念家乡的画面生动的描绘了出来。笔者认为，译文不仅精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情感，而且在格式上与原作保持了一致，非常完美。
然而，有些诗歌更为复杂，我们几乎不可能在完全呈现原作内容的同时保持对等的语言形式。在那种情况下，运用省略和增加等方法有助于弥补语义缺失，保持原作的风格。
3 结论
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西奥多？萨瓦里指出，风格是每个作品的本质特征，它隐藏了作家的情绪，体现了作家的人格。在翻译过程中，文体分析有助于翻译方法（直译或意译）的选择，有助于在诗歌翻译中实现语音、语法和语义三方面的对等。总之，熟练掌握文体学知识，可以帮助译者对原作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进而解决文学翻译中出现的众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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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体选择；翻译策略；逆证推理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4-0063-07
一、问题的提出
文体，简言之，即可感知的有特色的表达方式[1]。芬兰语言学家Enkvist指出：文体即选择，即在可供选择的表达中做出选择。换言之，即以最有效的方式说出正确的话[2]。翻译文体是译者基于美学或主题而做出的选择，“翻译文体学”隶属于文学批评范畴[3]。典籍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典籍翻译须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4]。相比较而言，语内翻译所涉及的原语与译入语之间主要是时间上的差距，而语际翻译，除了时间上的差距外，还要面对不同空间或文化语境中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5]。面对时空的差距，译者如何基于诠释的历史性对文体做出选择？选什么与怎么选是横亘在译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文体翻译的研究方法：基于传统与文化的思考
译者作为典籍的读者，首先面对的原文本的表述乃是原作者选择的结果；其次，译者作为目标文本的创作者，其译文表述又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其中的关键是：被译者感知到的原文有特色的表达方式是“如何传递到译文中，亦或经过了怎样的改变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亦或在何种程度上被或能够被保留在译文中”[6]。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其后罗马作家关于文体的观点部分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和文艺美学理论。对于这些罗马作家而言，翻译极为重要，他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后的作家，尤其在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区分上[7]。西塞罗和贺拉斯认为原文的文体和效果很重要，对如何在翻译中予以保留给予了高度关注[8]。对文体翻译的研究亦肇始于《诗学》的文艺学和语言学理论，这一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益受到重视，其具体研究方法表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后来的早期转换生成语法）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细读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着重于以最详细的方式识别和分类语料，而转换生成语法则认为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对个体语言的语料进行分类并以源于这些语料的潜在规律性的归纳法为解释方法尚不足以解释语言。转换生成语法关注人的意识以及语言如何反映意识。它提出了普遍的认知原则，目的在于以演绎法解释语料如何从这些原则中推论出来。转换生成语法关注的是作为语言解释源泉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但两种方法与基于文本的文艺批评都共享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是重要的理解是一致的[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就翻译活动来说，语言这个载体可以分为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两种。A语言承载A文化时，A语言是天然载体，完全胜任。翻译中当A语言转换为B语言，由B语言来承载A文化时，B语言就是 A文化的人工载体，此时B语言就不能完全胜任，只能说B语言能在宏观上承载A语言文本的文化，而在微观上就会在结构、语义和语用方面产生空缺或部分对等的情况。宏观文化是文本整体内容所反映的文化以及它根植于其中的某个民族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微观文化就是蕴含在语言各层面的文化因素[10]。雅各布森指出：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属性截然不可分割[11]。翻译，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文学性文本而言是不可能的，但创造性置换是可能的，因为认知经验是共通的[12]。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具有任意性，而通过强调语言的文艺美学功能，雅各布森与持语言具有任意性观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划清了界限。的确，具有文艺美学功能的语言是非任意性的，受制于蕴涵着言外之意的音调模式，有时深奥且可有多种解释，因此在功能上不仅不同于非文学语言而且也不同于非韵文语言[13]。汉字诚如雅各布森所言，汉语就不具备任意性的特点。汉字属于形象表意文字，同表音文字有本质的区别。汉字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用丰富多变的符号形象组合式，共同的特点是以形象提示意义，它们的基本性质则是以感性的形象思维激发理性的概念思维。这就跟拼音文字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后者只是用简单的语音符号来激发概念思维，中间没有形象思维所需要的审美感性来加以“嵌合”。同时，声调赋予汉语特有的审美感性，声调的音乐性是它的本质特征。汉语声高变化的形式和幅度显示出调值的抑扬顿挫来，产生了汉语语音特有的音乐性[14]。以《孙子兵法》为例，其虽然是一部兵学经典，却把汉语的形美、意美、音美发挥到了极致，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其不朽的文学价值使《孙子兵法》跨越了古今中外的浩瀚时空，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15]。然而这种文学性的表述方式却对译者提出了挑战，正如褚良才所指出的，体现在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之《孙子兵法》，虽然全书几无难僻字，然而其中许多军事术语蕴意丰富，使后人“累世不能通，当年不得究”[16]。这在英译中表现为翻译的历史性。艾克西拉指出，翻译最突出而又不用质疑的特征便是它的“历史性”[17]。历史性不同于历史，历史以时间的居先性为依据；历史性则是对先前存在物（包括观念、精神等）所具有的客观性给予的肯定[18]。这种历史性不从属于翻译的特性，而是作为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或多或少地都要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得到阅读与理解[19]。就《孙子兵法》的英译而言，翻译的历史性决定了译者在置换其功能与内涵时，须将其作为文化专有项来处理。
四、逆证推理：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的有效手段
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的原则有效解决了文体翻译中如何达到“充分性”、“表达对应”和“忠实原文”的问题，从语用上使忠实这一伦理要求具有了可操作性。那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这一原则便是文体翻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联理论认为：明示和推理是一个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明示是指说话人的交际行为，推理是指听话人为了识别说话人的信息意图所发生的交际行为。所谓明示行为，就是交际者通过交际意图把自己的信息意图显现给交际双方，成功的交际在于受众对信息意图的识别[31]。翻译同样是明示―推理交际，但是，与其他交际不同的是，翻译交际包含了两个明示―推理交际活动。因此，忠实原交际就是不但要做到忠实意图，即忠实明示的方式，而且还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的推理方式。在翻译的两个明示―推理交际中，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交际意图把信息意图告诉给他们各自的读者，因此，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翻译，对译者来说，必须做到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方式。归根结底，要保证原作者对原语读者的设想内容不变；同时，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都是依靠推理来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翻译，译者必须做到让译语读者的推理方式和原语读者一样，关键是让他们在识别信息意图时的推理距离相等，即保持原语读者对系列设想中的设想的可及度（accessibility）不变。即忠实翻译必须能够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让译语读者能够与原语读者一样在识别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时具有同等的推理空间。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意图的稳定性让译者在翻译时找到了稳定的忠实参照物，原作者信息意图中的系列设想则为再现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提供了参数”[32]。
刘宓庆指出，原语作者对原语读者是有期待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期待性的作品[33]。我们认为，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译者，就会担当起原作者意向读者的角色，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同时，作为译文的作者，也要以有效的翻译策略把原作者的信息意图传达给译文的意向读者，让译文读者能够以同样的推理方式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那么，如何判断译者的翻译策略是有效的呢？既然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都是依靠推理来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那么作为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逆证推理的方式判断作为原文意向读者的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否以最有效的方式做出了选择，从而传达出原作者的信息意图。
逆证推理（abduction）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用这个名称与归纳法和演绎法区别开来，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述，后来也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初，由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汉森等人的提倡，逆证推理才逐渐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种边缘科学中获得广泛应用。逆证推理把观察语句看做待说明项，把科学假说看作说明项，认为推理是从待说明项到说明项的逆行。皮尔斯和汉森把它表述为这样的推理形式：（1）某一意外的现象P被观察到；（2）若假说H为真，则P理所当然是可以说明的；（3）因此，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逆证推理实质上是从有待解释的事实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然后发明并选择最佳假说，使之从这个最佳的假说及背景知识和前提条件中，逻辑地演绎出待解释的事实[34]。故逆证推理是从一需要解释之观察到的现象形成一解释性假设的推理过程[35]，而且是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过程[36]。皮尔斯把逆证推理、演绎法与归纳法这三种基本的推理形式分为两个范畴：解释性（explicative）推理和扩充性（ampliative）推理。解释性推理指从前提必然能推出结论，结论解释前提；扩充性推理指从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结论扩充了前提[37]。故逆证推理属于扩充性推理。推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不是先天的，也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事物之间的一定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适应着人们实践活动的需要和认识的发展而产生、形成起来的[38]。故推理与人们的认知环境和背景知识是密不可分的，逆证推理亦不例外，逆证推理体现的是“介于观察、解释和背景知识之间的三重关系”[39]。诚如美国学者Kapitan所言，某一现象令人吃惊这一声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现象参照于背景知识而言，已然超出了基于背景知识所能做出的期望之外[40]。推理人所做出的假设其实是其认知语境的反映。语境是一个心理架构，是听话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假设的一个次类。正是这些假设，而不是外部世界的真实状态，左右着人们对话语的解释[41]。基于此，笔者认为，译者做出的文体选择本质上也是基于译者本人的背景知识所做出的选择。那么，译者是如何基于自己的背景知识做出选择的呢？译者采用了何种翻译策略把他所理解的原作者信息意图中所包含的系列设想显现给译文读者呢？下面，笔者以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Mair教授和著名翻译家林戊荪先生的英译《孙子兵法》为例，从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角度，以逆证推理为言语理解与表达的思维形式，以译文读者在识别原作者信息意图时是否与原语读者具有同等的推理空间为依据，对两位译者文体翻译的客观效果进行分析。
译者如要对原作者做出的文体选择进行解释，他所要做的如只是从他的背景知识中提取出可行的假设，那么他所做的推理即为选择性逆证。作为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如果我们对于译者信息意图和原作者信息意图中包含的设想所做的推理具有相同的推理空间，我们就认为，译者的翻译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笔者认为，就典籍英译而言，无论是译者还是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就诠释的历史性而言，他的背景知识应包括语内翻译译者的诠释在内。Mair译本即写明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影印本为底本（以下简称《十一家注》）。例如：
（1）赏罚孰明？（《孙子兵法・计篇》）
（1a）……which command is more impartial in m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42]
（3）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兵法・行军篇》）
（3a）If you punish soldiers for not being devoted to you， they will remain disobedient； and if they are disobedient， they will be difficult to use. But even when you have their devotion， if discipline is not enforced， you still cannot use them. Hence， 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treating them humanely and keep them in line with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This will ensure their allegiance[52].
（3b）If one punishes his troops before he has gained their fealty， they will not submit to him， and if they do not submi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use them in battle； if one has already gained the fealty of troops but does not carry out appropriate punishments， he cannot use them in battle either. Therefore，I cultivate my soldiers with civility and treat them even-handedly according to military regulations. Hence I will be sure to achieve my goal[53].
在“令之以文”之“文”的翻译上，两译者出现了重大差异。根据林译，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
（a）……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treating them kindly……
（b）……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caring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and trying to be kind to them……
而根据Mair译文，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
（a）……I try to get support from my soldiers with polite behavior……
（b）……I try to develop a friendship with my soldiers with courtesy in order to get an advantage from it ……
就“文”的英译而言，两译者同样用意译，但Mair却出现了误译。因为译文读者根据Mair英译所做出的逆证假设与原作者的交际设想明显不符。查《十一家注》，诸语内翻译译者的逆证假设如下：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罚。杜牧曰：晏子举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也。王皙曰：吴起云：“总文武者，军之将；兼刚柔者，兵之事也”[54]。很明显，此处“文”绝非polite behavior、courtesy之意。Mair之译无论在保留原交际设想还是保留原语读者推理距离上均归于失败。而林译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原交际设想，而且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故其译是忠实于原交际的翻译。
五、结语
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实际上是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和语内翻译译者的历史性诠释把一系列交际设想显示给译语读者的过程，这一系列设想是译者信息意图的体现，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当做事实陈述的不确定的设想乃至错误的设想。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选择何种有特色的表达方式把这一系列设想显示出来取决于译者对原语交际设想的逆证推理。如果译者的翻译不但保留了原交际设想，而且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或接近，我们就认为，译者的翻译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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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体”，是指日常学习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以及常用应用文等文章体裁。“符合文体要求”，首先是指要符合试题规定的文体要求：其次是指考生所写文章要符合所选定的文体的要求。
“符合文体要求”考查的是考生整体把握文体的能力，要求考生有全局观，能在细致审题的基础上明确文体要求。已规定文体的，除_了按规定文体写作外，还要注意扣紧关键词。中考作文“淡化文体要求”，给了考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文体自选并不代表可以盲目的选取，而是要看题目最适合哪种文体，仔细分析出最佳文体，同时应该选择自己擅长的，准备充分的文体来写。这就要求考生对自身清醒的认识，能将自身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展示自己的写作特长，使文体要求和自身优势相得益彰。
名师方法指导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特点。无论你选择何种文体，都应先明确怎样写符合该种文体，怎样写不符合该种文体。就现在中考而言，绝大多数考生在写作中选择三种文体：记叙文，议论文，散文。
选定了记叙文，就要以写人叙事为主要内容，展开合理的想象，写出矛盾冲突，写出情节波澜。要交待清楚记叙的六要素，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行文过程中，要做到记叙与描写有机结合。选定了议论文，就要明确议论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缺一不可。赞同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不可含糊其辞。在事例论据的选择上要注意精炼性，切不可长篇引用记叙文字，以致叙议失调，使文章文体不明，议论文的语言重在“议论”，要在“议”中出“理”，“论”中显“力”。选定了散文，就要突出散文的特征：形散而神聚。
作文要做到符合文体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正确理解题意
因题选体，题审清楚了，主题确定了，文章有了灵魂，才谈得上选择文体，根据题目或话题的特点，丝择最适合的文体。无论选择哪种文体，以最能表现主题为基本原则。
二、要凸显文体特征。
量体裁衣。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表达优势，也各有其不足之处。议论文以理性思维为主，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具有理论性强，逻辑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要求通过判断、推理、分析、综合等方式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以理服人。但是，富有理性的议论文常常显得形象性不足，文采不够。记叙类文体包括散文，小说，童话，寓言等，其优势是主题的表达通过写人叙事来实现，其情节性和情感性带来的形象性，使文章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且作者可以驰聘想象，进行合理而必要的虚构。但是，记叙类文体如果仅仅是就事写事，就人写人，在立意构思和行文时缺乏理性，文章就难以写出水准。因此，写该类文体时，应适当地增加一些理性色彩，比如画龙点睛式的议论，富有哲理的语言，借以提升文章的高度。写作时，应针对自己熟悉的文体，综合比较，权衡优劣，选定最佳的写作文体。不过，对中考作文来说，考生应尽量选写记叙文(包括小小说、散文)，因为写记叙文便于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便于描述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便于描绘逼真的画面，抒发真挚的感情。
三、要认识自身优势。
扬长避短。“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考生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便于自己发挥的文体。有的人性格开朗，激情洋溢，擅长抽象思维，适合选择开放性的文体，如开门见山的议论文，演讲稿等；有的人性格文静，波澜不惊，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擅长形象思维，适合选择自我倾诉式的日记体；有的人善于叙述，长于描述，适合选择娓娓而叙的记叙文或推心置腹的书信体；有的人想象丰富，善于虚构，则宜选用亦幻亦真的寓言，童话或微型小说；有的人天性严谨，循规蹈矩，适宜选择传统思路的议论文或记叙文。同时，生活阅历不同，积累的素材不同，适合的文体范围便也不同，考生应根据自己平时积累的素材特点，选择相应的文体。具有理性，启迪性而事实简单的材料，适宜运用于记叙类文体，如一般记叙文，微型小说，童话，寓言等；具有画面感和感情浓郁的材料，则适宜运用于诗歌和散文的体裁。
总之，文体的选择是一个综合的权衡过程。要全方位考虑。要有大局观，要高屋建瓴，只有这样才能让作文赢在起跑线上。
例文
第一次拥抱大自然
林芷茵
说来好笑，一直到临高小毕业，我还从没有离开过上海市区半步。我的绿色天堂是近在咫尺的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如果不惜换两次车到中山公园(当时叫“兆丰公园”)已经算是“远游”了，这也只能偶一为之。只有在公园里，还能看到花草树木，闻到自然的芬芳气息，心里好不舒畅!
转机来了。就在那年四月初的春假里，即将高中毕业的哥哥约了他的两位同班同学，即将初中毕业的姐姐又约好了她的“文艺搭档”同游杭州。我知道，哥对那位“搭档”颇有好感，而他那两位同学常来我家玩是为了多看看我那眉清目秀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漂亮姐姐。不知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找一垛“挡风墙”或一只“电灯泡”，他们竟也约了我一起去。嗨，我才不管他们肚子里打什么主意，好!去就去!
我们六人，从13岁到19岁，就这样踏上了去杭州的火车，开始了我们难忘的“青春之旅”。
哦，西湖，那是久仰大名之地。坡那首著名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早已熟记在心。不过对我来说，把西湖比作古代美人西施的感觉还不太鲜明，只是觉得那一片清澈的湖水好广阔，那湖上的桥，岸边的一株杨柳一株桃的景致好美妙，湖四周的山峰好奇特……
第二天，我们从灵隐附近悄悄上了北高峰。那时的游人远不如今日的多，除了肩背黄色香袋的烧香客，简直很少有别的游客。我们在北高峰上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个游客更少的荒僻地带，开始了我们的“疯玩”：唱歌呀，跳舞呀，即兴表演呀!姐姐和她的“搭档”大展身手，博得阵阵掌声。
我像个“傻大姐”似的站在一旁当观众，但心理却不平静：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做中学生了，青春的火苗已在露头，而且更要命的是由于平时多读了些中外文学名著，竟然已悄悄在心灵的某一个角落织起了“文学梦”。
于是，“想象”便越过北高峰的峰顶，跨过西湖的平静湖面，飞到更远的地方，无穷无尽，无边无界。
当我们在北高峰上疯玩了一两个小时后，夕阳西斜，该打道回旅舍了。
灵机一动，我忽然出了一个怪主意：“今天我们六个年轻人到此一游不容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来。我们是不是写一张纸条，埋在泥里，堆石头当记号，留作永久的纪念?”众人热烈响应，推了哥哥执笔，他从随身所带的一本笔记簿上撕下一张纸，掏出钢笔来，让大家集体创作。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登上奇妙的北高峰侧，尽情地享受着山川之美、青春之美，我们似乎已与大自然融合成一体，我们要赞美祖国，赞美青春，让生命的光芒与山川共存。”我的名字签在最后，字迹歪歪扭扭。唉，谁叫我还是个小学生呢。
三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六个人各奔前程，再也没有同游过西湖，也没有人说起那张小小的纪念性纸条。
不过，纸条上的话，多少还发过一些光芒，激励过我们这群怀着人生激情的年轻人吧。
赏析：
[关键词]频道 科学 设计
一、文体频道设计的定位和目标
在设计频道定位时。要考虑给什么人看，要研究武汉地区观众的生活方式、欣赏习惯乃至文化水平等各种因素，了解观众的意愿和要求，总之要考虑受众，以人为本，尽显特色。武汉广播电视总台的整体发展思路非常明确：“新闻立台，特色化定位，差异化发展，靠品牌竞争，走制播分离的道路”。各频道定位也非常清晰，除新闻综合频道外，文体、少儿、科教、外语等频道的定位各具特色，也展示出相应的个性。如文体频道：文艺节目强化的是大众娱乐和本地区文艺的宣传，追求的是通俗和高雅文化的兼顾j体育节目在满足武汉地区对赛事有特殊爱好的观众群之外，丰富的体育资讯、奇特的体育杂志、互动的群体活动等不同类别的体育节目，也是频道设计中争取受众的主体。
二、文体频道设计中的节目、栏目设置
节目、栏目设置必须根据频道的定位和受众的需求。在这个前提下，设置节目、栏目既要集中优势，又要建立淘汰机制；要有地方特色，富有个性化。
1.节目、栏目设置要与淘汰机制挂钩。文体频道摒弃了大而全的做法。将以前的30多个常规栏目淘汰一大半，保留的《都市茶座》、《文化绿洲》、《体育新闻》和推新的《逛街》、《家有厨星》、《马前炮》等自办的文艺、体育栏目，不仅内容精炼好看了，地域风格也突出了，栏目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色来，文体频道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部分栏目的年度平均收视率名列总台的前十位；而文体频道所引进的文、体栏目，在定位和投入产出比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同样遵循着优胜劣汰的机制，不断创新，使栏目设置适应和满足观众的需要。
2.栏目设置要适应本地水土，有地方特色。不同地域，造就不同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和精神需求，同时也构成这一地区特定的文化形态。因此。节目、栏目设置就要着眼于当地现实，贴近当地群众生活。
戏曲在武汉和北京的观众中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欣赏观念。坚持多年的《戏苑》栏目由于收视不佳。在2008年完成使命。然而，考虑到戏曲仍有一定的受众，文体频道不定期地组织策划此类活动。2009年专场制作和播出的“京剧谭门故乡行”三场演出。就达到了较好的收视效果。
文体频道制作的《都市茶座》方言栏目剧。也是较为典型的范例。无论是汉味十足、诙谐幽默的栏目剧。还是“岔巴子”、“王发泡”以及“老板娘”等剧中角色，都已成为武汉地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视栏目和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已融入了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还有去年推出的《家有厨星》生活休闲类节目，参赛对象为非专业厨师。全是普通百姓。活动旨在以厨为媒。以厨会友，挖掘千家万户的“私房菜”，借此向武汉市民传授家庭日常菜。这项活动反响很大，市民高兴，社区欢迎，参赛者众，获奖选手不仅得到了现金奖励，还被由餐饮大师组成的评委团评为武汉地区首届“家庭厨星”。
这些栏目充分表现出武汉地区的人文氛围和地域文化，体现出文体频道在节目和栏目设置上的成功之处。
3.节目、栏目设置要体现个性化，着力打造品牌。频道都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把频道内每一个栏目都办成品牌恐非易事，但把一两个栏目或节目办成拳头产品，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文体频道在设置这样的重点栏目和重点节目中。往往是举全频道之力。打造品牌栏目。
去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文体频道策划推出了3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亲吻岁月》，讲述了周韶华、陈伯华、范迪宽、夏等湖北省30位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大家的艺术人生，为观众展现了建国六十周年来湖北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文体频道连续三年举办的“流淌的歌声”电视歌手大赛在去年达到高潮。“流淌的歌声”以《祖国颂歌》为主题，独唱、合唱形式多样，尤其是合唱。全市市直机关近六十个单位踊跃参加，十几位市领导、二百多个局级干部、数万名干部职工在合唱活动中抒发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电视歌手大赛》、《影视金曲晚会》、《爱我中华合唱晚会》、《祖国颂歌一流淌的歌声颁奖晚会》等组成的祖国颂歌系列活动，成为武汉市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重要活动。这些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的电视节目，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和欢迎，使频道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时代同步。《亲吻岁月》文化系列专题片以及《流淌的歌声》电视歌手活动分别被列为武汉广电总台2009年度优秀栏目和十大亮点，同时，被总台和频道列为具有潜质的品牌栏目。
除了缤纷多彩的文艺节目和活动外。精彩激烈的体育赛事和节目也要撑起文体频道的半边天。《体育新闻》是文体频道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包揽了国内外重大体育事件。现在的观众没有太多时间关注所有的比赛，《体育新闻》成为他们了解世界体育事件比较快捷的渠道。作为地方台的《体育新闻》栏日，体育资源的全面性难以与强台相比，因此，文体频道应该在强化栏目时效性和信息量的基础上，着力加强本地特色体育事件和群体活动的宣传。让观众时时能够感受到发生在身边的体育事件而关注文体频道的《体育新闻》。
信息化时代，群众性的竞技栏目互动性非常重要。武汉台文体频道的群体竞技类栏目。应多开发本地特色较浓的体育竞技项目，或开发新型体育竞技项目，让本地观众可以直接参与进来，与观众产生良好的互动，让带有趣味性体育竞技项目走进学校、企业和社区，从而改变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
三、文体频道设计中的节目编排
节目编排是频道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节目编排人员根据频道的设置要求和节目内容。在认真分析受众情况、收视时段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安排电视节目的一项创造性劳动，是提高电视台美誉度和电视节目收视率的有效手段之一。
首先，以武汉广播电视总台文体频道的晚间节目为例：
18点播出的是反映社会现象的栏目剧，其收视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群：
19点播出的是《体育新闻》日发栏目，面向相对固定的体育爱好者；
20点播出的是一批文艺和体育栏目，分别面对的是不同层面的观众人群：
22点后播出的是各类赛事，收视人群主要是有着特殊喜好的部分中青年人群；
双休晚间时段安排的是重要赛事直播。同样吸引着有特殊喜好的中青年人群。
体育包装类栏目的合理编排也是文体频道重点考虑的范围。这类栏目
以冷门体育及体育事件花絮为主，如搏击、滑雪、极限运动或趣味体育。这是文体频道不可缺少的体育甜点。这类体育节目观众比较零散，所以节日时间应相对固定，保证该时段有相对收视群体。
地方台的赛事资源相对较弱，奥运会、世界杯等世界主要体育赛事基本上被中央台垄断。但是，作为文体频道，赛事又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们更加重视已有的赛事资源。通过加大对赛事的宣传力度和尽可能地安排直播。让这些稀有资源发挥最大价值。从而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
节目编排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充分发挥节目应有的功能。实现最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讲究编排技巧至关重要。任何电视媒体，无论规模大小，必须坚持节目创新，编排合理，才能争得生存空间!
其二。节目预告和节目宣传片在节目编排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和日播栏目其节目预告、宣传片在文体频道节目编排中通常是安排在宣传和广告时段。频次相对稳定：重要赛事、重大晚会的节目预告和宣传片频次会提高，除宣传和广告时段外，文体频道在一段时间内往往还会安排在相应的固定栏目内，使这些固定栏目在此期间承担起配合宣传的责任。这些画面精彩，语言简练，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的宣传片，能够鼓动起观众的收视愿望。如：《楚风汉韵中国年――湖北城市台春晚》、《武汉市双十颁奖晚会》、《祖国颂歌》系列晚会等一批重大活动，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的收视份额，节目预告和节目宣传片应不失时机地巧妙编排。大力造势推动。
其三。对重点节目的播出时间应相对集中和固定。具有品牌潜质的重点栏目是频道的财富。在受众中影响广泛，能够形成比较固定的收视群体。如：2009年文体频道着力打造的3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亲吻岁月》、8集系列体育专题片《辉煌六十年的武汉体育》等重点栏目，在节目编排中采取集中一个时期连续每天播出；同时，播出时段固定。播出日期与共和国六十华诞接轨。前期密集式的宣传，连续播出以及精心制作的专题片内容翔实、感人等因素，使专题片在播出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收视效果。
四、文体频道设计中的形象宣传
频道形象是指受众对频道的认知、了解和评价。影响频道形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频道标识、宣传片、片头、片花、定位宣传及广告语、公益广告片等。频道形象也可以通过栏目、节目、主持人、公益活动和对外宣传等来表现。
武汉广电总台文体频道近几年来在频道形象设计和宣传上做了一些文章。如：在总台多个频道中镂空成五角形的红色数字5非常醒目，既代表着文体频道是总台的第五套节目。也表现出文体频道文艺、体育所独有的魅力和活力；部分频道形象片有机地融合了文艺元素和体育元素。彰显了文体频道的定位和特色。
关键词：苏轼；文学批评；批评文体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通才文学家，他对各种文学文体都非常擅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轼在宋代也是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苏轼有关美学和文艺观点往往散见于他写的各种文学文体之中。因此他的文学文体形式的丰富多彩的特点也就造成了他的批评文体形式的多样性。苏轼的批评文体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就总体来看，苏轼的批评文体主要有论诗诗、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记体等形式。什么是批评文体呢?所谓批评文体就是批评者在批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时所采用的文体形态，是批评家在批评时对文体的应用。显然批评文体也是一种文体，也具有文体的一般特点：文学性、想象性等。当然批评文体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严谨性、逻辑性与客观性。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其写的著作《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提到：“从文体的呈现层面看，文本的话语秩序、规范和特征，要通过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体裁，(二)语体，(三)风格。”…由此可见，童庆炳教授把文体分为三个层次：体裁、语体和风格。本篇以童庆炳教授对文体下的概念为依据并参照中国古代文论的有关术语分别从体裁、语体和风格这三个方面来论述苏轼批评文体的特征。本篇主要阐述了苏轼批评文体的三个显著特征：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一、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
“中国古代文论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显著特征就是批评文体的文学化。”(2J地在西方，文学与批评是分开的，文学有文学文体，而批评有专门的批评文体，而且西方的批评文体非常注重思维的逻辑性与结构的严整性。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批评是没有严格分开的，往往是两者融为一体。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批评家，往往是文学家与批评家同为一人。作为古代一位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苏轼表达有关文学理论的观点与看法采用的都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学文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游记体等。首先论及苏轼的诗歌体。苏轼在很多诗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虽然是作为一种评论性的诗歌，但这种论诗诗如同苏轼及其他著名诗人写的一般诗一样具有诗歌的基本特征：讲究押韵、运用对偶、注重意境等。因此苏轼的论诗诗明显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如他的一首有名的论诗诗《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这首诗是苏轼对空静观的阐述，显然是一首论诗诗，但这首论诗诗采用的都是诗歌的艺术手法，如这首诗运用了诗的优雅的节奏、精当的押韵、整齐的对偶、形象化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来阐明空静观、来评论诗歌，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化色彩。
不但苏轼的论诗诗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苏轼的其他批评文体如序跋体、书信体、记体等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苏轼这些批评文体的共同特点是：体制形式自由、结构如行云流水灵活自如、文风平淡自然并且富有很强的抒情性。如他写的一篇有名的书信体批评文章《与谢民师推官书》：“孔子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日：‘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在这封书信里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比喻本来是用在具有很强抒情意味的散文之中，从而增添抒情散文的文学色彩。而苏轼却把比喻非常自然地运用到这封书信当中，从而显然增强了这篇书信的文学化色彩。并且这篇书信整篇文章文风平淡自然、语言平实而优美而且富有很强抒彩，就像一篇精美的散文，因此文学色彩相当浓厚。另外苏轼的祭文体、游记体等批评文体在评学观点和作家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很文学艺术方法，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从体裁上来看，苏轼批评文体的一个独特特征就是批评文体的多样性。苏轼采用过很多文学样式来进行文学评论，而且每种批评文体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来看，苏轼的批评文体样式是非常丰富的。苏轼的批评文体除了上文提到的有诗歌体、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和记体这五种样式外，还有赋体、论体、墓志铭体、碑体、说体等文体形式，因此苏轼的批评文体形式明显具有多样性特点。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82年版)可知，在汉代主要的批评文体是序体和书信体。而汉代比较有名的批评家如班固、司马迁、扬雄等都只是采用书信体和序体来进行文学评论。所以汉代的文学家所采用的批评文体形式还是比较单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虽然相当繁荣，但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家所采用的文体也只是几种形式，如书、序、论、赋等。如这时期非常有名的评论家刘勰用赋体写了一部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陆机也是采用赋体形式写了一篇评论《文赋》。曹丕主要使用了二种批评文体：论体与书信体。由此可知在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家们所采用的批评文体也是比较少的。到了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批评文体样式：论诗诗。论诗诗的主要代表作品是杜甫写的《戏为六绝句》。杜甫作为一位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其采用的批评文体样式主要是论诗诗，因此其批评文体样式也是很单一的。
此外唐代其他著名的文学家所采用的批评文体主要是书信体与序跋体。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与白居易在进行文学评论时采用的都是书信体和序跋体这二种文学样式。宋代，除了苏轼外比较有名的文学评论家有欧阳修、陆游、杨万里、黄庭坚等。据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82年版)，欧阳修的批评文体只有诗话体、序跋体、书信体和墓志铭体这四种文体形式。而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一共选了陆游十三篇评章、杨万里的十篇评章和黄庭坚的五篇评章。陆游的十三篇评章按文体分为序跋体、记体、墓志铭体、书信体四种；杨万里的十篇评章文体可分为论诗诗、序跋体、论体三类；黄庭坚的五篇评章按文体可分为书信体、论诗诗和记体三类。由此分析可知宋代虽然有些评论家批评文体形式比较丰富，但是没有一位文学家的批评文体的种类能比苏轼的批评文体种类还多的。至于元明清时期，虽然有些文学评论家在文学评论史上非常著名，如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王世贞、徐渭、李贽、汤显祖、王骥德、袁宏道，清代的金圣叹、王士祯、郑燮、袁枚、翁方纲、章学诚、王国维等，但这些文学评论家在批评文体种类上相对来说并没有苏轼的多。如果从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史的贡献和影响的大小来看，苏轼在文学评论界并不是最有名的，但如果从批评文体种类来说，苏轼的批评文体种类是相当丰富的，没有谁能望其项背。
总体而言，苏轼在进行文学评论的时候采用的是具有很强文学性的文学文体，并不像西方评论家在写文学评论时那样采用的是纯粹客观而又过于严格呆板的体式。西方的体式由于过于讲究逻辑性和客观性，因此西方的许多评章不但丧失了文学性，而且显得很枯燥和冷漠。然而苏轼运用文学文体来论述文学观点，从而使得苏轼的批评文体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学色彩。另外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学家相比，苏轼的批评文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体样式的多样性。这主要是因为苏轼在中国古代是一位通才文学家，他不但对各种文学体裁都非常善长而且对书、画、乐也非常精通，因此这就造成了他的批评文体形式多姿多彩的特点，而且他的每种批评文体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二、批评语言的美文化
由于苏轼的批评文体采用的是文学文体，这种文体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这就使其语言风格也具有较强的文学化色彩。曹丕在《典论·》中写到：“盖奏书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在这里认识到了不同的文体所使用的语言是不相同的。写给皇帝的奏书应该使用雅正的语言，诗和赋运用的是华丽的语言。所以从中可知语言是要受到文体的影响的，有什么样的文体就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语言与其相适应，否则就会失去文学本色化色彩。“当文论家自觉选择用文学化的文体来言说文学理论时，他们实际上也选择用语言风格的美文化的追求。”苏轼的批评文体采用的都是文学化的文体，如诗歌体、书信体等，因此苏轼批评文体的语言当然就不像西方纯评章的语言那样严峻、精谨、冷淡，而是具有很强的文学化色彩，呈现出一种美文化的风格。苏轼论诗诗的语言总体上的特征是清新流畅。如《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人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苏轼这首诗虽然是一首评论诗歌的论诗诗，但语言并没有像一般评章的语言那样冷峻、严肃而又刻板从而使人感到厌倦。相反这首论诗诗的语言特点是清新流畅、自然而又本色，语言明显具有一种清新之美。在这首诗中，作者还运用了很多审美意象，如瘦竹、幽人、幽花、树枝、雀、树叶等，这些审美意象共同形成了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意境。读者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就像是在读一首抒情诗一样，深深地陶醉在诗中宁静而优雅的意境之中。读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主要是因为这首诗语言明显具有诗性特征，也就是语言具有很强的美文化特色。
不但苏轼的论诗诗语言具有美文化特色，而且苏轼其他批评文体样式的语言同样具有很强的美文化特征。苏轼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记体等批评文体语言风格总的特征是平淡而流畅、自然而本色。苏轼的批评文体无论是序跋体、书信体、祭文体还是游记体使用的都是比较平淡而自然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朴素平淡之美。苏轼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使用的语言文学色彩非常浓厚，读者在阅读他的批评文章的时候就像在阅读优美的散文一样，感到赏心悦目，不像读有些当代文学评论家的缺乏文学色彩的评章那样感觉索然无味。如苏轼曾写过一篇有名的序《乐全先生文集叙》：“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这段虽然是对乐全先生文章的评论，然而其语言特点是平实且流畅，就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让人心旷神怡。另外苏轼的书信体批评文体语言也很平实、流畅，显然体现出一种平淡之美。
如上文所述，苏轼的批评文体的语言总体上的特点是朴实自然、具有一种平淡之美。然而苏轼的批评文体的语言还有其他的特点。一是具有典雅的特点。据王文诰辑注的《苏轼文集》可知，苏轼写的有些批评文体中使用了如下语言：“秀整明润”“锵然玉振”“粲然可观”“雅制”“清便艳发”，并且在苏轼的批评文体中多次使用了“妙”字等。这些词语不但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显然体现了一种典雅的特点，具有一种典雅高贵之美，令人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二是具有豪放旷达的特点。王文诰辑注的《苏轼文集》中，苏轼有些批评文体多次采用了“超然”这个词语或带有“超然”这个词语的短语。如“超然”“超然胜绝”等。苏轼在有些评章中还运用了与“超然”意思相近的语言。如“出尘之姿”“萧然绝尘”“超轶世俗”“浩然”“雄”“清雄绝尘、超妙入神”“英伟豪杰”“富健”等。这些语言都体现出了一种豪放旷达之气，明显具有一种阳刚之美。苏轼批评文体的语言，既有平淡、典雅之美，又有一种豪放、阳刚之美。苏轼的这种文学批评以一种恬淡、幽雅、豪放、旷达的语言把握美的对象，以一种朴实的笔触沁人人的心脾、滋润人的心田，从而显示出美文化的特征。
三、批评风格的抒情化
苏轼批评文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文章风格具有浓厚的抒情化色彩。作为一种对诗文进行评论的批评文体应该对文学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论述，不应带有个人感彩。然而苏轼的批评文体在对文学现象进行评论时体现出很强的个人情感色彩。何谓情感?“情感就是人们对与之发生关系的客观事物(包括自身状况)的态度的体验。”由此可知情感首先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其次这种评价融人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说具有情感。苏轼的批评文体写得真挚而质朴、自然而简约，文章如行云流水、灵活而多变并有很强抒彩。苏轼批评文体风格的抒情性主要是通过苏轼在文中平淡而简约的叙述中体现出来的、通过苏轼对朋友真实而肯定的评价中体现出来的。如苏轼在《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中对子由文章的评价是：“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苏轼在这首题跋中对苏辙的文章先简约地进行了整体的评价，然后又对苏辙的《超然台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苏轼对苏辙的肯定性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苏轼对苏辙怀着深深的兄弟之情、亲人之义。同时苏轼在对子由的文章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中又融人了自己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人生体验，如“精确”“高妙”这二个评价子由之文的词语也体现了苏轼的文章的特点，而且苏轼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所以这篇评论性的题跋在对子由的文章表达了肯定态度的同时又渗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因此这篇题跋情感色彩非常浓厚。再如苏轼写的一篇有名的书信一《与王庠书》中写到：“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日：‘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在这篇书信中苏轼运用平淡而简洁的语言对王庠的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指出了王庠的文章有古人之风，值得提倡。从苏轼对王庠积极的评价中，展现出了苏轼对王庠具有深深的朋友之情。文中平淡而简洁的语言渗透着苏轼对友人的真挚情感。
这篇书信虽然是苏轼的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然而这篇书信就像苏轼写的其他普通书信一样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又如苏轼在《答李方叔书》这篇书信中写到：“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当极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见涯涣，然不可知也。”儿锄苏轼在这篇书信中对友人李方叔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运用了一个表示很强感彩的“喜”字，这个“喜”字明显体现出了苏轼自己很强的人生体验，即读友人的诗使自己产生了一种愉悦的情感体验。而且在这封信中苏轼还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李方叔的文比喻为“川之方增”“霜降水落”。比喻可以增强文章的情感色彩，因此苏轼的这篇评学的书信具有很强的抒情性。总体上而言，苏轼的各种样式的批评文体的风格都具有很强的抒情化色彩。因此风格的抒情化是苏轼批评文体一个很重要的文体特点。
关键词：传播媒介；文学文体；序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16-03
周利荣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的首届研究生，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任教，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她又随我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文艺文化传播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已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晋升副教授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在她积数年之功完成的专著《传媒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即将由陕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邀我作序，作为导师，看到学生的科研成果即将付梓，我十分高兴，很愿意写几句心里话。
周利荣的专著所选择研究的是一个前人少有涉猎、具有开创性价值且有相当难度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也是很早就开始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国度。在前人取得的大多数成果中，文章及文学的文体研究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陆机在《文赋》中对文章体裁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区分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再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P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把文体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中《文心雕龙》全书50篇，而专论文体的就有20篇。而《文选》按照作用和功能将文学作品分为38类，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粹》以至《元文类》等重要文集。元人陈绎曾的《文说・明体法》研究文体分类，成就有限。唯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将文章分为54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又扩展为127体，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体考证及文体特点论述甚为精详。至清代中叶如姚鼐及晚清曾国藩，亦对文体分类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近代以降，研究文学文体的学者及著作亦为数不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先后就有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施畸的《中国文体论》、薛凤昌的《文体论》、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等著作问世。新时期以来，文学文体的研究再次趋热，先后出版了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日本学者佐藤一郎的《中国文章论》、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于雪棠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的《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李长徽的《〈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文体理论本身的研究，主要探讨文体分类的原则、依据，各类文体的特点、创作规律与方法，也有部分学者在考察文体演变过程中论及不同文体形成的原因，但至今尚未见到专门就传播媒介与文学文体关系做系统研究的。就选题讲，周利荣的专著力图就这一问题从古至今，中外打通，理论与实际、宏观与个案结合，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既填补了文学文体论研究的空白，又拓展和深化了传播媒介理论的研究。2004年，周海波教授曾在《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一书（2007―2008年又连续出版《传媒时代的文学》《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深入分析了现代散文文体的形成与《申报・自由谈》这一现代传媒间天然的血缘关系，认为现代散文从属于报纸期刊，不可避免地拥有报纸期刊的属性，必然接受报纸期刊的改造，适应传播媒介的要求：“当散文小品、杂感、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体裁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他甚至说，“现代报纸期刊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滥觞；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演化与成熟全部有赖于报纸的提倡。” “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四大报纸副刊及有关期刊的形成确实对新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导致中国古典文学从供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欣赏的格局走向大众，在语言上提倡白话文，在文体选择上导向小说世界。由此，中国传统文学文体的格局得一大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具有很高成就和地位的重要文体杂文，实际上就是由《新青年》开设的《随感录》栏目及1920年代中期创办的《语丝》《莽原》等文学媒体先后推动而产生、发展和成熟的。2000年起，我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十数人学位论文先后研究现代文学名刊，其中杜波硕士论《新青年》杂志研究、博士论“五四”文学期刊现代性研究，肖爱云硕士论《礼拜六》研究、博士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罗建周硕士论《文艺阵地》研究、博士论生活书店与抗战文学研究，周玉敏硕士论《现代》杂志研究，曹小娟做《小说月报》研究，马金玲做《文学》月刊研究，赵林做《语丝》杂志的研究，于鸿雁做《万象》半月刊研究，姬绪进做《论语》半月刊研究，就曾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文学期刊在推动新文学诸文体形成中的作用、机理作过分析。周海波教授的大著虽非专论现代媒介与现代文学文体间的关系，但其中有关见解十分精辟、论述非常深刻，可与利荣的著作互补互鉴互证。
在我看来，该书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媒介理论探索中著者所提出的新见解：一是较充分地论述了传媒结构问题，质疑了泛媒介概念。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传媒的生产力性质。在著者看来，从传播学意义上观察图书、期刊、报纸、电话、广播、电视、电影、手机、网络、电子书等媒介，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即都是由软载体和硬载体两部分组成的。软载体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寄生体，如语言文字、图画、图像、声音等符号；硬载体则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的物质载体，如甲骨、钟鼎、简册、纸、电子设备、电脑屏幕等。离开软载体，意义无以凝结；没有硬载体，人们脑海中凝结的意义模式永远无法物化出来。因此，只有软载体和硬载体的完美结合才能构成媒介。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称文字为媒介、印刷术为媒介，利荣就此观点在书中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其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在讨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她关于传媒结构的见解。讲清传媒的二重结构，为全书的立论和展开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于传媒就是生产力的观点，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先生、清华大学刘建明先生也曾在自已的论著中讲到，但利荣在书中不仅肯定了这一观点，而且对之有所深化，强调指出媒介生产力的水平主要体现在硬载体上，尤其是深入论述了媒介生产力对文体功能的影响、对文体互鉴的作用。
利荣该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认真搜集、充分占有了相关资料。完成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的研究，不掌握尽量丰富、翔实的理论、史实的资料，仅凭一般文艺学、文体学和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是无法开展研究的。例如，在论及与媒介特征相适应的现代文学文体――报告文学的形成时，书中得出结论：报告文学诞生于近代新闻语境，成长于报刊传媒，大多出自职业记者之手，中外报告文学概莫能外。论证这一结论，著者以中外报告文学的名作为例，说明中外早期报告文学的成熟作品，均出现于机械化印刷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报刊的成熟期和稳定期。外国的如1842年英国记者查尔斯・狄更斯的《美国纪行》、1876年法国记者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83年美国记者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1903年美国记者杰克・ 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1919年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纪的十日》；中国的如1898年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上的《戊戌记》《南海康先生传》和《新大陆游记》，1911年5月广州《南越报》上连载的黄小配的“近事小说”《五日风声》，“五四”时期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的《旅欧通讯》等。在进行举证论述的同时，著者还旁征博引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中的有关重要论点，如日本作家川口浩《报告文学论》中提出的报告文学“始终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文体。塞尔维亚报告文学家T・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所说的“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在我国，长期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佘树森就认为“在现代，报告文学之产生原是以新闻报刊带来之发达为前提的，故其最初操觚者几乎无一不是报刊记者。所以报告文学曾被称作‘记者文学’”。学者王晖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中亦指出：从文体发生的内在规定性角度看，报告文学文体发生有三个决定性因素：“第一，印刷工业的发达所导致的报刊业的出现与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刊体创作主体的新闻意识。此为以报刊为主流媒体的报告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与基础。第二，转型或激变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对深度报告的文体期待。第三，一批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自身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的重要参照系、对现实社会采取反思、批判，并有改革现状意识的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的出现。”坚持在广阔的理论视野下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注意把翔实、可靠的事实材料和权威、经典的理论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展开对问题的论证，使其观点结论让人信服和认同，这是贯穿全书各章节的一个突出特点。
据我所知，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利荣始终把开阔学术视野、学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搜集、发掘充分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工作，广泛地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个案材料。这样，她才能在对资料的分析、梳理中，提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且在理论的烛照之下，深入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
注重对问题分析论述的辩证性，是利荣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另一特点。为增强论文观点和论述的科学性、说服力，著者对问题的分析、论述总是注意全面、辩证，不搞绝对化，力戒片面。如在分析媒介对于文学的决定作用、文学对于媒介的反作用以及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与政治、经济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时，就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将问题讲清讲透。就个人的思维能力讲，利荣是我的学生中理论思维能力较突出的一个。她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所思考和探索的均是具有一定理论层次的问题。驾驭此类问题，没有宏阔的理论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较好的思维能力是不可能的。
从当前情况看，本课题的研究尚有极大的开拓空间。譬如，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向书面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经历了由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绵帛到纸张的变革，由此，也影响到古代文学文体从广义的文学文体、诗歌、散文再到小说、戏曲等叙事类文学文体的演进。如果能够专就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诸文体演进变迁加以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出其中的联系，成一专著，其意义、价值可能会更大。再如，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正在经历由书面到网络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正在经历由传统的书报刊等纸媒到电子媒介的革命，在此过程中，文学的文体更是发生和正在发生着丰富多样、奇妙无比的变化，甚至还有人发出了文学终将消亡的预言。如果能够专就近代以来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各文体的变迁专门加以研究，探寻出其规律、特点，成一专著，相信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可能会更大、更有影响。
还需要指出，本书的第五、六章论述的内容颇有新意和价值，但是如何使其与全书其他各章在逻辑上自然天成、浑然一体，似乎尚需再加斟酌。另外，全书专论文学文体，此前各章均未涉及影视等艺术作品，而五、六两章却将文学与影视等艺术作品放在一起讨论，似有失严谨。当然，瑕不掩瑜，以上不足远不能影响本书作为一部具有新见和相当深度的专著的价值。
利荣思想积极上进，学习刻苦勤奋，经过十数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已系统扎实地掌握了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具备了良好的科研素质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企盼她能以本书的出版为新起点，确立更高的目标，继续刻苦努力，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拿出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此，我充满信心，也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