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业调查报告范文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由及省都不适合葡萄种植，所以就没有地产葡萄酒了。市场中的葡萄酒产品主要有四种，一是纯进口的国外原产地葡萄酒；二是进口国外的葡萄酒原汁在国内灌装的国外品牌；三是国内其他地区的葡萄酒产品，除了三大主流品牌之外，还有等二、三线品牌以及诸多的和主流品牌近似的球产品。此外，这里更是包括了几乎全国所有葡萄酒产区的产品，如等地区的品牌；四是省本地的商家在上述各产区生产的贴牌产品。

在市场份额中，国产品牌与进口品牌比例相近。而在国产品牌中，品牌因体系中成员众多，如等，在市场中占据了相对较高的市场份额。

此外依靠多年市场培育形成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其成为市场的强势品牌。目前，进口葡萄酒还难以与国产知名品牌在量上相抗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口葡萄酒大多产自国外酒庄，规模和产量有限，很难大力度进行品牌宣传，更多依靠口碑等小众传播。这就造成了众多消费者面对几十、上百个国外葡萄酒品牌，不知道依据什么标准进行选*。

另外，中高档葡萄酒品牌已成主流消费。除了国外的纯进口品牌外，国内的年份酒也受到最大限度的追捧，被认为是选*红酒的首要参考因素，如葡园A区、·卡斯特酒庄等高端产品正在受到更多国内消费者青睐。

各类商超和B、C类及以下的餐饮店、烟酒专卖店等是各类国产葡萄酒的主要销售渠道，而四星级以上的酒店、酒吧和夜总会迪厅、A类餐饮店、进口葡萄酒酒庄（专卖店）、俱乐部等则是进口葡萄酒的主要销售渠道。

二、消费人群

由于经济发展及现代文化环境的影响，葡萄酒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以高薪水、高知识、高品位为代表的都市白领一族，如对外贸易、创意等人群，并成为主要的消费力量，尤其是在中高端葡萄酒和进口葡萄酒方面成为了主力。

另外，由于长期普及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普通消费者包括本地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消费葡萄酒，产品主要是以价格在25－50元之间的国产葡萄酒为主。

在进口葡萄酒方面，各个国家都竞相在进行着频繁且颇具规模的品酒、推广活动，而这些品酒会的参加者，一般都为相关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特殊经销商或消费者、酒类协会以及一些专业媒体人士等，他们的宣传更加侧重国家及产地文化，而不急于招商销售，其看重的是未来中国的潜在市场。

目前，他们多采取小规模推广，选*社会中各行业的领袖级人物作为文化推广和销售目标。

三、销售推广方式

国产葡萄酒品牌因为缺乏正宗特色的葡萄酒文化的品牌支撑，在市场推广上沿袭了传统白酒的市场做法，如区域招商、进店买店促销等，现在几乎市所有的大型商超的红酒货架前都有一些品牌的促销人员，这也是国产葡萄酒在中低端市场打价格战的市场表现之一。采用此类促销方式的多是新的中小品牌，而如、、等三大品牌则依靠在终端的特色专柜堆头的品牌形象及免费品尝试饮等联合促销。

而进口葡萄酒，除了如酒业等的专卖店形象，其余大多数进口葡萄酒则是以俱乐部会员制式定期开展品酒会等公关活动，借助葡萄酒文化的沟通作用，成为白领一族沟通的一道风景，也成为了会员们之间一种增值人脉关系的商务活动。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3500亿元在山西就地消化

为引导煤改资金就地消化，自煤炭资源整合之初到2010年，山西政府方面出台了四份文件，列出了一些适合投资的行业。总的指导思想是，为煤改资金的注入降低投资门槛、优惠税收。凡是投资农业、旅游的，山西政府方面在按照国家优惠政策作出优惠外，再另行给予照顾。2009年8月19日出台的《关于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意见》，提出凡资源型企业转产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均享受省级龙头企业的政策待遇。作为配套，山西省财政等部门拿出大约3亿元用于扶持龙头企业发展。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官方消息称，通过引导，7700亿资金中的3500亿左右已经在山西省内完成了投资转化，进入到高新技术、农业、教育、旅游等8个行业中。另外4000亿左右的资金中，有一部分被投放到内蒙古、新疆的煤炭行业中；另一部分南下，进入深圳、香港等地用作其他项目类投资。此外，有一部分不知去向，还有一部分的主人正在持币观望。

55%的资金落在房地产业

2011年3、4月间，盟动力资本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方式，对山西煤炭转型资金的投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山西省10个城市和地区的117位前“煤老板”。不同于官方对煤改资金去向的说明，这份调查报告却显示，从投资行业来看，山西煤炭转型资金主要投放在房地产（55%）和IT互联网（29%）；在其他（包括旅游、教育等）、农业和快速消费品领域注资的分别为23%、6%和5%。从调查来看，目前这份资金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在已知的煤改资金流向中，除了有大约一半被投放到山西当地，另外的投资区域集中在了北京（72%）、天津（23%）、海南（21%）等地，其中北京以绝对优势成为煤改资金在山西省外投资的首选。这与官方公布的外流资金主要进入深圳、香港等地的说法不同。

2011年2月“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晋商联合”）斥资9.1亿拍下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E-17商业地块，并宣布将在此筹建晋商联合大厦。“晋商联合”由30位山西前“煤老板”联合组建，其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山西煤改后退出的闲置民间资本。它是山西煤改资本转型投资房地产的一个缩影。“晋商联合”也同时代表了大部分“煤老板”在投资方式上的倾向。他们有较为强烈的忧患意识，超过六成 （63%）接受“抱团投资”的方式，还不能接受私募股权投资型的现资制度。

而随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持续深入，“煤老板”对于房地产的投资热情正在消退，IT互联网业成为重点关注领域。目前，参与调查的前“煤老板”中已有近三成（29%）注资该领域。其中，大部分选择投资电子商务，如目前排名“2010年中国十大团购网站”的阿丫团，2010年6月获得1.1亿元投资。以及酒类电子商务网站酒仙网，2011年4月完成首轮2000万美元融资。

在煤改推进的同时，该省还努力引导煤改资金投入文化产业，《山西省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达到5%以上。近3年来，山西省民营资本投入文化产业的资金总额达425.5亿元，其中，投入文化旅游产业的资金总额达326.3亿元。山西煤改资金转投旅游业的不在少数，5年来，仅煤炭、焦炭、电力等企业转型投资旅游业的资金就超过了200亿元。

此外，手握大笔资金的前“煤老板”，显然也是农业产业的潜在投资者。他们转投农业，将享受一系列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均可享受“省级龙头企业”的政策待遇。据媒体报道，泽州县下村镇车老板投资2亿元打造“农业循环经济”。到2010年8月，已种植农作物约1000亩；种猪厂约有3万头猪，产出的沼气可供气百万吨以上，年产值约10亿元。

煤改资金投放的主要领域

数据来源：《2010山西煤炭转型资金投资状况调查报告》。

除山西省外煤改资金流入的主要地区

数据来源：《2010山西煤炭转型资金投资状况调查报告》。

30多名“煤老板”聚集汾阳投资酒业

为引导煤改资金重新投放于当地的发展建设，汾阳市委、市政府研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激励机制等。早在2010年就制订了《关于促进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计划中的“一企一事一业”涉及教育、文化、旅游、食品加工等诸多产业共37个项目，概算投资达60多亿元。

2010年9月，“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在汾阳市杏花村镇奠基。30多名前“煤老板”计划3年内共同完成投资50亿元，建成5平方公里酒业集中发展区，增加销售收入100亿元，带动20万户高粱、豌豆、大麦种植农户致富。截至今年7月，已完成投资17.5亿元。

同样在政府引导下，汾阳市一群“煤老板”组成转型协会，不约而同地将手中的煤改资金投向公益事业。目前，该协会已确定资金15亿元，用于投资当地教育、文化、旅游、食品加工等产业。其中，在教育方面，有7名前“煤老板”投资5.23亿元用于兴办学校等教育事业；另有2名投资1.1亿元用于兴建汾州府文庙、汾阳王府；1名投资1.9亿元兴建紧急避难场所；1名企业家投资绿色食品产业，总投资5000万元。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听了韩长赋代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吉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新思路。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符合省情、更符合我们扶余县情。”在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扶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再义高兴地对记者这样表示。

肖再义说，近两年来，扶余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工业增势强劲。汇海酒业、冀东水泥、联润公司、鹏鸿木业等14个亿元项目相继落户扶余；金涛纸业、天源公司等36个千万元项目陆续建成投产；迎新橡胶公司等284个百万元项目纷纷达产达效。两个省级工业集中区、两个市级工业园区聚集了134户企业，促进了主导产业的合理布局。粮食产量达到185万吨，稳居全国前5位，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产粮先进县”称号。农民人均收入达4098元。

肖再义表示，作为县人大常委会，必须服从中心，服务大局，通过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全力助推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抓住经济发展中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抓住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执法检查，跟踪问效，切实解决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净化全县经济发展软环境。同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的参政议政和模范带头作用。

根据扶余县委确立的“工业立县”发展战略，县人大常委会连续5年组织代表对工业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工业集中区、园区建设进行了专题视察。同时组织人大代表结合本地、本战线实际，围绕经济建设，自选题目、自定方式，开展了县域经济大调查活动。形成了很多有见地的调查报告，他们从中选出25篇优秀调查报告，编印专辑，发至全县，并从代表提出的各方面建议中，整理出58条有价值的建议，转交有关部门研究落实，收到了预期效果。

总结培养典型，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县人大常委会先后总结推广了高级农艺师刁玉先、村党支部书记宁文春等4名人大代表在经济建设中的先进事迹，引导人大代表在经济建设中率先垂范，争当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排头兵和领头雁，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赵联洗）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10年前的娃哈哈童装，前几年的娃哈哈爱迪生奶粉，2012年的娃欧商场，到如今的白酒，娃哈哈的多元化之路一错再错，义无反顾。

大错之白酒之路

2013年11月企业界重磅新闻：娃哈哈集团投资150亿元，高调宣布进军中低端白酒业，“领酱国酒”即将上市。无论宗庆后如何高调、如何壮志雄心，老骥伏枥，其领导下的娃哈哈挺进白酒之路，注定坎坷曲折。

相对于曾经畸形迅猛增长如今拐头持续向下的高端白酒市场，中低端白酒的市场需求比较稳定，但竞争越来越惨烈。目前第一和第二阵营的白酒品牌都在倾力进军中低端。不幸的是，娃哈哈进军的恰是即将大洗牌的中低端白酒领域，更不幸的是，娃哈哈除了有钱，其他什么优势都没有！

没有渠道优势。娃哈哈貌似强大的饮料联销体系无法嫁接到白酒业，联销体的本质是买卖自由独立经销商制，而不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营业部/子公司制。更何况，白酒和饮料的主渠道截然不同，白酒的主渠道是餐饮，这恰恰是娃哈哈饮料联销体系的弱项！以己之弱攻敌所长，胜算几何？

没有运营优势。白酒和饮料虽然都是液体，但是企业运营和顾客消费模式大不相同。饮料保质期短，白酒没有保质期；饮料单价每瓶数元钱，白酒动辄上百元；饮料自己喝，白酒是一群人喝；年轻人是饮料消费主流，白酒消费主流是中年人及老年人……娃哈哈擅长的“快决策快营销”、“海陆空整合传播”等优势无用武之地！

无人才优势。任何项目的成败由操盘人决定，宗庆后是饮料业经营大师，不等于是白酒业经营大师。财大气粗的娃哈哈本可以重金引进白酒业高级操盘手，但是基于娃哈哈“家文化”的坚持，基于娃哈哈无职业经理人生存的土壤，基于宗庆后先生一贯的亲力亲为，宗庆后必然会让自己的饮料业子弟兵运营“领酱国酒”的销售。

娃哈哈历史上曾经推出“关帝酒”、“百花露酒”，曾经销售过法国葡萄酒，都大败而归，这次会有例外的可能吗？

再错之零售之路

2012年宗庆后同样高调宣称：娃哈哈要投资运营国际精品商场、儿童专用商场及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可惜其首个试点——位于杭州钱江新城的娃欧商场开局不利。

在电子商务爆发性发展，传统商业巨头人人自危忙着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下，宗庆后为什么还信心百倍，逆势而动战略性投资零售业？

贵为传统饮料制造业的巨头，娃哈哈仍然受各大商场进场费、条码费、开店费等名目繁多巨额费用的“剥削”，抗拒“剥削”，降低成本——这是宗庆后进军零售业的初衷。

宗庆后自认为的优势有：资金优势，这毫无疑问；成本控制经验优势，娃哈哈持续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总成本领先战略；政府及地方关系优势；影响力优势，凭借娃哈哈的实力和宗庆后中国首富的身份，各路合作伙伴各怀目的不请自来等。固然，这些优势有些道理，但是相比于外部威胁和竞争劣势，这些优势如蚍蜉撼大树，可忽略不计。

电商对传统各类零售业颠覆式的冲击肯定会出乎68岁老人宗庆后的预料，沃尔玛、百安居频频关店，苏宁电器更名为苏宁云商，银泰百货转型……传统零售业已是各界公认的夕阳产业，即便是宗庆后很看好的三、四线城市商业综合体也已经日渐过剩，娃哈哈进军零售业的时机真不是时候。

隔行如隔山，零售业与制造业经营管理截然不同：企业文化，组织构架，流程管理，人力资源等，无空降兵生存土壤，无多元化集团管控模式，无成熟零售业运营团队，面对沃尔玛、家乐福、特易购等零售巨头，挑战万达、华润、保利等城市综合体运营的强劲对手，不知宗庆后优势何在？

多元经营之误

遥想2002年，娃哈哈多元化经营元年，宗庆后进军童装市场时豪言壮语：“娃哈哈童装3个月内组建2000家加盟连锁店，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10年后，娃哈哈童装年公开销售额只有2亿元，而且已经多年徘徊不前，真正的鸡肋。

回想2010年，娃哈哈爱迪生奶粉上市，宗庆后宣称要冲刺年销售额100亿元，3年过去了，娃哈哈奶粉的年销售额还是不到2亿元，在婴童奶粉业，市场地位连二流都算不上。

人无三头六臂，任何企业的资源也有限。当宗庆后及其团队分身分心多元化进军奶粉业、零售业受挫的时候，也是其饮料主业遭遇瓶颈的时候。

最近3年来娃哈哈纯净水、茶饮料、果汁饮料市场份额持续下滑，特别是曾经笑傲水业江湖的娃哈哈纯净水，竟然被农夫山泉、康师傅水陆续赶超，屈居行业老三之位。

最近3年的主力新产品娃哈哈啤儿茶爽、启力、格瓦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热闹了几个月后逐渐无声无息。这里面有偶然更有必然，如果没有多元化经营分散了宗庆后及管理层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近年娃哈哈的饮料主业会做得更好。

宗庆后领导下的娃哈哈多元化经营之路持续受挫，表象是产品和服务定位不准，经验不足，执行不力。深层次原因是：个人角度，宗庆后本人的集权及自负；组织角度，娃哈哈没有专业而有经验的战略发展研究部门，没有严谨科学的战略决策机制。

宗庆后不喜欢咨询公司。娃哈哈曾经请过某世界著名咨询公司为其做咨询，宗庆后看了咨询报告后不以为然。宗庆后也不相信专业的市场调查报告：“很多调查报告都是不真实的，还不如我自己的直觉判断准确。”

企业经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娃哈哈应该坚持食品饮料业的专业化，特别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市场调查、品牌管理、流程管理、绩效考核、职业化等经营管理方面的短板，坚持聚焦“全方位饮料公司”的专业化之路，奋勇前行。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出席的名人嘉宾包括多位历任“全球最佳品酒师”得主──日本的田崎真也（1995年）、瑞典的Andreas Larsson（2007年）及法国的Gérard Basset（2010年），“葡萄酒大师”─Bob Campbell、Charles Curtis、Susan Hulme、李志延（Jeannie Cho Lee）、Debra Meiburg、Caro Maurer和Lynne Sherriff，以及世界知名酿酒师Michel Rolland。

香港，无可争议的枢纽

据VINEXPO Asia-Pacific 2012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已晋身为亚洲葡萄酒之都及区域葡萄酒贸易枢纽。该年度报告由VINEXPO委托国际葡萄酒及烈酒研究机构The IWSR制作，当中发现香港成人每年平均消耗5公升葡萄酒，消耗量为亚洲之冠──分别较日本及新加坡超出一倍，更是中国大陆的四倍。单是2011年，香港的葡萄酒消耗量便上升近7%，达3900万瓶，而消耗量于2006至2010年更上升一倍。而香港人习惯于庆祝活动上饮用汽酒和香槟，其消耗量之多，为亚洲各地总和的一倍。

自撤销葡萄酒进口税以来，香港已稳健发展为亚洲葡萄酒市场的区域枢纽。据最新的葡萄酒出入口数据显示，于2010年，进口至香港的500万箱九公升箱葡萄酒之中，有40%被运往境外。

崛起中的亚洲力量

常驻香港的葡萄酒大师Debra Meiburg 说：“亚洲各地远道而来的大批与会者清楚显示，香港仍保持为葡萄酒和烈酒贸易的区域枢纽，而短短两年间，参观人士的酒业知识和成熟度均显著提高，证明亚洲在这方面的进步非凡卓越。”中国怡园酒庄主席陈芳女士（Judy Leissner）在酒展中荣膺“亚洲葡萄酒业年度风云人物大奖”，亦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Debra的观点。

据VINEXPO Asia-Pacific 2012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连同香港地区在内）已跻身世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费国之列，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葡萄酒生产国。而在未来五年内，亚洲区的葡萄酒消耗量预料会大幅上涨，反观欧洲占全球葡萄酒消耗量62%，其升幅却只有0.41%。

另一迹象是进口葡萄酒的市场增长速度为“国产”葡萄酒的两倍。世界各地所消耗的近四分之一葡萄酒均由外地进口，2006至2010年期间，进口葡萄酒的升幅为7.83%。

廉价酒市场空间看跌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秉承着庄园的意志，2011年，法国勃艮第世代酿酒家族的后代本·高迪（Benjamin　GAUDET）和他的妻子徐可杰（Kejie　GAUDET）带着他们的葡萄酒事业进入中国市场，创办香堡酒业。

葡萄作为一种农作物，从每年3月葡萄树发芽长叶开始，到5月开花，8月结果，9月采摘，再发酵酿制葡萄酒，每个环节都灌溉着农民的心血，中间还要经历酷暑、冰雹、害虫的考验。因为一直在法国接触葡萄酒，本·高迪和徐可杰比许多进口商更敬畏产品，并重视庄园的意见，企业的理念也来自于此。由此，在燥热的中国葡萄酒市场，香堡酒业的经营方式有点特立独行，企业团队用4年时间做调查报告，摒弃任何形式的概念营销和商业赞助，只跟那些资源共享的企业跨界合作，让原汁原味的法国葡萄酒流向中国市场。“在西方市场，一个有历史、品质的产品，无论是液体、糖果还是手袋，只要放进去心血，都希望得到正确对待，香堡酒业的愿景也是如此，希望自己的葡萄酒能得到经销商和消费者正确对待。”徐可杰说。

瞄向中端阶层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近两年正是中国葡萄酒市场最“疯狂”的时期，假货泛滥、品质良莠不齐、标价混乱、渠道芜杂，但最坏的时代往往有最好的商机。选择在2011年进入中国市场的香堡酒业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乱是由于消费者没有被引导的机会！”徐可杰说，酒商把葡萄酒当成可口可乐卖，全国铺货，把蛋糕做大，但葡萄酒是有限的。在行业不专业的阶段出现了最高峰的乱局，说明行业要洗牌，而最乱的时候进入，其实是最好的商机，特别是从做品质、服务、专业的角度而言，现在最需要清新的企业出现。

2007年已到香港发展的本·高迪和徐可杰一直关注中国市场，但他们还不敢贸然进入，而是谨慎地做了4年的市场调查。“1年是做不了市场报告的，一定要3年以上才有一个比较靓的数目。”在欧洲从事市场学、社会学研究的徐可杰自称是市场调查的“老手”。从2007年开始，香堡酒业团队对北京、江浙、广东沿海地区、云贵川四大区域展开实地调查，以数学模型+问卷形式寻找市场缺口，4年的市场调查报告有近5厘米厚。

从调查结果看，中国消费者对葡萄酒这种“舶来物”的认识明显缺乏引导—怎样才是一款好的葡萄酒？假酒太多，跟哪个经销商买酒？除了送礼，消费者在家里请人吃饭喝酒该去哪里买到性价比高的酒呢？而产生这种需求的多是中端消费阶层。徐可杰说：“沿海城市有近10%的中产阶层找不到东西买，太贵的不是买不起，而是不能经常买，但他们依然有这种消费欲望，价格太低的，由于工作背景和生活背景影响，他们已经具备识别产品品质的能力，不想买太差的，导致的结果是这部分人大批地到香港消费。”但葡萄酒就是生活用品，徐可杰觉得应该让中端消费者在自己的城市买到真正进口的葡萄酒，而不是花200元交通费去香港买一瓶300元的酒。

透明的上游资源

细看中国进口葡萄酒板块，法国葡萄酒一枝独秀，去年占到市场的半壁江山，还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法国葡萄酒的地域标签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在中国土壤上深得民心，而香堡酒业的背景恰好顺应“地利、人和”。出身于法国勃艮第世代的酿酒家族，本·高迪家中就有13个葡萄酒庄园，其中一部分有600年历史，家族的实力让他在当地采购时得天独厚，他找到了20多个家族、50多个庄园向香堡供货。这些百年历史以上的庄园，并不是当地的超大型庄园，但走中型偏高端路线，服务本土为主，而在传统酿酒文化深厚的法国，应对当地竞争比出口竞争难得多，获得当地人的认同就是对葡萄酒品质最高的肯定。徐可杰说：“很多这类型的酿酒家族需要有品质、实力的进口商一起合作，这不是资本的实力，而是资源的实力，我们能把酒和家族的来历说清楚。”

在食品行业，你无法卖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本·高迪做的就是把法国本土人，甚至是自己喜爱的葡萄酒原装、原支、原液进口到中国，消费者可以在网上找到每款酒来自哪个村落、哪个庄园，信息都是透明化。为了保证酒的品质，从葡萄酒离开庄园后那一刻起的每个环节，本·高迪都非常严谨，选择运费高出几倍、有280年历史的德国知名物流公司，专柜上船，到广州后储存在恒温仓，成本比其他城市高出更多，但他情愿成本多些，也不愿意某一个经销客户无法顾及仓储而产生质量问题，还不时到酒窖检查。本·高迪坚持认为，最基本就是尊重产品，如果仓储达不到要求的话宁愿不做。

因地制宜的经营模式

充沛的上游资源是香堡的底气，在品质上硬打硬让人无可厚非，但在下游的链条上如何满足中间阶层需求，是它更重要的课题。香堡的答案是文化宣传和专业道。

走进广州香堡，左边墙是模仿某世界名画，用多种几何图形组合、近10米高的木质酒柜，酒瓶在其中“纵横交错”，二楼的休闲区挂着著名画家吴冠中的油画作品，吊顶以黑玻璃黄金分割装饰。这是香堡在国际招标后，由法国、意大利、中国三个团队共同完成的作品。很多中间阶层的消费者被这别具一格的设计吸引而走进香堡。

更吸引中间阶层的是拿起酒杯品尝葡萄酒，和人交流酒文化。徐可杰说，他们更愿意向顾客介绍每款葡萄酒的不同，以品鉴会、餐饮、知识培训等形式，告诉他们葡萄酒的区别在于产区、土壤、天气，不同的提子和混酿比例，不同酿酒师的哲学，新世界和旧世界味道的偏好，果香和木香的感觉来源……“很多中产阶级喜欢听这些，对他们来说，喝的不是液体，而是一种文化，让他觉得握着酒杯可以跟人交流。”

现在，香堡酒业共有48款酒，覆盖了江浙、广东、四川等不同区域的口感要求，每个城市各有主打产品，而不同城市的经销客户也有不同的经营模式。徐可杰对团队的市场触觉非常自信。跟客户接触后，团队会在当地做市场调查，了解该市场的产品类型，估计销售渠道在哪、整个销售容量、哪些营销模式可以结合客户资源，最后给出经销客户方案—香堡金钥匙，也是一份5厘米厚度的报告。

以上海和广州为例，上海是一个有消费能力，但没有消费量的城市，所以上海香堡的模式是cafe　&　bar。“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证明有一定的消费时间可以坐下来消费。”徐可杰分析说，广州市场比上海市场更难做，难在它有一定的消费量，而没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这证明广州顾客的消费时间比较短。广州客人认为自己不会喝很多，也不想付配餐的钱，所以他到店里买酒后直接带回家，再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share一瓶酒，所以广州是酒窖形式。“在上海，两人一小时喝完一瓶酒，再加上小吃、甜品，跟在广州4个人花半小时share一瓶酒相比，人均消费能力高出很多。”

资源共享的跨界营销

让葡萄酒流向中间阶层的酒杯，有很多种营销方式，传统广告、赞助体育赛事、品鉴会、自助餐……但“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市场效果是最强有力的证明。

“葡萄酒都是庄园人的心血，他们不希望用商业赞助去对待，我们的活动从没有赞助。”本·高迪和徐可杰有意避开过于商业化的营销形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沿用西方的营销理念—一个有历史、品质的产品，只要放进去心血，都希望得到正确对待。

除了跟餐饮结合、鉴赏会、家族调酒师分享葡萄酒知识和法国风土人情、给大型人力资源公司培训等传统方式，到目前为止，香堡只与能资源共享的企业跨界营销合作。“企业觉得香堡有实力去帮他们搞活动，能推广各自的文化，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做，这才是最真实的跨界营销。”徐可杰说。现今，香堡已两次牵手广州知名建筑事务所—筑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举办筑原学堂，进行纯粹学术性的交流。除了讲解葡萄酒知识和盲品外，还介绍世界最著名的酒庄设计。“我们对整个酒庄设计系统都很了解，甚至灌溉、排水这些细节，设计师都很喜欢这些知识。”徐可杰说，跨界的还有艺术和时尚界。广告界知名人士黑马大叔亲自提画作酒标；与爱马仕设计师Cecile　Seksaf合作，举办葡萄酒与法国手工订制箱包鉴赏会，吸引众多名人，法国副领事、法国商会会长也都慕名而来。

做最难的口碑营销

经过一年磨剑，香堡的重要网点已经覆盖山东、江浙、广西、云贵川、广东和湖北，以餐饮、零售店、跨界营销产生的团购效应三种主要方式拓展市场。一年里香堡每月持续增长，徐可杰很高兴见到市场持续的消费力，经营模式也并没有水土不服。“中国的经销客户很优质。”她认为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和孔夫子的影响，都很好学，只要给机会尝试，他们就能展现出色的学习能力。

近几年来，本·高迪和徐可杰多次带着经销客户、部分员工到法国葡萄酒庄园实地观摩，分辨40年的葡萄藤和20年的差别、每款提子的不同，以及如何浸泡、压榨、过滤、进桶、发酵，让他们见证酿酒的每道工序。“即使是家财万贯的庄园庄主，每到9月份的采摘期，他们都会脱下西装革履，和农民一起摘下一串串葡萄。”徐可杰希望客户看过之后也能领略大自然的魅力，正确对待产品。

葡萄酒如果要原装、原支、原液、原品质出口，就意味着不能做大规模。“农作物跟手工品一样，都是做不大的，只有工业化的东西，例如可口可乐才能做大规模。”

徐可杰说，香堡希望持续走一条有品质、有服务、有专业的道路，发展精细，满足中端阶层的消费需求。她在尝试国际上最受尊敬的营销模式—口碑。“首先是对酒的认可，包括在没有认可你的酒之前，让消费者接受酒的价格。其次是对营销人员的信任，他们持有专业道。最后是服务。全国6个加盟商，都是路过香堡的门口，进店和我们谈过后，产生信心才加入的。”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支那省别全志》；清末民初；济经史；价值

中国地方志起源早、类型齐全、数量众多。熊月之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宋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1]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在城市史研究中的作用日渐突显。[2]

近代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加强，国外官方或民间的团体及个人根据其在中国的行记或调查编撰了一些中国地方志，颇具史料价值，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撰的《支那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成为典型。近年来，该志虽已引起学界之关注，但史料价值尚未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1）因此，本文仅以《全志》第13卷《浙江省》（以下简称“《全志·浙江省》”）为例，说明它在清末民初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全志》成书背景及概况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放程度日渐强加，对外考察蔚然成风，除访问欧美以求师法外，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实地凋查。官员、学者、浪人、商贾、军人竞相“禹域踏查”，范围遍及白山黑水、戈壁草原、大江南北，留下卷轶浩繁的纪行文字，包含着对晚清民国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观察与评介等丰富的内容。（2）

《全志》的编纂者“东亚同文会”于1898年在东京成立。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华办学，5月，南京同文书院随即开办。后因义和团事起，该书院于1901年4月迁至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它主要从日本招收学生，以实地了解中国的人情风俗、商业习惯，进而振兴中日贸易为宗旨。书院从1901年到1945年共招收了46期学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年会出版一本旅行记总述。1907年，日本外务省拨给同文书院“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3万日元。学校把此款分为三部分使用，其中一部分便用于中国内陆的调查旅行。凭此款，本年第5期的学生开始了对中国内陆的调查旅行。《全志》便是根据本期及以后几期学生在中国内陆的调查报告书整理、编纂出版而成，它是日本人最早撰写的中国地方志丛书。

《全志》的出版工作始于1916年，完成于1920年，它采取章节体的方式，以中国的十八行省为述志客体，分别为广东、广西、云南、山东、四川、甘肃（附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贵州、山西、直隶，共18卷。志书行文大多包含了总说、都会、市场贸易、交通运输、工业、矿业、农业、畜牧业、货币金融等项，突出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框架。其中浙江卷共11编，资料主要源于1907-1916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第5、7、9、10、13、14期的学生调查。

二、《全志·浙江省》的史料价值

《全志·浙江省》囊括了清末民初1907-1916年间浙江省的社会状况，调查内容着重反映了该省的经济情况，成为经济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史料。

（一）贸易输出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外经济交流的加强，特别是1842年《南京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相继开放宁波、温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提高了浙江省的开放程度。由于通商时间及所处地域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三个通商口岸城市在对外贸易输出额上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全志·浙江省》第3编《浙江省の贸易》调查数据显示1907-1916年间，宁波对外贸易额输出输入总额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杭州次之，温州再次之。本编又对此三座城市在1896-1916年间的外贸易输入输出额分别进行了统计，突出了个体资料的详细性及差异性。又对1907-1916年间三城市港口的大小轮船、民船、汽船等入港数量及相应的吨位做了统计，它与第5编《交通运输及邮电》对浙江省船运业的综合调查勾勒了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

浙江是江南茶区的重要组成，本省产茶区主要集中在钱塘江以南的绍兴，温州、宁波，台州、杭州、严州亦产之。所以，茶叶输出是浙江省对外贸易之一大宗。第6编《主要物产及商业惯习》第1章《农产》中第3节《浙江省の茶叶》对1905-1917年间杭州、宁波、温州的红茶、绿茶、茶沫及未烘茶叶的输出进行了统计，并将其与九江、澳门的茶叶输出进行比较。调查显示，1913-1916年间，中国的绿茶外销量甚大，主要输往新加坡、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英国、德国、西班牙、日本、越南、爪哇等国及当时英属的香港、日属的台湾。

浙江省有着悠久的蚕桑文化，该省的蚕作业甚是发达。《全志·浙江省》第6编第2章《浙江省の养蚕业》调查显示，清末民初该省所辖11府77县（州）中有9府43县从事该业。[3]（P496-497）

分布广泛的蚕作业促进了浙江省丝织业的繁荣，其生丝出口成为该省对外贸易的又一大宗，出口的生丝主要输往印度、伊朗、英国、意大利等地。第7编《工业及矿产》第1章《浙江各地の制丝业》，列举了浙江的生丝种类及各港的生丝输出情况，如对1905-1917年间杭州生丝输出进行了统计，并与同时期的芜湖、上海、广州的生丝输出相比较，得知1913-1917年间，杭州白丝的输出量一直处于第一位。本章列举了十个统计表，如《杭州关输移出白丝比较表（再输移出な含ます）》（1909-1917）、《支那各港より外国への纯输出总高》（1905-1917）、《支那各港より外国への主要输出先国别（再输移出な含ます）》（1909-1917）、《浙江各港纯输移出屑丝及茧统计》等，充分的说明了当时浙江省蚕作业的生产及销售状况。

本编亦对浙江省的棉织业进行了调查，对14家棉织工厂的织机数、织布种类进行了统计，列举了宁波海关、杭州海关1906-1917年间的棉花输出量，并对1902-1917年间，宁波、天津、汉口、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棉花的输出量进行了比较。浙江省棉花的主要输出地主要是英国、德国、土耳其、印度、意大利、朝鲜、日本等国。

浙江省的对贸易中亦有一些商品从国外输入本省。例如香港、爪哇的砂糖，美孚石油公司的石油以及当时流行的洋巾等物品，都源源输入浙江省。

（二）区域物产

浙江省不同区域的特产异常丰富，《全志·浙江省》对此的调查也较全面，只是详尽程度有所不同，较详细者为本省的渔业及酒业。

浙东一带濒临沿海，海岸线长约海岸线长5800余公里，特别是舟山群岛一带，水资源特别丰富，渔业发达。《全志·浙江省》第6编第4章《浙江沿岸の渔业》对该区域的渔业进行了调查。如1907年宁波府所辖6县中有5个县设有渔场，其数量分别为：鄞县25家2435人，定海县25家2038人，镇海县15家1312人，奉化县8家672人，象山县7家562人，合计80家7019人。[3]（P546）反映了该府渔业的突出。此外，本章还对杭州、宁波、温州1912-1917年间每年干鱼、碱鱼、鱿鱼、墨鱼，海蜇、鱼翅及其它海产品的对外输出量进行了统计。这些对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极为重要。

第7编第5章《绍兴及萧山の工业》着重介绍了浙江省的酒业。1916年浙江省酿酒作坊总数1564户，使用男工3652人，女工109人[3]（P669）。本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嘉兴、湖州、兰溪等地，诸品牌中又以绍兴老酒较为著名，且有一定的输出额。本章还对1912-1917年杭州、宁波、温州各港输出的酒量进行了统计，并将其同天津、牛庄、九龙的酒量输出作了比较。

（三）日用品调查

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用品较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实态。《全志·浙江省》第6编第5章第7节《金华の物产》便对当时的金华物产及市场行情进行了详细调查。内容涉及酒类、麦类、肉类、香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种类、年产量及市场价格等极为详尽的信息，从中不难体察出该地区大致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及生活水平，这些都是民众经济生活史研究中亟待深化的内容。[3]（P570-571）

（四）商业及金融

代近以来，由于传统农本商末观念的打破及实业思潮之大兴，中国商业虽步履维艰，却渐次摆脱了“寒冬”之笼罩，各处商业会所等商业机关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全志·浙江省》第9编第1章《商业机关》对浙江省各主要城市的会馆、公所进行了统计，如1916年杭州的商业会馆、公所达到37处。本单章亦对宁波、温州等22个城市的商会分布者有所统计。并对本省31个城市中商会的会董、会员人数，开会次数，会费的收入与支出进行了统计，为商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再则，本章对各城市中洋行、公司、船行、米行、油行的统计也十分详细。

《全志·浙江省》第10编《金融货币及度量衡》着重统计了浙江省内各大城市的钱庄、钱铺。以杭州城为例，城中旧有大钱庄约10所，中钱庄约20所，小钱铺则达百余所。民国初年，部分铺庄、钱铺合并组成钱业公所，其中，资金过万者有36家，资金未抵万者有24家[3]（P496-797）。此外，本章亦对浙江省的新式银行作了一一介绍。这些又为金融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以上四方面仅是对《全志·浙江省》主体内容的大致提炼，虽有许多尚未言及之处，却也能管见《全志》所载内容之一斑，进而突出它在深化中外贸易史、区域经济史、民众经济生活史、商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

三、几点思考

清末民初是政治变革剧烈之时代，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及北伐战争一直都是学界加以考察的主体内容。与之相较，对于此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考量尚嫌不足。纵观《全志·浙江省》，它涉猎广泛，较为全面的反映了1907-1916年间浙江省的经济情况。它以详实的社会调查为基础，注重量化统计，突出“数目字”，行文中利用的制表多达320余处，基本上勾勒出了该省的总体经济结构与特点。该志虽基于浙江省，但是，城际间，省际间，国际间的贸易交流及相关内容的对比分析却使地方志突破了省界乃至国界的局限，成为本志的又一鲜明特点。

以上仅以《全志·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全志》对于清末民初经济史研究的价值。由于各省省情之不同，相关省志所载内容自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突出不同省份的各自特点。所以，在从事与其相关的研究时，有必要对《全志》所载内容进行总体把握，综合分析，从而明确相关研究领域的共性与个性。同时，由于调查主体的不同（不同人员、不同班次）及调查时间之所限（或是某一时间点，或是某一时段），仅依《全志》内容很难考量出当时社会经济形态的全貌。所以，在充分利用《全志》之时，应全面搜集其它材料作为辅证。《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发行，1907年出版）便是其很好的补充材料。它由东亚同文书院第1期到第4期200余名学生历经数年调查而成，内容反映1902-1906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所汇集的资料或是对文牍、档案、典章的直接移录，或是对相关资料的采摘综合，或是实地调查，后二种形式的资料最具价值。《大阪每日》对其评价到：“材料正确，研究精深，到现在为止是最好最新的支那经济大百科全书。这本书对于立志搞支那贸易者，或研究支那经济情况是无法缺少的宝典。”[4]（P232）它与《全志》构成姊妹篇，也间接说明了《全志》的重要价值。

遗憾的是，在《全志》与《支那经济全书》中，有的调查统计并未标注出明确的调查时间，这为材料的使用带来障碍。所以，在材料征引时，应设法明确其调查时间。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对当年调查报告书的原件进行查阅，从而加以确定。现在，日本爱知大学丰桥图书馆保存了从1913年第10期至1933年第29期留下来的约400本调查报告书原本，1996年爱知大学把它做成缩微胶卷，[4]（P63）极大方便了学界对此资料的利用。

此外，当年调查者所写的日记也是可以作为辅证的重要资料。当时，书院每年都把这些日记汇集为一本旅行志，内含风俗、习惯、地名、里程、旅馆、语言、通货、运费、食物等各方面的详细记录。旅行志从第6期开始编纂，第7期开始出版，一直到第40期为止，史料价值较高。[4]（P63）

清末民初日本官方或民间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甚多，如从1898年起，日本农商务省等部门开始大规模派遣“清国实业视察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查，这些视察员回国后，便撰写递交了大量的“复命书”、“报告书”。再如日本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汇编等，[5]（P63）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亦可与《全志》互为辅证。

总之，希望本文对《全志·浙江卷》的大致分析，能够引起学界对《全志》的重视，明晰它在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所在，从而促进其有效利用。

注释：

（1）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赵文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J].史学月刊，2002（9）。

（2）日本人习称中国为“禹域”，意谓“大禹的国度”。冯天瑜主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C].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1。

参考文献：

[1]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8）[J].史林，2008（1）.

[2]成一农.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J].中国地方志，2001（1-2）.

[3]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Z]，大正八年（1919）.

[4][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5]陈锋.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J].近代史研究，2004（3）.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2000年3月，达能收购乐百氏92%的股权，1年后，以何伯权为首的乐百氏5元老被踢出局。从此，有关乐百氏的消息很少被传出。2006年底，有乐百氏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因为业绩连年下滑、管理架构大面积调整，2006年乐百氏又亏损了1亿多元人民币。由于产品滞销，除了销售队伍被裁员30%外，工厂方面也在大规模裁员，幅度高达40%。而乐百氏方面并不愿意谈论大幅裁员之事，乐百氏副总裁林天立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才提出进一步改革。”

据悉，乐百氏此次架构调整，将从全国营销的公司变成只在多区域营销的公司，为的是全面收缩战线。这恰恰与达能收购乐百氏共享销售平台的初衷背道而驰。事实上，6年多来，乐百氏的销售平台从来没卖过乐百氏以外的产品。“多年来，乐百氏的渠道不是在强化，而是在被摧毁。”一名乐百氏渠道人员如此评价达能在重建乐百氏平台时的表现。

最后一个计划经济订货会消亡

煤炭订货会(后改称为衔接会)是我国最后一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物资订货会。然而，在最近这些年的衔接会上，围绕价格问题，煤电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做工作，但双方就是无法在会上如期签订合同，或者签订的只是“有量无价”的合同。

煤电双方的矛盾在于价格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步：煤炭价格1993年开始放开，而电力价格一直在国家管制之下。在此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在2006年底取消了这一订货会，让煤、电等企业在随后的一个月内，通过自行协商，签订2007年大宗、跨省区运输的煤炭订货合同。

另据发展改革委信息，国家将用3~5年的时间，加快建立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为主体，以区域市场为补充的现代煤炭市场体系。鼓励签订长期合同成为国家的政策导向。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令中国损失巨大

商务部年前的《2005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19.29%，中国有15.13%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

在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产品由于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遭受直接损失，损失总额达691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9.07%；企业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增加的生产成本217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国出口贸易额的2.85%。

报告指出，中国出口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类产品的直接损失最为突出，占出口全部直接损失的43.2%。

中国民营石油大亨突遭调查

因“涉嫌经济犯罪”，拖欠9家银行多达29亿元贷款，中国民营石油商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突遭调查。

龚家龙本人不仅是天发集团董事长，还身兼号称“民营石油航母”的长联石油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以及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天发是湖北最大企业之一，因其拥有全国民营石油商中唯一一个牌照齐全的石油类上市公司天发石油而声名显赫。在资本市场中“长袖善舞”的龚家龙，在十几年间通过上市融资、兼并、收购、联合，拥有“天颐科技”、“天发石油”两个上市公司及几十家企业，高峰时号称拥有总资产60多亿元。

据悉，天发危机从2004年开始显现，出现资金链断裂。天发石油、天颐科技相继进入股市ST行列，如果不能尽快扭亏，就要在2007年退市。普华永道完成的报告表明，天发集团资不抵债已超过10亿元。

华润雪花25亿元收购蓝剑

2007年1月4日，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宣布，以25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蓝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作为标的物的蓝剑资产将包括1亿元现金、双方合营企业38%股权、蓝剑在贵州经营的啤酒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蓝剑”商标。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98年的蓝剑集团注册资本仅1亿元，不到9年时间，仅啤酒产业一块的资产卖价就高达25亿元，增值惊人。粗略计算，除去税收，蓝剑集团董事长曾清荣和其上千名员工将套现20亿元左右，不少人借此将一跃成亿万、千万富翁。业内人士预计，华润雪花完成收购后至少可控制西南30%的啤酒市场。

央企巨额利润迎来谁的喝彩声

2005年度中央企业财务统计年报出炉，169家中央企业2005年度共获利6276.5亿元，同比增长27.9%。其中来自传统的煤、电、油、运行业“十二豪门”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与国资委兴高采烈的态度截然不同，面对这个红灿灿的数字，坊间发出的却是一片质疑之声，一个最常见的声音是：在这些巨额利润之后，公众的损失是多少？

从2005年的数据看，凡是利润丰厚的央企，基本都占据着垄断地位。垄断成为这些国企获取巨额利润的保障，不然，就很难理解那些不占垄断地位的国企，何以大面积亏损。

在垄断企业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公众承担了更多的成本。也成为其职工高收入的埋单者，这正是公众不满的根源。因而，只有当央企在获取巨额利润之时，未向公众转嫁成本，未损失公众利益，它才能真正赢得一片喝彩之声。

“蒙牛酒业”赔“蒙牛乳业”400万元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蒙牛酒业有限公司明知“蒙牛”商标已被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先注册，还恶意申请注册以“蒙牛”为字号的企业名称，生产和销售同样作为奶制品系列的奶酒产品。蒙牛酒业公司几年来在其生产和销售的奶酒包装及广告宣传中大肆突出使用“蒙牛酒业”四字，故意对外宣称“蒙牛乳业”与“蒙牛酒业”同为一家，结果被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6年12月22日，北京市一中院审理后认为，蒙牛酒业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不正当竞争，给原告应有的市场利益及商业声誉造成损害，判决“蒙牛酒业”赔偿“蒙牛乳业”经济损失400万元。

央企4年内将减少一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最新部署，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并提出到2010年培育出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根据《指导意见》，今后几年中国将推进国有资本向以上行业和领域集中，国资委成立3年多来，共有36组72户中央企业进行了重组，中央企业户数已由196家减少至目前的161家。到2010年，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将调整和重组至80~100家。

上调准备金率让民企融资更难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7年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直接冻结的资金将在1600亿元，理论上能缩减6000亿元左右的信贷规模。更重要的是，它等于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央行可能继续采取紧缩的措施，将过剩的流动性资金慢慢抽走，这意味着民企融资的难度可能更大。

融资难是民企发展的瓶颈，也是民企产生“原罪”的根源。众所周知，2006年前8个月，全国银行系统就提前完成了央行年初确定的新增人民币贷款2.54万亿元的全年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民企贷款难的状况并未有明显改善，一旦银行信贷收紧，民企可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事实上，许多出事的民企老总，多半与融资难因素有关。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尽管行业协会自我管理具有前述优势，我国酒类行业协会对产品质量安全的自我管理实践却很难令人满意。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各类酒业协会的产品质量安全自我规制存在以下一些突出问题。我国酒业企业（特别是大型酒企）与行业协会自身对市场声誉机制认识不足，从而导致自我规制的动力不足。美国一份调查报告则显示，当产业中个别企业发生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后，公众不会花功夫甄别产业内单个企业的表现，而是根据某些企业的行为对整个产业群体不加区分的做出负面评价，而损失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些在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企业[5]。酒类产品的信任品属性决定了声誉机制成为消费者消费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消费者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对声誉不佳的整个行业采取集体惩罚措施，塑化剂风波后，不但直接责任者酒鬼酒集团销售额大减，而且殃及整个白酒行业,作为反映市场投资者信息的股票市场第一时间做出了反映，据媒体粗略统计，沪深两市13只主要白酒企业股在2012年11月19日的总市值蒸发约323.56亿元[6]，投资者信心受挫，正是担心消费者可能采取的集体惩罚。首先，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实际上，行业协会对成员企业枉行信息的披露，不但可以增加协会的社会公信力，更能帮助消费者有效甄别具体责任者的身份，避免集体惩罚的严重后果。其次，缺乏有效的内部惩戒手段。奥尔森指出,“除非在集团成员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的成本的情况下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或集团利益的独立的激励，或者除非强迫他们这么做，不然的话，„„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7]。选择性激励是奖励和制裁的混合运用，二者不可偏废[7]。而检视我国各类酒业行业协会的章程，几乎没有任何与对成员企业不当行为实施内部惩罚的条款，实践中，也鲜有成功的惩罚案例。

解决方案

在对声誉机制认识问题上，酒业行业协会意识淡泊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源于其特殊的身份定位。目前，我国大部分酒业行业协会都属于官办性质，协会工作人员参照事业单位人员加以管理，协会与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远不如民间自发商会那样唇齿相依。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行业协会对于声誉机制的体会更为深刻、直接，因此在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行业声誉方面表现的更为主动。从党的十七大到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都是党的重点工作内容，因此，逐步改变酒业行业协会的身份定位，让行业协会回归民间化、市场化，既符合国家大政方针，也有利于促进行业协会积极行动开展行业自律。在食品行业协会社会身份归属既定的前提下，依然可以通过完善协会内部治理制度，提高行业协会自律的绩效水平。首先，如前所述，行业协会自我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惩罚制度。行业协会的内部惩罚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罚款、名誉惩罚、集体抵制、开除会籍等。内部处罚的构成要件、处罚形式与程度以及处罚的救济方式须经成员大会讨论通过后订入行业协会章程，行业协会可以根据成员违反食品质量安全行为的行为以及后果，确定具体的处罚方式：对于情节较为轻微的，可以施以一定程度的罚款，或者采取内部通报、向社会公众处罚决定公告的方式；对于情节较为恶劣、严重影响行业集体声誉的，则可以由行业协会召集成员企业对其实施集体抵制，或者开除其协会会籍，多种处罚方式可以并用。其次，行业协会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和甄别是对信息不对称的最佳回应”[8]。行业协会的信息披露不但能够有效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也能维护行业声誉，防止消费者采取集体惩罚等应激措施。行业协会对于成员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披露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全面，对于不同性质的违规行为，行业协会可以根据损害严重性以及对于行业声誉、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不同，采取内部通报、向政府部门举报或者通过协会网站、社会媒体向公众披露的不同方式。最后，行业协会内部处罚制度需要与公众信息披露有机结合。行业协会信息披露制度不但可以帮助克服食品质量安全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有效修正部分内部惩罚手段的边际威慑力不当问题。以罚款为例，对于某一种违规行为，罚款的额度总是事先确定的，但“1000元的罚款支出对富人来说可能无所谓，这种处罚对其行为的约束作用可能有限;对穷人来说由于其承受力有限，处罚对其约束作用可能较大”[7]。个人有穷富之分，企业亦然，协会内成员企业经济能力异质化程度越严重，罚金可能带来的边际威慑力越不明显。集体抵制也存在类似难题，某些在行业内具备实际支配地位的企业巨头，对于其他成员集体拒绝交易的行为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较好的弥补内部惩罚措施的缺陷。信息披露制度的对象是企业声誉，并由此最终引发同类企业、产业上下游企业以及消费者根据声誉采取的是否进行交易的选择，与罚款的边际威慑力情况相反，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加重视声誉对企业长期收入流的影响。因此，当某一额度的罚款虽然可以阻吓中小型企业，但并不足以震慑那些财力雄厚的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行业协会若能将相关事件的调查过程、结果、处罚决定内容适时向社会公开，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前述内部惩罚措施的边际威慑力难题。

酒业行业协会内部自我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不但有助于解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也能提高成员企业参与市场良性竞争的能力。当前，中央大力推行社会管理创新实践，酒业行业协会理应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酒类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完善协会内部章程，明确各成员企业同意行业协会进行自治的权限，逐步树立酒业行业协会治理的权威；其次，加强行业协会内部机构建设，特别注重增强行业协会在信息收集、甄别、方面的能力，以此增进成员企业间的内部交流、促进产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再次，改善行业协会自治的外部环境，行业协会作为成员企业代表，参与到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沟通，帮助政府部门转变观念，认识并尊重酒业协会在行业管理方面的独立地位与优势；最后，酒业行业协会自治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尤其在制定行业标准、规定行业准入条件、进行集体抵制行为等方面，要注意避免违反《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规定。

酒业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红酒市场走向成熟

对于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红酒企业来说，进入投资收藏领域，不仅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还能大幅提升品牌价值。

在葡萄酒奢侈品中，期酒是葡萄酒收藏与投资客青睐的品种，伦敦国际红酒交易所2011年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期酒投资收益远远超过黄金、原油以及股票，成为长远增值率最高的投资品。国内率先吃螃蟹的张裕在2006年发行第一批期酒产品之后，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又于去年10月发售张裕爱斐堡酒庄2009年份丁洛特级期酒，限量300桶，每桶定价27万元，仅十天时间便被抢购一空。据悉，这批产品中，张裕爱斐堡酒庄自己留存的期酒发售价格已涨至每桶31万元。而“未来西部三大酒庄也将发行期酒，与百年酒窖酒等限量产品一起形成完整的葡萄酒奢侈品体系，以满足高涨的市场需求。”张裕方面告诉记者。

据悉，在红酒期酒市场上，张裕、中粮长城、云南红等国产红酒品牌联合银行发行红酒期酒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4.5%-6.5%。

白酒投资开始起步

近年来，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也身价猛涨，但是做成白酒期酒的理财项目，则是沱牌曲酒走在前列。日前，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发售首款白酒期权理财产品沱牌曲酒旗下一款产品为“舍得30年年份酒”收益权信托理财产品，投资金额5万-100万元。今年5月15日至明年3月30日，投资者都可选择以现金或实物白酒形式获得理财本金和收益，如选择理财产品到期，可获得最高4.7%的年化收益率；如选择全部或部分提酒，则到期可获得实物白酒和最高6.7%的现金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