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保政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02:33:42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纵观国内外养老保险制度，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对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与实践也比较成熟和完善。在理论上，从贝弗里奇（W.Beveridge）在其《Socialinsuranceandalliedservices》（1942）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平等主义原则，即给国民均一的生活保障。到以勒纳（A.P.Lerner）、卡尔多（N.Kaldor）、希克斯（Hicks）、柏格森（BersonFrontier）等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围绕增加和使福利达到最大化，提出发展福利的“最适度条件”和福利标准等等。在国外的实践上，主要存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投保资助型模式、以瑞典和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模型、以新加坡和智利为代表的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制度三种模式。但对于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从世界各国的一般情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都要落后于其他群体的养老制度。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中国家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普遍较为滞后，保障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内关于新农保的研究，学者关注比较多的是在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设计方面的，也有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新农保试点过程中可能主要存在融资困难、制度衔接、新农保基金的增值保值、模式差异大、统筹层次低等问题。同时，也存在着立法保障不足、基层政策落实不力、中西部地方财政紧缺等制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如先把制度建立起来，让农民缴得起，政府拿得出，入口有进出口有保，制度设计的目标——农民养老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当是社会保险和家庭保障的有机结合，经济保障和精神慰藉的有机结合等等。总之，在近几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展缓慢，参保率低，保障程度不高，一些地区甚至曾经出现过退保现象，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因此，对农民未参加新农保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找出影响农民参加新农保决策时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解释新农保目前的现状，对我国促进新农保事业的发展，缓解我国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会出现的老年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
农民未参加新农保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比较高。由于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很多老年人基本生活没有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农村养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一个老人的养老问题既关系到一个家庭和谐安定，也牵涉到社会稳定。研究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决策问题，不论是对农民自身还是对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政府而言，研究农民为什么未参加新农保问题，有助于解释目前多数农民为何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积极性不高，保障程度较低，从而使政府更好地对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进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落到实处，确保实现农民养老保障权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民而言，农民未参加新农保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使农民的参保、不参保行为更趋于理性化、科学化、非盲目化。有利于加快新农保制度的落实和普及，切切实实解决广大农民子孙万代老有所养难题，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因经济利益引发的家庭矛盾，形成敬老爱幼的风气与更为和谐的家庭关系，让农民晚年生活的更有尊严。
3农民未参加新农保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3.1分析数据来源
对农民为什么未参加新农保问题研究，作者主要是采用实地调研数据。主要对辽宁省康平县、湖北省南漳县、山东省费县、江苏省海宁市的部分农村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778份。调查问卷共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情况、参加新农保的情况、对新农保政策的看法、60岁以上参保者待遇落实情况、对新农保的整体评价和对新农保的意见建议七个部分。
3.2农民未参加新农保的因素分析
3.2.1未参加新农保比例在全部被调查者中，有361人选择参加了新农保，有417人选择未参加新农保，二者比例见图1所示。
3.2.2未参加新农保的原因调查分析从图1可见，尽管新农保已经实现全国县级全部覆盖，但被调查者中，农民参保的比例只有46%，有54%的农民尚未参加新农保，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积极性，通过调查，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不高对政策的了解程度，被调查者中只有36人，占全部被调查者4.6%的人选择了比较了解，而56.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只了解较少。具体选择人数和比例见表1。即便是选择参加了新农保的农民，在其参加新农保原因中，也有97.5%的农民选择了“不太明白，看别人参加也跟着参加”。在问卷调查中，对于选择未参加新农保的原因，其中包括“对政策不了解”一个选项，调查的结果显示，有87.2%的农民选择了该项，没有选该项的只有12.8%.（2）保障程度比较低在问卷调查中，对于选择未参加新农保的原因，其中包括“嫌养老金太少，作用不大”一个选项，调查结果显示，有74.2%的农民选择了该项，没有选该项的只有25.8%，见图3所示。对农民参加新农保能否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调查中，共有以下四个选项：肯定能、基本能、基本不能、肯定不能。只有9.1%的农民选择了第一项，而选择第三和第四项的达到50%，具体选择人数和比例见表2。（3）政策可持续的影响新农保政策的可持续一直是各方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农民参加新农保的重要因素。在调查中，被问及参加新农保后最担心的问题时，有68.8%的农民担心政策变化。在问卷调查中，对于选择未参加新农保的原因，其中包括“担心政策变化”一个选项，更有88.7%的农民选择了该项。（4）年龄的影响对广大农民来说，年龄对是否参加新农保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全部被调查者中，年龄构成如图4所示。从上图来看，由于42.4%的被调查者年龄在16—44岁之间，距离养老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对参加新农保的积极性要比45-59岁或60岁以上的要低很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决策。从选择未参加新农保的原因中，其中包括“想等年龄大些再参加”一个选项，有65.5%的农民选择了该项，也说明农民的年龄确实对参加新农保决策发挥了重大影响。（5）捆绑政策的影响对新农保的捆绑政策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很多专家也指出新农保的捆绑政策存在制度缺陷，建议取消捆绑条款。广大农民对捆绑政策是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见表3。上表说明捆绑式参保政策，40.4%的农民认为有影响，而59.6%的农民认为没有影响，农民对该政策是否赞成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是两分的。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多数农民之所以选择未参加新农保，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比较少。说明相关部门和人员对新农保的宣传渠道和宣传力度不够，在新农保工作实践当中，应当切实把新农保当做一项关系中国大多数人口的一项重大国策，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新农保政策的宣传，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我国的新农保政策。（2）新农保对农民养老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国家在现阶段不可能对新农保再有大的投入，农民在投保时往往又偏爱最低的缴费档次，再加上物价的变化，农民领取的养老金能否保障其养老的基本生活的的确确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提高相应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水平的机制，比如按照经济增速或财政收入增速的一定百分比，在一定的时间内逐渐增加基础养老金。在农民参保缴费标准上也应当有一个逐渐提高的机制，这样才能够使领取的养老金保障基本的生活。（3）担心新农保政策会变化。作为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一是关心可以得到多少实惠，二是非常关心政策的稳定状况，是否可持续发展，毕竟由老农保到新农保，很多农民经历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起伏变化，而且这项制度仍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新农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革是大趋势，但在制度顶层的“设计师”一定要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4）新农保的捆绑式参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保的决策。捆绑式参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性特征，作为一项关系中国多数人的养老制度来说，的确是不太合适，在一定的时候应当取消。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W村的基本概况与治理秩序
W村位于S省西北部的B县，虽然B县近几年发展迅速，跃为全国百强县，但是该县发展主要靠县里几个大企业的带动，该县乡村的面貌改变并不是很大，甚至还有几个全国贫困村。W村虽算不上是全国贫困村但也并不富裕。由于该村地少人多，每人分得的田地数量十分有限，每人每年粮食收入大约四五百块钱，仅仅能满足个人口粮。近年来快速上涨的物价，这些粮食收入更显单薄。因此村里的大部分人放弃了田地，进城打工，健壮的青年去外地干建筑，女孩就去纺织厂当女工。村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从该村的总体情况来看，低保政策和新农保政策显得尤为重要，这两项惠民政策如果能切实落实，做到应保尽保对帮助该村村民改变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了解一个村的治理秩序，包括基于错综复杂的血缘人际关系而形成的权力分布及其治理传统，对研究一个村的政策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W村有大约3000口人，属于所在镇的大村。并且，该村属于典型的杂姓村，有张、刘、孙、赵、陶、许、付等十多个姓氏，其中张姓和刘姓最多。但是张姓和刘姓中又分了不同的血缘宗派，凝聚力略显薄弱，而少数姓氏家族的凝聚力更强。在W村许多活动中，不同的血缘群体会进行暗的较量或者明的争夺。某种程度上，家族血缘的力量是决定村庄治理结果的重要力量。上届村委会选举的时候，有人送电饭锅，有的送油，还有的送钱“一票五十元”，在选举完成后村民可以去自己投票的候选人家里领取投票福利。当问到村民是否是根据回报的大小确定选谁时，只有很少一部分村民回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福利差不多。其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选举之前各候选人都会聚集自己的家族，并分派他们到各个其他家族中的德高望重者还有某条胡同里的精英人物那里去游说，给自己拉票。由于村里的家族传统以及胡同人情，村民往往会从家族元老还有胡同精英的投票意向中选择其一。上次（2009年———笔者注）县里扶贫给粮农发过一批粮囤，村长为了给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打基础，把粮囤分给了村里比较有权势的家族元老和精英们。①由此可见，该村的干部滥用权力扭曲政策是一个通则，这似乎印证了前述黎娟娟的发现，但我们的调研却发现了异常现象。
（二）W村低保政策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情况
W村差不多共有80条胡同，此次调查在W村走访了40条胡同，每条胡同走访了三户，共计120人。不仅覆盖了该村所有贫困户，还包括部分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的农户。调查发现2012年该村低保标准线为家庭年人均收入2300元，共有30人（21户）获得低保，占该村总人数的10％。实际上，W村家庭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远远多于30人，因此，就算所有低保名额都分配给了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家庭，还会有一部分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困难家庭不能享受低保。所以低保的“应保尽保”原则也仅仅是一种原则而已。有意思的是，在低保不能涵盖所有有资格享受的村民的情况下，竟然有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于2300元的13人（9户）获得了低保补助，占低保总人数的43％。甚至其中这13人之中，有的家庭收入居该村收入的中上游。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前两任村支书都拿到了低保户名额，至今依然在享受。①由此可见，只有57％的低保资金被用到了低保户，剩余43％的低保金因“伪保户”的出现而漏出。2011年W村开始实施新农保政策。根据对村干部和村民的访谈得知该村新农保政策参保率超过90％，村民参保的积极性非常高。村民D从2012年开始领养老金，很满足。当笔者问道，会不会嫌政府补贴得少时，她说“怎么会呐，政府多好啊，还给补贴，这是赶上好时候了”。她并没有像许多学者替她抱怨的那样去抱怨养老金少，她觉得有就很知足。“本来很多老人不相信这个政策，但是一听说别人已经开始领钱了便纷纷参了保”。②为何两项政策的效果在同一个村庄会有如此大的不同？是什么使得村干部在两项政策中的执行行为有如此大的变化？下面我们通过对两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比较，找出造成村干部不同行为的原因。
二、W村低保政策和新农保政策执行的比较
（一）低保政策的执行
1．政策内容不具体，程序不完善
首先，低保户的确定缺乏明确的标准。虽然2012年民政部220号《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文件在原政策的“户籍地和家庭收入两项”的基础上添加了家庭财产一项（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初衷是想将家庭财产殷实但无家庭收入的人群去除在外，避免一些家庭有着轿车却享受低保的情况，但由于低保对象的识别仍然以收入计算作为标准，而收入又难以测量且统计工作量太大致使该政策改进并未能产生实际效果。无论是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低保户的特征，还是通过参与式打分排序，都离不开对应该享受低保的农户的家庭特征的综合分析。但目前并没有一套完善的明确的识别农村低保户特征的体系，只能大致估测，村民吃饭、穿衣等的花销难以准确统计。虽然有“低保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并报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这样貌似权威的规定，但由于明确、可操作的标准的缺失，客观上造就了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干部会随时根据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以及是否给自己带来利益确定对象。其次，政策实施程序异化。《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出台之前的低保政策文件非常笼统，基本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如“应保尽保”、“要加强监督”等，没有可操作性。即使在220号文件颁布后，在B县政府网站上也并没有任何关于实施低保政策的奖惩细则，仍然充斥着“一般”、“也可”等非常模糊的字眼。据B县所隶属的Q市的文件《Q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摘要》（2012）规定：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一般由户主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受乡（镇）人民政府委托，也可受理申请。受乡（镇）人民政府委托，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组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后提出初步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要核查申请人的家庭收入，了解其家庭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并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实际政策执行中，由于《摘要》要求的个人申请、村委会审核、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调查情况进行民主评议等实施形式，将会耗费村委会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村干部协助实施农村低保工作，也并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为了方便，便将上述程序简化。村委会还会出于亲疏关系，优先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但家庭收入并非最差的农户。同时由于镇和县级民政部门人员配备严重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会简化监督程序，导致对申请人家庭收入方面的核查不能得到落实，后续的监督工作也一直搁浅，客观上使得村干部的权力被放大，最终导致低保名额的确定实际上主要由村一级主导。在接到镇上确定的名额后，最初，村委会几个村干部在一起进行协商，然后村委会成员推荐，但是推荐并不是根据家庭情况，而是掺杂了各种人情，这样在最初确定名额时便没有把所有村民纳入可能的范围内。一般村委会会预留名额，以防他们意想不到的人提出要求。此时，少部分村民会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得知要确定低保名额这一情况，在确定名额之后村委会会到这些“准低保户”家发放申请书，然后村委会盖章批准。批准之后，村委会组织举行一项演讲，让获得低保补助名额的村民上台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在村里低保政策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宣传，村民只是在最后名单确定的时候收到通知。低保政策实施时本该在确定名额之前让候选的村民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但是村委会将这一程序推移到了最后，使之成为一项可有可无的补充程序。村民在低保户确定之前并未收到任何通过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仅仅只是在名额确定以后面对铁板钉钉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2．村民在低保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弱监督意识与能力
首先，村民对低保政策实施的监督意识弱。一提到低保，村民大多摇头道“好事都是当官的说了算，怎么能轮到咱普通老百姓”。当问到村民为什么不去举报的时候，村民T说：“告有什么用，咱小家小户的没背景，去哪告，就算告了也白告。拿不上就拿不上，不去贪那小便宜”。①其次，村民的监督能力没有保障。在整个政策施行过程中没有人告诉村民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到什么部门去行使自己的监督权。政府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着共谋：“上级政府还得需要村干部去做很多事情，对村干部的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村干部推荐的不合条件的也不会太离谱，不可能像以前让开宝马车的人去领低保，上级也不怎么追究”。②
（二）新农保政策的执行
目前新农保政策缴费环节中，由村民缴费、国家补助、集体补助三部分组成。其中的“集体补助”，即村集体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对参保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补助或资助作为“集体补助”记入个人账户。在集体补助中，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具体补助标准由村（居）民委员会民主确定。“具体补助标准由村（居）民委员会民主确定”很有可能会给村干部留下空间，但是由于目前在新农保中很少有集体补助这一项缴费，所以，村干部所能直接接触的便只有国家补助与个人缴费。
1．政策程序清晰。
根据《B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由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镇（办事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具体经办，村（居）民委员会协办人员（以下简称“村协办员”）协助办理，实行属地化管理。主要流程如下：（1）参保登记：①农民申请（填写参保登记表，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②村级初审③镇（街道）审查并建立参保人基本信息数据库④县农保处审核，建立参保信息库。（2）保费缴纳：①参保人保费每年定期存入“新农保卡（折）”②农合行代扣缴费③县农保处确认到帐，建立个人账户。（3）领取申报：①发放领取通知书农民申报（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②村级初审③镇（街道）审查④县农保处核定待遇。（4）待遇发放：①县农合行开立存折（卡）②养老金按月转入转入农合行③农民到农合行网点领取。（5）关系转入：①农民申请（填写参保登记表和转入申请表，提供相关材料）②转入村初审③镇（街道）审查并为转入人建立基本信息数据库④县农保处审核⑤建立参保信息库和办理转入手续。（6）终止保险：①本人、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申请（填写注销登记表，提供证明材料）②村级初审③镇（街道）审查④县农保处核定个人账户余额⑤支付待遇终止养老保险关系。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程序看，每一个步骤都很具体，内容也很明确；每一个政府部门及人员的角色和责任界定得也很清晰。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环节都与参保农民个体直接关联。B县还设立了专门的办事处，负责办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相对于低保事务有着更充足的资源和条件，对新农保政策的流程、档次、监督有明确的规定，使得该政策的执行有了更多保障。村干部具体负责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缴费档次选定、待遇领取、关系转移接续等业务环节所需材料的收集与上报，负责本村上月死亡人员名单的上报，负责向参保人员发放有关材料，提醒参保人员按时缴费，通知参保人员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并协助做好政策宣传与解释、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村民基本信息采集、情况公示等工作。可见，村干部在整个过程中主要是负责“村级初审工作”，而其职责也只是进行材料的上传下达，对参保农民信息的核实，政策的宣传与解读。村干部在新农保政策中几乎没有滥用权力的空间。
2．参保资格明晰。
参加新农保政策的申请条件明确清晰。据《B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事机构信息》，具有本县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在户籍所在地自愿参加新农保。缴费档次：缴纳养老保险费标准目前设为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共10个档次，多缴多得。这是一项村民自己交钱自己得养老金的政策，交钱就有养老金，不交就没有。政策清晰明确，可操作性强，没有被“二次解读”的可能，村干部没有寻租、设租的土壤，从客观上减少了其扭曲政策的机会。
3．村民在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意愿与能力强。
新农保政策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与农民自身利益高度相关，实现了与相关利益者的激励相容：交钱就有养老金，不交就没有，并且多交多得。所以，大多数村民尤其是参加了新农保政策的老年人都称“国家政策好”、“赶上好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会有强烈的意愿去监督政策的实施，而不会将其当作是与自己无关的、干部的恩赐品。当问到村干部是否会在新农保政策中滥用权力时，村民说“这个他们可动不了手脚，我们自己缴的钱，多缴多得，他们说了不算，都是上面统一安排的，自己去领”。当问到“参加新农保需不需要给村干部下礼时”，村民说，“这个不用，这个都是自愿的，村里大多数人都缴，如果不让缴就去告他，我们自己缴钱，我们在理。发的宣传单子上都有监督电话哩，不行就打电话告他。”在农民参加新农保之前村里大喇叭进行了宣传，并且村协办员挨家挨户发过有关新农保的宣传材料，与前述低保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信息的垄断和过程的操纵相比，新农保政策充分证明了其对村干部权力的限制作用。虽然目前新农保政策还有很多制度缺陷，如因其统筹层次低、地区间财政状况的差异导致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尚不充分、制度的可持续性等问题，［7］［8］但就现有条件下的制度设计而言，该政策因其与农民利益的切身性和兼容性，大大提高了农民对政策的监督意愿与能力，从而在防止村干部以政策谋私方面相较低保政策要更为有效。前述该政策目前存在的缺陷（如层次低、不统一、不可持续）等恰恰是因为与广大农民利益的兼容度尚不够充分有关，将来政策设计时完全可以通过提高与农民利益的兼容而得到改善。
三、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W村同一干部群体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对不同政策执行的不同效果可以看出，政策设计与村民利益越兼容，其明晰度越高，则村民对政策实施的监督意愿和能力越强，政策被村干部重新界定的机会便越小，扭曲政策谋取私利的可能性越小。为了与既有文献形成对话，本文控制了村干部与农民的素质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约束两个变量，在此前提下，笔者找到了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差异的原因：不同政策的不同设计水平。不能笼统地说政策好还是坏，好政策不能仅以其初衷的美好来评判，而应该以其实施效果来证明，而这个效果就是由设计水平决定的。新农保政策由于与村民利益的兼容度高，内容和程序也比较明晰，所以村民有意愿也有能力去监督政策的实施，限制了村干部的空间；低保政策则恰恰相反。本研究的一个启示是：村民民主素质低下，没有监督意识和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村民的权利意识与监督能力并不是天生缺失或敏锐，［9］它是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产物，关键看政策设计有没有允许其锻炼和培养的机会与空间。从新农保政策的执行上可以看出，村民不是没有形成权利意识的可能，他们认为“自己缴费，自己在理”，其理直气壮的维权意识对村干部的权力行为形成了有力的制约与监督。然而也应该看到，村民的权利意识又不是十分清晰，尤其当政策设计模糊了自然权利与权力恩赐时，自然不会有清晰的权利意识与对权利的监督意识和行为，这从低保政策上看得非常清楚。村民将低保作为一项“恩赐”来对待，他们觉得这是占公家的便宜。所以他们一方面都在竭尽全力去沾光；另一方面，当自己没有能力沾光而看到不公平现象时，倾向于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而不会较真去监督。基层民政干部认为低保与新农保两项政策的性质不同（前者属非普惠性政策，后者属普惠性政策）是导致不同执行效果的原因。①非普惠政策导致基层执行者拥有了自由裁量的权力（使得有资格享受的不能得到，不应该享受的却能得到），而普惠性政策则限制了这种权力。本文不支持这一说法。笔者认为，政策的性质（究竟是普惠还是针对特定群体、非普惠）与政策过程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容混淆：不管是否普惠性政策，都可以通过与更多的相关人群发生直接的利益关联，促使其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捍卫和监督政策的实施，从而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政策过程越开放，与相关利益者兼容度越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也会越高，民众的监督意愿也就越强。大多数文献强调低保对象无法有效识别这个难题上，［10］而对谁来识别、如何识别这两个问题［11］给忽视了。将政府对民众单向的静态的识别变成政府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多方共同参与的识别过程，使其成为与所有相关利益者都相关而非部分人的专利，可能会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新的视角。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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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学术腐败的原因再探讨洪卫中，HONGWei-zhong
5."绘事后素"王富仁，WANGFu-ren
6.在政治的屋檐下——《红旗歌谣》之意识形态分析谢宝杰，XIEBao-jie
7.从"神游"畅想看屈原与楚文化的离合关系邓妙慈，DENGMiao-ci
8.海南琼文话"偌ua33""夥ua33"本字考释邓小琴，DENGXiao-qin
9.文理通医道:中国文论与中医的关联性思考吴中胜，WUZhong-sheng
10.论法律中未完全理论化协议的路向霍宏霞，HUOHong-xia
11.中国现实语境下赦免制度的适用分析沈玉忠，SHENYu-zhong
12.超额保险法律问题研究——从一起保险案例看我国超额保险制度之完善李广辉，LIGuang-hui
13.论"以市场换技术"——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赵佩华，ZHAOPei-hua
14.员工满意度与离职倾向研究——以潮汕地区民营企业为例陈翠文，CHENCui-wen
15.杜威的教育目的观及其现实意义吴亚玲，WUYa-ling
16.基于世界英语框架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方帆，FANGFan
1.文学和理论:"后理论"语境中的相关性赵周宽，ZHAOZhou-kuan
2.《谈美书简》是"现代中国美学经典"吗——论朱光潜先生《谈美书简》的学理性缺失郑惠生，ZHENGHui-sheng
3."生态美学恰恰与实践派美学逆向而行"吗——与代迅先生商榷季芳，JIFang
4."春秋文学自觉"论——兼与赵敏俐先生《"汉代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李永祥，LIYong-xiang
5.语言的研究和语料的使用——对《中国语文》近十年论文所用语料的统计分析付义荣，FUYi-rong
6.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王萍，WANGPing
7.朝云祭拜尊崇现象文化根源探赜杨子怡，YANGZi-yi
8.岭南婚嫁习俗中槟榔的文化解读——以粤东客家地区为中心宋德剑，SONGDe-jian
9.工农兵业余创作与十七年时期《文艺报》刘晓红，LIUXiao-hong
10.前的文化政策与丁玲的文艺活动黄丹銮，HUANGDan-luan
11.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贾媛媛，张惠民，JIAYuan-yuan，ZHANGHui-min
12.论国家民事人格的获致与实现——以私权功能为视角康添雄，KANGTian-xiong
13.胡安·林茨民主转型理论述评王菁，WANGJing
14.公共行政视角的府际关系研究李金龙，李朝辉，LIJin-long，LIZhao-hui
15.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文献综述——以一个内生的视角分析杜沔，顾亮，刘振杰，DUMian，GUliang，LIUZhen-jie
16.顾客关系营销的博弈分析赵平，王玉华，ZHAOPing，WANGYu-hua
1.转型经济与经济转型——基于G函数视角分析孙中才，SUNZhong-cai
2.评水晶的张爱玲研究袁良骏，YUANLiang-jun
3.清末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释疑——兼与黄福庆、熊月之先生商榷李金龙，LIJin-long
4.问题之争还是概念之争——近年来关于新实践美学论争的反思王天保，WANGTian-bao
5.为新实践美学而辩——与章辉《实践范畴与当代中国美学》对话来瑞，LAIRui
6.论实践美学之"实践"意义的发展李雯，LIWen
7.移民与1945年以来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潘少红，PANShao-hong
8.海陆丰赛会演剧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詹双晖，ZHANShuang-hui
9.内乱还是外患:20世纪30年代的商会问题——以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改选为中心的讨论陈海忠，CHENHai-zhong
10.盖格尔的现象学艺术意味论——文学艺术的各种价值意味张玉能，ZHANGYu-neng
11.论鲁迅小说中婚恋话语的悲剧性机制朱崇科，ZHUChong-Ke
12.春节的起源王治功
13.汉民族共同语中[v]的使用倾向和接受度调查陈凡凡，CHENFan-fan
14.审前羁押定期复查制度探微房国宾，FANGGuo-bin
15.我国公民劳动就业权的法理解说与法律保护冯祥武，FENGXiang-wu
16.粤台经贸合作对广东产业升级的影响胡少东，HUShao-dong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2.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理论溯源与实践反思叶敬忠，安苗，YeJinzhong，AnMiao
3.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刍议杨海蛟，YangHaijiao
4.论霍布斯对自由主义的贡献王彩波，秦相平
5.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语境阐释——一份政治哲学上的考量亓光
6.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陈文胜，ChenWensheng
7.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以机制问题为中心赵泉民
8.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的难题及解决尚海涛，任宗哲
9.以科技支撑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民生性公共服务能力蒋莉莉，王溪
10.印度班加罗尔经济腾飞之路对贵州的启示龚晓宽，韦欣仪
11.微博文学的定义、发展、类型及特征李存，LiCun
12.论广告的伴随文本饶广祥
13.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综述——以《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刊载的语言学论文为例刘龙
14.欧美三大医疗保险模式特点的历史考察高芳英，GaoFangying
15.新媒体条件下中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伍新明，许浩
16.当前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现状、特点、成因及对策赵福浩
17.中美面子观的实证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赵赟
18.论后危机时代贸易反倾销的法律防范宋才发，SongCaifa
19.初民社会部落族群的规范和秩序——以1958年民族改革前西盟佤族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分析郭亮，陈金全
20.英格兰中世纪的土地保有权和各种身份的土地持有者沈汉，ShenHan
21.英国都铎王室领地流转的政治意蕴张殿清
22.略论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蒋南华
1.符号、象征、象征符号,以及品牌的象征化赵毅衡，ZhaoYiheng
2.语言建构了世界——对卡西尔《人论》语言观的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张杰
3.贵州社会科学歌曲文本的性别表意陆正兰
4.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转型郭长保
5.王国维美学方法论朱志荣，ZhuZhirong
6.苗族服饰的生态美学意义阐释何圣伦
7.略论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特征朱宇
8.美国大学招生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牟效波，MouXiaobo
9.日本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魏晓阳
10.澳大利亚大学招生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李志强
11.国学传承与古汉语素养的培养王春玲，陈黔珍
12.高等音乐教育入学考试专业技能考核科学性探究马丽
13.一代独生子女的道德状况及其社会影响史昭乐，杜勇敏，ShiZhaole，Duyongmin
14.身价:一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及启示陈成文，汪希，范勇
15.从静默净心到乡村建设——论梁漱溟的实践伦理思想及其启示周祥林
16.企业家才能、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李晓敏，卢现祥，LiXiaomin，LuXianxiang
17.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曾定凡
18.从国际视野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王绍文
19.西部地区矿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探索蒋楚麟
20.货币国际化测度、决定因素与人民币国际化对策魏昊，戴金平，靳晓婷
21.成渝经济区城市化发展研究陈映
22.基于生态功能的网络型城市经济空间构建——以贵阳为例林刚
23.东亚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历史考察刘群艺
24.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张霞
25.英国工业化初期的企业"用工荒"和解决之道尹建龙，YinJianlong
26.国民政府主黔时期的贵州军盐管理贵州社会科学贺菊莲，李浩
27.中印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与异质话语对话中新话语的创生杨先明
1.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体制改革的"双重两难"郑风田，董筱丹，温铁军，ZhengFengtian，DongXiaodan，WenTiejunHtTp://
2.论平等原则——关涉平等的大学招生制度的几个道德原则王海明，WangHaiming
3.中国为什么需要平等的大学招生制度张千帆
4.主体性视域下教育公平实现的动力因素分析陈秀
5.试论宋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杨晓霭，YangXiaolei
6.中国历史上的文物安全问题研究马健
7.法国古村镇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品牌网络模式研究——以"特色小城"协会为例沈世伟，MoriceJean-Ren
8.控拜村苗族银饰与苗族白银文化引发的思考游建西
9.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黄月细，HuangYuexi
10.《论联合政府》民主思想探析凌海金
11."立三路线"批判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杨会清
12.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于洪洋，巴殿君
13.政府在推进和发展低碳经济中的责任田玉忠，尤强林，TianYuzhong，YouQianglin
14.中国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和策略谢坚
15.我国私募基金对公募基金的组织机制探析王蕾
16.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实质和框架伍鸿，杨勇
17.管理时尚国际传播动因与过程分析——以核心竞争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例包玉泽，田丽敏
18.西部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路径研究胡茜
19.家塾文学选本的文学教育本位付琼，FuQiong
20.宫词非宫体诗考论王育红
21.在学与文之间——清乾嘉年间"《文选》派"辨赵阳
22.论唐代家训文化及其文学意义——以初盛唐士大夫为中心的考察赵小华
23.对汉代作家教育情况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侯文学
24.《澳门新闻纸》的再探究冯祖贻
25.北洋政府时期边疆省区的司法改革及特殊政策论析李光和
26.追求知行合一的旨趣——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百题问答》江东
1.贵州社会科学生态技术社会选择的困境及克服潘睿
2.动物性食品安全视角下的动物福利问题研究赵英杰
3.消费者保护视野下的食品安全监管赵学刚，罗一耘
4.人类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是生命封孝伦，FengXiaolun
5.环境美学的建构性考察陈国雄
6.论审美意象的基本类型王怀义
7.杜夫海纳审美知觉中的理性因素试析董惠芳
8.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理念的价值诉求王宏，杨雪峰，WangHong，YangXuefeng
9.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文化认同曾宪灵
10.西方公民资格理论的当代复兴与价值意蕴夏晓丽
11.孟墨天命观比较万光军
12.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思想初探张小明，王晓昕
13."汉字革命"与"文化世界主义"——中国现代思想主潮的语文学观察赵黎明，ZhaoLiming
1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移的家——论海派文学的中国传统家文化主题陈绪石
15.黄初宗亲文人抒情诗研究贵州社会科学陈际斌
16.论少数民族文艺中审美民族性研究的意义黄桂娥，周帆
17.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方向匡远配，KuangYuanpei
18.共生网络组织模式与西部国防产业组织调整胡红安，周维华
19.创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构想沈建国
20.我国农业保险低水平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杨卫军，郭晨阳
21.公共部门的双重角色与预算改革的内部阻力王银梅
22.基于农业生产主体的农业保险差异性分析王冰
23.从经济绩效看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的变迁寻舸
24.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溯源与前瞻——兼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张宏军
25.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熊秋良，XiongQiuliang
26.晚清县官治理研究柳岳武
27.清末民初贵州不缠足运动杨艳
1.论西方现代哲学的两大难题张法，ZhangFa
2.阿伯拉尔的对话伦理学张荣
3.价值预设与叙述技术:罗尔斯"一般正义观"解读李建森
4.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共有的四重基本特质胡军良
5.经典的复述与重写——论残雪的"文学笔记"创作叶立文，YeLiwen
6.现代化语境中的新世纪"底层文学"张勇，彭在钦
7.论乔伊斯小说的"夜"与"昼"冯建明
8.伯林笔下的卢梭余婉卉
9.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及其优化探索黎民，周圆，LiMin，ZhouYuan
10.发挥商贸流通业在后危机时代扩大总需求中的作用任保平
11.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综合评价——基于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张永梅，李放
12.服务理念下我国市场监管的思考佘源
13.论西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才资源彭亮
14.供需视角下的非常规性旅游危机影响路径研究严澍，揭筱纹
15.我国遗产旅游地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基于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胡北明，王挺之
16.贵州社会科学贵州省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杨建春
17.关于乡村旅游内涵、外延及效益理论的探讨龚娜
18."多彩贵州"乡村体育旅游的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徐咏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一、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必须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民盟作为统战的成员，一定要按照统一战线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委政府的重大部署上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民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点任务，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发展意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和运用民盟界别的资源，参与、支持、服务新农村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1、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民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意义重大，内涵丰富，原则要求十分明确，重点措施和实施办法切实具体。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都对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要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民盟界别优势，运用民盟资源，把工作领域由以政治领域为主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拓展，把工作内容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局延伸，因势利导，充分调动盟员积极性，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
2、服务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必然要求。我市70%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各类组织普遍兴起，特别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和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迅猛。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致富带头人、科技工作者和在当地有影响的代表人士，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人士到农村寻找市场和商机，有的直接把企业、事业办在农村。这都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盟工作的战略任务，作为民盟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努力促进城乡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共谋发展局面的形成，尽最大努力调动和运用民盟资源，服务新农村建设。
二、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成效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市民盟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农村工作和统战工作精神，及时部署实施，充分发挥了民盟人才智力优势、科技优势，服务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挥智力优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一是积极提交提案。年以来共向市政协提交42篇有关农业或农村工作的提案，并被市政协采纳。年以来提交市政协提案《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关于发展和加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力度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年月市政协组织相关人员到基层专题督办《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这份提案，《日报》年月日以《让林改继续走在前头》报道了此信息。盟市委提交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等3篇提案获市政协—年度优秀提案奖。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近年来民盟共组织开展了有关涉农方面专题调研近10项，如《关于加强我省农村医疗队伍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研究》、《推进我省农村文化建设，为繁荣海峡西岸经济区服务》、《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课题调研报告》、《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关于我省山垅田低产改造的若干意见和建议》等。其中《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粮食安全问题调研报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等三篇调研论文在第三、四届“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建言献策论坛”上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还获年市“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三等奖。三是积极反映有关农村农业方面的社情民意。年以来盟市委会有6篇信息被盟中央和盟省委采用，曾获得民盟组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组织二、三等奖。
2、发挥资源优势，突出民盟特色，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民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盟员结合本职工作和农村工作实际，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中我们注意准确定位，选好切入点，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多做中间服务和拾遗补缺的工作；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注意发挥民盟优势、突出党派特色。通过深入开展“为党增光辉，为盟添光彩”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服务工作。民盟每年都组织盟员开展了以智力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文化、医疗下乡”三下乡活动，先后赴等地开展三下乡活动，累计达数十场次，得到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
3、发动广大盟员开展爱心捐助，真心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盟市委结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每年组织开展服务进农村活动，受益农民群众上千人。为贫困村捐赠科技书籍500余册、书写春联近1000余幅；发放农业资料和疾病防控书籍和宣传材料近1000份；开展水产、农产品栽培、科普知识、讲座20多场次。每年不定期地开展下乡义诊活动，免费发放药品近3000元。广大盟员积极开展向弱势群体献爱心、赈灾捐款和“两节”送温暖活动，累计捐款达30000余元。盟市委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服务社会活动，树立了盟的良好形象，扩大了盟的影响，得到了受助群众的好评。
尽管市民盟在服务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农民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改变，在实际工作中，民盟工作也深刻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危机。
1、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深，认为只需搞一些活动、抓一下教育、稳定一下人心就可以，农村改革发展了解和参与一下就够了。二是由于基层组织外部工作环境较差、干部兼职过多等主客观因素，服务经济无有效载体。三是部分盟员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认为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与民盟工作关系不大；习惯于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面对与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存在畏难情绪、创新意识不强，使得服务新农村建设处于被动状态。
2、服务农民缺乏有效途径。一是在发挥作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找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合理配置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还需要树立科学、全面、和谐发展的意识，找准影响和制约民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办法，使民盟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取得重点突破，并实现全面发展。二是服务手段单一。对农民急需的科技培训、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等缺乏实质性的帮扶措施，影响大、生命力强的品牌工作不多；三是服务机制僵化。深入农村、贴近农民不够，整合资源能力不强，社会化的服务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
3、组织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对民盟工作体制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服务“三农”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区位联动、内外结合、优势互补的工作机制。在组织和支持盟员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还缺乏长效机制；在发挥盟员作用方面，办法和措施不够多，不能完全满足他们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农村改革实践和新农村建设的新期待。
三、对策与思考
如何根据农村改革发展需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从农民生产、生活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寻求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因地制宜、扎实有效推进民盟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取得实效，确实还有不少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用心策划，狠抓落实的。
（一）提高认识，增强推进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深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体制机制等，按照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要求，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寻求新的对策，着力解决民盟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工作。
1、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始终保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勇气，自觉做到分析和研究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武器，谋划和部署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依据，检验和评价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标准，努力形成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相对齐备的优势，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要求的实现。要紧紧抓住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要积极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推动文明健康社会风气的形成，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2、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和完善工作体制机制。一是要建立稳定有效的协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减少交叉，整合资源，加强工作力度，切实解决好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的问题。二是加强工作指导，明确重点，理顺思路，利用并发挥已有的工作网络，进一步形成联动的工作机制。三是依托互联网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政策、法规、经济、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充分发挥网络在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3、统筹好理论政策研究和农村改革实践，推动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认真总结历史和现实中为“三农”工作服务的成绩和经验，把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转化为经常之举、普遍之举，并不断加以完善。要结合中央的新精神，着眼农村的新发展，加强调查研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努力探索新思路，提出新举措，创建新载体，要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最容易见实效的事做起；要高起点、多视角、多类型、多模式、有特色地制定分期实施的方案；要从农民最有积极性，基层干部最主动，主客观条件也比较成熟的地方开始，设置试点，培植典型，探索经验，取得可靠阶段性成果后，再逐步推开，不断把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工作引向深入。
（二）发挥优势，增强合力，找准服务农村的着力点、切入点
中央、省、市委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有效模式，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进民盟工作的强大动力，找准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着力点、切入点，破解难题，谋划新举措，推进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果。团结广大盟员，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参与新农村建设，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结合农村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农村改革发展献计献策。发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界党外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引导盟员围绕农村改革发展，提高农民生产发展能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培育新型农民等事关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多搞实地调查，多做深入研究，多献务实之策，帮助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2、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切实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认真学习，加强舆论宣传，使广大盟员充分认识中央关于建设新农村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要更好地发挥民盟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盟员立足本行本职，发挥自身特长，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为新农村建设谋务实之策，拓发展之路。要为盟员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他们投身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要支持、帮助盟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使自身的事业也获得应有的发展。
3、发挥民盟优势，群策群力，形成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一是发挥人才智力优势。相当部分盟员本身处于农业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广大盟员主动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决策咨询、人才开发、项目协调、投资推介等活动，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如推广实施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培训农村实用型人才、引进资金、引进投资项目、组织科技下乡、科技咨询活动、发送农业实用科技资料。二是发挥广泛性和包容性优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以人为本的民本意识，全面协调处理好各类关系，推动新农村建设走入健康的发展轨道。三是发挥盟员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为农村地区发展牵线搭桥，协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是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结合工作实际，针对性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当前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成本过大、农民增收乏力、村财薄弱，农村教育不公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村民民主自治，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民盟服务新农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培训和指导。村级班子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建设自己家园的关键所在，村级“两委”主要干部与班子成员的政治素质、为人品质、法律意识、工作能力以及带领致富能力是关键。针对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功能、农村党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弱化，农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有所抬头的，制约着农民生产发展、生活提高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等问题，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盟可以在强化农村基层干部培训与指导，提高村级班子成员管理村务的素质能力，尤其是民族示范乡镇和示范村的村班子建设，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2、加强和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适应广大农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切实改善农村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专业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教育培训，培养一专多能的群众文化人才，逐步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提高其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能力，巩固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二是支持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从事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服务，使农民群众逐步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三是加强对农村文化骨干培训辅导，努力在文化教育、政策宣传、提供娱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开展灵活、多样、方便的文化服务。以“三下乡”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共建联动活动。五是推进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闽台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台胞和海外华人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六是积极倡导、引导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文化事业。重点捐助农村文化站、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
3、重视改革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素质，推进农村科技进步。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农民文化、技能素质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制约因素。“建设新农村，根本要从农村教育改革入手，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培训劳力就业技能是当务之急。”教育制度设计不公平，农民教育权利受侵害，农民迫切要求尽快改革扭转这一不合理状况。要整合统一战线教育资源，着眼于服务农民成才增收，着眼于培训新型农民，着眼于增强村民法制意识，大力推进“双百工程”，努力培养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扎实推进农民素质提升，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扶持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4、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一是加强调研，摸清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现状，了解他们的就业创业需求。二是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培训。积极组织开展返乡农民工岗前引导性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做好服务于我市主导产业发展的转移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三是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开展多形式就业创业。积极有效引导以到工业园区就业创业为主的多形式就近就业创业活动。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立足我市农业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有效推动包装储运、农资配送、信息咨询等农业产业化配套企业发展。引导返乡农民工在商贸、运输、餐饮、旅游、娱乐等领域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现代物流、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四是切实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扶持力度，免费介绍和宣传用工信息，及时把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提供给农民工，让农民工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和方向。
5、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互助联动活动，带动农村产业延伸提升。支持企业开展重大农业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力度。协助企业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强化科技创新，通过改造提升和延伸传统农业产业，力争在更大空间、更广领域上促进我市农业更好更快发展。支持企业与农村帮扶结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务，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打造工业、农业双赢的态势，实现以工补农、富农目标。通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利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和品牌等优势，扶助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采取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对农产品等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带动当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也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6、重视农村医疗改革，满足农村居民的防保和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农民看病难、看病贵。这虽是全国性的难题，但在农村更加突出。乡镇卫生院已处于无力经营，设备短缺，医务人员外流，难以为继，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制度农村覆盖面太小，“小病看不起，大病拖着等死”，农民深感医疗卫生负担沉重。要积极组织专业技术骨干下基层帮扶，帮助基层开展人员、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着重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理论及业务素质，提高服务意识，改进医疗卫生服务，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群众既少花钱又能看病。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值得强调的是，「黑金干预政治的现象，在乡村基层选举中显得尤其突出。这与都市地区的相对「干净的情形形成了一定的对比。
「黑金政治到底根源何在呢？我们有必要回溯民主化之前的台湾政治，从1950年到80年代中期，地方性的竞争选举和自治已经在台湾存在了三十多年。正面评价这些基层选举的论者认为，这种「部分的民主实践使台湾人对民主的概念、价值和态度习以为常，同时，尽管政权当初开放地方选举并不尽然是为了实践民主，但伴随选举竞争而出现在各地的政治市场（political market）却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重要管道之一，也提供了后来台湾民主转型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机制4。批评者则指出，威权统治下以及李登辉主政时代的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贿选盛行，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孳生「黑金政治的结构，所以应该对此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党独大的统治就是「黑金政治的根源。
2000年的「大选中，以「没包袱、黑金一定除为号召夺取了政权，但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这个党便「由原来理念型派系转为接纳黑、金力量与人士，成为庸俗化派系的现象，正逐步镶入原有地方派系生态的一环（原文如此）5。到了2004年的「大选时，已经被指为「黑金进行式，「总统府更成为「新黑金中心。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黑金势力与的结合，其原因不仅是「人头党员的效应，还在于「金钱政治的压力、派系扩张、招降纳叛等新依侍（或依附）主义、政经结盟效应等等6──其实简而言之，只是因为成为了握有巨大权力的执政党。所以，将「黑金政治完全归因于的说法已经被证伪，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根源。本文于是假设，台湾基层选举中的「黑金政治与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非某一党的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进一步地，本文试图证明以下命题：
1.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选举的频繁程度和竞争激烈程度不断上升，而选举的成本日渐高昂，但政客可能获得的合法的竞选经费有限，而黑社会组织则拥有大量金钱，于是选举对「黑金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2. 民主化的发展，导致行政和司法系统的人事安排、预算决策等都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而行政和司法系统愈来愈受制于选举，也使得「黑金势力通过影响选举结果可以更多地获取经济与政治利益，那么「黑金对选举的需求也愈来愈大；
3. 基层的民主选举受到地方派系势力、乡村权力结构以及乡土社会特点的影响，「黑金势力能够更轻易地实现贿选，操控选举，而在都市区这种情形相对削弱；
4. 威权统治时代遗留的政治结构确实为「黑金政治创造了条件，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台湾民主化的时机（在没有法治的前提下开展民主，在深层的结构中，民主与旧的社会土壤结合在一起）、劣质的政治文化7以及失败的制度安排。
一 基层选举与「黑金：相互需求关系之形成
（一）最昂贵的选举
早在1950年，台湾当局就开始举办基层的竞争性选举，而这些选举中存在着大量的贿选、贿让、一人竞选、选举舞弊、党政不分等现象。不过，在民主化之前，几乎所有的选举结果都掌控在手中。由于垄断了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资源，所以尽管它往往需要利用地方派系甚至黑道势力来操纵选举，但同时也一直采取分而治之等办法，对这些势力保持着政治上的压制8。更由于这些选举本身的竞争性有限，争取当选的手段主要就是争取的提名，所以这一时期台湾选举的成本并不高，而此时的黑道势力也「只有谋取生存的能力，而并未具有追求进一步扩张势力的资源9。
随着的开放，民主化进程的发展，选举的频繁程度、参加选举的人数与竞争的激烈程度开始不断上升，与之相伴的，就是竞选成本的日益高昂。举例而言，在90年代中期，云林县竞选村（里）长需要花费50-100万元（新台币，下同），乡镇（市）民意代表需要100-200万元，乡镇（市）长需要1,000-2,000万元，县议员需要3,000-8,000万，立法委员需要5,000万到1亿2千万，县长需要1亿5000万。而台中市的「价格一般比上述数位还要高出500-2,000万不等。
2001年的另外一份访谈资料显示，在当时的高雄县，乡镇长选举的花费约4,000万至8,000万不等，小乡镇（如旗山地区）约4,000万，大乡镇（如凤山地区）则起码要8,000万，甚至更多。平均一次乡镇长选举要花5,000万以上。此外，有的「桩脚为了使其所负责的当地选票开得「漂亮，通常也会自己掏钱买票，而这类的情形则很难估计，通常都未列入候选人的竞选开支部分，所以选区越大则越难估计竞选经费10。
有舆论认为，台湾的选举乃是举世最昂贵的选举11。选举成本之所以高涨，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所谓「桩脚政治也即「中介政治（brokerage politics）的存在。对于教育水准相对不高、资讯相对缺乏的基层选民而言，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并非他们的着眼点，他们一般会很理性地选择那些与自己关系最密切或者在选举时给予自己最大面子、最多实惠的候选人12──候选人于是必须收买大批的「桩脚来帮助运作。所以，在选举成本的构成中，除了正常的经费支出之外，更有大量的预算是用于「贿选、绑桩、送礼、宴客及提供各种额外的赞助或补助给选民13。假如参选的各方势均力敌，那么糜耗的金钱就更加无法计数了，正所谓是「花了钱不一定当选，但不花钱一定不能当选。这样昂贵的选举，岂是地方一般的中产阶级「精英所能负担的呢？
选举成本的高昂，从逻辑上讲可能造成这样几种后果：第一，参选人保持清廉，但必须要获得政党的支援，得以利用政党庞大的资源；第二，参选人原本清廉，但为了筹措竞选经费，不得不与掌握着大量金钱的势力相结合，为其利用；第三，参选人本身就拥有巨额财富。其中，第一种的情形其实往往很难实现，因为政党本身的运作就存在着很多「黑幕，在选择提名人的时候，基层党部为了胜选的需要，不仅要考虑被提名人对政党的忠诚程度，更要考虑其「买票的能力，而个人的形象倒在其次了14。尤其在乡村基层的选举当中，这更是普遍的现象15。
那么，可以支付选举成本的巨额财富到底掌握在谁手中呢？除了拥有大量资源的政党组织以及大型的企业财团之外，黑道势力的经济实力是最不可小觑的。
伴随着经济起飞，台湾的黑社会组织「加速蔓延与成长，而且「逐渐改变其地下及社会属性，升高为「地上与经济型式经营性社会帮派（原文如此）16，它们不但控制黄、赌、毒等非法产业牟取暴利，同时在政府的各种公共工程建设中，「小至乡镇开建公园，大至中正机场航站大楼扩建工程，纷纷传出了黑道围标、白道绑标的情事，似乎只要某些行业有利可图，吾人就可以在其中嗅出黑道的影子（原文如此）17。
更加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但它的司法体制和市场体系都不健全。于是，「几占台湾经济实力的三分之一的「巨大的地下经济市场乃成为了黑道壮大其势力的温床18。「地下经济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威在市场秩序中的丧失，那么同样具有暴力垄断者身份的黑社会组织便能乘虚而入，盗取并分配国家的经济资源，为商人们提供由它们主宰的「市场秩序，扮演起了「仲裁者的角色19。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台湾黑社会组织就积聚起了大量的财富，黑道大佬和亿万富翁成为同义词。
至此我们可以到出这样一个结论：选举需要大量金钱，而黑社会组织正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
（二）「黑金介入选举可获暴利
选举需要钱、需要「桩脚，而黑社会有钱、有人，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黑社会为甚么愿意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选举当中去呢？
答案是明显的，因为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铁律，在民主制下往往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黑金之所以会热衷于选举，只在于其中极佳的「投资回报率。
首先，一旦选举成功──无论是黑道人物自己出马还是投资给人，都大大有助于他们的「漂白，此后可以用合法的政治身份来掩盖其黑道本质，从而使其安全与「事业获得保障。
政权曾经几次开展大规模的「扫黑行动。尤其是1984年「江南案后的「一清专案，当局以铁腕手段先后处分了一千多名黑道首要分子，基本上破坏了原有的黑白两道的「生态平衡。「一清之后不久，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骤然加速，各种公职的选举陆续开放。对于残存的和新兴的黑道势力来说，当局「痛下杀手、「翻脸不认人的情形记忆犹新，因此除了将自己「漂白、融入到权力体系中一途外，更无自我保全的方法。于是，在李登辉时代的台湾，有实力的黑道分子均积极参与地方层级的选举。而对于当选民意代表的黑道分子来说，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反过来可以干预司法和员警系统20，那么任凭如何「扫黑都在所不惧了。
其次，黑道分子还需要通过选举与基层的地方派系「挂?，因为「除了可分享实质利益外，更可藉地方派系所掌握的政治势力，作为逃避治安单位取缔及从事特定经济活动的保护伞。所以，许多黑道分子的初次参选，除了本身想「漂白以防再次遭受司法单位的取缔外，亦可牵制地方派系，再利用派系间的利益冲突矛盾以获利21。
当然，更重要的「回报还在藉由政治势力干预建设规划、介入公共工程、参与土地买卖或炒作，其中尤其「工程绑标更是成为黑道政客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社会资源正不断被吸入黑金政治这个大黑洞22。
台湾经济的发展模式，一般都认为政府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历届政府所推出的庞大的「国家建设计划，更使得公共工程成为岛内「最大的市场。所以，谁在选举中最有力，谁对政府的影响就愈大，那么能分到的「蛋糕也就更大。
比如，研究者就发现，台湾各地方行政首长特别热衷推行的「河川整治疏浚工程，其实包含着砂石开采的厚利，而这往往成为各方面势力争夺的目标，很多黑道背景的基层「民意代表则胜算颇高23。此外，台湾城市化的进程中，牵涉到大量的都市计划政策决策以及土地交易，「当土地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财富形成来源时，而主要的土地使用权又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一些由财团或其他经济利益集团设立的土地开发集团，若要松动土地管制权来获取利益，必须与执政的地方派系或地方官员、在地的民意代表相结合，分享土地开发的利润。24
90年代晚期，台湾媒体先后揭发出野柳隧道工程案、十八标案、四汴头抽水站案等「黑金工程，而其中最轰动的当数1996年台湾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中的弊案25。在这个造价利润高达二、三十亿新台币的大工程中，先有「白道绑标，即所谓的「民意代表在工程策划之初就积极介入，游说有关预算案的通过，而其后则进行「黑道围标，用暴力威胁的办法「劝退其他的投标者，然后「黑白两道一起来分享这份利润。这其中的关键，正如时任「法务部长的所言，「当前黑道与暴力犯罪无法完全根绝的重要原因，是黑道以暴力介入选举或藉由选举跻身政坛，隐居幕后甚至走向台前，继续从事不法活动，或组织公司行号，以合法掩护非法，或挟民意代表身份假预算审查及施政质询之名监督政府所致。26
具体到基层乡村的情况，有研究发现，「黑道出身的人士在经由选举成为地方民代或乡镇市长后，为回馈选举桩脚，常结合派系财团集体向县市政府或乡镇市政府施压关说，从警察局（分局）行业违法取缔之关说干预，建设（局）课工程围标与开采特权之关说介入，环保（局）课垃圾清运之关说特权，教育局校舍兴建与器材采购之绑标关说，工务局（课）道路桥梁与排水工程之围标干预，公营行库之超额贷款，甚至主管调动与约聘人员之任用，都可看到黑道派系集团运用贿赂、质询、行政施压、人情施压以及暴力施压等方式，介入地方基层行政。27所以，外人看来不过是「芝麻官的乡镇长、乡镇「民意代表，其实往往都牵涉到重大的经济利益。这也是黑道人物愿意以巨额金钱投入选举的奥秘所在。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台湾地区的基层民主选举与「黑金势力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需求的微妙关系，也就是说，基层选举为「黑金政治准备了必要性条件。
二 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行为：「黑金政治的运作模式
（一）贿选的模式：地方派系势力、桩脚、基层金融机构
「黑金与基层选举相互需求，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基层选举中存在着一整套贿选的运作模式，使得「黑金可以比较顺利地控制选举。
根据台湾「法务部资料的统计，以金钱介入选举的方式有「桩脚买票、「迂回买票、「流水席宴客等十一种型式28，而如果对这些贿选的形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便会发现，对于乡村基层的选举来说，地方派系、「桩脚以及基层金融机构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黑金政治正是透过它们来运作的。
研究显示，除了台北市外，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遍布于各县市， 其总数约有九十八个；虽然其政治影响力无法超越一个县市，但所有县市至少有一个以上的派系在左右地方政治29。地方派系扮演着国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中介人角色，因而能长期存在。
前面已经提到，在威权时代，利用地方派系来操控基层选举，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这种关系不但没有瓦解，相反，由于选举已经成为决定政权归属的唯一依据，所以以及后起的、亲民党对地方派系的依赖程度并未下降。同时，地方派系在民主化之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选举动员能力30。
地方派系的成员组合，至少必须包括核心人物、各乡镇派系实际负责人和基层「桩脚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角色。其中「桩脚在基层选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候选人想要获得选票，必须通过「桩脚来动员。而扮演「桩脚角色的人物，除了行政基层组织中的现任或卸任的村里长，或乡镇农会的农会代表与乡镇代表外，还包括各类社团负责人、寺庙管理委员会主委或委员、中小企业主、各行业公会理事长、家长会长、宗亲会理事长，当然，也包括了地方上的黑道「兄弟等等，几乎社会中的三教九流人物，都可以纳入基层桩脚的网路。派系无论在平时或是选举期间，都必须依赖活跃于基层社会的「桩脚，来串起派系与选民之间绵密的社会网路，它透过长期社会互动过程，持续地累积与培养起各种人际关系网路，而到了选举时就只不过是进行「收网作业、验收成果而已31。
地方派系与「桩脚乃是贿选所必需的「人脉，而基层的金融机构──包括地区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则形成了贿选的「金脉。调查发现，农会信用部所拥有的巨额资金以及强大的周转能力，使其「形同银行，并且往往就是该乡该村唯一的金融机构。有这样庞大的存款，但是又缺乏健全的外部监控和内部监管，所以到了选举期间需要大量现金时，这些基层的金融机构就成为贿选者「最好的金库32。
前面已经说明，民主化之后，台湾地区的选举成本不断上升，加上反对党兴起后，选举竞争激烈，买票的成效开始降低。这些外在的结构性因素变化，使得地方派系也乐意将黑道势力引进「桩脚动员系统，轻者要黑道担任绑桩或买票护航，重者则设定人为的进入选举买票市场的障碍，请黑道携械以「顾庄头的方式，阻绝其他候选人进入村庄邻里，使自己能顺利地进行排他性的买票，以提高回收率。而在敌对派系引进黑道势力之后，另外一方往往也不得不跟进，于是对立派系各自拥「黑自重，以「黑制「黑地自保33。
黑道与地方派系之关系，并不仅仅是「保驾护航。黑道往往也会反客为主，由「抬轿者变为「坐轿者。
实际上，黑道与地方派系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而它们之间的联合，在选举前是一个动员网路，选后自然就成为了分赃网路，于是，通过选举，「黑道便与金权、派系形成三位一体之共生结构34。
当然，除了贿选之外，黑道势力还常常直截了当地采用暴力来干预选举。资料显示，1990年底的「立委与县市长选举，暴力事件蔓延了台中市、云林县等十五县市，占台湾地区二十三县市的65%。发生候选人或助选人员被杀害、纵火、殴打、绑架、恐吓、勒索等案件；其中发生在台中市的有市议员遭勒索者有八件；候选人遭恐吓勒索者十八件；候选人遭杀害者一件。云林县则发生候选人遭绑架、恐吓勒索者五件，枪击候选人及助选员遭勒索者八件，候选人遭恐吓勒索者十八件；候选人遭杀害者一件。
90年代初期，地方黑道以暴力介入政治较为显著的例子还有：前彰化县议员洪丝条被射杀致死；云林县议员刘奇训遭射杀；云林县议员曾志文家遭枪击；云林县斗南镇农会总干事唐如玉在家遭射杀致死；嘉义县水上乡乡民代表林国财持枪射杀乡民；台南县议会副议长吴木桐持枪被捕；嘉义县朴子市民代表会副主席叶清全遭砍杀重伤；彰化县立委陈勇源遭射杀以及前彰化县长提名人谢式谷宣布退选等事件35。
这些血淋淋的例子，都证明了台湾选举中黑道势力之猖獗，也无怪台湾民众对于「黑金政治是如此的深恶痛绝了。
（二）乡土社会与贿选：与都市区的对比
台湾乡村基层的权力结构，使黑道可以与地方派系相互利用，从而使黑道人物能掌握基层的「人脉与「金脉，进而影响选举。但是，既然认为「黑金政治危害重大，人民深恶痛绝，那为甚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愿意把选票卖给甚至投给形象很不光彩的候选人呢？同时，投谁的票完全是秘密的事情，即使选民收了买票的钱，又如何来保证这些选民就会老老实实把票投给黑道人物呢？
我们暂时先将这个问题放下。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有关材料，我们会发现，「黑金政治的严重程度在不同的地区并不相同。根据赵永茂的调查，「在桃园以南十二个县市，黑道介入政治与选举的情况已很普遍，其中以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与台南县市最为严重。可见就严重地区而论，系以西部带状非都会区较为严重，而中南部都会区亦较中北部都会区来得严重。36
根据有关媒体制作的「县市黑金排行榜（1995－1999年）（表2-137），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讯。
表 2-1
县市别
民代涉及
重大刑案数 民代被枪击案件 枪击案件
发生数 染黑程度
指标数38 染黑程度
排名 基层金融
逾放金额
（亿元） 黑金排名 台北市
1
1231
3737
10
52.00
12
台北县
2
1319
6331
8
76.20
7
基隆市
225
225
20
12.15
21
宜兰县
248
248
18
12.00
19
桃园县
1
838
3344
12
105.04
8
新竹县
217
217
21
16.00
19
新竹市
238
238
19
39.08
17
苗栗县
1
299
2805
14
23.15
15
台中县
1
930
3436
11
98.00
9
台中市
1
1474
3980
9
214.00
5
彰化县
2
7
1031
42297
2
173.00
1
南投县
1
2
628
7868
7
45.00
11
云林县
1
1
412
64012
1
57.06
6
嘉义县
1
318
12180
6
38.00
12
嘉义市
289
289
17
25.00
16
台南县
1
4
725
12977
4
121.00
4
台南市
1
710
3216
13
75.40
14
高雄县
2
5
754
29374
3
184.00
1
高雄市
876
876
15
100.00
12
屏东县
1
735
12597
5
260.00
1
澎湖县
43
43
23
11.50
23
花莲县
301
301
11
16.00
18
台东县
190
190
22
12.40
22
金门县
24
4.80
24
连江县
25
0.03
25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政治染「黑的程度大大低于与之毗邻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比如，台南市的「黑金排名是十四，而台南县则是第四；高雄市的「黑金排名是十二，而高雄县则是第一）。但一般而言，都市区的黑社会势力其实比乡村更加庞大，组织化的程度更高，那为甚么将政治「黑化的能力反而不如乡村呢？
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罗聪钦指出39：
台湾地区居民，除北部都会区外，较具草根性，其选民投票倾向，完全以自利为导向。只要候选人平时能帮助他协助他处理事务，且关心地方事务，便会支援他，而较不考虑其出身背景。当地黑道组合份子，在自行参选时，除与派系挂勾寻求资源外，亦利用其组合份子布满桩脚积极买票拉票，且平时在当地亦协助居民解决不少纷争。因而当地居民在其参选时，亦乐意见其当选。此外，黑道暴力的本质，加上其积极的漂白，在当地居民心目中，往往远超过于政府之公权力。造成民众惧怕黑道，宁可吃亏而不求助于治安单位，而造成无人敢报案现象。或有利用黑道政治人物，代为处理地方或私人事务，而黑道亦乐于为其处理，以获得一些利益。反因造成当地居民有人认为，黑道组合份子的存在，对当地社会安宁反而有所帮助。
结合上面这段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做出以下的说明：
1. 在乡土社会中，政府的公权力相对较弱，民主化的进程更削弱了传统的威权政府对基层的控制，而黑社会组织则部分地扮演起了公权的角色。所以，组织化程度很高的黑道的存在，反而是当地社会的一种需要，乡民因此既惧怕黑道，又「需要黑道。
2. 黑道人物固然代表了非法的暴力，但这并不妨碍其关心本土本乡的利益，往往他还会积极地关心地方事务，为乡民争取利益。「黑金政治坑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对特定区域的人群来说，短期内这样做甚至是受益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从集体行动的角度来看，台湾代议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集体行动问题，每个选区都喜欢自己所选出来的人物神通广大，能为地方分到最大的建设经费大饼，却又痛恨其他地方选出来的『黑金政治人物强夺资源40，选民往往为了地方利益而把票投给那些能兑现承诺能争取工程的「大哥
3. 乡土社会中，「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41当乡民受到「桩脚的动员甚至收受好处之后，「乡里乡亲的这种「信用可以保证选票的投向。
4. 此外，贿选的行为，还得到地方的「礼治秩序、「长老统治以及血缘、地缘关系的保证42。
上述的1、2条，说明黑道人物在乡村基层的形象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那样糟糕，卖票或者投票给他们甚至是「理性的行为；3、4条则说明，乡土社会中，贿选的「投入产出比是比较可靠的，黑道人物只要出得起钱，并且得到地方「桩脚的支援，那票源就有保证，不必担心乡民们拿了好处却把票投给别人。而在都会区内，国家政权的控制较强，又不存在乡土社会的上述特点，那么贿选的成功率就低，「黑金政治自然较难运作。
三 「黑金政治何以成为痼疾： 反「黑金的不力 与执政者的「黑金化
（一）执政时期（2000年之前）的反「黑金策略
与「黑金政治的兴起当然脱不开关系，事实上，不唯，以及台湾其他政党或政治精英与「黑金势力的关系也相当复杂。比如2003年，台湾松联帮前帮主「豹哥王知强的父亲王良臣出殡，于台北县新店市举办仪式，会场内挂满各界致赠的挽额，「赫然可见署名、吕秀莲、连战和宋楚瑜等朝野政要的挽额，其中的挽额上写着「积厚贻徽，吕秀莲是「遗芬裕后，连战是「硕德昭徽，宋楚瑜为「德范长昭43。同年彰化县一位林姓的黑道大哥父丧，同样也是如此排场，其中题「积厚贻徽、吕秀莲致「功德庄严、游锡坤则致「福寿全归，另外，「立法院长王金平、台北县长、彰化县长翁金珠与上百位立委、各县市议员都送挽联44。更值得深味的例子是在2004年「总统大选后的民众抗争运动中，黑帮「集体介入，一名「外省挂帮派大哥对记者表示，他们虽然「混兄弟，也有强烈爱国心，从电视转播的镜头里，的确看到一些竹联、四海等「外省挂帮派的熟面孔，不过他相信，这些帮派兄弟的出发点是「对中华民国的爱国心，只是「用兄弟的作法来表现而已45。
从以上这些例子看，黑道人物与政党、政要之间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关系。但是，在利用「黑金维护统治的同时，当局者并非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任何国家的执政者，其实都不可能容忍与国家有着同样暴力垄断性质的「黑金势力的过度膨胀，如果任其坐大，那么必然招来大祸。
如何反「黑金呢？的办法，第一是开展疾风骤雨式的员警行动，试图通过严刑峻法将黑道人物一举消灭，第二则是大张旗鼓地「查贿选──其中的逻辑也很简单，假如黑道人物都抓起来了，贿选没有了，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黑金政治。
但是，从1984年的「一清专案开始到1996年9月当局「内政部警务署公布「台湾地区检肃流氓成果（当年8月，展开了「一清专案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扫黑行动），研究者发现，尽管这期间当局数次进行「扫黑作业，但是资料显示，十多年间台湾的黑道势力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数量46。所以，这种「扫黑尽管成本低、短期内效果明显，其实却并不能治本，甚至由于司法体系的不健全，往往对于黑道人物「无法可罚。更严重的是，「扫黑之后，原有的「黑白两道的「生态平衡被破坏，进一步刺激了黑道势力对政治的需求。可以说，只要黑道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没有改变，「扫黑就不可能真正成功。
「查贿选的行动，其结果也与「扫黑一样，我们以1994年台湾「县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为个案来做简单的分析。
这一年的3月，在贿选与暴力传闻不断的情况下，各县市新任的议员们选出了各地的正副议长，其中规划的人选几乎全部当选。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反对党势力与媒体纷纷进行抨击，而内的元老俞国华和郝柏村等人也在该党中常会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大规模的「查贿选行动展开。当时主持「法务部的本是台湾政坛「清流的代表人物，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他即三次以「不惜辞职下台来表示其决心。
应该承认，这次行动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共有320名县市议员被，而一审被判定有罪的则达277人47。行动在一段时间内也对于选风的改善起到了作用，在次年举行的「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虽然若干农业县仍然贿选风行，但是在资讯较发达的地区，贿选已不多见48。
可是，与此同时，内部的部分党工以及地方议会也想方设法来进行抵制，比如，屏东、高雄、嘉义、花莲等地的议会纷纷「紧急召开临时会以规避检方的拘提，甚至准备串联起来，罢审追加预算决算的议案。而省党部的主委涂德?提出，「提名不能只谈伦理，不重实力，更何况选风败坏是每一个选民的责任。另一个主委钟荣吉称：「检调单位雷厉风行的查贿行动使基层近乎崩溃，……查贿选有助改善选风，很好，但年底省议员选举，候选人如果用旧方法（指贿选），将冒着坐牢危险，如果不用，许多人又评估会落选，届时可能有很多有实力的员决定不选，这对相当不利。籍的省议员童福来说，「选举时，党部都要求查看争取提名人选的存折证明实力，选后胜利成果给中央，查贿的苦果却给了地方。李登辉本人则表示，「要生存，一定要用高度的智慧来处理（贿选弊案），不是一味的要求处分。49
李登辉所谓的「高度的智慧，其实就是以的选举利益为重，继续姑息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行为。上面所引的党工们的抱怨，也给我们透露出极有价值的资讯──在选举的压力下，政党提名候选人居然要查看其存折来「证明实力，查贿选的结果是使基层「近乎崩溃，由此可见与「黑金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正是该党在2000年丧失执政权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甚至到了2004年「大选，仍然可以用「不要让黑金复辟的口号凝聚部分选民的人心。
（二）执政时期（2000-2004）的反「黑金策略与的「黑金化
之所以能够从手中夺得政权，原因固然很多，但论者也都公认，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它相对清白的政治形象和对人民反「黑金诉求的迎合。上台之后，它针对「黑金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基层金融机构的整顿。
前面已经提到，基层金融机构关系到「黑金政治的「金脉，所以2001年主导下的「金融六法在「立法院获得通过后不久，当局即一次锁定36家基层金融机构进行整顿，且以3个月作为时间期限。而这36家金融机构，又主要集中于台中市、彰化县、高雄县、屏东县等地方派系长期盘踞的地区，此举实际上等于把渔农会的组织动员力量及金钱来源阻断。所以在随后进行的「立法委员选举当中，过去长期控制地方「人脉和「金脉的输给了50。但这项改革极大地触动了乡土地方势力的利益，因此阻力重重，短期内无法深入推进51。
此外，政府还重点开展了肃贪、扫黑、查贿三项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统计，从2000年6月到2003年11月，检察当局搜查有关「黑金的案件27318件，提讼的有4060件，可见力度之大52。但是，有评论者就指出，「其中肃贪部分表像上看起来轰轰烈烈，表示不惜动摇国本亦要侦办到底，但尹清枫命案牵扯出之拉法叶等军购弊案，至今似乎仍无『高层涉案。……而籍（或曾为籍）之县市长陆续遭到侦办或羁押，虽有人批评为执政比旧政府时代吃相难看，但司法单位不惧权势总是值得鼓励，唯若是选择性办案、为绩效办案，忽略程式正义、搜证有瑕疵，甚至藉此作为打击异己的手段，那终将被人民所识破、所不耻。查贿部份以农渔会选举言，宣导、查处方面看似努力，但成绩似已被党内初选之黑金乱象所掩盖。扫除黑金部分虽依检肃流氓条例传唤或强制若干流氓到案，但『大尾流氓似乎一个也没有……均令人怀疑扫黑之成效与决心何在。53也就是说，的反「黑金，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为该党的选举利益服务，往往成了「为选举而查贿54。另外，时期的「黑金政治与李登辉集团有着牵丝万缕的联系，而政权与李登辉的特殊关系，也使得陈在反「黑金的同时不得不投鼠忌器。
上台后对部分「黑金个案处理情形（详见表3-2A55），也暴露出为了一党政治私利而包庇某些「黑金政治人物的做法。在乡村基层，政党轮替之后声势大张，更有不少「黑金势力改投到该党旗下，在「选举利益高于一切的考虑下，自然乐于「招降纳叛，扩张自己的基层势力，结果便是迅速与地方派系结合，形成新的依附与结盟关系，从而「黑金化。（有论者认为，已融入到先前所发展出来的「派系化的基层政治生态架构之中，并成为派系化的另一个脉络和系统。有关在中央与地方执政后，台湾地方派系的转型趋势可参看表3-2B56）。
表3-2A
个案 政府处理情形 曾振农 其妻张花冠被认为是「嫡系色彩浓厚的籍立委，并且在中执委的选举中，得到来自籍嘉义县长陈明文以及总统府的支援。报载，政府一度有意由曾振农出任美台电讯公司董事长。张花冠指出「上面拟借重曾振农在通讯方面的专长，任命其担任「美台电讯董事长。 颜清标、杨文欣、蔡豪 2001年在总统暗示将侦办后不久遭到收押的颜清标，不仅在当选立委后遭到释放，更在进入国会后成为总统拉拢的物件，总统为了在国会中形成多数联盟，支援包括颜清标在内的无党籍委员，成立无党籍联盟，并将其纳入所谓的「国家安定联盟，同时，还邀请包括颜清标、杨文欣、蔡豪等黑金形象鲜明的立委共同餐叙，表明将与渠等合作。 罗福助 罗福助先前虽遭羁押并限制出境，但在九十一年六月交保后，更于九十二年一月获准出境。 周伯伦 卷入「荣星花园案具有黑金形象的周伯伦，不仅多次被提名参选立法委员，甚至还担任党团的总召集人，代表发言，九十一年八月该案判决中，周伯伦被判刑六年，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处置，明显包庇黑金政治人物。
表3-2B
党派 派系权力运作 派系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 地方化派系区域结盟中央化 派系与「黑金一体（特别是乡村、边陲地区） 中央派系地方派系化 理念型派系「黑金化、庸俗化派系（新的依附、结盟）
（三）扫除基层「黑金政治的办法
解决基层选举中的「黑金政治，自然需要从多方入手，和采取的种种政策虽然都不能根治，但也均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对基层金融机构的整顿，如果坚持到底，将可能切断乡村中「黑与「金的联系。其实，既然是基层选举为「黑金政治创造出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那么比较根本的一个办法，乃是对乡镇（市）级的自治选举进行改良甚至取消。
事实上，岛内也早已有舆论指出，「现今的基层选举，尤其是乡镇市级选举，已经沦为地方黑金派系掌控地方资源的工具，黑道与地方派系挂勾，藉由基层选举漂白为地方民代，并利用预算审查权来反制地方政府甚至涉及包娼包赌事件，长此以往地方自治恐有从基层烂起之虞。57部分学者认为，「必须藉由取消乡镇市级自治选举，来达到扼制黑金势力，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目标。58反对者则指出，基层选举的恶质化并非乡镇（市）之过，而是政党不当提名、选举制度因素以及法律规章之制订与执行不力等因素所造成。而且即使取消乡镇（市）级之自治选举之后，仍无法有效抑制「黑金问题，也不一定能防止「黑金势力透过其他管道对地方形成危害59。折中者主张，维持现行之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之选举，但应该削减乡镇市民代表会之预算审查权，以减少地方民代滥用预算审查与质询权藉以干涉行政决定权及从中获取不当得利之机会60，等等。
此外还有「更积极的改良方案，比如参酌美国的「经理制，建立乡镇市级政府的「台湾式经理制──「其内涵系先由县市政府针对中央所提资格条件，提名各乡级政府的专业经理人（执行长），再经由乡镇市民代表会同意后任命之，而乡镇市民代表则彼此互选一人为主席，成为一个政治性仪式性的乡镇市长，此制可限现制县长的提名权，使县市长在派任乡镇市长人选时，必须考量乡镇市民的意见。61
上述这三派的观点，其实都共同承认基层选举与「黑金政治之间存在的关系，所以从改革甚至废止基层选举入手，应该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当然，诚如反对者所提出的，基层自治选举之外，尚有县以上各种公职的选举，在这些选举当中，「黑金势力同样危害甚大。因此，政治的法治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包括制订和完善《政治献金法》（防止政客获得「黑金）、《反洗钱法》（防止「黑钱「漂白后，然后进入选举）等一整套的阳光法案62，改革司法体制、促进司法独立63，改革选举制度（改「大选举区一票制为「小选举区两票制，更多地激发选民的责任感，减少贿选）64，建立不受利益集团干扰的公务员体系（比如，在兴建公共工程的过程中以中立的专家意见为主导，减少来自民意代表的干涉，黑道势力借机牟利的可能性就会下降）等等──其实，这也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如果民主不维持法治，民主就不能存续多久。65台湾民主化的前途如何，并不在于是不是有政党轮替或者能不能举办丧失理性的所谓「全民公投，而在于法治建设的成败。
四 结 论
本文全篇均在试图证明台湾地区民主化与「黑金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本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彻底否定台湾的民主化。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当台湾地区的民众面对政治乱象和「向下沈沦的恶劣景况时，一方面他们固然「怀念蒋经国时代的励精图治和社会安定，另一方面，主流的民意却并不愿意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民主俨然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信仰。
假如我们回顾世界各国民主化的历史，可以发现，贿选、政治腐败甚至不同程度的「黑金政治都曾在民主化的初期出现过。19世纪的英国，选举风气就相当败坏，当时买票出最高价的候选人被称为「Mr. Most。18世纪末的爱尔兰，一张选票的行情大约是20镑，当时一个著名的笑话讲到，有一位候选人向神甫请求说，「让卖票者下地狱吧！，结果一个选举人听到后连忙表示：「这下子行情非涨不可了，既然卖票者将下地狱，那我这一票非四十镑是不可能卖的。事实上，在1883年《取缔贿选法》颁行之前，英国还存在着「选举区贩卖者(Borough-mongers)，有选举权的人为了抬高选票的价格，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组织，而哪位元候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他们就把选票集体出卖。美国的情况与之也相似，直到1912年，在俄亥俄州的亚当城的一次选举中，还有26%的选民由于承认卖票而被法院剥夺了公民权。66至于美国一些地方的黑帮政治，更曾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英美国家是如何根治「黑金的呢？其中，法治建设的逐渐完善、中立的司法系统、文官系统的建立，使得贿选的风险过大，当选之后的收益下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人民素养的提高，使得候选人的形象、执政理念与能力成为首要考虑因素，黑道人物成功的几率大大降低了；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基层民主选举，那么贿选自然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土壤。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承认「黑金政治是民主化初期的一种普遍现象，不等于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人民只能接受如此的现实。对于研究者而言，我们努力求证因果关系，无非是期望能种下「善因造出「善果，为尚未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本文认为：第一、乡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极容易导致恶劣的「黑金政治，基层政权的权力来源不应该是「民主的，否则很可能沦为地方派系与黑道势力的工具，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对此必须十分慎重，国家不能放松对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控制；第二、在法治不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没有落实的前提下，如果民主化进程急速发展，往往造成长期无法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民主化必须与法治的建设相结合，在法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建设一种「理想的民主。
更进一步地，本文还认为对民主以及民主化的价值，实有反思的必要。实际上，民主本身并不能对权力进行「改良。我们承认民主是一种有用的手段，但它不是永远正确或者可靠无疑的，如果仅仅只有民主的话，公民的自由权利仍然时刻处在危险的境地之中。我们必须防止「黑金势力藉由民主化的进程来危害自由。而台湾，正是这样一面镜子。
注释
1 这个定义可参见许福生：《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问题与防制策略之探讨》，台北：财团法人巷阳公益基金会，2001年。
2 台北：《中国时报》1996年11月17日。
3 转引自罗聪钦：〈选举买票与资金回收--以公共工程为例〉，台湾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4 陈阳德：〈变动中的台湾地方政治〉，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
5 赵永茂：〈内部的黑金及派系政治〉，台北：《国家政策论坛》第一卷第四期，2001年。
6 赵永茂：〈内部的黑金及派系政治〉；或参见松本充?：「?金问题への取り组み??分割政府下での「?赝?饕澶我女bとの?い，佐藤幸人、竹内孝之编：『再选??台湾?统选?い鹊诙?诔抡?丐慰翁狻坏?章，アジア??g研究所（アジ研トピックレホ?ト No.51，2004年5月。
7 比如有论者认为，台湾政治可以称之为「简约化民主或「蜕变的民主，就是把民主政治简约为选举政治、最后蜕变为「投票政治，因为「健全的民主政治绝不仅仅是投票行为，它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公民文化的配合，而台湾的政治文化似乎蜕变成了一种「选民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台湾的政治文化是「劣质的。参见许纪霖、刘擎：〈台湾大选危机的深层反思〉，.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06。
8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洪金珠、许佩贤译，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转引自陈雅琪的〈基层金融机构改革与台湾黑金政治的削弱--关于台中县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9 黄玄铭：〈战后台湾黑道的政治分析〉，台湾大学政治学所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
10 赵永茂：〈内部的黑金及派系政治〉。
11 据台湾银行界的估计，在1998年台湾的「三合一选举中，候选人投入的竞选经费总额约600亿新台币，相当于美国竞选经费的25倍。参见金小川主编：《打破僵局--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204-205页。
12 罗聪钦认为，「台湾地区居民，除北部都会区外，较具草根性，其选民投票倾向，完全以自利为导向。只要候选人平时能帮助他协助他处理事务，且关心地方事务，便会支援他，而较不考虑其出生背景。见氏著〈选举买票与资金回收--以公共工程为例〉。
13 赵永茂：〈台湾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与选举之关系〉，台北：《理论与政策》第七卷第二期。
14 台湾地区的政治术语中有所谓「空气票一词，指的是那些不依附地方派系与基层地盘而单纯靠政见和个人品格来争取当选的人，他们无法估计基本得票数，因此选票像「空气一样不确定，胜选的可能性一般比「深耕地方的地方势力小很多。
15 参见许福生：〈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问题与防制策略之探讨〉。
16 赵永茂：〈台湾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与选举之关系〉。
17 黄玄铭：〈战后台湾黑道的政治分析〉，台湾大学政治学所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
18 黄玄铭：〈战后台湾黑道的政治分析〉。
19 以台湾比较后起的帮派「松联帮为例，该帮成立于1982年，当时拥有上百人。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拚，目前成员约一千人。该帮成立初期主要活动是以台北市东区为主，帮派成立初，没有经济来源，当时常见松联帮兄弟穿着布鞋手提着汽油桶，出现在台北市东区的一些酒店、「摸摸茶等色情娱乐场所、，索取保护费，若不给就放火。因为这种草莽作风，所以被江湖上称为「穿草鞋的帮派。而此后随着台北市东区的繁荣，期货公司、地下投资公司的兴起，松联「大哥人士加入，赚了不少钱，近年来已摆脱收保护费的日子。刚交出帮主职位的「豹哥王知强便投资多媒体公司，最近还替知名的女歌星出CD，帮中成员有的是建筑业的大亨，也有的是转型成功的电子业商人。参见孔令琪、杨正海：〈草鞋换皮鞋 大哥变大亨〉，台北：《联合晚报》，2003年2月18日。
20 比如，1995年台湾「天道盟（与「竹联帮、「四海帮齐名的黑帮）大佬罗福助当选为「立法委员，之后居然担任「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成为了「法务部的监督人。参见张凤山：〈台湾地方派系问题初探〉，北京：《台湾研究》，2004年第1期。
21 许福生：〈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问题与防制策略之探讨〉。
22 陈雅琪：〈基层金融机构改革与台湾黑金政治的削弱--关于台中县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23 参见罗聪钦：〈选举买票与资金回收--以公共工程为例〉
24 陈东升：《金权城市：地方派系、财团与台北都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第28页。
25 刘顺仁：〈重大公共工程防弊应从设计阶段做起〉，.tw/4/16-10.htm，2002年4月16日。
26 转引自黄玄铭：〈战后台湾黑道的政治分析〉。
27 赵永茂：《台湾地方政治的变迁和特质》，台北：翰庐图书公司，1998年，第350-354页。
28 参见郑定邦：〈暴力、帮派及金钱介入选举之成因与类型〉，台北：《现勤员警新闻》，第三十四期，1999年。
29 陈明通：〈威权政体下台湾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动（1945-1986）：省参议员及省议员流动的分析〉，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
30 参见黄德福：〈现代化、选举竞争与地方派系：1992年立法委员选举的分析〉，台北：《选举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94年；另可参见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年，第221-249页。
31 涂一卿：〈台湾地方派系之社会基础──以嘉义县地方派系为例〉，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4年。
32 陈雅琪：〈基层金融机构改革与台湾黑金政治的削弱──关于台中县的案例研究〉。
33 廖忠俊《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发展与质变》，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第177-178页。
34 丁仁芳：〈废除乡镇市级选举对地方政经生态的冲击〉，台北：《国家政策双周刊》，第171期
35 赵永茂：〈台湾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与选举之关系〉。
36 赵永茂：〈台湾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与选举之关系〉。
37 资料来源：台湾联合报，2000年3月22日。转引自陈雅琪：〈基层金融机构改革与台湾黑金政治的削弱──关于台中县的案例研究〉。
38 「染黑程度指标的计算方式：a. 找出涉及重大刑案民代的层级类型；b. 计算每一层级民代平均所代表的选民数；c. 涉案民代一个层级所代表的选民数加权，被枪击的民代以平均所代表选民的十分之一数加权。
39 罗聪钦：《选举买票与资金回收──以公共工程为例》。
40 吴英明、黄荣护等：《优质民主的基础与制度研究计划书》，台北，2001年，第3页。转引自林鉴棋：《黑金政治影响公共工程之研究》，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硕士论文，2001年。
4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42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的有关论述。贺雪峰的研究则发现，台湾乡村传统关系一直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因此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较强，地方精英的动员能力也就相当可靠。见氏著〈乡村选举中的派系与派性〉，/ReadNews.asp?NewsID=2339&;BigClassName=政治与社会&BigClassID=43&SmallClassID=53&SmallClassName=社会学&SpecialID=0（法律时评网），2003年11月30日。
43 杨迪文：〈大哥之父出殡「冠盖云集〉，台北：《联合报》，2003年3月16日。
44 〈彰化海线大哥父丧 扁吕游颁挽联〉，「中央社彰化县2003年2月24日电。
45 张企群、陈重生：〈盛传警方即将扫荡 外省挂大哥纷走避〉，台北：《中国时报》，2004年4月13日。
46 黄玄铭：〈战后台湾黑道的政治分析〉。
47 有关具体情形，可参见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编印的《「中华民国八十三年廉政工作年报》，台北，1995年。
48 邱英智：〈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贿选问题之研究〉。
49 资料来源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1994年2月28日-3月31日的相关报道，转引自丘英智：〈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贿选问题之研究》。
50 陈雅琪：〈基层金融机构改革与台湾黑金政治的削弱──关于台中县的案例研究〉。
51 参见佐藤幸人：『金融改革──二つの挫折が示す政?丐挝侍獾恪唬?籼傩胰恕⒅衲谛⒅?啵骸撼滤?庠傺々ぉぬㄍ寰t统选?い鹊诙?诔抡?丐慰翁狻坏?章。
52 松本充?：「?金问题への取り组み??分割政府下での「?赝?饕澶我女bとの?い。
53 谢立功：〈对新政府扫除黑金作法之评论〉，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评论》(评)090-093号。
54 廖天威：〈法务部查贿的政治与法理逻辑〉，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评论》「（评）第090-300号。
55 资料来源：《联合日报》，91/06/06，版4、《中国时报》，91/03/29，版1、《民众日报》，91/07/20，2。转引自涂志坚：〈黑金政治变本加厉〉，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评论》「内政(评)092-016号。
56 根据赵永茂：〈2000 年总统大选后对新政党政治形势对地方派系的冲击〉一文的部分内容改制成此表。赵文载陈文俊主编：《跨越2000 年的政治学研究》，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2001年。
57 台北：《自由时报》，2000年5月5日社论。
58 廖益兴：〈乡镇市级自治选举的存废〉，台北：《国家政策双周刊》，第174期。也可参见陈恒钧：〈精省后乡镇市地位之发展方向〉，翁兴利主编《地方政府与自治》，台北：商鼎文化，第259-286页。
59 参见刘念夏：〈乡镇市级选举存废之研究〉，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评论》「（评）089-044号。
60 参见刘念夏：〈乡镇市级选举存废之研究〉 。
61 参见陈阳德：《台湾乡镇市与区级政府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162-166页。
62 涂志坚：〈建立阳光法制，扫除黑金政治〉，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评论》「内政（评）090-122号。
63 谢立功：〈司法改革与扫除黑金〉，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评论》「内政（研）090-003号。
64 谢相庆：〈立法委员选举制度改革--现行「大选举区一票制改为「小选举区两票制的可行性〉，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评论》内政(研)字第006号。有的论者认为，将「单一选区制改为「复数选区制能避免黑金政治及买票恶习，因为「在复数选区中，席次很多，参选人只要锁定部分选民便有机会参选。因此能以买票贿选或黑道绑桩或控制部分单位元（如农会、渔会或工会等）的方式来取得部分选民的支援。但若是单一选区，因为席次只有一个，除非对整个选区大多数的选民进行贿选买票或暴力威胁，才有可能当选。但若真是如此，则司法单位将可以轻易地掌握证据，毕竟要对整片地区的人买票或威胁且又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参见「批踢踢实业坊（ptt.csie.ntu.edu.tw） 网友cpchuu的言论。
65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13页。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家；市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05015
作者简介：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
一、 社会政策发展阶段的划分
关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中外学者各自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1958 年， 沃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和莱博克斯（Charles N Lebeaux）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一书中，以美国的社会变迁及福利制度的变迁为例，根据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职能，将社会福利制度区分为“补缺型”（residual，也有的译为“剩余型”或“残余型”）和“制度型”（institutional）两种类型①，这是对福利制度的经典划分之一。“补缺型”社会福利重视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强调依靠家庭和市场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待遇，即只有当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失灵而难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待遇时，国家和政府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此相对，“制度型”社会福利则重视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认为国家对于个人的福利需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国家和政府通过一整套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提供个人所需的社会福利。稍后，英国学者蒂特马斯（R M Titmuss）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划分：普遍利和选择利 Titmuss， RMCommitment to Welfare，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vin （first published 1968），1976.p129， 115；Collard， D“The case for universal benefits”， in D Bull （ed），Family Poverty，London：Duckworth，1971.。强调普遍性社会福利是一种面向全民的社会政策，旨在提升全民的福利水平关于“普惠型福利”和“选择型福利”的详细解释，参见Pratt， Alan“Universalism or Selectivism？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in Michael Lavalette & Alan Pratt （ed），Social Policy：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
无论在现代西方社会还是当今中国社会，上述两种类型的福利一般都同时存在（但有主次之分），西方学者做出的上述这些划分，主要还是说明西方各国乃至全球社会政策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从“补缺型”到“制度型”（或从“选择性”到“普遍性”）这样一个基本的路径。“补缺型”社会福利起源于1601 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通常可以认为是与工业化初期阶段相联系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它以自由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由竞争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国家对于市场的干预只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害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主张国家仅对市场化进程中生活困难的居民实施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福利模式过渡到“制度型”或“普惠型”尽管西方国家实施“普惠型”福利制度，但也存在着不同的模式。丹麦学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在其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以福利分配的“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程度为标准，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福利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合作主义”福利体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征收社会保障费或社会保障税最少，全国用于再分配的社会保障基金很小，与之相应，社会保障再分配支付最少，统筹互济的因素最少。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合作主义福利制度强调政府、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之间的合作；要求雇主和雇员参加保险，按时缴费；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相比，其福利基金有较大的积聚，除了“社会救济”还有庞大的社会保险计划，覆盖广大的普通雇员群体；福利分配以就业及社保缴费为依据。由于福利基金有较大积聚，统筹互济的因素较多，因此“合作主义”福利体制“非商品化”程度较高。这类制度最初发生在德国而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目前包括德国、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制度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在福利分配方面有均等化倾向，福利分配的资格与个人劳动贡献或缴费记录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与其它两种制度相比，这种体制所追求的福利服务和给付水平甚至能够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而不是像其他福利国家那样只满足较低需求上的平等，所以，这种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强，给付最慷慨。这种福利制度类型的国家主要存在于北欧瑞典、丹麦、挪威等几个国家之中。参见[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编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福利国家”的普遍建立是其基本标志。“普惠型”社会福利以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贫困源于社会而非个人的原因，享受全面的高水平的福利保障，是全体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参见代恒猛《从“补缺型”到适度“普惠型”——社会转型与我国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 年第2 期；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与西方学者不同，在中国，学者更多地是从社会政策理念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历程。吴忠民指出，从1949年到现在（2003年）的50多年间，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留下了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1978年前，同朴素的平等理念、平均主义的行为方式以及种种历史条件相适应，中国的社会政策开始初步形成，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呈现出诸如非现代性、非规范性、非一体化和非持续性的特征；1978年以后的20多年，与现代的公正理念逐渐形成以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相适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开始逐渐形成，并由单项的、零散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向于体系化、规范的社会政策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景天魁认为，中国社会政策在以往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从平均主义、经由差别主义到发展与公正相统一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变。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既不是仅仅追求发展，也不是仅仅追求公正：我们追求的发展是作为公正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公正是在发展中实现的公正。这就意味着，社会政策的主题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贫困救助问题等等，而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统一、结合起来。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真正主题景天魁：《引致和谐的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的回顾与展望》，《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0期。
此外，景天魁在批评了有的学者以改革开放前后为序、或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序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的划分的不足之后，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他认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的成长，不能依据它的某些外在条件，而要看它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形成情况。以此为标准，可将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是依附于经济政策的（1949-2002年）。自提出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社会政策才逐步处于与经济政策相互并立、协调发展的地位（2003-2020年后的某一时期）。在经过一个较长的并立阶段以后，社会政策有望处于主导地位，那将是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景天魁：《论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江淮论坛》2010年第4期。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标准）讨论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成果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价值。由于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或关系是社会政策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回避的基本或核心问题，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以此为标准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西方学者所做出的类型划分虽注意到了国家角色的转换，但均是以暗含的意义涉及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中国学者从理念转换等角度考察社会政策的演变，难以体现国家、市场角色的变化。我们在此明确地从社会政策主体变化的角度，特别是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作为未来我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之参考，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社会政策主体变化，特别是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我们认为，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社会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 1949-1978年）和“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 1979-2002年）两个阶段，自21世纪初（大致2003年前后）起，开始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转型。以下我们即沿着上述划分的思路展开分析讨论。
二、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强调国家的无限责任（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依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了国家统揽型社会福利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问题的论述，成为我国建立国家统揽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理论根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社会总产品”即社会成员集体的劳动所得的分配原则。他指出，社会总产品不能不折不扣地平等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从中应该扣除：（1）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2）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在将剩下的部分作为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应从中扣除：（1）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就是现在所谓的官办济贫事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马克思在上述社会总产品“两次有效扣除学说”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构想。
列宁在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提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他还在《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决议中提出了国家保险四原则：（1）它必须为工人在丧失所有劳动能力情况下提供保险；（2）保险的范围应包括所有工资收入者及其家属；（3）所有受保人应收到与其工资收入相当的补偿，保险支出全部由雇主和国家负担；（4）各种形式的保险都必须由地方型的统一保险组织，根据受保人全权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以上论述及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等规定。政务院于1951年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于1953年1月进行了修订，这是一个包括养老、疾病、工伤、生育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社会保险法规。根据上述法规及其他法规，除了建立面向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外，其他社会政策还包括：对贫困军烈属和革命工作者家属实施救助；向灾民发放赈济粮；以工代赈，救助大量失业人员；接收改造旧的慈善机构，收养孤寡老人和孤残儿童；收容无业游民，组织其进行生产自救，等等。
在农村，全国人大于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了对因公受伤生病者的医疗帮助，第一次要求集体经济实体对农村社员疾病医疗承担责任。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三级预防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普及。同时，该《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在农村实施“五保”制度。
到“”以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低水平、广覆盖，兼顾城乡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在城镇建立了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还普遍享受免费教育和住房福利、生活补贴；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了国民的最低生活；农村合作医疗、“五保”制度开始普及。“”期间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继续发挥作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甚至在这期间得到推广，发展到了最高点参见潘锦棠主编《社会保障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4页。
我国改革开放前依托计划经济实施的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具有国家包揽、地位从属、平均主义等特点：
第一，国家（依托单位、集体）是社会福利的唯一主体，个人不承担责任，第三部门的发展受到全面制约，社会福利供给的渠道过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当时我国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涉及伤残、疾病、生育、养老、死亡等项目及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有关待遇。所有社会保险项目，职工皆不负担任何费用。有些项目，如医疗，除职工免费享受外，其所供养的直系亲属，亦可享受半费医疗待遇。除项目比较齐全的社会保险外，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城市职工及居民还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如为减轻家务劳动，单位承办补贴的食堂、浴室甚至理发室；为增加交通便利，单位开设班车或发放交通补贴；为减轻住房负担，单位为职工（按级别、职务、职称、供养人口、贡献、工龄等多种因素）无偿提供（分配）住房，仅收取低微的租金，减免水电费；为解除妇女的后顾之忧，单位承办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有的甚至还办小学、中学等。此外，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内修建了大量的文化娱乐设施，有的还开办疗养院所。由于国家和单位提供了各种优惠乃至免费的社会服务，当时职工家庭收入虽然不高，但确无生活困顿之忧。
第二，社会政策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从属于经济政策，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目标。改革前，我国虽然制定了不少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措施或制度，但当时不叫“社会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经济和社会事务都由政府安排、政府主管，“国家统揽”不仅涉及政府对社会福利的统揽，更涉及政府对全部经济、社会事务的统揽。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而不是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考虑如何确定政府行动的界限与范围。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一直比较强调“制度”和“体制”的概念，而不太强调“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一类的概念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对城乡实行了大相径庭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城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在农村则未实行社会保险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经济开始取代家庭经济原有地位而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原先依靠家庭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转变为依靠家庭通过集体（主要由家庭有生产能力的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取得报酬，为丧失生产能力或处于生活波折期的成员提供生存保护）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充分就业”也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依托农村集体实行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针对农民的医疗需求，从1958年开始，我国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当然，这种制度和城市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能够满足职工乃至直系亲属的基本医疗需要，而前者则不能。农民有病，特别是患了大病，取自合作医疗制度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其费用仍主要是来自家庭，家庭能否提供则是另一回事。另对少数没有劳动能力，且无依无靠的老人、残疾人和孤儿，由集体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儿童保教）。
第三，与初次分配的平均主义相适应，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福利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退休金、公费医疗、合作医疗、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社会救助等等几乎所有的福利项目，因过度关注公平而忽视了效率。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福利的水准虽然不高，但对于受益人来说，从出生到死亡均可享受各种福利保障待遇，的确减少了人们的许多后顾之忧。然而这种福利制度，只与个人是否在保障的范围内有关，一旦进入范围，与个人的生产效率、对国家的贡献全然无关。久而久之，客观上助长了人们的懒惰行为。个人考虑的是如何多争取一些福利待遇，而很少考虑个人对单位、国家的贡献。于是出现了公费医疗药品倒流进入自由市场、争夺单位住房、享受长期病休在外搞第二职业而本职工作无人关心等现象。
强调国家无限责任的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的出现有必然性及合理性，但因其本身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排斥社会（第三部门）、强调平等（虽然也存在着例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城乡内部是比较平等的）、缺乏效率，因而难以为继。到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达到2.5亿，为建国以来最高水平张丹、甘娜、保旭：《中国30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逾2亿》，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17/2408437shtml ，2010-07-01。，实际上当时处在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大量的国民连基本的福利都难以满足，更不必说满足其更高的福利需求了。显然，这样的一种社会政策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应当而且必须变革。
三、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国家退位与国家缺位并存（1979-2002年）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后大大加快了。市场化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从过去排斥市场的作用，到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由此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曾经是个相当平等的社会，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人抱怨中国过于平等。这些人的抱怨确实产生了魔力，今天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水平已经超过了解放以后任何时期，甚至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见王绍光《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读书》2005年第11期。
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相应，我国社会福利的供给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等实行统一包揽的政策。在城市，主要通过企业（单位）来实施；在农村，则主要通过集体来实施。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界线不清，或者说混合在一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单位、集体）不再也无力对社会福利统包统揽。城市中企业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变过去那种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农村集体在大多数地区已不复存在，社会福利的主体走向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统一的社会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就变得非常重要李迎生等：《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三十年》，载李强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2页。
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参见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转型路径》，《人民论坛》2009年第28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从城镇首先展开的，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九十年代为分界线，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于八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末期。这一时期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来推进的，目的在于解决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不协调的问题。第二阶段开始于九十年代。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的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不再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而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社会工程，改革的终极目标被确定为建立新型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项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引进了个人缴费机制，体现了责任共担的原则，改变了职工对单位、国家的依赖思想；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与完善（增加了失业保险等重要项目，社会救助从单纯的物质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型，分类救助措施出台，等等）；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层次趋向多元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趋向统一；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例如，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基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城镇、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明显已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并妨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现实，国家自新世纪初启动了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目前，低保制度已在农村实现了全覆盖，“新农合”已经覆盖80%以上的农村地区及居民，“新农保”也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试点，十二五期间将实现全覆盖。
中国社会保障新格局已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模式存在本质区别。与当今世界主要社会保障模式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强调保障金的筹集由单位（雇主）、职工（雇员）、国家分担，保障待遇的分配带有一定程度的互济性，政府要对社会保障承担主导作用等，更接近于“社会保险模式”，从城镇已经进行的改革和农村正在进行的改革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转型路径》，《人民论坛》2009年第28期。
除上述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深刻的模式转型之外，教育福利、住房福利、反贫困政策、特殊群体福利（老人、儿童、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等）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总体上，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地位、内容及主体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地位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已日益从经济体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并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内容而言，社会政策的内容体系趋向完善，原先缺乏的项目得到了补充，各个项目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主体而言，社会政策的决策主体虽然仍是政府，但实施主体杨团在《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一文中将社会政策主体分为“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其中的“行为主体”实际上就是“实施主体”。与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包揽、单位（集体）承担不同，开始强调市场、个人等的责任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改革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取得了不少值得肯定的进展，但与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意义上的矫枉过正相对应，社会政策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改革以来到21世纪初我国的社会政策因过于强调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退出，改由市场承担重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加上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集体经济瓦解而国家并未及时承担起对农民福利的应尽责任，导致社会福利领域的国家退位与缺位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模式可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
中国社会政策模型在改革前后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目前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这一改变的原因固然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影响之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来自西方的影响或许是另一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恰恰发生在西方“福利国家”转型时期，发达国家这一时期福利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不对中国的传统福利模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发生后，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滞胀，传统的“福利国家”难以为继，以Friedrich von Hayek、Ludwig von Mises、Milton Friedman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Hayek等人早在1966年就指出，从长计议，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的唯一方式是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回到“个人的”基础。其结果应该是尽可能尊重普通人基于自己实际偏好的选择，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整，市场配置所有的资源，包括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行动实现最适宜的利用。仅仅在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再分配才是必要的），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将“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向顶峰。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西方社会政策模式随之也开始了迅速的右转，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迅速地、大幅度地退却（参见Bill Jordan，Soc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6 pp51-69）。
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相对于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国家退位。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大幅度退却。这一趋势改革之初就已出现，而后逐渐加剧。有学者明确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的改革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比如医疗保险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分担机制，使国家不要包揽太多；医疗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提高价格；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着眼于引进竞争机制，实际最后药品变成了医院赚钱的主要渠道，以药养医。当时认为只要用市场来调节，也能使得公共卫生或者医疗服务的提供变得更加有效，但实际上，医疗和公共卫生如果从经济学分析的话，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它很难用市场来解决王绍光：《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载《思想中国，生命政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国家不仅渐进地、大幅度提高了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缴费负担，而且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等发展严重不足，其中住房等领域出现过度市场化的问题，至今未发生根本的逆转。绝大多数国民主要通过市场解决养老、住房、医疗及教育等问题，大大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
图1重要年份卫生费用构成情况一览（1978-2006年）李迎生等：《公益·公平·多元·整合：新医改的社会政策内涵》，《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由于国家退位，对特殊群体的社会保护严重弱化、不足。以国家对残疾人的保护为例。廖慧卿、罗观翠把集中就业模式的发展目前，残障人士就业的主要模式有三种：按比例分散就业、集中就业和个人自谋职业。其中，集中就业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的保护性就业，相当于许多福利国家面向残障人士的保护性就业计划。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其就业形式，或直接举办公益性企业、合作社等为残障人士提供工作岗位或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第三方大规模购买工作岗位提供给残障人士，并赋予第三方公益企业的合法地位，为其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各种资助或支持。这种就业模式既可以是一种院舍内就业，也可以是在开放劳动力市场或准开放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就业机构向残障员工支付正常水平的工资或象征性的工资。参见廖慧卿、罗观翠《从国家到市场——中国大陆残疾人集中就业政策变迁（1949～2007）》，《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0期。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阶段：福利企业初步发展——集中就业模式的萌芽、非制度化阶段（1949—1979年）。第二阶段：集中就业模式的确立、发展、制度化阶段（1980—1993年）。到1993年，福利企业的发展接近顶峰。据1993年民政部资料统计，全国共有福利企业5.7万个，容纳了84万残障就业人口。其中，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企业约占21%，城镇街道居委会举办的福利企业约占30%，农村乡、镇、村举办的福利企业约占35%②③廖慧卿、罗观翠：《从国家到市场——中国大陆残疾人集中就业政策变迁（1949～2007）》，《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0期。第三阶段：集中就业模式的调整阶段（1994年至今）。1994年至今，残障人士集中就业的社会政策走在一条“去计划”的市场化的道路上。从1994年福利企业开始改制到2007年新的福利企业认定标准出台前，福利企业的产权开始走向多元，国家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对企业颁布指令性的规制，直接进行性质干预，只能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控制企业招收残疾人的数量和监管其基本辅助设施的提供，其他诸如企业对残疾人的管理、培训、生活照顾等，国家没有强制性权力。2007年后，新的认定办法和税收方案实施，任何人都可以申办福利企业，只要满足招聘残疾人数量的规定，继续导致福利企业大规模的私营化②。
图21979-2007年全国社会福利企业数量的变化③第二，国家缺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未承担起对农民福利的供给责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乃至瓦解，原来依托集体经济形成的合作医疗制度、五保供养制度、集体及社会救济制度、充分就业制度等随之瓦解或处于困境，而国家未能及时承担起对农民的福利义务。图3表明：由于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村覆盖率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迅速下降，至八十年代中期达到历史最低点（4.8%），此后至2003年，除少数年份超过10%以外，长期徘徊在10%以下。
国家对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长期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农民工及其家属从八十年代初期的数千万，上升到后来的近两亿，但他们和城市职工、居民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福利的“新二元格局”。
第三，地位边缘。改革以来社会政策虽然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指导之下，社会政策实际依然只是充当经济政策的附庸，这种状况限制了社会政策的发展、体系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应当指出，改革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理念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功不可没。当时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上述理念的具体体现。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问题的基本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即公平问题开始变得比较突出，原先的发展理念和政策重点就应当做适当的调整，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兼顾的发展理念，以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而这应以国家承担相应的职责为前提。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143页。“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②
图3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村覆盖率）1958-1998年数据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村覆盖率，来自顾昕、方黎明：《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嵌入性与可持续发展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2003年的数据是农村人口参加合作医疗的比重，来自《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已逾300个》，《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2004年3期。另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至2003年全国农村人口76851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约4600余万，农村人口参加新农合的比重为5.9%；如果计算县覆盖率则是10.62%。第四，功能弱化。社会政策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分配不公。这首先表现在，由于强调效率，低保起点过低且增长缓慢，养老金严重滞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导致二次分配非但没有对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格局加以矫正，使之趋向合理，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据统计，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0.4的合理值，达到0.403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这个问题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突出地提出来了，至今仍未得到根本的遏制。
其次，由于国家履行责任在不同阶层（群体）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养老金、医疗保险、住房等待遇在不同阶层（群体）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市场化改革迅速乃至过度的阶层或群体、地域，其社会福利待遇与其他阶层或群体、地域出现差距扩大的趋势。例如，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之间，社会养老保障标准就存在着明显反差。2003年，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132元/月，机关职工平均工资为1311元/月，二者之比为1∶1.16；而企业职工退休金为621元/月，机关职工退休金为1069元/月，二者之比为1∶1.72，再分配的差距比初次分配要大很多《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8），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2004 年，全国企业职工退休金人均为7831元，而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金人均为14644 元，机关单位的职工退休金人均为15932 元，三者之比为1∶1.87∶2.03；在2000-2004 年这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以年均 6.31% 的速度缓慢增长，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 和11.67%。在如此不公正的政策下，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迅速地与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拉大了距离李迎生、李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看医疗保障，目前很多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仍然实行公费医疗，企业职工则实行基本医疗保险，无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则实行居民医保，农民实行“新农合”，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中所享受的保障待遇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第五，第三部门未能得到应有发展。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时期社会福利的供求矛盾。第三部门（在中国一般称为民间组织）这个概念，起始于1970年代，最早是由美国学者Levitt于1973年提出来的，其后在西方开始流行，如今已影响到非常广泛的社会领域。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是第三部门比较发达的国家，加拿大现有人口3150万，各类第三部门人数总和超过1.3亿，平均每个加拿大人加入的各类社会组织超过4个。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部门是社会福利供给的主要渠道之一。不少国家规定，除了法定的核心福利服务由国家直接提供外，绝大部分福利服务由第三部门提供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综合处：《民间组织：社工人才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中国社会报》2007年11月29日。而在我国，由于第三部门发展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其社会福利功能的发挥，难以弥补由于国家退出、缺位、市场忽视而导致的各种社会福利真空地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福利的供求矛盾。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1989年中国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般可称为民间组织）不到5000家，其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到2003年达到26万多家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wwwchinanpogovcn ）。，截至2010年12月达到44万多家据民政部网站（ wwwmcagovcn ）。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三部门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缺口。
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使社会福利配置不足与个人负担过重，导致社会民生及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国家的未来发展与长治久安。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在20世纪末所做的调查估计，我国农村贫困户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占约80%据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老年保障：从中的土地到全球化时的养老金》，马尼拉，ADB，2002年。卫生部20世纪90年代末组织的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提供的相关数据虽然较亚行专家的估计要低一些，但也证明了疾病及与之相关的因素是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2003年在农村致贫原因构成中，因疾病或损伤导致贫困的占33%，是致贫的首要原因；而劳动力少与疾病或损伤存在密切关系，是致贫的第二大原因，占27%。两项合计为60%。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更有甚者，国家退位与缺位并存与社会福利领域的一定范围、程度的过度市场化，使弱势群体问题变得突出。即便在城市，尽管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享受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低保等保障，但由于医疗（药）费的上涨失控导致个人承担费用的不合理上升、部分职工退休金基数低且增长缓慢、失业保险及低保金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以及教育、特别是住房的过度市场化，更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面临严重困难。
四、迈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必要性与可行性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政府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及第三部门的作用，这种社会政策因缺乏效率且不能满足国民的高层次福利需求而难以持续。而改革开放以来实际推行的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国民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导致社会福利领域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并存，民生及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回顾可见，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及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都不是我国社会政策的合理模式或类型。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模式（类型）能够成为我国的合理选择呢？我们追求的社会政策模式应当是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福利提供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模式。这种社会政策模式笔者称之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如果说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是对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的否定，那么，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又是对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否定，在这里，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共同揭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再一次展现出其迷人的魅力。
（一）推进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迫切性
首先，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加剧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与反思，强烈要求政府履行对国民福利的应尽责任。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长期实行“效率优先”的发展方针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进行绩效评估，中国仅列第144位，在对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188位陈丽娟：《新医改临盆，我们还要跨几道槛？》，《国际金融报》2008年1月8日。由于医疗保障的滞后，国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住房及教育等等的过度市场化导致普通百姓甚至中高收入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自新世纪初开始，各界人士对改革特别是涉及民生的改革举措出现的偏差进行深刻反思。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有关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称我国医改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学术界对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及政府对农民、农民工、残疾人、贫困者、老年人、困难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的反思也在持续进行。这种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大幅度退出（过度推卸责任）或缺位是导致上述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冲击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
2008年下半年一场发端于美国、进而迅速向全球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为应对这一危机，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内需。然而，我国社会福利总体水平过低、覆盖面过窄、项目不全、发展不平衡等已成为目前制约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贫困人口消费需求的合理释放，进而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瓶颈。由于社会福利总体发展水平过低，低收入者乃至部分中等收入者为备不时之需，不敢消费、压抑需求。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从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中摆脱出来，充分履行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应尽责任中国国民有效需求不足已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据美国彭博通讯社2010年9月1日报道，中国统计GDP的形式与其它国家略有差别。它GDP的增长率，却从不对每一季度国民的实际需求进行统计。这项指标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组成健康与否，如果缺失则让人们无法知道中国的增长是否大部分来自于修建公路、工厂而非国民消费，如果真如此则中国迅猛的增长势头仅仅会加剧经济的不平衡。此外，多数中国大陆居民比起去餐厅吃饭更倾向于购买新鲜食物自行烹调，这就意味左右这个国家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主要因素是天气，而非经济自身的循环。报道还称，中国的内需对世界经济的支持其实比人们确信的要少（《美媒称中国经济未必如想象中强大 数据产生错觉》，新华网，2010年9月2日）。
更重要的是，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不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居民消费率偏低；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工业，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技术水平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和区域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等等任理轩：《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论经济结构调整》，《人民日报》2010年4月7日。解决以上问题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就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是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全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十二五规划建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显然，要实现上述重大战略转变，依赖导致严重民生问题的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是不可能的，有赖于社会政策模式的转型和国家主导角色的回归。
第三，西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的启示，告诉我们实行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是合理选择。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西方福利国家随即陷入危机之中，福利多元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在社会政策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福利多元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78年英国《沃尔芬德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该报告主张把志愿组织也纳入社会福利提供者行列，将福利多元主义运用于英国社会政策的实践。随后，罗斯在其1986年的文章《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国家对多元组合的贡献》中对福利多元主义概念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解释。他首先澄清福利提供并非完全是政府的行为，尽管国家在提供福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绝不是也不能对福利垄断。罗斯主张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社会中的福利来源于三个部门：市场、家庭和国家。放弃其他主体，让国家完全承担是错误的。他认为国家是最主要的福利提供者，但并非唯一来源。福利多元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另一种提法，强调国家（政府）应承担社会福利主要提供者的角色。
（二）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曙光初现
首先，新世纪初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做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报告并专列一章专门论述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2月19日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着力抓好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为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充分履行政府责任，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以矫正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的缺陷和弊端。
2003年初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对弱势群体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过去实行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底由总理视察重庆农村为农民工追讨欠薪而引发的媒体界、领导层和社会公众对农民工基本权利和生存状况的持续关注，在我国是罕见的。
党和政府对“三农”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自2004年开始中央连年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至2011年已达8次，这在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是破天荒的。2005年的“一号文件” 首次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新理念。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些重要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于解决包括社会政策、城乡失衡在内的“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8年1月，我国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同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以及2010年4·14玉树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支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切实履行政府责任，注重制度建设，密集出台社会政策：2003年出台“新农合”，2007年实施农村低保全覆盖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009年出台新医改、试点新农保，2010年通过《社会保险法》，2011年提高国家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人·年），2012年推进新农保全覆盖，等等。上述各种重大战略决策的陆续出台，使我们看到了中央解决民生问题、推进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和信心。由于这些战略决策的实施都以国家充分履责为前提，都直接间接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也使我们看到了“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曙光。
五、构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任重道远
尽管自新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各种有利于矫正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的不足与偏差的新变化，但也必须看到，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转型是决不可能自动地实现的，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在我国毕竟已推行30多年，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重要影响例如住房问题，2010年初国务院出台“国十一条”、4月中旬推出“新国十条”、9月底再出“新国五条”，加上对闲置土地进行调控、加息、公积金新政……，被称作“史上最牛楼市调控年”。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进一步推出“新国八条”，1月28日正式推出房产税试点，加大楼市调控力度，但是调控效果仍然有限，单就解决住房的过度市场化问题政府就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除此之外，解决医疗、教育等的过度市场化问题，以及解决农民、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福利不足问题等等，解决社会福利分配的阶层分化、群体差距、地域失衡、城乡差别等等问题，政府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就更加表明加快构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必要，同时也表明这一过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一，对发展理念进行必要的调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可以看作为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扩大的过程”③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99 p3，p14.。这一发展观强调发展不单纯是指GNP的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现代化等因素，而是包含更加广泛的因素，涉及社会安排（如教育、保健设施）、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等等内容。“对发展的充分理解必须超越财富积聚、GNP增长及其它与收入相关的变量；这并非是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必须超越它。”③森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质是相通的。可以以此为指导，对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进行必要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过渡到“效率公平，并重兼顾”或“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并重兼顾”的发展理念。在现阶段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现实下，甚至可以矫枉过正，采取适度偏重公平的发展理念。对发展理念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构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重要前提（价值基础）。
第二，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与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上的角色边界，实现国家主导角色的回归。首先，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对农民的社会福利责任，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扩大“新农合”的覆盖面，提高补偿水平，加快推进“新农保”试点。其次，国家应当加快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整合。再次，国家应当充分履行对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职责，科学、合理地划分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攸关民生的重要领域中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的边界，将过去不恰当地市场化了的内容拿回来，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第三，注重发挥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经验及研究一再表明，适度的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不同，实施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共识是，社会政策应被看作是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资，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是资产而不是负担。”“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助于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做出积极的响应，并对提高竞争优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政策或社会保障支出也有其经济成本，但它能够补偿由于失业、残疾和老龄化等带来的负面效应。”梁祖彬：《演变中的社会福利政策思维——由再分配到社会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西方当今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关注和重视（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培训政策），对相关社会政策给予优先考虑。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其基本依据是，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直接的作用，社会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制定社会政策，强调“上游干预”；认为投资于人力资本（教育、卫生）是反贫困和提高国家竞争能力的根本措施；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注重社会投资等理念参见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在实践领域，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对传统福利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促进工作福利（welfare to work）”战略，推动符合工作年龄未工作的家庭和个人通过职业培训、就业促进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减少“福利依赖”Dan Finn，Welfare to Work： the local dimension，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Vol 10 （1），2000.。上述理论与实践的新趋势对中国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第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民参与的普遍化、制度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实现公民参与的全面化、制度化是其中基本要义之一。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如近年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等郑青原：《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三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7日。， 但在实现公民参与的普遍化、制度化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表现在实现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普遍化、制度化方面。美国政治学家Jeffrey M Berry曾给“规范的民主政治过程”下了一个定义，指出，“所谓‘规范的民主政治过程’，是指在此过程中，人口中一个积极的、合法的团体在影响其决策过程的关键阶段能使自己的声音被有效地听到的高度可能性”Berry， Jeffrey M “Ch 10： The Rise of Citizen Group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Skocpol， Theda and Morris P Fiorina （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p367-393.。参与公民团体被认为是影响决策的最有效的途径，但Berry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公民团体的参与者主要是中间及中上阶级并相应地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避免出现这一局面，要实现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普遍的民主参与或公民参与，只有这样，弱势群体的权益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反映和保障。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一、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必须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民盟作为统战的成员，一定要按照统一战线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委政府的重大部署上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民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点任务，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发展意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和运用民盟界别的资源，参与、支持、服务新农村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1、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民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意义重大，内涵丰富，原则要求十分明确，重点措施和实施办法切实具体。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都对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要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民盟界别优势，运用民盟资源，把工作领域由以政治领域为主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拓展，把工作内容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局延伸，因势利导，充分调动盟员积极性，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
2、服务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必然要求。我市70%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各类组织普遍兴起，特别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和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迅猛。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致富带头人、科技工作者和在当地有影响的代表人士，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人士到农村寻找市场和商机，有的直接把企业、事业办在农村。这都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盟工作的战略任务，作为民盟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努力促进城乡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共谋发展局面的形成，尽最大努力调动和运用民盟资源，服务新农村建设。
二、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成效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市民盟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农村工作和统战工作精神，及时部署实施，充分发挥了民盟人才智力优势、科技优势，服务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挥智力优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一是积极提交提案。年以来共向市政协提交42篇有关农业或农村工作的提案，并被市政协采纳。年以来提交市政协提案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关于发展和加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力度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年9月市政协组织相关人员到基层专题督办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这份提案，日报年10月10日以让林改继续走在前头……报道了此信息。盟市委提交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等3篇提案获市政协—年度优秀提案奖。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近年来民盟共组织开展了有关涉农方面专题调研近10项，如关于加强我省农村医疗队伍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研究、推进我省农村文化建设，为繁荣海峡西岸经济区服务、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研究、福建省粮食安全问题研究课题（）调研报告、福建省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关于我省山垅田低产改造的若干意见和建议等。其中福建省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福建粮食安全问题调研报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等三篇调研论文在第三、四届“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建言献策论坛”上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还获年市“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三等奖。三是积极反映有关农村农业方面的社情民意。年以来盟市委会有6篇信息被盟中央和盟省委采用，曾获得福建省民盟组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组织二、三等奖。
2、发挥资源优势，突出民盟特色，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民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盟员结合本职工作和农村工作实际，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中我们注意准确定位，选好切入点，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多做中间服务和拾遗补缺的工作；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注意发挥民盟优势、突出党派特色。通过深入开展“为党增光辉，为盟添光彩”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服务工作。民盟每年都组织盟员开展了以智力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文化、医疗下乡”三下乡活动，先后赴永安大湖镇、永安畲族青水乡、梅列区台溪村、沙县夏茂镇、尤溪县洋中乡桂峰村、三元区蕉坑村等地开展三下乡活动，累计达数十场次，得到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
3、发动广大盟员开展爱心捐助，真心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盟市委结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每年组织开展服务进农村活动，受益农民群众上千人。为贫困村捐赠科技书籍500余册、书写春联近1000余幅；发放农业资料和疾病防控书籍和宣传材料近1000份；开展水产、农产品栽培、科普知识、讲座20多场次。每年不定期地开展下乡义诊活动，免费发放药品近3000元。广大盟员积极开展向弱势群体献爱心、赈灾捐款和“两节”送温暖活动，累计捐款达30000余元。盟市委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服务社会活动，树立了盟的良好形象，扩大了盟的影响，得到了受助群众的好评。
尽管市民盟在服务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农民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改变，在实际工作中，民盟工作也深刻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危机。
1、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深，认为只需搞一些活动、抓一下教育、稳定一下人心就可以，农村改革发展了解和参与一下就够了。二是由于基层组织外部工作环境较差、干部兼职过多等主客观因素，服务经济无有效载体。三是部分盟员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认为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与民盟工作关系不大；习惯于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面对与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存在畏难情绪、创新意识不强，使得服务新农村建设处于被动状态。
2、服务农民缺乏有效途径。一是在发挥作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找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合理配置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还需要树立科学、全面、和谐发展的意识，找准影响和制约民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办法，使民盟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取得重点突破，并实现全面发展。二是服务手段单一。对农民急需的科技培训、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等缺乏实质性的帮扶措施，影响大、生命力强的品牌工作不多；三是服务机制僵化。深入农村、贴近农民不够，整合资源能力不强，社会化的服务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
3、组织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对民盟工作体制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服务“三农”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区位联动、内外结合、优势互补的工作机制。在组织和支持盟员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还缺乏长效机制；在发挥盟员作用方面，办法和措施不够多，不能完全满足他们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农村改革实践和新农村建设的新期待。
三、对策与思考
如何根据农村改革发展需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从农民生产、生活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寻求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因地制宜、扎实有效推进民盟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取得实效，确实还有不少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用心策划，狠抓落实的。
（一）提高认识，增强推进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深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体制机制等，按照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要求，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寻求新的对策，着力解决民盟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工作。
1、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始终保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勇气，自觉做到分析和研究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武器，谋划和部署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依据，检验和评价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标准，努力形成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相对齐备的优势，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要求的实现。要紧紧抓住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要积极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推动文明健康社会风气的形成，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2、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和完善工作体制机制。一是要建立稳定有效的协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减少交叉，整合资源，加强工作力度，切实解决好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的问题。二是加强工作指导，明确重点，理顺思路，利用并发挥已有的工作网络，进一步形成联动的工作机制。三是依托互联网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政策、法规、经济、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充分发挥网络在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3、统筹好理论政策研究和农村改革实践，推动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认真总结历史和现实中为“三农”工作服务的成绩和经验，把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转化为经常之举、普遍之举，并不断加以完善。要结合中央的新精神，着眼农村的新发展，加强调查研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努力探索新思路，提出新举措，创建新载体，要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最容易见实效的事做起；要高起点、多视角、多类型、多模式、有特色地制定分期实施的方案；要从农民最有积极性，基层干部最主动，主客观条件也比较成熟的地方开始，设置试点，培植典型，探索经验，取得可靠阶段性成果后，再逐步推开，不断把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工作引向深入。
（二）发挥优势，增强合力，找准服务农村的着力点、切入点
中央、省、市委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有效模式，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进民盟工作的强大动力，找准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着力点、切入点，破解难题，谋划新举措，推进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果。团结广大盟员，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参与新农村建设，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结合农村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农村改革发展献计献策。发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界党外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引导盟员围绕农村改革发展，提高农民生产发展能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培育新型农民等事关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多搞实地调查，多做深入研究，多献务实之策，帮助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2、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切实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认真学习，加强舆论宣传，使广大盟员充分认识中央关于建设新农村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要更好地发挥民盟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盟员立足本行本职，发挥自身特长，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为新农村建设谋务实之策，拓发展之路。要为盟员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他们投身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要支持、帮助盟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使自身的事业也获得应有的发展。
3、发挥民盟优势，群策群力，形成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一是发挥人才智力优势。相当部分盟员本身处于农业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广大盟员主动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决策咨询、人才开发、项目协调、投资推介等活动，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如推广实施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培训农村实用型人才、引进资金、引进投资项目、组织科技下乡、科技咨询活动、发送农业实用科技资料。二是发挥广泛性和包容性优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以人为本的民本意识，全面协调处理好各类关系，推动新农村建设走入健康的发展轨道。三是发挥盟员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为农村地区发展牵线搭桥，协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是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结合工作实际，针对性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当前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成本过大、农民增收乏力、村财薄弱，农村教育不公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村民民主自治，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民盟服务新农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培训和指导。村级班子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建设自己家园的关键所在，村级“两委”主要干部与班子成员的政治素质、为人品质、法律意识、工作能力以及带领致富能力是关键。针对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功能、农村党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弱化，农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有所抬头的，制约着农民生产发展、生活提高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等问题，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盟可以在强化农村基层干部培训与指导，提高村级班子成员管理村务的素质能力，尤其是民族示范乡镇和示范村的村班子建设，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2、加强和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适应广大农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切实改善农村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专业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教育培训，培养一专多能的群众文化人才，逐步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提高其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能力，巩固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二是支持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从事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服务，使农民群众逐步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三是加强对农村文化骨干培训辅导，努力在文化教育、政策宣传、提供娱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开展灵活、多样、方便的文化服务。以“三下乡”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共建联动活动。五是推进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闽台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台胞和海外华人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六是积极倡导、引导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文化事业。重点捐助农村文化站、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
3、重视改革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素质，推进农村科技进步。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农民文化、技能素质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制约因素。“建设新农村，根本要从农村教育改革入手，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培训劳力就业技能是当务之急。”教育制度设计不公平，农民教育权利受侵害，农民迫切要求尽快改革扭转这一不合理状况。要整合统一战线教育资源，着眼于服务农民成才增收，着眼于培训新型农民，着眼于增强村民法制意识，大力推进“双百工程”，努力培养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扎实推进农民素质提升，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扶持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4、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一是加强调研，摸清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现状，了解他们的就业创业需求。二是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培训。积极组织开展返乡农民工岗前引导性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做好服务于我市主导产业发展的转移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三是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开展多形式就业创业。积极有效引导以到工业园区就业创业为主的多形式就近就业创业活动。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立足我市农业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有效推动包装储运、农资配送、信息咨询等农业产业化配套企业发展。引导返乡农民工在商贸、运输、餐饮、旅游、娱乐等领域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现代物流、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四是切实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扶持力度，免费介绍和宣传用工信息，及时把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提供给农民工，让农民工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和方向。
5、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互助联动活动，带动农村产业延伸提升。支持企业开展重大农业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力度。协助企业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强化科技创新，通过改造提升和延伸传统农业产业，力争在更大空间、更广领域上促进我市农业更好更快发展。支持企业与农村帮扶结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务，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打造工业、农业双赢的态势，实现以工补农、富农目标。通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利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和品牌等优势，扶助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采取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对农产品等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带动当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也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6、重视农村医疗改革，满足农村居民的防保和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农民看病难、看病贵。这虽是全国性的难题，但在农村更加突出。乡镇卫生院已处于无力经营，设备短缺，医务人员外流，难以为继，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制度农村覆盖面太小，“小病看不起，大病拖着等死”，农民深感医疗卫生负担沉重。要积极组织专业技术骨干下基层帮扶，帮助基层开展人员、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着重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理论及业务素质，提高服务意识，改进医疗卫生服务，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群众既少花钱又能看病。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一、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必须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民盟作为统战的成员，一定要按照统一战线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委政府的重大部署上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民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点任务，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发展意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和运用民盟界别的资源，参与、支持、服务新农村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1、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民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全面的部署，意义重大，内涵丰富，原则要求十分明确，重点措施和实施办法切实具体。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都对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民盟要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民盟界别优势，运用民盟资源，把工作领域由以政治领域为主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拓展，把工作内容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局延伸，因势利导，充分调动盟员积极性，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
2、服务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必然要求。我市70%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各类组织普遍兴起，特别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和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迅猛。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致富带头人、科技工作者和在当地有影响的代表人士，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人士到农村寻找市场和商机，有的直接把企业、事业办在农村。这都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盟工作的战略任务，作为民盟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努力促进城乡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共谋发展局面的形成，尽最大努力调动和运用民盟资源，服务新农村建设。
二、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成效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市民盟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农村工作和统战工作精神，及时部署实施，充分发挥了民盟人才智力优势、科技优势，服务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挥智力优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一是积极提交提案。2005年以来共向市政协提交42篇有关农业或农村工作的提案，并被市政协采纳。年以来提交市政协提案《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关于发展和加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力度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年9月市政协组织相关人员到基层专题督办《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建议》这份提案，《日报》年10月10日以《让林改继续走在前头……》报道了此信息。盟市委提交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我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建议》等3篇提案获市政协2005—年度优秀提案奖。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近年来民盟共组织开展了有关涉农方面专题调研近10项，如《关于加强我省农村医疗队伍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研究》、《推进我省农村文化建设，为繁荣海峡西岸经济区服务》、《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研究》、《福建省粮食安全问题研究课题（）调研报告》、《福建省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关于我省山垅田低产改造的若干意见和建议》等。其中《福建省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福建粮食安全问题调研报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等三篇调研论文在第三、四届“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建言献策论坛”上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问题的研究》还获年市“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三等奖。三是积极反映有关农村农业方面的社情民意。2005年以来盟市委会有6篇信息被盟中央和盟省委采用，曾获得福建省民盟组织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组织二、三等奖。
2、发挥资源优势，突出民盟特色，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民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盟员结合本职工作和农村工作实际，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中我们注意准确定位，选好切入点，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多做中间服务和拾遗补缺的工作；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注意发挥民盟优势、突出党派特色。通过深入开展“为党增光辉，为盟添光彩”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服务工作。民盟每年都组织盟员开展了以智力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文化、医疗下乡”三下乡活动，先后赴永安大湖镇、永安畲族青水乡、梅列区台溪村、沙县夏茂镇、尤溪县洋中乡桂峰村、三元区蕉坑村等地开展三下乡活动，累计达数十场次，得到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
3、发动广大盟员开展爱心捐助，真心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盟市委结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每年组织开展服务进农村活动，受益农民群众上千人。为贫困村捐赠科技书籍500余册、书写春联近1000余幅；发放农业资料和疾病防控书籍和宣传材料近1000份；开展水产、农产品栽培、科普知识、讲座20多场次。每年不定期地开展下乡义诊活动，免费发放药品近3000元。广大盟员积极开展向弱势群体献爱心、赈灾捐款和“两节”送温暖活动，累计捐款达30000余元。盟市委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服务社会活动，树立了盟的良好形象，扩大了盟的影响，得到了受助群众的好评。
尽管市民盟在服务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农民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改变，在实际工作中，民盟工作也深刻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危机。
1、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深，认为只需搞一些活动、抓一下教育、稳定一下人心就可以，农村改革发展了解和参与一下就够了。二是由于基层组织外部工作环境较差、干部兼职过多等主客观因素，服务经济无有效载体。三是部分盟员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认为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与民盟工作关系不大；习惯于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面对与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存在畏难情绪、创新意识不强，使得服务新农村建设处于被动状态。
2、服务农民缺乏有效途径。一是在发挥作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找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合理配置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还需要树立科学、全面、和谐发展的意识，找准影响和制约民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有效办法，使民盟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取得重点突破，并实现全面发展。二是服务手段单一。对农民急需的科技培训、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等缺乏实质性的帮扶措施，影响大、生命力强的品牌工作不多；三是服务机制僵化。深入农村、贴近农民不够，整合资源能力不强，社会化的服务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
3、组织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对民盟工作体制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服务“三农”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区位联动、内外结合、优势互补的工作机制。在组织和支持盟员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还缺乏长效机制；在发挥盟员作用方面，办法和措施不够多，不能完全满足他们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农村改革实践和新农村建设的新期待。
三、对策与思考
如何根据农村改革发展需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从农民生产、生活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寻求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因地制宜、扎实有效推进民盟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取得实效，确实还有不少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用心策划，狠抓落实的。
（一）提高认识，增强推进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深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体制机制等，按照中央、省、市有关“三农”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国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部署要求，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寻求新的对策，着力解决民盟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工作。
1、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始终保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勇气，自觉做到分析和研究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武器，谋划和部署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依据，检验和评价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标准，努力形成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新载体。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相对齐备的优势，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要求的实现。要紧紧抓住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要积极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推动文明健康社会风气的形成，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2、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民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和完善工作体制机制。一是要建立稳定有效的协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减少交叉，整合资源，加强工作力度，切实解决好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的问题。二是加强工作指导，明确重点，理顺思路，利用并发挥已有的工作网络，进一步形成联动的工作机制。三是依托互联网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政策、法规、经济、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充分发挥网络在服务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3、统筹好理论政策研究和农村改革实践，推动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认真总结历史和现实中为“三农”工作服务的成绩和经验，把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转化为经常之举、普遍之举，并不断加以完善。要结合中央的新精神，着眼农村的新发展，加强调查研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努力探索新思路，提出新举措，创建新载体，要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最容易见实效的事做起；要高起点、多视角、多类型、多模式、有特色地制定分期实施的方案；要从农民最有积极性，基层干部最主动，主客观条件也比较成熟的地方开始，设置试点，培植典型，探索经验，取得可靠阶段性成果后，再逐步推开，不断把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工作引向深入。
（二）发挥优势，增强合力，找准服务农村的着力点、切入点
中央、省、市委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有效模式，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进民盟工作的强大动力，找准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着力点、切入点，破解难题，谋划新举措，推进民盟服务农村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果。团结广大盟员，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参与新农村建设，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结合农村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农村改革发展献计献策。发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界党外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引导盟员围绕农村改革发展，提高农民生产发展能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培育新型农民等事关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多搞实地调查，多做深入研究，多献务实之策，帮助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2、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切实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认真学习，加强舆论宣传，使广大盟员充分认识中央关于建设新农村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要更好地发挥民盟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盟员立足本行本职，发挥自身特长，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为新农村建设谋务实之策，拓发展之路。要为盟员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他们投身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要支持、帮助盟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使自身的事业也获得应有的发展。
3、发挥民盟优势，群策群力，形成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一是发挥人才智力优势。相当部分盟员本身处于农业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广大盟员主动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决策咨询、人才开发、项目协调、投资推介等活动，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如推广实施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培训农村实用型人才、引进资金、引进投资项目、组织科技下乡、科技咨询活动、发送农业实用科技资料。二是发挥广泛性和包容性优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以人为本的民本意识，全面协调处理好各类关系，推动新农村建设走入健康的发展轨道。三是发挥盟员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为农村地区发展牵线搭桥，协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是民盟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结合工作实际，针对性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当前农村改革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成本过大、农民增收乏力、村财薄弱，农村教育不公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村民民主自治，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民盟服务新农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培训和指导。村级班子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建设自己家园的关键所在，村级“两委”主要干部与班子成员的政治素质、为人品质、法律意识、工作能力以及带领致富能力是关键。针对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功能、农村党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弱化，农村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有所抬头的，制约着农民生产发展、生活提高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等问题，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盟可以在强化农村基层干部培训与指导，提高村级班子成员管理村务的素质能力，尤其是民族示范乡镇和示范村的村班子建设，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2、加强和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适应广大农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切实改善农村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专业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教育培训，培养一专多能的群众文化人才，逐步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提高其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能力，巩固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二是支持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从事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服务，使农民群众逐步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三是加强对农村文化骨干培训辅导，努力在文化教育、政策宣传、提供娱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开展灵活、多样、方便的文化服务。以“三下乡”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共建联动活动。五是推进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闽台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台胞和海外华人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六是积极倡导、引导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文化事业。重点捐助农村文化站、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
3、重视改革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素质，推进农村科技进步。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农民文化、技能素质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制约因素。“建设新农村，根本要从农村教育改革入手，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培训劳力就业技能是当务之急。”教育制度设计不公平，农民教育权利受侵害，农民迫切要求尽快改革扭转这一不合理状况。要整合统一战线教育资源，着眼于服务农民成才增收，着眼于培训新型农民，着眼于增强村民法制意识，大力推进“双百工程”，努力培养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扎实推进农民素质提升，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扶持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4、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一是加强调研，摸清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现状，了解他们的就业创业需求。二是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培训。积极组织开展返乡农民工岗前引导性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做好服务于我市主导产业发展的转移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三是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开展多形式就业创业。积极有效引导以到工业园区就业创业为主的多形式就近就业创业活动。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立足我市农业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有效推动包装储运、农资配送、信息咨询等农业产业化配套企业发展。引导返乡农民工在商贸、运输、餐饮、旅游、娱乐等领域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现代物流、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四是切实加大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扶持力度，免费介绍和宣传用工信息，及时把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提供给农民工，让农民工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和方向。
5、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互助联动活动，带动农村产业延伸提升。支持企业开展重大农业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力度。协助企业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强化科技创新，通过改造提升和延伸传统农业产业，力争在更大空间、更广领域上促进我市农业更好更快发展。支持企业与农村帮扶结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务，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打造工业、农业双赢的态势，实现以工补农、富农目标。通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利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和品牌等优势，扶助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采取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对农产品等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带动当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也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6、重视农村医疗改革，满足农村居民的防保和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农民看病难、看病贵。这虽是全国性的难题，但在农村更加突出。乡镇卫生院已处于无力经营，设备短缺，医务人员外流，难以为继，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制度农村覆盖面太小，“小病看不起，大病拖着等死”，农民深感医疗卫生负担沉重。要积极组织专业技术骨干下基层帮扶，帮助基层开展人员、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着重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理论及业务素质，提高服务意识，改进医疗卫生服务，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群众既少花钱又能看病。
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老龄化；丽江拉市海；旅游业；生态农庄；市场开发；度假酒店
一、引言
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8838万，占世界老龄人口的21.4 %，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8亿，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比重呈迅速增长趋势，老龄化指数上升迅速。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老龄化指数从1990年的20.2%上升到2000年的28.7%，上升幅度只有8.5个百分点；而2010年的老龄化指数上升到了53.4%，上升幅度高达24.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比重呈迅速增长趋势。2010～2020年间年平均增长2.82%，2020～2030年间年均增长3.5%。预测结果显示：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4.3亿，占总人口比重约为31.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 3.2亿，占总人口比重约为23.2%.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据此预计，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进一步快速增长，中国人口老龄化即将进入快速增长期，到2014年将突破2亿人，2026年超过3亿人，2041年将达到4亿人。陆杰华还表示，展望未来，在2080年之前中国都将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到210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总数也将不会少于3.5亿人。
二、丽江拉市海旅游业发展现状
拉市海位于丽江县城西面10公里处的拉市坝中部，是云南省第一个以“湿地”命名的自然保护区。拉市海是迁徙候鸟的栖息地，每年到此越冬或停歇的候鸟有80多种，为滇西北之冠。近几年，拉市海景区成为丽江旅游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地势风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旅游开发迫在眉睫，当地居民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劳作，开始投身于旅游业。追溯“茶马古道”的历史，加上丽江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马场首先被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拉市海旅游的独特标志。由此开始，拉市海旅游看似已经步入正轨，然而，缺少规划的旅游开发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各种大大小小的隐患。针对这些问题，本人通过走访调查来浅谈开发拉市海旅游景区的优势和其存在的威胁。
三、SWOT分析
（一）优势
（1）水文旅游资源。拉市海实为断层构造湖，同时又受石灰岩溶蚀构造作用而成。入湖地表水源有南侧的清水河和北侧的美泉河，水文汇水面积265.6平方公里。经80年代以来的水利兴修，拉市海目前已由季节性湖泊变成了常年的高原湖泊。
（2）湿地旅游资源。拉市海高原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丽江古城西部，是云南省第一个以湿地命名的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的湿地面积超过1，000公顷，平均海拔约2，500米。拉市海是迁徙候鸟的栖息地，每年到此越冬或停歇的候鸟有80多种，为滇西北之冠。其中黑颈鹤、黑鹳等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就接近10种。除此之外，拉市海的湿地保护区内还存有大量的原始森林，且山林间景色极佳。
（3）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目前，拉市海的骑马活动主要是围绕茶马古道这一主题展开的。而茶马古道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民间国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此外，它还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除去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拉市镇上的居民土地充足，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发展饮食、住宿类经济。谈到饮食类，丽江的腊排骨也是一个特色，一些当地人在拉市海周边建农家乐，给游客提供具有纳西族特色的火锅和炒菜。拉市海还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苹果、雪桃已成为拉市特色水果。由此，水果销售也成为一大经济来源手段。同时也有人建起纳西族木楼，供游客居住。还有人想法新颖，搭起舞台，请来本土歌手，给游客献上纳西族的舞蹈和歌曲，晚上所有人围着篝火打跳，这不仅让游客尝到别具风味的美食，也让她们享受了别具一格的乡村夜晚。据数据显示，目前丽江的年客流量约为50万人次，而每日游客量约为6万人次。而丽江又是中国最热十大旅游目的地之一，由此可见，拉市海的客流量不会很低。
（二）劣势
但是，没有规划的旅游景点无法走得长远，过度的马场经营导致供过于求，特别到旅游淡季，许多马场维持不下去，近乎散场。而旅游旺季，各类旅游大巴、私家车进入景区，交通堵塞严重，影响了当地人的正常出行。总言之，景区内潜在许多威胁。
（1）开发经营问题。首先，拉市海景区的经营管理体制混乱。通过问卷抽样调查发现，丽江旅游信息中让人最为担忧的是出行问题。从各地来丽江，不论是哪种交通方式都令人担忧。无营运牌照的私家车拉客现象严重，游客出行安全等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为：各个马场活动项目价格不统一，临近拉市海的马场价格相对要高；路线不明确，占用公路，严重影响交通；人生安全问题没有规范的文本，导致发生意外时，全部责任都由马场负责，消费者与销售者形成不公平交易，牵马的村民缺乏法律意识，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其次，景区的开发与周边居民的利益分配有所失衡，当地居民没有取得相应利益所得。最大的受益者是接送游客的面包车和私家车，他们分得的利益约是马场工作者的三倍。最后，景区服务人员态度有待改善，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无法提高服务质量。
（2）环境问题。拉市海的主要活动为划船和骑马。在游览茶马古道时，不仅是马粪味漫天可闻，就连马粪也是随处可见。这不仅影响景区的整体环境，更是影响游客游览的兴致；游客素质低，随手乱扔垃圾，而本地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弱，加重拉市海景区的白色污染；车流量增多，汽车排量增加，大气污染加重，空气质量下降。这些导致拉市海周边气候变化，降雨量明显下降，影响了水果和粮食的收成，进而导致农户收入下降，最终引起农业与旅游业的冲突，拉大了贫富差距。
（3）教育问题。过去的拉市海无人问津，农民重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现在的拉市海飞速发展起来，农民改行旅游业，忙于挣钱，忽略了子女的教育问题。有些农民甚至强迫子女辍学牵马，导致青少年无法正常受教育，所学知识不够，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青少年自主放弃学业，分担父母负担。两者都对拉市海未来的发展存在深深的隐患。
（三）机会
如今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在给社会发展带来问题的同时，也必将形成老龄消费市场，所以相应的消费方式将会应运而生，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是旅游业的一个机会。
（四）威胁
（1）重复性开发，造成资源浪费。拉市海周边旅游点较多，虽然类型丰富，但仍存在同质竞争、重复开发等问题。例如，几乎拉市海周边每个村子都有骑马场。各个骑马场就靠打价格战来吸引游客，形成恶性竞争。对于各种形式的“垂钓园”“农家乐”等乡村旅游项目，其竞争程度也如此。这种现象必须通过规划、管理和引导，并进行协调与平衡，才能避免过度竞争。
（2）乡村文化和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拉市海周边湿地资源，水资源丰富，但是，生态环境脆弱，很容易因为旅游者的大量进入而遭到破坏；当地的乡村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消失、变异的威胁。因此，这里的乡村旅游开发一定要充分注意对传统乡村和拉市海湿地环境的保护，必须把环境保护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放在重要的地位。以上所有情况表明，拉市海的现状看似前途无限，但是在急剧发展的今天，盲目的追求经济效应已经为拉市海未来的发展埋下了许多隐患。因此，对于拉市海的开发，只要能合理定位、合理规划，注重和谐、注重综合管理，未来还有很多开发价值。
四、开发策略4P
通过分析丽江拉市海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丽江拉市海旅游的资源特色，提出具体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一）产品
（1）疗养度假酒店。生态种植园：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城市化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惊喜，伴随而生的还有生活环境与健康状况的困扰。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在都市高压力脑力劳动者来说，养生已经是被提及越来越多，越来越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了。相关机构专门做了一项调查，有91.1%的一线城市居民认为：环境污染24.0%、食品安全20.0%、施工装修污染16.0%、生活及饮食习惯的改变15.5%、生活成本攀升致压力过大15.5%，导致癌症及各种慢性病高发，国内一线居民健康堪忧。由此，追求生态、追求养生成为一种时尚。厌烦了都市“建筑森林”的市民开始崇尚回归自然、亲和自然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丽江拉市海是云南省第一个以“湿地”命名的自然保护区，拉市海汇水面积26560h m2，年平均产水量7680万m3，相对容积380万～1840万m3，水深215～415m，湖底高程为243612m，常年水位高程 244015m，常年相应水域面积93314h，为滇西北地区著名高原湖泊，也是玉龙县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拉市海四面环山，湖面开阔，湖水清澈，波光粼粼，碧水蓝天；拉市海边山清水秀，森林茂密，花草繁盛，清幽秀美。这就形成了一个先天自然条件。再加上拉市海周边有富饶的土壤，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苹果、雪桃已成为拉市特色水果。这种绿色水果已经在丽江当地颇负盛名。自2009年“李勇雪桃”首次成为国宴果品后，迄今已连续四年远赴北京参加国宴。2013年国庆，“李勇雪桃”将继续赴京宴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约6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对上述具有慢性疾病和属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来说，能进行基础体检并根据其自身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康疗项目，必将成为其追捧的热点。在疗养型酒店的客户中，老年人占有相当的比例。庞大的老年人数量将为疗养型酒店提供更多的客户，度假酒店是以接待休闲度假游客为主，区别于城市酒店，度假酒店大多远离市区，建在滨海，山野，湖泊，温泉等自然风景区附近。虽然相对于远离市区，但交通往往较为便利。在建筑设计上吸收本土的、民族的、民俗传统的风格特色，以及历史遗留的文化痕迹。具有较强的识别性和文化性特征。包括：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品、建筑、音乐、祭祀活动、生产劳作的方式等等。而拉市海符合这些条件，既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丽江古城和东巴文化，而且人流量丰富，据问卷跳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游客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有在丽江长期生活的意愿，所以也会有一定的市场。再结合现代都市人们迫切需要养生的这一理念。再继续推出生态农庄。
生态农庄是以绿色、生态、环保为目标，以资源有效利用为载体，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集农业生产深加工与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绿色农园。生态农庄既具有生产功能，又具有旅游功能，使两者的有机结合。它一方面能为人们提供物质产品；另一方面又以其独特的田园风光，民俗风情，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乐趣。生态农庄结合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随着旅游业的成熟和游客消费层次的提高，游客参与观光旅游的初级阶段已经逐渐被度假旅游，休闲旅游，体验旅游等较高层次的旅游活动所取代。生态农庄就是突出体现了这个特点。而且生态农庄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旅游项目，更是对当地居民经济收入以及拉市海周边环境保护做了很大贡献。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多形式合作股份制。家庭分散经营因土地规模过小而效益不高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合作股份制则能发挥规模效益。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规模经营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强化农业在国内和国际竞争的能力。农业旅游是一种以农业为载体、集休闲娱乐、旅游购物、绿色消费、返璞归真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生态旅游，是将生产、生活及生态结合为一体的旅游方式，是一种新兴产业。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城市生活环境变化，工作压力增大的影响，农业旅游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生态农庄则正以体验式营销为手段，以人为本，以农为特色，以环保、绿色、健康为内涵发展农业旅游。传统农业是化学农业，农药化肥的无序使用使得人们谈菜色变。生态农庄在健康这个主题上致力于打造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拉市海周边有许多骑马场，以及在生态农庄里养一些不喂食饲料的土鸡，土猪。不仅健康，口感好。而且粪便可用来循环于生态农庄的种植业。不要的蔬菜叶子又可以用来喂养可食用动物。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的生态农庄涉及农业旅游，对资源与环境尤为关注。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或价值取向理应是生态型的。生态农庄的建立则符合了生态哲学的一些原理。再继续连锁发展，除传统的种植、养殖外各农庄都可开发垂钓，果树认养，认种地块耕作，自制盆景，饲喂动物，野外拓展训练营等多种旅游项目。由于生态农庄涉及旅游业，各农庄都把提供优质服务作为后盾。并且强调以人为本，发现需求（甚至创造需求），满足需求。让游人在美丽的山、水、田、园、林、花整体布局中，在典型的“前店后园”的经营格局中，在现代的吃、住、游、玩、购中亲近自然。
疗养度假酒店和生态农庄既是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项目。疗养度假酒店就是针对客人不同身体状况，而通过营养师提出针对性的疗养方案，主要是通过食疗，运动等。例如，有三高的客人吃相应降血糖，血压，血脂的蔬菜，必隔几天进行身体检查。而蔬菜就有绿色农庄当天采摘。直接新鲜，绿色的食物。需要运动也可自己果树认养、认种地块耕作等项目。从而使拉市海周边所有的资源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大的产业链。彼此独立有相互依存。骑马，垂钓，水果蔬菜等等。再加上一些适合老人的休闲娱乐加进去，如茶文化，书文化，棋文化，及纳西族当地颇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打跳等。
（2）文化长廊。根据问卷调查，丽江东巴文化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原因。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更为明显。东巴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即东巴教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民俗活动。是由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东巴教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其祭司叫“东巴”，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意译为智者，是纳西族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换语之，东巴文化就是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东巴文创始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大约有1400个单字，至今仍为东巴（祭司）、研究者和艺术家东巴文历史所使用，被当今学者们认为比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和中国甲骨文字显得更为原始古朴，是世界上唯一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视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这种古文字对于研究比较文字学和人类文化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始建于1727年的丽江五大喇嘛寺之一指云寺。就位于拉市海边，指云寺原有13院，现存1个大院及5个小院。大院为二进院落，有门楼、过厅、厢房、大殿，整个建筑外形精巧，内部庭院有植于两三百年前的岩桑、槐、银杏、脑脂梅和云南樱花等五株古树名术，环境幽静古朴。大殿为三重檐楼阁，寺顶覆瓦，雕梁刻柱，明显不同于藏区碉房式建筑，体现出汉、藏、白、纳西建筑艺术交融的特色。据说，旧时当地婚后无子女者必到此石旁焚香跪拜以求子嗣，凡到指云寺敬香拜佛的民众也必先到石旁拜祭。从拉市海到指云寺也成了许多游客的必需游玩的路线。而拉市海到指云寺之间的这条路却没有什么景点。只有一排排纳西族特色的房子。如果在墙壁上画上纳西族的古老图画，写上东巴文字。来介绍丽江的世界级遗产东巴文化。为过往者祈福，这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而且当地具有纳西族特色的土木结构的房子，租下墙面成本很低。
（二）价格 （Price）
疗养度假酒店，生态种植园这两个项目其实可以细分为好几个小项目。
（1）以老年人为主要市场的疗养项目，可以实行较为低价的策论，当然我们所说的低价策略，只是一种在旅游服务质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对老年人实行的一项优惠政策。给老年人优惠是全国公共设施都通用的规则，那么则应在开发团队性和单个老年人的市场价格上有所区别。团队性的老年人游客应享有一种梯度性的价格优惠，激励老年人自身为享受此优惠而努力组织更庞大的团队出游。
（2）针对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特征，设计完善的高质量的旅游线路，完善老年旅游的配套服务与设施，金婚银婚旅游优惠等。
（3）旅游套餐，根据不同消费能力及不同消费需求，做相应的不同价位旅游套餐。
（4）会员制，如果有些每年或者一段时间住几天的游客，比如游客当地冬天天气太冷或者夏天太热，某段时间易发病等原因。选择来疗养度假酒店调养一段时间身体。就可以进行会员制，会员将得到一定的优惠。
（5）消费满一定金额送某些旅游项目。例如，一次性住够一个月，可以免费垂钓等。
（三）服务策略
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到来时，比如重阳节、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等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人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子女与父母一同出游，设计家庭旅游特餐等项目。人性化周到的服务质量 老年人比起年轻人更加传统，更加注重质量，也更加重视品牌.喜欢重复购买，关注产品的品质。因此开发老年旅游产品时，必须注重产品的质量，杜绝欺老骗老现象的出现。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至少要包括行、吃、住、游、娱、购等六个环节，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或纰漏都将影响旅游者对整个旅游产品的总体评价和旅行感受。同时要考虑酒店地板、楼梯、卫生间等设施是否防滑、防磕碰等。
（四）促销策略
适宜的宣传方式。在广告宣传上，据调查发现，在各种广告媒体中对老人影响最大的是视听和报刊广告。那么，在进行老年旅游产品的营销宣传时，则可以重点利用各种报纸杂志，尤其是专门为老年人创办的报纸杂志以及新闻媒介进行宣传。此外，老年游客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比较容易接受亲朋好友和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等的口头推荐，因此口碑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旅行社随时了解到老年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地更新、创新其旅游产品。旅行社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网络，在网上提供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介绍，根据老年人的需求设立完善的网上预订系统，以最简便的方式和最快捷的速度为老年人提供周到的服务。在面对老年人介绍宣传时，努力做到语言诚恳，多与他们的出游动机相联系，来触发他们出门旅游的欲望，要尽量避免炫耀、夸张性的语言。与一些老年协会合作，建立旅游办事处。
五、结论
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已难以避免，然而每件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我国老龄化在给社会带来危机的同时，也蕴藏了商机。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给旅游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拉市海旅游景区有着天然的优势，在针对老龄化市场进行的旅游开发时，运用科学的营销策略，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进行丽江拉市海的旅游开发。是有机会在老龄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而成功的旅游开发，不仅仅是给当地带来财政收入，更是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贡献。
六、致谢
感谢在整个毕业论文写作中帮助我的老师，同学，家人。高核老师在一开始定论文题目时候就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方向，使我在写论文时候少了很多困难。感谢家人带我实地考察。感谢同学们给我的帮助。也感谢我引用的文献的作者。感谢高老师，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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