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05:05:08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壮大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化高速发展社会，有关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决策者们的热切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一、基本情况
XX县位于我省东北部，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中游右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国家一类客货运输口岸和江海联运港口。全县行政区域面积6739平方公里，边境线长249.5公里，总人口8.1万。县辖3镇6乡,73个行政村,5个国营林场，境内还有一个中直企业乌拉嘎金矿，一个省属国营嘉荫农场。XX县是我省北部主要麦豆产区之一。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林业施业区面积550万亩,有林地面积36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境内有大小河流56条，可养殖水面1.8万亩，总体地形地貌为“八山半水半草一分田”。由于开发较晚，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拥有以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和黑龙江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嘉荫恐龙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特别是恐龙山曾因出土过鸭嘴龙、霸王龙、翼龙等多种恐龙化石而闻名于世，也因此被称为“恐龙之乡”。20__年被批准为部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20__年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命名。
近年来，XX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培育壮大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强化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机制，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三色经济”（以“双高”优质大豆种植、水稻种植为主的“金色经济”、以绒山羊产业为龙头的“银色经济”和以民有林为重点的“绿色经济”），实施“三项工程”（工业富县工程、非国有经济强县工程和旅贸兴县工程），实现“三个突破”（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上形成新的突破、在创建优良经济发展环境上形成新的突破、在财政增收上形成新的突破），努力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总体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__年，县属生产总值完成97397万元，同比增长15.6。农业总产值实现64776万元，同比增长11.2。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3830万元，同比增长30.1，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财源建设先进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8399万元，同比增长7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6801元，同比增长8.0。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4380元，同比增长9.5％。
二、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要开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富民强县作为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解放思想、团结求实，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都必须从县情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必须紧紧抓住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专题推进，集中攻坚；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营造环境，改进作风，强化服务；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赢得民心，汇聚合力。这既是工作经验总结，也是今后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把握的基本准则。
尽管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我县地处边陲，开发较晚，无论是从经济总量、人均GDP还是财政总收入与全省先进县市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总量小，竞争力较弱。二是稳定而强大的主体财源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财政收入的增加远滞后于其支出的不断扩张，使得县级财政只能疲于应付人头费用，用于改善城乡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社会事业的资金有限，财力紧张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三是从产业内部结构看，县域传统种植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而优质高效农业占据比重相对较小，尽管近几年效益农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有所发展，但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的普及率不高，导致产出率低，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造成较大影响。四是产业化进程较慢，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发展相对滞后，专业化生产、公司化经营的产业化链条不健全，产业化程度较低，影响了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五是工业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精深加工企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对产业发展的牵动力不强。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以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工作面貌迎接新的考验，全面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三、对策与建议
作为边陲小县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虽然缺少诸多竞争优势，但只要找准县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
（一）立足县情实际，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要坚持县域经济特色型原则，科学选准发展定位，正确把握县情县力，充分发挥资源、地缘和生态等比较优势，围绕优势产业创特色，围绕特色创名牌，从而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 竞争优势的过渡转化。
一是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作为农业县，要立足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新格局。我县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后备土地资源126万亩，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要效益，重点发展优质大豆生产，北药开发，建设生态农业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做大做强特色规模基地建设。
二是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我县拥有33.6万亩草原，636万亩林地，年产大豆、玉米秸杆约30万吨，发展以绒山羊为主的畜牧业优势明显。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提质增效目标，在认真总结和吸取内蒙古养殖绒山羊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效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把舍饲、半舍饲、围栏圈养、划区轮牧和人工种草、青贮种植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地避免林牧矛盾，做到既加快发展又有效保护环境，加快主辐换位进程。同时，从县情实际出发，发挥林业资源优势，将民有林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强力推进，在组织领导、舆论宣传、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等方面全力倾斜，使民有林业得到快速发展。
三是发挥口岸优势。抓住全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的有利契机，积极推动双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扩大出口的有关政策，制定更加优惠的对俄开放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类经济成份开展对俄经贸活动，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拓俄方市场，开展木材采伐、农业劳务合作等贸易活动。将围绕俄方市场需求，以本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积极建设蔬菜瓜果和肉类出口生产基地，与俄方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扩大对俄出口。同时，努力提高嘉荫口岸联检部门的服务质量，降低收费标准，营造宽松环境。
四是突出旅游特色。积极对外宣传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和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依托森林界江、岛屿湖泊、边境口岸、地质遗迹、革命老区、采金生产、鄂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推出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特色旅游线路，开发森林生态游、界江风光游、科普教育游、假日休闲游、脉金观览游、异国风情游及漂流、狩猎、垂钓、游泳、滑雪等多种旅游产品。进一步开发中俄国际旅游，积极开辟稳定成熟的过境游线路，努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和综合接待能力，尽早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将嘉荫打造成集生态旅游与边境旅游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来嘉荫进行科学考察、观光旅游、投资创业，通过人流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实现“以游兴贸、以贸促游”。
五是强化财源建设。按照“围绕经济抓财政”的原则，大力培植财源，重点抓好以农副山特产品、林木和矿产品加工、绒山羊、北药、旅游业等项目为核心的财源体系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征缴方式，加大重点税源、税种、行业、业户的征收力度。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的原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使用效益。深化财税改革，建立税收通报制度。进一步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严格返还审批程序，杜绝预算外资金失控、流失现象，使预算内外资金形成合力，保证财政平稳运行。
（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激发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县域经济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增强自身活力的客观要求，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有限的资源要素配置达到最佳状态。
一是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要牢固树立“工业富县”的观念，坚持把推进工业化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要培养出一批农副、山特产品、林木产品、矿产品等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增强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要注重工业产业的结构优化，积极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二是以民营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企业产权改革，以民营化作为发展体制和经济体制创新的方向，依靠机制创新激发经济活力。从观念、资源、政策、环境、措施等多方面寻找差距，放手放胆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研究制定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明确思路和有效措施，真正给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经营、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培植一批加工型、外向型、科技型和规模型民营企业大户，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对上争取技术改造及贴息项目，从市场准入、项目提供、人才输送、维护权益、信息和金融服务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环境。
三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增加非农人口比重。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重点工程，坚持建管并重，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突出城镇的集聚作用，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向城镇聚集，重点突出与种养业、畜牧业等特色产业的配套作用，将小城镇办成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中心，形成贸工农一体化发展，进而推进二次创业的良好局面。
（三）积极改善发展环境，为实现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不是封闭经济，只有打破落后意识，对外开放，主动走出县外引资金、引技术、引人才，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子才能越走越宽。作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边境县份，惟有营造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才能吸引投资者。为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引资与引智、引技并重的理念，把改善发展环境放在突出位置。
一是创新用人机制。要把县域经济发展紧缺人才的引进纳入统一计划，切实营造事业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氛围。突出强化重德才、重政绩、重公论的用人导向，选准配强县、乡党政正职，优化县、乡班子结构，提高班子中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例，激发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动力。强化县直机关干部与乡镇干部交流，切实提高县乡干部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重和各级干部的综合素质。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优化软环境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功能，以良好的城市形象，吸引外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筑金巢，引金凤”。要进行市政建设和公益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城镇供热、给排水、供电、道路、环境卫生、绿化美化等基础条件，不断强化对城镇建设的日常监督管理，通过环境改善和城市功能的日趋完备，使嘉荫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引来更多的投资者。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广开就业、再就业渠道，把发展绒山羊养殖、北药开发、绿色食品等优势特色产业，以旅游、边贸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功能，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鼓励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继续实施“4050”再就业援助工程，重点安排特困人员上岗就业，使特困人员的就业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提高低保对象的低保水平，进行分类施保，应保尽保，完善工资统一发放制度，严格审核程序，确保不拖欠在岗职工工资，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工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四是提高全民素质。要注重人口质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重点地培养和储备一批人才。加强对机关干部和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为嘉荫经济建设创造出组织领导上的优势。加强青年技工的培训，迅速提高在岗职工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艺水平，以适应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和外向化的要求。培养一批既懂外语又懂经济，能够适应和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门人才。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实用技术培训，掌握农产品信息，提高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加速培养一支适应新世纪农村发展要求，懂科技会经营，能带领农民走科技致富道路的农村党员、基层干部队伍，为推动嘉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传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70年代时，这一传统的学者已经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数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这一传统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PCIA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虽然还不能说在各个学科成为主流，但至少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步翻译、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一传统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
本文的任务是，大体概述美国PCIA传统的基本流派、代表人物以及主要特色，尤其是已经有哪些著作译成了中文，哪些重要流派和著作受到了忽视；然后简要概括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的努力。由于这一传统文献浩繁，跨越诸多学科，在中文世界虽然文献相对较少，但跨学科的障碍也非常明显，因此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笔者自己正在努力的IAPP研究上，本文将花费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分析框架、学术传统、研究实施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的挑战。[1]
一、西著东译与相关研究
在美国，一提到公共选择研究，人们就会想到三个流派，这就是布坎南和图洛克为核心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社会选择学派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派，也有学者把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polycentric circles)看作是公共选择的三个学派之一，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不在其内，因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者的特色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政府失败等问题，他们的分析始终以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为基础，可以说是市场至上论者，这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传统有一定的差异。
弗吉尼亚学派主要研究宪法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寻租等问题，有许多著作译成了中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图洛克，2000)、《民主财政论》(布坎南，1993)、《自由、市场和国家》(1988)和《赤字中的民主》(1988)等。但许多重要著作都未有中文本，比如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Buchanan, 1975)、《宪法经济学》（Buchanan, 1991）、《探索寻租社会的理论》(Buchanan, etc., 1980)，图洛克的《官僚制政治》(Tullock, 1965)、《私人的欲望、公共的手段：政府适当范围的经济分析》等[2]。
社会选择主要研究投票与选举问题。重要著作只有两本有中文本，这就是1972年因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思·阿罗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阿罗，1987）和《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阿罗，2000)。但罗切斯特大学社会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尚无中文本。罗切斯特学派一般都是政治学家，他们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坚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学，运用数学研究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僚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是他们的方法论特色。
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贝克尔、S. Peltzman、波斯纳(R. Posner)、W. Landes、Robert Barro和斯蒂格勒。乔治·斯蒂格勒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有F. Knight、J. Viner、H.C. 西蒙和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中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还拥有许多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比较晚，在70年代初才开始。斯蒂格勒、兰德斯和波斯纳都是比较早的努力者。他们怀疑经济学家影响现实的能力，他们怀疑经济学家能够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不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他们认为，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是财富最大化者。个人函数是不能为其他人所了解的。政府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政治市场是满足利益集团再分配偏好的机制。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市场至上论者。由于芝加哥学派有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译成了中文，据笔者所知，主要有如下著作：《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斯蒂格勒，1989)、《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尔，1993)、《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1999)、《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夫妇，1998）、《价格理论》(斯蒂格勒，1992)、《家庭论》(贝克尔，1998)等。
多中心学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奥斯特洛姆夫妇创立的。目前，该学派以该大学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为基础，联络世界上数千名学者。他们所关心的实践问题是警察服务、基础设施、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所关心的价值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而其缺陷也将得到适当的克服，公共问题将得以适当的解决。他们的研究既涉及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还涉及公共服务自主治理的制度。他们的研究框架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目前已经有8本著作译成中文，其他重要著作正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得以出版的著作有《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多中心治道与发展》（麦金尼斯编，2000）、《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麦金尼斯编，2000）、《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洛姆，2000）、《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等编，1992）。这一学派的学科背景是政治学领域的，虽然其基本出发点是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其影响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惊人的，如埃莉诺·奥斯特洛姆因为对公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她得奖，将是第一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能是第一位女性获该奖。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比较庞杂，人们往往以学者为中心来概括这一传统。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都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上述公共选择传统中的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勒、弗里德曼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公共选择的传统相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比较多。科斯和诺斯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如《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1994)、《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诺斯，1992)、《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托马斯，1999)、《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科斯等，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1994)等。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和德姆塞兹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威廉姆森，1999）、《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德姆塞茨，1992)、《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德姆塞茨，1999)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综述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如柯武刚等(2000)、埃格特森(1996)等。此外，还有学者把奥地利学派也当作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柯武刚、史漫飞，2000：40－43)。这一学派中哈耶克的著作已经大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中文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哈耶克，1987；1997.1；1997.2；2000.1; 2000.2)。
根据现有的翻译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PCIA领域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如下特色：
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很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是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梳理，不同著作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系统地得以理解。人们还是把它们当作一本一本的书，而不是当作某个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理解的。
除了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并得以出版的。这说明，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传播，但是如果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PCIA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受到关注，《同意的计算》到了2000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在公共选择领域，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2000年才有重要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做相关研究时，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参见Alt, etc, 1999:)。了解政治学领域的PCIA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自90年代开始，PCIA可以说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从学者个人来看，茅于轼、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张宇燕、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学术著作来看，《分工与交易》(盛洪，1992)、《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光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光，1999）、《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1994）、《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2000）和《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1995）等都是其中典型。其他各类著作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研究有如下特色：
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问题。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与公共选择虽然也有一些关系，但与公共选择的关系还是比较远。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Mueller，英文版，1989；缪勒，1999)。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翻译的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比较多，与此相适应，新制度经济学翻译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目前的研究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试举一二：
西方公共选择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基本的制度探讨，但是无论是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往往与西方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主题往往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比如公共选择研究中，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选择，多党和两党竞争模型、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竞争、利益集团理论和选民投票理论等，其话题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有关公共选择的基本选题，参见缪勒，1999）。与此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假设制度不是给定的，它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框架比较一般，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传统是跨多学科性质的，不像公共选择研究那样，把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问题研究，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性、组织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选题，参见柯武刚、史漫飞，2000)。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研究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目前，经济改革的空间最大，发生的变化也最多，但政治改革的空间较小，发生的变化较小；相应地，经济研究的空间也较大，研究成果易于引起实际的反响，反过来刺激此类研究；而政治研究的空间较小，研究成果不易引起实际的积极反响，反过来影响此类研究。
与学科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经济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机构空间；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研究，这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展缓慢，向国外输出留学生较少，许多留学生到了国外就改行学计算机，回国研究也比较少，而属于PCIA传统的就更少。这也妨碍了政治学领域PCIA传统的传播、教学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学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
简单地说，IAPP研究，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总起来说，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PCIA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IAPP分析框架的特色：价值、方法与问题偏好并重。[3]
价值定位
总的价值是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和平，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选择发展，在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选择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地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是得到适当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1988)、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交易(斯密，1974)能够促进和平与繁荣。所以，IAPP的价值主张是促进合理的自利、在开放的空间之内鼓励互惠的交易、根据需要鼓励利他行为、遏制损人和试图支配他人的自利。
实现这一价值的具体制度安排偏好是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源泉在于更多的个人自由，更适当的公民权利，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适当的由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个人缺乏自由、公民没有权利，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都不发达，其治道是高度集权的、政府职能是无限的、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没有民主只有专制，那么即使存在一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判断具体问题存在与解决的基本价值标准是：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后果论的价值观认为，结果是好的，就是好的，结果是坏的，就是坏的；权利论则认为，特定的人，只有特定的权利来判断结果是好的，或者坏的；契约论认为，公共问题需要与特定范围的公共问题有关的人来进行判断，或者说有权进行判断的人进行集体判断。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可能是有冲突的，IAPP认为，判断价值的冲突，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来确定判断冲突结果好坏、冲突权利配置是否适当、解决冲突的契约共识范围大小等问题。
分析方法定位
总体偏好PCIA，它在利益方面的判断是个人是公共利益的基本选择单位，所有利益，包括公共利益，都是个人个别地或者合作地创造的；相当部分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纯粹的公共利益也是由不同的个人分享的。要实现个人的或者公共的利益，个人基于其对于结果的判断、基于自身的权利，为了个人或者公共的利益进行选择，其总体结果可能坏，也可能好，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制度分析的规范任务就是诊断问题，根据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设计个人权利配置的制度、公共选择的制度，尤其是关注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平台问题；其实证的任务是，人类的知识不可能胜任设计复杂制度安排的艰巨任务，因此通过实证的案例分析，研究制度建设性演进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就成了制度分析实证分析的核心。
关心多层次的问题
关心每一个人都可能关心的重大问题，在IAPP眼里，人间无小事，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认真地对其进行制度分析，分析其实质，并给出政策建议。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其重要的问题，比如小孩子关心的是如何成长的问题，年轻人关心的是如何应付考试的问题，新婚夫妇关心的是如何婚后相处的问题，有孩子的家长，可能最关心与孩子相关的问题。而政治家则可能关心其能否连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次序由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感觉，并去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幸福与痛苦，直接相关的都是其当前所面临的与其祸福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关心适合于解决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平台。在此，IAPP相信，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公民权利，更发达的市场经济、公共经济，有了强健的自主治理、法治、有限政府、民主制度以及相关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同个人的不同问题，都将有更多的可能，能够多样化的途径，得到多样化的解决。
中国公共部门正处于治道变革的关键阶段，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民主制度等都在逐步发展。这一治道变革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发展，也给个人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幸福。但问题也继续存在，IAPP既关心治道变革本身的问题，也关心从具体的公共问题出发，探讨治道变革的问题。
IAPP不仅关心中国文明发展的问题，还关心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每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涉及到全球治道的问题。
IAPP还关心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价值、方法与问题鉴别的分析框架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希望通过IAPP研究的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研究成果
引进翻译的著作。在这一领域，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研究成果译成中文，有利于加快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速度。（如毛寿龙主编，1999－2000；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
就IAPP所关心的问题，着眼于IAPP的价值，运用IAPP所中意的逻辑与方法，撰写专著、教科书，以及研究报告、学术论文。 （如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1998；毛寿龙，2001；毛寿龙、李梅，2000；姚学祥，1999；范东海，1999；任睿，2000；宋全喜，2001；李立中，2001等）
就目前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用IAPP的眼光、用IAPP的分析框架，给出IAPP的分析，得出IAPP的分析结论，以及政策建议。（如制度评论系列，见）
就目前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从IAPP的角度，评论学术进展，并分析其与IAPP学者努力之间的关系。（如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进行IAPP的解读）
开放性与可讨论性
IAPP的所有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都是开放性的。无论是价值判断选择、分析方法与逻辑的选择、基本问题的认定、基本事实的确定、基本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等，都是IAPP学者在当前情况下、当前资金条件下、当前学术水平条件下、当前问题背景情况下等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和作出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观点上不是完全确定的，其政策建议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其认定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其所依据的事实，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完善过程是无止境的。IAPP的翻译成果、学术研究研究成果、评论与政策建议，都向所有研究者、实践者、读者和公民开放，征求建设性的意见，只要有利于IAPP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治道变革的，一律欢迎。
三、IAPP研究的理论框架
IAPP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用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评价公共政策实践，用PCIA的逻辑与方法分析公共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探索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是综合性的。它涉及经济、政治、道德、审美和文化的分析，涉及人性冲动分析、人际利益关系分析、市场分析、组织分析、政府分析、制度（法律）分析，以及全球分析等。详细见表格1。
在该表格中，横向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它表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领域。其中的经济领域意味着人的最大化冲动在于财富的冲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构成了市场经济，企业等经济组织则是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物，而政府则利用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优势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部分不足，制度则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可以节约经济交易的成本。市场经济一旦跨出国界，就成了国际贸易。在殖民时代，国际贸易依靠炮舰政策支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之路。昔日，殖民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经过血腥的战争，才能打开一两个开放口岸；今天，许多昔日的殖民地国家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如廉价劳动力，把大量的货物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显然，在这一领域中，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非常关键，必不可少。
在政治领域，人的最大化的冲动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损人利己的关系，其市场状态就是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政治军事组织是因节约战争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政府则是经过长期的军事较量最后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后产生的政治统治组织。由于人的权力冲动是永恒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比对财富的冲动还要大，因此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的历史，整个古代史都是政治的历史。经济史只是近二百多年的近现代史，在这二百多年里，政治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战争，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依然是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政治领域的特性表明，政治必须要有一个，来垄断暴力，从而取消每一个人依靠暴力配置资源的权利。这表明，政治权力总是一种专制的权力。那么，如何使专制的权力变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呢？通过宪法、法律，来制约、驯化政治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使专制的政治权力考虑选民的利益，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明。当然，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软弱的国际政治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完全依靠各国政治实力自觉履行的国际法之外，基本上还是无政府的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容易陷入战争状态。国际间的战争，依然是现代人类市场文明的威胁。
表格1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
经济
政治
道德
审美
文化
最大化冲动
财富
权力
良心
美
历史认同
关系
互利
损人利己
无回偿利他
事不关他
共同生活的历史
市场
市场经济
战争状态
道德市场
无市场
无市场
组织
经济组织
政治军事组织
慈善组织
无组织
民族组织、宗教组织
政府
经济职能
政治统治
救灾救难
无政府
无政府
制度
契约
宪法、法律
道德法则
无制度
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规则
地方社群
局部市场
小规模治理
本地道德
无地方
地方文化
世界
国际贸易
世界政治
国际人道主义
无世界
多元化与一体化
动传统）、现代保守主义和PCIA的传统。在这些理论资源中，重要的人物包括亚当·斯密、休谟、霍布斯、孟德斯鸠、美国的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哈耶克、布坎南、诺斯、科斯、西蒙和奥斯特罗姆夫妇等。IAPP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但并不排斥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的努力，如果可能IAPP也将试图寻找与自己对立的学术努力的连接点。
从学科角度来说，IAPP研究目前主要以政治学为基础，吸收经济学、法学的知识，但关系到所有的学科，是交叉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有关森林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合作之外，与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人口学家、数学家和遥感学家都可以有密切的合作。
从地域上来看，IAPP研究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是西方的，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资源。中国的IAPP学者正在努力进一步开发本土的理论和和经验资源，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治道资源、中华民族自主治理的传统等，都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中华文明可以给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优势所在。
从学术上来看，IAPP研究在如下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的传统特色，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实践作出自己的贡献：
公共问题是复杂的，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知识也将是复杂的，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为基础。IAPP研究将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适当的方法、框架以及适当的语言，从而使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能够一起工作，共同为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高绩效的公共管理提供知识资源。
发展的研究和实践都比较重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性因素，公共政策研究也比较关心其中的过程性因素以及具体政策的技术性因素，但适当的制度基础却缺乏考虑。一旦面临公共问题，人们只是想到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却很少去考虑自主治理以及适当的制度框架也是重要的选择。强调培养和开发自主治理的能力，为自主治理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这是IAPP研究的重要努力。
政策就是选择并采取行动。人们往往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的政策。在IAPP的框架里，政策不仅仅是政府的，它也可以是公民的、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政府有适当的政策选择，也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作出努力。公共服务是各方面协作生产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与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东西理论上好，但实践上行不通，而实践上行得通的理论上又没有什么总结。IAPP研究强调运用特定的方法和理论，通过严格的案例分析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并进行数理模型分析，有助于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最后，我们也将在吸取世界各国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以中国的背景为基础，以中国成功的发展实践为基础，开发适合于分析中国问题、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方法、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今天，我们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将来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为各国的学术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IAPP研究的实施
IAPP的研究起始于1991年。在那时，我偶然阅读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发现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方法和价值以及理论框架，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PCIA方法，非常有利于研究政府功能，其初步的研究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需求·成本·制度：政府功能分析》(毛寿龙，1994)，后来此书以《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为题出版（毛寿龙，1996）。但是，如何把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研究领域，公共政策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系统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这是需要做一些说明的，在IAPP里，我们关心公共政策，主要是考虑到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有关各方对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如何进行选择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在西方，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我发现，公共政策除了一些技术因素之外，其解决公共问题的效果与其制度基础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叫做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英文叫做IAPP，与一般的制度分析相比，它突出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的选择与行动（政策），与一般的公共政策相比，它关心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作出选择与行动的制度基础，即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问题。
IAPP研究起先应该说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1997年底我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开始产生利用网络免费资源建立IAPP网站的概念，其目的是IAPP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成果，建立和加强与各国学术界的联系，聚集具有类似兴趣的能够用中文工作的学者，吸引可能吸引的研究资源，提升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学术质量。该网站于1998年2月8日创建于美国。1999年底开始有所基础，到2000年开始初成规模，并且拥有独立的域名和虚拟主机的空间。目前，它已经成为中文世界学术网站私人供给的公益物品的典范之一。
以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基础，如翻译和出版译丛，组织研究小组等，并通过网络联系了一些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学生和从事具体公共管理实践的官员，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毫无组织的IAPP社群。该社群是开放性的，其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们的共同点是用IAPP方法研究类似的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而且基本上都能够用中文工作。在将来，也希望联系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跨地区、跨国别的研究。
IAPP研究主要基于个人的努力，但也有正式组织形式，这就是研究小组，英文是workshop。我们许多项目都是通过研究小组的运作完成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IAPP译丛就是IAPP研究小组运作的成果。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公共管理文库运作小组(Pubmana Workshop)，在一些出版社的支持下，以系统、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在一定时间内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专著、教科书、译注以及文集等。此外，以国家课题为基础组织的研究小组也在运作之中。IAPP网站具体说明了研究小组所运用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以供同行交流和评论。
认真努力，稳步前进，逐渐发展，这是IAPP学者最基本的发展观。在可能的情况下，IAPP学者将在两个方面发展自己：很强理论倾向和很强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解决当下问题为目标的政策咨询服务。如果这两个目标将会实现，那么我们在未来将会有两个可能的方向：IAPP学术研究和IAPP实践咨询。一个重学术，一个重咨询，两者相互强化、相互服务，共同实现我们的学术发展和问题解决目标。
六、IAPP研究的困难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IAPP研究的价值、方法和问题都非常明确，有很大的自我约束界限。或许因为这一原因，许多朋友善意地指出，IAPP的选择是否太狭窄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意识到，IAPP的研究还是非常广泛的，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在目前看来，IAPP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与IAPP研究相关的理论传统非常广泛，包括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哲学论证）、PCIA的方法（规范的、实证的和形式的论证）、治道变革的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些传统与IAPP研究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梳理，需要根据IAPP研究的需要重新整理和阐述，并使之成为IAPP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这对于IAPP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其次，IAPP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研究者能够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和伦理学，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知识，在涉及具体的问题时还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对理论模型进行形式化论证时还需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局部的文献资料都很难熟悉，更不用说样样都精通了。这是对IAPP研究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集体的努力可以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但是集体的努力，同样涉及到集体层面的新的挑战：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协调，对IAPP框架内的价值、逻辑和事实都有起码的共识，知识产权的分配等，都是新的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在非正式研究群体的基础上建立比较正式的研究小组好，还是在正式的研究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松散的研究好，在正式的官僚组织内展开活动好，还是以非官僚组织的民间方式展开研究好，这都是值得探讨的。如何使得集体行动有效并富有成果和可持续，这是IAPP研究的第三大挑战。
第四，IAPP的研究基础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研究无论是其比较一般化的价值、比较形式化的逻辑和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事实，都或多或少有其西方的特色。中文世界有数千年的传统，有自己的一般化的价值、形式化的逻辑和特定的事实。IAPP研究如何处理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中文世界传统之间的关系，用流行的话语来说，使IAPP研究本土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一领域，在事实（问题）方面本土化挑战大但实施相对容易，在价值和分析方法上使之本土化挑战较小但实施起来却极其困难，“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许多研究实际上都停留在口号阶段，IAPP研究是否也会如此，目前尚难逆料。
当然，所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IAPP研究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其所预想的研究成就的。从实际情况来看，IAPP研究可以说仅仅只是开始。这表现在，相关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核心的研究人员；研究活动的组织只有若干年的经历，缺乏历史积累；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所设想的许多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无论是价值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阐述（PCIA）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治道变革，一般的和具体的），都是如此。好在来日方长，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基础，那么其努力就将会是很有前途的，其理论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也将是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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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以著作为基础。对于专业研究和教学来说，论文非常重要，其意义可能还大于著作，但由于非常分散，要系统把握非常困难，本文退而求其次，选择以著作为基础。
[2] 参考文献英文部分列出了部分未译成中文的重要英文文献。中文文献则主要是已经译成中文了的PCIA重要文献。由于文献浩繁，所掌握的信息有局限，情况又易于发生变化，所列举的文献肯定是不完全的，这里只以我个人掌握的为限。
[3] 先分析价值、逻辑与事实，然后再综合，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休谟）。IAPP在此基础上探讨政策（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与制度（个人选择与行动的规则）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口岸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学术界在涉及此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演变时，一般都用速度较快来形容，但其“较快”的具体内涵以及银行业的整体状况，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鲜见有全面的反映。因此，笔者首先整理了以下统计表，希望通过这些统计表，对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演变全貌，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数量概念。
首先从银行设立的数量上进行观察。为有一个具体比较，现将中国出现首家银行的1896年至1937年40余年间各年设立和停业的银行数目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1896—1937年中国银行设立、停业统计表
年度 设立银行数(家) 停业数(家) 现存数(家) 年度 设立银行数(家) 停业数(家) 现存数(家)
1896
1
1
1921
27
18
40
1902
1
1
1
1922
27
19
48
1905
1
1
1
1923
25
20
53
1906
2
2
1
1924
7
5
55
1907
3
4
1925
9
7
57
1908
4
3
5
1926
7
7
57
1909
1
1
5
1927
2
1
58
1910
1
6
1928
16
5
69
1911
3
2
7
1929
11
3
77
1912
14
10
11
1930
18
6
89
1913
2
1
12
1931
16
6
99
1914
3
1
14
1932
13
4
108
1915
7
5
16
1933
15
3
120
1916
4
3
17
1934
22
4
138
1917
10
9
18
1935
18
156
1918
10
6
22
1936
5
161
1919
16
9
29
1937
3
164
1920
16
14
31
年月
不明者
50
50
合计
390
226
164
说明：1.这里的中国银行指除在华外国银行以外的本国银行。
2.唐传泗和黄汉民先生曾对1925年以前成立的本国银行数量进行过考察（见《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据他们研究，1925年前成立、 停业和存在的银行数量都比《银行年鉴》统计的数量要多。
本文引用《银行年鉴》的资料在1927年前变化趋势与唐、黄先生的一致，而这里考察的主要是1927年以后的发展变化，故仍然引用该资料。
3.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一般以1897年即正式开业为准。统计表中出现的时间为1896年，是以清朝政府批准的时间为准。
4.“现存数”一栏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7—8页。
从统计表看，在这40余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晚清时期华资银行的数量不足10家，总体说来无足轻重。两次大战间有两段时期是银行创立的高峰期，即1917年至1923年和1928年至1935年。前一段时期显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即与一次大战从外部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难得的机遇有关。第二段时期即本文重点论述的1927年至1937年，是银行业数量增长的又一个高峰。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在分析这10年的银行业发展时总结说：“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另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注：《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5页。）。同时，这时期与上一个高峰期相比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异，即1917年至1923年成立银行131家，停业95家，停业率达72.5％。1928年至1935年成立银行129家，停业31 家，停业率只有24％，明显低于1917年至1923年时期，表明银行业在第二个高峰期的发展性和稳定性均好于上一个高峰期。表2显示了1934 年后分类银行和分支行的数量演变情况。
表2 1934—1937年银行业分类、分支行及行员变动情况表
银行类别
总行数(家)
分支行数(家)
行员数(人)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6年 1937年
中央及特许
3
4
4
255
390
491
7341
9195
省市立
20
25
26
226
331
464
4329
5540
商业储蓄
80
80
73
372
383
408
8917
8903
农工
20
31
36
86
147
173
2529
2515
专业
13
15
15
46
51
56
1356
1243
华侨
10
9
10
53
30
35
1180
1482
共计
146
164
164
1038
1332
1627 25652 2
8878
说明：1.1934年的“类别”原有10类，现将“国立和特许”银行合为“中央及特许”银行，将“省立”和“市立”银行合为“省市立”银行，将“实业”银行归入“农工”银行之中，故现分类为6类。
2.1934年的统计中无行员数。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A4页；1936、1937年的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0页。
从表2看，这几年银行总行的数量变化不明显， 除农工银行数量有较大增长外，其他银行数量均变化不大，商业银行的数量甚至有所减少，但分支行的数量却有很大变化。其中，除华侨银行的分支行数减少外，其他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以中央银行、特许银行和省市立银行的分支行数增加明显，行员数量也有较大增长。特别是中央及特许银行本行只有4家，但分支行数和行员数均占第一位， 远远超过其他银行，表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通过设立中央银行和改组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为特许银行等手段，使其在银行业中的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进而对银行业也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当然，从总体上看，银行业的发展仍然保持着覆盖范围继续扩大、稳中有增的趋势。
下面再从资本数量、储蓄存款及纯利润等几个银行资力方面的指标进一步考察这期间银行业的实力变化情况。
表3、表4（见第185页）中的实收资本、存款放款和纯益数字， 均呈现出稳定的增长。其中，十年间实收资本和放款增加两倍多，而存款和纯益增加三倍多的情况，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表明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状况和增长水平。下面再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制作成统计表5（见第186页），从中可以对银行的实力得到更清晰的印象。
表3 1927—1936年银行实收资本统计表
单位：万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的资料为全国28家重要银行的数字，因无具体的分类项目，故只有“共计”一栏数字。
2.“共计”栏下的指数为笔者计算。
3.原表单位为“元”，这里改为“万元”，万元后的数字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处理。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新业印书馆，1933年）第311页；1932—1936 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9页。
表4 1927—1936年银行业各项存款、放款及纯益统计表 单位：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为中国近代28家重要银行的统计数字。
2.各项指数均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314、315、326页；1932—1935 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6、A61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7、A53、A57页。
据表5，1932年时全国银行资产总额在30余亿元，1936年时， 资产总额已增长到72余亿元。时隔4年资产总额增长近1.5倍，增速不可谓不快。
表5 1932—1936年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统计表
年度
资产总额(元)
指数
1932
3003282010
100
1933
3657736575
122
1934
4295587071
143
1935
5428652719
181
1936
7275890751
242
资料来源：1932—1935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2页。指数为笔者计算。
以上统计显示的是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但是，这期间银行业发展的缺陷和不足也相当突出，其中最明显的仍然是银行资本金额的普遍不足和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表6（见第186页）对1934年以后银行资本级别数的变动情况作出了统计。
表6 全国银行资本级别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根据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页数字计算；1936、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4页。
从表6看，直到1937年，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银行数量与1934年相比，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仍只有74家，仅占银行总数的45 ％。 资本在500万元—1000万元和1000万元以上的银行分别只有9家。银行总体资本仍然较为薄弱。
除银行资本的普遍薄弱外，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以下整理出的三个统计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银行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从表7看，江苏、浙江两省拥有的银行数，总行90家， 占全国银行总数的一半多；分支行572家，也占1／3强。 全国银行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仅此一例，即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而银行在各大城市的分布情况，可通过表8进行观察。
表7 全国各省银行分布情况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年和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7—18页。
根据表8，1936年时上海一市之银行总行即达58家， 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5％；分支行182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13.7％。如以上述9城市银行数量合计论，则总行达99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61％， 分支行386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29％。如以江浙两省银行所占全国银行总数的比例，与土地人口所占的比例加以比较，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表9 中反映的就更为明显。
表8 九大城市银行数量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6页。
表9 全国银行分布比例表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9页。
以上主要是通过统计数字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银行业发展演变情况所作的一个大概考察。从这些统计表来看，尽管这期间银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银行业处于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则无可置疑。还在1925年即北洋政府统治末期，中国华资银行的实力大体就能够与在华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业相抗衡，成为鼎足而三的一方（注：参见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1927年至1937年， 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外资银行业的基本停滞和钱庄业的衰退更形成鲜明的对照（详另文）。那么，导致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反映出什么问题？在前人对此的研究和回答中，是否还有关注不够或者遗漏之处？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并进一步深入探讨，无疑对深化认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乃至这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无意义。
检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大都认为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是一种畸形的“繁荣”。而关于这种快速发展的原因，也多从内地农村破产、现金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后导致城市游资增多；国民政府成立后高折扣大数量滥发债券，银行从中获取丰厚利益；国民政府形成金融垄断网，获取超额利润以及银行业从事房地产业投机获取利益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注：见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桑润生编著《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
5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等。）。应该说，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触及了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某些要因，都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但是关于银行业发展原因的既有研究，都忽略了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例如，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银行业快速发展在统治期间表现得特别突出与这些政策是否有关？这期间银行业自身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业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有什么特点和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直接涉及银行业制度和银行业内部变化等因素的探讨还很少。鉴于此，笔者将这期间特别是1927年后10年间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制度因素和内在变化作为分析的重点，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能够更为客观和全面。
二、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特别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即使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他认为，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之所以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是因为那里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法兰西和西班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才在竞争中失败并大大落伍了（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诺思所指的制度，并非“体制”，而是经济学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第225—226页。）。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经济制度变革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实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剧烈的时期更是如此。
如果以1927年以后的银行业与此前的银行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最大不同，是银行体制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等的不同银行组织体系（尽管这种组织体系仅仅是初步形成），以及一系列有关银行业法律法规的颁布和金融领域中的种种变动如币制改革等等。导致这些变化的直接原因，又与政权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1.经济金融政策的影响 经济金融政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这期间南京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直接推动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组织体系。银行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打交道后引进的一种与过去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不同的新型金融组织，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从晚清末年开始兴办，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三十余年间，虽然在数量上已发展到几十家，但彼此之间并不成系统，也无特色，相互之间也很难说有分工和统属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有了银行，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但是，1927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的改变：一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与国际汇兑银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构成了上下左右的银行层次，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二是在银行的专业领域中初步建立了分工。尽管这些变化与规范意义上的银行组织体系建立和专业分工的状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与此前相比，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追溯原因，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较之北洋政府，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的这10年间，其资本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特点，在其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反映的更为明显。他们了解金融的重要性，也深知银行是掌控金融的关键。因此，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从制度上对银行业进行宏观规划和改造。例如，在全国经济会议提出的金融议案中，首先就强调银行对国家的重要性，把金融与国家的关系比喻为血液与人身体的关系，认为“金融之于国家，犹血液之于人身，未闻血液浑浊而人身壮健者也，未闻金融紊乱而国家富强者也”，并指出，“方今国事渐平，训政肇始，整顿金融，自属亟不容缓之事”，而“欲期整顿金融，先应规定银行制度，厘定统一币制，整顿纸币办法，斯为急务”（注：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商务印书馆代印，1928年，第175页。）。
由于认定银行的“组织之健全与否，与金融之安稳有极大关系”，因此会议形成决议，认为中国的银行制度应“分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及普通商业国际汇兑银行等”类型建立。“国家银行组织之健全，为整理金融之前提，其要点在经理国家之收支”。而建立地方银行，则是“因国家银行之设立，太半系在中心地点，不能不有地方银行辅助之”。针对普通商业银行当时已经“设立甚多”的情况，会议提出，“当特设条例以规定之”。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认为，应当“以雄厚之资本作汇兑之事业，免为外国银行所垄断”（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40页。）。会议提交的议案别强调，“整理币制、改良圜法、统一财政及调济全国金融，均非有健全之国家银行不可”。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将其定位在掌控对外金融方面，认为“国际上关系当以贸易为最重要”，“非亟谋发展之道不可”，“而发展之方简洁言之，又非以提倡国际汇兑银行不为功”（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91、106—107页。）。并从对外汇款及汇票贴现、 对外借款和调节金银进出口等三个环节进一步阐述设立国际汇兑银行的理由。
会议还分别议决了国家银行案、地方银行案、国际汇兑银行案、储蓄银行条例草案、农工银行条例草案和银行条例草案等议案。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财政部提出的《整理财政大纲》议案中，同样将改良银行制度置于突出地位，明确提出：“银行政策恒与全国金融息息相关”，认为“今日为中国谋银行之发达，须行左列数事”，即组织中央银行，筹备汇业银行，提倡储蓄银行（注：详见《整理财政大纲案》，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大东书局代印，1928年，审查报告一，第18页。）。“确定银行制度”作为新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被纳入会议制定的“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具体规定是：“甲、组织国家银行以国库、发行钞币、整理金融为唯一任务。乙、筹备汇业银行以为国内外汇款划抵周转之枢纽。丙、筹设农工银行以发展农工事业。”（注：《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类，第4页。）
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权力对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改造，其作用不可忽视。此后，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成立，资本金2000万元，1935年增加到1亿元， 全属官股，由财政部发行公债抵充，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同 时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实业银行，1935年又进一步增加官股，分别取得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50％和55％的股权。同年将1933年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此外还于1930年成立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专营储蓄汇兑。1934年成立了中央信托局，控制各种出口物资的收购业务和经办信托保险业务。这样就完成了对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改造。其他银行的分类和规划，也没有脱离这两次会议的思路和框架。而且，由于被赋予掌控对内对外的金融功能，国家银行和国际汇兑银行始终占有特殊的位置。
可以说，对于银行体系的规划和设置，是这一时期银行制度变化的一大特点。并且，这种对银行制度的干预和规划，并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除上述内容外，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推出了一个《银行整理大纲》，把整理银行的步骤设定为三段：“第一段，先确立银行之性质，将现存银行加以区分；第二段，平均经济保管权限，使资金不致全部集中都市；第三段，实行联立政策，使银行业规率化合理化”。此后，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约两年的时间内，这个大纲已经在逐步推行。如“关于第二项。各银行之纷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已可证明其趋势，而苏浙各地之先后设立县乡银行，尤为此种政策之结果”。第三项“联立制度”，是“为实行（银行）合并政策”而采取的“初步之折衷办法”，实行的目的，是要使“银行的资本增加、势力雄厚”，是使“支出亦可减少”的措施。换言之，是对1935年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种应对办法。“自廿五年七月后，其合并方法与助长计划已在逐渐发动”，“廿五年江浙商业储蓄银行之并于中汇银行，廿六年太平银行之并于国华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合并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广东实业银行、丝业银行之并于广东省银行”，“乃其先导也”（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107、116页。）。显然，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规划、改造和控制，一直没有停止。
考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经济金融政策，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截至抗战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总额“共达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万余元，其中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独资经营，及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者，已超过两万五千万元以上，约占全国银行总资本额之大半。足证近年我国政府，对于为金融机关中枢之银行业，颇有控制之实力”（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第114页。）。
在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研究中，有不少人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经济金融政策提出批评。其中，尤以对“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制提出的批评为多。笔者认为，对于这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不应采取简单化的分析方式，我们在指出其对民族资本银行业的发展有一定压制作用，有利于实现一党一府独裁统治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对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制定和建立，对这时期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规划和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成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制，符合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国际潮流，设立后，其作用也并非都是负面的，如无这时期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对银行业的整体规划，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脱离发展的幼稚期而成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同时，这期间金融业中的重大变化，如30年代在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次币制改革，即统一货币的废两改元和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的法币改革，如无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将会遭遇更多的艰难，路程也会更为漫长。
2.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 在分析这时期银行业的演变时，还应当特别关注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状况。因为，银行业法律法规既是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作用于银行业的直接反映，也是银行业内在变化的直接体现。这时期制定颁布的银行法律法规较多，但最重要的是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它与1908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条例》和1924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法》，共同构成近代中国银行业法律法规演变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从银行法律法规内容变化的这一侧面，可以发现晚清、北洋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演变的某些轨迹和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注：这三部银行法可参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银行法规”部分。）。
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共51条，与1908年《银行通行条例》的15条、1924年《银行通行法》的24条相比，首先在数量方面有了明显增加。据主持制定《银行法》的著名学者马寅初介绍，他是从7 个方面确定这部《银行法》的立法原则的，即营业范围的确定；图银行资本的充实；助长稳健的经营；保护储户的利益；监督调剂银行业；防遏不当的竞争；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注：《普通银行法草案具体说明》，《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2年。）。因此， 这部银行法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在覆盖范围、监督内容及手段等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明显的变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组织。 《银行法》一改前此两个银行法组织范围包罗万象的做法，明确规定，银行应为公司组织。具体形式可分为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无限公司4种。同时规定， 凡创办银行须注册者，应先订立章程，载明银行名称、组织、总行所在地、资本总额、营业范围、存立年限、创办者姓名住所等，如系招股设立的银行，还应订立招股章程，呈请财政部核准才得招募资本。（2）资本。 《银行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额至少须达50万元。无限责任公司组织的银行，至少须达20万元。同时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的责任。
摈弃独资、合名和合资的组织方式，明确规定银行必须是公司组织，以及规定银行开办的最低资本额，显然是从如何规范银行业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体现了规则制定者“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以及“图银行资本充实”的意图。如果说，这种规定与过去相比只是在内容上更进一步、更严格明晰的话，以下条文的规定，却是以往的银行法中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更值得关注。
《银行法》第十四条规定：“无限责任组织之银行应于其出资总额外，照实收资本缴纳百分之二十现金为保证金存储中央银行。前项保证金在实收资本总额超过五十万元以上时其超过之部分得按百分之十缴纳，以达到三十万元为限。前二项之保证金非呈请财政部核准不得提取”。第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组织之银行于每届分派盈余时，应先提出十分之一为公积金，但公积金已达资本总额一倍者不在此限”。第三十四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个人或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之放款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之资本及公积金百分之十。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超过部分之债务有各种实业上之稳当票据为担保者；二，超过部分之债务附有确实且易于处分之担保品者”（注：《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E3—E5页。）。也就是说，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银行的放款总额不能超过实收资本及公积金的10％。
我们知道，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的经营习惯，或者可 以说是中国悠久商事习惯中的特点，一是每年获利都分给股东，不作公积金积累；二是讲究商业传统，重视对人的信用，表现在经营上就是重视信用放款，不重视抵押贷款。应该说，这种习惯长期行之有效，但它适应交往相对简单、规模有限的农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银行是从西方引进的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讲究的是对物不对人，因此注重抵押贷款；讲究的是扩大再生产，因此注重公积金的积累。《银行法》的制定者把抵押贷款和公积金积累的规定纳入法律之中，作出明确规定，显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且，制定者还因为有中西习惯上的差异，在规定中划出了非抵押放款百分比。但无论如何，这种规定是对过去金融传统在制度上的一种突破，是一种创新，对这期间银行业的稳定和实力的增强，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3.银行业理论的普及与银行业的发展 在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制度变革的因素时，社会上对银行理论及银行制度引进、介绍和讨论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实际上，这种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对推动银行制度建设的作用不应低估。
西方银行理论自晚清开始传入中国，至北洋政府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由于重视金融银行，同时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扩大、商品流通增长，对资金信贷的需求大大增加，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对资本的巨额需求等原因，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良机，也从理论上增强了了解银行业的需求。这段时期，理论界银行界除引进介绍西方银行理论外，也出现许多针对中国银行制度，如中央银行制度问题、银行专业化问题、省县和地方银行建设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推进了社会对银行体制、组织、类型等的认识和接受，客观上对这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北洋政府时期共出版了18部银行学著作，南京政府时期则出版了42部，其中翻译欧美名著15部，国人自撰27部，1937年前的10年中出版的占绝大部分。这时期理论界和银行界对银行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介绍欧美的银行名著，如童致桢译自柯谋的《美国联邦准备银行制度》（1930年），李达理译自甘奈·马键的《欧美银行制度》（1934年），上海银行调查部经理资耀华编著的《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1936年），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刘冠英编著的《现代银行制度》（1937年）等。再一个是苏联的金融政策、理论和银行制度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过来。苏联的银行理论和银行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使国人在探讨银行体制的构建时，不再仅仅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银行理论中寻找理论根据，而是将世界银行制度分为资本主义的自由银行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计划银行制度两种类型，并从这两种类型的对比分析中讨论中国银行体制的弃取。不少人得出这两种银行制度均存在缺陷，中国不能照搬任何一种类型的银行制度，而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制度特点的银行制度的结论。马寅初、吴其祥、吴承禧、崔晓岑等人还对中国自清末以来建立的银行制度进行了检讨，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银行建设的看法（注：参见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当然，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最终以“四行二局”垄断金融体制的建立而结束，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在此前理论界和银行界对西方、苏联银行理论和制度的引进、介绍及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制度的探讨和追求，正是这些努力，直接间接地奠定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基础，推动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银行业内在因素的变化与银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间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压力减轻的因素，加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往往就是这样，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再好，也需要有内在因素的呼应与配合，否则难以获得好的效果或取得成功。
分析1937年前的中国银行业，从其内在因素方面考察，可以发现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这些特点带有明显的中国社会特色，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一支由本国人组成的、数目可观并了解现代西方银行制度、掌握其经营和管理方式的银行家队伍初步形成，可说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内在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和其他变化的基础。当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中国人对西方银行了解还不多，对怎样管理和经营新式银行更是一知半解，因此，无论在章程还是用人办事上，都是以英国在华的汇丰银行为样板。1896年盛宣怀在向清政府上奏申办通商银行时，就明确声明：“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通商银行成立时，在其制定的章程中也公开表示：“本银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也因此，“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通商银行在上海总行的大班就是“延定英人美德伦”担任（注：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9、50页。）。可以想见，之所以用高薪延聘外国人（注：在通商银行与美德伦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美德伦每年薪金为规银9000两，两年后可涨到1.2万两。 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52页。），将银行经营大权拱手相让，实在是因为缺乏具有专业银行知识的人才才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华人不知务此”（注：盛宣怀语，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页。）， “务此”又无人才的尴尬局面，经过多方努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有了明显改观。如前所述，这时，中国自己的银行已从1家发展到164家，在这些银行企业中，一批年轻的中国银行家已成长起来。据统计，在近代银行界崭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出生于1880年以后的就有73人。 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还有48人有留学海外经历（注：徐矛、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系统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货币银行学等现代专业训练，其中不乏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之人（注：见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该书附有100位银行家小传，加上书中的10位共110位。）。被誉为银行界“四大名旦”的张家áo＠①、陈光甫、李铭和钱新之，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这些人不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掌握西方现代金融银行知识，并且立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与外商争夺市场。他们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 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这些人既有远大的抱负和开拓精神，又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再加上熟悉国情民风和中国文化，能够在掌握西方现代金融知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文化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变通和改进。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经营理念，具有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痕迹，因此，使得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素质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说，这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能够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近代中国银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必然在其经营文化和经营理念上得到体现，这也使此期的中国银行业表现出与在华外商银行和传统中国金融机构不同的特色。
首先，他们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把服务社会、服务对象民众化，作为自己银行经营的定位。如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王志莘认为：“凡储蓄信托一切业务所以运用之者，皆当以平民为目标”（注：转引自《近代中国金融企业管理》第252页。）。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多次强调该行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他认为：“本行以社会民众为立场，今日有此地位，是社会民众所赐予，换言之，吾人衣食所需，开支所出，亦为社会民众所赐予”（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印《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第103页。）。 因此他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定的行训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页。）。金城银行总处则在致津、京、沪行的函件中告诫：“近来银行开设日多，对于顾客莫不力图便利，以广招徕。我行业务现尚未臻繁盛，亟应从各方面努力进行，以求发展。便利顾客一端，尤属不可忽视”（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把顾客看成衣食父母，把服务社会作为银行经营的宗旨，是在华外商银行和中国传统金融业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这种口号由近代中国银行家提出，与近代中国银行家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紧密的关系，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银行钱庄，在经济上绝无势力，均仰鼻息于外国银行”，而在华“外国银行及其买办之骄人气焰，实难向迩”有关。这一点，陈光甫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留美归国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前，任职于江苏银行，“苟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所不能，即欲见帐房亦不可得……十时即往伺候，须至四五时方得办妥”。这种经历，使他痛感“上海之金融势力，实无华人立足之地位”。因此，1915年他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便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时提倡服务社会之宗旨，凡事不专以牟利为前提，而必须以代人服务为目的……我行之提倡服务，实开风气之先”。由于这种经营理念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取得很好的业绩回报，因此，这种经营理念不仅在中国银行业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效仿，而且扩展至其他行业，“不特银行均以服务为标榜，即香烟厂亦以服务为号召，无论大小商店无不以服务为言，甚至学校政界亦言服务矣”（注：《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8—139页。）。
其次，在经营方针上，根据“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和中国社会实际，他们实行与外商在华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不同的经营措施。措施之一，是将目光聚集在社会闲散资金上。为此，他们推出创新的“一元储蓄”方式，大力吸收社会零散资金。提倡存款哪怕是点滴资金的存款，遂成为这时期中国金融业经营中前所未有的特色之一。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一向轻视吸收平民存款尤其是社会上的零散资金，在华外商银行也不屑进行这方面的业务，这就给新兴的中国银行业留下了发展的余地和空间。银行这种金融组织的行业特点之一，是支付利息，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加上贷款利率贷放出去，赚取存贷之间的差价。因此，如何吸收存款和是否能吸收到存款，是银行业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眼光对准传统钱庄和在华外商都不注意的社会民众，努力吸收社会游资特别是广大平民的小额资金，提倡储蓄，不仅成为这时期中国银行业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中国银行业赚取利润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元储蓄”开办之初曾被外商银行和中国钱庄嘲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遭遇过“某地钱庄以100元来索开储蓄折100扣以事讥讽”之事，但因社会反响良好，在众多华商银行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普及，“不数年，同业均依照办理，成为通常之惯例”。金城银行还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去开办军人储蓄，一元起存，“吸收存款约五十万元左右”（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为鼓励储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意“添制储蓄盒分发储户”，“即未满一元者，亦可领用储蓄盒，逐日将可储蓄之铜元银毫积贮其中，得有成数即送交本行收入折内”，并将此种办法“多方宣传，使民众了解储蓄之功效，鼓舞储蓄之兴趣”（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11页。）。为宣传储蓄， 金城银行也“印了宣传的小本子到公园或戏院去散发，以为提倡”（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 页。）。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还开办了形形的储蓄种类，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教育储蓄、婴孩储蓄、婚丧嫁娶礼券储蓄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到大中学校去开办学生储蓄。另外，这些银行还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等，想尽办法设立各种灵活方便的储蓄品种和服务种类，不少都是首创。
此外，他们还打破过去银元存款不给息的惯例（注：过去商业惯例，存款一般按规元记账，不按银元收受存款，钱庄即使在“迫于事实需要及顾客情面，有时亦收受银元存款”时，经同业公议，也“不能计给利息”，且“牢守旧例，不肯改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吸收存款，首开规元和银元均可开户之例，并且银元存款也付利息，“银元付息，本行实开其端”。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以后，“无一家银行有对银元存款不给息之说”。上述引文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95、96页。），通过建立和加强与洋商大户及国外银行的联系发展国内外汇兑业务等，为自身成长发展开辟道路。为规避经营风险，在经营中厚提公积以及实行高额准备的华商银行也不在少数。
中国银行业实行的这些举措，使其储蓄存款额得以持续上升，实力不断壮大。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时资本总额仅10万元，实收不过8万余元，1927年存款即达3132万余元，1936年更达16901万余元，是同期资本金500万元的33倍多（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 第701页统计表6。）。
在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业间的关系方面，近代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日趋密切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中国近代银行业并不占优势。其中原因除了此时中国近代工矿业的数量不是太多，银行业的力量也相对有限外，还与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中，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奠定下雄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套顺应中国商人经营的习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业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在金融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中国近代银行业对近代工矿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范围都有显著增加（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一章。），如金城银行1919年对工商企业和铁路的放款达281万元，1923年增为759万元，1927年又增为1532万元（注：《金城银行史料》，“前言” ，第14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6年末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也达360万余元，“占全部放款总额的19.9％”（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61页。）。 但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27—1937年。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前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的增长方面，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
据统计，上海15家重要银行1930年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是9149万余元，1933年增为16338万余元，1936年又增为29125万余元，7 年间增长约2.18倍（注：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5页表13。）。王宗培曾对1932年至1939年的100 家企业资本构成情况做过调查，这100家公司自有资本总额262206767元，其中从银行借入的资金（包括少量钱庄借款）为114846975元，占自有资本的32.95％（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67页表9。）。在对近代工商企业的放款中，民族资本银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一般占其放款总额的2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体在30％以上，浙江兴业银行的比例更高，一般在50％左右，最多达到61.9％（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7页表14。）。引人关注的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和交通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中国银行的“工商业贷款每年增加投放3000—5000余万元。1936年底的余额，工业贷款8022万元，商业贷款4 亿元”（注：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交通银行“截至二十五年度年终止，全体工商放款总额为6922万元，比较二十四年度激增至3555万余元，以与二十一年度总额相比较，则增多之数，竟达十倍左右”（注：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业的放款活动中，除放款额稳步增加外，放款时还根据中国国情，实行抵押和信用放款相结合而以抵押放款为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抵押放款是以货物、证券、土地、房屋等实物为凭信，借款人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债主可以处分抵押品以之抵债。因此这种放款属于“对物”信用。信用放款则并无任何抵押品为之保证，全凭借款人之信用为保证，是“对人”信用。与西方不同，信用放款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这一点，正如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所说：“银钱两业虽同为金融机关，然实有根本不同之点。盖钱业放款，凭对方信用，故称信用放款，历来如是。”（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5页。 ）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经商习惯，不少银行自己设立调查处，对贷款对象进行信用调查，在有一定把握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信用放款和透支业务。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也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更多的途径。30年代，“沪津汉各埠银行同业，更设有中国征信所，专任各业信用之调查，报告银钱同业，以备参考”（注：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9页。）。
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上升和地位独立的另一标志，是银行业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的成立。“近代信用发达，工商交易，全凭票据行之，现金交付，仅十之一”（注：中国通商银行编印《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7年，第23页。）。票据的汇划交换和贴现可以节省成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随着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和银行界同人的积极倡导下，1933年1月， 新成立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设立了票据交换所，结束了此前银行业票据清算仰赖钱业汇划总会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摆脱了对其他行业的依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演变，表现在多个方面，我们在看到其发展中确实有不符合常规的一面也就是有“畸形”一面的同时，应当充分重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环境下，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必然受到当时种种条件的制约这一点，其成长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取得的成就和中国人付出的努力，因为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及金融界、政界、理论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有其必然的一面。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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