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论文范文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数以十计，但专门探讨翻译与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却不多。加拿大LuisevonFlotow教授曾于2007年撰文介绍高雅文学(比如诗歌)的翻译在西方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国内相关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视角，包括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和文化“走出去”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译介学、传播学、翻译改写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跨文化交际等。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Lasswell，1948)为主要框架，简要介绍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等外译为途径的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总结外宣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传播主体(Who)、传播内容(SaysWhat)、传播渠道(InWhichChannel)、传播受众(ToWhom)和传播效果(WithWhatEffects)。在翻译领域，与这五个要素相应的要素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郑晔，2012:11)。这些要素相互关联。

2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法国是第一个设立文化外交专门机构的国家。该国于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旨在传播法语文化，提升法国国家形象。英国于1934年设立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则于1938年设立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化外交活动。1956年4月，总理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Passin(1963)在其China’sCulturalDiplomacy(《中国的文化外交》)一书中列出中国自1949年至1960年有关文化外交活动的许多统计数字。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点依国际政治风云与国内政策形势而变。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面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和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这时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声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对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八十年代，政府对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注重同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往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自此文化外交活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阶段。2004年8月，原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交”这一说法，文化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外宣翻译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其中，文学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说过，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

2.1译介内容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52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国家对外宣传外文书刊的统一出版机构，其宣传任务是“有系统地向国外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现代(包括“五四”时期)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戴延年，陈日浓，1999:30-31)。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时创设多种多语种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从外宣翻译题材而言，1949年至1976年外宣书刊的重点是政治类图书(如著作和政策法令文件)。据统计，1949年至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共翻译出版中文图书494部，其中政治文献类约占总数的39%，戏剧小说类约占总数的23%。(滕梅，曹培会，2013)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工作计划中也认识到“书题种类太少，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经验理论、政府法令报告和时事性的综合报道”，“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种也没有”(周东元，亓文公，1999a:71)。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宣书刊成了输出思想和宣传“”的工具，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这一时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题材，宣扬革命斗争，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选现当代作家，“”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郑晔，2012)。1981年，应《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议，“熊猫丛书”系列外宣图书开始出版，其选材标准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并且文学质量要高。截止2009年底，该系列共出版图书200余种，包括英文版图书149种;英文版图书中，现当代小说有97种、诗歌散文戏剧类有33种、信息性文本(如《藏北游历》)有15种(耿强，2012)。199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立项，旨在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约110种，题材涉及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90余种。进入新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增多，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根据中国翻译协会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80至2009年30年间，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有9763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分别是历史地理类、中国政治法律类、中国艺术文化科学教育类，各占20%以上，中国文学类占10%，马列主义与思想类数量不足1%。从译介内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日趋减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学术类图书明显增多。

2.2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门、外宣出版单位、翻译与编辑人员等(郑晔，2012)。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局(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来)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外宣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九十年代，外文局成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其部分下属出版社与杂志社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外译的出版社开始多起来，比如《大中华文库》参与出版社有20多家。1980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开始同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尽管这在当时与文化部的规定并不一致(戴延年，陈日浓，1999:378)。外文局从事外译工作的人员包括中文编辑、英文编辑(即译者)和外国专家等。其中，中文编辑在选稿和改稿的权力上一直大于译者。杨宪益(2001:190)在回忆录中写道，“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八十年代，译者地位有所提高，但人员调动频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局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郑晔，2012)。对此，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谈到外文局“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难以吸引社会上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周东元，亓文公，1999b:475)。从译者角度看，书刊外译有三种模式:一是由外国专家翻译，二是由中国译者翻译，三是中外合译。这三种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译方面著名的例子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尽管两人也经常单独翻译。翻译界常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为，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或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谢天振教授持同样观点，他举例说在美国大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上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赵芸，袁莉，2010)。这对外译工作不无启示。

2.3译介渠道及手段

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大体有两种:非盈利性的对外文化交流和盈利性的文化贸易。前者主要由政府和文化组织机构(如作家协会)推动，后者则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统一经营书刊进出口贸易的机构是国际书店(1963年改由外文局领导)，其任务是输入各国书刊，并输出中国可以出口的书刊以增进国际宣传。1953年，国际书店称，出口书刊“贸易发行占82%，非贸易发行占18%”(戴延年，陈日浓，1999:40)。1959年12月，对外文局要求书刊对外发行要“继续执行以贸易发行为主，非贸易发行为辅的方针”，“非贸易发行部分应适当增加”(同上:100)。不过，据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讲，80年代以前，外宣书刊在发行上实行国家买断，“虽也采取贸易与非贸易两种发行方式，但贸易只是形式，实际是低价销售或非贸易赠送”(周东元，亓文公，1999b:469)。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植，外文局书刊对外发行总量在七十年代末一度辉煌，发行范围达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了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1989年的影响，外文局对外发行总量急剧下降，90年代时年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万册降为几百万册(同上:470)。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改变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拓展对外文化传播渠道。新的文化贸易模式目前已形成“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等模式，其中的“船”指的是国际化平台(如海外知名出版机构)，比如“借船出海”模式指中方企业和有实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资等方式出版发行，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曲慧敏，2012:56)。长期以来，书刊一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近年来，电影、电视、网络视听等现代媒体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11月底奥巴马参观好莱坞，向现场数千名群众强调:“我们可以通过娱乐业，塑造全世界的文化。”我国也开始在影视剧输出方面加快步伐，有关单位正合力将数十部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和纪录片译制并推向非洲等地区，其中《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在多国热播。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的广泛使用，电子图书日趋主流，数字出版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外文局于2011年底推出中英双语《中国文摘》iPad读物。

2.4译介受众与效果

“”之前，我们把读者对象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民族主义国家(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欧、美、日本)三类来划分，对外宣传对象以亚非拉广大中间读者为主(郑晔，2012)。外文出版社1955年在总结经验时称著作、文艺作品和介绍中国文化生活的读物在国外需求大且受欢迎，不过人们在选题和编译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选题时不对外国读者的需求和意见进行研究分析、中文编辑加工自以为是、外文流于死译硬译等，要求在此后工作中大力克服死译现象，加强外文译稿的编辑工作。(周东元，亓文公，1999a:113-117)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难以解决。1962年，该社在其思想汇报中反映了“以我为主，照顾读者”的方针问题。(同上:243)“”期间，外文局编译人员人人自危，怕犯错误，翻译工作中直译、死译现象很普遍，不敢与外国专家接触，怕被控为“里通外国”，如此便严重影响了外译书刊的可读性。(同上:257)由于我国长期注重对外宣传政治经济成果，输出意识形态，外文版图书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视为宣传品，难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在文学译介领域，研究表明，在80年代，英美读者倾向于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而非审美角度阅读以“熊猫丛书”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1989年的强化了英美民众对中国“极权政府”形象的想象，使英美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选择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映、批判、讽刺中国“极权政治”的作品。(耿强，2010)90年代，政府不再为书刊外译提供大量资金，于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熊猫丛书”也几乎停止下来，读者也转为国内读者为主，英美等国的普通读者群逐步丢失。中国国际书店(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80年代进行改革，由外文书刊出口为主转为中外文书刊出口为主，由国外市场为主转为国内外市场并重。前，该机构的主要海外读者群是华人、汉学家、学者和中文学习者。

3经验教训与策略分析

3.1译介受众

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角度来看，受众在文化外交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取得最佳传播效果，其他传播要素均需体现受众意识。在外译活动中，我们就需要从受众角度看待译介内容、主体、渠道及手段、翻译方法等环节，考虑受众的兴趣和需求。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宣工作中将国外受众视为被动接受的宣传对象，以期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促进世界革命。而在西方国家，民众认为宣传即谎言，对我们的外宣活动并不信任。外文出版社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在1962年的经验总结中称:“最好的宣传使人不觉得是宣传……不要不分场合地、过分天真地暴露出我们的宣传意图和政治目的”，“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说教。”(周东元，亓文公，1999a:250-251)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逐渐不再将国外受众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对象，而是有理性、有需求的市场信息消费者，开始尊重他们的需求，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钟馨，2010)。这是传播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3.2译介内容

80年代之前我国的译介选题工作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比如外文出版社的选题步骤是:基本不懂外文的中文编辑根据外宣需要和经验制定出统一的中文书目，对内容进行编辑，然后交由译员严格按照中文内容译成外语。即使一本书刊要译成多种语言，各版本的内容与形式亦是一致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a)。由于各国受众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同一国家受众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和欣赏水平也不相同，因此要满足各类受众的需求并非易事，需要对国外受众进行系统化、正规化的前期调查。在文化外交中，文化一词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最的物质文化层(如长城、兵马俑)、中间的制度文化层(如风俗习惯)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层。(曲慧敏，2012)无疑，文化外交中最重要的应是核心价值观走出去。2012年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指明了方向。据调查，国外受众通常较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包括:体现人文关怀和共同价值观的题材(如爱情、家庭、环境问题)、传统文化(如文化典籍)、关于旅游教育社会方面的题材、有关现代中国的内容(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等(胡兴文，巫阿苗，2014)。目前，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接近尾声，国外对能反映国际视野和人文精神的中国现当代作品(包括文学、学术作品等)的需求增大。文化外交中对外传播的信息即使到达受众，并不意味着受众完全接收该内容。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有四个层次:1)了解所传播的信息;2)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3)同意或同情;4)信服(沈苏儒，2009)。达到第二个层次已属不易，因为人们在理解外国文化时难以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文化折扣”难以避免。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程度或译介效果呢?

3.3译介手段

翻译策略对于译介效果十分重要。早在50年代，外文出版社就确定以“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其中的“信”(即忠实)是主要原则。前面所讲的死译硬译即是过度忠于原文文字的结果。然而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实践中，编译并不少见。据汉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讲，国外编辑在读了他译的《狼图腾》后，为让译文更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吸引更多的读者，将译文删掉至少三分之一;他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国外编辑对原文结尾不满意，于是莫言为此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结尾(李文静，2012)。翻译的方式除全译外，还有摘译、编译、缩译、改译、阐译、译写等(黄忠廉，2000)。当今社会，“文化快餐”盛行，许多人看名著只看精简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近3000名读者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在其“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上，《红楼梦》、《百年孤独》与《三国演义》分居前三位。另据报道，《三国演义》的原著译成法文，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多法国人读不下去。不过，《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法文版却在法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文化外交中，没有必要全部采用全译的方式，可以先采用受众较易接受的摘译、编译等方式和漫画、口袋书等形式，在时机成熟时再推出全译本(胡兴文，巫阿苗，2014)。

3.4译介主体

如前所述，文化外交的主导者通常是政府。由于国外受众对我们官方渠道所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较低，我国政府应鼓励民间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传播中华文化，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运作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身其外。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后，由于我国当代文学译介机构长时间缺位，国内大量非主流文学作品被海外出版机构以“社会化”、“新闻化”的意识形态视角译介出版，如2001-2010年间被翻译出版最多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何明星，2013)。目前，我国在文化外交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间两种资源(蔡武，2014:234)，政府为民间机构提供政策上的指导以及资助。作为译介主体之一的翻译人员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外交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译外人才短缺。为解决这个问题，自2007年起，国家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然而据笔者对所教翻译硕士生的调查，他们当中竟无人有意毕业后从事单纯的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翻译薪酬过低。对此，陆谷孙先生曾评论道:“译文酬金N年不变，致成爝火;译著一般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赵芸，袁莉，2010:18)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本书的资助经费常为40万元，这为翻译薪酬标准提供了一种借鉴。

4结语

本文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效果等方面简要介绍了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发展及经验教训。目前国内所用的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对外传播和文化“走出去”等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如文化外交这一说法，因为前三者强调的都是信息的单向输出，有强加于人的意味，而文化外交则是政府主导的双向文化交流(尽管其重点仍是对外信息传播)，注重与受众的交互。此外，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与作者被推上神坛，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原作、译作、作者、译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对比研究，对受众关注不多。从译作传播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探讨翻译策略等理论问题，无论对文化外交工作，还是对翻译学科的发展，其意义都将是重大的。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论文 翻译 功能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2-0131-03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政治文献英译是中国向世界解释、介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形势和政策主张的桥梁和窗口，尤其重要。同时，英译质量的好坏也决定了我国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效果。[1]

一、关于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以宣传中国为目的的翻译，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翻译成以英文为代表的外文，并通过各种媒介和方式，向世界传播来自中国的声音，让外国读者准确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外宣资料的英译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企业的命运，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国翻译界对外宣翻译的共识是：必须坚持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加强对外宣翻译的管理；[2]根据英汉文化差异及中西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增译、减译、改译、回译等翻译技巧；译者必须端正职业态度，负起责任，并努力提高个人的业务素质。

二、关于政论文

政论文，即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议论，说理的议论文，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形式多样，范围广阔，主要有：革命领袖有关政治的文章、报告、演说； 党政机关、 政治团体的宣言、 声明； 报纸杂志的政治性社论、 思想评论、 国际时事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等。简单地说，就是指包括政治、经济类的时事文章及政府颁布的公告，主要有政治、外交文件、新闻报道等。[3]政论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 严谨、 鲜明、 富有鼓动性；句式结构变化多样，重整体布局，重修辞；在运用语言材料上要求准确性、 严密性同生动性、 形象性密切结合起来。

政论文以传达信息为主，要求文字表述准确，准确性是时文翻译的第一要求。中国政论文含有中国政治文化和语言特色，译者应尽量将这些传递到目的语中。其强烈的政治敏感度和中国特有的词汇、表达及概念，使其翻译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刘宓庆教授认为将中国翻译事业置于文化战略手段定位之上，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国特色”。

三、关于政论文翻译

政治文献对译文准确性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甚至国际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政论文翻译总体要求是：忠实确切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 保持原作的修辞色彩， 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宣传鼓动作用。具体来讲， 有四个方面： 1.忠实原作政治思想内容。译者必须忠实地表达出原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立场和政策方针。2.义切词严，爱憎分明。译者必须认真揣摩推敲， 把握好用词的轻重褒贬。3.概念同一。同一个概念或事物的译名要始终保持同一。4.逻辑严谨。译者必须抓住中心，理清原作层次，领会原作章法，避免断章取义、逻辑错误。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政论文翻译进行相关研究，并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翻译理念引入其中，对中国政论文翻译质量的提高及对外宣传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武光军说：“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中文政治文献英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使译文简洁……” [4]王平兴认为忠实标准高于简洁标准，不能以辞害意。他指出，对外交流或对外宣传，信息的内容可以“以我为主”，语言和形式却必须“以受众为主”，要考虑以什么样的语言和形式传递信息才能为受众所理解，达到交流的目的。

纽马克（Newmark）指出政论文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目的是为译文接受者在获取信息时消除障碍，即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进行对外宣传。[5]

20世纪90年代后，翻译研究的权利转向，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机械转换，还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利操控；同时，翻译也构建着特定文化的权利结构。[6]中国政治文献的英译更是受到各种权利话语的影响： 译者要听命于翻译机构以及构成社会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 同时，要考虑到译语权力话语的影响，需要把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等权力话语因素考虑进去。因此，译者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尽力满足双方的要求。

政论语篇多属于“信息类语篇”， 其功能是强调政策和策略的观点， 具有庄严性和规定性。语篇类型上， 汉英有相同之处， 如语句规范， 用词严谨、简练， 避免歧义等。 预期译文目的是在译语语境中让译文读者了解原文论述的政策观点， 保证原文政治含义的准确性。“达意”是翻译这类语篇的主要目的，要求译者紧扣原文内容， 做到语义精确， 用词分寸得体。

四、功能目的论及具体应用

功能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结果决定翻译方法，强调了目的法则必须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始终。 赖斯提出翻译应该有具体的翻译要求，译者应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汉斯・威密尔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目的语读者，翻译的过程应以译文在译入语中实现预期功能为标准。翻译时，译者需根据具体要求、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文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功能翻译目的论摆脱了对等理论的束缚，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强调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为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理论依据。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确定了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及翻译原则。

中国政论文用词规范严谨，逻辑性强；句子无主语现象较多、中国特色的词汇多。从译文的可接受性/理解性的角度出发，为了让译语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发展、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实现中国对外宣传的最佳目的，政论文的英译必须在尽可能忠实原文文体的基础上，采取包括增词在内的多种翻译策略（如：意译、解释、注释、替换删减法等），在译文中为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效果，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这样才符合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 译者有在译文中增添或删除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际的权利和义务。[7]

1.直译法。翻译政策新词既要运用基本的翻译技巧又要结合新词特点，尽量保留原文特色。对于政治色彩鲜明，中国特色很浓的“口号”式的词汇，翻译时以异化策略为主，保留中文词汇的语言特色。如：邓小平理论Deng Xiaoping Theory， 三个代表 Three Represents， 科学发展观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走出去”战略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港人治港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dminister Hong Kong。

还有，如：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提出“……不折腾，……”，国务院新闻办会现场采用“零翻译”策略将其译成“bu zheteng”。

2.增译法。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连接词、主语等）、分句或完整句，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译文习惯和在文化背景、词语联想上与原文一致。对于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特有文化的新词，译者必须根据“目的法则”及英语语言习惯，合适地创造出新词或词组，当然译者也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词汇，进行解释或说明。[8]如：保障性安居工程low-income housing projects；农村民生工程project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毫不放松地做好“三农”工作，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Striving to do our work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ell， and consolid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3.省译法。将原文中需要而译文中不需要的单词、词组等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省略， 或删减汉语中迁移性冗余。如：

抚今追昔，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e made in that time have great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and pride of the people，strengthened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4.灵活措词法。英语用词倾向灵活多变，故翻译高频词时，应灵活选用不同的词语。如：

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To hear the people's voices， reflect their will and pool their wisdom.

5.信息重组法。英语句子结构严谨，句子成分间的联系有形态标记。翻译一些复杂的句群时，需要对信息进行重组，使译文表达合乎英语语言习惯。如：

区域发展呈现布局改善、结构优化、协调性提高的良好态势。A favorable situation emerged in which regional development was better distributed， structured and coordinated.

6.具体化与抽象化的变通。翻译中要注意抽象词的具体化和具体词的抽象化，使译文表达符合译文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如：

保障“米袋子”、“菜篮子”安全。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ice bag” （grain supply） and “vegetable basket”（non-staple food supply）.

7.中国成语（谚语）释义化。译者需要采用释义的方法来消除中国成语（谚语）的文化障碍。

我们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We guided and stimulated non-government investment by means of well-leveraged government investment.

8.与时俱进创新法。大胆合理的创新是翻译、语言发展的生命力。政治时事术语的翻译不能固守词典里的翻译，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小康社会”由a well-off society改译成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党内”由inner-Party改为intra-party。“十六大”报告中的“依法治国”rule the country by law，“以德治国”rule the country by virtue，现分别改为law-based governance，virtue-based governance。

五、结 语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外宣工作越发受到国际的密切关注。作为我国政治外宣的重要工具，政论文肩负着传扬中国国策、国际立场和伟大成就的重任，其翻译将更加重要。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外宣工作中政论文的翻译手段也必须不断完善。

[ 参 考 文 献 ]

[1] 丁衡祁.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J].中国翻译，2002，（4）.

[2]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

[3] 冯伟年. 最新汉英翻译实例评析[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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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宣传；城市外宣翻译；翻译原则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117 ― 02

外宣翻译是对外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键性环节，具有战略意义。城市外宣翻译是一个城市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城市的软实力建设，增进对外宣传水平，提高城市的世界知名度，必须加强对城市外宣翻译工作的重视。通过城市外宣翻译工作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城市文化，宣传在各个领域中的各项成果，促进友好交往，增进外部世界对城市的了解和交往，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上树立和维护中国城市的良好形象，加强城市的软实力建设，为改革开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这是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城市外宣翻译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责任。

一、城市外宣翻译原则

城市外宣翻译是以交际翻译为主要手段，以国外的大量读者受众为中心，将城市各种资源信息翻译成外国语的一种翻译实践。其内容涵盖了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在翻译过程中，城市外宣翻译不仅要符合一般性翻译的原则，同时存在许多特殊要求。外宣翻译不仅仅注重译文的科学性、严谨性、正确性与灵活性等，同时要考虑到译文的读者和原文的作者具有不同的语言、国情、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一）注重传播效果

首先，城市外宣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对应的转化，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传播行为，还应该注重传播效果。可以说，城市外宣翻译是否能够成功，传播的效果好坏是关键。如果译文传递的各种信息及原材料的意图，在译语环境中水土不服，不为目标语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传播的效果就会不好，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外宣翻译的意义。我国各城市不少外宣材料的翻译由于缺少目标语受众意识，用内宣的思路、方式去搞外宣，致使目标文本的可接受性和在译语交际环境中的连贯性受到严重影响，其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二）受众内外有别

除了特别注重传播效果之外，城市外宣翻译还强调受众内外有别。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环境，国内外受众对信息内容的兴趣、需求互不相同。对外宣传翻译工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外宣三贴近”原则其中两项要求都是以国外受众为出发点。

二、城市外宣翻译过程

（一）译前分析

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分析文化语境。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各城市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许多事物的形象在不同的语言中也存在差异。在应对这些差异时，翻译就要注意形象的保留与转换。

“要达到预期的对外宣传效果，必须对中文稿的语言进行译前处理。在抓住原文主旨、领会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原文语言的方方面面进行处理――调整、增删、编辑、加工，从词句到风格，从局部到整体。”（李欣2001：18）。因此，译前处理应该处理内容无序与信息冗长问题，去除各种原语中能够接受但译语中不合适的修辞，使译文的行文清晰易懂。

此外，译前处理还需注意几个问题：政治术语处理、专业术语处理、虚实数字处理、“中式修饰”处理、中国诗词处理、内宣内容处理和原文逻辑处理等。

（二）译中处理

原文的主要功能决定了翻译的方法，我们应根据一般文章的主体决定其文本类型，然后需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常用城市外宣文本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政治外交外宣资料：政治外交外宣资料从宏观来讲通常包括领导人的讲话、政府发言人演讲、新闻会文稿、重要外事活动纪要、官方文件、涉外经济法律条文等。城市外宣领域主要涉及某个城市的重要活动纪要、政策指南、涉外法律文书等。这类文本通常关乎重要国家利益、大政方针政策等，措辞需要十分谨慎。译者需要具有政治敏感性，体会原文的内涵，不能随意篡改，也不能机械对译。

文化推介外宣资料：翻译跨越异质文化，需要更多地关注交流和传播，在两种文化背景中进行意义的权衡和阐释。译者应该充当文化桥梁和文化中介者的作用，为两种文化的和谐交融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社科新闻外宣资料：社科新闻类其实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文本类型，大众传媒如网络、报刊、广播、电视和微信群等以外语形式呈现，并对外宣传介绍类的文本都可以涵盖该文本类型之下。翻译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文内容不受损害，二是译语符合译语习惯。一般情况下，应该在两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经贸旅游外宣资料：经贸旅游类的城市外宣资料则给予译者更大的自由度。一般要求更符合译语习惯和译语受众审美，因此可以适当采用创造性翻译，根据译语读者的需求和特点进行本地化的再创造。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每种文本类型的外宣都必然经历不同的阶段。在开始阶段，译语受众对所宣传内容一无所知，因此首要目的是扩大产品、企业、城市景点等在译语读者中的知名度，可以完全采用归化的方法。当译语受众有一定的了解后，译语应该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强和拓展，从归化转向异化，更多地宣传与众不同的特色，以对外推广城市的经贸特色和旅游景点。

总之，在外宣翻译的初级和中级阶段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说自话，而是应该用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去的方式进行表述。

（三）译后调整

城市对外传播过程中，译者应该将翻译看作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译作完成之后应该关注译作的传播效果，并根据反馈进一步调整原有的翻译策略。“允许纠正原文的错误，调整原文的句子结构，改进原文的逻辑，消除歧义和隐晦，精简重复累赘的表达，解释难懂的术语，把个性特征过于显著的极端表达方式适度规范，强调原文信息的传达以及译文的流畅、地道，译者遵循宏观翻译（即翻译单位扩大），译文不必保持原文的形式和比喻元素，译文往往可以比原文更为有效和优雅”。（冯军2010：71）交际翻译注重信息的交际效果的最大化，因此是现阶段城市外宣翻译过程的有效手段。

三、城市外宣翻译常见问题

（一）拼写和语法错误

在机场、地铁站、火车站、饭店、购物商厦、旅游景区等城市公共场所的公示牌、广告牌或路标上，经常能够见到外文单词拼写和语法错误。这类“低级错误”不仅给看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带来了困扰，让他们贻笑大方，更破坏了一个城市的美好形象，给外国人留下低劣、粗糙、没有文化、不够国际化、管理不精细的坏印象，这无疑是给我国城市抹黑，是对城市形象的重大侮辱。

（二）译名不统一错误

译名不统一错误指的是城市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同一个概念术语存在着几个不同译名的现象。使外国人产生歧义。我国早在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地名委员会、建设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地名、路名标识不得使用英文标注，要使用汉语拼音进行注解。1999年颁布的《地名标志牌城乡标准》则明确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我国地名被定为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条款，所以路名和站名都应统一用汉语拼音作为标识。如果按标准翻译岂会产生歧义。

（三）中式英语错误

中式英语错误指的是那种畸形的、混合的、在用词搭配上不符合英语习惯用法的、既非英语又非汉语的语言文字。这样的翻译主要是受汉语思维影响和相应文化背景的干扰，过分拘泥原文字句，导致一些译文晦涩难懂，可读性极差，阻碍了对外文化交流，从而不能够达到很好的对外宣传效果。造成原因为：对号入座和想当然套译，语言习惯的差异，文化习俗的差异。

（四）政治性误译

掌握用词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分寸，坚定政治立场，其重要性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而与国家的利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城市文化软实力紧紧地绑在一起。外宣翻译必须规避政治错误。然而，由于某些外宣翻译工作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宣翻译的审慎的态度，从城市主导对外宣传到街头巷尾标语传单，政治性错误都时有发生，危害不浅。所以在涉及政治问题时候，外宣翻译工作者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敏锐清醒的政治头脑，切不可盲目轻信某些影响甚大的主流媒体，更不能不加鉴别，拿过来就用，否则将会犯下政治误译，贻害无穷。

（五）语用失误

语用失误指的是表达不合适或者表达方式不妥、不合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这类语用、文化错误。其包含两方面，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语用语言失误是指忽视英汉语言结构、表达方式及其文化内涵之间的差异，忽略特定情景在翻译中套用母语的表达结构，结果不能有效准确地表达应该表达的思想和用意，甚至引起误解。社交语用失误是指在交际中忽视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出现的语言表达失误，与交际双方的身份、背景、语境、交际内容熟悉程度等因素相关。

四、结论

通过城市外宣翻译工作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城市文化，增进外部世界对城市的了解和交往，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对城市自身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大有裨益。这对城市外宣翻译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翻译、怎样更好的翻译、避免哪些错误等。希望从本文能得到一个小小的借鉴。

〔参 考 文 献〕

〔1〕张琳.外宣翻译的特点及要求〔J〕.榆林学院学报，2011（5）.

〔2〕李欣.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J〕.上海科技翻译，2001（1）.

〔3〕冯军.论外宣翻译中语义与风格的趋同及筛选机制〔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0.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目的论 盐品牌 英译

一、引言

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的主题就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参会嘉宾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指出，PE（Private Equity）未来的机会在跨境投资，“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必须要开始考虑在国际上如何做……所以我刚才讲的中国公司走出去，把外国好的产品、品牌引进来，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

中国各大企业奉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其文化特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纷纷通过中英文介绍宣传企业和企业品牌、企业服务，展示企业良好形象。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无论输出还是输入，在我们看来首先就是一个翻译问题。

二、盐文化品牌翻译现状

目前，自贡的文化旅游资源尤其是独具特色的井盐文化资源应该说是自贡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独有的潜力和优势。液体盐卤的发现，有史可考约有四千多年历史，自贡井盐开采距今两千两百多年，盐与人民日常生活多么紧密相连自无需多言。盐有工业和食用两种，我国这两种都有出口。但我们却陷入一种怪圈：连中国人自己对它都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对外宣传的薄弱与不足。经调查显示，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媒体大爆炸的当今社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盐，放眼之下，我国盐相关产品仅见于http：//.cn/English/Products/等的介绍之外，并不像很多其他产品领域大量的品牌翻译做宣传，除了出产公司名字之外，偶有非方块字――拼音，却没有任何正规英文标识。盐产品包装毫无外宣意识，这种现象着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以福岛泄露事件为例，在四川自贡周边城市也出现哄抢盐的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自贡和自贡井盐以及盐企业品牌的宣传，特别是外宣工作是相当不到位的。

沟通离不开翻译，当下我们的社会开始特别关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对外译介，这都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外宣翻译属于非文学翻译，归属于实用翻译或应用翻译（pragmatical translation）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对外性，它不同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性翻译。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企业品牌外宣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相关盐文化品牌翻译领域几乎无人涉足，要对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现象做出细致的分析、梳理，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本文试从目的论（skopos）与盐文化品牌外宣翻译的关系着手，进一步辨析重要的概念、范畴，更多地关注其交合点与同一性，初步整理出品牌外宣的基本翻译策略，通过自身理论体系完善让相关学科受益。

三、品牌翻译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向国际领域的拓展，文化品牌外宣翻译伴随着企业、城市对外技术交流和商贸活动的开展，贯穿各个环节，企业文化品牌翻译的这一工作领域决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这也导致了文化品牌的对外宣传翻译存在着很多问题。一般主要体现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译员的整体素质不高，深谙专业但外语知识欠缺；通晓外语但专业知识欠缺；翻译观念落后。主观上：企业外宣翻译在企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宣翻译本身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知不足而后勇，外宣品牌翻译的研究有很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创造性地在目的论框架下探讨品牌外宣材料翻译现象，理论视野较宽广，课题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翻译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翻译活动的走向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争取发出更大的声音，对翻译活动及以此为依托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机制进行探索，提出建议，促使决策者对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有更为理性的理解，引导文化交流向更理智、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努力减少误读和误解，化解冲突，导向交流的平等对话和双赢结果。

鉴于此，本课题将从对盐文化品牌外宣为立足点出发，研究盐文化品牌外宣的翻译，及影响其英译的文化和语言因素，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在之后的系列论文中具体阐述。

四、目的论与盐文化翻译

（一）目的论

目的论（Skopos）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译者应该根据译文不同语篇的预期功能，抓住原作的意图，灵活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在盐文化品牌外宣的翻译中，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以目的语文化和读者为中心，运用目的语易于接受的表达方法，使译文通俗易懂，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语言，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采用有效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有助于表达原文意图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从而让中国盐文化影响世界。

（二）目的论之于盐文化翻译

品牌效应对企业、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更好地对企业产品进行文化的阐释与包装，使旅游与文化紧密相连，以求得旅游产业与企业文化事业的双赢，通过充分挖掘自贡的井盐文化资源以打造盐业乃至自贡城市的品牌和标识，与其他城市相区别，从而提高自贡盐企业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综合竞争力，这已成为关系到城市产业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命题。毫无品牌外宣意识，只能一败涂地。品牌是企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它所附带的品牌价值虽是无形的，却是难以估价的。全球品牌营销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命名不仅是为了识别和提示相关信息，更成为展示企业和城市文化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对品牌建构的各种要素进行积极梳理，使之定位准确，特色突出，并能与历史、文化和法律诸方面整合。

只有具备丰富人文内涵的品牌才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形成持久的品牌效应，强调对品牌的宣传，不断赋予品牌新的吸引力。Skopos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既不是原文和原文在原语受众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不是原文作者所赋予原文的功能，而是由根据发起者或主顾的需要决定的目标文本的目的所决定。对外宣传翻译强调的就是译文功能，即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我们国家、组织和企业，因此，译文功能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对外品牌宣传翻译质量的高低决定对外宣传的效果，影响目标受众对宣传对象的理解和认识，Skopos翻译原则为对外宣传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构建一个适用于企业品牌外宣英译的文本。盐文化品牌名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制定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充分发挥丰富的英语文字搭配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超越“信”、实现“达”、追求“雅”，从而有效地传译原品名中蕴涵的要素，尤其是文化意象的再现。这样，盐文化品牌英译名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无形资产应有的作用，推动企业与城市对外宣传向前发展，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1990年中国译协举办第一次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以来，我们的对外宣传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正如译界前辈爱泼斯坦、林戊荪等人所指出的：“‘问题仍大’是指在对外宣传品制作中，外文翻译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是制约外宣品质量全面提高的主要因素。”而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二、三线城市尤为突出，在之前有关于盐文化的系列研究中也并无相关研究，确是企业生存的基本。所以本课题的开展具有极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前沿性和原创性，是对相关研究空白的大胆探索和全新拓展。

翻译中各种翻译策略并不彼此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至于在译文中源语文化哪些要做出调整、哪些要保留，都可在对翻译目的、作者意图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如何借鉴“翻译目的论”中的有益观点，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这都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调研中进行甄别探讨，也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并在之后的论文中进一步论证说明。

五、结语

盐文化，是历史上任何其他行业文化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挖掘盐文化品牌的丰富内涵，展现盐文化的魅力多彩，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相当的借鉴意义。运用心智对盐文化品牌给予准确定位，这对于自贡盐业企业发展乃至城市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和企业都必须重视与世界沟通与交流，全球需要正确解读中国故事，中国要生产世界级的商品，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这些都要求以企业品牌文化发展促进城市文化旅游，以城市文化旅游促企业品牌发展的良性循环。市场对应用型高素质经贸英语翻译人才的需求难以满足。

就盐文化品牌对外宣传的翻译而言，关键是把问题的性质分析清楚，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形成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互动和循环。本课题研究及系列论文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在对外宣传翻译中遵照Skopos翻译原则，有助于表达原文意图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以期通过跨行业的兼容性，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地方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通过培养目标，加大对中译英人才的投入和培养力度，加强对语言的学习，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等措施，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满足需要，使我们的对外城市、企业宣传翻译工作越做越好，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这个门面工作越做越好，使企业品牌在走向全球市场的进程中，其外宣材料也与国际接轨，与企业品牌形象匹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项目（YWHY12-17）阶段性成果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本文将以瑞士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的顺应论作为指导，在以顺应论视阈为研究背景下，如何探析出对外宣更有效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策略，并结合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译者自身的翻译水平，对以后外宣翻译的发展也有启示性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政府网 外宣翻译 顺应论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82-02

一、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顾名思义就是把对外的一些宣传资料翻译成以目的语为形式的一种工作模式。就我国而言，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中译英，或是译成其他外文，以此来传播中国的声音。尽管目前对于外宣翻译并未给出统一的定义，但已有多位学者尝试对外宣翻译做出一些定义。 张健认为，“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介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张健，2013）黄友义指出，“外宣翻译是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信息翻译成不同的外文，并通过图书、报纸、期刊、等纸质或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以及各种国际会议对外和传播中国的观点。”（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措辞的独特的语言特点对英译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文的准确关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及认同以及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建设。因此在进行外宣翻译实践时，译者更应注重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度，尽量做到翻译的准确性、针对性、目的性和政治性。本文将从中国政府网上选取具代表性翻译实例进行外宣英译分析。

二、顺应论与翻译研究

顺应理论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维索尔伦于1987年在其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ion（Jef Verschueren，1987）一书中首次提出，并于1999年在其新著Understanding Pragmatics（Verschueren，1999）中进一步完善的语用理论。为了满际的需要，维索尔伦认为语言应该具有顺应性，即语言的使用者能够从语言所提供的可适范围内做出协商性选择和灵活变通。（Verschueren，1999）语言顺应论可总结为三点：做出选择，语言的三个特点，语言的四个角度。由于语用者会做出种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选择，因此语言具有变异性、顺应性、协商性。（Verschueren，1999）戈玲玲在她的论文中提出：“对于词意的选择，可以通过对语境的感知来进行科学翻译”（戈玲玲，2002）。曾文雄认为：“一方面，翻译是应完全按照一定的上下文进行，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来进行翻译；另一方面，每个具有理论指导的翻译策略都有其价值。”（曾文雄2007）

顺应性延伸出来了四个方面：1.语境关系顺应；2.语言结构顺应；3.顺应的动态性；4.顺应的意识突显性（维索尔伦，2003）。由此可见从翻译的层面， 顺应就是尽量去使译文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需求， 从而达到交际意图。顺应论的四个方面已成为目前外宣翻译的重要理论指导，故此本文将从顺应论的这四个方面来对外宣翻译进行分析。

三、顺应论在外宣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及相关策略

（一）语境关系顺应

维索尔伦认为，“由于语境因素的多样性，所有的语言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为了避免含糊，我们有必要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语言分析，因为语境有助于准确表达文本的意义。”（Verschueren，2000）“语境关系顺应表明沟通过程，不仅是语言要素动态的联系上下文，而且需要语言使用者灵活运用不同的交际原则。”（Verschueren，2000）因此，他提出交际语境包括物质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

Example 1.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

We will encourage both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bodies to provide preschool educational services in order to increase resources and promptly solve problems concerning access to preschool education.

在例1中，“入园难”是指幼儿教育服务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西方大多数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公立幼儿园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教育，而中国人更喜欢政府提供支持的私立幼儿园，这种中西方的差异使得译者在翻译时面临着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如译者用“concerning access to preschool education”来进行详细说明，说明译者考虑到了交际语境中的社会世界。

（二）语言结构的顺应

由于交际选择总是在所有涉及到各种变异的语言结构层面上展开的，因而语用现象可以和任一结构层面发生关联。维索尔伦认为“语言在表达自己的语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它是可以组织的基本单位彼此在我们的日常使用的交流”（何琪，2013）。而译者在进行翻译选择时应该使原文结构与原语特点相匹配，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原文所要达到的要求，被读者接受，就必须从语音到语言都要符合译入语的特点。

Example 2.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

We will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taxation， and financial systems； mak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s conducive to transforming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 a financial system that is comprised of diverse organizations， provides efficient service， exercises prudent oversight， and keeps risks within bounds.

在例2中，把“监管审慎”译成“exercises prudent oversight”这一适当搭配，其中“exercise”指的是进行或实行一个计划，“prudent”意味着谨慎的、明智的，“oversight”指的是疏忽、忘记做某事。在原文本中，“监管审慎”是以密切关注并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目标，从词的结构层面顺应了译入语的特点。因此，译文中 “exercises prudent oversight”的搭配更易于英语读者理解接受。

（三）顺应的动态性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积极顺应具体的语境以及具体的语言结构。（何自然，2001）这就是顺应的动态性，顺应论的核心。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使译文的翻译在读者的接收范围内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语境决定语言，语言影响语境，这两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杨蒙，2006）故此可知，语境并非一成不变，他是随着交际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在语言选择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互动能够动态地产生话语意义，也就是说语境是动态发展的。

Example 3.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建设高性能宽带信息网，加快实现“三网融合”，促进物联网示范应用。

We will vigorously develop the next-generation IT industry；build a high-performance broadband information network；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network， and the Internet； and promote demonstrations on how to us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在例3中，“三网融合”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但由于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因此他们理解起来却有些困难。译者在此句中并不直接把“三网融合”翻译成简单的词或词组。而是使用了顺应策略将“三网融合”进一步翻译成“电信网络”“广播和电视广播网络”“互联网”。这种阐释性的释义能够很好地传达上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更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这种译文随着语境变化而不断进行动态顺应的过程使目的读者可以完全理解源文本的意义。

（四）顺应的意识突显性

维尔索伦发现虽然由于每个人的意识程度和特性存在差异，因此人的语言行为是处于具有完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一个连续过渡位置。（徐守桓，2007）同样，意识程度问题也存在于翻译过程中。意识程度导致的翻译活动差异通常被分为两类：一是当意识程度较低时，翻译活动就被看成双语交际中的自然行为；二是当意识程度较高时，翻译活动就被看成是某一特定理论指导下所发生的特殊选择的过程。（张新红，2001）

Example 4.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改造和新建2.3万所乡镇卫生院……

A special fund was included in the state budget to renovate or build 23，000 town and township hospitals…

在第4个例子中，译文里修饰词“新”被省略了，这是因为汉语里常用到程度修饰词很容易造成程度夸大或者语义重复，而因为英语中“构建”一词涵盖“新”（new）的意义，故译者将其删除，这就是译者并没有将句子翻译成“build newly 23000 town and township hospitals…”的原因。这表明翻译应基于使读者更好理解源语言的意义这一目标来进行精确的选择，同时也表明译者对英汉双语之间的差异有着清晰的认识。

四、小结

在当代全球化及行信息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网作为一个对外传播国家主流信息的网站，它是国外了解中国最新国情和发展动态的权威信息来源，其外宣翻译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笔者从顺理论角度出发，针对中国政府网站的外宣翻译的顺应性进行分析，得出语言是灵活的这一观点。由于顺应动态性的基础是语言的协商性和变异性，因此，作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尤其应注意目标语言的灵活运用。在翻译中主要通过语境关系、语言结构、动态性、意识突显性四个方面来进行语言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独立的。相反，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组成了连贯语言使用的一个整体。此外，维索尔伦顺应论的中心是说话者和译者，因此译者的努力可以消除很多文化或语言上的歧义。这一理论也充分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让我们明白，译者对语言进行有根据的选择是出于让读者更好理解全文，而并非是无意识行为。总之，一篇好的译文需要作者从多个方面进行考量和选择，也基于此，译者应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积累翻译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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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公示语 翻译 语料库 频率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7.029

Analysis of Public Signs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Publicity Methods Related Papers Keyword Statistics based on Corpus

YUAN Changwan， JIN Shuangjun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has strong practicability and wide application，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keywords of 2196 CNKI articles on public signs using corpora. The analysis and statistic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error analyses， theory and methods of public sign translation; and that field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ountries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public signs; translation; corpus; frequency

0 引言

公示语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方梦之，1996）。公示语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四种突出的应用功能（吕和发，2004;戴宗显等，2005），它通常被喻为“城市的名片”，规范、得体的公示语翻译是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对外交流的需要，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城市形象、人文素养、审美情趣等的有效途径。

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专家委员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基本规则》（2004年8月），《上海市道路名称英译基本规则》（2007年6月）;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6年先后了《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通则及其组成部分;深圳市经过一年多的调研、编制，于2013年9月颁布了全国第一个公示语译用管理法规《深圳市公示语英文译写和使用管理办法》。各大中小城市的公示语翻译专家委员会相继成立，公示语译用办法不断出台。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和数据采集

研究对象为公示语相关学术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因为学术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部分具有语言简明、规范，结构严谨的特征外，还从内容上客观地反映了调查研究的目的任务、主题范围、理论方法、结果结论以及研究者突出强调的观点等重要信息。

数据采集基本情况：登陆（2014年9月30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http：//），以“主题=公示语（模糊匹配）”为检索式进行简单检索，返回自2002年以来检索结果2278条。选中全部检索结果，CNKI E-Learning文献输出，以excel形式导出。以输出字段“题名”、“摘要”、“关键词”为主要依据，人工辨别论文是否与“公示语”密切相关，对导出文件进行筛选（删除不相关的82条），以实现对目标文献的查准查全，共计余下相关论文2196条。

1.2 研究方法和工具

建设“公示语”论文摘要微型专用语料库。对采集到的公示语相关学术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进行语料库建库清洁、整理、标注。

采用语料库NLPIR汉语分词系统（ICTCLAS2013）对公示语相关论文摘要语料进行分词处理。利用语料库工具wordsmith对关键词等进行量化统计;采用wordsmith的词表工具生成“公示语”相关论文的关键词（非语料库Keywords）词频表及关键词词云图。

2 统计分析

2.1 论文关键词统计

以上述“公示语”相关文献微型语料库中的论文“关键词”为语料（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2196篇文献的8736个（形符）关键词），采用wordsmith的词表工具生成关键词（非语料库Keywords）词频表。将关键词形符分类汇总，将形符转换为类符，类符共计2750个，以及每一类符的出现频次及百分数。

2.2 论文关键词分析与分类汇总

将cnki“公示语”相关论文的关键词词频表进行语义上分析和归并汇总。将关键词词频表中出现频次大于等于10的关键词归并汇总，这些关键词共计101个（类符），其在关键词中出现的频次占总频次的54.10%。

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公示语”相关概念关键词（括号内数值为该关键词在词频表中的频次，下同），如：公示语（1152）、公示语翻译（208）、公示语英译（47）、标识语（44）、旅游公示语（26）等。其次是“翻译”相关概念关键词，如：翻译（405）、汉英翻译（267）、公示语翻译（208）、英译（137）等。

公示语翻译相关论文主要涉及常用翻译理论，原则、方法和策略等。

常用的翻译理论包括：目的论（138）、功能翻译理论（87）、关联理论（28）、顺应论（22）、模因论（21）、翻译目的论（18）、功能理论（13）、功能目的论（13）、翻译理论（13）等。

翻译原则、方法和策略等相关的关键词包括：翻译策略（154）、对策（90）、翻译原则（67）、交际翻译（60）、生态翻译学（57）、策略（55）、功能对等（47）、翻译方法（37）、原则（32）、跨文化交际（32）等。

与公示语翻译错误、问题相关的关键词如：问题（80）、错误（56）、语用失误（54）、规范（48）、规范化（40）、翻译错误（32）、错误分析（30）、误译（25）、翻译问题（20）、翻译失误（19）等。

此外，与文本类型相关的关键词如：文本类型（42）、语言特点（18）等;与文化相关的关键词如：文化差异（39）、跨文化交际等;与旅游相关的关键词如：旅游景区（39）、旅游景点（34）等;其它常见高频出现的还有：外宣翻译（33）、对外宣传（13）、国际化（12）、语境（12）、翻译生态环境（10）等。

3 讨论

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十年来公示语相关研究集中于公示语的英译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公示语翻译的常用翻译理论、原则、方法和策略;公示语翻译错误、问题相关分析;公示语翻译的文本、语言风格特征相关分析;公示语翻译的文化内涵及跨文化交际;公示语在旅游、外宣等领域的翻译应用现状等。

结合相关论文及其摘要分析发现：翻译理论、原则与公示语翻译实践联系不紧密。通用公示语（各国家、地区共有的公共场所标识，如：出口（EXIT）、停车场（Parking）、禁止吸烟（No Smoking））的重复研究较多，各自为政，资源浪费。非通用公示语（具有明显区域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旅游等特色的公共场所标识，如：颐和园（Summer Palace）、天坛（Temple of Heaven）、孔庙（Temple of Confucius））研究有待深入。公示语翻译错误、问题相关分析较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公示语纠错、调查、统计占有较大比例，分析、建议有待深入、拓展。

基于上述统计分析，建立公示语语料来开展通用公示语的纵深方向研究，适当减少公示语翻译相关的实证调查统计。对各国家、地区共有的通用公示语翻译研究应在翻译理论指导下，通过大量实地采集目标语的公共场所标识，搜集、整理建立公示语语料库。通过语料库工具统计分析，以目标语的使用频率为重要参考，以功能对等为主要依据，分析研究，甄别选用恰当、得体、规范的公示语译文。基于目标语国家公示语的语料库大数据统计分析，忽略语言的历时发展、区域变体，重视当代英语的高频使用公示语，有利于公示语的规范、得体，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同时，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非通用公示语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展。这部分公示语翻译应符合国际通用惯例，重视源语言的文化内涵，尊崇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推动源语言的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翻译公示语时，译者应该熟知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和功能意义，了解汉英公示语的文化差异，并将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放在首位，才能得出正确的译文（贺学耘，2006）。

基金项目：2014年四川省社科规划专项课题（批准号：SC14WY23）、2013年度南充市社科联南充市“十二五”社科规划课题（批准号：NC2013B043）和川北医学院2014年科研发展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戴宗显等.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以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J].中国翻译，2005（6）：38-42.

[2] 方梦之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3] 贺学耘.汉英公示语翻译的现状及其交际翻译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3）：57-59.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法律；网络外宣；汉英翻译；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6.15

一、引言

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础以及市场经济和公平贸易的保障，法律和司法体系在当今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和活跃的角色。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并力求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的司法制度在内。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员和物质交往的发展，中国的司法机关也意识到国际司法交流以及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并将司法领域对外宣传工作的意义提升到了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和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高度[1]；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便捷高效的渠道[2-3]。因此，中国的国内部分司法机关、全国人大等国家机关官方网站纷纷开设了外文版，使用英文等语言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中国的司法制度。

然而，就是在这样有需求、有动机和有媒介的有利条件下，中国司法机关的网络外宣工作却并不成功，突出表现为译文质量不佳，译文所依据的原文选择不当，从而使中国司法机关的网络外宣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表现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制度所抱有的强烈负面印象，诸如中国根本没有法律可言；中国的律师人数很少，且专业水准不高；中国大陆的法官人数很少，法律职业素养不佳；由于长期的人治传统，中国人遇到纠纷不愿意走法律途径，因而法律在中国并没有什么意义；为了阻拦民众走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中国的立法机关故意将法律制定得晦涩难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4]。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翻译研究中的目的论（the Skopos Theory）为指导，对中国司法机关网络外宣翻译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中国网络司法外宣翻译的策略。

二、研究对象与指导理论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中国司法机关网络外宣翻译为研究对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院网的英文网站（网址：http：///，以下简称“法院网英文版”）为研究素材来源。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外宣翻译的定义有多种，目前最为权威、采用范围最广的定义将外宣翻译定义为“以完成那些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任务为基本内容的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称。在中国，外宣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将中文译成英文，或者是其他外文，向世界传播来自中国的声音……在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的前提下，外宣翻译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外宣翻译包罗万象，几乎涵盖所有的翻译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对外宣传有关的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的翻译概念。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5]

具体到本文，中国司法机关网络外宣翻译则是指中国司法机关为了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司法制度而采用英语等外语介绍中国司法制度的交际活动。本文中的“网络外宣”采用的是“网络大外宣”的概念，即网络外宣工作不是由专门的外宣网站垄断的；相反地，任何一家国内网站，包括机关团体等的网站，都有可能承担对外宣传的作用[2]。而选择国内部分司法机关的英文网站作为研究素材来源是因为截止本文定稿之时，该网站为中国全国法院的门户网站英文版。

（二）指导理论

本论文以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为指导理论。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核心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6]29。按照目的论的观点，翻译是在原文基础上进行的文本处理过程；与此前许多翻译学派的观点不同，原文的地位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相反，译者可以从翻译目的出发，判定原文中哪些内容可以保留，哪些内容则需要调整、改写乃至于删除，如此一来，“原文仅仅是译者使用的多个“信息来源”（offer of information）的一种”[6]25。

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埃斯佩兰萨・别尔萨（Esperana Bielsa）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目的论对新闻翻译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7]8，明确提出在新闻翻译中，译者必须采取绝对归化的策略[7]10，充分考虑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区别，根据特定目标受众的特点和需要对源语文本进行改造，确保译文文本符合目标受众所在地区的新闻语言规范，并详细列举了译者对原文文本要进行的五种改造：更改标题和导语、删除不必要信息、增加重要的背景知识、改变段落顺序[7]64，84。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读者语境旅游外宣材料语境功能翻译策略

一、前言

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外宣材料的英译渐渐成为翻译领域讨论的焦点。译出高质量的文本使对外宣传准确到位,其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得以有效行使,是译者追求的目标。

自马林若夫斯基提出“语境”概念以来,语境理论得到了全方面的发展,在实践中与翻译的结合也愈加密切。如何针对不同类型文本、不同翻译目的侧重点,选择相适应的理论作为指导,是译者行使翻译行为之前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旅游外宣材料是中国对外开放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译语读者的理解和反应是译文关注的焦点。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针对旅游外宣材料的功能和特点,结合读者语境作出讨论。

二、语境概述

(一)语境的发展及分类。

自1923年“语境”概念的首次提出,语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对语言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语言层面,还要考虑文本的产生和使用环境。

传统的语境被认为是静态而又包罗万象的。马林若夫斯基最初提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认为“Exactly as in the reality of spoken or written languages,a word without linguistic context is a mere figment and stands for nothing but itself,so in the reality of a spoken living tongue,the utterance has no meaning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situation.”(Malinowski,1923:307)即,缺乏语境的词语是孤立无意义的。之后,国外的Firth,Halliday,Sperber & Wilson,Verschuren,以及国内的陈望道、胡壮麟、李运兴和裴文等学者都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丰富发展,并逐步将之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用于指导翻译行为。

Firth指出,语境并非局限于文本的前后词句,社会环境、文化、宗教、话语参与者的身份和关系都包含在语境之中。Halliday更加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并提出“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的具体事例,而文化语境是情景语境的抽象系统”(朱永生,2005:11)。在诸位学者的努力下,语境发展走过传统语境静止且依赖文本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进入Sperber & Wilson的认知语境、Vershuren的语境顺应论等动态研究的领域。Sperber & Wilson把语境范围进一步深化,延伸到参与者的假设,以及大脑的认知领域。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也提出了“语境假设”这一动态概念。Vershuren的语境顺应论把原作的交际意图纳入考虑并指出,译者需要考虑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只有找出最佳关联,正确理解原文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对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及认知环境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并以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满足他们阅读期待为目的,才能做出具有最佳语境效果的翻译。李运兴提出翻译语境视角,并指出“作者和译语读者语境一般是单语/文化的,而译者的语境是跨语言/文化的,单独的作者语境和读者语境并不是翻译语境,译者的语境才是翻译语境”(李运兴)。

(二)对翻译的影响。

语境理论经过长时间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除了传统上的定义和分类外,文化语境视角、译者语境和读者语境视角、翻译语境视角等从不同方面补充了语境理论在具体文本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翻译活动要实现预期的目的,除了考虑语言上的转换之外,更要根据文本功能的特点,关注特定语境条件,如译文使用的范围和读者的特殊性等。读者语境这一视角从文本属性的要求和译文接受者语境背景的角度较为客观地审视了译文的效果,适合于旅游外宣材料此类应用性较强的文本。

三、旅游外宣材料

(一)定义和分类。

旅游外宣材料是国家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地位及准确性的描述上不及新闻媒体等外宣材料的宣传,但是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增多,其充当了让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旅游产业尤其是外国人入境游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因此,旅游外宣材料作为外国游客了解旅游地的第一手资料,其翻译的准确性和效果倍受关注,也因此近年来关于各类旅游材料的研究和分析日益增多,分类也细化。总的来说,它包含旅游宣传册和电子广告、旅游景点介绍等介绍传达旅游点的有效信息,目的在于激发潜在游客体验异国风景和文化的渴望,促成旅游行为的实施。

(二)材料性质对译本的要求及现存的问题。

文本的目的和功能决定了其特点,旅游外宣材料也一样。材料的目的是传达旅游资讯、对外宣传中国文化景观等,功能是激发译语读者旅游的兴趣。

根据Peter 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中的观点,文本功能主要分为表达性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然而,又很少有文本只属于一个文本类型。“Few texts are purely expressive,informative or vocative:most include all three functions,with an emphasis on one of the three.”(Newmark,2001:42)基于旅游材料最基本的作用和目的,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传递信息为中心的呼唤型文本。译文既要将本国良好的旅游资源和优秀历史宣传到位,又要激发读者到此一游的欲望。文化因素的传递,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反应甚至延伸到其之后的行为都要考虑在文本功能之内。读者的特殊性要求文字翻译的准确性、风格和方式等都需要以目的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为考量,不盲目追求文字对等和文章体裁一致,而要根据读者习惯的语境背景进行加工,采取灵活的翻译技巧解决其中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问题。

之前,笔者在参考文军的文学作品英语读者问卷调查的方式和高存、张允关于旅游翻译问卷调查内容的基础上,以外国游客为对象,对当前旅游景介的汉英译文质量和他们的理解程度进行调查。得出以下结论:译语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宣材料,但对当前译文质量并不非常满意。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有译文句子结构、文化信息和语法。很多人认为现存译文受中式语法的影响很大。大部分问卷接受者认为译文中的文化成分有必要进行解释,也指出现存译文常造成他们的理解障碍。问卷的第二部分中,问卷接受者对不同译文进行比较和修改,提出改进的建议。大部分人选择符合其认知语境,如,阅读习惯、审美观和相关文化背景的译文,倾向于行文简洁,必要时采用意译加解释等较为灵活的翻译手法,否定了逐字翻译和过分忠实于原文的华丽文本。

四、读者语境对旅游外宣材料英译的作用及策略结合

(一)读者语境的特点及其对旅游外宣材料的作用。

日本学者西光正在其文章“语境与语言研究”中将语境的基本功能划分为八种:绝对功能、制约功能、解释功能、设计功能、滤补功能、生成功能、转化功能和习得功能(西光正,1992:26-43)。鉴于我们讨论的读者语境功能注重读者的反馈,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制约功能指的是特定语境对语言生成或是理解方面起的决定性效果。人们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话语并根据一定语境对语义进行猜测。为了译出有效译文,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读者所拥有的语境与原文产生的语境有何不同,是否出现真空限制了他们对于文本的理解。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像“中式英语”、“词语和短语误用”和“过分华丽的语句和文法”这类错误的出现源自于缺乏对译语读者语境制约功能的充分考虑。鉴于汉英两种语言和内含文化的巨大差别,缺乏对译语读者语境知识的认识和考量,就很难译有效达到文本功能的译文,尤其是针对旅游外宣材料这类功能性文本。

解释功能,针对读者、听话人和语言研究者来说,是指语境对于言语活动中某些语言现象的解释和说明能力,表现在语境对于话语语义的生成和补足。正如之前讨论过的,旅游外宣材料的文本功能主要在于吸引读者,帮助其理解中国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进而前来旅游。没有接受理解就没有后续的活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千差万别,历史认知、审美习惯,甚至基本词语的缺损在所难免,这也是一直以来有关文化翻译的难点所在。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总有相似的地方,Vershuren提到,使用语言就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因此,翻译此类文本,译者要熟悉并利用译语读者语境的解释功能,对比并寻找两种语境共享的地方,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

(二)结合读者语境,针对材料英译可选择的策略。

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了译语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因此,译语读者在阅读文化负载量大的外宣文本时,由于本身语境知识的制约,面对源语读者驾轻就熟的文字,难免觉得不知所云,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文本功能效果的减弱。因此在处理相关文本时,译者要考虑到读者语境知识对他们理解能力的制约,作简要的增译。

此外,中国的旅游宣传材料大都气势磅礴,行文华丽,描写景物时则喜用夸张手法,讲究诗情画意。然而,根据英语行文习惯,景物大多写实、简洁明了,过多渲染只会让译语读者认为华而不实、心生反感。因此,关于华丽的修饰,非必要诗词的点缀和复杂句式,可以在翻译中进行简化。

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接受心理的不同和对信息期待的不同,要求译者处理旅游外宣材料要适时作出改动,例如重组句型或选择相关词语以便迎合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容易理解。

类比是吸引译语读者注意力的有效手段。通过对中英两种语言或文化历史相似处的比较,在译语读者语境背景中找出共鸣,使读者在第一时间抓住信息传递的重点。例如把“澳门”译为Macao,Eastern Las Vegas,或是把“西施”译为Xishi,the Chinese Cleopatra or Helen(rare beauty),都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五、结语

旅游外宣材料是功能性文本,比一般的汉译英材料更注重翻译效果,而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是判断译文优劣的重要因素。鉴于语境对文章理解的重要性、译语读者语境背景的特殊性和在此类文本英译中的关键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灵活选择翻译策略,根据语段特点采取增译、简化、改译和类比的方法,译出符合读者语境背景和审美期待的作品,以达到文本功能,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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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9篇

翻译专业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

1、选题意义和背景。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对外联系也日益增多。中国企业要想打入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企业网站或宣传册上的企业简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阅读企业宣传资料，读者可以看出企业外宣材料既有关于企业的基本信息介绍，也有企业所做的文字上、句法上、结构上的这染来达到推广企业、大市场的目的。汉语企业外宣材料的翻译在英译过程中会涉及到与目的语不同的语言习惯、行文方式以及文化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和审美因素等，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本做出适当调整，从内容和形式上对语篇进行重构，以此实现对交际意图的顺应。根据赖斯的文本类型说，本文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笔者认为，企业外宣翻译属于信息型和诱导型文本兼而有之，而且更侧重于诱导型.因此，外宣翻译要更加注重文本的交际功能，要更多的考虑如何使译文所传递的信息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并让读者产生共鸣，继而付诸行动，实现译文预期的功能。

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m)提出了顺应论，将语言的使用过程看做语言为顺应不同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进行动态选择的过程。因而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研究语言使用。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方式，也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优秀的企业宣传材料不仅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还会为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因此任何一个想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务必在其外宣材料的翻译上做足功夫。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生活环境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企业外宣材料时为了获取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并激发他们付诸行动，就要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习惯以及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等对原出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调整，而这一顺应的过程也是语篇重构的过程。本文突破性的将顺应论与语篇重构结合起来，并结合西麦克展览公司宣传材料和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宣传材料及其翻译，试图从顺应论的视角分析企业外宣翻译中的语篇重构现象。

2、论文综述/研究基础。

1987年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顺应论之后，在语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久国内学者就将其引进到中国来。国内学者不仅从理论层面对顺应论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将顺应论应用到翻译理论和实践、外语教学、二语习得、文化传播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成果最大的当属顺应论对翻译理论和其应用的研究。我国真正将顺应论引入翻译研究开始于21世纪初。

1 国外顺应论研究状况。

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ren)在《IprA工作文集》(IprA WorkingDocument 1) (1987, 45-48)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作为顺应论的语用学》，标志着顺应论的提出。1995年，他较为详细并系统地在他主编出版的第一本《语用学手册》(handbook of Pragmatics)中对顺应论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语言为顺应不同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进行动态地选择的过程。他将语用学描述为关于语言整体的、功能性综观，并将语用学定义为语言和交际在认知、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研究。1998年，阿萨卡瑟(AsaKasher)主编的《语用学的关键概念》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论文集中，维索尔伦发表了一篇名为《交际动态过程的语用模式》(v4 Pragmatic model for the dynamatics of communication )的文章，主要研究了顺应论中顺应的动态性。1999年，在他的专着《语用学新解》(Understaning Pragmatics)中，维索尔伦强调了语用学的地位和作用，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顺应论走向成熟。该书主张把语用学当作一种研究视角，突破了以往学者将语用学看作语言学的一个核心分支(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的看法，而认为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的视角或纵观，贯穿于语言学研究和使用的方方面面，可以照应到语言的各个层次。运用这一视角，可以研究不同的语言材料。这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可以为语言的不同层面进行语用分析，也为语用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

2 国内顺应论研究状况。

钱冠连是国内第一位将顺应论引入中国进行研究的学者。在他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语用学：语言适应理论----Verschueren语用学新论评述》(1991,62-66)的文章中，将维索尔伦对语言适应包括五个方面，即适应的对象、层次、阶段、领悟程度和适应策略进行了分析，并且就语言适应、选择和语言功能综观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真分析对比了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论和以往的语用学的区别。他还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语用学：统一连贯的理论框架J.Verschueren〈如何理解语用学〉述评》(2000,230-232)，该文章首先解释了语用学综观论的理论源头。维索尔伦从Morris的理论中得出了任何规则里都有语用成分，也能从不同的语言成分中审视到语用视角。其建设性意义体现在将语用学从语言学的并列学科出分割出来，使其不再属于语言资源的语言学，而是加入到语言使用的语言学去，作为是一种语言综观和视角来研究和使用，这不仅仅可以解决语用学问题，还为今后人们从语用学角度解释其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国内除钱冠连外，2007年何自然主编的《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一书也对维索尔伦的顺应论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评述。和以往语言学及语用学着作不同的是，该书紧紧把握住语用学研究与发展的方向，集语用学的三个前沿理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为一体来向国内读者进行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

关于顺应论的部分，该书介绍了顺应论的理论来源、顺应论的三个核心概念、顺应论的视角观、顺应论的分析维度、顺应论的应用等。本书中理论与实例有效结合，为读者展现了顺应论的完整框架及其应用。该书指出，顺应论是宏观语用学的核心，顺应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和探讨语用学的全新视角。谭晓晨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的《语境的动态研究一--维索尔伦的语境适应论评介》(2000, 50-52)中介绍了维索尔伦的语境适应论，探讨了语言和语境互为构建的动态关系，指出动态生成的语境观是对传统语境研究及时而必要的补充。孙炬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上的《维索尔伦顺应论的语言哲学观》(2007,51-55)从语言哲学的立场阐释了维索尔伦的顺应论。语言的使用是哲学立场的反映，纵观维索尔伦的语用思想，折射出体现在意义观、心理认知观和语境观三个方面的语言哲学。此外，刘正光、吴志高从哲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顺应论的理论基础，除了对语言顺应论做出肯定，他们还指出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的朗匙，以解释所有的语言运用，有运用过度之嫌(李元胜，2007:124)。

中国学者不仅专门对顺应论进行研究，还将其与其他理论结合或者将顺应论应用到不同的领域。在利用顺应论对其他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顺应论对翻译的研究占据多数。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有的学者侧重于顺应论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戈玲玲在发表在《外语学刊》上的《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兼论语用翻译标准》(2000,7-11) -文中，为我们展现了语用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它超越了以往语言学研究的框架，将翻译看作是一种动态的信息交流活动。文章还指出，根据顺应论，语言和语境之间的顺应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两者可以相互影响，同样，翻译作为语言转换的过程，也会涉及到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相互顺应，这种顺应应该以满际双方的需要为目的，对交际语境、语言的选择和语言结构做出改变。

叶苗在其着作《应用翻译语用观》COn Pragmatics Translation from the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中，首先对应用翻译进行了定位，然后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应用翻译。同时她主张以顺应论为基础来讨论和解释异化，并以《选美中国》为例，结合应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之争，提出了在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应用文本翻译时，译者可以采取异化策略，担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扩大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语境、认知语境，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兴趣和探索，增强我国软实力。

外宣翻译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府外宣翻译 文本类型 表达型文本

一、引言

政府外宣文本主要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党和政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等，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官方形式和重要渠道，是他国了解我国国情、方针政策、政治立场等最权威的途径。随着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政府的外宣信息备受关注。如何提高政府外宣翻译的质量，增强政府对外宣传的效度，已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位外国友人曾在一篇题为Some Ideas Regarding the Communicating of China to Peoples Abroad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关于改进英语对外宣传的建议，这部分可以概括为“四个慎用”（慎用带有idioms，subtle connotations，tone of voice和short-hand phrases的说法）和“四个避免”（避免使用cliches，jargon，slang和colloquialisms）（丁衡祁，2002）。黄友义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出外宣翻译的“三贴近”原则，指出翻译工作者需要熟知并运用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曾利沙（2005）从微观层面提出“经济简明”原则，并指出对外宣传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佳社会效应。本文将在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探讨政府外宣翻译的特点及文本类型，并从词汇和句法层面探讨文本类型理论在外宣翻译的具体应用。

二、文本类型理论

文本承载着语言的表达，由一系列具有形式黏连性和内容连贯性的句子组成。德国心理学家、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Buhler）于1943年根据语言功能“工具模式”中的成分及其之间的关系，确认了语言的三种功能：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感染功能（appellative function）（纽马克，2001a）。该理论模式对后来不少语言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纽马克就是其中一位。

纽马克（2001b）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将文本分为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function）和感召型文本（vocative function）。表达型文本主要是一些具有文学价值、语言特色或是作者个人风格的文本，包括严肃的文学作品、权威性言论（如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各种文件法律法规文献以及科学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和一些文学作品（如信件、自传和散文）等；信息型文本主要是向读者如实通顺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主要包括报刊杂志、新闻报道、科技或科普文章、通用教材、产品说明等内容重于形式的文本；感召型文本主要是用来唤起或者约束读者的行为。纽马克同时指出文本的分类并非是绝对的，大多数文本都同时具有这三种功能， 只不过是其中某一种功能占主导地位。

纽马克强调对语言功能进行重新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于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地论述了语义翻译法和交际翻译法。由此可见，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的出发点在语言功能，而落脚点却在文本翻译上（牛新生，2008）。因此文本类型的划分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问题。

三、政府外宣文本特点及文本类型

从文体角度来看，政府外宣文本语气确定，行文简洁，旨在解析思想、阐发观点，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具有准确性、政治性、时效性、单义性、客观性、完整性等特点；从文字表达来看，这类文本具有较固定的表达方式，如语句规范、用词严谨简练，避免歧义等特点。按照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政府外宣文本是权威性文件，属于表达型文本。在表达型文本中，作者常常使用一些能体现个人风格的语言，如不常用的搭配、新奇的比喻、不合常规的句法、自创新词、独特用词等，正是这些“富有个性的成分构成了表达型文本的‘表达’要素”（纽马克，2001b）。由于表达功能的核心是作者的思想，所以在表达文本中作者的地位是“神圣”的，译者要追随单一的、明确的权威，那就是原文的作者；原文的文化成分往往要保留，就算原文有错或写得不好，译者也无权更改。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在译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中上下文的含义。以下将从词汇和句法层面来研究政府外宣材料典型实例的翻译，并探讨译文如何更加准确地再现原文。

四、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政府外宣翻译

（一）词汇层面

1.政府外宣文本中中国特色词的英译

中国特色词是指那些专门描述中国国情和发展情况的词汇，包含特定含义，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或听者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中国特色词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中国特色词一般都是精炼而又概括性极强的，形式上押韵，结构上清晰，内涵丰富；其次，中国特色词都非常形象生动，直接点明所形容事物的特点。基于这些特点，翻译中国特色词的时候，往往采用直译法和释译法，以达到准确传达原文意义的目的。有些中国特色词汇在英文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并形成习惯，因此可以采用直译法。直译即寻找与原文意义和结构对等的表达方式，这种方法从直观的角度体现了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准则。例如：“铁饭碗――iron rice bowl；一国两制――One country，two systems；南水北调――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等。有些中国特色词难于通过翻译字面意义传达其含义，因此需要采取释译法。释译法即翻译加解释，在理解中国特色词汇含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释，通过解释的方法再现原文所表达的概念。例如：“涉农贷款――Bank loans to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四化同步――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IT application，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和“‘三公’经费――government spending on official overseas visits，official vehicles and official hospitality”。上述词汇，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如果不提供相关背景文化知识，是很难理解其含义的。因此在翻译此类中国特色词汇时，需要采取释译法，在理解的基础上解释其含义，才能准确地传递出原文意义。

2.政府外宣文本中重复词汇的英译

我国政府外宣文本中使用的词汇往往都是书面语，用词严谨，重复率很高。但英语在用词上习惯变化，不喜重复。因此在翻译这类重复词语时，译者应针对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确切涵义，考虑其不同的搭配，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选择恰当准确的同义词语，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同时避免译文过度重复，枯燥晦涩，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例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例如：

（1）海洋是我们宝贵的蓝色国土。要坚持陆海统筹，全面实施海洋战略，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大力建设海洋强国。

The seas are our valuable national territory. We will steadfastly promote land and marine development in a coordinated way，fully implement China’s marine strategy，develop the marine economy，protect the marine environment，resolutely uphold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build China into a maritime power.

文中多次出现“海洋”，然而译成英文时，根据其上下文含义，分别用”sea，marine“和”maritime“来表达。这种灵活变通的方法避免了译文中的过度重复，不同的搭配也体现了译文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使译文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

（二）句子层面

1.汉语无主句的处理

所谓“无主句”是指只有谓语部分而没有主语部分的句子。这种类型的句子在政府外宣文本中随处可见。然而英语中的无主句要少得多；因此，汉译英时必须补充缺省的主语，才能使句子完整。尤其是在对外宣传政策时，添加主语可以加强说话人的语气和态度，表明国家的坚定立场。例如：

（2）要坚持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胸怀，将各成员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深化合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秉承APEC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精神，坚信亚太之大足以容得下各方共同发展。

We should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d the spirit of openness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in order to tur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among APEC members into a cohesive power and a common call for deepening cooperation. We should uphold the APEC spirit of voluntarism and consensus， and stay convinced that the Asia-Pacific is big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e development of all parties.

原文被译成两句话，并且分别在译文句中首增添了主语“we”，不仅让译文的句意更完整，而且也增强了译文的语气和态度，充分表明政府外宣的坚定语气，达到了政治宣传的目的。

2.句子结构信息重组法

汉语重意合，以神统形，句子常常结构松散，句子成分间缺乏形态联系，各成分的结合多靠语义的贯通和语境的映衬。而英语重形合，句子往往以形统神，句子成分的连接有明显的形态标记，结构紧密，主谓突出，层次分明。因此，译者必须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深挖句子与句子间的逻辑关系，采用各种方法，如用从句、分词短语、介词结构、加连接词等手段把原文中隐形的关系明确显现出来（李红霞，2010）。例如：

（3）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Faced with a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tasks， we must deepen the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t this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confidence in the path of， theory on an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eventually make China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nation’s great renewal.

例（3）极具汉语特点，结构松散，逻辑关系不明确。要有效并准确地译出这个长句的意义，着实要费一番功夫。通过仔细研读译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短句之间存在相应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翻译时，译者须重新组合句子结构，将后面的句群提前，并通过分词结构和介词结构将一系列动宾结构连接起来，中间使用“so as to”和“and”等连词把整个句子的逻辑关系清楚地展现出来。这样整个句子才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符合英语重形合的特点，也才能够准确地传达出原句的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向国外准确地传递政府外宣意图，势必会遇到诸多困难，文本类型理论则为政府外宣翻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政府外宣文本为表达型文本，译者在翻译此类文本时，务必要根据其特点，准确理解原文，采取直译、释译、句子结构信息重组等翻译方法，力求忠实于原文，以充分实现政府外宣文本的对外交流作用。

（本文是“外国语言文化”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JDW1213]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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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J].中国翻译，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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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外宣传翻译“经济简明”原则[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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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为例[J].外国语文，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