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做外宣”

因为工作，需要对宋代历史略有了解；因为宋代历史，想起坡；因为坡，找到林语堂的《坡传》；因为这本《坡传》，对我们正在从事的外宣工作产生了联想。

林语堂生于1895年，死于1976年，早年留学欧美，归国后成为文化界名流，他的人生轨迹大致是美国――新加坡――美国――台湾――香港。他在美国期间，除用英文写出广为人知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小说外，还著有《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介绍和译述中国的传统思想、哲学和文化艺术，一时风行欧美。这就与我们现在所做的外宣工作有了共通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林语堂《坡传》一书的解读，来体会开展外宣工作的技巧。

使用统一的人名翻译

古时候，中国人一般有两个名称，一个名、一个字，此外，有的人还有别号。这样，在每本中文书里，几乎人人都有两三个称呼。有时为了叙述一件事，往往会提到其他相关的人。这些人在中国人来说一般都熟悉，比如说到坡，可能会提到他的弟弟苏辙、父亲苏洵，还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秦少游等等，中国人对此大多都有一定了解，但是对于国外读者，这些名字就变成了没有什么意义的符号。

在《坡传》中，名字的翻译难题也摆在了林语堂的面前。他的处理方式“为了避免读者弄不清中国名字，我将比较不重要的人名省略了，有时候只提到姓氏”，同时他认为“中国学者有四五个名号，也有必要从头到尾只用一个”（《坡传・原序》）。

应该说，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在长期翻译实践中，我们的外宣工作者也都积累了多种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但是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人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并提出他的解决方案，对我们或许仍会有一定启发。同时，通过这点，也让我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很可能前辈们早已面对并已经解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能够吸取他们的经验，同时也接受他们的教训，应该对我们的工作不无助益。

选择相应的时间对比阐述

我们在介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时，不可避免的是要常常涉及时间的问题。其中较常见的是年号纪年问题。现在，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会在年号纪年后再以括号注上公元纪年，诸如“开元三年（715年）”、“康定元年（1040年）” 等。林语堂《坡传》中也大多这么处理，如文中有“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熙宁二年（1069年）”等，这是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帝王年号许多是大多普通中国人都不太清楚的，遑论外国人！既然我们中国人都难以知道，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样的年号纪年法就太让人难以接受了。相对来说，因为《坡传》传主生活的年代确定在北宋范围之内，所以，读者对书中的年号还相对容易接受一点。而我们经常出版的外宣图书时间跨度非常之大，图书的内容也只面对普通的外国读者。平心而论，要求一个中国人了解印度某个王朝的某个帝王所处的确切历史时期，也属于强人所难。所以尽管年号纪年后面一般都附有公元纪年，但这种年号纪年法仍然明显拉大了中国图书与西方读者的距离，带来了阅读难度。因此，我认为大众读物类的图书，在涉及时间纪年问题时，可以尝试回避中国古老的年号纪年法，而是直接用公元纪年。

另一个相似的问题是，我们的作者在写作时，往往习惯于沿着时间轴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当下的21世纪，比如介绍中国陶瓷，通常的提纲都是“新石器时代陶器”、“夏商周时期陶瓷（或先秦时期陶瓷）”、“秦汉时期陶瓷”、“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清代陶瓷”、“21世纪陶瓷”。这是我们中国现在最常见的历史分期方式，几乎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任何单门学科历史的研究之中。这种完全承袭历史朝代分期的学科历史分期方法，且不去说它的科学依据是否充分，因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对这种分期已经比较熟悉，能够接受。但当这种方法也被完全转移到针对外国读者的大众读物中时，只要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对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历程有多少了解，就应该能知道这对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积累，以及他们看我们图书的耐心，是一种多么大的考验。所以，如果可以，我们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内容时应该考虑，除了一板一眼地以历史朝代分期的叙述线索，是否可以尝试以其他的叙述线索加以介绍？比如直接按公元纪年划分一定的时间段，或许能更准确地反映该领域真正的发展脉络；或是直接抛开时间轴，以专题的形式或许能更集中、更到位地阐明问题。

此外，当涉及西方历史文化时，某个事件的发生被完全限定在西方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不能和中国同时期的历史产生联系，因而往往印象不深，阅读效果不佳。在这一点上，林语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比如《坡传》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子“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海斯丁战役发生前30年――12月19日，一个男婴（坡）在襁褓中哭泣蹬腿（p47）”，“绍圣元年（1094年）――欧洲第一次前两年――10月2日，东坡抵达惠州。（p390）”。假如我们把林语堂的语句倒置过来，将后面一句话变成“欧洲第一次时――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6年），坡两年前被贬至广东惠州⋯⋯”，那么我们在阅读时就自然将十字军第一次东征的时间与中国相应的历史时期直接联系起来，甚至也能由坡的被贬想到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党派争斗。同样，林语堂的表述也应该能让欧美读者对坡被贬的时间与他们自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产生直接的时间对应，从而能够加深印象和理解。这种同一时间轴上历史事件的对举，应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外宣读物叙述方法。

构思贴近读者的思维方式

林语堂非常善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来看看他在《坡传》中的几段话：

“拿西洋作家为例，李白可以媲美雪莱或拜伦，是一个燃烧自己展现出瞬间壮景的文学彗星。杜甫就像弥尔顿，是一个热心的哲学家和老好人，以贴切、渊博的古典比喻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坡永远年轻。他性格比较像萨克莱，政治和诗词的盛名则像雨果，同时又具有约翰生博士那份动人的本质。不知怎么约翰生博士的痛风病直到今天还叫我们感动，弥尔顿的瞎眼却不尽然。如果约翰生同时又兼有甘斯伯劳的特色，而且像波普用诗词批评政治，又像斯威夫特吃过那么多苦而没有斯威夫特的尖酸味儿，我们就能找出一个英国的类比了。”（p32）

“他们的文风也不一样――差别有如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东坡像威廉，子由（坡的弟弟苏辙）像亨利。由各自的天分看来，威廉・詹姆斯似乎该写小说，亨利・詹姆斯该写心理学和哲学的论文。然而威廉・詹姆斯在枯燥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本中注入风采和幽默，亨利・詹姆斯在小说领域中注入人性思想和观察的结实内容，却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贡献。子由风采不及哥哥的一半⋯⋯”（p176）

“⋯⋯祖父变了一个人；因为次子官拜造务监裁，老头也被封官，担任大理评事。这种官位是荣誉性的，主要的功能是让大官提起父亲可以称为“顾问”或“海军准将”，就算一辈子没上过朝廷，没见过一艘船也没有关系。”（p62）

通过以上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在说明中国某个人、事件或现象时，一般都尽量避免本分、干巴的叙述，而是努力去列举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人和事，通过这种对比或类比，加深西方读者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些他们所熟悉的人名、事件能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很自然地拉近了与作品的距离。我们在工作中时常强调的是“外宣三贴近”，林语堂在这本书里至少给我们展示了如何“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贯穿多种形式的语言技巧

林语堂拉近读者距离的手段远不止于此，他还善于利用一些西方读者比较熟悉，甚至有些现代化、时尚的词语，给中国古代的一些事件加上现代化的注脚，诱导读者加深理解。如他说“国营企业由熙宁二年（1069年）7月开始，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皇帝相信政府可收到极大的利润，就拨出五百万缗现金和三百万石的稻米做本钱，接收省际货物和原料的贸易。”（p127）说坡是“一位瑜珈修行者”，而“朝中告示公开发行，是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p232）。

语言的轻松活泼、机智幽默是林语堂文章的一大特色，这本书也不例外。如林语堂写道：“一个王朝的悲剧在于皇后们有必要接连生出善良、聪明、能干的儿子、孙子、曾孙，皇室才能长保权位⋯⋯大自然不容许一个家庭垄断才智，所以路易十六不像路易十四，乔治三世不像乔治二世。多亏这两位神经兮兮的国王，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才能成功。⋯⋯如今登基的十八岁小皇帝性好女色，常常逃学。”（p374）

“正如一切极权制度，他们没有密警就无法统治，于是密警在熙宁五年（1072年）成立，幸亏坡当时已离开京师。政府不控制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报章杂志），换上同一路线的手下人，也无法治事。王安石认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属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样，具有‘一个国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的信念。他像希特勒，遭到反对就大发雷霆；现代精神病学家可以把他列为妄想狂。”（p133）

“曼哈顿的诗人不会写情诗给歌女，至少不会公诸于世。杭州的诗人却不同了，就是名重一时的文人也常写诗赞美某些名妓。”（p195）

这样的语言几乎贯穿全书，还有书中俯拾皆是的有趣故事，它们使得这本《坡传》有着非比寻常的趣味。而趣味应该是抓住读者的不二法门。

林语堂善于运用对举同一时间的中西方事件、列举相似的中西事例进行类比、采取活泼机智幽默的语言和讲述生动有趣的故事等手段，来达到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目的，对我们的外宣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责编：乔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