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管理论文范文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儿童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不同年龄层次学生的教育必须与他们的生理、心理发展水平和思想特点相适应，忽视或违背这条规律，只能事与愿违，事倍功半，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但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社会需要而忽视儿童青少年自身成长规律，德育工作中的成人化、运动式、一刀切等脱离学生实际的弊端就是由此产生的。因此，整体规划德育体系必须建立在尊重教育对象与遵循德育规律的基础上。

整体规划德育体系首先要处理好总体目标与分层次要求的关系。德育的总目标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总目的和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德育理论制订的。它是一个包括政治品质、思想品质、道德品质、个性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在内的多维结构。据此，必须坚持全面培养教育的原则，在各个教育阶段，对学生的文明行为、道德品质、人生观、世界观、理想信念以及个性心理品质等方面的培养教育，都要由浅入深，由低到高，一以贯之。但是坚持全面培养教育并不等于否认层次性。各种教育的深浅程度和侧重点，还必须根据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年龄层次的可接受能力，实事求是地予以确定。以爱国主义教育来说，必须贯穿干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各个阶段，并随着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社会经验以及自我意识的发展而逐步深化。对小学生，要通过他们身边周围大量的可感知的、生动具体、形象鲜明的事物，培养他们对祖国的依恋感、归属感，应力戒讲空泛的大道理，否则那些被我们视为神圣的东西会因此变成没有意义的空谈；对初中学生，则要依托历史、地理、文化、国情等知识，使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国，培养高度的民族自尊感、自豪感，并初步形成维护祖国荣誉和利益、忠于祖国、报效祖国的观念；对高中学生，要使他们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奋斗目标，把爱国主义教育与树立正确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整体规划德育体系必须处理好小学、中学、大学各教育阶段之间的关系，使之既有分工，又加强衔接。当前，我国大中小学的德育工作，基本上处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状况。有些教育，简单地重复，有些教育相互脱节。改变这种状况，要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校内外各种德育途径、教育方法、管理方式以及品德评价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同时，还要在实际操作中建立保证这种衔接的权利。现在，各地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序列建构模式，通过制订德育大纲，构建各阶段德育目标和内容的序列体系。再如，交接与反馈模式，小学与中学、中学与大学之间进行毕业班学生的情况交接与反溃像马鞍山二中对高中毕业班学生的表现进行连续3年的追踪了解，?据此改进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此外，交流与沟通模式：大中小学的有关人员共同研讨学校德育课题，交流研究成果，相互听取意见，建立学生到高一级学校参观、访问、恳谈制度；还有管理衔接模式：配备骨干教师担任新生班的班主任或辅导员，以防止管理环节上出现空白……以上这些探索都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进一步形成稳定的制度。

整体规划德育体系还要求处理好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道德是做人的基础，一个缺乏良好道德的人，不可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造福的人生观，更不可能献身于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事业。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变革时期，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重建和高扬社会主义道德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文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迫切需要。中小学是形成良好道德品质打基础的阶段，尤其要重视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使他们具有在复杂现实生活中分辨是非、善恶，抵制不良影响的能力。即使是对大学生，也仍然要强调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自律精神。那种认为强调道德教育就是淡化政治教育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培养“四有”新人，还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这个理想信念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青少年的道德水平就不可能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甚至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道德品质、思想品质、政治品质之间既是循序发展，逐步提高的，又是相互渗透、互为条件的。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对各种教育内容进行合理安排。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吸毒现状危害戒毒体系反思完善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我国目前的戒毒体制概括而言包括强制戒毒与自愿戒毒两大部分。强制戒毒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执行的强制戒毒和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的劳教戒毒两大部分。另外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实际上也要对吸毒成瘾的罪犯强制戒毒。（为了论述的方便，也为与一般情况下所用“强制戒毒”含义一致，除注明“广义”外，本文所称“强制戒毒”都专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自愿戒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家庭或其他私人场所进行戒毒；二是在经有关机关正式批准的专业医疗机构中进行戒毒，不过目前的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也收治部分自愿戒毒人员。本文所探讨的自愿戒毒主要是指第二种情况。应该肯定，我国目前的戒毒体制对于遏制蔓延的趋势，挽救大批身陷毒海的吸毒人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多种戒毒方式并存的戒毒体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诸多弊端。衡量戒毒体制成败的最好标准是毒瘾戒断率的高低。以笔者在戒毒所工作期间的切身体会，综合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调查成果，我国目前的毒瘾戒断平均复吸率保守的估计也当在90%以上。笔者不敢断言我国目前的戒毒体制是基本失败的，但是其弊端值得我们反思。

一、对自愿戒毒的反思

1、反思之一——自愿戒毒的合法性

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之间在法律上是存在冲突的。在笔者所掌握和查阅的资料范围内尚未见到有哪个法律法规明确、直接赋予自愿戒毒这种戒毒方式以法律依据。以下几个法规中的规定似乎勉强可以看作自愿戒毒存在的法律依据。1995年国务院的《强制戒毒办法》第21条规定：“医疗单位开办戒毒脱瘾治疗业务，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批准，并报同级公安机关备案。医疗单位开办的戒毒脱瘾治疗业务，应当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第6款规定：“根据《强制戒毒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应当及时将批准开办的戒毒医疗单位情况通报有关地方公安机关，以便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进行监督。各地公安机关均不得与医疗单位联合开办戒毒治疗场所或收取戒毒医疗单位报酬后强行送吸毒人员到该单位进行戒毒治疗。公安机关设立的安康医院，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批准，并经卫生厅、局按照卫生部制订的《戒毒医疗机构验收标准》审验合格后开展自愿戒毒治疗业务的，应按照卫生部的有关规定制订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公安机关在安康医院开设强制戒毒所的，按照强制戒毒所的管理规章制度进行管理。”1996年《卫生部关于加强戒毒医疗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其所附的《戒毒医疗机构验收标准》，对戒毒医疗机构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规范。2000年公安部的《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强制戒毒所可以接收自愿戒毒人员”。这些“法律依据”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属于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二是机关的级别较低（级别最高的是国务院，其他都是国务院各部门）；三是都没有明确、直接赋予自愿戒毒以法律依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由此可见，对吸毒成瘾者一律予以强制戒除是由我国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所规定的，是我国对待吸毒成瘾者的基本态度。强制戒毒（广义）与自愿戒毒在法律上是相抵触的，在实践中也会导致许多矛盾。譬如，对于自愿戒毒人员还要不要给予治安处罚？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谁具优先性？等等。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既然如此，自愿戒毒这种戒毒方式存在的合法性则颇值怀疑。

2、反思之二——自愿戒毒的合理性

在实践中，自愿戒毒也是弊端迭出，这使人又不得不怀疑其存在的合理性。（1）自愿戒毒往往成为吸毒者规避法律惩处的借口。笔者在戒毒所工作期间，有些吸毒人员就曾向笔者坦言：当禁毒斗争的“风声较紧”时他们就采取自愿戒毒的方式躲避风头，因为如果被抓获就可能受到拘留、罚款、强制戒毒甚至劳动教养1—3年的处罚，而在自愿戒毒机构里他们自由、安全、“合算”得多。另外，自愿戒毒对他们至少还有两个好处：一是降低对的耐受性，重新吸毒时可以获得更大；二是暂时缓解缺乏毒源的危机。（2）自愿戒毒冲击着强制戒毒（广义）工作。我国有关法规规定开展自愿戒毒业务的机构是医疗单位（主要是在精神病院内设立），也允许强制戒毒所收治自愿戒毒人员，部分劳教戒毒所实际上也在以各种形式收治自愿戒毒人员。自愿戒毒相对而言，可以给强制戒毒所、劳教戒毒所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实践中，自愿戒毒往往成了部分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创收的捷径。有限的戒毒药物、经费、人力被用于谋取经济利益，强制戒毒工作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3）自愿戒毒在管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和诸多弊病。自愿戒毒人员对于戒毒医疗机构而言，他们是病人，医生对待病人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特别是强制措施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对吸毒人员的矫治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虽然不能说每一个吸毒人员都恶习较深，但是仅仅出于控制毒源、戒除毒瘾的需要也得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甚至是人身、自由的控制。这是医疗机构所难以做到的，即便是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强制措施，在法律上似乎也缺乏依据。很多自愿戒毒所实质上无法控制毒源，边戒边吸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自愿戒毒机构还常常出现医护人员被殴打现象。甚至有些自愿戒毒机构竟成了一些毒犯销售的窝点。[1]（4）自愿戒毒复吸率极高。由于自愿戒毒的时间一般很短；采用的多是药物脱瘾治疗法，而目前的戒毒药物又有很大的局限性；自愿戒毒机构的管理还存在先天不足等原因，因此自愿戒毒的复吸率普遍非常高。有人对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方式作过比较，结果表明，自愿戒毒的复吸率最高，例如，北京市某戒毒医院的戒毒者的复吸率在90%以上，[2]另有资料反映戒毒医疗机构的复吸率在95%以上。[3]据广州市禁毒办统计，广州市1996年底有15间自愿戒毒所，戒毒时间仅为15-20天，复吸率几乎为100%。[4]另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373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自愿戒毒的复吸率为93.6%。[5]（5）自愿戒毒存在的目的与自愿戒毒机构赢利性目的存在冲突。我国之所以允许自愿戒毒制度的存在是出于矫治吸毒成瘾者、提高毒瘾戒断率的目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愿戒毒机构本质上还是一种赢利性机构，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屈从的往往是前者。实践中许多自愿戒毒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对于毒瘾没有戒除者也允许出院，甚至还出现过个别自愿戒毒所为了经济利益向戒毒者出售的恶性案件。

二、对强制戒毒的反思

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第21条规定对于吸毒成瘾者予以强制戒除。1995年国务院根据《关于禁毒的决定》制定了《强制戒毒办法》对强制戒毒场所的建设、管理、戒毒措施、生活保障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之后公安部又了《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等规定对强制戒毒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强制戒毒所746个，1991年至1999年期间，全国强制戒毒达90多万人次，仅1999年就强制戒毒22.4万余人次。[6]强制戒毒已经成为我国戒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在实践中所暴露出的许多不足之处，也值得我们反思。

1、反思之一——强制戒毒所的设置与管理

近年来由于戒毒的社会需求不断增长，强制戒毒所的设置与管理一度较为混乱。有些地方因为经费不足等原因，强制戒毒所名义上是由公安机关开办，实际上是与企事业单位、武警、军队、地方医院甚至个人合资开办；一些地方的强制戒毒所条件较差，实际是与看守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养所合设；有些强制戒毒所以赢利为目的，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收费混乱，甚至只要交钱即可走人，社会影响很坏；有些强制戒毒所管理混乱，甚至不能控制的流入，出现所内吸毒的严重问题；有些强制戒毒所仓促上马，条件简陋，缺乏甚至有些根本不具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和专业戒毒医护人员；有的强制戒毒所用药混乱，不遵守国家对戒毒药物和方法的规定，甚至导致新的药物滥用；有的强制戒毒所不仅治疗方法简单，而且根本无法做到从生活管理、教育、心理治疗和康复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还有些强制戒毒所存在打骂、虐待戒毒人员现象。强制戒毒所的设置与管理混乱曾经一度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为此，公安部在2000年连续《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和《关于清理整顿强制戒毒所的通知》，对全国的强制戒毒所进行清理整顿。

上述不良情况的存在不仅会严重影响戒毒的质量和效果，而且往往使戒毒流于形式，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从短期角度看，它不能保障戒毒质量，不能从挽救吸毒者和预防复吸的角度有效地使吸毒者摆脱；从长期角度看，其不良后果是使这些戒毒者重新流入社会，不利于有效控制复吸。多次戒毒失败的经历还会伤害戒毒人员的戒毒信心，产生逆反心理，使他们形成对戒毒的错误认识，非常不利于以后的戒毒和康复。另外它还会严重影响我国戒毒工作的声誉。

2、反思之二——强制戒毒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

《强制戒毒办法》规定强制戒毒的期限为3-6个月，特殊情况延期的实际执行的强制戒毒期限连续计算不超过一年。在实际工作中，强制戒毒的期限一般只有3个月，有些地方的强制戒毒机构在执行时还缩短治疗期限，短至1-2个月。[7]在如此短的期限内要完全戒除毒瘾是不可能的。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和卫生部药政管理局1993年的《阿片类成瘾常用戒毒疗法的指导原则》规定，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包括生理脱毒、心理脱毒和善后辅导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3-6个月内可以解决生理上对的依赖性，第二阶段一般需要3-5年时间解决心理依赖性问题。而《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43条规定：“对强制戒毒期满后，经检验已生理脱毒的戒毒人员，由强制戒毒所所长批准后办理出所手续，发给《解除强制戒毒证明书》，通知其家属或者所在单位领回。”也就是说，自愿戒毒也许还可能彻底戒除毒瘾，而强制戒毒则至多只能戒除生理毒瘾，不是完整的戒毒过程。生理脱毒至多只能说明毒瘾的暂时终结，有些戒毒专家曾经坦率的指出：病人出去后复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病人出去后心情烦闷，他会去找，如果他身边还有"粉友"，他就能接触到，如果他能接触到，复吸基本上是早晚的事。[8]这种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的结果必然是复吸率很高。据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对1990-1993收治的8000名吸毒者的调查，综合复吸率为85%，而另外15%并非都是戒除了毒瘾，其中吸毒致死、继续吸毒并以获取毒资为目的进行犯罪的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9]也有许多资料显示强制戒毒的复吸率在90%左右或以上。另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373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强制戒毒的复吸率为88.5%。[10]

3、反思之三——强制戒毒在我国戒毒体系中的地位

对吸毒成瘾者一律要由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是我国对待吸毒成瘾者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部分，这一点在2000年国务院的《中国的禁毒》白皮书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白皮书中写到“中国从国情出发，以强制戒毒为主体，采取多种办法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此处所言的强制戒毒是专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当然，这还可以从有关法律规定、收容戒毒人次数量、强制戒毒所的数量、分布等方面得以体现。把以一种并非完整的、高复吸率的戒毒方式作为挽救吸毒者的主要方法，作为国家戒毒体制的主体部分，显然不合理。多年的戒毒工作实践也表明，这种以强制戒毒为主体的戒毒体系，既没能有效地挽救吸毒成瘾者，也未能遏制吸毒蔓延趋势。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不情愿，但却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强制戒毒的高复吸率在此不再赘述。如果把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公布作为强制戒毒制度创建的起点话，那么与十年的强制戒毒工作实践相对的是我国官方公布的吸毒人数从1990年的7万人增长到1999年的68.1万人，十年几乎增长了十倍。因此，强制戒毒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它在我国戒毒体系中的地位应该进行调整。

三、对劳教戒毒的反思

一般认为劳动教养是对具有轻微犯罪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具符合劳动教养收容条件的人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其目的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公民，进一步维护国家的治安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我国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近50年来，它教育、感化和挽救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对于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劳动教养成为一种戒毒方式和国家戒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缘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该决定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成瘾，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其后有关法律法规又对强制戒毒后又复吸要依法送劳动教养进一步做了明确，如《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规定“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的，要依法送劳动教养。”随着我国吸毒问题的发展，吸毒劳教人员的数量不断上升，在全部劳教人员中的比例有的省高达80%以上，多个省份接近或超过50%。[11]1999年全国戒毒劳教所(队)有168个，在所劳教戒毒人员达12万人。[12]实践证明：劳教戒毒是禁毒斗争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教育、感化、挽救吸毒者，遏制毒害蔓延，净化社会风气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劳教戒毒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一些地方的劳教戒毒工作起步较晚等原因，劳教戒毒工作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戒毒工作的发展需要，存在着不少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1、反思之一——劳教戒毒在戒毒体制中的地位与适用条件

虽然劳教戒毒已经在戒毒体制中居于重要地位，成为我国主要戒毒方式之一，但是它尚非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这是与劳教戒毒的优势和治理吸毒问题的需要不相称的。据调查，在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方式中，劳教戒毒的复吸率最低。青海省劳教局1995年末对1990年以来西宁地区解教人员的调查表明，复吸人数占调查总数的73.2%。其中复吸人员的58%被捕或重新被劳动教养，复吸后死亡的比例为7.5%；广西强制戒毒劳教所1997年对1995年以来两市、三县解教人员的调查，3年以内解教人员的综合复吸率为75%；[13]云南省第一劳教所连续多年的跟踪调查表明，该所解教人员的复吸率一般在85%左右或略高。[14]来自上海戒毒劳教所的一项调查：该所对1998年度和1999年上半年解教、居住在杨浦、虹口的172人进行调查，戒段率达到15.7%。[15]毒瘾戒断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应该说这些数据是令人鼓舞的。前文已经述及，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包括生理脱毒、心理脱毒和善后辅导3个阶段。根据国际上戒毒工作的经验和司法病理学研究成果，要彻底戒除毒瘾需要在无毒的环境中接受至少3年时间的心理治疗。劳教戒毒不仅在戒毒期限上相对较为科学，它所创造的良好的戒毒环境也是其他戒毒方式所无可比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戒毒的高复吸率会导致劳教戒毒人数的不断增加，比重越来越大的复吸人员需要由劳教戒毒去应对。因此，劳教戒毒必然也应该成为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

目前，劳教戒毒的适用条件是“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这一条件规定不尽合理。强制戒毒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其高复吸率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而戒毒失败尤其是多次戒毒失败的经历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挫伤吸毒成瘾者的戒毒积极性和信心。必须强制戒毒失败后才可能适用劳教戒毒，其结果必然是错失最佳戒毒时机。1996年对824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中，有87.5%的被调查者认为戒毒者的复吸率在90%或以上，认为在80-90%之间的有6.6%，认为复吸率在80%以上的只有5.9%。其中认为复吸率在95%以上的占调查总数的64.1%。[16]这一调查表明：在经过长时间、反复的吸毒、戒毒经历后，吸毒者的戒毒动机会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反思之二——劳教戒毒的性质

立法上，劳动教养的性质几经演变。创始之初，它既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也是一种安置就业的方法。[17]80年代初，劳动教养的性质被确定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18]这种提法放弃了安置就业的提法，明确了劳动教养行政措施的性质。90年代初，提出对劳动教养人员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19]1991年国务院的《状况》提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20]实际上又确认劳动教养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理论界对于劳动教养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教育挽救措施说，二是行政处罚措施说，三是变相刑事处罚说。[21]确立劳动教养的性质应该以立法为准，因此当前劳动教养的性质是治安行政处罚措施，这也是劳教戒毒的性质。因为劳教戒毒还承担了强制戒除毒瘾的功能，因此劳教戒毒还具有了强制戒毒措施的性质。

劳教戒毒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性质与强制戒毒措施性质地位是有区别的。目前，劳教戒毒主要还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强制戒毒措施的性质居于从属的地位。这一点首先可以从立法对劳教戒毒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关于戒毒的决定》第8条规定：吸毒成瘾者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标题是“严禁吸食、注射，坚决依法查处吸毒违法人员”。其具体内容规定“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的，要依法送劳动教养。”其次，劳教戒毒本质上还是劳动教养，只不过是比普通劳动教养多了一个“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毒瘾的要求。再次，在司法实践中，劳教戒毒与劳动教养时实际也并无太多区别，其强制戒毒措施的性质并不明显。目前的劳教戒毒是劳动教养工作体制的一部分，它与普通劳动教养之间实际并无太多的区别。笔者曾经在劳教戒毒所工作，劳教戒毒所一墙之隔即是一普通劳动教养所。笔者切身的感觉是两者无论是在管理、教育、生活卫生、医疗、生产等各方面，实际区别不大。在许多地方劳教戒毒与普通劳动教养即便是在形式上也未区分开来，即没有单独设立劳教戒毒所，劳教戒毒放在普通劳动教养中，单独编为劳教戒毒大队或中队，少数地方甚至吸毒劳教人员与普通劳教人员混押混管。

劳教戒毒的性质主要不是强制戒毒而是行政处罚，这是一个误区。首先，毒瘾是否戒断是衡量劳教戒毒工作成败的关键。吸毒劳教人员解教后又复吸毒，能说劳教戒毒是成功的吗？其次，处罚无济于事。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瑞典，曾经实践过以严厉的处罚措施来对付吸毒问题，结果并未奏效，它既没能遏制吸毒蔓延的趋势也无助于毒瘾的戒除。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对待吸毒者以处罚为中心的传统立场，而将注意力转向帮助和促使吸毒者戒除毒瘾上。再次，处罚吸毒者在法理上欠缺充足的依据。绝大多数吸毒者染毒的起因是好奇、赶时髦、摆阔、治病、赌气等，少有危害国家兴衰、祸及民族安危或者破坏社会秩序等加害动因。一项对426例吸毒成瘾人员的调查表明：吸毒的原因仅为好奇心驱使（65%）和他人影响赶时髦（19%）的，即占了84%的大多数。[22]吸毒在理论上被视为一种无被害人犯罪，吸毒者本身也是的受害者，有些吸毒者还是被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而染上毒瘾。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欲罢不能。这可以从吸毒成瘾者自愿戒毒的经历中得到说明。一项对1141例吸毒成瘾者有效个案调查显示：有859人自报曾经自愿戒毒，占有效个案总数的75.28%。其中，曾经自愿戒毒3次及以上者有435人，占有效个案总数的38.12%；自愿戒毒21次的有204人，比例为17.88%；自愿戒毒1次的有220人，比例数为19.28%。[23]

3、反思之三——劳教戒毒的管理、教育等工作

劳教戒毒工作发展迅速，吸毒类劳教人员激增并成为劳动教养收容的主要对象只是近几年的事，而整个劳动教养制度，如工作方针、管教、生活卫生、医疗、生产等等大都是以普通劳动教养人员为对象，总结几十年的经验而构建的。但是，从近年来劳教机关收容教育改造吸毒劳教人员的实践看，吸毒劳教人员作为劳教人员中的一个新类型，他们的违法原因、思想表现、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征等方面与普通劳教人员有较大区别，尤其是在生理上、心理上和行为上与普通劳教人员明显不同。劳教戒毒工作的这些新特点，要求采取相应的，当然也是不同于普通劳动教养工作的管教、医疗、生产等工作模式。但是在对吸毒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等方面，目前尚缺乏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原有的管理教育制度和措施有许多方面不适应，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难和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的以普通劳教人员为对象构建起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尤其是在具体工作模式和规定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劳教戒毒工作。

4、反思之四——劳教戒毒的期限。

在期限上，劳教戒毒并无特殊规定。1979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要彻底戒除毒瘾，一般需要在无毒的环境中矫治不低于3年时间。劳教戒毒相对于其他戒毒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戒毒期限上。但是由于缺乏适应劳教戒毒特点的期限规定，实践中各地对于劳教戒毒的期限在1-3年的幅度内适用不一。需要指出的一点是，1-3年尚仅为劳动教养的宣告期限，由于劳动教养在减期、提前解教等方面幅度较大，实际执行的劳动教养期限一般都不会有3年。以笔者在劳教戒毒所的工作体会，一般而言吸毒劳教人员实际执行的劳教期在其宣告期限的1/2至3/4之间。这意味着，劳教戒毒的期限优势大打了折扣。

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客观事实是：毒瘾戒断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国际上戒毒的巩固率只有9%，[24]即使科技比较发达，戒毒技术比较先进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复吸率一般也在90%以上。[25]戒毒工作颇有成效的新加坡，其复吸率也高达70-80%。[26]我国的复吸率同样不容乐观，专家学者们调查研究的结论虽然有一定差别，不过大致都在85%以上。有一项调查似乎更能说明我国目前的复吸率现状。这项对145名二次劳教的吸毒人员调查中：123人认为，在自己了解的人当中，没有人戒毒成功；22人认为有1-3人戒毒成功；认为4人以上戒毒成功的为零。而所谓戒毒成功也仅表现为1年以上，最长的为1年零4个月。[27]在吸毒人群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吸毒的人一生只能坐两种车——囚车、灵车”。基于绝大多数吸毒者难以挽救的客观事实，当前劳教戒毒除了应该承担起矫治、挽救吸毒者的职能外，还应承担起让社会免受吸毒者危害的职能。《南方周末》曾经刊载过一篇文章，该文谈到既然戒毒总体上不会成功，那么戒毒所存在的意义何在呢？文章认为，因为吸毒者大都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获取毒资，因此吸毒者关在戒毒所内可以减少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这是戒毒所存在的主要意义，诚哉斯言。被誉为保安处分制度创始人的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有句名言：“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28]这也应该成为我国劳教戒毒制度的价值取向之一。劳教戒毒1-3年显然难以实现这一价值取向。

5、反思之五——劳教戒毒的经费问题

会严重损害吸毒者的身体健康，吸毒劳教人员大都食欲不振、体质很弱、抵抗力差，在其康复、治疗的过程中营养需求量远远超过普通劳教人员。因为长期、反复吸毒，吸毒劳教人员大都不同程度的染有其他疾病，需要治疗。吸毒劳教人员戒除毒瘾需要一定的药物，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根据现行政策，国家对送劳教戒毒者没有收取戒毒费用的规定，劳教戒毒治疗费用又缺乏财政保障，治疗费用无来源。目前，在多数地区吸毒劳教人员的生活、医疗费用与普通劳教人员并无区别。有些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劳教戒毒人员的戒毒费用由其本人负担，暂时不问这种“土规定”的合法性，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落实颇值怀疑。长期吸毒耗资巨大，没有多少人可以承担得起吸毒的开销，再者，吸毒人员在劳教前都经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大部分还曾经自愿戒毒，有的还是强戒、自戒多次，因此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劳教人员都是一贫如洗。个别地方虽然给予劳教戒毒一定的财政补贴，但不过是杯水车薪。经费压力和困难是目前劳教戒毒工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没有经费保障，劳教戒毒工作如何进行？

四、重构我国戒毒体系的建议

针对我国现行戒毒体系的不足，参考国外戒毒工作经验，提出如下建议：统一立法，改革自愿戒毒，完善劳教戒毒，把强制戒毒纳入劳教戒毒，建立以劳教戒毒为中心的中国戒毒体系。

当前，我国戒毒立法非常薄弱，缺乏戒毒工作的统一立法，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各自为政，而自愿戒毒还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这种状况严重阻碍戒毒工作的发展，迫切需要改变。立法机关应抓紧制定我国的统一戒毒法，鉴于戒毒工作涉及吸毒成瘾者的人身自由，根据2000颁布的《立法法》，这一立法工作应由全国人大进行，不宜再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

目前的医疗单位开办的自愿戒毒机构主要是以赢利为目的，这是自愿戒毒弊端丛生的主要原因所在。建议不允许以赢利为目的的自愿戒毒机构存在，实现自愿戒毒向公益性质的转变。世界上允许自愿戒毒存在的国家或地区，自愿戒毒机构大都是由社会自愿人员、宗教团体等开办，非以赢利为目的，这值得我国参考。

以教养的方式戒毒，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不久前美国政府为菲律宾和泰国的好几个以监狱为基地的戒毒中心提供资金，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尝试用教养所戒毒方式对付泛滥的措施。[29]我国戒毒体系的发展、改革方向应是以劳教戒毒为主体的，不过劳教戒毒还需加强完善。鉴于劳教戒毒与普通劳动教养的重大区别，建议劳教戒毒从普通劳动教养中分离出来，改革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强制戒毒措施，淡化其处罚色彩。建议把强制戒毒纳入劳教戒毒体系，作为劳教戒毒工作的第一步，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吸毒成瘾者的生理脱毒。生理脱毒后再转入劳教戒毒所，进行心理脱毒和不良行为矫治。有些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例如马来西亚规定，吸毒成瘾者要在强制性改造营接受为期2年的强行戒毒与劳动改造，而后转到戒毒护理中心进行为期2年的治疗、康复，再进入社会，重新就业。建议根据完整戒毒过程的要求和需要改革劳教戒毒期限，定为3-5年。加强劳教戒毒的“向后延伸”工作，劳教戒毒机构和社会帮教组织要注重对复归社会后的戒毒人员的善后辅导、监督工作，避免戒毒成果功亏一篑。

戒毒工作的经费保障是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着戒毒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应该力争建立国家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属或者吸毒者个人的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戒毒经费保障体制。当前应着重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全社会都积极参与戒毒工作，加强戒毒经费的募捐工作，扩大戒毒经费的社会来源。建议借鉴“希望工程”的成功经验，开展类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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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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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美国保险税收体系概况

1.实行保险税收优惠政策，较为合理地确定可扣除项目，保持保险业税收与银行税收的公平。保险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个人和团体提供规避风险的担保，又可融通大笔投资资金。保险业在金融资产中占有较重要的比例，1997年人寿保险资产达1万亿美元，占到私人性质养老金的1／4.然而，美国保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1997年12月达成的WTO金融服务协议更使其市场开放的趋势加强，银行和一些金融机构纷纷进行跨行业扩张，而国外公司也进军美国市场，与本国那些运营成本较高的保险公司竞争。

为了充分培育竞争体系，美国对保险业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体现了保险税收和银行税收的公平。保险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投保人交付的保费收入和投资活动的收益，它与银行虽同属负债经营，但等额的保费收入同银行按法定利率取得的存贷利息收入相比，保费收入实际上是不肯定的，即日后可能存在赔付事项发生时保费返还，甚至超额索赔的情形。因此，如果对银行和保险按照相同的计税依据计税，并以相同的比例税率征收，高运营成本的保险业的税负要重于银行业。从实现行业间税收公平的角度出发，美国对保险业实行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确定保险公司的应纳税所得时，较为合理地确定可扣除项目，以充分抵消保费收入的不确定性。

以寿险公司（LifeInsurance）为例，美国国内收入署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一般情况下，允许应纳税年度的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合同发生的所有死亡索赔和恤金及保险公司为此遭受的所有损失（无论是否确定）、符合规定条件的留存保险准备蓄银行（mutualsavingsbank），当它在各州法规授权许可下兼营人寿保险业务时，如果该人寿保险业务部门能与银行的其他部门分开，独立进行核算的话，则该银行除了可以选用一般性规定外，还可以选按（1）不管总所得或费用是否适当地分配到保险业务部门，按照规定税率征收的所得税；及（2）对该独立的寿险业务部门按I.R.C§801规定的税率计征的所得税之和缴纳代用税。当然，如果该寿险部门为一独立法人，则不适用上述规定，而按寿险业的规定进行征收。这种细化的税收规定兼顾了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收公平，也使税法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得到体现，防止利用公司的组织形式作为避税手段。

5.投资性活动收益的税收减免对于保险公司的持续性发展起到了一定支持作用。美国保险市场的竞争激烈使保险费用下降、利润边际缩小，因此，从业者不仅努力通过降低成本，提供特色服务等手段来保持市场份额，也绞尽脑汁获得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来维系保险公司的生存发展。显而易见的例子是随着年金和养老保险的不断上升趋势，使寿险公司的管理角度从原来管理人寿险转变为管理投资风险。保险公司往往将主要资金投向固定收益的项目（政府和企业债券），股票次之，其他的投向抵押、抵押贷款、不动产持股和保险单贷款等其他短期的投资。

在税收政策上，美国由此也规定了保险公司在投资性活动中产生的一些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投资所得额中扣除，从而有利于保险业的风险保障功能的发挥。如财产保险公司，允许扣除免税利息（Tax-freeinterest）、投资性支出、不动产支出、业务开支、已付利息、折旧、资本损失等，这些条款的规定对高负债、高成本运营的保险公司无疑起到了支持作用。

除了上述几点，美国还对保险需求主体给予许多税收优惠，从而间接促进了保险业的蓬勃发展。综观美国的保险税收体系，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就象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充分发挥了保险税收这一财政杠杆的作用。

二、我国保险税收体系的现状

尽管中国保险业总体发展速度较快，但截止2000年，保险业总资产不到全国金融资产的2%，保费收入尚不足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总额，而且保险业的资产质量和赢利能力也很差。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民族保险业要与“百年老店”、“深资巨富”、“高科技含量”的外国保险公司相抗衡，除了企业自身需要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制订微观应对策略，也与国家的税收政策密切相关。

我国保险税制是1983年国家实行利改税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根据现行税法，国家对保险业主要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两种主体税种，此外，还征收城建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占用税等小税种。虽然我国保险税制在增加财政收入、体现政策导向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应该说还是对保险业的特殊性考虑不够。

1.从实际税负上看：原来金融保险业在征收营业税时统一执行8%的税率，相对其他服务业来说，总体税负偏重，制约了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对此，国家已从2001年起，每年下调1个百分点，分3年将金融保险业的税率从8%降低至5%.这对我国保险业这一尚属年轻的幼稚行业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

2.从税收结构上看：我国保险业未实行对寿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分险种纳税的税收制度。在具体的计税依据方面，我国税法规定计算保险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从保费收入中扣除赔款支出、经营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项目。允许列支的费用依据我国收入和费用配比的会计原则，固然无法像美国那样，可将公司合理预计的损失（或者或有损失）予以扣除，但在其中作为扣除项目的各种准备金还缺乏合理的提取标准。

另外，在营业税税基的确定上，税法规定以保险公司取得的保费收入作为营业额计征营业税；如果实行分保业务，分出公司以全部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的余额作为营业税的计税依据，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则由分出公司对保费收入全额（不扣除分保费支出）征税，对分保人取得的分保费收入不再征收营业税。以初保人作为扣缴义务人、从源课税的实际征收办法，有利于提高税务局的征管效率，这点是勿庸置疑的。但以取得的保费收入全额作为计税依据，却值得商榷。前以述及，保险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是聚集风险与分散风险的行业，保费收入中相当部分属于公司的负债，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而我国又是一个多灾害国家，财险公司往往赔付率较高。可以说，保险业的营业税税基缺乏考虑行业特殊性。

3.从税收优惠来看：为减轻农牧业生产的负担，对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对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险种1年期以上的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减免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这些税收优惠体现一定的政策性导向。

4.从中外资保险公司税收负‘担来看：外资保险公司在税率、税基、税种、退税和再投资免税上都能享受到种种优惠。比如以所得税的税基来说，中资保险公司计税工资有最高限额的限制，职工福利费按计税工资的14%计算扣除。而外资保险公司的职工工资可据实从成本中列支。中资保险公司提取坏账准备金的比例为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0.3—0.5%，呆账准备金为年初放款余额的1%；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按年末放款余额或应收账款余额的3%提取坏账、呆账准备金。再从税种上看，中资保险公司要缴纳附加于营业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而外资保险公司则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使本来就比较脆弱的民族保险业在竞争中更是处于劣势。

三、我国保险税收体系的构建

面对加入WTO后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为了扶持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确保民族保险业与国外保险公司公平竞争，保险税收作为一种调控保险市场的财政工具，建立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并符合保险企业自身经济运行规律的税收政策迫在眉睫。

1.重视保险业作为融通资金的金融功能，税制改革方向朝培育税源、提高保险业的偿付能力努力。

保险业有社会保障、金融和服务三大功能，而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为个人和团体提供规避风险担保的社会保障功能，却忽视了其可融通大笔投资资金的金融功能。加上我国一直对金融业即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的模式，现行《保险法》规定中资保险只能用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及金融债务，近年来虽有部分资金投入股市的“松绑”政策，但仍未从市场经营和“入世”角度上去盘活、增值和壮大保险基金，提高补偿能力，使保险基金处于被动保值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保险业总资产在全国金融资产中仅占极小比重的原因。反观国际保险公司，资金运作渠道广、范围宽、灵活性强，不但可投资股票、房地产、发放贷款，还进行跨国投资、高新技术开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等。不少国外保险公司遭受巨灾巨额赔偿或给付造成的亏损，就靠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收益弥补。

尽管从长远来看，我国金融国际化，实现银行、保险、证券混业经营的趋势是必然的，但在目前金融监管体系仍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国家未放开不允许保险业涉足风险性投资的限制之前，我国也无法象美国那样，通过税收杠杆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或投资收益）起到显而易见的影响，但保险业税收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保险业税源的培育和保险业的持续发展，而不在于提高税率。因此如何促进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应该成为保险税收制度改革的取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行业税收公平。再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假如国家逐步放开金融业分业经营限制，就可以考虑对保险公司的固定收益项目（如政府债券等）免税，而对股票、抵押、不动产等风险性投资性支出允许扣除其中的一定比例（或投资收益课税），保险公司自然会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其风险投资组合。对比美国的实践，保险公司出于获得稳定回报的考虑，在资金运用上将主要部分投向了固定收益项目。

2.实行保险税收政策的国民待遇，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及中外资保险公司应力求实现税收公平。加入WTO以后，公平竞争将成为保险市场的主基调，国民待遇作为入世承诺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外资保险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国的保险市场潜力巨大，纷纷为跨国保险公司所看好，税收已经不是它们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统一中外保险公司所得税，对中外资保险公司各个扣除项目、资产和财务的处理办法作统一的规定，这一点已达成共识。关键的是对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

由于跨国的保险公司要在东道国提供保险服务，一般通过设立处、分公司、子公司、代表处等方式进行，只有首先结合我国对各种公司组织形式的业务范围限制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准确判断其经营和业务性质，进而才能合理地确定是否征税、相应税基及可扣除项目等。如入世后的银行大多为“金融超市”，银行兼营保险的情况并不鲜见。美国对银保式公司下设的保险部门规定了代用税，并依据该保险部门是否为独立核算的法人区分征税方式，兼顾了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收公平，这点我国就可以加以借鉴。在保险税收立法技术上，对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征税应把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防止利用公司的组织形式作为避税手段，从而真正实现行业税收公平。

3.调整保险税收结构，提供税收优惠，发挥保险税收的杠杆作用。

（1）考虑分险种纳税，扩大免税税种范围。由于寿险、财险公司在运营机制上有各自的特点，而各险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程度也不伺，因此像美国那样分险种纳税，实行差别税率，或规定不同的可扣除项目，能较好地体现同行业的税收公平。另外，应当扩大免税税种范围。除了目前已有的农业险、返还性人身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免税规定外，对其他政策性、非盈利性保险和利润水利低但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的半政策性保险，包括国内实力难以承担的险种和部分再保险业务，如地震险、洪水险等也应当减免税收，发挥保险税收的社会保障杠杆作用，以充分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2）合理调整所得税和营业税税基。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国家连续3年下调保险业营业税税率、名义税负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再要求大幅度地降低税率也不是可行的。因此，主要的改革方向应放在调整税基上。在所得税税基方面，虽然我国目前未像美国那样开征资本利得税，而因此需要在确定其公司所得税税基时，将公司收到的股利和再保险分出业务获得的股利等从中扣除，但还是可以借鉴美国，在对各种准备金制定合理的提取标准的前提下，允许应纳税年度的合同项下的赔款支出（包括已决未付款项）、符合规定条件的留存保险准备金、营业损失、其他赔偿责任人支付的赔偿金等项目据实予以扣除。尤其是对保险保障基金、巨灾保险、财务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等保险准备金的提取需要严加规定并贯彻执行。这样从根本上是有利于税源的培育，有利于保险业的持续发展的。对于营业税税基，除现有的免税规定外，可考虑从取得的全部保费收入扣除已决赔款部分（如为简便征收起见，可以上个纳税年度的平均已决赔款支出作为扣除数额，年终汇算清缴）作为营业税应税保费；当发生储金返还和退费时，则由保险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扣缴有关税收。

（3）对小规模保险公司予以税收优惠。中国目前对外资的优惠办法及全国性的大公司具有的先天优势，都对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对于小规模保险公司予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可以说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如果因此而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不利于培育国际集团，或有违资本的逐利性和公平竞争，是将税收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过于绝对化了。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加强

一是《保险法》强调了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修改后的《保险法》着重突出了对诚信原则的保护和运用。在总则中增加了一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第5条；在分则中也对保险市场的各行为主体围绕诚信原则进行了规范。二是相关法规充分体现了诚信原则。如《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不得对客户进行欺骗、误导和故意隐瞒”；《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中规定，高管人员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投保人、被保险人、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等等。保险信用法制建设的加强为我国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保险诚信体系建设初步展开

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石，诚信日益受到保险业内的重视，诚信体系建设也已初步展开。2003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强调，“越是加快发展，越要注重诚信，搞好服务，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全国各地保监办、保险行业协会围绕保险诚信体系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三)保险诚信经营理念得到认同

各保险公司在经营理念中，均能突出强调诚信。如中国人保几十年来秉承“稳健经营，笃守信誉”的经营思想指导业务发展；中国人寿以“诚信负责，稳健发展”为企业宗旨；泰康人寿认为“诚信在保险行业至高无上”；新华人寿在各分公司、中心支公司建立“信用体系建设实施小组”，领导公司的信用体系建设；平安保险公司经国际权威机构认证，获得了AAA级信用等级证书。由此可见，诚信在保险业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的理念已为保险业界广泛认同，这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营销员的诚信状况有所改善

保险营销员曾一度以总体素质较低，诚信水平不高，社会形象较差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经过近年来的治理，营销员的诚信水平有所提高，诚信状况有所改善，误导、欺瞒现象明显减少，失信行为初步得到控制。营销员队伍数量庞大，且直接面对公众，因而可以说他们的诚信状况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保险行业的整体诚信水平。营销员的诚信状况好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

二、目前我国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一)存在问题

1.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2.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

3.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4.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2002年以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车贷险”骗赔案使财产险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而在寿险方面，一些边远地区的保险公司被迫停办医疗险正是因为无力解决投保人无病却常年称病住院问题。

(二)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征信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用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一方不“回佣”，而另一方“回佣”，客户就会被夺走，从而造成遵纪守法却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在广州的“车贷险”骗赔案中，曾经发现一家保险公司的6个支公司同时为一部车办理了保证保险。广州保监办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车贷险”骗保之所以能够得逞，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各保险公司尚未共享有关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投保人及汽车经销商的信息，保险公司各自为政，给投保人骗贷或一车多贷以可乘之机”。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且不论这个指标是否经过科学测算，是否实事求是)不但有物质奖励，还可能加官晋爵，否则，就会遭到惩罚，甚至丢掉“乌纱帽”。同时，基层公司可支配的费用也仅仅唯系于保费收入，多收多花，少收少花，不收不花。这种政策导向驱使基层公司以保费规模最大化为首要经营目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0％，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业诚信体系的构想

(一)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强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初步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北京、上海、深圳、福建等省市正在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可以说，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保险业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二)加强保险信用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保障

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从法律高度保护诚实守信行为，严厉惩戒毁约失信行为。要在保险业内逐步形成“有信者昌，无信者痛”的氛围。保险监管部门要统筹全行业的信用法制建设，并制定具体措施促进落实。现阶段，应尽快出台《保险违规行为处罚办法》、《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保险信用管理办法》等法规。

(三)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1.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在制度建立上，某寿险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公司明确规定营销员不得收取客户的现金作保费，必须由客户将保费存入银行，公司直接与银行结算。这种做法从制度上保证了收费环节的诚信行为，大大减少了营销员挪用、诈骗保费的可能性。

2.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对投保人信息的采集及披露，可以参照英国做法，由行业协会进行。在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有权通过行业协会获得该投保人的资信状况、履约守诺及遵纪守法情况。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征信数据的管理制度，现阶段可由行业协会采集投保人的投保及理赔记录。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除在指定刊物上定期详细如实公开其经营管理状况外，各保险公司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的平台，如专线服务电话、专业网站等，对投保人提出的有关公司的任何问题，只要不涉及商业秘密，均应如实全面解答。

(四)改革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注入动力

经济主体只有考虑长远利益，才有积极性建立一个不欺骗的信誉。而要使经济主体重视长远利益，必须有明晰的产权。因为产权制度直接决定着信誉的收益权，如果收益权归别人所有，没有人会为别人的未来收益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所以，可以把经济主体建立信誉的积极性归结为产权问题。当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决策者的利益无关时，作为“经济人”的决策者没有理由重视企业的信誉。因而，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科学的决策机制、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企业运行机制是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的动力所在。

(五)完善保险营销机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增添活力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管理人员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敏感度不足、配合力不强，科研管理工作模式仍未摆脱传统工作观念，缺乏精细化工作思路、开拓性开展科研管理工作的积极性。近年来，鉴于高校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对于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比例也在逐年增加。据统计，自2009年以来，中国34所985高校每年平均科研经费数已持续高达12亿，该数字可直接与美国平均水平媲美[2]。在高校科研经费持续攀升的新形势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自然对高校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要求高校对本校已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进行精细化的过程管理工作。但是，在实际的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中，从高校负责人、校级科研管理部门领导到学院科研领导，依旧停留在较为传统的工作思路上，没有明确的科研项目过程管理意识，往往过多地关注于项目申报、项目评审、项目的级别与经费、成果的级别和数量等方面。在拥有国家重大项目立项后，科研管理人员仍然遵循陈旧的工作思路，懒于思考，不求创新，只满足于做好一般性的项目立项管理、成果管理；本应做细、做好的项目过程管理环节以及科研产出的跟进等重要环节经常被完全忽视，以至于最终出现科研经费乱用、滥用，不按原始预算操作或超出预算范围，项目在结题验收时不能正常通过审计程序。

（二）专门针对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甚至于缺位，直接导致科研管理队伍建设根基受损，稳定性欠缺。目前，高校关于科研人员的科研奖励制度已相当健全，广大一线任课教师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被广泛激发。但是许多高校普遍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专门针对科研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在该管理岗位上，工作得好与不好、效率的高低等，都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很多时候，科研管理人员与科研人员的待遇差别也很大，这些都难以激发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激励机制的缺乏也最终导致许多科研管理人员服务意识不强，被动工作，或转而应聘高校内部其他更有发展前途的岗位，高校科研管理队伍随之失去了其本身该有的稳定性，管理人员变动频繁、流动性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有序化开展。

二、新形势下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扮演

目前，高校通行的科研管理岗位在设置上一般遵循本校常规行政管理体制，学校设置科技处或社科处，部门内配置若干工作人员；学校各教学单位一般在院办公室配备一名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的科研秘书，负责学院日常科研管理工作和学科建设工作，并直接接受科研院长的领导。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的常规性职责，涉及面较为繁杂，对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业务水平、解读科研政策的能力、协调科研人员与科研人员、科研人员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关系的能力等都有较高的要求。

（一）新形势下，高校科研管理人员要积极做适应科技创新需要的创新管理人才。实践证明，科研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业务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科研工作开展的质量和效率。一样的科研人员，一样的科研经费，一样的时间和信息，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强弱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科研产出的质量和数量，有效的科研管理能够使国家划拨的巨额科研经费恰如其分地用到刀刃上。因此，科研管理人员必须全方位深入研究科研管理工作的内涵与实质，在项目立项、项目管理、科研过程、科研产出、成果应用转化、科研评价和科研交流等许多方面做好功课，创新工作技巧，扮演好其应有的管理者角色。科研管理人员要力争对本领域科研工作有熟悉的学科常识，以便在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中能够积极地以个人学理知识辅助本学科其他科研人员做好工作，及时发现、合理避免一些问题。同时，科研管理人员也要充分利用个人学科积累，做好学科与资源的有效整合，将最新信息及时反馈给本学科教师，帮助其确定新的选题；要有效地促进本单位任课教师、其他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在科研团队的合作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剂作用。

（二）科研管理人员要在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及内控机制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随着国家科技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科研经费的管理日益成为项目过程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2013年10月11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连说两个“愤怒”以表示对当前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恶性问题”的痛心和错愕。在“持续高增长的经费投入”、“不断扩充的科研队伍”面前，我国总体科技创新能力仍然疲软，“基础研究中的突破性、原创性成果较少，频繁出现的来自国家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腐败案例”直接影响了科研投入的效率。[3]鉴于目前高校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种种乱象，管理人员应改变往日对科研经费不闻不问的客观“不作为”做法，积极地参与到科研经费精细化管理环节的全过程。在明确所有校内外科研经费均纳入学校统一财务管理、设置高校专职“科研项目会计”并为每个项目开通“经费卡”[4]的前提下，学校科研处、学院等部门科研管理人员以及学校审计处审计工作人员应积极配合专职科研项目会计管理好每一笔科研经费，做到定期碰面、沟通，要帮助科研项目会计搞清楚经费来源、经费原始预算、经费实际支出与使用明细、经费使用变更情况等，做好科研经费的有效监督与监管。由于许多课题负责人缺少必需的财务知识，导致各种经费使用误区的出现，比如将科研经费视为个人收入、科研经费的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不相符、科研项目结题但不结账、以经费购买的设备仪器据为己有，这些问题最终导致项目结题时难以通过项目来源单位审计部门的审计程序。因此，为了避免经费使用误区的出现以及科研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的严重脱节，科研管理人员有必要掌握一些基础性的财务、审计知识，学习财务管理政策文件、财经法规和审计法规。同时各学院也要定期邀请学校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到学院举办科研人员财经知识法规学习专题讲座、科研经费审计法规知识讲座等，加强对高校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的宣传。各学院科研管理人员还要以兼职审计员的角色协助学校审计部门对本单位已立项的重大项目的科研经费使用做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跟踪审计监督工作，以避免经费开支中各种漏洞的出现。

三、高校科研管理人员职责权限拓展的若干思考

在现行的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体制中，期待科研管理人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掌握创新管理理念和精细化管理工作思路、切实做好日常科研管理工作是一种美好的希冀，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会遭遇瓶颈。为了促使科研管理人员应有的角色定位得以更好地实现，高校务必克服瓶颈问题，剔除阻碍科研管理队伍成长的不利因素，适当采取激励措施，并对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进行大胆的拓展性尝试。首先，高校各二级学院应设立专门的科研管理办公室，以配合日趋复杂的科研管理工作的系统化管理要求。随着国家科技经费投入比重的逐年加大，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要求高校必须大胆改革科研管理队伍建设思路，促进科研管理部门管理职能的充分发挥，积极探索精细化、全方位、多视角的科研管理工作思路。高校要敢于打破旧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适当放权，督促各学院设置专门的科研管理办公室，大胆打破以往仅仅是将学院科研秘书岗位简单地挂靠于学院院办公室名下的传统做法。目前，国内相当一些高校在本校教育机构改革中已经尝试设置了学院教务办，将教学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教学固然重要，科研工作的地位在当下更是不容小觑，因此，设置专门的二级学院科研管理工作办公室势在必行。同时，高校要赋予该机构科研管理人员以新的职责权限，确保其最基本的人员配备和相应的职级待遇。高校尤其要做到努力保证科研管理人员与科研人员享受同样的薪酬，以激发管理人员创新管理、科学管理的积极性，保证高校科研管理人员在做好常规科研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创新工作技巧，转变工作思路，以精细化管理代替粗放型工作方式，勇敢地从旧的角色定位中解放出来。其次，为了便于科研管理人员真正介入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财务管理部门应该在财务管理信息平台中给科研管理人员开放财务监督权限。按照部分高校的常规操作办法，一般将该权限集中于高校各学院一把手负责人手中，其他人员无权查看一个单位的总体科研经费到账情况或科研人员个体的独立到账情况。这就使得负责直接科研管理工作的管理人员完全脱离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过程，对于本单位所有经费的具体使用情况浑然不知。为了最大限度地完善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科研经费的内控机制，科研管理人员的权限必须进一步加大，以使其方便通过网络及时掌握本单位所有科研人员不同时期的到账经费、经费使用情况、票据报销情况等，要及时利用个人掌握的财务管理知识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履行提醒和指导义务，杜绝科研经费的滥用、随意借支与恶意转移。正如同志所说：“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

新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在客观上要求高校科研管理人员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做好该体系的创新管理人才，为一线创新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做好一系列辅工作。因此，在继续推进“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过程中，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该群体的队伍建设也将成为一个必须长期重视的话题，也更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以及科研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一）存货计价变更进行盈余管理

新会计准则的存货计价方式上不再包括“后进先出”法，而“后进先出”法对企业成本的影响是，当物价上涨时降低企业的当期利润，而当物价下降时恰恰相反。它以最近购进的原材料价格作为成本核算的基础，与历史缺乏对比下，这也为管理层提供了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对其的取消，也就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减少人为调节利润的可能性。

（二）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进行盈余管理

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和转回是重要的而且高效的盈余管理手段，旧准则在这方面没有限制，导致管理层可能出现某些年度大力计提资产减值，然后在其他年度予以转回，从而将利润在不同年度进行分配，上市公司也可以利用这一手段避免退市。而新的会计准则在“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资产的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上予以禁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利用此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

（三）公允价值操纵进行盈余管理

公允价值的手段也是操纵利润的手段，尤其是在长期股权准则实施后，被广泛地运用于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新准则在这个方面给出了一定的限制，例如要求企业合并中出现的支付对价与账面净值的差额直接调整资本公积，而不是通过利润进行调整；另外在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诸如投资性房地产、金融工具等计量时，也有着严格的限制，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价值公允且可计量，否则不得采用。

（四）企业合并会计处理进行盈余管理

从企业合并方面，旧准则下，企业可以通过收购业绩良好的公司或者出售业绩不好的公司来达到改善当年不良业绩的情况，从而进行盈余管理。但是新准则下，不管是股权大小，只要母公司能够实际控制，都需要纳入母公司当年的合并报表的范围，从而不能通过收购或者出售子公司的形式来进行盈余管理。

（五）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关联方由于利益相关，是最容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实体了。关联方在进行交易时，其交易对价不如市场其他交易那样的公允设定，从而达到利益输送和转移的目的。新的准则下，扩大了关联方范畴的界定，凡是与企业利益相关或者受其以及其近亲属实际控制的都属于关联方范畴，再对这些交易价格等进行控制，非公允的计入资本公积，只有公允的才计入当期损益。这样一来，就极大地限制了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二、新会计准则滋生的新的盈余管理方式

（一）固定资产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

新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固定资产会计估计的变更，主要运用未来适用法进行计量，由于固定资产的价值相对较大，一旦有证据表明可以进行会计估计变更，这对企业未来的利润和纳税影响将是巨大的，并且，这一影响不是短期，而是可以影响未来许多年。所以，利用固定资产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不仅效率高，而且影响范围大，是一个良好的盈余管理手段。

（二）政府补助核算进行盈余管理

政府补助时常涉及的金额较大，它分为资本性补助和费用性补助，对于前者，需要记入递延收益予以以后年度摊销，而对于后者，直接在当期记入损益。但是这二者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明显，所以给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

（三）利用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和方法或开发费用资本化调节盈余

无形资产的摊销不只局限于直线法，摊销年限也具有可选择性，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则不予摊销。所以，企业可能会通过调节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或方法来进行调节盈余。例如减少摊销年限和加速摊销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反之，可以降低利润，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此外，新准则还运行无形资产开发费用资本化。规定公司内部的研发费用分为两个阶段处理：研究阶段的支出属于费用，于发生当期计入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只要符合准则规定的条件就可予以资本化。企业可以通过研究和开发时点的划分来扩大或缩小资本化与费用化的金额。这就增加了企业立于无形资产摊销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空间。

（四）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

新的准则规定，对于债务重组的利得或损失应该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并且计入当期损益，并且由此增加的利润只需要进行披露。对于出现财务困境的公司，可以利用债务重组，其收益将直接反映在损益表中，相比于重组之前，可能能够直接扭亏为盈，从而避免退市等风险。

三、总结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更加符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更能客观完整地反应一个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同时也是与国际更好地接轨。它在过往企业利用旧制度的不完善进行盈余管理上做出了许多限制，较为有效地限制了部分盈余管理手段。但是，新准则的实施也产生了其他盈余管理手段，这需要我们在分析企业财务数据时，对这些影响予以识别和区分，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规范等级体系,宪法,民法

一、规范等级体系中的宪法

由凯尔森提出的规范等级体系理论,主要是就一国的实在法体系而言的。他认为,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按照另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的方式被创造的,后一个规范是前一个规范的效力的理由,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空间比喻来说,就表现为高级和低级的一种关系,其中决定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被创造出来的那个规范是低级规范,而这个高级规范的创造又为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这一regressus(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1)根据这种理论,凯尔森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等级体系的结构中,“由于预定了基本规范,宪法就是国内法中的最高一级”,这里的宪法指的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它是由调整一般法律规范的创造,尤其是创造法律的那些规则构成的”,这种实质的宪法“不仅可以决定立法的机关和程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决定未来法律的内容,宪法可以消极的决定法律必须不要某种内容”,“在这种消极的方式下,不仅是法律的内容,而且还有这一法律秩序的所有其他规范的内容,包括司法和行政的决定,都可以由宪法所决定”,同时,宪法也可以积极地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2)

二、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与民法

这种根据法律规范创造方式形成的规范等级体系,便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建立,同时,这种体系强调宪法在该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和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这与西方国家所主张的宪法至上的观念相符,也契合苏联和我国所赞同的宪法为根本法的特征。因此,这种理论不但为我国,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根据这种学说,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基本规范,而民法则属于法律效力源于宪法的一般规范,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密切联系,民族国家的建立必然要求国内法律制度的统一,以宪法为最高法来建立本国的法律体系恰好适应这种需求。同时,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也与近代民族国家所主张的人民原则相适应,近现代国家的宪法都是由各国的制宪会议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而这些机关在国内都是最高权力机关,它们所制定的宪法当然应该赋予最高法规范的地位。

在我国,宪法因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特征被称为“根本法”,但这种根本法的特征应该主要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而言的。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约束一切国家权力的行使,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就立法权而言,对于包括民法规范在内的其他法律规范的制定都要遵循宪法规范,比如在民法规范的制定中,为维护宪法规定的人的尊严,要规定各种人格权;为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民法中要规定权利能力平等制度;为保障宪法中规定的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民法中要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等。如果民法规范中有与宪法原则相违背的地方,在设置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程序修改或者废除与宪法不一致的条文。就司法权而言,宪法主要关注的是司法机关是否正确适用了民法规范,如果司法机关严重歪曲、误解民法规范以至于给个人基本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违宪审查机关也必须对司法机关适用民法规范的行为进行审查。

三、作为“母法”的宪法与民法

对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另一种表述是将宪法视为“母法”,其他普通法律则被视为“子法”,这种观点认为宪法规定的都是一国的立法原则,立法机关只能根据这些立法原则制定普通法律;同时宪法也只能规定立法原则,不能代替普通立法,因此,宪法是法律之法律,是母法。(3)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宪法相对于普通法律的最高法地位,但如果把这种认识加以绝对化,就可能导致产生这样的观念:“宪法通常只规定一国的立法原则,为此,其功能只在于为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活动提供立法依据;并且因为宪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所以不能代替普通立法,也不能像普通立法那样具有司法适用性。”(4)这种观念否认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导致我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被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从逻辑上讲,“既然可将作为立法基础的规范称之为‘母法’,而将以此为依据制定的法律规范称之为‘子法’,那么,‘母法’的用语就不应成为宪法的特定称呼,相反,任何一般法或授权规范都可视之为‘母法’”;同时,母法与子法的划分实际上是比较法研究中的术语,主要是用于法律移植或继受的情形,继受他国的立法而制定的法律被称之为“子法”,被继受的国家的立法则被称之为“母法”。因此,“将此用语延用于称谓宪法,则未必完全确切。尤其从宪法与民法在规范意义上的关系来看,更是如此”,因为“民法主要调整的是私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宪法则主要是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中的许多规范都很难在宪法上找到直接的依据。而‘母法’的概念,又恰恰模糊了公民对峙国家的宪法秩序结构。”(5)因此,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调整的方法不同,前者主要是限制国家权力,后者主要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用母法与子法的分类来看待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并不恰当。

四、法规范意义上的宪法与民法

从规范意义上来讲,由于宪法是人民原则的体现,是一国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的根本法,它规定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其他法律制度的制定和适用奠定了基础,其他法律制度的制定和适用都不得逾越宪法所框定的国家的基本架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民法在内的一般法律都要受到宪法的制约。由于宪法主要是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因此,宪法可以直接用于制约民事立法行为和民事司法行为,这是宪法对民法的直接影响。

在日本,也有学者着重从法规范体系的角度来认识宪法的性质及其与民法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人认为民事立法不过是国家将社会中形成的法上升为国家承认的法而已,但“立法、裁判等国家行为对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介入这一基本事实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只强调国家对社会中形成的法的简单承认这一点,并以此否定民法作为国家法的性格,进而无视民法受宪法的制约,认为民事立法是不受违宪审查的神圣领域”,(6)这是现行宪法体系所不容的。因此,就民法也具有国家法的性格这一点来讲,民法要受到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宪法的约束。在日本,尽管基于法规范的角度,民法要受宪法的约束,但民法也有自己的个性;宪法中虽然规定了各种基本权,但这些基本权要依靠部门法才能获得实现和保护。宪法所要求的基本权保障体制,在私法领域只能靠民法来完成,民法是私法领域的基本法。民法这种“基本法”的性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构成私法领域外在体系所需概念的基本框架只能由民法来完成;二是作为私法领域内在体系的基本原理的创设也是由民法来完成的,民法正是根据作为国家和社会基本法的宪法所采信的自由主义原理,创设了传统的民法基本原理,即权利能力平等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私的自治原则等。(7)由此看来,民法一方面将宪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同时又具有不受出发点限制的个性存在,基于私的领域自身的特点创制了以私的自治为根本原则的民事基本法。

注释:

〔1〕〔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143.

〔3〕吴家麟.宪法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22.

〔4〕〔5〕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6,307.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1.风险意识。《医院财务制度》指出，医院只职称论文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建立自我发展的新机制的财务制度，才能得到髙效的发展，计划经济下，医院的各项事业基本由国家包办，财政是主要的资金供应者，造成财务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

2.成本核算。医院现行的成本核算只是分奖金、算物价的办法，未能采取全面成本管理法。

3.决策分析。计划经济下，事业单位发展的规模、项目、资金的具体运用等基本行政手段，单位缺乏必要的自，也不承担多少责任，一人或几人说了算，强调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

二、现行医院财务分析指标

医院的财务指标很多，除了医院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收支结余及现金流量状况等基本财务指标外，能满足医院管理者宏观管理需要的财务分析平价指标体系比较关注，主要包括以下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1.职工平均业务收入=业务收入/平均职工人数

其中：业务收入=医疗收入+药品收入+其他收入，下同。该指标是医院职工创造价值的体现，通过本指标的分析，对加强医院经济管理，提高医院经济效益非常重要。

2.百元固定资产业务收入=业务收入/平均占用固定资产净值(百元)。

3.资产收益率=业务收入/平均总资产*100%

该指标反映医院资产的利用水平，引导医院加强成本核算，控制成本支出。

负债比率指标，主要指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指负债总额和资产总额的比率。通常医院的资产负债率越低，说明以负债取得的资产越少，但从经营的角度看，资产负债率过低，说明医院运用外部资金的能力差；而资产负债率过高，说明医院资金不足，依靠欠债维持，偿债风险太大。因此资产负债率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为佳。一般来说该比率在60%—70%比较合理、稳健；达到85%及以上时，应为发出预警信号，医院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变现能力指标,是评价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包括流动比率和速冻比率两项：

1.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用于评价医院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到期前，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通常认为流动比率为2:1为好。

2.速动比率是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用于衡量医院流动资产中可以立即用于偿付流动负债的能力，通常情况下1:1被认为是较为正常的速动比率。

病人费用评价指标

1.收医疗款周转率=业务收入/应收医疗款平均余额。它表明医院的病人欠费回收的速度，一般认为越高越好，因为它表明收款速度快、资金占用少、坏账损失可以减少、资金流动性高、企业偿债能力强。

2.品周转率。这是药品成本与平均药品库存额的比率，测定医院药品的变现速度，反映了医院药品库存的管理水平，在不妨碍医院业务需要的情况下，应以最少限度的储存量为最好。

3.床位使用率=实际占用床日数/实际开放床日数。它反映了病床的一般负荷情况，说明医院病床的利用效率，对评定医院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4.病床周转次数=出院病人数/平均开发床日数。它从每张病床的有效利用程度方面说明病床的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院的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

5.管理费用占总支出比率=管理费用/支出总额。该指标反映医院总体的管理水平，降低该指标的途径是降低管理费用或减少管理人员，引导医院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6.固定资产增值率=全年净增固定资产/年初固定资产总值。它表明医院规模的发展及医院技术手段的更新程度。

三、改进医院财务分析的几点体会

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如下体会：

1.在不影响业务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应制定决策来提高存货管理效率。合理存货，存货的合理减少，可以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减少对短期负债的依靠，因而提高变现能力并降低财务风险。

2.做好日常基础工作，提高财务分析水平。医院财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积累，收集、整理会计的有关资料，为提高财务分析奠定基础。财务分析是医院财务管理和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它既是对医院已发生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果进行评价总结，又能为以后的财务预算、决策和计划提供有用的信息。通过加强

财务分析，能够更加客观地总结理财经验，揭示财务管理中的潜在问题和蕴含的发展趋势，认识和掌握财务活动的规律，改进财务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医院财务管理水平，更好地为医院发展服务。

3.卫生系统的应收账款周转率都比其他行业高，如何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是医院财务管理的重点，源头上制止欠费的发生，加速资金回笼。

4.购建大型固定资产及设备，应加强市场调查与可行性分析以及回报率测算，合理安排投资比例。

5.加强成本管理工作，对成本进行事前、事中、事后控制，合理制定成本开支范围。

6.合理负债融资，正确运用财务杠杆来平衡收益与融资成本。

参考文献：

体系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酒店管理是一项对实践能力有较高要求的特色性强的专业，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其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能力本位就是要变传统的专业教育为素质教育，树立融知识、能力、素质为一体的观念；树立学生是学习主体，加强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观念；树立因材施教，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观念；树立教学层次多样化，培养途径多样化的观念。在教学过程中重视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学科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不仅向学生传授现成的知识，更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索未知领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又造就学生坚实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学生在基础理论、科学素养、创新能力、适应社会变革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1]。

2.以“四个一”为支撑，构建多层次多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

2.1多层次多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的重要手段。我院在酒店管理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中，构建了以“四个一”为支撑，多层次多环节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为培养具有酒店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酒店及相关行业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业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1）多层次

多层次就是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同步，与能力培育同步，按照社会需求，将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能力培养目标分为多个层次，由低到高呈金字塔形，将能力培养分为：1）基本能力；2）专业技术能力；3）经营管理能力；4）社会适应能力；5）创新能力，五个层次，如图1所示。“基本能力”主要涉及学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基本能力训练增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性认识，掌握所学课程的基础理论，同时对于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而言，良好的外语听说能力不可或缺，这一能力与较强的沟通交流能力密切相关。基本能力实践内容所涵盖的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统计学、英语听说、商务英语、酒店英语。“专业技术能力”主要涉及酒店服务管理的能力。专业技术能力训练培养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操作技能，了解酒店的运行规律，熟悉酒店环境，增强学生对酒店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对所学课程的基础理论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所涵盖的课程有：前厅与客房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管理概论、组织行为学。“经营管理能力”主要涉及酒店经营管理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训练承接专业技术能力训练，进行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培养经营管理能力，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管理理论，更容易地参与到实践教学中来。主要涵盖的课程：酒店督导、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酒店公共关系、酒店管理信息系统。“社会适应能力”主要涉及综合设计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训练旨在培养学生对多门课程综合知识的应用能力，体现思维方式、知识应用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训练内容主要依托酒店的真实案例，仿真进行管理操作，主要涵盖的课程：酒店开业筹备、酒店运营实务、酒店运营效益评估、酒店立项可行性研究、毕业论文设计[3]。“创新能力”主要涉及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创新能力训练以课题研究小组为组织形式，以科研实践为主题，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科研课题，较系统地掌握从文献查阅、选题、研究方案设计与实现、论文撰写、报告与答辩、结题等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感受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得到独立科研能力的锻炼，主要涵盖的课程：立项课题研究和毕业设计。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一体化课程结构设计。

（2）多环节

为保证课程计划的全面落实，我院构建了“实训—实验—实习—毕业设计”多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训”将通过基本技能实训、专业技能实训和综合技能实训，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实验”是学生通过在实验室内模拟酒店经营管理的实践条件与实践环境，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模拟条件与模拟环境下的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实习”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最关键环节，整个教学过程含教学与科研两种因素，是对已有知识的应用、探求问题的解决和寻求新知识的过程。通过建立和完善校内外综合实训和实习基地，有计划地将教师已完成的企业横向课题根据教学需要转化成为综合性、创新性的实践项目，或为学生提供企业现实环境中的真实项目开展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路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毕业论文”是学生运用在校学习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过程，也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对于培养学生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有着重要意义[4]。

2.2实践教学体系以“四个一”为支撑

（1）一个全方位的实践环境

全方位的实践环境是酒店管理专业实施实践教育必不可少的硬性条件，其主要包括校内实验设施设备和校外实习基地两部分。建设好校内实践环境是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主要有：1）利用现有的基础实验室和酒店管理信息系统软件，模拟前厅、客房、餐厅管理实训；2）运用多媒体条件开展案例、双语、情景教学；3）在校内实习基地（学校招待所）开展酒店各部门服务技能模拟实训。校外实践环境是建设实践教学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有：1）与本土高星级酒店建立合作关系，发展其成为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基地；2）与全球知名酒店与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发展其成为毕业实习基地。全方位的实践环境建设可以保证不同阶段实施实践教学的需要，帮助学生逐步地了解酒店，熟悉酒店工作流程，将学过的专业理论转化为实践，知识转化为能力。

（2）一支“双师型”师资队伍

“学者型”与“实践型”兼备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应同等对待。针对现有的问题可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解决：一方面在内部形成培训制度，或通过系统培训，或通过派出教师去实习基地中挂职实践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聘请掌握岗位核心能力的酒店管理人员参与实践教学，或随堂上课或进行专题讲座，发挥他们懂业务、掌握专业前沿发展动态的优势，以保证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

（3）一个创新的实践平台

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和政府、企业举办的各类演讲比赛、服务技能大赛等，并为其提供便利；鼓励学生考取相关旅游职业资格；高年级的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可适当参加一些科研工作。

（4）一套实践成绩评定方式

对学生实践成绩考核应采用自我考评、教师考评、酒店考评、实习作业多层面的评定方式，主要以学生实践表现为依据来确定实践课的成绩，从而提高学生参与实践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考试与教学过程的阶段考查（作业、实践、项目训练、随堂测验）相结合，并确定阶段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重点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实践成绩的考核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1）平时成绩。每次实践记单次成绩，是对该次实践的态度、技能、报告以及到课情况的综合评价，单次成绩汇总后作为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50%。2）期末成绩。要求学生独立完成课程或项目的设计报告，考查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方面所占成绩比重为50%，对于有创新的学生，成绩从优。毕业实习时，在完善对学生考核制度的同时，对指导教师和辅导员也应有相应的考核和必要的奖惩。

3.结语

我校酒店管理专业构建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学生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实践环境、师资队伍、实践平台、成绩评定为支撑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对提高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能力和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酒店管理教育仍处在起步阶段，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专业实践性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等都要有所创新和发展。我们还要勇于实践，不断探索，吸取其他院校的实践性教学经验，不断完善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践性教学体系，为培养高素质酒店管理人才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