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担保范文

融资担保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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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由于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率直线上升，个别担保公司因无力代偿而面临破产风险。

经济下行、银担合作倒退、监管政策掣肘。多种因素叠加，让仅有22年成长史的中国担保行业，正经历一场“彻骨寒冬”。国家相关部委正在进行政策调整，以期纾缓困局。

2014年12月，总理对融资担保作出批示，“发展融资担保是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国务院召开全国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相关政策调整也已紧锣密鼓地进行。综合各方信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再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将会建立，同时大力发展各级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行业分化亦将加速。

目前，国内共有8000家融资担保机构，其中70%为民营，30%为国有。接近银监会的一位人士介绍说，监管层针对融资性担保公司杠杆率等政策的调整，确实意在发展国有担保，但是并不是要“围剿”民营担保，谁进谁退，最终还是交由市场决定。 担保是一面镜子

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时，全国工商联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提案》。这份由湖南省工商联完成初稿的提案，所述当下融资担保机构所遇的困局，颇有代表性。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贷款担保风险加大，多数担保机构业务量大幅度下滑，生存举步维艰。长沙市担保协会50家会员机构中，2014年担保余额增长的仅5家，有13家未做业务，有20家未做新增业务。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率直线上升，个别担保公司因无力代偿而面临破产风险。

该提案认为，银担合作倒退也恶化了民营担保公司的生存环境。从2012年起，银行大幅压缩对担保机构的授信额度，取消一直给予的代偿宽限期，在保证金、放大倍数、代偿率等方面设置了严格的门槛，有的银行则完全终止了与民营担保机构的合作。

担保属于从属性行业，它的发展既受制于资金供给方――金融机构的放贷政策，又受制于资金需求方――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款意愿等。近两年经济下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位受访的担保公司负责人说，担保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经济的健康状况。

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世奇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小微企业担保贷款1000亿元，其中国有担保公司占三分之二，民营担保机构占三分之一。2014年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出现了停滞，绝对额开始小幅下降，而民营担保机构萎缩得更明显。

“全市130户担保机构，除了10多家政府出资，110多家民营担保机构真正有新增担保额的也就40户左右，正连续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在下降。” 李世奇说。

另有一组官方数据也可以看出担保业的结构与状态。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8185家融资担保机构，其中70%的机构为民营，30%的为国有。这8000多家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为8793亿元，平均来算，每家担保公司注册资本1.07亿元，每家担保机构在保余额3.14亿元，放大倍数仅为2.34倍，“散、小、乱”的担保业远未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洛阳、邯郸等地陆续爆出担保公司“跑路”潮之后，担保业面临的问题引起了高层注意。接近决策层人士透露，担保行业的监管政策将会调整，例如对担保公司资本放大倍数有望扩大到15倍-20倍，对不同机构不同业务实施分类监管，同时有望仿效法国、韩国、台湾地区经验，建立国家层面的再担保体系、担保基金。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放大倍数不到3倍的担保公司来说，吃不饱是最为紧迫的困难，杠杆率的提高对他们并不会有直接影响。部分监管政策调整，会让一些规模庞大的国有担保公司受益，使其体量越来越大。

广受担保机构关注的允许担保业对外投资的规定或有松动。此前监管部门规定，担保公司对外投资比例不超过20%，但安徽等地对经营较好的担保公司已放开到35%;北京对担保公司做委托贷款业务的限制也已突破，这些地方业已试行的做法有望得到认可。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瀚华担保）总裁周小川建议明确担保机构的定位。目前担保公司从事的是金融业务，但是定位为一般的工商企业，一般企业身份导致很多业务在抵押或质押时存在障碍，产生的代偿损失也无法做税前抵扣。

同时在资产处置上，担保公司也缺乏特殊通道。周小川认为，“如果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做流动性支持，比如根据不同的融资担保机构自身化解风险的能力，折扣收购担保公司资产包，还可以把这个资产包转成资产证券化产品，用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 担保体系“补漏”

整体改革在即，包括银监会、工信部、财政部等涉及担保业管理的诸多部门，正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研究机构、担保机构、行业协会的政策建议。这其中，包括一份来自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中投保）的建议。

成立于1993年的中投保，是国务院特批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专业担保机构。在这份名为“关于构建国家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建议”中，提出设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将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纳入政策性金融体系，发挥公共财政职能。

根据中投保的建议，基金明确为政策性定位，资金来源可以包括财政资金、金融机构出资等;基金可以委托有丰富经验、有市场品牌的专业担保机构来管理。基金的功能可以是多层次的，包括为地方担保机构提供风险分担和信用增级，提供流动性支持，提供风险管理技术培训，甚至可以通过设立覆盖全国的互联网融资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融资服务。

中投保公司首席风险官李力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国际经验以及中投保以往的运作实践，通过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这种基金模式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多位受访的研究人员认为，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因而应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以法律形式明确其政策性、公益性的定位。从国际经验来看，共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由政府机构来运作，如美国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政府通过贷款担保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facebook、apple公司在最初萌芽状态时从该机构获得过帮助。

另一种是日本的行业协会模式。日本有52家信用保证协会为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信用保证，同时日本政府出资的金融公库为这52家信用保证协会提供再担保，分散风险。由于社团法人主动风控动力不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日本金融公库仅2008年前半年赔付金额就高达66亿美元。

第三种是委托专业担保机构运作模式，法国、韩国、台湾地区采用这一模式，由政府委托专业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业务，通过自身的业务渠道网点开展业务。1974年成立的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到2013年末该基金规模已达到222.6亿元。该基金通过与银行谈判，约定各自承担一定比例的代偿风险。相较之下，该模式运行效率较高，运行效果良好。

中国的担保行业发展仅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再担保体系尚未完备。1999年，国家经贸委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时提出“一体两翼三层”思路，其中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一体”，商业性担保机构和行业互保机构为“两翼”，“三层”指担保体系中中央、省级、地市级三个层面。其中市一级担保机构负责辖区内受保企业的直接担保业务;省一级担保机构主要对市级担保机构进行再担保;中央一级担保机构由中央政府为主出资设立。

但是实际上，中央层面的再担保体系一直未真正建立。据悉，当年中投保成立之后一直想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再担保体系，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行。此后，各省建立了省级担保或再担保机构，对市县担保公司进行再担保。在此分割状态下，担保公司跨区运营困难重重，同时也与银行系统的总分架构不匹配，谈判能力较弱。

各省省级担保机构定位不同，有的定位为商业性担保机构，从事融资或非融资担保业务。再担保作为这类机构业务的一部分，由于多数实行的是一般责任保证，即担保机构破产后再担保才介入，而且是对债权人直接赔付，对担保机构分散风险意义不大。

“从理论上说，再担保应该是担保公司的风险分散机制安排，而不是对债权人的救济制度。我们建议再担保的保障对象应该调整为担保公司，通过弥补原担保人自身可能无法覆盖的代偿责任，一方面保障担保行业向健康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间接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李力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也有利于解决财政资金对担保机构支持平均化倾向。2013年，各级财政共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了30亿元的支持，其中14.1亿元补贴744家担保机构（包括再担保机构），平均每家获得的补贴不足200万元，这种撒胡椒面式的补贴备受争议，既解决不了担保公司流动性问题，又解决不了与银行的谈判问题。另外15.9亿元用于支持6省（市）建立担保代偿补偿资金，但是由于实行责任相对较小的一般保证责任，代偿补偿金基本未用，未起到增信、分险功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建议，集中目前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发展资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农业信用担保基金，资金构成来自财政资金、银行捐助资金、企业和行业协会捐助资金。

由于公司制运作成本高，张承惠建议今后避免设立政策性担保公司。她认为，中央设立的资金主要资金作为“母基金”，引导省市政府建立和完善担保基金机制作用，地方信用担保基金与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具体负责担保工作。 无盈利模式？

1999年国家经贸委提出“一体两翼三层”思路，确立了担保业的开放格局。国有、民营、外资均可进入这个新兴的行业，这促使此后数年，担保行业快速扩张，并很快形成了民营担保为主体的局面。

李世奇认为，当年国家经贸委的思路完全是正确的，“当时政府拿不出钱，只有吸收民间资金进入担保行业，通过民间资本有限资金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一批小微企业发展。”

一些做实业的资本将其作为进入金融业的跳板，纷纷涌入担保业，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成立担保公司为实业资本融资，这种自己为自己融资担保的现象，是早期担保机构出问题的原因。

成立于2004年的瀚华担保，正值国内担保公司快速起步之时，目前该公司已发展为国内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总裁周小川说，“起步阶段的时候，有很多想法，也尝试了很多种模式，例如在2009年股改之前也经历过投担结合的模式。”

周小川说，这种担保加投资的形式弥补了担保收益不足，提高了担保公司的整体收益，“我们理解，这种模式是套用了银行的信用，短贷长投，很容易给担保机构带来流动性风险和压力，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采用这种模式，而是专注于中小微信贷模式。”

主张担投模式的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担保公司――深圳中科智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智”）。董事长张锴雍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担保投资是担保公司未来发展的一种商业化模式。

成立于1999年的中科智，发展速度很快。2005年，有四家外资股东―亚洲开发银行、花旗亚洲企业投资公司、美国凯雷集团和美国通用商务融资集团入股中科智，总投资额达1.1亿美元，持股比例达40.82%。2008年，总部位于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出事”，使得这一模式隐藏的风险暴露，同时也引起了融资担保无盈利模式的探讨。

担保公司为客户担保贷款时，往往收取50%的贷款利率作为担保费，大约在3%-5%之间。按照全国平均放大倍数（2.34）来算，担保公司收益在7%-12%之间，在不发生代偿情况下，这样的收益并不低。但是一旦发生代偿，往往会吃掉几十笔业务的收入。

更大的问题缘于无资本金补充机制。担保贷款时，银行往往会向担保公司收取融资额的10%-20%作为保证金，同时，担保公司还要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提取风险准备金等。这就导致担保公司大量资金趴在银行账户上，业务规模越来越大，资本金不足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定位为一般工商企业的担保公司，却不能像一般商业企业一样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引进外资股东，因而在资本金不足情况下，一旦发生多起代偿就会出现流动性危机，实力薄弱的就只能“跑路”。

绝大多数担保公司面对的客户是中小企业，从资信角度来说，属于“银行挑剩的”次级客户。由于这类企业抗风险能力弱，违约概率相对较高。国内的部分担保公司采取“小额、短期（6个月以内）”的方式防控风险，通过抬高保费、做大规模的办法对抗可能出现的代偿。一家规模较大的担保机构财务数据显示，2013年融资担保费率高达5.25%。

中投保首席风险官李力认为，从商业可持续角度，担保公司采取“小额、短期”的方式可以降低风险，但是对于借款人而言，借款成本过高，用款时间太短，只能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解决不了企业扩大再生产需求。

因而，小微企业担保贷款领域，商业性担保机构的劣势会越来越明显，这恐怕也是近些年国有担保机构快速扩张的原因之一，因为其成本低、没有生存压力的优势明显。

2012年，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担保公司违规事件，这一连串事件给担保行业带来的伤害至今没有愈合。此后，监管部门出台文件整顿，并“一刀切”将商业银行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关系掐断，担保行业迎来了一场“彻骨寒冬”。

全国8000多家担保企业除了中合、中投保等“国家队”外，多数民营担保生存举步维艰，其中两类企业经营状况相对较好，一类是规模较大的，例如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与银行谈判能力较强，同时进行综合运营，业务链之间可以在信息、技术、风险防控上共享。二是做小范围、精领域的民营担保公司，这类企业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与多家银行合作;二是资本金很实;三是有自己的独立稳定的客户群;四是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管理体制须改革

多龙治水，是多数行业管理体制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年轻的担保行业也不例外。

担保行业的监管部门历经多次变迁，从最初的央行到后来的国家经贸委，再到国家发改委，2010年正式由银监会牵头的七部委联席会议监管。

一位资深担保人士介绍说，2008年，中科智担保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等问题曝光后，当时的银监会站在银行角度指责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存在问题，后来国务院决定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融资担保业务，由于涉及工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决定设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体制客观上还是银监会主导”。

银监会介入，让国内担保公司为之一振，认为自己已成为银行的“兄弟”，必将提升担保业的社会地位。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后来才发现担保是“干儿子”，银行才是“亲儿子”，银监会出台的政策基本上站在规避银行风险角度，不断清理整顿担保公司，对于支持行业发展鲜有举措。

备受争议的一点，是担保公司对外投资比例不超过20%的规定，在业内人士看来，这降低了风险，却牺牲了发展。按此规定，即使担保公司业务量很小时，富余的资金也无法进行投资，致使大量资金闲置，部分担保公司只好铤而走险，违规抽逃资金进行投资。

由于担保公司融资担保时，已按银行要求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同时提取了风险准备金，按理说已覆盖风险。在此之外限制对外投资比例，限制了公司盈利，为此，受访的担保公司建议监管部门放松对担保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

李力认为，目前对担保行业的监管没有考虑不同机构在资本实力、业务领域等方面的差异，而是采取“一刀切”管理，建议监管部门借鉴银行、保险等持牌金融机构的监管思路，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特点、经营策略及风险特征采取分类监管。

2011年，银监会明确担保公司属地化管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审批权和管辖权在省级政府。各省做法也不统一，多数在地方金融办（局），少数在由工信（经信），个别地方在财政部门。监管方向、监管力度参差不齐，特别是担保公司跨区域开展业务形成了很大制约。

银行人士一度对这次调整寄予厚望，认为自此之后担保机构将更标准更规范，但是后来发现，管理部门和管理标准不一，状况并未改观。这导致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心存疑虑

融资担保范文第2篇

《财经》记者 张曼 实习记者 王培成

3月10 日,银监会等七部委联合《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将融资性担保定性为具有信用放大和财务杠杆作用的金融性质中介,开启融资性担保公司审慎监管之幕。

《办法》虽未将融资性担保纳入金融机构范畴,但比照银行引入资本充足率、集中度控制等监管理念:融资性担保放大倍数不得超过10倍,对单一担保人担保余额不能超过净资产的10%,其他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的20%。

负责《办法》制定的人士表示,担保业市场定位不清,机构发展无序,主业萎缩,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可持续经营能力差,此番对投资比例设限引起颇大争议,但最终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并兼顾收益性,确定为20%。

《办法》给予融资性担保公司一年的宽限期,只有在2011年3月31日之前完成规范整顿,达到监管要求,才能获得准入牌照。

多位业内人士坦承,目前担保机构虚假注资、抽逃资本金、“挂羊头卖狗肉”不务正业的问题比较突出,一年内完成整改,难度不小,部分“意不在此”的机构可能会主动退出。

对于即将展开的清理整顿,上述监管人士也并无把握。

担保业痼疾已久,目前既要规范担保公司发展,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又要顾及现实的监管能力,只能试行适度的审慎监管。

监管模型初具

融资性担保主要指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增信的业务,如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等。服务对象以抗风险能力较弱、无法向银行提供足额合格抵质押品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为主。近年来少数大型担保公司逐步涉足信用债担保等领域。

具体的业务模式是:担保公司凭借专业风险识别能力筛选出具有还款能力者,为其贷款偿债担保,收取约2%的担保费。此过程中,银行为控制风险,往往要求担保公司提供从零到30%的比例不等的保证金作为存款,因此担保公司可以“以小博大”进行杠杆运作。

但在实际运营中,不少担保公司业务运作规范性差、内部管理松弛、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不足,经营管理失范,并不受银行认可。

目前虽然没有针对融资担保规模的统一数据,但据监管部门摸底调查,银行对担保公司认可度差,担保公司提供增信的贷款业务占银行贷款总额比例非常小。

一位重庆地区政府性担保公司人士表示,很多基层政策性担保公司放大倍数仅1倍,依靠财政补贴勉强运营。

根据监管部门摸底,中国担保业平均放大倍数仅约3倍,最高放大倍数为6倍,与日本、中国台湾超过18倍的杠杆率相去甚远。

一位曾考察日本担保行业发展、经营担保公司十余年的资深人士表示,其他国家的中小企业担保多为政策性。日本模式是一家大型专营机构下设数十家分支机构,有严格的业务规范流程和风险分担机制,杠杆作用明显。

“中国担保业低门槛、无监管发展了近20年,全国遍地开花,在工商登记带有担保字样的公司有近2万家,但行业市场定位一直不清晰,主业发展不足,没有找到持续经营的业务模式。《办法》就是要通过监管助推担保公司发展主业、做大规模。”一位监管部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为此,《办法》明确融资性担保机构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和受托投资业务。而此前,受托发放贷款是担保机构腾挪资金的主要手段之一,“中科智丑闻”即为典型。

针对担保业普遍存在的财务造假、抽逃资本金等情况,《办法》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按季度向监管部门报告资本金的运用情况,并每年报送经营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等文件和资料,由监管部门进行统一评估。

此外,监管部门将另行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

囿于中国担保监管“九龙治水”、形同虚设、主要作用是兑现财政税收补贴的现实,国务院明确由银监会牵头,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七部委建立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办公室设在银监会,负责研究制订政策措施和监管制度,主要起协调指导作用。地方政府指定具体部门,承担准入牌照发放、日常监管、风险处置等具体监管职能。

据联席会议人士透露,目前确定15个省由地方金融办监管,14个省由当地中小企业局监管,2个省由财政厅相关部门监管,各地正在开始调查摸底,准备开展清理整改工作。

在担保业内,大部分担保公司兼营融资性担保业务和其他工程履约担保、预付款担保、诉讼保全担保,以及与担保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此次《办法》规范对象主要是以融资性担保为主业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其他合伙人制、互助制,以及政府主导的事业单位如担保中心等参照管理。

纠偏投资依赖

担保机构“不务正业”,大量资金转向投资。

北京市担保业协会统计显示,投资业务已经是担保公司主要利润来源,但这部分业务的收益随市场波动变化较大。2008年该协会71户担保机构担保业务收入7.76亿元,投资收益9.14亿元,最终利润8.46亿元。2009年,由于市场低迷,94户担保机构投资收益下降至5.79亿元,担保业务收入17.3亿元,最终利润下降至4.07亿元。

北京一家经营七年的民营担保公司,2008年担保业务收入810万元,但当年公司最终盈利近千万元。甚至还有部分担保公司完全打着担保的“幌子”充当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

对此,《办法》明确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而2009年北京市94户担保机构各类投资(不含债券类投资)113.95亿元,占注册资本的45.03%,远远超过了20%的规定。

这已是担保业内“常态”。业内资深人士表示,现在很多担保公司担保业务量有限,仅能放大1倍左右,闲置资金较多,就会利用部分剩余资金参与资本运作,投资品种“五花八门”,个别担保公司投资额度甚至达到了惊人的70%左右。

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会长李世奇直言,目前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要一年内完成规范整改,最大的困难是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投资额度较高,而且在投资类型中,股权投资占有一定比例。

一位担保公司人士分析透露,国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做股权类投资很普遍,主要投资方式有两种。一是委托第三方理财协议,但这种协议一般期限较长,三年为主;二是直接投资企业、担保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咨询中介公司,这其中包括参股和直接控股两种方式。

该人士进一步表示,委托第三方理财协议只有到期后才能终止,退出相对困难;股权投资中参股比较好处理,但是如果是控股,就很难退出。

北京市担保机构投资额度普遍较高,投资规模要整改规范,非股权投资额度比较好限制,但是股权投资非常难处理,李世奇表示,股权投资这部分将是监管部门整改、规范的重中之重。■

资料

中科智风波

中国中科智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智)曾是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担保机构,被称为中国担保第一品牌。其注册资本金曾超过30亿元人民币,与31家中外银行合作,累计担保额近900亿元。

2008年9月,中科智爆出12.2亿元巨亏,为17.29亿元委托贷款计提高达9.47亿元的拨备(详见《财经》2009年第14期)。中科智委托贷款违规操作方式是:一部分的委托贷款只是在中科智内部资金空转,即“左手贷给右手”,反复操作,用以制造出虚假业务规模和资本金规模。

由此牵出中科智非法挪用资金、虚构公司业绩、抽逃资本金、大量参与股权投资等问题。

而近些年来,类似事件在担保业时有发生,引起高度重视。各部委分头摸底担保业情况。

融资担保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机遇；挑战；对策

一、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面临的问题

（一）中小企业资金短缺、融资受阻、发展后劲乏力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种因素影响，同大企业相比，在贷款融资、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等方面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近几年，中央银行和各有关部委以及各金融机构共同努力，一直试图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融资瓶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通过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来培育和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及一些配套政策，用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解决资金难的问题。但这些政策性扶持措施对多数发展中存在融资困难的一般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自身条件的不足也只是望梅止渴。我国中小企业有近80％缺乏资金。由于缺少不动产抵押品，贷款无门，使得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日益严峻。一些企业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态，大多数企业设备的更新速度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技术研发投入几乎没有，严重束缚了中小企业创新的动力和竞争力。加上近几年，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制，大量撤并机构，从落后地区和小城镇完成战略性撤退，导致这些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的“真空”，致使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全局。

（二）信用不佳、金融机构惜贷、动产担保融资还需时日

由于中小企业时有骗贷、逃贷等严重事件发生，银行为了保证资金安全，通常的做法是得到足够的担保物之后才发放贷款，而这恰恰是中小企业的软肋。由此，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采取“惜贷”、“慎贷”、“恐贷”政策。有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能获得无担保贷款的仅有5.6％，比大企业低20个百分点，大多数中小企业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被拒绝贷款。《担保法》为中小企业撑开了一把信用伞，但现实中我国担保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原因是大多中小企业可提供担保的资源范围狭窄，与动产担保相比，不动产担保明显更受金融机构的欢迎。《物权法》的实施虽然从立法的角度给一些动产抵押登记提供了法律效力，但在操作中，只有土地和房地产等不动产和选择性的优质动产，金融机构、担保机构才会将其列入发放贷款的首选，这已成为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为防范中小企业道德风险和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小企业信用低又缺少金融机构需要的不动产担保抵押品，出现了企业中有大量风险抵押较大的动产闲置，资金占用在动产上而无法抵押贷款，严重短缺发展资金，造成中小企业生产、发展的恶性循环。实质上讲，《物权法》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生效实施只是为中小企业用动产抵押融资提供了新的选择，为银行业创新金融产品提供了平台。要解开银行业“惜贷”、“慎贷”、“恐贷”心结还要银企双方的实践和探索。二、中小企业动产担保融资的对策

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首先应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其面临的外部融资障碍，如直接上市条件不足、银行贷款困难等，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资产结构不合理、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加上经营活动运作不规范、信用缺失严重、偿债能力及抗风险能力弱等因素造成的。中国入世意味着内资、外资企业将均按国民待遇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在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不可能享受到额外的优惠待遇。要想立身于市场竞争中，能改变的就是自己。

（一）抢抓机遇，敢于创新，提升企业价值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发展战略核心。中小企业要紧紧抓住和用好科技进入重要跃升期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灵活的优势，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市场前景好、质量高的新产品，走小、专、精、特的发展道路来增加自创无形资产的价值，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获利能力，为外部筹资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强自身的创新意识，开动脑筋，不等不靠，用创新的概念把传统的工作做活，用好的项目、好的创新概念提升项目获利空间。比如，可采用借鸡下蛋的办法，充分利用好很有市场前景，但是自己没有足够资金的产品，采用分拆、转包的方式对外加工，然后自己组装，用市场、经营去融资，来达到分流资金需求、降低财务风险，吸引金融市场、风险投资者愿意合作的目的。

（二）优化资本结构、规范经营活动、强化资金需求预算

中小企业在总资本结构中存在着负债比率高，自有资本比率低；在总负债结构中，流动负债比率高，长期负债少；在自有资本中，内部积累又偏低，资本结构不尽合理，资产管理效率低下又盲目举债，没有认识到举债具有财务杠杆效应，而财务杠杆是一把“双刃剑”，潜在着财务风险。只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资本结构，强化存量资产，并适度保持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比例，在确保企业获利能力的同时增强资产的流动性，同时制定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如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应收账款、存货管理等制度，从而提高新增资金采用负债融资的安全性，才可适度负债融资。另外，中小企业应规范经营活动运作方式，创新融资形式，注重利用企业内部股权融资，善于利用租赁、应收账款出售、应收票据贴现等开展账外融资，把融资与融物结合起来，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来改善企业的资产结构。此外，只有做好财务分析和控制，做好资金需求预算，相对固定融资渠道，重视对预期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的科学决策，捕捉瞬间商机出现的有利时机，提前做好融资安排，才能实现商机向收益的转变。

（三）强化信用意识，完善自身素质，提高企业信用等级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信用是合作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良好的信用关系是企业正常经营的保证。中小企业要想获得融资支持，必须增强信用意识，重塑还贷形象，通过提高自身综合管理水平、经济实力，来改善信用、取信社会、取信公众、取信银行。同时，要改变家族式经营、企业信息内部化、信誉观念淡薄、信用等级低、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还要在健全企业制度，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生产经营的透明度，保证会计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和连续性上下功夫，加强会计制度建设、规范财务信息核算、提高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和透明度，以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金成本的提高。在与其他企业的日常交往中，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维护并不断提高企业信誉，争取商业信用。

（四）加强资金管理，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中小企业应把资金管理作为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关健。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对日常资金的收支管理，编制合理的现金收支预算，并及时地进行现金预测和规划，以随时了解企业的现金需求，做好资本预算的编制工作，根据企业资金的需求状况，合理安排资金融通事宜。同时，还应建立健全内部积累制，制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政策，留有足够的利润以解决临时性和突发性资金需求。具体操作中，一方面，可加速增提折旧基金；另一方面，可通过税后利润补充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以增强企业自我补充、自我发展的能力。建立健全良好的用资机制，加强对融入资金的使用及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资金运作产生最佳的效果。通过以上的努力，达到从企业制度上根本性地提高企业融资能力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出版.

[2]史永翔.搞通财务出利润——总经理财务课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融资担保范文第4篇

如上所述，在美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中，均将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担保界定为让与担保。我国在构建融资融券的担保制度时，充分借鉴了上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做法，创造性地引入了让与担保。[i]目前，我国有关融资融券担保的规章、规则主要有以下几个：中国证监会2006年6月30日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8月21日分别的《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和中国证券业协会2006年9月15日的《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兹将我国有关融资融券担保的具体规定缕述如次。

1．融资融券担保账户的开立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业务，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分别开立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信用交易证券交收账户和信用交易资金交收账户。融券专用证券账户用于记录证券公司持有的拟向客户融出的证券和客户归还的证券，不得用于证券买卖；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用于记录客户委托证券公司持有、担保证券公司因向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的证券；信用交易证券交收账户用于客户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结算；信用交易资金交收账户用于客户融资融券交易的资金结算”；第11条规定：“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业务，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在商业银行分别开立融资专用资金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融资专用资金账户用于存放证券公司拟向客户融出的资金及客户归还的资金；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用于存放客户交存的、担保证券公司因向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的资金”。

由此可见，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业务，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商业银行分别开立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

2．对融资融券担保物的具体管理

（1）融资融券担保物的种类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融资、融券，应当向客户收取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保证金可以证券充抵”；第25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将收取的保证金以及客户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价款，分别存放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作为对该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的担保物”。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与台湾地区一样，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品也分为两类：金钱担保物和证券担保物。

（2）融资融券担保物的所有权归属

在融资融券担保问题上，我国完全突破了现有担保法的框架，将客户提供的融资融券担保物的所有权归属于担保权人—证券公司。对此，我国上述规章、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①《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融资融券合同应当约定，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内的资金，为担保证券公司因融资融券所生对客户债权的信托财产”；第31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据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记录，确认证券公司受托持有证券的事实，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证券持有人名册。

②《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

《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第六条规定：“合同应约定融资融券特定的财产信托关系，具体如下：（一）信托目的。甲方自愿将保证金（含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下同）、融资买入的全部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全部资金以及上述资金、证券所生孳息等转移给乙方，设立以乙方为受托人、甲方与乙方为共同受益人、以担保乙方对甲方的融资融券债权为目的的信托。……（四）信托财产的管理。上述信托财产由乙方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与甲、乙双方的其他资产相互独立，不受甲方或乙方其他债权、债务的影响。（五）信托财产的处分。乙方享有信托财产的担保权益，甲方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甲方在清偿融资融券债务后，可请求乙方交付剩余信托财产。甲方未按期交足担保物或到期未偿还融资融券债务时，乙方有权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对上述信托财产予以处分，处分所得优先用于偿还甲方对乙方所负债务……”

（3）对融资融券担保物的管理和处理

在对融资融券担保物的管理和处理上，我国的规定与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如出一澈。例如，《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逐日计算客户交存的担保物价值与其所欠债务的比例。当该比例低于最低维持担保比例时，应当通知客户在一定的期限内补交差额。客户未能按期交足差额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第2.17条规定：“投资者未能按期交足担保物或者到期未偿还融资融券债务的，会员应当根据约定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处分客户担保物，不足部分可以向客户追索”。

二、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法律困境的具体表现

如上所述，我国证券公司在经营融资融券业务时，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开立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融资融券担保物的所有权应从客户移转给担保权人—证券公司；客户未能按期交足担保物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国现行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担保的法律性质应为让与担保。

在明确我国融资融券业务中担保的法律性质后，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我国现行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已经陷入了一个难解的法律困境：一是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民法通则》和拟订中的《物权法》中缺位，导致融资融券让与担保制度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其合法性备受质疑；二是在让与担保制度在立法上缺位的情况下，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现行担保法律相冲突。

1．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民法通则》和拟订中的《物权法》中缺位

前已述及，在美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中，均将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担保界定为让与担保。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或者通过立法或者在司法实践和判例中确立了让与担保制度，因此，其在融资融券业务中采行让与担保制度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然而，在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让与担保制度的规定尚付阙如，拟订中的《物权法》几经反复，最新一稿的《物权法（草案）》（七审稿）又删除了有关让与担保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制定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是按照让与担保模式来设定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担保关系的，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只是中国证监会的规范性文件，其所确立的融资融券让与担保制度，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持而备受合法性质疑。

2．在让与担保制度在民事基本法中缺位的前提下，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现行担保法律存在冲突

在让与担保制度在立法上缺位的前提下，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现行担保法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冲突：

（1）《担保法》第2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根据该条规定，我国现行的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未给让与担保提供存在的法律空间。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该条明确规定“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质言之，如果没有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如让与担保）设定担保的，其有效性就很难得到法院的认定。

（2）在股票作为担保物问题上，《担保法》只规定了质押一种方式，且担保物的所有权不发生移转。《担保法》第78条第1款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上述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票出质的，其合法有效性有赖于以下两个条件的成就：一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二是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但所有权不发生移转。

显然，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与上述规定相冲突。

（3）《担保法》第78条第2款规定：“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而在我国融资融券业务中，投资者未能按期交足担保物或者到期未偿还融资融券债务的，证券公司应当根据约定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处分客户担保物。此种做法与担保法的上述规定也是不一致的。

融资融券担保制度法律困境的解决思路

众所周知，能否建立合法有效的担保关系，直接关系到融资融券担保物的安全，关系到证券在借贷合同中的债权可实现性，关系到融资融券整体性市场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但是，就法律适用而言，现行担保法律制度不能完全适应融资融券的业务需要，[ii]其他法律在有关让与担保制度的规定上也是尚付阙如，这就导致了我国按照让与担保模式设定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陷入了法律困境。我们认为，要化解我国现行融资融券担保制度法律困境，就亟需在拟订中的《物权法》中增加有关让与担保的规定。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专家学者和立法者们基本上是以我国法律认可的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这三种担保物权为基础，同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种类来建构我国的担保物权体系的。对于《物权法》是否应当规定让与担保权，学者之间存在着很大争议，并主要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iii]概而言之,即肯定说和否定说。

学术界的上述分野和争论对我国的物权法立法构成了重大的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多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对让与担保的态度，也因起主导作用的专家学者的更替而摇摆不定，但否定意见最终占据上风。在2002年12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民法（草案）》将让与担保权确立为普通的担保物权，此后，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均将“让与担保”作为专章纳入其中。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物权法（草案）》的时候，删除了让与担保的规定。[iv]目前《物权法（草案）》已历经七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将《物权法（草案）》（七审稿）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然而，遗憾的是，《物权法（草案）》（七审稿）仍然删除了让与担保的规定。

前已述及，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判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典型的债的担保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让与担保之生命力在于：有利于兼顾效率和安全，平衡担保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担保物的效用，促进资金融通；有利于简便担保手续和操作环节，降低担保成本。具体到融资融券交易，让与担保较之于传统意义上的登记型质押，具有方式灵活、操作简便、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其中，让与担保的标的物既可以是证券也可以是资金；设立担保比较简便，只要开设专用信用交易账户，将其中的资金和证券之权利通过信托方式，在名义上归于债权人，成为担保物即可；投资者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动用信用交易账户内的证券或者资金，不断买卖证券，活跃市场交易。

我们认为，法律是经济和社会的产物，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和实践保持适应性，是民商立法应当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应容许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出现法律的真空,我国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担保制度,与WTO和世界一体化接轨。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指出“:一个理想的法律制度可能是这样一种制度,其间,必要的法律修正都是在恰当的时候按照有序的程序进行的,而且这类修正只会给那些可能成为法律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去最低限度的损害”。[v]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拟订中的《物权法》应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明确规定让与担保，以彻底解除我国现行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法律困境。

当然，如果考虑让与担保涉及诸多的理论和立法争议，一时难下决断，不易直接在《物权法》中规定让与担保。那么，退而求其次的解决路径是：拟订中的《物权法》为融资融券等经济实践中当事人使用让与担保留下法律空间。在《物权法》留有法律空间的前提下，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证券司法解释中规定让与担保制度。

注释：

[i]可以说，我国在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上，基本上借鉴了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和其《证券商办理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管理办法》等中的具体规定。

[ii]在相关制度设计中，主管部门也曾考虑按照《担保法》规定的质押登记方式，设定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证券担保，但存在不少疑问甚至障碍，最终予以放弃。因为，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投资者融资买进的股票作为担保时，如采用逐一登记方式设定质押，有两大缺陷：首先，手续复杂、操作困难、成本高、效率低，既限制了投资者根据市场变化和投资需求及时、灵活地进行证券投资，也会最终影响融资融券业务的市场活力和生命力。其次，融资融券交易中，用作质押的股票，可以也应当由投资者随时卖出，并在卖出后再买进相同或不同的证券，如此导致担保物的形态在资金和证券之间，以及不同种类的证券之间动态、频繁地转换，但担保功能不因之而发生改变。而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质押制度中质押物形态相对稳定、价值相对固定的特点，存在冲突。因此，如何选择并建立符合融资融券业务特点，切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的融资融券交易担保关系，是融资融券业务方案和法律制度设计的重点与难点。

[iii]（1）肯定说。梁慧星教授主持的物权法课题组是该项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2）否定说。与上述相反，反对将让与担保规定为担保物权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王利明主持的中国物权法课题组、中国政法大学物权法课题组、余能斌教授、李开国教授等均反对将让与担保权确立为担保物权。此外，除肯定说和否定说外，还有第三种观点的存在，即不应在物权法中规定与担保制度，应以民事特别法的形式规定。

[iv]其理由为：“让与担保主要涉及动产担保，而我国对动产担保已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因此，物权法对典权和让与担保可暂不规定，如果以后确有需要，可再行研究”。

融资担保范文第5篇

济宁市融资担保市场现状

截至2012年年末，山东济宁市共有在册融资性担保机构44家，注册资本总额35.23亿元，平均注册资本7960万元。按注册资本划分，2000万～5000万元的3家，5000万～1亿元的23家，1亿元～3亿元的17家，3亿元以上的1家。按所有制划分，国有参股公司9家，民营独资公司35家。在保责任余额合计61亿元，在保户数11608户，其中，2012年新增担保户数987户、9.76亿元，实现担保收入2225万元，净利润739万元，上缴税金341万元。

融资担保市场的种种“毒素”

综合来看，融资担保市场存在着种种“毒素”，表现如下：

鱼龙混杂，社会形象不佳。据调查，在济宁市工商部门登记的担保公司、担保咨询公司达868家，其中仅有44家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省金融办批准，具有经营许可证，具备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资格。目前处于歇业状态的有7家，从事非主营业务的有10家，未开展经营业务的有7家。担保机构网点众多，部分机构存在发放高利贷、票据贴现、高息集资、暴力催收、偷逃漏税等违规行为，严重损害行业形象和信誉，制约了担保行业发展壮大。

资金实力不强，抽逃资金问题严重。济宁当地缺乏优质品牌性担保机构。据调查，济宁市融资性担保机构平均注册资本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900万元。同时，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下，担保公司普遍采取虚假注册验资、抽逃注册资本、制作虚假财务报表等方式制造“繁荣”假象，实际上担保能力和代偿能力都不足。

行业竞争激烈，经营业务偏离主业。近年来，随着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快速扩张，融资担保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目前，大型银行已普遍提高了与融资性担保机构合作的“门槛”，要求担保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在本行开立保证金专用账户并足额存入规定的保证金。济宁某大型银行已将保持合作关系的担保公司由原来的20家减少为9家，担保余额与户数降幅均超过50%。

为维持生存，担保公司业务“异化”现象较为突出，诸如非法吸存、非法集资、变相放贷、高风险投资等违规经营问题屡见不鲜。个别担保公司甚至将客户的贷款或多交纳的保证金以自己的名义投放到融资困难的房地产行业或“两高一剩”企业，一旦资金链断裂，极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担保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将失去保证。

公司治理不健全，风险控制能力不强。据有关部门调查，济宁市正常经营运转的19家担保公司中，有6家风险控制制度不健全，11家风险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仅凭负责人的个人经验进行决策，缺乏客观、科学的项目风险评价机制。同时，担保公司普遍存在部门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业务拓展和风险评审不能实现部门或岗位相互制约，难以有效落实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导致人情担保、关系担保、信用担保、逆程序担保时有发生。

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据调查，目前济宁市融资担保行业的从业人员为758人，其中从事过金融工作的有116人，占比15.3%；具备中高级职称的有132人，占比17.4%。按照《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担保公司应当配齐法律、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但调查显示，多数担保公司仅有1～3名业务骨干从事过金融或企业管理工作，其余均为非专业人员，部分担保机构甚至存在“借人”充数现象。

融资担保市场的“排毒”之策

要排除融资担保市场存在的种种“毒素”，应采取以下对策：

审慎合作，严格准入。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审慎择优原则，将持有经营许可证作为开展业务合作的前提条件，并从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组织机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信用等级、经营现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审查，稳健、科学地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对有逃避保证责任、抽逃注册资金、虚假出资、侵占客户资金等不良记录或涉嫌违法违规经营者，实行“一票否决”制。

信息共享，及时控险。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与地方金融办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及时了解融资性担保行业相关经营情况，借力监管评价或第三方评级，准确评价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对资信状况较差、抗风险能力较弱或发生业务“异化”的担保机构，降低担保放大比例，逐步压缩担保业务量，直至终止业务合作，筑牢风险防范的“防火墙”。

融资担保范文第6篇

发挥作用不可或缺

提高了“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用不足。融资担保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和“三农”，借助于信用担保，被担保企业从银行获得急需资金，保证业正常经营发展，并通过担保机构的监管措施和多样的担保服务，促进小微企业合规经营和规范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小微企业和“三农”在无法借力资本市场融资的情况下，通过融资担保，融资成本是银行贷款利息加上2%左右的担保费，成本较民间借贷大幅降低，并且借款周期较长。

有利于银行控制管理成本和贷款风险。担保机构的介入成为小微企业和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之间沟通的桥梁，降低了二者的信息不对称。银行因为有了信用担保这面防火墙，管理成本相应减少，贷款风险也很大程度降低。

促进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融资担保机构的介入，使很多原来没有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有了信用能力，提升了小微企业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水平，推动了银行与小微企业间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融资与增信相互促进、循环提升，不断改善小微企业的信用水平和融资能力，并为其今后多种方式融资打下了基础、拓展了空间。

行业发展现状

法人机构数量呈负增长，行业规模增速放缓。

近两年，受监管部门准入门槛提高和实施退出机制，融资担保法人机构数量减少，截至2015年初，全国共有融资担保法人机构7898家，较上年初减少287家，已连续两年呈现负增长；行业在保余额为2.74万亿元，同比增长6.61个百分点，行业规模增速放缓。如图1、图2所示。

民营机构退出市场比例较高，国有机构行业占比持续上升。

2015年初，我国融资担保业法人机构中，国有控股担保机构为2077家，民营及外资控股担保机构为5821家，分别占比26.3%和73.7%。民营机构的数量及行业占比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3年下降，而国有机构的数量及行业占比稳步上升，以不到30%的机构数量、40%的行业资本，贡献了超过60%的行业在保余额，逐步成为行业发展的主力军，如图3所示。

加快融资担保行业改革发展，改革试点取得良好成效。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融资担保业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划和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融资担保业新一轮的改革正式启动。行业改革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明确融资担保的政策性定位将主要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普惠领域的融资担保业务定位为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大力扶持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作为提供此类服务的主力军，支撑起整个行业的发展。二是构建新型政银担合作模式探索建立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风险共管、多赢互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激发银行在银担合作中的内生动力，实现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风险在三者之间的合理分担。三是完善政府主导的再担保机制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动省级再担保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以股权、再担保业务为纽带，构建统一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充分发挥再担保“稳定器”的作用，通过提升担保机构的偿付能力和增信作用，实现整个行业整体实力及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意见》下发后，政策性的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开始组建，新型政银担合作试点工作在安徽启动后取得良好成效，全国各地再担保机构正加快设立。

担保行业问题及原因分析

行业存在的问题

违法违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在融资担保体系中，众多资金实力较弱的民营商业性融资担保公司占主体，政策性担保公司或国有资本参股的融资担保公司占比较小。一方面，以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主体的融资担保公司在近两年国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面临业务规模收缩和难以持续的压力，有些担保机构偏离主业超范围经营变现吸收公众存款、挪用客户保证金、不按规定提取风险准备金、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重要事项等违规活动，甚至出现非法集资、发放高利贷，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设立的一批政策性担保机构或参股的融资担保机构，因为定位不清、体制机制不健全而面临持续发展难题。

多数担保机构缺乏成熟的盈利经营模式。近几年融资担保机构数量呈快速发展态势，但经营效率却没有随之同步发展。大多数担保机构缺乏成熟的盈利经营模式，出于微盈或亏损状态。担保放大倍数提高幅度也较缓慢，截至2015年12月，全国担保放大倍数仅为2.3倍，如图4所示。

放大倍数不高，说明我国担保公司的公信力、银行的认可度、核心能力还不够强。目前，市场上一些规模小、信用差、风控能力低、业务开拓能力不足的担保机构正面临兼并重组或被强制退出市场。

融资担保公司银行认可度低。融资担保公司经营情况未被要求定期对外披露或进行外部审计，信息透明度差，银担信息不对称，担保行业个体风险暴露也影响银行与之合作的积极性，部分地区的融资担保机构代偿压力较大，商业银行与融资担保机构的业务合作趋于谨慎。一些银行大幅收紧银担业务合作，控制或调低担保放大倍数，有的甚至暂停了业务合作。

代偿余额增速明显。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所带来的融资担保贷款风险有所上升，一些小微企业无法归还到期贷款，造成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规模和代偿率增加，银担合作趋于谨慎。自2012年起，融资性担保代偿余额逐年上升，担保责任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2014年底代偿余额达到661亿元，同比增长59.3%；担保代偿率2.17%，为统计以来最高水平。2015年上半年，代偿金额和户数又同比分别增长了246.68%和16.1%，如图5所示。

农村信贷融资担保发展缓慢。200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出台后，在政策指引下，金融机构加快农村信贷担保方式创新，各地相继推出农户联保贷款、农村专业合作社（协会）担保贷款、土地承包权、林权抵押担保贷款、应收账款、股权、订单收益权担保贷款等模式，农民J款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受农村信贷担保物范围狭窄、抵押物处置难、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农村信用环境薄弱等因素制约，农村信贷融资担保发展缓慢，金融机构对创新信贷担保方式积极性不高。

问题原因分析

融资担保业基础薄弱。我国融资担保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行业内部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应对风险经验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特别是民营融资担保机构，这些问题更为突出。再担保功能发挥不充分。近几年，再担保机构作用日益凸显，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如：再担保缺乏顶层设计，没有建立统一明确的行业规范；再担保机构的法律概念、政策定位、运作规则尚不明确，再担保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如政策性和商业化的关系，再保和直保的关系，分险和增信的关系，政府、担保机构和银行的关系尚未厘清；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绩效考核与功能定位不相匹配，配套政策设计还有缺失等。

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尚未形成。在融资担保体系较完善的国家，担保机构一般承担50%～70%的风险，其余部分由银行承担。但在我国，银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出于谨慎考虑，通常将担保机构的所有制性质、资本金规模等作为合作的考虑条件，对担保机构授信的放大倍数较低而收取的保证金比例较高，借款人出现违约风险基本上由担保机构承担了90%以上甚至100%的风险。这种风险分担方式加重了担保机构的负担。另外，再担保机构的缺乏也使得融资担保风险得不到有效的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融资担保业务的发展。

风险防范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多数民营担保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和债务追偿制度，缺乏风险意识，很多担保机构将全部精力放在融资审批前了解与评估，对审批后资金用途是否符合申请初衷，是否挪作他用未能做到充足尽职调查，出现很多将担保款项用于权益投资等不符合融资担保条件的现象，加大了担保款项由于申请公司经营不善而需要代偿的风险。另外，政策性担保公司经营中很多项目属于政策扶持性质，项目本身高风险低收益，单靠保费收入很难弥补可能发生的代偿或赔付，虽然政府每年会向政策性担保机构下发风险补偿金，但扶持力度远远不够。

对策建议

融资担保业连接银企的纽带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支持。一是探索建立政银担三方共同参与的合作模式。有效分散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实现贷款风险在政府、银行和融资担保机构之间的合理分担和补偿。二是行业优化整合势在必行。强制要求信用等级差、风控能力低、业务开拓能力不足的担保机构逐步退出市场，鼓励专注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资金实力雄厚、信用能力高的担保机构开展兼并重组，做精做强。三是拓宽融资渠道。地方政府作为担保机构的监管部门，应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借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 挂牌），促进股权融通，拓宽融资渠道，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资本金的持续补充，增强其发展基础和担保能力。四是增强担保机构的代偿能力。地方政府应监督各机构足额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等，提高行业的整体风险拨备覆盖率；加大担保不良资产的追偿和清收力度，降低流动性风险；探索组建省级担保资产管理公司，支持担保机构盘活存量不良资产，增强应对风险能力。五是推进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牵头整合工商、税务、人民银行、银监局、商业银行等有关部门收集关于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相关信息，建立与完善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信用数据库，推进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增强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信息的共享度，减少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信用法律法规，加大对违约企业的惩处力度，同时增强对诚实守信企业政策支持力度，以征信业的发展带动担保业，利用信用评级力促行业的风险控制与有效监管。

银行要主动作为，完善银担合作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优化信贷操作流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一是深化银担合作。根据政策导向，按照商业可持续、风险可防控原则，银行要主动对接，简化手续，积极扩大、深化银担合作；在与省级再担保机构达成的合作框架下，对合作的融资担保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风险分担、不收或少收保证金、提高放大倍数、控制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等优惠条件；二是优化信贷操作流程。优化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操作流程，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对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点，在兼顾防风险与降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层次与环节，增强授信审查审批运营模式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适应性。对于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中小微企业，可将具有实用价值的商标使用权、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为融资的担保品，拓宽担保品范围，加大对发展前景广阔的企业的支持力度。

融资担保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创新发展“担保+”模式，探索多元化的普惠担保服务。一是要按照信用中介的内在要求，经营好信用、管理好风险、承担好责任，坚守融资担保主业，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二是以政银担合作为突破，创新发展“担保+”模式，尝试将政银担“风险共管、合作共赢”的理念更加广泛地运用到担保与信托、租赁、保险、资本市场等多种金融业态的合作中，探索多元化的普惠担保服务，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渠道和方式。例如开展“担保+保险”合作，丰富风险分散方式，开展“担保+PPP”模式，助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开展“担保+互联网”模式，建立网上担保受理服务平台、统保统贷平台等，提高担保服务获得率，开展“信用互助组+担保+信贷”模式，面向农民开展小额信贷担保服务等，丰富普惠担保服务等等。

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经营者应积极创造条件克服自身的融资缺陷，打造核心竞争优势，增强诚信意识，塑造守信观念。一是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经营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在解决自身融资难的过程中不能抱着坐等观望的思想，要不断吸取国内外企业成功的经验，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通过目标市场的合理定位，逐步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到投资者关注的目光。二是增强诚信意识，提高信息透明度。个人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基石，企业的诚信则是整个社会诚信的主体。因此，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经营者而言，在经营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淞⒊闲盼本的观念，不断增强诚信意识，自觉打造诚信品牌，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

融资担保范文第7篇

1安徽省融资担保机构的现状

1.1规模较小、担保能力不强、风险增大

安徽省现有融资担保公司217家,其中注册资本1亿元及以上的仅17家,大部分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在3000万以下。地方政府按县区设立担保基金,决定了担保机构的小规模和大数量。有的基金只有几百万,大部分企业互助基金规模较小,很难得到银行的信任。如固镇县中小企业担保中心于2002年经县政府研究成立的,担保基金500万元。2000年底,全省各地建立的担保机构只有10家,但至2008年4月底,担保机构已膨胀到217余家,且机构数量还在加速扩张,机构数量如此超常、无序地增长,其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1.2投资主体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

随着安徽省担保机构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政府资金注入担保领域,安徽省现有融资担保公司217家,其中政府出资109家,非政府资108家,这表明了安徽的担保行业正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型、主体多元化转变。从担保资本金形态看,有货币资本,也有实物资本,其中主要以货币资本为主,大约占60%。

1.3缺少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连动机制

担保行业的特点是高风险、低收益,低成本。目前,我省各担保机构的资金均为投资者一次性投入,对于后续资金和风险补偿资金的投入都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仅靠收取少量的担保费,根本无法维持担保的生存和发展。在业务正常开展的公司的担保业务中,协作银行都将贷款风险全额转嫁给了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承担了全责风险。加大了担保业务的整体风险,一旦担保贷款发生损失,就要从担保公司的担保基金中全额扣除,在担保公司资金补充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影响了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1.4对担保机构的多头监管造成监管乏力

目前,担保机构的管理可以说没有任何法律明确认可的监管部门。担保业实际上处于一种“多头监管”状态,财政部门、发改委、经贸委、人民银行、劳动部等都有权管理担保机构,分头监管导致缺乏统一规范的制度规定,存在监管真空。

1.5担保机构体系建设不健全

从目前安徽省的担保市场看,缺少担保从业资格准入和失信惩戒机制,缺乏专业人才的管理和运作,缺乏既熟悉会计、审计业务、又懂金融、法律的复合型人才,担保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也不够健全。在保证合同中,对债务人的义务约束不够,个别也有人情担保现象,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担保机构的发展。

1.6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

现有的由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管理和工作人员大多是由政府指派的,没有进行培训而缺少相关知识,不利于担保业务的顺利开展;政府常以出资人身份不适当的干预担保业务活动,出现各种形式的指令性担保;政府在建设相关信用担保业的法律法规滞后和政府部门在提供融资软环境上存在重收费、轻服务现象;等等这些都严重制约担保行业的发展。

1.7中小企业信用观念淡薄,诚信意识差

安徽省中小企业面广量大,虽然不乏信用优良的企业,但整个社会信用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被担保人缺乏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和惩罚制度。有的中小企业会计制度不规范;有的缺乏偿债意愿;有的采取非正当手续“逃、赖”债务。

2安徽省融资担保机构的对策

2.1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积极引进股份制银行,打破国有银行独大的局面,合理分散担保风险;减少对担保业务的直接干预,坚持“管理法人化、运作市场化’,加强对担保公司的协调、管理和领导,尽快成立全省性担保行业协会;积极落实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对担保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和返还,直接增强担保机构的实力;建立统一的、信息数据齐全的民营企业信息库,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可靠的信用信息支撑。

2.2加强和健全担保自身建设

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专门培训机构,培养专业化人才和学习国内外担保机构的先进经验,加大担保公司间业务交流和信息传递,充分利用国家、省市给予的关于发展担保公司的政策,不断提高担保公司业务能力。建立和完善担保机构的资金资助制度、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制度、行业协调与自律制度;加快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分散、控制和化解风险。

2.3创新担保的形式和品种

目前,我省担保机构开展的业务基本上以贷款担保为主,还可开拓更广阔的担保领域。如证券担保、履约担保、退税担保、政府采购担保、进出口信贷担保等等。

2.4建议建立“政、银、企”联系会议制度

政府及相关部门定期组织各商业银行和经推荐的中小企业召开“政银企”协调会,为有效益、有市场、信誉好的中小企业解决在申请贷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5建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联动机制,化解和分散担保机构的风险

信用担保是一项带有政策性的业务,因此政府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很有必要,建议政府同级财政每年按担保总额的一顶比例给予预算安排,用于建立担保风险化解补偿基金。信用担保业务风险较大,信用担保机构难以独立承担担保风险,应当适度引入政府、银行、企业的联合支持,合理分散担保风险,实现政府、担保公司和银行之间风险比例分摊;政府应促进蚌埠的商业银行与市担保公司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2.6加强融资担保机构的区域合作

融资担保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互助担保；信贷配给

为了比较直观的分析互助担保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本文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互助担保融资的作用进行量化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政府干预对互助担保多期担保融资的效率影响。

一、模型的描述

中小企业可提供的担保财富为，其投资需要从银行获得I单位货币贷款。投资回报服从两点分布：成功获得收益Y，失败收益为0。中小企业可分为两种类型，安全型和风险型。安全型企业投资成功概率为，收益为，占比为；风险型企业成功概率为，收益为，占比为，且另外满足条件：。投资除了能获得一定的货币收益外，还能获得一定的非货币收益B，可以理解成投资者社会关系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自我满足的主观感觉，银行是不能观察和计量这一非货币收益的。

假定银行不知道每个企业的具体类型，只是知道两种类型企业的比例，且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其存款利率为0。贷款合同为：，其中表示到期偿还的本息和，为银行要求的担保额。在企业违约的情况下，银行最终得到的价值只占担保财产的一定比例。

二、企业面临的信贷配给问题

借用意大利学者Giovanni Busetta和Alberto Zazzaro构建的数学模型，当银行能根据贷款利率与担保物品区分不同类型企业时，银行设计的最优贷款合同为：

此时，只要，上式所呈现的贷款合同是唯一的分离均衡合同，此时银行获得最大的收益。银行得到了两种类型企业的净收益，两类投资者获得的是银行不能观察到的非货币收益的效用。

然而，在现实中很多中小企业拥有的可担保资产，因而银行不能通过分离贷款合同来获得最大化收益。因而，银行会比较分离合同与混合合同各自的收益。结果表明当

三、互助担保成立内在原因分析

参与互助担保组织的成员企业将认购一定的担保基金组成互助担保基金用来为成员企业提供担保，成员企业之间彼此形成风险公担的机制。假定银行对成员企业不具有信息优势，则其为互助担保组织成员企业提供的贷款合同与在为单个游离企业提供分离合同是一样的。

每一个成员企业都有权利申请互助担保贷款，但由于，故成员企业只能获得与其购买基金份额相对应的比例贷款，为了体现互助担保组织为成员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优惠，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引入担保扩大倍数，用来表示政府对互助担保组织的各种财税优惠以及资金支持等，一般情况下，表明加入互助担保组织成员企业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互助担保组织以外的借款企业被视为风险型企业，借款合同为。

令表示不同类型成员企业加入互助担保组织的净效用。由于，显然对于任意均成立。因此，在不存在信贷配给环境，也即在时，两类型借款企业加入互助担保组织是不值得的，表明互助担保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帮助存在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的。

当，存在信贷配给，两类型企业就有动力加入互助担保组织了。安全型成员企业由于抵押品不足，银行会采用混合合同贷款。此时，安全型企业会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其效用为零。因而，安全型企业有动力组建互助担保组织，汇集各成员企业的财富为彼此提供担保贷款，获得投资效用。

风险型借款企业也会发现加入互助担保组织对自己有利，它们可以选择和不加入时一样的贷款条件，同时也能选择通过互助担保组织获得安全型企业一样的贷款条件，并且能通过风险共担机制减少担保财产的损失。这样，风险型企业加入互助担保组织能改善其贷款处境。

成员企业加入互助担保组织以后，其各种期望效用为：

此时既能最大限度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又能使互助担保组织面临的风险最小。

四、互助担保多期担保贷款分析

成员企业经过获得几期的贷款投资，实力逐步增强，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满足投资规模扩大的需求，表示为可提供担保物增大，也跟着增大，假定的相对增速更快，因而增大。随着安全型成员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其选择是否继续选择互助担保融资会发生一些变化：记为成员企业的初始财富，由得到

成员企业既可以通过互助担保组织获得担保贷款，也可以凭自身实力单独获得贷款。在时，，而成员企业通过互助担保组织要提供担保物，而企业单独贷款需提供担保物，

显然成员企业更愿意通过互助担保组织贷款。在时，即时，安全型成员企业会选择退出互助担保组织。

此时，由于安全型企业所占比例较小，该企业待在互助担保组织要承担风险型企业投资失败而损失担保物，承担的风险变大了。

对于风险型企业而言，由于加入互助担保的条件为，且风险型企业独自贷款不受限制，因而在多期互助担保融资过程中风险型企业不愿退出互助组织。原因是其总能把自身的一部分风险分离出去或者会以更低的单位成本获得担保贷款。

担保扩大倍数体现了政府对互助担保组织成员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性扶持，但随着对成员企业多期担保融资的开展，政府扶持资金的发挥效率受损。互助担保组织作为商业化运作的主体，应体现出其自负盈亏的特征，在成员企业不能提供足够的担保物从银行获得贷款时，政府提供一定的担保能获得社会功效；但当成员企业能够自己从银行获得贷款时，政府应相应减少对其扶持，把资金放在更有需要的地方。

当成员企业的可抵押财富时，该成员企业在互助担保组织购买的基金份额为，此时成员企业可获得额外的

财富效用。而该成员企业要是单独贷款的话，前者的效用为零，后者的额外效用仅为。两者之间的差额体现在政府的担保倍数上，为了发挥互助担保基金的融资功效，体现互助担保组织自负盈亏的特征，在互助担保多期融资过程中应逐步相应的减少的值直至其为1。此时，在成员企业的可抵押财富时，成员企业都会选择加入互助担保组织，其购买互助基金的份额也完全根据自身的需要，能完全体现市场时，，安全型企业通过互助组织担保贷款要承担风险型企业的损失，比自己单独从银行获得贷款效用要小。此种情况也能说明互助担保组织是为缺乏抵押品中小型企业专门服务的，能单独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不会选择加入互助担保组织。

五、结论

在市场上安全型企业占比不高，企业提供的担保物不足，安全型企业被排除在银行信贷市场之外，不能获得银行贷款，其效用为零；安全型企业通过构建互助担保组织能获得所需资金的比例，改善了其融资条件和投资效用，从而

改善了银行信贷市场融资效率。

在互助担保组织的多期发展过程中，要根据成员企业的发展状况，一方面适时满足成员企业扩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要适时的减少政府资金对互助担保组织的支持，让互助担保组织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组织，提高政府资金社会功能效率。

参考文献：

[1]Yehning Chen.2005.Collateral，loan guarantees，and the lenders’incentives to resolve financial distress.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46（2006）1-15.

融资担保范文第9篇

一、我国农村信贷融资担保的现状及缺陷

（一）现状。

在2009中国农村金融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先生发言指出：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离普惠性的金融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目前有两亿多农户，真正可以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信贷服务的大约占到三分之一。近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金融调查》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融入资金需求的农户大约占到了60.6%，但这些想借钱的农户有42%以上没有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借到钱，即使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的农户，也有35.6%以上的农户表示这些贷款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截止到2009年6月末，全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只有118家（不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全部引入的资本还不到50亿元，吸收的存款只有130亿元，发放的农户贷款55亿元。2008年，所有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近7万亿元。目前，我国农村的主要融资渠道有五个：一是政策性银行信贷（如农业发展银行提供的对农村粮棉油收购、加工企业的信贷业务）；二是商业银行信贷（如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村镇银行等的信贷业务）；三是农村信用社贷款；四是民间高利借贷；五是民间亲情借贷。正规金融融资和非正规金融融资约各占一半。其中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融资的需求，主要通过以担保形式提供贷款。农村信贷投放中，涉及农村信贷担保的主要法律、法规为《担保法》、《物权法》、《贷款通则》等。与农村信贷担保相关的法律还包括《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条款。目前我国农村信贷担保方式主要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和质押担保等。

（二）我国农村信贷融资担保的主要困境。

1.信贷担保形式单一。目前，信用贷款和保证贷款占农村信贷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小额信用贷款与联保贷款业务的试点，使信用和保证贷款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抵押、质押贷款虽然较信用和保证贷款的风险防御能力高，但由于农村信贷通常额度低、期限短且农村可供抵押物、质押物种类少，故抵押和质押这两种担保方式反而使用的频度较低。

2.信贷担保物缺乏。农民目前的财产主要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生产性固定资产和耐用消费品等。但这些财产在构成担保物的要素上均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农民因缺乏担保物而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3.农村“诚信缺失”造成信用困境。近年来，相当多的供销、粮食和乡镇企业转制和改革，拖欠、逃废或变相逃废、悬空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债务，扶贫贷款被挤占、挪用和“视贷款为救济”的情况相当普遍，导致大量银行呆坏账产生。不良的履约制度严重影响了信贷资金安全，也限制了银行信用部门对部分农村地区和企业的信贷投入。同时，当前农村尚未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银行信用部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出合理评估还有很多困难，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不得不慎重，发放大额贷款要求有足够的担保抵押。

4.信贷担保实现困难。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农村、农民及农户的信用情况、生产生活及农产品等的销售了解程度不一，贷前评估和贷后管理相对困难。而对抵押物处分、追索的法律缺位，以及担保物的缺陷，也会带来借款人违约后，担保权人对担保物实际处分和获得补偿的困难。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因气候灾害、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生产、经营的各类问题，由此带来的农村信贷风险更加不易控制和弥补。

二、造成我国农村信贷担保现实困境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农村信贷担保困境的主要原因为：农村信贷担保法律体系不健全、农村信贷担保物范围狭窄、农村信用环境薄弱、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信贷担保法律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完全针对农村信贷的法律，甚至针对农村金融的专门法律也没有。针对农村金融和农村信贷实施的法律条文，全部散见于其他各种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里，如现行的《农业法》第四十五条对农村金融规范的原则性规定、第四十六条对农业保险的相关规定，又如现行《担保法》、《物权法》中对担保形式的相关规定等。这些规定或者过于宏观、原则，对农村信贷担保的指导意义不强，或者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分散的法律条文不利于行政管理机构、金融行业、农户在制度框架和政策指导下开展农村信贷工作。

（二）农村信贷担保物范围狭窄。

“城乡二元制”的农村产权制度特性决定了农村信贷担保物与城市相比，存在范围狭窄、流转困难、抵押权不易实现的困难，严重制约了农村信贷担保产品的创新。

1.法定信贷担保物范围狭窄。我国新出台的《物权法》与《担保法》相比，对农村不动产抵押物的范围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展。根据其各项条款，可以明确的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仍不可用于担保抵押。这些农民主要拥有的财产如果不能作为抵押物，农民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做抵押了。《物权法》中对浮动抵押的规定，可以看作是对农村信贷担保产品的一种扩大和认可，但由于缺乏具体担保物范围的界定和对担保物的列举，实际操作有一定困难。

2.担保物变现能力差。由于流转制度的不完善，无论是现行法律已确认可以作为担保物的农作物、林木，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还是目前法律尚未认可作为担保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均不能有效变现。在贷款不能按期偿还的前提下，如何使这些担保物真正起到抵御银行信贷风险，弥补银行坏账损失的作用，目前尚没有较好的机制和保障。金融机构实际取得这些担保物的所有权、使用权或经营权，均没有较好的能够转化为实际经济利益的途径和手段，由此造成资不抵债。

3.配套管理落后。配套管理落后主要体现在：农村缺乏与信贷担保相配套的中介服务机构，特别是缺乏专业的评估机构，抵押或质押物的价值难以合理界定；农村不动产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发展缓慢，农户私下流转的情况较多；农村抵押登记管理混乱，缺少明确的管理部门，私下流转后，未及时办理相关登记和证件变更手续的情况多见。

（三）农村信用环境弱化。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缺失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的投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信用意识缺乏。部分农民诚实守信意识淡薄，赖债、逃债、废债现象依然存在。在开展信用评级的乡镇，部分农户只是把评定“信用户”当作贷款的一块“敲门砖”，有的农户把信用社的贷款看作是政府的救济款而故意拖欠。有的农户甚至有钱也不还，认为信用社的钱是公家的，只要拖欠时间一长，到时就可一笔勾销，信用道德观念的缺失给农村信用建设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2.村镇政府忽视诚信建设。一些村镇政府通过承贷、介绍、担保等形式向金融机构借款，之后由于乡镇机构撤并导致放贷主体或贷款主体发生变化，同时主动还贷意识差，使一些贷款成了死账。还有一些乡镇政府采取各种手段，以行政手段要求金融机构发放“政绩贷款”，一旦有领导干部调动，很多做了一半的“政绩工程”就会引发贷款风险；或者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默许部分企业不规范的破产和改制行为，致使银行债权难以保全。

（四）农村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

农村产业及经济实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金融较城市金融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把控和处置能力更弱，金融机构作为主要的风险承担者，如没有较好的风险补偿分担机制，势必影响、削弱金融机构支农的实力，这也间接成为限制农村信贷担保发展的主要原因。

1.农村信贷风险发生率高。中国的农村信贷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抵押品缺失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等。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10年来我国因洪水、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2008年的汶川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其他方面和波及全国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自然风险已成为影响“三农”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极度分散，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程度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较长，从种植到收获，市场价格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同时，我国弱小分散的农户及产品面临国际农产品的冲击，市场风险剧增。上述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村信贷风险的发生率较高。

2.风险补偿机制不到位。2003年开始，我国为推进农村信贷事业发展，通过农村信用社改革、实行税收优惠配套、返还营业税等额补助等政策，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村信贷事业的鼓励和支持。但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由于没有法律、制度的有效保障，一方面这些惠农政策的普及面尚不广泛；另一方面，这些政策本身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但没能得到适时解决，导致部分政策处于停滞状态。

3.农业保险发展缓慢。中国农业保险总体投保率低。一方面险种较少、风险较大、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农户也因险种较少、费率较高、理赔手续复杂、防险意识不强等原因，不愿接受农险业务。同时，农业保险保赔金额占损失总额的比例相当低，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的深度均未达到1%。

三、完善农村信贷融资担保体系的对策

要解决上述农村信贷的难题，使农村信贷达到惠农的目的，需要突破担保瓶颈，积极探索新的担保方式，完善农村信用担保机制，以促进农村信贷业务良性发展。

（一）建立农村信贷担保法律体系。

要制定专门的《农村信贷法》和《农村信贷担保法》，前者是以法律形式明确政策性银行及各商业银行的支农职责，规定各类涉农银行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必须将新增存款的一定份额投放在农村，积极扩大农村信贷投放。同时，《农村信贷法》应有一定的制度灵活性，能够随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变化进行适当补充、调整和解释，符合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农村信贷担保法》则要对农村信贷担保的多种形式予以确定，明确各种担保形式的内涵、外延和具体适用情况，要将多种不动产、动产抵押担保物和质押担保物以法律的形式纳入到担保物的范围。应强化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确保金融机构在借款人不能还贷时，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规避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应配套出台《民间融资条例》、《农村政策金融法》、《农业保险法》、《中小金融机构破产法》、《农村社区再投资法》等专门法律，从不同的角度规范村信贷担保，为农村信贷担保体系的运行创造一个全面、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扩大农村信贷担保物范围。

扩大农村担保物范围，必须统筹安排并分步解决：①目前法律允许抵押的荒地使用权或荒地承包经营权、林木所有权、乡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所有权、农村车辆包括农用车与农用大型设备所有权，应通过建立初始登记、流转、抵押登记和办证制度，使其作为抵押物的权能充分利用。②创新农林畜渔产品预期收益担保制度，通过农业保险制度增加预期收益担保的可操作性，保障农民和抵押权人的权益。③通过法律修订、法律解释、或者特许试点等措施，逐步放松对农村抵押物的限制。如根据地域确定允许抵押的农村住宅房地产范围;根据用途允许农村经营性房地产抵押;允许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对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不应再设置村集体同意的条件限制。

（三）积极培育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

信用环境是促进金融环境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农村与金融机构双赢的关键因素。在培育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方面，也需要立法支持、制度约束和政府的投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完善农村信用立法。信用立法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明确农村信用评级的管理机构、评级方法和评级标准，以较为统一、合理的方式来合理评估农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二是确定信用数据的取得渠道、标准和公开使用方式。目前，我国除了现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办法》外，缺少其他相应的信用信息披露办法，很多信用信息无法合理、公开使用，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三是要立法明确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标准和措施，统一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健全行业自律组织，提高监管效率，以此来促进信用活动的有序进行。

2.构建农村信用评级体系。大力推广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定，将各信用单位和个人名单张榜公示，奖惩分明，并将评定结果与信贷挂钩。对于信用良好的单位及个人，要实施政策激励，加大对其贷款、授信、利率等方面的优惠力度，使其从中受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对信用建设情况及时跟踪，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取消相关的优惠，体现奖惩。

3.形成农村信用体系长效机制。一是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转变观念，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二是由政府推动各地方基层职能部门与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农户信息共享的长效机制，创设农户信用信息采集、更新捷径；三是推进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不断丰富信用信息资源，加快农户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实现信息共享。

（四）完善农村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机制。

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机制的建立是确保农村信贷健康有序发展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农村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各级金融机构就会主动接近农村信贷担保市场。在现阶段，完善农村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农业风险补偿机制。一方面各级政府每年可按适当比例提取资金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专门用于涉农贷款的风险补偿，以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风险补偿基金应集中管理，并区分涉农贷款损失的原因、程度，给予全部或一定比例的补偿。在同等条件下，对涉农贷款风险控制好的金融机构给予优先补偿或高标准补偿奖励，从而形成金融机构防范涉农贷款风险的正向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实行农村专项债券和基金补偿。探索在城市发行农业建设债券或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用于农村建设，实行专款专用，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还可实行财政贴息补偿，对应由国家承担的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支农贷款损失和实行基准利率造成的让利损失，实行财政贴息予以弥补。

融资担保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真实销售; 担保融资

资产证券化是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90年代开始迅速向全球扩展。具体地说,资产证券化就是金融机构把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打包成资产池,转移到特殊目标机构(SPV)后以信托关系实现破产隔离,通过结构性重组发行证券,从而实现在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并提高流动性的过程,如图1所示。传统的融资方式是企业以自身产权为清偿基础,企业对债券本息及股息权益的偿付以公司全部法定财产为限;资产证券化虽然也采用证券形式,但证券的发行依据不是公司的全部法定财产,而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某项特定财产。证券权益的偿还也不是以公司产权为基础,而是以被证券化的资产为限。由于资产证券化具有创造流动性、分散风险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等特性,自上世纪70年代推出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被誉为20世纪以来金融市场上最重要、最具有生命力的创新之一。

2005年3月,我国开始试点资产证券化,中金公司专项理财计划、国家开发银行ABS以及中国建设银行MSB真正开启了中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按照主导部门的不同,当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分为证监会主导下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和央行、银监会主导下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相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言,企业资产证券化有其特殊性,交易过程中复杂的合约安排、独特的现金流设计和创新的交易结构,给原始权益人带来了全新的会计难题。

一、基础资产的确认——初始确认问题

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在经济业务数据转化为会计信息的过程中,需要经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四个步骤,其中确认又可分为初始确认和终止确认。在企业资产证券化运作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文秘站:<:原始权益人向专项计划转让基础资产的过程中,会计上应将这一转让认定为真实销售还是担保融资,即是否应该终止对基础资产的确认。因此,在讨论基础资产转让的会计问题时,首先应从会计确认的角度对基础资产的会计属性进行探讨。在企业资产证券化中,基础资产往往是某项资产的收益权,如此在会计上就产生了新的难题,即对于这些收益权,会计上应该如何确认,也就是初始确认问题。

(一)资产的定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在这一定义中,主要有三个要点:1.这一资源必须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2.必须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3.未来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上述的资产定义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在对金融工具的定义中,放宽了上述要点中的第一点。这样,《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拓宽了对资产的定义,将金融资产界定为:1.现金;2.持有的其他单位的权益工具;3.从其他单位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4.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5.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到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6.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但企业以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换取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合同权利除外。其中,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不包括本身就是在将来收取或支付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

根据上述定义,金融资产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基本金融资产,比如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二是衍生金融资产,比如利率互换、掉期等。

(二)基础资产的分类

在企业资产证券化运作中,基础资产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现实的债权,如企业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第二类是收益权,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权、CDMA网络租赁费、污水处理收费权等。

第一类基础资产符合资产定义的三项要点,在会计上可以明确确认为一项资产,而且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因此在判定该类基础资产转让时适用金融资产转让的相关会计准则。但是,第二类基础资产是否符合资产或金融资产的定义呢?从理论上看,收益权属于未来债权,而未来债权主要包括三种:一是附生效条件或附始期的法律行为所构成的未来债权,即附生效条件或始期的合同债权,此种合同债权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必须待特定事实产生(如条件成熟或始期到来),才能成为现实的债权;二是已有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但必须在将来有特定事实的添加才能发生的债权,如受委托将来为委托人处理事务支出费用的请求偿还的债权、将来的租金债权等;三是尚无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的未来债权,被称为纯粹的未来债权。

从未来债权的分类可以发现,未来债权要么尚无基础法律关系,要么即使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也需待特定事件产生后才能成为现实债权,而在资产定义中首先强调了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原则。同时,在金融资产的定义中,虽然放宽了对过去交易或事项的限制,但是在定义的4-6点强调其至少应为一项有权从其他单位取得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如期权即为这样一种“合同权利”。而未来债权中交易的任何一方要享有“从其他单位取得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必须待特定事实产生或添加后方可以实现。如,高速公路收费权,车辆在进入高速公路后,甲乙双方的合同方才成立,高速公路公司才取得对特定车辆收取通行费的权利。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收益权在会计上无法满足资产或金融资产的确认标准,那么也就无法在会计上确认为一项资产。此时,在资产证券化运作中,以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转让时,讨论是销售还是担保至少从会计角度而言缺乏基础,即从会计角度看,无法确认到底转让了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前企业资产证券化定资产的收益权属于所有权的一部分,从概念上看似乎与无形资产较为接近。正是因为拥有这些收益权,企业才预期该资产能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才能将其确认为

企业的一项资产。但是,如果要对所有权中的收益权单独确认并进行转让,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会计问题。

首先,收益权在会计上能否确认为一项资产并脱离特定资产单独转让,会计上尚无明确规定,从理论上看面临诸多难题。若将收益权单独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那么根据资产的定义,收益权所依附的特定资产的价值需要减记为零,否则将造成企业资产虚增。如此,将产生一个悖论,即当前企业所有有形资产的价值都可减记为零,全部有形资产都可确认为一个无形资产下“××收益权”的明细科目,这显然不尽合理。

其次,按照上述逻辑,在转让收益权时,出售方在出售特定资产一定年限的收益权时,相当于企业收到了该资产一定年限未来收益的现值,则按照资产的定义,该特定资产应该计提减值准备。

最后,对于购买方而言,当买入该收益权后,是否应该借记这一科目?

实践中能否按上述方法处理,从而在会计角度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接下来,笔者从终止确认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

二、基础资产的转让——终止确认问题

在讨论基础资产的终止确认问题时,笔者依然将基础资产分为两类进行分析。

(一)既有债权的转让

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当原始权益人以现实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向专项计划转让时①,其是否应该认定为真实销售呢?下面,笔者以转让应收账款为例加以说明。

1.转让不涉及追索权时:

在转让应收账款的过程中,如果购买方未保留对出售方的追索权,按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出售方可以认为已转移了应收账款上的绝大部分(超过95%)风险,因此可以将其认定为一项销售行为,确认销售收入,并将应收账款从账上注销,即对应收账款终止确认。

2.转让涉及追索权时:

在转让过程中,如果购买方保留对出售方的追索权,按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由于出售方保留了应收账款上绝大部分的风险,因此不应将其确认为销售。但是,如上所述,应收账款等这些既有债权在会计上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而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以下简称23号准则)的规定,此种方式下的应收账款出售应该按照继续涉入资产处理,并同时确认一下继续涉入负债。

总之,在23号准则的规范下,在出售如应收账款之类的既有债权时,在不存在追索权或后续担保的情况下,出售方可以将其确认为一项销售,对出售资产进行终止确认;在存在追索权或者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则按继续涉入处理。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而言,这意味着企业以该类资产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时,应视交易安排对所转移的基础资产进行终止确认或按继续涉入处理。

(二)收益权的转让

在以某项资产的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过程中,原始权益人向专项计划转让基础资产的行为,在会计上应该如何认定呢?

根据上述分析,收益权并不符合金融资产的定义,因此对其转让的判定不适用23号准则。那么,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实践中收益权的转让行为,应该如何处理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目前在对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上,除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同时适用风险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外,其他资产的终止确认仍然仅适用风险报酬分析法。因此,对收益权的转让行为仍应采用风险报酬分析法进行分析。

1.应该明确收益权是依附在特定资产上的一项权利。如果该资产归于消亡或遭受损毁,则其收益权将无法实现。如,高速公路的收益权,若高速公路因地震、战争等原因而损毁,则该收益权将无法实现。而特定资产正是因为具有收益权,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才能在会计上被确认为一项资产,否则即使在法律上该资产归企业所有,在会计上仍应将其价值减记为零。因此,可以认为收益权和特定资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2.在原始权益人以特定资产的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向专项计划转让时,其转让的仅仅是特定时期内的收益权,而非其依附的特定资产。也就是说,该特定资产仍在原始权益人的控制之下。此时,由于收益权和特定资产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专项计划为了保证基础资产能带来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往往要求原始权益人仍负有保证特定资产完整、安全、有效地运营的义务。如,原始权益人在将某高速公路特定期间的收费收益权转让给专项计划后,仍然要保证公路路况良好,道路畅通,仍然要履行对通行车辆的收费职能。

3.从风险转让角度考虑,目前国内已经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均要求银行提供担保。这样,当未来期间基础资产未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时,银行将启动担保,之后向企业追索,因此企业并未转让相应的风险。

4.从法律角度考虑,当前在以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运作中,收益权虽然已经让渡给专项计划,但由于原始权益人仍享有对该特定资产的所有权,专项计划只是享有该资产特定期间的收益权。在此情况下,一旦原始权益人破产,如何保证已经让渡给专项计划的特定资产的收益权不被列入破产财产呢?即如何隔离基础资产与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虽然特定资产所有权的收益权已经让渡给专项计划,但如果原始权益人在专项计划期间破产,而原始权益人的该项资产被列入破产财产时,即使证券公司依据“专项计划已经获得该特定资产的收益权,不应该被列入破产财产”进行抗辩,也往往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

综合上述四点分析,笔者认为,即使收益权在会计上能单独认定为一项无形资产,但对其转移从风险报酬法的角度分析,仍不能终止确认,仍然不符合真实销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担保融资进行处理。

那么,在资产证券化中为何又强调真实销售呢?事实上,强调真实销售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基础资产的风险隔离乃至破产隔离。但是,真实销售并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唯一办法,更不是资产证券化的唯一方式。如,标准普尔公司曾经在2001年了一项研究报告,报告称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开曼群岛、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百慕大等国家和地区,当地法律支持“非真实销售资产证券化”。显然,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看,担保融资也是一种重要的资产证券化方式。

三、二者并存——一种现实的选择

国内外的立法和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经验表明,“真实销售”的确认至少涵盖了法律、会计和税务三个独立的专业领域。每个领域遵循的法律、判断标准、实现的目的均有不同。本文主要从会计角度,对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转让进行了分析。

一项制度的变迁不仅需要考虑新制度安排本身的合理性,还需要相应的基础制度环境与之相协调,均衡整个制度结构。在目前的会计规范体系下,采用特定资产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实施资产证券化时,若认定为担保融资,则会计上无需专门做一笔分录,而仅需期末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某项资产的收益权,因发行资产支持受益凭证而实施了质押,同时在企业收到资金时记录一项长期负债即可。这样处理有以下几点好处:首先,回避了收益权在会计上的初始确认问题;其次,避免了在将收益权作为销售处理时对特定资产减值的问题,从而避免了公司通过操纵减值来操纵利润;再次,更符合交易的经济实质,并且在目前相关税收法规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许多潜在的税务问题,使资产证券化运作更为可行。如果基础资产的转让被认定为真实销售,则按照当前 的税法规定,可能涉及到营业税或增值税等税收问题,这样将加大公司融资的成本,从而使资产证券化在经济上失去价值。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允许担保融资模式的资产证券化,或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四、结语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市场上利益主体的多元需求,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允许参与资产证券化的各市场主体在我国特有的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下互动博弈,做出理性的选择。否则,不从资产证券化的核心价值出发,务实地界定“真实销售”,可能难以满足市场主体对风险偏好的合理需求。

【主要参考文献】

[1]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2).

[2]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6(2).

[3]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06(2).

[4]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