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1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2篇

在互联网时代，年轻观众逐步成为影视艺术的主要受众，受众的年轻化和高素质化对于影视艺术的从业者而言也有了极高的要求。影视艺术创作对于技术性的要求越来越低，普通观众也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家用DV创作出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今影视艺术的从业门槛已经从当年的技术性制约上升到素质性制约，这种社会现状也对影视艺术的教育教学提出新的挑战。对于技术性要求的下降，反而提高了对艺术本质理解的深入和艺术内涵的追求。在这种背景下，影视艺术教育在完善已有的技术传授的同时，更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艺术价值观，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学生的艺术品位和艺术追求。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在这种背景下，应该积极调整自身教学目标，通过对以艺术基础史论为中心的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培养学生具备较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入认识艺术相关专业的属性特征和发展历史。

当前，我国高校的影视艺术教育蓬勃发展，在各高校影视艺术专业高度重视实践类课程的同时，高校影视艺术史论类基础理论教育明显滞后，严重影响当前影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影视艺术教育的史论类基础理论教学并不仅是艺术理论和艺术历史的知识传递活动，更是艺术素养建构的过程。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是学生学习、借鉴与创造的重要源泉，应充分发挥其在学生的专业知识构建中的作用。通过对于一门学科的特性与基础知识的掌握，进而实现艺术思维方式的开拓与素质的提升。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在于让学生掌握艺术领域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流变，其目的更在于通过史论类基础课向学生介绍相关的艺术派别分类、艺术思想演变、重大艺术人物与事件，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思考能力，从而为指导学生的艺术实践提供丰富的养分，最终促进学生艺术素养的形成。

二、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现状与困境

当前，高校艺术类影视艺术相关专业的史论基础课程包括艺术哲学、电影理论、电视剧原理、影视艺术概论、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等基础课程，同时还包括以及更强调专业性的课程，如专题电影研究、类型电视剧研究、视听语言研究、影视剧精品解读等，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极为广泛，既包括艺术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历史学、民俗学、建筑学、哲学、美学、文学、宗教等，甚至涉及诸多纯理科性质的学科。然而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影视艺术专业史论基础课的教学过程当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普遍问题。认真分析当前中国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教育教学的现状，可以归纳总结出以下带有共性的三点问题。

1．教学主体的困境

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是教学活动的起点，是教育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有效的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教学，对施教者自身的综合素养就有着一定的高度。“教育者本身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教育的本质而不是单纯的教育结果，全面客观的认识受教育者，积极主动研究时展及人发展的新变化，科学预测发展趋势，适时提炼出反映时代和人的发展最新要求的教育内容，使教育内容充满时代性的发展性”。然而在当今的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教学实践过程中，仍旧停留在简单的理论普及与知识记忆上，对于学生艺术品位与专业修养的培训意识不够，因此，相当一部分教育者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还流于形式，断章取义，照本宣科。对PPT等多媒体教学方式过于依赖，教学模式单一僵化，传统教学中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模式仍然是主流。

2．教学客体的困境

受教者是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对象。受教者是教育活动的实现者，是教学效果的最终体现。离开了受教育者，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教学活动也就无法展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受教育者也是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观能动性。但在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很多学生本身对史论类基础理论课的学习目的、课程价值缺乏应有的认同。从学生的受众心理角度在听课之前就将理论课定义为枯燥无趣且与实际相脱离。同实际操作紧密结合的专业课程相比，学生们对于基础理论的学习兴趣缺失，从而采取被动、消极的态度，甚至产生逆反和抵触的心理。在这样的态势下，教育客体缺乏内在的学习动力，缺少学生支持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3．教学环体的制约

教育的环体是指与教育结果有关系的整个教育环境，它既包括整个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包括教学过程中的对教学结果产生影响的教学环境、评价体系等。新世纪以来，影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影视艺术教育也日渐受到关注，这对于影视艺术基础课程的教学开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当前的影视艺术教育更多地注重于影视艺术的实际操作性，对教学结果的社会应用要求极高，这无疑造成了影视教学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在这种倾向引导下，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无论从课程设立还是考核标准而言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影视艺术教学的课程设置轻视理论，课程考核评判标准相对滞后。再加之影视艺术教育自身起步偏晚、基础薄弱，史论类基础性理论学科建设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缓慢。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教学开展。

三、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教学对策

我国影视艺术教育中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教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现状与困境，既有社会背景的因素，又有影视艺术教育本身的问题。当前社会对于影视艺术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影视艺术教育过分重视技术的传授，却忽略了理论素养的培育。影视艺术教学兴起历史较短，也使得艺术教育的理论教学方式与方法处于摸索阶段。对于影视教育者来讲，如何在当下蓬勃兴起的影视艺术专业教育中探索史论类基础课教学的基本规律，从教学改革入手开创影视艺术教学的新格局，完善史论类基础课的教学研究，进一步实现优质影视艺术人才的培养教育工作，是每一个影视艺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课题。

1．教学内容的改革

传统的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程往往以艺术发展的时间轴作为教学线索贯穿教学内容，按此顺序进行教学活动，或者是根据不同的学科分类，讲述本学科的发展历史与艺术流变。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按照传统教学模式所设计的艺术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教学目标，因而必须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与要求来重新整合课程内容。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教学内容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可将同一个艺术类型的教学内容分解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着重研究一个专题，以专题为导向串联其与之相关联的知识体系，进一步完成学生对知识点的整体架构。通过教学专题的导向也可以将问题意识灌输给学生，使得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可以以问题为指引，完善自身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将不同艺术门类的历史发展加以串联，通过相同时代背景下不同门类艺术发展的演变进行比对，更能揭示出艺术发展背后的规律，在吸引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进一步有益于学生未来的艺术创作。

2．教学方法的改革

目前在高校的教学活动中，史论类课程的普遍模式是灌输式的填鸭教学。传统教学偏重知识的传授，教师充当灌翰知识的角色，学生则丧失主动成了精神的知识接收器。这种以讲为主的教学方式，极大地剥夺了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强行将相关知识灌注给学生，而并不结合学生特点和讲课内容。这种教学方式仅仅实现了信息的传播，却并未实现信息的接受。随着学生知识面的开拓、阅历的增加、思考能力的增强，当代的大学生无形之中开始进行有意识的抵抗，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上课睡觉或者教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看其他的书籍，更有甚者是直接逃课。针对这种教学现状，更应有针对性地变革传统的影视艺术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模式。在每一门课程开课之前，学生将得到根据本门课程编写的“课程指南”。在“课程指南”当中应其中详细标列出课程的学习内容、教学时间安排、参考书目、课内所安排的小组讨论专题、需完成的作业题目与具体规格和形式以及课程考核的方式方法。学生在“课程指南”的指引以及教师的辅导下展开主动学习，从而彻底改变被动听教师讲课、理解掌握重点难点、机械记忆相关知识点的传统教学模式。同时，积极开展课堂专题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题研究，这样就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学习的过程。这使得学生们在资料搜集整理和组内讨论的过程中，对相关知识产生更加深刻的了解。此外，可以结合学校的优势资源，积极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业内的一线专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向学生传输相关艺术信息，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

3．考核方式的改革

教与学是教学过程中紧密结合且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传统的史论类基础课教学模式更注重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则是相对被动的。而传统的考核方法也往往仅限于笔试与论文撰写两种类型。闭卷笔试或撰写论文这两种考核方式有着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应根据考核目标的不同而有选择地运用。同时还应该将学生的课堂学习表现加入到课程成绩的评价参考之中，加大课堂表现和专题讨论所占分数的比重。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学生在考试之前的突击学习，将学习渗透到整个课程周期之中，以此促进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持续学习能力。在课程结束之后的考核内容也应该有所调整。一般而言，课程考核所覆盖的指标越是全面，考核的结果就越会趋于客观合理，这样也会以最大限度地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与能力水平。因而无论是通过闭卷考试的形式还是通过结课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都应该在知识和能力两方面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教育的效果永远都不是立竿见影的，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影视艺术作为新兴的学科，其本身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也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的教学本身也处在不断探索之中。教师在课程实践之中也应该不断搜集反馈信息，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影视艺术专业史论类基础课应从教学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方面进行调整，促进学科的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影视艺术人才。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3篇

1.工艺美术通史中的近代工业设计问题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编写组编写了中国国内第一部《中国工艺美术简史》[2]，截至目前，已有20部类似的著作（教材）公开出版。其中代表性的有：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3]、龙宗鑫的《中国工艺美术史》[4]、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5]、杭间的《中国工艺美学史》[6]、王其钧、王谢燕的《中国工艺美术史》[7]等。在这20部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推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该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纲分章分节撰写的，其中的第十二章“近代的工艺美术”论及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内容：作者对近代工艺美术做整体叙述之后又从太平天国时期、统治下工艺美术的衰弱、解放区的工艺美术等三个视阈分别介绍近代工艺美术史的。限于当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环境，在本章的论述中，作者特别突出了解放区工艺美术的贡献而对统治区的工艺美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标题之中便能清楚地看出。现今，学界对徽章等问题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个层面证明统治区同样有着相当丰富的近代设计（工艺美术）史内容。田氏的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有所论及，如在解放区这节的染织工艺中写到，“为了提高生产，各边区还大搞技术革新，创造了加速轮纺车，发明了改良快机。铁轮织机也制造成功。纺织工人还总结实践经验，编出生产口诀……。崔来志……设计出七十多种花布，还将织毯机改作织花布机，不必换梭，织出的花布称为‘自来格’”[3]342。这样的历史事实涵盖了工业设计的基本特征——产品设计（技术）的创新、生产管理的改进（口诀）、花布的外观创意等，即设计创新、管理创新和艺术创意。而此之后的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设计的介绍依然甚少或者干脆放弃，如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就没有近代方面的内容，只是在“跋”中用几句话提及了近代的工艺美术。总体而言，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甚少，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过分偏重传统手工业而轻视近代机械生产的工艺与设计；二是史料匮乏，工艺美术史写作的史料得益于考古学、文化学的繁荣而产生的大量文献与著作，如田自秉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商代的工艺美术”篇时就有近10部相关青铜器的论著作为参考，但近代的工艺美术、近代的工业设计只能从近代经济史、工业史或一般性的通史类著作中获得一些零星的资料；三是20世纪末，学界有过一次关于“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等名词使用问题的集中讨论，对这些名词和名词使用的范围在学理的层面做了深入辨析，因为讨论而逐步形成了共识：“工艺美术”是以美化与装饰为目的的手工艺，它的基本含义与现代工业美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导致已有的工艺美术史自觉地规避了具有现代工业特征的“工业设计”的内容。2.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的关照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中亦有近代工业设计史的内容。其代表性论著有夏燕靖的《中国艺术设计史》[8]、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9]、傅克辉的《中国设计艺术史》[10]、高丰的《中国设计史》[11]、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1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13]和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14]等。夏燕靖在《中国设计史》“近现代史上的艺术设计”（第10章）中，从伴随着近代手工业和对外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纺织印染业的进步与新兴花色品种、服饰设计水平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出现与艺术设计的新发展、建筑艺术的变迁与建筑装饰的兴起等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的设计历史。大体而言，夏氏的论述详实，内容也还丰富，但其设计史的写法基本袭用了“宏大叙事”的方式，涉及微观的设计史实较少，因此篇幅不大。笔者认为，对于近代设计的弱化性叙述表明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不够或是延续了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法。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共9章，其中第8章“专制的文化——明清时期的设计”和第9章“艰难的变革——现代时期的设计”中论及了近代的工业设计。前章讲述了城市与建筑、商业与民居、文具与书籍、园林与瓷器、服饰与交通、设计文献等问题，后章介绍了器皿与家具、服饰与纺织、书籍与包装、货币与交通、艺术设计教育等内容。两章之中未曾明确出现“近代”一词。而有关“近代”的内容则包含在第8章后半部和第9章前半部中。笔者认为，这种以清朝廷事件作为划分章节依据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整体上没有突出“近代”这一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转折意义和时代特点的历史阶段。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专列一章“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设计”，叙述了近代中国设计的内容，主要介绍了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广告海报设计、书籍设计、织绣印染与服装设计、传统工艺设计向现代设计的转型、工业产品设计、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省的设计情况。全书5章，现代转型只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基本符合整体中国设计史结构的要求。在此类著作中，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思考空间，全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改写版，思路严谨，史料充足，并且对设计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书中对“工艺史”与“设计史”做了论辩，对设计类名词重新给予定义，认为“设计艺术”和“艺术设计”并无区别，而且结构谨严；对设计史的任务及其研究的意义做了阐述。作者不以传统的“编年”方式叙述设计艺术史，而是将设计艺术史中的现象和问题归纳总结，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设计艺术的客观面貌。其中，上篇的第3章“延续更新与近代困境”中的“早期工业化时期一般造物设计的发展”和“近代以来造物艺术的艰辛历程”有较多论述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一改“宏大叙事”的传统方式，采用从微观产品、事件入手，以小见大地道出了近代设计史上的现象、原因和背景。作者对设计史的写法具有开创性，并且借鉴了“大历史”的观念与写作方法，使设计的历史从单纯的陈述的线性的历史上升为关联的网状的历史。上述作者写作的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大多袭用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作套数，部分著作则直接将工艺美术史的内容和案例移植于“设计史”中，却忽略了设计史与工艺史的本质区别。学界将研究重点从工艺美术史转向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一种从只关注设计形式而转向注重设计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的生产水平、管理模式相结合的自觉行为。

二、标题为“近代”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断代史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记录

断代史是记述某个朝代或某个历史阶段史实的史书，始创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五史”及《清史稿》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与此种大比例的断代史相比，在设计史领域的断代史数量则少得可怜。截至目前，断代类的近代设计史只有三部。陈瑞林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是中国第一部专述“近代”的设计史著作[15]，全书7章。前两章介绍1949年前的艺术设计史，后四章则详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设计史。其研究方法是将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经济、商业与技术等因素与艺术设计史紧密结合。此书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与线索。陈晓华的《工艺与设计之间：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历程》[16]，是对近代设计史研究的新尝试。本书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借鉴“现代性”的相关理论，将研究置于艺术设计与现代性关系的视域之中，探讨了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形成和发展的现代性根源。认为从内因上看，艺术设计是艺术与现代技术结合的产物；从外因（即引发其产生的外部环境）上看，艺术设计是社会现代转型的产物，即现代性的结果。薛娟的《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将近代中国设计的现代化历程及文化自觉意识分成了四个部分[17]，即“从被动到主动——对‘两化’的两种态度”、“从盲目到理性——对西方设计思想的筛选”、“从量变到质变——不同的演变特征”和“从杂糅到重构——不同的变革途径”。全书通过梳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历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托典型的设计史实，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各个历史阶段的演进特征以及在此进程中出现的本质问题。

三、专题性研究中的近代工业设计

专题性研究是针对近代设计中的某一主题展开的探讨与研究，这类主题可以是近代设计中的某个产品领域，可以是为近代设计做出重要贡献的设计师和设计事件，也可以是针对某一地域内发生的设计现象。这类研究比较专门、深入，其所涉及的工业设计史内容一般出现在论著的某个章节。吴明娣的《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专题研究》共有5个专题[18]，即“延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平面设计艺术研究”、“民国前期（1912-1937）文学期刊的封面设计”、“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1949-1976电影海报研究”、“新中国建国17年美术片角色形象设计”等。在“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专题中，作者研究了其搜集到的民国三个时期和共产党制作的各类徽章，重点关照了字体、布局等设计特征，在宏观历史、人文观念以及军事文化方面下了工夫。周爱民的《庞薰琹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19]，是对庞薰琹的专题性研究。庞薰琹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开路人。本书在研究庞薰琹个人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的同时，也以其艺术经历为线索，探讨了中国现代美术运动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开启与发展以及中国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在中西融合基础上的创新。郑立君的《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近代招贴设计研究的专著[20]。作者选取三个时间段展开研究，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引入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招贴图形进行解读，揭示了不同时期招贴的不同发展与变化。高丰、孙建君的《中国灯具简史》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灯具进行了分析研究[21]，其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升至设计学的高度，但书中大量的案例则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资料。张睿的博士论文《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状态及设计研究》对武汉的近代工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22]，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作者选取的设计案例甚少（只有汉阳造步枪、纺织工业的设计系统观、烟标、造船等内容）。有关近现代上海广告设计的研究成果，收录在黄建平、邹其昌的《设计学研究2012》中[23]。本书的上篇为上海设计的专题性研究，如陈瑞林的《月份牌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兴起》、吴莹的《近代上海商标设计中的视觉元素构成分析》等；中篇为设计史研究，如祝帅的《上海与中国广告研究的滥觞》；下篇为上海设计文化发展报告。全书收文56篇，其中13篇为专题性研究。这13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是公共景观艺术设计研究，剩余的12篇均在所谓的“视觉传达”领域（6篇以“月份牌”为对象），却没有将工业产品类的设计摄入法眼。关于这一问题，许平在《设计史的镜像——关于“上海设计”与设计史写作的现实》一文中有论及，“对于来自不同角度的‘月份牌’和‘宣传画’等是否可以视为‘现代设计’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月份牌、宣传画这些形式在‘新美术’甚至是‘红色艺术’之类的美术研究的主题之下已经被多次探讨，如果没有新的史实突破，仅仅是换称为‘设计史’文献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这些作品从传统的美术研究领域‘挪’到设计史领域……”[24]许平对这种现象的评述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1）月份牌和宣传画等平面广告作品并不能等同于现代设计，现代设计应该包含着更多的外延，如工业产品；（2）月份牌和宣传画等被过度阐释，也就是说这种文献在美术学领域已被反复地研究和探讨了。于设计史而言，对同一主题大量的重复性研究可能存在着“抄袭”的嫌疑。

四、有关近代设计史写作要求所涉及的近代工业设计史问题

对中国近代设计史提出写作要求的有三篇代表性论文。孙洪伟的《中国近代设计史写作现状研究》将目前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分作三类[25]，一是通史类中附属的近代设计史，二是近代的断代设计史，三是近代设计史专题。他认为我国早期近代设计史的写作往往从宏大的历史场景中阐释中国近代设计史的转变，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弊端是忽略了历史的微观层面；早期的通史类设计史（工艺美术史）对中国近代设计史的不重视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而引发的主动规避。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而对完全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导致20世纪末忽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观点表示怀疑。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学界对“民国”的概念已经约定俗成，在此限定下的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却颇为丰厚。不知作者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当该文被《设计学研究2012》一书收录时，已全部删除了原作中意识形态导致近代设计史研究落后的话语。雷绍锋的《中国近代设计史论纲》介绍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的研究现状[26]，分析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价值、意义、研究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罗列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各项内容。文别强调了在中国近代设计史中必须将机械（机器）设计摆放在第一的研究位置，这一观点在近代设计史研究中是首次提出。笔者认为这符合近代设计史的客观事实，正视了机械产品在整个工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对目前国内近代设计史研究不客观、不真实的有力提醒。祝帅的《对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的几点质疑》，算得上是真正的学术批评[27]。作者对这本国内最早的中国近现代设计史论著的批评相当尖锐，认为陈书没有弄清楚“近代”、“现代”、“当代”的概念而机械焊接，并有以“材料”代“史知”、以“二手材料”代“自家观点”的问题，甚至指出了所谓的“剽窃”之处。客观上言，陈书在这类著作中质量还是不错的，史料充足，社会评价较好。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指示我们，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刚刚起步，有太多的工作等着学者去做。

五、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介绍、评析，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1.对研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从发表的论著数量和质量即可看出学界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的不重视。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中国”与“落后”、“被动”、“屈辱”等联系在一起，而“工业设计”却代表着现代、先进及主动的创新思潮和方法，其显性的设计物则有着“时尚”、“科技”、“人文”等新时代的特征，所以稍早一些的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自然而然地就将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工艺美术、设计、艺术设计）予以排斥。然而，历史是不能出现断层的，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具有较高现代化程度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设计以及工业设计是取得了不少成就的。置言之，工业设计的发展是有深刻内涵的，并且提供了较多可供参考的资料，等待着人们认真地挖掘。当今我国的工业设计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是否与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特殊历程有关？中国现今工业设计的不尽人意是否与近代工业的原始根基不牢关联？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中占有何种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研究获得答案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近代工业设计问题的研究。2.研究界域模糊不清，对象不明这里需要界定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范畴。首先，工业设计史是设计史，而非经济史、工业史。设计有其自身的学科逻辑，虽然工业设计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工业条件，而且所有设计在当时的载体都是有型的工业产品，其与经济史、工业史又是关联的、重叠的和交叉的。所谓的经济史是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努力的历史，所谓的工业史是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历史，而设计史研究的是人机环境之间的协调规划工作，经济、工业状况只是设计史的背景。其次，工业设计史与手工艺史、艺术史也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工业设计和手工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工业设计研究的是机械化大生产的模式，标准化、批量化是其典型特征，而手工艺则是工匠的手工（和手工工具），生产的产品是单件的、不可复制的；（2）生产模式上，手工艺的设计、制作、销售是一体的，都由工匠一人独立完成，而工业设计的模式是以分工作为基础的，生产和设计分离，且设计任务往往由多个学科集合起来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目前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成果中，将经济史、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直接套用在设计史中，资料堆砌，并没有在工业设计学科范畴之下有针对性地提出近代工业中的设计现象，将工业现象、经济现象完全等同于设计现象；或将艺术、手工艺等同于设计，忽略决定产品的人文、经济、社会、观念的大背景，缺乏对设计内因、外因的分析和逻辑关系的梳理。学术嫁接、资料堆砌、在缺乏足够史实的情况下滥加联系，是现今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普遍状况。3.避难就易式的研究在对中国近代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制造相关产品的设计思潮以及现代性设计方法的不同层面的研究中，某些领域存在着过度阐述的现状（如民国时期的“月份牌”），而对机械、机电等与工业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产品及其设计的论述甚少。目前，对近代工业设计史中的视觉传达问题的过度阐述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史料可以利用数字化（数码照片）手段获取并保存，并能够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递完整的信息，而机械、机电产品以及当时的日用品难以完整保留，即便是收存于博物馆、纪念馆的少量实物，通过照片方式并不能完整传递其三维造型、结构及工艺等方面的信息，对这类产品的造型、功能、材料和工艺说明等数据积累的工作尚未系统展开，这也是较少人涉足该领域的重要原因。4.写法单一，深入不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方式单一，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罗列史料，再根据作者的主观判断给予定性。因此有特色、有观点的成果很少，而能够利用统计方法、图像学分析等科学手段展开研究和写作的学者基本没有。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并未进入主流的传统的“史论”的研究方法之中，也未受到“史学”领域应有的关注。设计史需要从历史学的研究方式中获得灵感和启迪。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认识/技术传统/传统机械

【正文】

在古代，不同的文明区域有着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传统。要认识中国的技术传统，首先要探讨中国的技术发展史。刘仙洲、梁思成等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开创了中国技术史研究。但是，技术史至今在中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注：技术史一般被认为是关于技术不断被发明和改进并影响社会各个领域的历程的记述。我们也可以简单地将它理解为研究技术的发生和发展的一门交叉学科。技术史研究不该被简单地理解为给技术、技术专家和某一国家建立功德碑，它也不该是单纯的成就描述和经验教训的总结。现代技术史研究者重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背景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工业考古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理论和成果，开展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研究。这样的研究是认识文明史的途径之一。）。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和现存的传统技术也就是认识或者说发现中国的技术传统，我们至今对这一传统的认识还不充分。本文从回顾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入手，进而探讨技术传统的一个认识途径——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

一、对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机械传统的记述和传说长期流传一事，引起了历代擅长技术者和文人的注意和好奇。三国时期的马钧曾再度发明前人的指南车、翻车，明末的王徵试图复原指南车、木牛流马等。王祯撰《农书·农器图谱》，薛景石撰《梓人遗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记载了他们所了解的机械。艺术家的作品也使古代机械的技术信息留存下来。比如，五代《闸口盘车图》仔细绘制了水磨图，《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都城汴梁的船舶、车辆、桥梁等技术。

中国古机械较早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09年起，格里(giles)、摩尔(moule)、朗基斯特(lanchester)等人先后推测过指南车的传动机构[1]。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机械工程学家和文博专家开始了中国古代机械的文献研究和专题研究。1925年，张荫麟翻译了英国人摩尔的论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且撰写了《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刊载在《清华学报》上。1935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出版《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初步整理了汉语古籍中关于机械的记述。王振铎则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试图复原古代的机械装置。1936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汉张衡候风地动仪制法的推测》，并在北平研究院复原指南车、记里鼓车[2]。这些早期的工作开创了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1949年以后，科学技术史在中国成为一项有组织的事业，实现了初步的建制化，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3,4,5,6]。其中，刘仙洲、王振铎的工作代表了机械工程史的学术水平[7]。

1950-60年代，刘仙洲开展了机械原动力、计时器、齿轮、凸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于这些研究，他撰写了通史性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篇）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8,9]，初步勾画了中国机械技术发展的大致脉络。书中收入了关于耧、辘轳、独轮车等方面的调研成果。后来，刘先生曾组织学者从2万余种古书中查找古机械的线索和记述，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近今来，清华大学图书馆学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

复原是古代机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振铎等长期从事古代机械史的专题研究和复原。在文献分析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地震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水排等机械装置，其主要成果收入他的文集《科技考古论丛》[10]。

英国李约瑟(josephneedham)注意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这一视角，审视中国古代的机械和技术传播，同时探讨机械技术与其它知识的关系。他参考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王铃的协助下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工程分册[11]。该书初版于1965年，后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12]。

在刘仙洲之后，机械工程史的专题研究和调查工作仍有进展。同济大学陆敬严在古代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复原研究以及立轴式风车等传统机械的调查方面均有新的进展。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研究，西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对秦陵铜车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全国的科技史家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集中展示中国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时，陆敬严、华觉明等学者，编著了该丛书的机械卷[13]。该书继承了刘仙洲、王振铎等中国学者的思路，适当参考了李约瑟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在技术内容和构造原理分析方面均有进展。

刘仙洲、王振铎、李约瑟、陆敬严和华觉明等所撰写的专著主要基于古籍的记载、考古资料和部分传统机械的调查资料。未来的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研究还可以在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发掘、整理和解读明清时期汉文典籍和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的史料；第二，充分利用现有的和将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开展科技考古研究；第三，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探讨它们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第四，开展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有连续的文化传统，保留了繁浩的古籍。有关古代机械的记载，散见于多种体裁的典籍之中。然而，关于技术的文字记述或绘图大多过于简略，时常仅有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到任何记载。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某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内容显然是有限的。多数古代机械的制作材料是木、竹等不易长期保留的材料，只有少数零件是用石头和金属制作的。这使得我们在考古资料中很少有机会找到结构比较完整的机械。像古代车辆和铜车马这样的发现毕竟是少数。

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的缺憾限制了人们对机械技术传统的认识。因此，单纯基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技术史研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进一步发现技术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调查现存传统技术，且从科技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去展开讨论。

二、前人对传统机械的调查

中国有着连续的技术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工业体系，而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边远地区还延续着传统的产业和技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既有现代的运载火箭，又有传统的耕作机具。那些现存的传统技艺是古老技术的延续，至今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机械而言，其原理、构造、制作工艺和用途基本上与古代一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为便于与现代机械区别，我们称那些遵循古代技术传统的机械为“传统机械”，它们及其相关的工匠和使用者是机械技术传统的主要载体。

只要稍加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传统机械和工匠的手艺中保留了完整的技术信息，其内容远比任何古籍的记载丰富得多。要想深入地认识技术传统，补充文献的不足，澄清古代机械的详细构造原理、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调查研究现存的传统机械。

可以说，古人已经调查和记录了传统技术。很多技术被《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典籍记述下来，流传至今。同时，我们不难想到利用现代的条件，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和方法，调查记述传统技术，保留文化遗产。

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就开始做传统技术的田野调查，并将调研成果整理出版。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技术也给予了关注。霍梅尔(hommel)调查了中国的若干种传统技术，1937年出版了一部专著(chinaat work)，其中收录了不少机械装置的图片资料[14]。尽管记述仍不够详细，但毕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技术资料。类似的论著还有西方学者撰写的江苏传统犁、牛转龙骨水车等技术的调查报告[15]。伍斯特(worcester)在1940年发表的论文里，描绘了在四川测绘的一种船摩[16]。这种船磨似乎已经失传了。李约瑟不仅参考了这些学者的调研成果，还亲自到乡村考察了筒车、水磨、车辆挽具等技术，为他的中国机械工程史准备了详实的资料。

日本学者对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南等地区的传统机械和相关技术做了分门别类的调查，将它们拍照、测绘和记录成册。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调查了华北和东北等地的农业机械，出版了调查报告，如中田圭治的《北支の农业と作业机具》（1940年）、二瓶贞一和松田良一的《北支の农具に关すゐ调查》（1942年），它们被当代日本学者渡部武整理为《华北在来の农具》一书[17]。这两部书内容丰富，收录了华北的各种农业机具，包括共用一根驱动轴的五个龙骨水车、驴转龙骨水车、铁匠制作的畜力水车铁齿轮，等等。书中记述的有些机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渡部武还到西南等地做了新调查，完成了《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18]。在日本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唐立(christian daniels)等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制糖、造纸、榨油等技术，撰写了若干调查报告，对制糖技术的起源和明清的制糖技术均做了研究。他的调查研究汇集成《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19]。日本学者调查和测绘的机械种类多，对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机械和工具的形制描绘尤其细致。他们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并主张推广到一切地方去[20]。在他鼓动下，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同年9月，农业部编辑了4卷本《农具图谱》，汇集了当时全国各地使用的和新改进的各种农具，以交流改进、创造、推广和使用农具的经验，促进农具改革运动[21]。该书介绍了各种农业机械的构造特点、规格性能、使用方法、产地、造价等。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其他关于传统技术的出版物和一些独立的调查报告，比如关于立轴式风车的调查报告[22]。刘仙洲这样的机械工程史家更是重视民间技术的史学价值，对河北、山西、河南某些地方的传统机械做了调查[23]。

期间，大陆的学术研究陷于停滞。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学术活动和研究再度兴起。20世纪80年代，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博物馆在山东、云南等省调查了多种农业技术和机械，拍摄了录相。他们征集到的传统机械陈列或保存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苏州丝绸博物馆也调查和征集了不少传统纺织机械，使之成为重要展品或演示工具。同时，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对传统机械做了专题调研。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考古、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了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不少调研文章。研究生学位论文使调查研究工作更系统、更深入[23,24]。尹绍亭、何学惠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汇集了尹绍亭的农耕卷、唐立的生活技术卷、罗钰的采集渔猎卷等，其中描绘了很多工具和机械装置[25,26]。这套书的风格与日本学者的调查专著有相似之处，农耕卷描绘了许多耕作机械、筒车、龙骨水车、风扇车等，但很少涉及水碾、水磨、水碓等结构比较复杂的机械。

20世纪80年代，科研院所和文博部门的学者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调查、抢救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工艺。1994年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在1996年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的“九五”项目“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就是该丛书中的一卷。

三、调查传统机械的经验

1991年，笔者会同冯立升、钱小康、张治中等开始了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这一工作结束后，我们在“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继续有选择地调查传统机械。1998年以来，笔者开始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合作，调查中国的力学知识与机械技术传统。

现存传统机械种类繁多，同种机械还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这方面的调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以几个人的微薄之力和有限的经费，在课题规定的有限时间内，要调查各地的各式传统机械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不得不确定一个目标适当的研究路线。

我们不是选定某一地区做多种机具的调查，而是选择若干种机械，了解它们的机构设计、材料、制造工艺和使用等技术细节，将实物的调查与走访工匠相结合起来，以求在认识或发现机械技术传统方面真正有所突破。调查对象的选择取决于课题的目标。一般说来，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比较典型的、技术上特点突出的、代表传统技术水平的机械，它们大多是结构相对复杂的机械。如果某种技术濒于绝迹，就优先安排调查。中国古代的纯金属机械装置不是很多。为了反映这方面的技术，我们选择了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制造的浑仪和简仪。

传统机械大多属于农业和手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级政府的农机、机械、纺织、文博等部门及研究机构，了解传统机械的分布、制作和使用等情况，得到调查线索，初步选择调查对象和要寻访的民间匠人。例如，1993年，通过原机械工业部和连云港连云区科委，我们得知传统风车在江苏赣榆的使用情况，到海边的盐场做了调查[28]。那里的工程管理人员又向我们提供了去浙江开化县考察的线索，促成了水碓、油榨等机械的调查[29,30]。同年，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提供的线索，在云南省农机管理局、大理农机局、丽江农机局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云南的若干种传统农业机械[31]。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计量研究院、北京通州计量局的支持下，我们帮助德国合作者调查了北京通州的传统杆秤制作技术[32]。2001年，在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副院长的帮助下，我们到广西融水县调查了苗寨的水碾。

调查者的机械工程专业背景对深入开展工作，辨识技术细节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比较全面地实录技术细节，须拍摄机械的整体照片和各重要结构的局部照片，测绘出机械视图，记录工匠和使用者口述的设计与制作思路、方法、选材要求、技术窍门，用摄象机拍摄机械和采访工匠的过程。比较理想的是，拍摄、记录机械的制作过程。笔者曾与德国学者合作，拍摄、记录了北京和长沙工匠制作传统杆秤的全过程和使用情况。这种少而细的做法可以为将来复制这些机械提供完整的技术信息，是对传统技术的一种抢救。

采访工匠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在浙江、云南、山东、内蒙古、北京、广西都曾采访过制作和使用传统机械的手艺人和农民。在采访之前，我们阅读了有关的文献资料，参观或测绘了实物，从而拟订出要向工匠提出的问题。否则，所提问题可能落不到点子上，或者不够深入，采访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有时，由于方言的限制，双方可能出现交流的困难。这时，就要找“翻译”来帮忙。

电影、电视等技术的传入，为我们带来了保存和表现传统技术的新手段。一些非科技史专家策划拍摄的电影、电视片或多或少地纪录了一些传统技术，或者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线索，值得留意。例如，电影《柳堡的故事》以大量的画面表现了立轴式大风车带动龙骨水车提水的场景。立轴式风车已经绝迹，这部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卧轴式风车的场景出现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但镜头很少。近些年，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影视作品中偶尔也有筒车、水磨等机械的镜头一闪而过。科技史专家策划的专题片更有目的地记录了传统技术。比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刘仙洲和故宫博物院的帮助下，于1960年代拍摄了一部关于清官机械钟表的纪录片。近来，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制作了一部包括中国杆秤制作在内的《力学考古》电视片。

实地调查所得到的丰富资料须经过系统的整理，进而与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补充，追本溯源，探讨技术的演进和传播，或进行其它视角的研究。需要查阅的资料包括地方志、正史、野史、笔记、考古报告等。我们在浙江开化县调查的两种水碓与元朝王祯《农书》所记述的“撩车碓”和“鼓碓”相符，油榨则与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记载一致。《开化县志》对水碓也明确记载。

当然，我们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知识和方法，对传统技术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比如，对一种机械做动力学、运动学分析，探讨其零件的受力状况和结构特性，推算机械的传动效率和整个装置的功效，等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传统的技术，我们可以说它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但却不可轻易地断定它应用了什么科学原理。通常，工匠们知道怎么做，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技术规则，掌握什么样的窍门，却未掌握那些经过科学家所描述的原理和定律。

在调查和分析过程中还须辨识那些参入传统技术中的现代技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曾鼓励改良传统技术，发展现代技术。1950年代，中央政府更是提倡改进各式传统机械，举行过改良成果展览。随着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技术向各地传播，甚至影响到很偏僻的地区。传统机械的整体设计基本上遵循古制，但有些机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技术的影响，有的零件改用现代的材料制作，有的零件属于现代技术产品。比如，江苏赣榆风车的木卧轴被钢管轴取代，龙骨水车的木质刮水板改为橡胶板。苏州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架纺机上的一个木齿轮换成了塑料齿轮。云南、广西水车上都用铁丝来加固水轮的叶片。广西融水县杆洞乡水碾的水轮立轴上安装着现代的滚珠轴承，碾轮与轴的连接采用了现代的螺栓。杆秤加工过程中，匠人有时要借用现代的手电钻、钢锯、砂纸。现代文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研究传统机械时，一定要区分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现代的；在总结传统技术的时候，注意把现代技术“剔除”出去。

在采访工匠时，须注意防止近代知识“窜入”口述的知识中。比如，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匠在解释杆秤的时候，他可能要用现代力学概念和杠杆原理来解释称的原理和刻度划分，而这些却不属于中国古代的知识传统。在采访那些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工匠时，我们就比较容易避免后世知识的混入。

四、调查中的发现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仅就若干种传统机械做了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发现超出我们事先的期望。可以说，每次调查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结束调查计划时往往又发现新的调查对象，深感意犹未尽。归纳起来，我们在江苏、浙江、云南、广西、陕西、北京、山东、内蒙古等地调查得到了如下发现：

1.机械的详细构造和不同地区机械的相似性和差别，比如石磨盘、水轮、齿轮的构造；

2.整个机械及其零件的准确尺寸参数，如水碓、水碾的尺寸；

3.零件制作的选材要求和注意事项，如用杉木制作龙骨车；

4.零部件的制作工艺和加工工具，主要是木作工艺和金属工艺；

5.零部件的各种连接方式，如榫、楔、铆、箍、销等；

6.轴承的构造以及冷却方式，如浙江水碓、云南水磨中的轴承；

7.机械的控制方法，如水轮转速的控制、水磨粮斗与磨盘间隙的调节；

8.各种技术窍门，如长沙制作杆秤的秤星的方法、五味子用做涂料；

9.工匠解决技术问题的思路，如秤星刻度的划分与计算方法；

10.机械的其它用途，如水碓用于加工木粉、辣椒粉、纸浆等；

11.机械的操作要领与维护保养要求，机械的使用寿命；

12.匠人们的“讲究”，如杆秤刻度与福、禄、寿之间的关系的说辞。

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古籍中没有或很少描述的。这类活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生动的技术画卷，提出了新的有待调查的问题、思考的线索和文献研究的方向，值得珍视。

中国已经为实现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现代化”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掌握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传统技术被淘汰或濒于消失。社会上轻视“老古董”，有的传统技术已濒于消失。无详细记录的传统技术一旦失传，就难以挽回文化上的损失。立轴式风车的绝迹就是一个教训。调查和实录那些濒于失传的技术传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有关产业部门有责任开展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抢救、保护。国家应该建立有自己特点的科学技术博物馆，传统技术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机械工程史学者曾呼吁建立中国的机械博物馆。

五、基于调查资料的研究前景

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开展多视角的研究，包括史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探讨、技术起源和传播的分析、技术社会学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等等。

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技术有很多一致性和相似性，也有差异。这一现象与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与不同的民族相对应。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与自己民族有关的文献资料不多甚至很少。在此情况下，纯粹的历史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技术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是非常有潜力的。国外学者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的深入调查，较早将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称作“科技人类学”，强调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出路之一[33]。近年来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多少都有田野调查和文化人类学的色彩，只是深入系统的工作还不是很多。我们主张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传统”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中国的传统机械，分析传统技术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这是认识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本文作者只是做了若干初步的田野调查，视野更为开阔的技术与文化互动的研究还有待尝试。本文旨在教于学界同仁。

【参考文献】

[1]　陆敬严，八十年来指南车的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卷(1986)第1期，第52-58页。

[2]　李强，王振铎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科技模型的复原工作，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1991年）第2期，第63-71页。

[3]　席泽宗，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9-43页。

[4]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3期，第75-76页。

[5]　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页、封四，第3期第51-55页。

[6]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3卷（2001年）第3期，第88-94页。

[7]　张柏春，对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11卷（1994年）第3期，第36-38页。

[8]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

[9]　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

[10]　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4,part ii,mechanical engineer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12]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　陆敬严、华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　hommel,p.r.china at work;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whose life is tail,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sation.bucks county historicalsociety,doylestown,pa.,1937;john day,new york,1937.

[15]　rewi alley and c.c.bojesen,agricultural implements used insouthern kiangsu,the china journal,vol.xxvi,no.2(1937),pp.87-96.

[16]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4,part ii,mechanical engineer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412.

[17]　渡部武解说，（复刻）华北在来の晨具，大日本农机具协会、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华北农事试验场，1995年。

[18]　渡部武、渡部顺子，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ヵ言语文化研究所，历史·民俗丛书ⅳ，庆友社，2000年。

[19]　唐立(christian daniels)，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84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具图谱，第一卷，前言，第1页，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8年。

[22]　陈立，为什么风力没有在华北普遍利用——渤海海滨风车调查报告，科学通报，第2卷（1951年）第3期。

[23]　刘仙洲，有关我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的几项新资料，农业机械学报，第7卷（1964年）第3期，第194-203页。

[24]　易颖琦、陆敬严，中国古代立轴式大风车的考证与复原，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25]　李克敏，张小泉、王麻子剪刀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1992年）第2期，第70-84页。

[26]　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7]　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8]　中国风力翻车构造原理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4卷（1995年）第3期，第287-296页。

[29]　中国传统水轮及其驱动机械，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1994年）第2期，第155-163页；第3期，第254-263页。

[30]　张柏春、冯立升，“南方油榨”的初步考察，古今农业，1994年第4期，第23-27页。

[31]　云南几种传统水力机械的调查研究，古今农业，1994年第1期，第41-49页。

[32]　jürgen renn and matthias schemmel,waagen und wissen in china,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preprint 136,2000。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5篇

题例：

材料一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管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自中世纪晚期开始，乡村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在英格兰东部、西部和约克郡地区快速发展。商人发放原料，回收产品，销往海内外，这种新型的“乡村制造业活动”被称为“原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厂”，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16世纪初，纽贝里的一家毛纺织“工厂”雇佣了1140名工人，其中三分之二为妇女和儿童。海外市场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此类“工厂”的发展，英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毛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1700年毛纺织品占国内出口商品的70G。棉纺织业作为新行业随之兴起，其他行业也迅速扩张。机械化逐渐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摘编自【英】E.E.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等

材料三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6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再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要求：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观点明确，史论结合）（13分）

题例分析：第（1）小问，材料一中虽然直接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标志性表述，但针对此设问，高考命题人给出的参考答案里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表述，而是采用“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产生（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的表述方式，这实际是对“资本主义萌芽”说法的否定；第（2）小问，实际是东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比较，言下之意在于，资本主义产生是西方历史发展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不是所有民族历史发展都一定会经历资本主义这个必然阶段；材料三和第（3）小问，直接就是对教科书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依据的否定。这实际上已说清楚，雇佣关系不等于资本主义萌芽。从命题意图角度分析，高考命题人试图以高考题本身包含的观点来纠正教科书中的一些偏颇。

那问题又是怎么产生的呢？2003年，仲伟民的论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术回顾与反思》全面梳理了资本主义萌芽学术讨论的由来及其理论障碍。文章在综述此问题由来时提到：“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阐述奠定了今后讨论的基调。此后大批学者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和注释这段我们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话。多年来，学者争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早晚的问题，而不是在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似乎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个不必争论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恰巧在于，要弄清楚中国是否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就在要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主义，其次才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否的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越过“资本主义”的概念而讨论“萌芽”，在概念上是本末倒置。仲伟民认为：“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历史事实；既然没有，又何必苦苦寻找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萌芽？”

其实早在1973年，顾准先生就指出过：“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

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资本主义的起源》（厉以宁著）开篇有一段论述：“应当指出，私人雇佣关系就是私人雇佣关系，它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它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一个条件。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被雇佣的劳动者提供的剩余产品有限，当然会妨碍这种转化。转化的另一个条件是体制原因。只有在适当的体制之下，私人雇佣关系才有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可能。……即使私人雇佣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条件之一。由私人雇佣关系转化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要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同样必须具备其他条件。”这段论述，实际上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雇佣关系”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间不能画等号，资本主义萌芽包含雇佣关系，但有雇佣关系的存在，不一定就表明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建议教学过程中，教师将问题的由来、理论的缺陷和实证的不足，一一告诉学生，以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这符合新课程的精神。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6篇

keeping in England，以下简称《英国复式记账史》），由于其详细准确的记载内容以及精湛的理论分析，被收入美国著名会计史学家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 （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和英国著名会计史学家巴兹尔・塞利格・耶梅（Basil Selig Yamey）于1956主编的《会计史论文集》（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一书中。杰克逊的这篇文献总结了英国16-20世纪会计学家出版的关于复式记账规则、方法的相关教材，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地调研撰写而成。该文是研究英国会计账簿记录发展史的里程碑式文献，其学术观点对以后英国会计发展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在世界会计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对《英国复式记账史》一文作简要评述。

一、作者简况

J. G. C.杰克逊在1950年前是英国伦敦技术师范培训学院的一名讲师，后考取伦敦郡议会下属的英国继续教育巡视员。1950年他发表了论文《簿记学的成熟度》（教育的职业化，第二期，49-59页），1952年发表了《对簿记教学方法史的概括》（教育的职业化，第四期，42-61页）。

二、《英国复式记账史》理论脉络

杰克逊在这篇文章中设置了部分章节性的标题，从其理论脉络的发展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复式记账规则和教学方法的发展史。这部分论述了记账规则论述的改进历史，以及教师们对教学方法的改进历史。第二部分为账户的拟人说。这部分为作者本篇文章着重论述的部分，论述了会计学者为了说明记账规则更合理、更容易理解，寻求了账户的个性化。第三部分为分类账和总账的对立。在这部分，作者首先列举了学者们对使用分类账还是使用总账进行记账的观点的冲突，然后指出到二十世纪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分类账很难作为唯一的原始记账方式存在商业世界中。第四部分为账户的所有权理论。在这部分从所有者的角度来论述账户的意义，文中最后也指出了英国使用复式记账的数学法远远晚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

三、《英国复式记账史》学术观点

（一）复式记账规则和教学方法的发展史

（1）16-18世纪――繁琐复杂的记账规则。16-17世纪编写簿记教材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会计学科专业教师。他们采用的阐述方法受到当时会计学科的教学态度和作者有意、无意掌握到的会计理论知识的影响。会计学家诺思（1714）曾写道：分类账是意大利三栏式会计记账体系的基本原则，在书中簿记指令的主要目标是“借方和贷方的正确排序”。到19世纪末，簿记的教学历史主要包括了解释方法的改进，即如何解释账户借方和贷方以及如何登记分类账。在18世纪，教科书中记录的普遍学习方法就是提供大量适用于特定的种类繁多交易的可行性规则供学习者进行练习。英国第一本英文簿记教材是休・奥尔德卡斯尔于1588年创作的《账户记账规则的简单介绍》（共11章，最早的版本出现在1543年），然而在两个世纪里，他所记录的规则很少被后来的会计学家改进。凯茨（1926）注意到奥尔德卡斯尔提出的规则并不是出现在帕乔利的著作中，而是从皮尔155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引用。即使如此，相比17、18世纪的会计学家，皮尔对这个规则的贡献要多很多。他的方法是给出一套样本案例（总共四十四笔业务），并编写相应的日记账分录，在他随后编写的一系列书籍中，都提到这些例子。可是在皮尔1569年之后更多的工作中，他几乎是在重述这些规则，没有取得更大的新进展。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这个普通规则仍然适用，其可以用之解释的“业务”或例子也没有减少。包括大量的“案例”或实例的规则被延续到18世纪。爱德华・哈顿（1701）解释了29个国内、18个国外发生交易的正常账目，6个国内、5个国外发生交易的商的账目以及16个合伙经营企业的账目。斯内尔，与哈顿同时代的一个知名教师，曾出版《簿记规则》（1701），文章包括11页合计编号70条规则；随后是《商人账房》（1718）里的工作内容，共有69条规则。另一方面，路易斯在他的《簿记教学的简明方法》（1860）前言中指出，学生们“在他们的第一次尝试获取知识时就已经气馁，因为他们被大量的规则和实例混淆了…”由于这个缘故，书中作者减少了例子、规则，使记录和结算变得简单，更容易理解。”

（2）19世纪――记账规则描述的改进。作者发现，学者们并没意识到通过理解规则的意思来学习科目的困难。后来才开始尝试改善对规则的描述。首先，他们开始更清晰的展现规则；其次，熟练地进行描绘；再次，对规则开始进行分类。例如，约翰・柯林斯（1653），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写出了他关于用规则规范簿记记录各个部分的“分析”，但由于印刷或其他原因，柯林斯在布局设计上开创性的工作并没有后续行为。其实后期更流行的是帮助记忆的打油诗句。在簿记中作诗有一个漫长而光荣的历史。曼佐尼把他的规则作成诗（1534），以此作为记忆的工具，当然，这在其他学科中很常见；在英国对复式记账作诗的先父是詹姆斯・皮尔，乔治・皮尔的父亲，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著名的剧作家。他毫无理由对作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在范围上缩小，在词汇上简略，但在19世纪，一种或多种形式的记账诗也越来越普遍。在凯利博士的《簿记学原理》（1801）中，用作诗的形式记录了在一定时期内标准的工作方式。关于引用作诗的形式，布尔特在1859年曾解释说，学生们最初被安排模仿教课书上的一系列交易事项做账（效率低下），再后来他们运用作诗记账（效果竟不错）。有关分类的设置使教师能够有效地使用规则。这一改进标志着寻找适合所有业务记账的一般规则的开始。另一个分类领域的先驱者是托马斯・布朗，他教基督医院的孤儿学习商家之道。1670年他制定了一种“分析方法”，试图减少了大量的规则，用一张小字体打印的双面大页纸记录，来进行有意义的分类。例如，他将商品或货物交易有关的所有规则汇集到一起，然后根据他们的购买方式进行分析。马修奎恩，也依照类似的路径进行分类，1776年他出版了《簿记学入门》，并将之简化成他的“六种普通业务”，即1.存货和债务，2.购买，3.销售，4.收款，5.付款，6.余额，每一种业务都例证了簿记理论的一部分。

（3）16-19世纪――教师教学方法的发展史。通过死记硬背进行重复的教学、记账，如戴特方在1640年说过：“一本教材中全是文字，缺乏核心知识”，似乎一直是主要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也总是遵循相同的教学模式。约翰・马西森1818年提出了 “有独创性的老师检查”学生应用能力的方法。在同一时间，教师们逐渐开始改进教学方法，这增加了学生的练习兴趣。在最早的文本中，会计科目的理论是普遍遵循的由冗余教材、日记账和分类账组成的一“套”书籍，但在维持了近150年后，学生对冗余教材练习已经兴趣全无。戴方在1636年出版了《商人的真实写照》，第一本簿记练习就此产生。几年后，在他的《学徒时代及练习者》（1640）前言中，提到他的两本“多余的练习教材”时附带说明“总的来说它们比较少见，可能内容组成太难，否则会被更多的学校所接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马尔科姆建议学生应使用这本冗余教材中的例子练习，因为这本书“提出这么多问题，目的为了找到借方和贷方…在日记账中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1731）。半世纪后，汉密尔顿出版了他的《练习集》（1777），他把样本冗余教材和记账方法进行改进，页码相对应，这样“学习者可以很容易将它们进行比较。”到本世纪末冗余教材已成为普遍认可的练习教材。威克斯1797年出版了教科书《第二本冗余教材――献给那些希望进一步练习的人》。”他随后还承诺会出版一本《清晰的日记账和总账记录――仅供教师使用》的教材，但之后一直没有面世。冗余教材练习册存在了很长时间，一套完整的紧随科目理论的练习书籍以及一本或多本冗余教材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

（二）账户的拟人说 通过账户的拟人说解释从条目到账户的运用最早是在英国文本中发现的，这必然与记账系统的起源密切相关。三种主要的拟人说形式可以追溯。首先，账户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有生命的实体；其次账户可以被看做代表企业所拥有的；最后，这两种形式组合起来，账户就可以想象属于所有者拥有的可计量的独立的部分。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中这三种形式都是紧密交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发展和延伸到另外一种形式，并且之间都有少量相互借鉴的内容。最初的威尼斯日记账分录是由前面的账户为借方，单位是“每单元”，后面是贷方，单位是“每个”。这些词语是纯粹的技术术语，已经失去了本身的语法意义。然而，作者在翻译时发现没有相应的现有英语词汇，显然研究者不愿创造新的词汇。因此他们依赖于古老的意大利语言中将“我欠别人的”和“别人欠我的”普遍翻译成 “借方”和“贷方”。

17世纪初，记账分录已接近其现代的形式“X是Y的债务人”，从技术形式的具有可解释性。在《商人的真实写照》中老师和学生助手间有一段对话，问题是为什么库存现金在日记账中为“贷记库存现金”，老师的回答是：“因为现金（我收到的货币）作为我的财富被再次储存起来”。现金账户，帕乔利称为“cassa”，奥尔德卡斯尔翻译为“金库”，是最容易被拟人说的账户，被想象成币种的储存可以被人接受，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接收”和“支付”。拟人说的概念扩大到适用于无生命的物体（真实账户），马尔科姆・亚历山大称之为“艺术化和非正常的感觉”。他在1731年中写到：“当任何东西成为我的”，“我认为它是属于我的或者是可计量的东西。”本杰明・多恩在《会计师和几何学家》（1765）中将这种方法解释得更合理。拟人说原则的另一个发展是代表所有者自己拥有财富的账户（个人账户除外）意义的演化，狄格仁・西尼尔1802年第一个提出了这种观点。然而利特尔顿教授1933年表明，基本观点可以从复式记账最初的例子中找到。在每笔交易中财产都要被记录两次。例如，从Z处赊购一批商品，应该分析为“商品有所有权，Z销售商品将得到或应该得到财产。”这个概念在1850年被年轻的狄格仁延伸为每一笔交易都用货币来记录，用分录将每次交易记录下来，避免了各种收入混为一堆的现象。个人财富可以用账户来替代这一观念在大不列颠迅速地传开，到十九世纪中叶，詹姆斯・亨利・刘易斯将此解释为“巧妙而实用的构想”，长期以来在簿记中记录的总是借记某人，从其那里得到货物，现在意味着“在账簿记录中，借方和贷方不是商人的名字，而是将货物拟人说。”克莱林在其1892年出版的《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簿记学》一书中的摘录表明了这一观点的发展方向：交易者本身就是财产的所有者，可以进行收入和分配，可以认为应该将他而不是货物记入借方和贷方。但交易者必须记住各种各样的货物、现金、账单、设备及租赁的东西等。如果所有交易都发生，财产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进行购买，将所有的业务以他的名字记录在同一个账户下，很明显这是很复杂的任务，如果不投入大量时间记录每一个的细节，这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给条款分类、合并相关项目、相应地命名为各种账户、用借代和贷方的形式进行处理，就好像他们是有生命可以控制的人，负责好与他们有关的财产。

当账户被赋予一种可解释的个性化身份时，或者说有责任对实质上完全属于所有者的财产负责时，拟人说的完整理论就出现了。首次出现在著名数学家奥古斯都・德・摩根出版的教材《关于薄记记录的主要原则》（1846年，第五版）中的一则简短附注中，在有关于簿记的教学中发挥了作用，或许这是一篇在19世纪发现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在这种拟人说的特点中，它是最清晰的，并且扩展了一些符合逻辑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以前的教学方法中很含蓄，甚至会使分类账的结果被拒绝，变成了学习这门课程的绊脚石。克雷尔（1884）和戴尔（1897）都彻底完全地提出过这个概念，戴尔把这归功于摩根。克雷尔写道：“我们强烈呼吁设想能创造出一大批职员，他们决不能是复制品，可以自己从已有的规则中推导出一切。”这些规则就是：整个业务设想都是由职员执行的。假设有个被叫做资本或股份的职员代表企业的所有者，有个被叫做商品的职员来负责货物，有个被叫做现金的职员来负责货币，有个被叫做银行存款的职员来代表公司的银行家，有个被叫做应收账单的职员来负责管理所有应该支付给公司的账单…假设公司要向任何一个独立的员工、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进行信用交易…假设有个被叫做利润或损失的职员…公告板中写着：员工们注意管理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干涉他人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购买，“商品”收到货币，他马上将它交给“现金”，因为“商品”自己不负责管理现金。所有的交易都以“职员”间的价值运动来分析。例如，第一条规则是：“在一项交易中就有职员A从职员B中得到有一定价值的东西，A相对于 B来说就是债务人，B相对于A来说是债权人。”克雷尔用了25年来阐述这些方法，发现它对于学习者有启蒙作用，并且逐渐促进学习者对这一概念的掌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完全拟人说的认可程度与死记硬背的普遍反对程度是一致的。账户的拟人说解释方式不过是对簿记书中分类账的教学方法运用韵律和规律相应的生搬硬套进行批判的一方面。在最早的教材里也零星有作者对于死记硬背的批判。1714年，罗杰・诺斯说他不会“像这一领域大多数作家做的那样， 煞费苦心或者钻研太深，来增加大量的规则和让人迷惑的例子，”他还成功地出版了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初级簿记账户教材。

马拉奇先生在1750年发表了关于他设想创办“商人培训机构”的蓝图，他提出簿记指导老师应该“自然的循序渐进，系统地解释标准、原理以及规则…根据复式记账方法…”账户的独特方法在原理的使用规则上，它有助于年轻人进行可行性的逻辑推理，当人们合理地有系统地交流它们时，发现一点都不机械，仅仅依靠记忆记住这些规则就行，后来发现根本不需要给这些规则命名。簿记教学中生搬硬套的方法曾那么流行，以至于有些作者在他们的工作中对这个学科做总结时都小心翼翼：“簿记学是一门学科，迄今为止还未被数学的任何一种课程所嵌入。”马尔科姆，在他的早期著作《有关算术和簿记学的新著作》（1718）中也曾希望规则的可行性“是一项靠判断力而不是靠记忆进行的工作。”然而，尽管这门学科被批判是靠生搬硬套进行学习，教师们仍将他们的目标定位于使规则的适用性有理可推，然而规则的本身前提和理由并没有出现。布莱斯在1860年写到：“《使用规则》一本教材中提到：使用者必须行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判断。”

（三）分类账与总账的对立 教师们对支持使用分类账还是支持使用总账进行记账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实践教学课堂上是生搬硬套还是用合理的方法记录簿记间冲突的翻译版。这些对立方法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语法学校提出的到底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的问题持续了两个世纪，这也说明了簿记教学的重要性。虽然分类账曾在这个领域占据了350年“首要记账方法”的位置，在第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有一些质疑，它不再总是得到人们的支持赞同。大家一致批评用分类账是一味的生搬硬套、重复规则，复制早已存在的东西，这些批评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对其他学科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分类账很难作为唯一的原始记账方式存在商业世界中――这是总账代替分类账成为主要的记账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简单地说，分类账记录的是关于不理解总账的作用就不能作出决定的条目。日记账条目实际上是一定技术形式下的分类账，它试图隐藏在科目的学术性背后，最终导致了分类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使用上的衰退。B・F・福斯特1846年发表了《关于讲授写作和簿记记账的一般模式的评论》，这有可能是英国第一篇有关簿记教学的论文，他在论文中质疑了分类记账存在的问题。类似攻击分类账记账的方法早期也曾发生在美国，托马斯・琼斯先带了头，利特尔顿教授引用了B・F・福斯特写给托马斯・琼斯的信，信中最后对托马斯・琼斯开创了 “对总账理论解释”新起源大加赞赏。然而，第十九世纪中期将总账记录放在教学方式的首要位置并不是一个无意的发现。马尔科姆在1731年的写作中就认为“总账是主要的账簿记录方式”，并且认为总账应放在分类账的前面。但是，直到十九世纪，才普遍认识到将总账记录作为学科教学的重要性。詹姆斯・莫里森是最早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学者，他在1825年写到：“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总账，”“因为即使分类账先总账出现，但如果不能解释清楚总账的本质，也不可能理解分类账的真实含义。”直到摩根将自己和“总账学派”结在一起，才使使用这种方法的教材数量得以扩张。

摩根通过账户的拟人说形式强调了复式簿记的实质，他非常合乎逻辑地推导着，在“总账是唯一需要被解释的记账方式”学术领域里他具有完全的权威。摩根的《簿记附录》1846年就已出版，当时影响力并不大，直到三十年后第二版本出版才备受关注。在这三十年内，作者从所有新出版的书中只找到一本使用了总账记账方法，这本书由伦敦学院首要的簿记学教师及操作专家亨利・曼利1864年编写；但在摩根1876年的版本后“算术学”发展的更快一点。桑顿和莱尔分别在1879年和1894年出版了相关书籍，讲授了所有的交易在分类账之前怎样进行总账记录。莱尔1894年感谢了摩根理论对他的启发。在90年代时这已成为引起人们很大兴趣的一个问题，摩根的名字被频繁提及。例如，维特菲尔德，在1892年提到摩根时接着说，“簿记学学科的坏名声已经倒下了，当前用总账进行簿记记录大大减少了工作的错误。”比尔德1890年推荐公众使用安德鲁的《复式簿记记账法》（1897，首次出版于1881年）。到本世纪初对这种方法的使用介绍在教学圈子里已经众所周知。

（四）账户的所有权理论 个别账户的“理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了方法的论述。另一种可选择的理论称为账户的“所有权”理论。这一理论从所有者的角度来论述账户的意义，目前被美国的大多数课堂教学使用。从技术上讲，“所有权”理论的账户包括资产负债表或“资产负债表等式”的方法，因为从教学的开始和结束，讨论的核心和起点都是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账户是账户记录的最终结果。相反，在所有权理论下，资产负债表被看做一台活跃的机器，而不是最终储藏室。这在描绘交易的理念上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资产负债表是企业财务状况的结晶，对交易进行分析是为了确定财务结构的必需变化，例如资产负债表有什么新的变化，分析结果中账户科目有哪些组成，而不是循环跟踪所有的交易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注意力不是账户之间的“交换”，而是集中在资产负债表每一方的转变。对交易应该按照企业资产和负债的改变及其对所有者利润的影响进行分析。要根据资产负债表的转换而不是债务关系、客观的统计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关系、分析而不是裁决和生搬硬套的方法进行讨论。账户是“增加”或“减少”而不是“借方”或“贷方”，重点从簿记构想向簿记现实转移。

实际上资产负债表教学方法结果的完整理论体系早在1735年就已发现，斯蒂芬斯老师阐述同时即调整了“各种混淆的、杂乱无章的账户。”他成功摆脱了在当时看来找不到任何替代物的拟人说这个泥潭。他的方法是如此新颖，以至于他必须创造新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方法提出之前，教学中用规则进行解释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他的设计是“没有规则，直到他已经证明了它们就是结论的原因，其原则不言自明。”在他的介绍中，他通过定义资本为企业独立的抽象概念，来列举资产和负债的变化理论基础。在叙述中斯蒂芬斯普遍使用了术语“条件下”，在今天看来可以被称为“资产”和“多少负债，到什么程度”。由于缺乏合适的现有术语，两者都没有特别地解释。他说，记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找到衡量 “一个人拥有财产所达到的程度和范围。”下一步，他按照它们是单独影响资产、单独影响负债、同时影响资产和负债这三种方式把交易划分为三个类别。他进一步介绍了他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当时很新奇，即企业所有者是债权人。值得注意：“所有者”这个词今天使用时叫 “债权人”，这表明了斯蒂芬斯将平衡表中负债方误当成根源的本质，他误解了簿记中债务关系的构想。斯蒂芬斯对账户功能的解释给出了利用算术模型显示资产或负债单独变化的一个完整的理解。他随后说明了销售，采购，报销发票及企业财务状况中现金的收付。连续加法和减法令人乏味，他指出，“这些改变引起了条件变动的增加，是变化范围的一部分。对这些变化内容分别进行汇总，我们会吃惊的看到所有增加方合计数减去减少方合计数的差额就是我们刚才汇总的数额，所以我们得到了账户的两个方面的普通形式”。

斯蒂芬这本书的内容完全背离了当时正流行的拟人说解释。虽然在后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他的书和他的潜在思想都没有被作家们提到，但他已经提供了一个客观的主题框架，运用统计学科方法展现出账户的算数功能。斯蒂芬对教学方法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他的贡献是如此的显著。直到世纪之交，这种账户的结构观点才开始发展起来。1800年在印度孟加拉，税收局簿记员詹姆斯・威廉姆森・富尔顿发现根据现有的记账方法，掌握了用账户的“所有权”理论这一重要方面来解决问题，例如，账户是一种记录个人或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变化的方法，所有这些变化将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他意识到并强调，资本账户的余额不仅是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而是期初余额加上利润和损失变化所产生的净影响。通过分类账中的附加信息来区分资本和收入项目，富尔顿能够分析出所有的交易对资金的净影响，使它等同于其他账户余额变动产生的净影响。无论怎样他的建议还是很有实用价值，富尔顿的工作以一种新的方式又迈出了建设性的一步，即寻找记账的目标和宗旨，找到总账各账户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富尔顿簿记论出现的十八年后，克让海尔1818年完成了他的“所有权”理论解释，贡献在于他把资本作为一个“整体”阐述他的抽象本质，将它的组成“部分”区分开来，“整体”和“部分”是必然相等的。不同于拟人说的偶尔失误，这也是一种数学方法。一开始，Cronhelm 和斯蒂芬、富尔顿一样，把簿记记录看成一种记录财产及其变化而不是债务关系的方法。舍弃拟人说理论后，他的新方法吸收了很多抽象的数学方法，他指出资本账户作为一个数学平衡装置的理念遵循一定的逻辑，所有的账户都可以被看作是均衡的因素。簿记中任何借方或贷方是所有其他借方和贷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影响被看做是股本（资本）账户的独特性。但是这种普通方程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也需要考虑交易的动态变化。其组成部分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这一点上，Cronhelm开发的“所有权理论”将财产的所有权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所有制理论”的基本原则在1818年被清楚的阐述。这些从企业的所有者、所有权的基本方程、通过资产、负债或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来影响交易的设想中完整的分离出来。这种理论方法在19世纪曾被一些学者编写簿记学相关教材时采用。令人惊讶的是，复式记账的数学法已经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广为使用，而英国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使用簿记教科书。

四、《英国复式记账史》主要学术贡献及启示

笔者认为，《英国复式记账史》一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尽管之前已经有学者对英国复式记账史做过研究，但大多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本文则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整的、系统的总结了16-20世纪英国的会计发展史，不仅对复式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还对讲述方法、账户的拟人说、总账和分账及账户的所有权理论的会计发展进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英国会计史的空白，并为后来的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第二，作者花了大量功夫，对英国的会计学家出版的有关复式记账的所有教材进行分析整理，基于实地考察所获取的一手素材，得出复式记账在英国的发展史，极大地开拓了该领域的研究思路。第三，作者在进行学术探索的过程中，并未完全依赖于前人的一些已有成果，更多是依靠对所获取的大量实物资料的严谨分析，事实也证明，作者的结论站在客观的立场，对会计学家出版的教材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会计学家思想的狭隘、偏激与错误之处，甚至还揭示了一些其他会计学家著作中未进行描述但确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社会现象，更加全面的了解20世纪前英国的会计发展史。

在对J. G. C. Jackson的论文顶礼膜拜时，却也要看到其中所存在的缺陷，它只是对英国会计学家出版的有关复式记账的教材内容进行总结归纳，泛泛陈述了英国复式记账的发展史，并没有完整反映英国会计发展的全貌，当中所记载的更多只是英国会计学家有关复式记账的会计发展情况，而英国相关政府部门、学术部门颁布的有关复式记账法规的改进则被记录很少，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J. Mathes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Book-keeping （London. 1818），pp. 73.

[2]A. C. Littleton，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1933pp. 46.

[3]T. Jones，Jones Exercises in Book-keeping for Schools. 1840. pp. 2.

[4]R. B. Roe，An Introduction to Book-keeping （London， 1825），Preface.

[5]J. Morrison，The Elements of Book-keeping （London， 1825），pp. 36.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门学科，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它随着本世纪前50年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反帝、革命运动的进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在旧中国的近50年中，共出版各种有关著作和资料约524种。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研究的领域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战时沦陷区经济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而且出现了具有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性质的著作。有些论著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繁荣（1950?196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1960年，指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同年，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1)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成了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主力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并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年时已出版了5种史料。并从1960年起开始着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行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程。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已出版4种；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有些学者指出厂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严中平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2)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3)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17年中，出版专著61种、资料38种，570余篇。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了揭露列强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种，220余篇，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研究的领域，除了对旧有领域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这一阶段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这一讨论发生于　1956?1965年间。多数论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特别是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其特点是：有外资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少数论者认为没有原始积累过程。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和商利贷投机，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积累的工具。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个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4)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多数论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5)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6)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7)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8)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11)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12)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13)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爆发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l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1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祟洋”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

三、从反思走向全面繁荣阶段（1977年以来）

“”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的研究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说：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14)傅筑夫、丁日初、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与近代经济史受到重视相应，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构成益趋多元化。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的研究行列。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中设有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等不少学者，都撰文强调要改进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的意见，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5)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如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助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公路、航空和邮电；市场研究中的教材、城市、区域、全国、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1979-1998年的20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00种，约6000篇。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近1600篇，分别占这一阶段总和的20％和27％，但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1986年之后的13年，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如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由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1895?1927年卷3册（即将出版）；50年代启动的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均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有些专题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丰硕成果。除了第一阶段中的几项系列资料继续编辑出版外，新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资料大量出版，所涉及的领域有：中华民国经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行业经济、中外金融和工矿企业、商会和行会、海关及税收、华侨投资、南开经济指数、自贡盐业、盛宣怀、张謇，以及地方经济史志，等等。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它是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易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后者是主流，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等。张仲礼、李荣昌认为，中美贸易具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有显著的比较利益，有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和技术输入等作用。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丁日初认为，它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设备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或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或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曹均伟还认为，中外合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等。(16)

第二，关于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17)传统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就陆续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其经营的商品逐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基础；其市场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其取得的利润已成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生产关系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其经营方式逐渐采用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批发、信用结算等新方式。(18)农业经济虽然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但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在缓慢发展。如经营地主、富农、农垦公司在逐渐增加；耕种、灌溉、化肥、种籽等方面的新式技术和设备在逐渐推广；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人均产出亦非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是有升有降，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农业总产值中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1936年时达到10％的最高水平。(19)

第三，关于国内市场问题。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状况的考察，论证了近代的农产品商品化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农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二是对国内贸易总值和市场规模的考察，对某些阶段和某些年份的国内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特别是吴承明估算出了1870、1890、1908、1920、1936年5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l1.7、23.0、66.1、120.2亿两（规元）；l.20％、1.14％、6.28％、2.89％。(20)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张东刚的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1)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人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上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上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22)汪敬虞、夏东元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23)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一次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24)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25)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其制订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等，认为它既有掠夺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6)

第二，关于商会问题。徐鼎新、马敏、朱英、胡光明、虞和平等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等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中的与行会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商会与行会是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济促进作用；虞和平还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的关系，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虞阳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27)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有关研究主要探讨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总体状况、中外比较等问题。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薄弱之处。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本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房地产业、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商会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商会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以及商会的城市管理、商事仲裁、法律参与、国际交往及其与市场结构、市民社会的关系等则很少研究，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内容结构中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l卷“总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3)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4)博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从翰香成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196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孔经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市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期。

(6)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文汇报》。

(7)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1962年5月17日《文汇报》；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3期；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8)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李运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任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

(9)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10)孙毓棠：《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经济研究》1865年第9期；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12)郭沫若：《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张万全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和反动性》，1964年8月12日《光明日报》；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4)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198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经君健：加强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5)严中平：《中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有关论者的文章参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l990　年版；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曹均伟：《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1期，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丁长清：《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88年12月；吴承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虞和平：《改造传统农业》，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曹中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杜恂诚：《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祖炜：《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近代中国》（上海）第4辑（1995年）。

(21)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放：《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唐文起；《清末民初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2年第5期；张仲礼《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李时岳、胡滨：《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3)汪敬虞：《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9期。

(2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20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10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买办商人、买办与中国资本家阶级》，1987年3月17日《文汇报》；王水：《买办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集，1984年2月。

(26)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让1996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虞和平：《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丁日初：《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甘肃省博物馆；明代铁佛；修复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6-0104-03

冶铁技术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重大发明，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即春秋战国之交时进入铁器时代，随着技术的更新、推广及应用，影响并涉及至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佛教造像的制作领域，人们开始利用生铁来作为原料铸造各种类型的佛像，在流传至今的实物中就有大量的铁质造像，这是因为相对于传统的泥质塑像而言，以金属铸造的胎体更易于远距离搬迁和长久保存。［1］

在自然环境中，铁器文物难于保存是一个普遍问题，由于铁比铜活泼，加之铁本身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在潮湿的保存环境下，与空气中的氧易发生电化学腐蚀，所以保存完好的铁器比青铜器要少得多。此外，铁器表面腐蚀层的产物组成十分复杂，既与冶炼过程中铁、碳化合物的品种，包括铁器所含杂质有关，也与铁器的存放环境及表面受污染的程度有关，其成分、锈层结构随铁器的腐蚀环境、腐蚀时间长短等不同，而且有很大的差别。［2］

2010年6月，为配合甘肃省博物馆“庄严妙像――甘肃佛教艺术展”的顺利开展，根据临时工作需要，由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对欲参展的7尊受损的佛教造像进行了抢救性修复处理和表面封护，其中包括6尊明清青铜造像和1尊明代铁质造像，下文着重介绍明代铁佛的修复材料与保护技术。

一、保存状况

此次修复的明代铁佛为征集所得，高约65厘米，材质为铸铁。根据造像发髻、服饰及底座的风格，确定制作时间为明代，工艺为生铁翻模铸造。铸铁为生铁中的一种，通常含碳量约3％，含硅约2％，因断面呈深灰色，通常叫灰口铁。另外，碳在这种铁合金里是以片状的石墨形态存在，而且质较软，可进行切削加工，热时容易流动，铸造性能好，且较耐磨，但强度及延展性差。

从目前的保存状况看，尽管在器物表面覆盖有一层薄而致密的黑褐色氧化物，具有阻止铁器进一步腐蚀的作用，由于器物长期处于开放的保存环境中，加之文物库房保存条件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善，致使文物长期遭受空气粉尘、灰尘与大气有害气体等环境因素侵蚀，尤其在器物表面，除附着一层灰尘和尘土外，同时附着一些沉积在头部和面部的粘土层颗粒，因土质钙化作用在其螺髻与面额表面，并形成一层薄且致密的硬质层，致使头部与面部局部漫漶不清。此外，造像表面多处破损，局部区域覆盖颗粒粗大的锈斑，锈色发黄且疏松，体积膨胀或脆裂成片块状，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有的用手一碰就会掉下锈渣来，胎体腐蚀锈蚀程度较为严重。

二、腐蚀病害分析

（一）锈蚀类型

1.表面硬结物

造像表面除了灰尘、尘土污染物外，局部还含有一些表面硬结物，这些物质通常由器物锈蚀和埋葬地质层的矿物相结合，经长期的化学、物理作用凝聚、钙化而成的复杂复合物，一般附着在器物的表面，材质较硬，且难以剔除。

2.无害锈

铁器的锈蚀产物相对青铜器而言，腐蚀成分较为复杂。大多数铁器的腐蚀产物有：针铁矿（α-FeOOH）、正方针铁矿（β-FeOOH）、纤铁矿（γ-FeOOH）、 氧化铁（Fe2O3）、磁铁矿（Fe3O4）、碳酸氢亚铁（Fe（HCO3）2）以及铁硅化合物等复杂晶体混合物。

从铁佛胎体表面的锈蚀看，胎体表面的锈蚀成分多为无害锈。一般来说，铁器病害中的无害锈通常指器物表面的黑褐色物质，由铁的氧化物组成，主要成分为四氧化三铁（Fe3O4），它能保护铁器免于继续氧化。

3.有害锈

铁佛胎体表面发现无害锈时，同时在胎体内侧发现有少量结构疏松的有害锈。铁器有害锈的主要成分为活性铁锈酸（γ-FeOOH），由于在潮湿环境中首先形成γ-FeOOH，活泼的γ-FeOOH部分地或全面地向稳定的α-FeOOH转变（重排），而在常温下这种转变过程极其缓慢。同时在器物表面生成的γ-FeOOH，不能形成附着力强、致密的保护层；由于湿气和氧气的进一步渗入，新的γ-FeOOH又会生成，因而锈蚀层厚度会不断增加。［3］

4.形体残损

有些器物在埋藏前就已经遭受有意识的人为破坏，或是由于受埋葬环境塌方，以及器物胎体发生严重锈蚀等因素造成的形体残损。从这件铁佛的表面残损原因看，主要是由于胎体材质腐蚀损失造成的。

（二）影响因素

1.氧气和水分

铁器由于本身材质性质较活泼，在潮湿且有水的环境中均易发生腐蚀，生成有害锈γ-FeOOH，而且在器物表面形成多层锈蚀，造成文物损坏，其简单的电化学锈蚀反应如下：

2Fe2++O2+6H2O 4（γ-FeOOH）+8H+

在一定条件下，活性的γ-FeOOH向稳定的α-FeOOH或Fe3O4转变，同时，新的γ-FeOOH又会不断生成，铁锈层的厚度就会不断增加。

2.Cl-和SO42-

当铁器发生腐蚀时，Cl-易穿透腐蚀形成铁的氯化物，而铁的氯化物属于强酸弱碱盐，很容易水解为各种构形的FeO•OH；另一方面，含氯的腐蚀产物主要以β型羟基氧化铁―四方纤铁矿或可溶性氯化物的形式存在于铁锈中。研究表明，氯的存在是铁质文物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处于土壤和暴露于大气中的铁器，氯离子的存在是腐蚀得以循环发生的原因，盐酸的生成对铁器构成潜在的危害，如下式：［4］

2Fe +4HCl +O2 =2FeCl2 +2H2O

2FeCl2 + 3H2O + O2= 2FeOOH + 4HCl

另外，在敞开环境下，SO42-对铁器的腐蚀速度随腐蚀层微环境盐溶液浓度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因此，对于出土的铁器一定要及时进行除盐，并及时密封保存。

3.相对湿度

铁器的腐蚀过程不仅与氧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温度下，与所处环境的相对湿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湿气存在下，在器物表面容易形成不同的薄层氧化膜，易发生电化学腐蚀和化学腐蚀。研究表明，大气的相对湿度保持在60％，铁的腐蚀是很轻的，所以控制湿度，使器物不直接与空气接触，可以控制铁器腐蚀的发生。

4.pH值

分析表明，环境介质的pH值对铁器腐蚀的影响依赖于器物存在的环境，在中性或碱性潮湿环境中，极易发生电化学腐蚀，在酸性介质中，腐蚀较为缓慢，较有利于铁器的保存。

三、修复材料与技术、方法

（一）修复材料

1.清洗材料

根据造像表面污染物类型、成分，选择相应的清洗材料A（去离子水H2O）、2A（去离子水H2O乙醇）。

2.脱盐材料

修复确定氢氧化钠（NaOH）作为脱盐材料，采用浸泡法。

需要说明一点，在进行脱盐操作时，器物表面的锈蚀产物尽量清除干净，因为锈蚀的去除程度直接影响脱盐的效果。另外，浸泡液体积至少是器物体积的五倍，而且溶液的pH值需达到12以上。

3.封护材料

修复采用3％Paraloid B-72丙酮试剂作为封护材料。Paraloid B-72为丙烯酸树脂的一种。因无色透明和具有良好的粘接性能而广泛地应用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是西方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的常用材料。溶于丙酮或甲苯中，可用作文物碎块的粘接和表面封护材料。

（二）技术与方法

1.清理

表面一些灰尘、土垢和浮锈的清理，通常采用物理剔除的方法，具体操作方法为：使用皮老虎或软质羊毛刷，先将坐像表面的灰尘轻轻清除；清理表面比较松散的土垢，可用软毛刷刷，用洗耳球吹，用小竹签剔除；若用上述方法还是较难清理的土垢，可用雾化较好的喷壶在土垢表面喷少许去离子水，使土垢软化后用小竹签剔除；同时对比较致密的土垢，使用喷壶在土垢处喷少许去离子和乙醇（松土剂），其中乙醇挥发较快，乙醇的挥发在土垢中产生一些气道，从而达到疏松土垢的目的，然后再用竹签将土垢剔除；在剔除头部螺髻处及面部表面的锈蚀硬质层时，可用竹签或木签边敲打，边剔除。强调一点，在剔除时应谨慎小心，力度要适中，以不伤害造像表面为宜，从而避免造成小螺髻脱落及表面的物理人为伤害。

2.清洗

若表面污垢在使用物理、机械方法不能有效清理的情况下，则需使用清洗方法来进行剔除。具体操作是，器物用去离子水浸泡2~3小时之后，待表面浮锈及坚硬物乳化后，采用软毛刷刷洗。另外，如果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议直接使用超声波清洗仪对器物进行清洗，每次操作时间约30分钟，一般操作2~3次，即可使用手术刀将锈蚀剔除，上述方法对比较牢固的锈蚀是非常有效的。

3.脱盐

对造像实施脱盐操作，实质上主要是脱除氯化物，是保护处理的重要环节。将去除表面浮锈和污垢的造像放在适当的容器中，用2%氢氧化纳水溶液浸泡器物，定期检测清洗液中氯离子浓度，根据需要更换氢氧化钠溶液，直到认为清洗液中氯离子已基本去除。

用碱液脱盐之后，应将器物完全浸泡于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以除去多余的碱，浸泡时间至少应在4周以上。浸泡初期，溶解出的氢离子和氧离子会使水溶液的pH值保持在10以上，该条件下不易腐蚀铁器本身；同时更换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后，此时因水溶液pH值下降，需要在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缓蚀剂，应尽量选择无毒无害的缓蚀剂，如硅酸钠、钼酸钠等。

另外，有关废液的处理，特别是对于大量的氢氧化钠废液，应采用酸液进行中和后再进行排放。［5］

4.封护

对铁佛表面进行封护，目的是为了有效避免腐蚀的进一步发生。当胎体表面锈蚀清理干净后，可以使用2%Paraloid B-72丙酮试剂，使用软毛刷，依次从上至下，采用涂刷的方法对造像进行表面封护，一般涂刷2～3次即可，同时注意Paraloid B-72试剂的浓度不宜太大，以避免表面产生眩光。

5.后期保养

铁佛的后期保养对其保护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从目前保存环境及其影响因素来说，湿度是影响其保存的主要外部因素和病害发作的诱因，后期保养的重点应注意保存环境的干燥性与透气性，若一旦发现表面有害锈发作时，应及时进行干预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四、结论

鉴于明代铁佛保存现状，修复工作通过对胎体表面病害锈蚀类型、环境影响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了修复材料。使用物理、机械的方法对器物表面的土垢、锈蚀进行了清理，同时采用去离子水浸泡清洗方法对难于清除的锈蚀硬质物进行剔除，使用2%氢氧化钠水溶液浸泡法对器物胎体进行了脱盐处理，并使用3% Paraloid B-72的丙酮试剂对其表面实施了封护。同时对其后期保养提出了相关建议。最后，使受损文物在实验室且特定的时间内得到妥善保护，修复效果良好。

［注释］

［1］柯俊：《材料发展史》，引自《中国冶金史论文集》，2002年版，第1~8页。

［2］黄允兰、林碧霞、王昌燧、李京华：《古代铁器腐蚀产物的结构特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6年第1期，第24～27页。

［3］祝鸿范、周浩、蔡兰坤：《铁器文物保护中锈层化学稳定转化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1年第2期，第1～11页。

［4］王惠珍、朱虹、宋迪生等：《秦汉铁器锈蚀机理探讨及保护方法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第1期，第7~113页。

［5］祝鸿范、周浩：《出土铁器文物的脱盐清洗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5年第1期，第1~10页。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高三一轮复习；教材文本解读；有效教学

高考改革是必然的，但本人认为无论是形式的创新还是材料的新颖都体现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要求中。因此，笔者认为高三复习中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解读能力，尤其是一轮复习。所谓“解读”能力，即培养学生阅读解释、分析研究、理解体会的能力，而教材便是最科学、直接、严谨的资料，故笔者在高三一轮复习中尝试通过教材文本解读构建有效复习。

一、实践研究之缘起

1.基于课标要求的目标性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高中历史学习目标有明确的要求：“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学习，扩大掌握历史知识的范围，深入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此表述中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用“扩大掌握”“深入了解”等词强调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及能力的培养的要求。在高考模拟或真题中呈现回归课本、材料题客观题化等现象，其实就是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能力要求的体现。

2.基于高考考查的倾向性

新课程改革以来，“落实基础，重在理解”是唯一不变的主题。命题注重考查学生对历史新课程主干知识、基本知识的理解程度，尤其是史料信息解读能力。命题创设题干情境如历史论文关键词、古代牛耕图、古诗、理学家辩论、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性学习搜集的史料、学科术语、孙中山言论、中国外交史相关简表、中东战争形势图、通货膨胀示意图、历史文献材料、文化遗产图片等，都最终考查史料解读与信息提取能力。

3.基于现实教学的不足性

回归课本，回归史实，回归基础的要求往往被广大一线教师误解：（1）在高三一轮复习“夯实基础”的目标下，教学过程便是低层次的机械记忆了，而学生临时抱佛脚、考前突击应付的现象比比皆是，只会照搬课本知识进行回答，学生缺乏基本的史料解读和信息提取能力。（2）高三历史教师认识到解读能力的重要性，于是将与课堂复习内容有关的资料通通展现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分析。如，笔者在一次教学交流中，一位高三教师在复习人民版必修一《卓尔不群的雅典》时，汇集了大量图文资料，让学生进行分析。下面简略展示：

[案例1]设计一：用相关图片让学生理解梭伦改革中财产等级制。

设计二：用以下图文资料，引导学生分析梭伦改革的影响。

设计三：根据教材内容，引导学生分析伯利克里改革的内容。

设计四：用“帕帕迪的政治生活”中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案例分析雅典民主政治的得与失。

设计五：实战演练，因教学辅助资料中10～12年高考试题已有涉及，故课堂上安排2009年上海卷4、2008年海南单科、2008年广东单科、2009年江苏卷13、2008年宁夏文综、2009年安徽卷17，共六题高考真题进行训练。

在整个教学环节中不难看出教师准备充分，内容充实，注重培养学生的史料解读能力，但从课堂现场来看，学生是忙乱的，并没有跟上教师的节奏；从课堂实效来看，知识脉络不清晰，与书本整个知识结构脱节。一堂好的历史课应当既有趣味性又有思想性。为此，我们总会在教材文本之外寻找一些兼具趣味性与思想性的资料。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事实证明好的课外资料确能点亮历史课堂。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注意教材文本与课外资料的主次关系，不能本末颠倒。

其实，要培养学生的解读能力最直接、有效的材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教材。教材就是教学最好的材料，它既是教师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学生学习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高三一轮复习中注重教材文本的解读既有利于学生基础知识理解的掌握，又能提高学生的解读能力。

二、实践研究之尝试

基于现实与目标要求，笔者在高三一轮复习中进行了大胆尝试，即通过教材文本解读的训练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提高材料解读能力。如何对教材文本进行解读呢？笔者认为可以按照“章标题―节标题―框标题―具体内容”几个步骤展开。以正在进行的复习内容为例进行说明。

[案例2]高三一轮复习人民版必修一专题五。

解读之一 ――章标题：“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从“现代”与“对外关系”进行解读，将标题解读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指导下的外交活动，从而进一步指导学生理解什么是外交？什么因素影响外交？新中国的外交各阶段的政策是什么？有什么外交成就？步步紧扣构建专题框架结构，梳理整个专题的主干知识，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解读之二――节标题：《新时期的外交政策与成就》解读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不结盟政策及不结盟政策指导下的多边外交，使学生在展开内容复习前首先明确具体学习目标，即这节内容是现代中国哪个时期的什么外交政策和成就。

解读之三――框标题：“外交政策的调整”解读为新时期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不结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推进新型区域合作”两框解读为开展以联合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学生通过解读每一框的内容，将散落在整节内容各处的知识点进行整合，形成某一种联系思维如并列、因果、总分关系等。

解读之四――内容：通过1984年邓小平讲话解读什么是不结盟？通过教材第96页“中国队联合国事务的全面参与”解读中国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具体指全面参与联合国主要机构和参加联合国各种重要会议及活动。“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内容解读为参加和组织区域性组织即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各种活动、倡导发起“上海五国机制”并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落实基础

知识。

整个解读过程结构紧密，内容完整，思维逻辑性强，且每一步的推进学生是知识的生成者，教师只是通过设问加以引导。

[案例3]人民版必修一专题六《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

解读之一――章标题：设计思考：教材提到的“古代希腊、罗马”具体指哪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古希腊、罗马又给世界创造了什么政治文明？由此将专题六的标题解读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左右，希腊的民主政治与罗马的法律体系。梳理专题内容即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及代表；罗马法律制度的发展。

解读之二――节标题：《民主政治的摇篮――古代希腊》解读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将标题化繁为简。

解读之三――框标题：“蔚蓝色的希腊”“充满活力的城市国家”“珍惜自由的希腊公民”三个标题用了比较文学的用词体现了希腊民主政治产生条件的海洋自然条件、城邦社会条件及公民素质条件。而且“蔚蓝色”“充满活力”“珍惜自由”三个用语都体现了每个条件的特点，但是学生在理解方面有困难。如将其解读为“独特海洋自然地理环境是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自然条件”“城邦特点是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公民素质和权利是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保障”，学生较易接受。

解读之四――内容：第一框内容解读，理解“独特海洋自然地理环境是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自然条件”。设问：根据教材102页和教师提供的图片，分析希腊的地理环境怎么样？为什么这样的自然环境会影响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第二框内容解读，理解“城邦特点是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设问：什么是城邦？城邦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怎样影响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引导学生概括第二框内容，并理解城邦与民族政治之间的关联。第三框内容解读，理解“公民素质和权利为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重要保障”。

本专题内容理论性强，学生熟悉度低，但通过文本的解读就变得简单，且解读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概括、理解思维能力。立足教材文本的解读，既注重考点基础知识的梳理，又注重学生阅读和解题能力的提高。既致力于粗线条专题框架的构建和阶段特征的把握，又能对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

三、基于实践的反思

教材文本解读活动是一种对文本意义的建构，建构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学生来说，解读每个文本（专题题目、课标题、框标题、具体内容等）都是一种理解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和不断生成的过程。高三一轮复习中加强教材文本解读，既有利于学生把握基础知识，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内容，并生成某种共识，最终提高教学实效。

1.剖析专题，明确文本主题

机械发展史论文范文第10篇

最近几十年，随着各项工程建设和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石刻文献也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状态，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有学者认为从文书到碑志已经成为中古文史研究的新趋向。即便如此，由此而引发的轰动效应似乎并没有上述几类材料强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也为部分学者所忽视而未能及时传递给公众。这大概是由于石刻文献的出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出土地点的分散性也从客观上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出现。20多年以前，台湾著名金石学家叶国良先生曾指出研究古典文学时应该注重金石文献：“近人研究古典文学，很少注意到其与金石学的关系，这是奇怪的学术脱节现象。古人重视金石文字，金石文字往往占了文集中的最大篇幅，所以研究文学，而不涉猎金石学，是有点奇怪的；清代以前的学者并不如此。”（叶国良：《石学的展望》，《中国文哲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573—579页）在石刻文献大量涌现的今天，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各种普及性论著乃至文学史著作仍然难觅踪影，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即以三联书店新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而言，即有如下几端：

第一，文章的部分缺失严重。考古新发现的石刻文献虽然种类庞杂，但大都可以归入“文”的范畴，保守估计，中古时期新发现的碑刻和墓志的总数当不下1.5万篇。碑刻和墓志本身即是文学作品，应该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关注的对象。宇文所安先生在上卷导言中说，北朝两百年没有多少作品留下，并不是因为北人无知无识或者文化上无所建树，而是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同时他还认为：“一个文本只要能够保存下来，历史便会以一种奇特的、有时是迂回的方式，纠正不公平的忽视。”果真如此，近年考古发现的众多北朝文本似乎也应当在书中有所提及。（仅韩理洲先生汇辑的《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两书即收录北朝遗文2400余篇，大大超过严可均所辑录北朝文章的总数。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重新被发现，不仅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应该会促使中古文学研究的格局发生一定的改观。）虽然本书编写过程中尽量避免以文类立目的机械做法，但对于数量如此巨大、“对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特别的帮助”、能够从它们的写作中“观察出一般文学的质量和南北方文学的交互影响”“能代表社会精英阶层文学趣味的作品样本”（ 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第4期，第124—125页），本书一概予以回避，似乎不是科学的态度。文学研究中渐趋兴盛的、由重视经典化名家向文学的经典化与社会化并重的研究方向转变的势头，在这样的文学史中也未能得到全面的体现。而缺少了南北朝时期极为兴盛的碑志文体的文学史更是残缺不全的。

第二，新的研究成果未能及时吸收。新出石刻中不乏著名文士的作品甚至是他们本人的墓碑或墓志铭，这些作品能够使我们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有更为清晰的了解。虽然较早引起轰动的《王之涣墓志铭》已为学界所熟知，其中的新资料也被《剑桥中国文学史》运用到了王之涣的介绍之中，但新近出土的《韦应物墓志铭》《姚合墓志铭》《李益墓志铭》等等，却未能引起编者的重视。首先，不少文士的生卒年可以因为其墓志的出现得以确定。例如唐代著名诗人姚合，本书仍将其生卒年记作（约779至约849）（393页）。《晚唐》大陆版出版以后，笔者曾在写给宇文所安先生的邮件中指出：“第118页（《晚唐》）曾言及姚合的生卒年，您在撰写此书英文版时，姚合的生平确实尚不明晰，但其墓志已于近年出土，余曾撰小文言及此事。由墓志可知其生卒年可以确定为（777—842）。”宇文所安先生则回邮件称他曾见到姚合的墓志，只是忘记在大陆版中作出修订。（I did know about finding Yao He’s muzhiming， but forgot to make sure in the changes were made whe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being done.）（2011年3月28日的邮件）此外，据王胜明先生在《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中的考订，李益（367页）的生卒年当为（746—829）。陶敏先生《韦应物生平再考》则定韦应物（369页）的生卒年为（735—790）。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在此次大陆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仍然未能予以体现，不免令人顿生遗珠之憾。其次，一些唐代文士的姓名也可以根据新发现的文学作品得以订正。如《本事诗》的作者，本书仍记作“孟棨”（407页）。实际上早在2003年，洛阳郊区新发现的孟氏家族的四方墓志即被刊布，嗣后胡可先、陈尚君两位学者先后撰文指出，根据《李琡墓志》《萧威墓志》二文的作者在题署中的自称，“棨”当为“启”，殆无疑义。2009年版的《辞海》也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将孟启的姓名作了更正，可以看做考古发现与工具书更新的实例。而一些姓名翻译、校对中的错误，如《明皇杂录》的作者应为郑处诲，而非“郑处海”（403页），也是再版时应该予以订正的。

第三，对文学创作的评骘失当。尽管从文体上讲，绝大多数的石刻文本都可归入“文”的范畴，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唐文作者及其作品的研究，仍然多以传世典籍为立论的出发点，未能将传世文献和新出石刻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本书在评价樊宗师的作品时说：“樊宗师很多产，但他只有两篇散文存世，没有一篇的意思可以让人完全理解。我们不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局限，还是由于抄手在抄写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字句时犯下错误。”（382页）宇文所安先生所说的两篇散文当指传世文献中所存的《绛守居园池记》《绵州越王楼诗序》二文。实际上，现存的樊宗师文章并不止两篇，考古新发现的樊文即有《大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南阳樊府君（涚）墓志铭》《大唐故邢州内丘县令南阳樊府君（湊）墓志铭》等。《樊涚墓志铭》20世纪初即已出土，原石为千唐志斋征得，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曾经评论道：“韩公极推樊绍述之文，今其文仅存《绛守居园池记》《绵州越王楼诗序》，皆奇奥不可读。千唐志斋藏石有绍述为其从祖涚撰志，樊文传世又多一篇。文词与此二篇复不类、有独孤常州、梁补阙之风。文从字顺，于此见之。志立于贞元九年，或为少作，或《绛》《绵》两篇，绍述文之变格，以尤奇而传耳。”（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2页）“樊绍述之文，于《绛守居》《越王楼》两篇外，此为仅见。而文极平易，与韩公所言文从字顺者正合，知其非徒以险怪胜也。”（《语石·语石异同评》，第248页）《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中所收的《樊湊墓志铭》同样文从字顺，与同时代的墓志铭并无二致。韩愈之子韩昶曾就学于樊宗师，其墓志云：“宗师文学为人之师，文体与常人不同……其（韩昶）文中字或出于经史之外，樊读不能通。”可见樊宗师文章之奇，大概局限于文体方面，文章中的文字仍局限于经史之内，时人阅读他的文章或许并无障碍。后人之所以得出樊宗师文风艰涩的结论，则是由于文献的不足征而作出的偏见。在樊文已有新发现的情况下，若仍然仅以传世文献为基础来探讨其文风何如，自然不能准确反映其文章的全貌，由此而作出的评价也有失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