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概论范文

齐鲁文化概论篇1

关 键 词：道 礼 亲亲 尊尊 中庸之道

《论语•雍也》篇中曾载孔子的这样一句著名的话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句话，大概可以说是一部《论语》乃至孔子整体思想中的一句极具标识性的话语；与此同时，亦可以说是整个先秦儒学研究中的一个堪称代表性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虽一度曾在汉语思想世界引起过广泛关注，但从根本上说，却终未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试问：其中，“道”何言哉？而需“鲁”“一变”而“至”？甚至于它更需“齐”“一变”而再“变”？以及这一整句话最终所要表述的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对此，以往的意见和看法常常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本文是以为辨，作“变齐变鲁”辨析，并以一连串的反诘和追问（philosophizing），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学者。

一、儒家情结及其所在

众所周知，齐鲁两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空前绝后的“轴心时代”，或者说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思想世界，可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整个先秦儒家的重要发祥地；与此同时，它们亦可以说是曾经孕育和生发出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中庸之道”的生命摇篮。而且，其中，鲁国可以说是孔子的“第一故乡”，齐国可以说是孟子的“第二故乡”；而齐、鲁两国，则同时又可以分别说是荀子本人的“第二故乡”以及“第三故乡”。

对此，诸如孟子本人在具体谈及孔子之时，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1]而且，同样的话，还可以见诸于他的另外一段具体而生动的话语表述之中：“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这两段看似相同或相近的话，从一个侧面尤其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表达了深“明王道”、在外长期奔波竟达十三年之久以及“干七十余君莫能用”[3]的孔子，站在“去鲁”与“去齐”这样两个人生抉择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对即将远离自己生于兹、养于兹、教于兹的鲁国，充满了缱绻之心、眷眷之意和依依惜别之情；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终得以逃避齐国，更流露出了言说不尽的欢畅与快意甚至他连饭都等不及做好、用完，便毅然绝然地决定要离去。由此可见，在孟子的心目中，孔子对“齐”、“鲁”两国是怀有不同的思想感情的；而且，与其说这是孔子出于自己的一时兴起或者说是出于他对自己“父母之国”的一己之私，则倒不如说这是因由他对齐、鲁两国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价值取向——而此方面，孟子则看得最为清楚、明白：无他，惟“去他国之道”与“去父母国之道”不同之故也。

那么，在所谓“他国之道”与所谓“父母国之道”之间到底有何不同？或者说，在孔子那里，所谓“齐国之道”与“鲁国之道”，二者究竟又有什么可以分别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本文之所论，可以说，是完全交叉和重叠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4]的邹人孟子，虽曾有着如孔子一样周游列国的生活经历，但终其一生，却亦是以其在齐国的政治活动为主。譬如所谓“之齐”、“于齐”、“去齐”、“齐人”、“齐国”、“齐宣王”、“齐景公”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个字眼，据统计，在《孟子》一书之中，可谓俯拾即是，屡见不鲜。另据考证，以“择邻处”、“断机杼”而名存青史的孟母，其最终则亦客死他乡于齐；而且据说，极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中国经学史上著名的“齐学”问题，则更渊源于孟子[5]。

此外，我们还知道，曾经由卫国而入赵国的卫人荀子，在他的一生当中，虽朝燕、暮楚并两至于齐国，但在其内心和思想深处，却同样依然是情有独钟，心系于齐、鲁大地。譬如，据史载，他本人曾于齐襄王之时，在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6]；而且另据考证，在经学史上与“齐学”对峙的“鲁学”，其渊源，远则盖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地儒学，而近则似乎便源于战国晚期的思想家荀子[7]——这大概便是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故乡情结及其所在吧？与此同时，这一点，大概亦应当算作是“儒家”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其为“儒家”、“儒学”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其为“洙泗之学”的一个地缘优势之所在吧？这正有如后世俗语之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言之，也只有在齐、鲁大地之上，才能最终孕育和生发出“中国儒家”（chinese confucianism）。

二、儒学渊源及其命题

在太史公司马迁看来，齐、鲁两国的“文学”，乃是其“自古以来”的“天性”，而且即使在“天下并争”、“儒术既绌”的战国时代，齐、鲁两国之学，“独不废也”。非仅如此，“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还能“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并）以学（而）显于当世”。此外，甚至到了楚汉战争时期，当汉高祖刘邦因“诛项籍”而“举兵围鲁”之时，尚且能够亲身感受到“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于是乎，他便由此而进一步地得出结论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射乡饮之礼”[8]。

此外，《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此则亦曾指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9]——由此可见，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礼学思想及其中庸之道当其源有自，它们与当时的齐、鲁两国之间是存在着某种最直接也最明确的联系的；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可以将先秦儒学直接称之为“齐鲁之学”。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以上所述都是汉人的意见，而且有汉一代，去古未远，因此，他们的意见，应当引起我们今天的足够重视。

其实，孔子之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段话，在本文看来，的确完全可以代表着孔子本人对齐、鲁两国之道的一个总体认识和基本态度。然而，这里的问题却依然是，其中，“齐”、“鲁”、“道”三个关键词（key-word），到底分别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它们之间到底又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何以孔子要有意识地将此三者有先有后、一字排开并且通过两个“变”字最终将其联在一起？此外，“齐—鲁”以及“鲁—道”，究竟其间又在根本上内涵着怎样的一种具体变化发展呢？对此，古往今来，汉语学界的历代学者却众说纷纭，看法不一。

而本文对此则认为，这无疑乃是先秦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并且，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与此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很可能是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于是乎，我们亦便尚须对现存有关的历史文献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深入作细致入微的诠释和解读。

三、问题症结及其解决

何晏曾在《论语集解》之中，即曾征引包咸的话说：“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为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这里是从传统立说的。它将其中的“道”具体解作“周道”，并且认为，当时的齐国与鲁国，都或多或少地背离了两国的开创者、“周道”的忠实代表太公和周公之道。其中，譬诸“周道”，在他看来，鲁次之，差一步，故需一变而至；至于齐，则又次之，差了两步，故更需一变而再变。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孔子那里，只要有“明君”、“继周者”或周道的承载主体出现，那么，此二者，由此便都是可以得到伟大复兴，可以达到圆通、圆成和圆融的，可以使“大道行之时”。

对此，朱熹曾于《论语集注》中亦云：“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鲁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愚谓二国之俗，惟夫子为能变之而不得试。然因其言以考之，则其施为缓急之序，亦略可见矣。”——这里是就时局置论的。而它则又具体将其中的“道”释为“先王之道”，并且同样认为，在齐、鲁两国之道与所谓“先王之道”间，有着远近之分、难易之别，进而认为，当是时也，只有继周的“夫子为能变之”并能使之复归其道——尽管孔子本人“不得试”，但即便如此，那么，孔子本人在具体施行、运作上，似乎亦需将二者区别对待，以便于能够从中全面厘清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其实，有关于此的所有讨论一直都是先秦、秦汉时代思想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诸如《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中曾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仅存，三十四世而亡。”——应当指出，这里当然不乏有故事与预言的成分，然而，此说却去古未远。于是乎，从中，我们便大体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即在治国方略上，为太公所开创的齐国，它似乎侧重于推行所谓“尊贤上功”的“尊尊”之道；与此同时，而为周公所开创的鲁国，正相反对，则又似乎更侧重于施行所谓“亲亲上恩”的“亲亲”之道。换句话说，齐道则“尊尊”，而鲁道则“亲亲”。

又如《淮南子•齐俗训》中则亦载：“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这些话，当然亦不必尽信，但它在这里却重申了上述事实，即齐道“尊尊”，鲁道“亲亲”；尽管在字面上它分明显示“尊尊亲亲”的鲁道，然而我们从太公对鲁道的评价、周公对齐道的评价以及从齐、鲁两道在具体施行后所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上看，总的来说，鲁道则似乎更在于所谓“亲亲”而非所谓“尊尊”；否则，孔子之所谓“鲁一变至于道”一句话，将因此而变得丝毫没有意义。

此外,另据《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里的伯禽，乃是周公的长子。我们是以知鲁道亲亲，周文疲蔽；是以知周公之道的文极而蔽；是以知孔子之所谓“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并且是以知“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这大概就是所谓“周礼”、“周文”与“周道”，或者说就是周公之礼、周公之文和周公之道——这是因为，我们知道，韩宣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且仲孙湫在答齐桓公问“鲁可取乎”之时，亦曾有言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10]

对此，顾炎武曾在其所著《日知录》之中，并具体在“变齐变鲁”这一条目之下，作过这样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解释：“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11]善哉！斯言。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论语》中亦曾载孔子本人的这样一句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与此同时，据我们考察，顾氏则亦曾借重于此而解《诗经•国风•大车》中的如下两句诗：“‘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13]至此，我们恐怕便不得不对潘耒在《<日知录>序》中对乃师及其所著而作的“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的这样一评价，已有了一个相当深刻的体会；与此同时，也便不得不要钦佩顾氏本人之不同寻常、不同凡响的识见之力了。

具体在《论语集注》看来，所谓“政”者，乃是“为治之具”也，而“刑”则乃是“辅治之法”——依此国家机器，民众很可能会畏此而远离罪恶刑罚，但他们却无所愧耻；然而，若有国有家者能教导民众以“中庸之道”并以“礼”与“非礼”作为其是否离道的根本标准的话，则“民日迁善而不自知”矣！“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这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的，而其中心意见，则亦不过在于有关“中庸之道”的道理。至此，我们大概对孔子的“变齐变鲁”之意，已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即其根本用意，大概便在于：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使民“有耻且格”，却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使“民免而”。

在此，我们注意到，孔子曾两次提到了“耻”的问题，提到了“有耻”与“”。然而，所谓“耻”，对人而言，真的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对此，孟子尝有言曰：“人不可以。之耻，矣”[14]；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15]？由此亦可见，孔子所主张和倡导的“变齐变鲁”，对作为“政治动物”的人而言，的确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政治哲学上，的确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那么，何谓之“礼”呢？《礼记•乐记》中有云：“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与此同时，《礼记•曲礼上》之中则亦云：“行修言道，礼之质也”。换句话说，所谓“变齐变鲁”，“齐之以礼”——这句话的意思，在本文看来，不过在于主张和倡导从根本上回归古已有之的亲亲尊尊、文质彬彬、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而已。

此外，另据《论语•卫灵公》中载，当颜渊问“为邦”之时，孔子曾十分明确地回答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而这句话的中心意旨亦不过在于：追溯古已有之的亲亲尊尊、文质彬彬的“中庸之道”——这是因为，正有如《礼记•表记》中之所云，有夏之道“亲而不尊”、“质而不文”；而殷商之道，则“尊而不亲”、“文而不质”以及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换句话说，周人之道，亲亲尊尊、文质彬彬——这一切的一切，在本文看来，盖当本源于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政治历史的因革损益；而且，在孔子看来，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也许这便是古已有之的所谓“中庸之道”所蕴含着的内在逻辑吧？同时，同样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它似乎还可以说是庄子理念世界里的所谓“古之道术”；当然，它似乎也还可以说是荀子思想世界里的“先王之道”；或者说，是“先王之路”——其实，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孔子及为其所创立的先秦儒家，真正认识了先秦儒学或先秦礼学，并且更从根本上真正找到了先秦儒学或礼学的本质与核心（即“中庸之道”）的历史缘起和思想源头之所在。

总之，在本文看来，只有作如是观，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儒学思想史的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说得圆、讲得通，从而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讲好一部儒学。

注释：

[1]《孟子•尽心下》。

[2]《孟子•万章下》。

[3]《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4]《孟子•滕文公下》。

[5][7]王葆?：《今古文经学新论》第90页、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史记•孟荀列传》。

[8]《史记•儒林列传》。

[9]《汉书•儒林传》。

[10]《左传•闵公元年》。

[11]《日知录》卷七。

[12]《论语•为政》。

[13]《日知录》卷三。

齐鲁文化概论篇2

齐鲁之变

宋代名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意思是《论语》中包含了丰富到足够乃至用不了的治理之道。而这里的“治理”不外乎是“管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在我看来，《论语》中的管理之道，或许国人尚未完全悟透。“齐鲁之变”即是其一。

《论语 "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文字简单至极，文意似亦不深。千百年来的主流注释出奇一致，这大概也是《论语》注释中的一个奇迹了。即如《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尚有多种注释。有说“按时复习”的，有说“时时复习”的，还有说“时时练习”以及“及时实践”的。而“齐鲁之变”的注释，从朱熹“集注”起，到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课，再到钱穆“新解”、杨伯竣“译注”、南怀瑾“别裁”，傅佩荣再次“新解”，李泽厚“今读”，李零“我读”，译文大致为：齐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鲁国，鲁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道。解释大致为：齐国实行霸道，急功近利；鲁国实行王道，崇礼重义，王道高于霸道，鲁高于齐。

果真如此吗？我的观点是未必。道理很简单，齐鲁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且齐之所长，正是鲁之所短；齐之所短，正是鲁之所长。长短相对，且互补；王道与霸道相对，也互补。因而，完善自身的变革方向正是对方。这就是变革之道、“易”之道，也是管理之道。它本来可以有多个名称：太极、中庸、对立统一、一分为三。但前三个被久用、滥用、误用多年，以至于以讹传讹，不知其所以。因而，本文使用庞朴先生主张的“一分为三”的名称。其要点有：1）有A，2）有A的对立面B，3）AB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以此来完整理解齐鲁之变，只需加一句即可：鲁一变，至于齐，齐一变，至于道。

一分为三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何会误解千年？据说“易”有三解：变易、不易、简易。套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分为三是“变易”之道，这个道千年“不易”，但其实也相当“简易”，或者说简单。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孔子的本意可能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对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①的态度。

功德的说法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然而所谓的三不朽，其实质仅“功”、“德”而已，言只是对功德的记录。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孔子及其后的儒家尊崇立德、王道与德治。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孔子的A面，忽略了B面。

证据之一，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孔子对管仲的德行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器小”、“不俭”、“不知礼”（《论语 · 八佾》）。但当两位高徒子贡和子路质疑管仲“不仁”时，又为他辩护，称许“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 · 宪问》）。并将一向吝于给人的“仁”②慷慨地送给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可见，夫子并不拘泥于德，甚至有一点偏向于功。

证据之二，是孔子对“致富”的看法。孔子自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先生更愿意粗茶淡饭，曲肱而枕，乐在其中。他很喜欢的学生颜回，同样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夫子的评价是：“贤哉回也。”这被称为孔颜之乐，其所乐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安贫乐道。单看A面，“子罕言利”，“君子固穷”。但翻过B面，其实子也曾经曰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很欣赏的学生子贡，就是一位致富达人，“亿则屡中”，相当于现在的股神，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而且屡发屡中。夫子对子贡的评价是“瑚琏也”，栋梁之材。可见，夫子乐道，义以为上；但也非耻于言利，反倒有点致富光荣的味道。

证据之三，是儒法两家的学术渊源。儒法两家看似泾渭分明，儒家主张立德、王道、德治，法家主张立功、霸道、法治。但蹊跷的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吴起、李悝是子夏的学生，后期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而子夏、荀子均出自孔门，是正宗嫡传的儒家。究其原因，儒法两家，再加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易经。只不过对“易”的理解，道家主“变易”，法家主“不易”，儒家执两用中，主“中庸”，执经而达权。

所以，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有对立，也有统一，不能偏执一端，而应该执两用中。是为中庸，或称太极，也即一分为三，还可以叫做对立统一。从上面的证据来看，孔子是明白的，《论语》也是阐明的，只不过被误解、被误读了。其中不乏夫子的及门弟子。此外，孔子被误读为偏重德治，也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霸道横行。因而，孔子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德治，崇礼重义，正是对时弊的纠偏，恰好符合一分为三的管理之道。

波形收敛

管理涵盖多个层次，可一言以蔽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小到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大到组织管理，乃至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管理之道是普适的。

国家治理的两个关键政策目标是公平和效率。前者是内部凝聚力的基础，后者是外部竞争力的来源。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来说，二者缺一不可。这是它们的统一性。但二者又很难兼顾，偏于效率则有损公平，强调公平又伤及效率。这是它们的对立性。因而政策的演变轨迹往往就是在二者之间往复。

新中国以革命的均贫富而建国，前30年公平优先（这是革命逻辑的自然延续），结果却只是均贫，无法共富。后30年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中国制造大行其道，大多数人比以前富裕了，然而却少了幸福感，多了焦虑心，因为贫富不均，公平缺失。“反者，道之动也。”接下来的30年，毫无悬念，政策会导向公平优先。近年来，理念层次上的和谐社会、中国梦，实践层次上的养老、医疗等福利，户籍、教育等改革，无不指向公平。然而，这一次向公平的回归，不会回到大锅饭，不会回到一大二公。这也就是一分为三的第四个要点：对立双方的往复是逐步收敛的。我称之为“波形收敛”，图示如下：

图中的公平（1）和效率（2）是对立的双方。如前所述，中国处于由效率转向公平的阶段。与我们相反，欧洲处于由公平转向效率的阶段。但其演变轨迹，则与中国无异。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演变轨迹，与欧洲无异。包括再下一个30年。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世界潮流。宗教的祛魅和世俗化使人免于神权的压抑，的出现和演进使人免于皇权的无节制压榨，由此获得并不断扩展了精神和人身的自由，增强了财富生产及交换的意愿和现实可能。经由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动力技术和社会分工思想的推动，财富创造效率大大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100年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财富还要多①。但这一阶段，自由竞争的丛林法则、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劳动者的低博弈能力，也导致了公平的极度缺失。贫富差距悬殊，资本与劳动者严重对立，资本被形容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劳动者则被鼓动联合起来，打破身上的锁链，赢得整个世界。

为了平息绵延于欧洲的革命怒火，各国的政策取向陆续由效率转向公平，建立并不断提升福利体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福利制度养懒人，损害的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意愿。欧洲在多年的福利重负之下，逐步变得步履艰难。而始于2009年的欧债危机，则宣告了福利时代的终结，欧洲将再次转向效率，以重新获得外部竞争力。其标志是深陷危机的“欧猪”各国（P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以及其苦难同命的拉丁兄弟法国，乃至全民福利制度的鼻祖和样板英国，纷纷采取了延迟退休年龄、削减退休金、减少福利和补贴，以及裁员、降薪等政策手段。而在这些政策之下，最受伤的正是社会的中下层。公平的背影又一次渐行渐远。当然，不会远过滴血的、雾霾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图中的中庸（3）是对立双方演变的终极目标。就公平与效率而言，是二者多次（也许是N次）往复之后，可能达到的最佳比例。但更可能的是，这一比例永远达不到，而只是逐步收敛，无限趋近。就像孔子所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 "中庸》）。更何况，事物（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冲突或张力，一旦冲突或张力消失，发展的动力也将式微。由此看来，大同世界、和谐社会、共产主义原本就应该是美丽的乌托邦。否则，历史一旦终结，未来将走向何处？

所以，对立双方的演变，在波形收敛之外，还应该有其对立面：波形发散。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分为三的完整演变轨迹。就像宇宙有大爆炸，也有黑洞。前者是一个发散的过程，后者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地球和人类诞生并存在于大爆炸，这个正在由强变弱的过程中；或许将终结于黑洞，这个正在由弱变强的收敛过程。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弱者，道之用也”。强者是历史和现在，而弱者是现在和未来。只不过对于宇宙的历史和未来，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就像庄子所说的“蟪蛄不知春秋”，短暂到只可神游、无法记忆和规划而已。

包容性及其他

包容性（inclusive）大概可以算得上近期的热门词汇之一了。百度一下，结果有1800多万条。从亚行提出包容性增长，到的包容性发展，再到阿斯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森（Robinson）的包容性制度，均强调多元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事实上就是更加追求公平，因为亚洲和中国在经济追赶阶段，普遍存在效率凌越公平的问题，包容性是对这一问题的纠偏。

阿-罗的包容性制度，与少数人垄断权力和财富的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构成了对立的一对概念，被用来解释何以有些国家繁荣，有些国家贫穷。他们提出，国家繁荣的条件，除多元共享之外，还需要强国家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有足够中央集权又多元化”的制度安排。不难看出，这个条件中包含了两个对立的要素：集权和多元化。或者可以换成更有对立色彩的两个词：集权和分权。如果说公平和效率是治理政策的两个目标，那么集权和分权可以看作是实现目标的两个政策手段或制度安排。而这种手段也是一分为三的。

有点巧合的是，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的福山，近来关于国家治理的观点中，也包含了类似的辩证思维。他将治理定义为“政府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并提供服务的能力”，而治理良莠的分野在于自由裁量权和规则细化之间的权衡。自由裁量权过多的强国难以持久，但规则过细的强国同样不可持续。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久远一些，国家治理上的一分为三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就已提出的一个概念：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派与、公共管制与自由市场、人文关怀与经济效率的权衡。100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也见证了大家都在走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在学习社会主义的公平和管制，而社会主义在借鉴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市场。这，其实可以看作齐鲁之变的现代版。对此，我只能说，治理之道就是一分为三。

尾声

回到齐鲁。《吕氏春秋》上记载了一个故事。吕太公①封于齐，周公封于鲁。两人关系不错，探讨治国方略。太公曰：尊贤上功。周公曰：亲亲上恩。太公又曰：恐怕鲁国要贫弱了。 周公亦曰：鲁国虽然贫弱，但齐国恐怕要被外姓篡位了。此后，齐国果然日益强大，成为霸主，但传位二十四世后，被田成子篡位。鲁国日渐贫弱，仅能勉强维系，但存续了三十四世后才亡国。

齐鲁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画家群体；艺术风格；齐鲁画派；艺术创作；美术作品；渊源；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齐鲁画派”的准确概念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明确，但笼统地讲，既然齐鲁画派是一个地域性“画派”，就是以发展齐鲁文化艺术为宗旨，以山东自然风貌和人物风情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山东画家为主要力量的“绘画流派”。“齐鲁画派”的命名，源于国内外艺术史学界的一个常规做法，就是以某地域画派为名称，对某一画家群体加以冠名，如西方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巴比松画派、枫丹白露画派等，中国则有新安画派、海派、金陵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它的现实依据是，全国各地兴起的发展地域画派热潮，如广西的“漓江画派”、四川的“巴蜀画派”、东北的“关东画派”、无锡的“太湖画派”等。“齐鲁画派”之所以被冠以此名，是与它的母体齐鲁文化存在衍生关系的，有其特殊的渊源。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曾指出：“一个观念好比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取养料；观念的成熟与成形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能予以补充，帮助发展。”[1]（P.45）“齐鲁画派”就像齐鲁大地生长的一颗艺术种子，在这片特定的土地上孕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齐鲁画派”为齐鲁民风所浸润，受齐鲁文化影响，为齐鲁人民所创造，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一、“齐鲁画派”的文化渊源“齐鲁画派”名称中的“齐鲁”二字，应该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一个地域概念，也就是限定在行政区划中的山东这一地理范围，这是概念命名时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申明的另外一层更为重要的含义就是，它的内核应该是“齐鲁文化”。在“齐鲁画派”的主要创造者画家群体之外，尚有一个与画家密切交往的文化圈，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地域文化环境。地域画派的形成与该地区文化传承、艺术积淀、自然环境等因素密切关联。潘鲁生先生在阐述二者关系时曾提到：“齐鲁画派”首先是以地域文化为表征的画派，要从山东本地的文化资源出发，以齐鲁文化为根基，传承和发展齐鲁文脉、齐鲁风格、齐鲁精神，倡导创作采众长、求变创新，反映齐鲁地域文化特质。”[2]（P.79）这一点无疑是“齐鲁画派”存在价值和概念内涵的本质所在。这在当下的山东文学界，影视艺术界已经有较为显著的体现，如“文学鲁军”、“电视鲁军”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山东与众多名家及名作有着不可剥离的渊源关系。北魏时期乐安博昌（今寿光）人蒋少游即以“性机巧，颇能画刻”[3]（P.1970）著称。南朝著名山水画理论家王微是琅琊临沂人，所著《叙画》对后世山水画发展影响深远。隋代渤海（今阳信）人展子虔所绘《游春图》，开启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辉煌，公认为是名垂千古的杰作。展子虔不但擅长山水画，他的楼阁车马、人物、佛像也为人所称赞。宋代李成、燕肃、张择端也为画史所称道。宋代“三家山水”之首的李成，长期隐居山东营丘（今青州），人称李营丘，引领一个时代的山水画风格，“齐鲁之士，唯摹营丘”[4]（P.351）。宋青州人燕肃、元代曹县人商硕、莒人赵原山水画也仿效李成，并被画界所认可。元代营丘人阎信道，在界画领域的成就，为画史所称道。诸城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彪炳史册，是研究北宋城市生活绝无仅有的形象资料。东平人梁楷的减笔画，名作《泼墨仙人土》的写意精髓，名垂千古。元代赵孟所画《鹊华秋色图》，描绘济南郊外鹊山和华不注山景色，开元人简率之风。“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曾长期任泰安知州，清代时期郑板桥、李、李方膺亦有山东为官的经历；明代画家崔子忠（莱阳人），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在画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清代济宁人焦秉贞、潍坊人刘炯、胶州人法若真、冷枚、高凤翰等亦画名远扬。及至近代，高唐人李苦禅、潍坊人郭味蕖、崔子范、孙奇峰等人则成为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画家。

二、“齐鲁画派”先驱画家在梳理“齐鲁画派”画家群体的时候，首先会遇到人员流动而产生的复杂性。这里面既有鲁籍而主要成就在省外取得的情况，又有外省籍而艺术活动主要在山东的情况，还有既在山东又在外省的情况。从对画派的研究来看，这种情况在画史上的著名画派也存在。如岭南画派主要画家绝大多数为广东籍，且艺术活动也在此地。长安画派主要成员则多非陕西籍，主要艺术成就在西安。新金陵画派画家多为江苏籍，领军人物傅抱石、亚明、魏紫熙等人则为外省籍。所以研究画派中的画家，一般较为看重艺术活动发生地，但是出生地往往决定着他的文化基因，而且即使离开了故乡，与家乡画家的交往及相互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对“齐鲁画派”画家群体的梳理，也不能简单化处理而需要综合考虑，可以将他们分为两个核心层：第一核心层应该是山东生活和工作的画家，而鲁籍并与在鲁画家密切联系的画家，可视为“齐鲁画派”第二核心层。“齐鲁画派”的产生需要众多画家长时间共同的努力，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定文脉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我们需要探寻“齐鲁画派”的根系，找到它的文脉。“从时间概念上来说，一个画派的形成与延续，需要文化和思想的长久积淀，需要几代人的艺术传承，更需要艺术家的自觉与成熟。”[5]（P.99）“齐鲁画派”画家群体，长期在齐鲁大地共同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之下，会产生艺术旨趣与艺术追求上的相互影响，如持有类似的艺术观念，关注类似的题材，采用类似的形式与材料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地域共性。这种地域共性，既是艺术家艺术个性得以张扬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在一定阶段对艺术家的个性发展形成某种制约的重要因素。从晚清松年开始之后的一百年里，“齐鲁画派”先驱画家几代人共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开启了“齐鲁画派”的先声。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几位画家，在民间广泛流传着“关黑弭岳”（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岳祥书 ）或“关黑弭陈（陈维信）”四老的说法。除了以上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以外，在山东美术界取得瞩目成就的书画家还有曹庚生、吴天墀、张茆才、金、王献唐、姜守迁、柳子谷、黄立荪、赫保真、山之南、任小麓、徐培基、冯凭、张伏山、傅星伯、毕颖之、马龙青、王大中、王企华、于希宁、张立潮、宗惟成、王天池、王小古、王凤年、蒋维崧、陈寿荣、张彦青、刘鲁生、张朋、陈左黄、高小岩、修德、魏启后、乍启典、张鹤云、段谷风、皮之先、邹振亚、崔辉、王炳龙、闫学曾等人。

三、“齐鲁画派”艺术风格渊源

“齐鲁画派”艺术风格同齐鲁文化一样，融开放与持重、革新与保守于一体，以传统艺术风格为主导，兼容并蓄，普遍偏重浑厚质朴的艺术品格。近代以来，齐鲁大地的画家们，深受儒家中庸思想浸润，多延续传统艺术的标准，注重吸收传统艺术的营养，努力提高传统文化修养，看重画面以外的文化艺术素养，兼修诗、书、画、印。新文化运动在向全国传播的过程中，山东也受到积极影响，对新的绘画思想和外来艺术形式有所吸收，建立起了新的语言和面貌。而且近代以来，山东因沿海而成为列强抢夺的重要殖民地，外来文化较早舶来齐鲁大地尤其是鲁东沿海地区。山东地处京津与江浙沪两大艺术中心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一地缘关系，两大艺术中心对“齐鲁画派”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齐鲁大地及祖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成为“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创作源泉，可视为其生活渊源。1.“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儒家思想渊源儒家思想发源于鲁南地区，山东画家受到根深蒂固的影响。以“中庸之道”为要义的儒家思想，成为“齐鲁画派”画家潜意识遵从的准则。从审美上讲，“齐鲁画派”多数画家追求平正、正统的艺术品格，“偏、奇、怪、异”等前卫极端的艺术追求较少。如对20世纪山东美术产生重大影响的“齐鲁画派”先驱人物松年就持这样的观点，他在《颐园论画》中阐发过这一思想：“作书先讲求平正，既归平正，再求险绝，既归险绝，复归平正……初学画先求妥当，既能妥当，复求生动，既已生动，仍返妥当。”[6]（P.332）他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无论是书还是画，最高境界均为平正、妥当。从画派外部环境来讲，山东人作为“齐鲁画派”艺术作品的主要受众，多饱受儒家正统思想浸润。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决定了山东人的性格平实内敛，崇尚正统，大都欣赏厚重平正的作品。这样的文化环境，不可能不对“齐鲁画派”的审美品格和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画家们对山川草木、风土人情的认识和感受，对绘画语言的选择，也都难以超越这种人文环境。在创作过程中，无论艺术形象的归纳、提炼、升华，还是艺术语言的选择都会反映出来。从而导致“齐鲁画派”的内容与形式及整体艺术风格均带有这一鲜明印记，注重不偏不倚的传统，不重先锋性和奇巧之美。“齐鲁画派”画家与山东人的整体性格一样，相较其它地区更深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多内敛、朴实、谦和。体现在绘画创作理念上，“齐鲁画派”多数画家都重视中国书画的传统，以文人画精神为正统，重视学问、人品、思想、才情的传统文人综合修养。“尚古”是“齐鲁画派”艺术风格一大特征，如山水画中影响较大的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等人所创作的古意山水。“齐鲁画派”花鸟画创作也是崇尚传统的，重视传统题材的表现，如于希宁之梅，柳子谷之竹，张鹤云之鱼、陈寿荣之鹰等等，“讲究‘正道’和‘传统’之风气，则是一直不变的主旋律”[7]。人物画也注重表现出很强的传统意味，如王凤年的工笔仕女、段谷风的简笔人物等。2.“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西方渊源山东地处中国东部，有较长的海岸线面向广阔的海洋。近代以来，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沿海地区是中国较早接受外来艺术的地区，也是较早受到外国艺术影响的地区。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齐鲁画派”的外向性，众多画家到国外学习、展览、交流、访问。清末书画家王讷（安丘人）曾受清廷委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并在回国后创办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曹庚生、王企华等也曾在日本留学，并回国任教。

另外，山东有众多画家赴外交流，这些画家在对外展览、访问、考察的过程中，接触了西方的传统和现代艺术，进而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有了一个全球视野的思考，对西方能够弥补中国画不足的艺术语言进行吸收，从而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中有所体现。重要的艺术交流活动有：1979年张朋参加日本“第一届亚洲美术作品展览”；1981年弭菊田画展在日本举办；1983年至1987年张鹤云先后受聘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加拿大和美国举办了个人画展。1984年杨文仁作品《兰花》赴德国展出，《秋实》《葡萄》赴欧洲及新加坡展出；1987年济南画院画家在日本和歌山市举办画展，于希宁率山东美术家代表团赴日本和歌山、桥东两市举办画展，刘宝纯赴日本访问3个月；1990年山东美协推荐山东美术家作品，通过文化部外联部送美国旧金山展出，“高天祥画展”在日本举办；1991年“王凤年、俞黎华书画联展”在美国加洲圣地亚哥大学展出，同年“烟台画院15人画展”在日本举办；1992年“于希宁画展”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山东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山口县举办书画联展；1994年刘宝纯应美国休斯顿大学之邀访美3个月，在欧根画廊办个展；2002年杨松林等携“东方神韵――中国绘画欧美巡回展”在欧洲进行了为期50天的展览、考察和访问活动；山东女书画家协会组团赴日本访问。 在“齐鲁画派”的画家中，受到西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出现了较多融合吸收西方绘画语言的艺术风格，也有些画家将西方绘画技法应用于教学。如赫保真在总结牡丹画法时即提出“五结合画法”：古今结合、中西结合、工写结合、彩墨结合、主客观结合。张鹤云所擅长的鱼，融汇西方造型和中国传统水墨韵味。宗惟成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绘画大师素描的线与中国画的线结合在一起，主张线面结合去表现对象本质。岳祥书将中国水墨与西方造型手段结合，将写实技法熟练地应用于中国画写生与创作，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光影和色彩元素。此外油画界很多画家对西方美术的学习和吸收更为直接，如李超士是中国最早赴欧学习的画家之一，他接受了系统严格的西方造型训练，在山东任教时极其强调技巧训练的严格性，重视培养学生指对素描等基本功力的磨练。戴秉心早期赴比利时留学，受到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野兽派、表现主义以及佛兰德斯美术影响并在山东任教，在山东美术界植入了不同于苏联油画的西方现代艺术基因。

3.“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地缘渊源“齐鲁画派”处南北艺术交汇之地，居京津与江浙沪两大艺术中心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一地缘关系，两大艺术中心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齐鲁画派”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齐鲁画派”画家多在这两处求学，而且两大艺术中心的名家及院校教师也多有来鲁长期任教及交流，由于地缘关系使得相互之间的艺术交流活动广泛且深入。20世纪以来，“齐鲁画派”与这两地的重要艺术家和艺术流派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候随艺术家活动轨迹而表现得较为复杂，使三地之间的艺术活动密不可分。如20世纪早期著名鲁籍画家俞剑华，191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平高师毕业，1924年回济南任山东美术学校国画教员，兼任山东师范学堂国画专修科教员，并组织“翰墨缘画社”。1928年则赴上海任新华艺专教务长、教授，次年兼任国画系主任。此后的1957年在济南，1963年在济南、烟台、青岛，1964年在潍坊，分别举办了“俞剑华教授画展”，对山东美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毕颖之1929年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齐白石等名家，毕业后则在德州、济南、青岛、南京、杭州等地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宗惟成曾求学于杭州国立艺专、南京中央大学，1935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尔后则任教于济南。柳子谷1924年考入上海美专，受教于黄宾虹、刘海粟等人，任教于南京美专及东北，后移居济南30余年，任山东艺专教授。刘鲁生1944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潘天寿等人，回济南后从事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王企华早年毕业于苏州美专，1951年至济南任教并定居。除了基于教育活动的直接学习吸收之外，尚有这些地区画家之间频繁的艺术交流活动。在各种形式的艺术活动中，画家们能够就艺术创作理念、绘画技法、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从而使“齐鲁画派”与这两大艺术中心保持着紧密联系。如早在1928年至1930年关友声为艺术创作及以艺会友而建“嘤园”，常邀张大千、启功、李苦禅、俞剑华、张伯驹夫妇等人探访雅集。关友生还到外地写生及结交艺术界好友，如1935年到南京、苏州、湖南等地游学，与吴湖帆、徐悲鸿、傅抱石、谢稚柳等人结为好友。[8]（P.39）1936年赵望云、高剑父、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作品，在烟台朝阳街北新楼举办“杭州名人美术展览会”。1962年7月至9月，山东省政府为推动齐鲁画派的发展，邀请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著名画家在青岛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及讲座、展览。①1963年，潘天寿、吴之到青岛、济南、烟台、泰安、曲阜等地进行了考察、讲学、笔会活动。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郭怡、姚有多、李行简画展在淄博展出。此后，山东绘画界与全国各地特别是京津与江浙沪两地的联系更加多元化，艺术交流活动也更加频繁。两大艺术中心的画家及流派对“齐鲁画派”画家的影响是非常具体的，从许多画家的绘画艺术语言及艺术风格上都有明确体现。如曹庚生上海美专毕业后留在吴昌硕门下，为他汇集画稿、文物，得高师耳提面命，国学与艺术功底深厚，以书法入画，富有金石气息。毕颖之在北京求学期间，得白石先生真传，所画简约自然，充满生机活力，所画之花卉鱼虾和梅兰竹石，水墨逸笔，气韵生动。傅星伯于1942年入“北京艺光画社”学习，师承齐白石，擅大写意花鸟，笔墨豪放，拙藏大巧。蒋维崧于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受教于胡小石、乔大壮等名家，篆刻宗法乔大壮，并吸收殷周古金石风格，线条清丽生动，刀法质朴洗练。篆书亦结体正中寓奇，典雅俊逸。柳子谷在南京与徐悲鸿、张书一道被誉为“金陵三杰”，过从甚密，从艺术风格上来讲也颇受影响。他在画界多人批评张书格调低俗时，于1963年发表文章予以支持，提出绘画应满足普通人民大众喜好，走强调描绘性、雅俗共赏的山水花鸟画风格。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济南的艺术创作，影响到他的艺术风格。

4.“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生活渊源“外事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齐鲁画派”始终贯彻的指导思想，由此而在艺术上展现出极具活力的现实性，艺术风格不断创新。齐鲁大地及祖国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草木虫鱼都成为“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创作源泉，可视为其生活渊源。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美学追求，促使“齐鲁画派”艺术家们非常注重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及写生，进而提炼出客观对象激发主观感受而产生的“心象”，把它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这在“齐鲁画派”众多画家的艺术创作经历及作品上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山水、人物、花鸟画创作皆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山水”的出现，是山水画创作艺术与生活进一步密切的一个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方面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山水画亦需革新。在这一过程中，“反映时代审美，表现新生活”成为“新山水画”的迫切要求。“齐鲁画派”山水画家响应时代号召，积极投身于“新山水画”的创作中，贴近本土生活，表现时代精神。1959年“齐鲁画派”画家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作画，就是建立在一系列深入山东各地写生基础上的。1963年山东省美协发起省内各地写生创作活动，产生了一批“新山水画”佳作，如关友声的《佛山新貌》、黑伯龙的《云烟满泰岱》、弭菊田的《泰山》、陈维信的《泰山旭日》、徐培基的《大明湖》、张彦青的《位山水库》等。70年代，刘宝纯发起和参与的一系列“新山水画”写生创作活动，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程式，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标志着“齐鲁画派”新山水画的成熟。这一系列活动包括刘宝纯、张登堂、于太昌等人发起和参与的以黄河、海河、淮河为母题写生创作的系列作品，1971年起他们首先奔赴黄河流域，写生创作了《黄河组画》，并举办了“黄河写生组画展览”，后赴海河和淮河流域写生，出版了《海河新图》画集和《淮河》画集。1976年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陈维信、刘鲁生、张彦青等去泰山写生，举办了“泰山写生画展”。这些新山水画作品，为“齐鲁画派”注入了生命活力和时代精神。人物画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影响最大的当属“腰斩黄河”画集的出版。1952年12月“腰斩黄河文艺服务团”美术组，赴位山东枢纽工程工地作速写千余幅，并举办了“腰斩黄河写生画展”，进而创作了一幅国画巨作《举世奇创》在京展出，产生了强烈反响。1965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齐鲁画派”画家创作的“新旧社会对比教育”连环画，并被广泛刊发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物画在全国较为突出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新年画”对时代新风貌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画担负着向广大文盲群众传播社会主义新理念的重任，因此政府和画家对年画的革新倾注了热情，并成立了年画工作队。1952年创作出了《迎接大建设》《合作力量大》《互相得鱼多》等新年画38幅。1959年施邦华的《水库好》、朱学达的《福字灯》刻印达上千万份，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1964年的全国美展，山东新年画作品已经突破传统制作手法，多用水粉画创作，作品《民兵爆破队》《芒种时节》《贫下中农参观农具厂》《洪水到来之前》等都极富生活气息，内容多表现农业生产、民兵活动等。“齐鲁画派”花鸟画家于希宁、张朋、柳子谷等人都强调写生，对生活进行细致深入观察。这些画家特别偏爱的题材，如于希宁画梅，柳子谷画竹，陈寿荣画鹰，张鹤云画鱼，张建时画鸡等。于希宁对梅的观察和研究体现在他的创作多来自写生，通过深入观察而对梅的各种生活形态了然于胸，上世纪70至90年代数次去江南邓尉、超山、杭州、无锡等地对梅写生，“余七至邓尉，四至超山，与梅相处”[9]（P.66）。画家张朋为了表现出动物的灵性，经常到公园写生以熟悉动物的神态和习性，所画动物无不生动传神。柳子谷也极为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体味表现对象之神。“他为了观察雪中之竹，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冒雨站在竹林边看雨中之竹，自己淋成落汤鸡也在所不惜。”[10]（P.114）花鸟画的生活渊源还体现在“齐鲁画派”画家对牡丹的偏爱上。花开富贵国色天香的牡丹，同时又是菏泽甲天下的特产，吸引了很多山东花鸟画家以此为题材作画，并以画牡丹而闻名，如赫保真、王企华、王小古、崔辉等人。

四、结语“齐鲁画派”作为一个地域性艺术流派，在绘画界早已存在，一批先驱画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有一部分画家在全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但在学术界，“齐鲁画派”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只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获得有力的学术支撑。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任何地域的艺术都是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整个艺术史上的一个链环。艺术有它自己独有的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当中。我们对“齐鲁画派”文化渊源、先驱画家、风格渊源的追溯，尤其是对“齐鲁画派”艺术风格的思想渊源、西方渊源、地域渊源、生活渊源的剖析，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并认清它的本质，准确把握山东美术发展的规律。这对山东艺术各界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集合各方面力量，促进“齐鲁画派”更好地走向全国，有着积极的意义。（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此次参会画家有来自北京的吴镜汀、王雪涛、崔子范、郭传璋、颜地、郭味蕖、李苦禅、田世光，上海的王个、江寒汀、孙要民，南京的俞建华、钱松、亚明、陈大羽、张文俊，山东则有弭菊田、陈维信、刘鲁生、王企华、于希宁、张彦青等。参考文献：

[1] [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2]潘鲁生.关于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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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国荣.名不副实的“画派”制造――从“敦煌画派”的打造谈起[J].美术，2012，（09）.

[6] [清]松年.颐园论画[A].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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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侯弟坤.全才艺术家――关友生绘画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9]于希宁.于希宁诗草[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6.

齐鲁文化概论篇4

历史渊源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於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於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形成背景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鬆的环境。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於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於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鬆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鬆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

经商之道

鲁商的经商之道，最早形成於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

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後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中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陶朱公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於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

鲁商使命：履信尚义 兴商润民

齐鲁文化概论篇5

奖项名称:金远奖・年度最具整合创新媒体

获奖理由:通过加强品牌栏目建设、优化编播策略、提升广告服务能力,齐鲁电视台2009年斩获了4个亿的广告收入,成为地面频道中的传播枭雄。借助频道强势平台和丰富资源,齐鲁台通过“打造媒体而非利用平台”的理念整合经营三大新媒体,为广告主的多元传播需求提供了渠道和策略支持,在资源整合和产业创新经营上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齐鲁电视台副台长杨志勇在金远奖颁奖现场

“61号令”作为许多朋友“不愿言说的伤”,在业界激起的千层浪远远没有停息。企业面对广告价格的上涨疑虑重重,电视台对于广告资源的减少更是忧心忡忡,中国电视或许将在2010年加剧新一轮洗牌,马太效应将会逐步呈现。如何在残酷的竞争中顺应传播潮流激流勇进是摆在电视同仁面前的首要问题。然而,许多电视台在应对策略上却出现严重的同质化趋势:强化品牌栏目、开发植入式广告、开展线下活动。同质化的结果显而易见:一片血色红海。

作为地面频道的佼佼者,齐鲁电视台立足经济和人口大省――山东,强势覆盖8000多万人口,2009年斩获4个亿的广告营业额,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被誉为“中国第一影响力地面媒体”。在整合营销传播的时代趋势下,齐鲁人不仅将电视媒体做深做透,而且创造性地整合了“超联媒体”、“常青藤传媒”、“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三大特色鲜明的新媒体,实现了电视“冷媒介”的热延展(冷、热媒介的概念由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电视因为信息表现充分、观众无需太多信息加工过程而被他划为“冷媒介”之列),影响力直达消费终端,为电视台“贵时代”的生存发展开辟了广阔而独特的战略空间,同时也为广告主带来了更丰厚的传播体验和回报。谈到齐鲁台和其三个新媒体,代表齐鲁台领取金远奖的齐鲁电视台副台长杨志勇为记者做了形象化的解释:他说,新媒体“改变了观众的坐姿”,观众在家里看电视,一般是舒服地躺坐在沙发上,而新媒体的观众,是坐着看,是站着看,是专注地前倾聆听。这看似不经意的收看姿态的变化,实质上却形象地传达出新媒体受众对其内容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

“或者第一,或者唯一”是齐鲁台一以贯之的理念。齐鲁台的发展实践也证实,齐鲁台能在不同竞争环境下保持强势和领先,和齐鲁人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杨志勇告诉《广告主》,目前,齐鲁台的主要创新点,就是新媒体的打造,实现新媒体与传统电视媒体的资源优化整合。他说,齐鲁台在新媒体的选择上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全省性的,二是与电视业务相关联,三是要满足精确覆盖的要求,并将其定义为满足传播与销售的终端互动媒体。那么,齐鲁台 “1+3” 的组合到底有哪些内涵?这“1+3” 的组合对广告主来说,会有什么受益呢?

据杨志勇副台长介绍,“1”是指齐鲁台自身。2010年,齐鲁电视台将通过打造自己的自办品牌栏目,实现创新突破。2009年开播的新节目《一天零一夜》,成为继《新聊斋》、《拉呱》和《每日新闻》三档强势新闻节目之后的又一抢占晚间收视的强档新闻节目。此外,2010年齐鲁台还将加大电视剧的投入,通过优质的电视剧来最大限度地拉长有效收视时间。收视率高,代表着媒体的价值的实际效果增加,保障客户的利益。

“3”是齐鲁家买断经营的超联传媒、常青藤传媒和农村公益院线三种新媒体的组合,它们将组成一支“传媒新军”,为客户量身打造的线下传播活动,迎合了企业终端覆盖的营销目标。此外,齐鲁台的节目和活动也拥有了更多的传输平台。就此,齐鲁台形成了针对城市人口、在校大学生、广大农民等不同特征人群的多样化营销渠道。

超联传媒――国家工商总局为维护食品安全而做的一项民生工程,山东是全国的试点。其核心是在山东全省5000平米以上的大型超市中显要位置,安装食品安全查询机,消费者购买食品类商品后,只要在机器上刷一下条形码,就能验证该产品的相关信息。齐鲁台全面介入,以500家超市1500台查询机液晶屏和灯箱作为载体经营广告业务,解决了部分客户在卖场终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需求。

常青藤传媒――山东高校最大规模宣传平台。利用山东147所高校餐厅3000个电视终端,影响山东200万在校大学生,填补了常规电视媒体覆盖的盲点。

新农村院线――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国家于2007年开始推行“2131”工程,即21世纪每一个行政村,每一个月要看上一场电影。国家每场电影给予放映队一定补贴,同时为了鼓励市场化运作,允许每部电影前加放十分钟的广告。山东有八万多个行政村,一年下来的放映规模约100万场。齐鲁台以战略合作的方式与山东各地市农村院线合作,共同规范和经营广告市场。这一措施,使得齐鲁台的宣传触角直接到达广大农民的家门口。

杨志勇说,齐鲁台三个新媒体的选择各有侧重,各自解决了常规电视媒体不同薄弱环节,满足了客户对市场的细分的要求、对精确投放的要求。进而,齐鲁台提出了“打造媒体而不是利用平台”的概念。

道理很简单,平台只是一个被动的载体,而媒体则可以借助齐鲁人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和无穷智慧,从节目编排到宣传推广,依托母体加自身创新,全方位提升新媒体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也就等于打造新媒体的“收视率”,让客户的投放得到应有的回报。

三个新媒体分别结合各自特点推出了一系列包装推广方案,超联的刷条码送奖品活动、与超市互动宣传活动;常青藤大学生创业活动、与网络联办创意摄影大赛活动;新农村院线文化下乡活动、建立农村卫生院等活动。这一系列活动,无不结合齐鲁电视台已经形成的强势品牌和明星主持人形象,形成了新媒体与母体的充分互动。这一系列的举措,一方面借助母体快速助推、提升了新媒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使得母体的形象得到多渠道的推广,一举两得。从而围绕齐鲁台形成“地面媒体组”的格局。

齐鲁文化概论篇6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齐鲁文化概论篇7

关键词：征地；征地补偿；失地农民；乌鲁木齐县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1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expropriation， landless peasants not only lose the original land， but also the loss of land attached to the way of life and cost of living， which will of generated by the farmers’ living conditions， mode of productio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other a series of changes， these chang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farmers land expropriation will. The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Urumqi county land， according to survey data， analyzes the landless peasants personal circumstances， family income，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and land acquisition after landless farmers resettlement security situ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landless farmers； Urumqi county

因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土地被征收用于城市建设，从而出现了许多为了城市发展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失地农民。据推测，若未来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0%，到2030年，即未来将有363.33万hm2以上耕地被征收，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 800万人[1]。征地衍生的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不满情绪必然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失去土地后便面临着身份、就业状态的转型和变化，多数将长期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境地，对于这些失地农民国家对其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补偿安置，其补偿标准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并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1 调查区域概况

1.1 区域概况

乌鲁木齐县2014年土地面积421 097.45 hm2，其中农用地331 141.98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78.63%；建设用地5 033.79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20%；其他土地74 578.97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7.71%。

2014年，乌鲁木齐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1亿元。总人口51 916人，其中城镇人口6 992人，乡村人口44 924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86.53%。

1.2 征地概况

截至2014年，乌鲁木齐县共征地1 762.47 hm2，其中向萨尔达坂乡东南沟村征收10.38 hm2草地（二等四级）；向水西沟镇方家庄村、大庙村征收187.06 hm2耕地；向水西沟镇闸滩村、水西沟村、庙尔沟村征收66.72 hm2未利用地及其他剩余土地、林地；向水西沟镇平西梁村征收217.45 hm2耕地、林地。向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东湾村、东梁村征地4.62 hm2；向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板房沟村征地2.58 hm2；向板房沟乡灯草沟村征收5.2 hm2耕地，16.02 hm2未利用地；向板房沟乡七工村征收20.04 hm2耕地；向安宁渠镇保昌堡村征地10.65 hm2；向永丰乡公盛村征收2.06 hm2耕地。

乌鲁木齐县依据自治区2011年1月1日实施的《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进行征地补偿。现行的补偿标准见表1。规定了种植特种作物的耕地、菜地、果园的年产值应高于表1一等耕地标准；棉花地最高不得超过1.5倍；果园地最高不得超过2.0倍；蔬菜地最高不得超过3.0倍；葡萄地最高不得超过4.0倍。

2 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

2.1 调查问卷设计

本调查问卷以征地中失地农民意愿为核心设计问卷。问卷设计参照大量文献，同时借鉴相关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分析需要，确定调查问卷内容设计的问卷材料。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1）失地农民的个人特征调查，包括农民年龄、文化程度、民族等情况；（2）农民家庭特征调查，包括家庭年收入水平、家庭总人口、劳动力人数、被征地面积等情况；（3）农民意愿情况调查，包括征地意愿、征地补偿意愿、安置意愿、征地政策意愿等情况。

2.2 调查过程

本研究选择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入户调查获得资料，得到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在乌鲁木齐县下属村中随机选择村内的200户农民进行抽样调查，整理得到有效样本175份，占调研样本总数的88%。本次调查主要涉及乌鲁木齐县下属的水西沟镇东湾村、方家庄村、镇闸滩村；板房沟乡灯草沟村、七工村、板房沟村等村。

3 调查统计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受访样本以男性为主，占样本的73.10%；年龄主要集中在41～55岁之间，以中老年为主，占到样本的42.63%；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到总数的53.80%，只有2.29%的是大专及以上；家庭劳动力人数以1～2人为主，占样本的38%；家庭年收入水平1万～3万（含3万）的占46.07%，是最多的；家庭被征地的完全失地仅占总数的19.32%。见表2。

3.2 调查统计分析

3.2.1 征地意愿 总体分布通过问卷调查得知研究区域内的失地农民征地意愿以愿意居多，占61.68%，不愿意的占27.56%，无所谓的占10.76%。见表3。

通过表3可知方家庄村中的失地农民愿意的居多，占总人数的95.44%；而七工村的失地农民不愿意的居多，占总人数的45.27%。

3.2.2 影响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愿意征地的失地农民中有40.38%的是认为种地收入太低，征地后还有补偿；有29.51%是因为不用种地了能得到补偿，还能到外面专心打工的双重因素，有30.11%是因为儿女多在乌鲁木齐市工作，希望能和儿女团聚。

而不愿意土地被征收的农民中则有72.36%的是因为补偿标准太低，他们希望补偿标准适当提高；50%因为土地征收后缺乏生活保障，希望征地后提供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32%的希望征地后再提供一块生产条件相当的土地，24.69%的希望得到就业前的职业培训，增强就业竞争力，其中多数是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

3.2.3 失地农民对征地政策的意愿 在征地政策意愿方面有78.87%是因为土地征收标准，64.78%是因为补偿后的安置，30.98%是因为补偿费的分配，40.84%是因为社会保障。对于现有的征地政策，失地农民希望提高土地征收标准的居多，占总数的86.51%；有43.80%的失地农民希望可以组织村民代表直接与征地方协商谈判；有52.80%的希望能公开、公平分配征地补偿费；有31.81%的农民认为政府应该组织被征地村民进行非农就业培训；有38.63 %的农民认为集体土地应该以地入股分红以此可以长期获得收益；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交易的失地农民只有18%。

3.2.4 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安置意愿 乌鲁木齐县现有的安置模式是货币安置。现行的货币安置是将安置补助费金额一次性直接发给要安置的失地农民（表4）。

如表4所示，77.52%的失地农民更倾向于提高补偿金额。

4 调查中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征地补偿标准太低

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失地农民的意愿。如果补偿标准太低，失地农民会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不愿意土地被征收。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包括三部分：一是土地补偿费，二是安置补助费，三是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通过调查问卷得知，乌鲁木齐县72.36%失地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收的主要原因是补偿标准太低。

4.2 征地补偿安置方式单一

乌鲁木齐县农民土地被征收以后大多是货币安置，但61%的人不满意现有安置模式。货币安置对于政府而言，操作简单易行，只要按规定的补偿标准计算安置费，发放到人就行。但是对失地农民而言，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不能长远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失地农民的未来出路缺乏长远考虑，不能保证失地农民会生活得比现在好。一旦有限的补偿费用完，失地农民容易陷入坐吃山空的困境。

4.3 征地后失地农民就业困难

失地农民能否再就业关系到农民的未来生活水平。通过问卷调查得知，乌鲁木齐县征地后失地农民的就业情况有42%处于失业。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年龄主要集中在40～55岁之间，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就业意识和择业观念也相对落后。征地后，除了个别具有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勇气、技能与资金支持的失地农民在当地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店经商，其他失地农民只能外出务工，然而大部分失地农民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选择短期的临时性工作。

5 对策和建议

5.1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提高土地征收标准，增强征地补偿的公开透明性，公开、公平分配征地补偿费，完善被征地村民的社会保障措施，加大社保工作力度。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希望提高土地征收标准的居多，占总数的86.51%。由于城市房价的不断上涨，农民对被征土地的增值空间也有逐渐强烈的预期，因此，对农民被征土地价值的估算应逐渐转为参考同期房价的涨幅等来综合确定。

5.2 完善其他征地补偿方式

提高补偿金额，扩大征地补偿范围，增加住房安置，保障失地农民就业的就业安置，给予失地农民生活保障，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经济来源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得知，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更倾向于提高补偿金额，希望提高补偿金额的占总数77.52%；希望社会保险安置的占总数的49.43%，就业安置的占总数的40.44%。

5.3 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培训

积极帮助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前的职业培训，增加其就业竞争力。失地农民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为工人、勤杂工等，一旦改革，他们就会首先下岗，下岗后更难找到工作。应对失地农民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规划，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和受教育程度进行相关培训，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对失地农民登记造册优先考虑，鼓励当地企业、单位在招工方面向失地农民倾斜[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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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概论篇8

摘要：体育娱乐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在人类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还没有充分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专门的体育娱乐活动。齐文化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得以诞育的基本文化基础，齐国应当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基本诞育地。儒文化的发展，不但丰富了中国体育娱乐活动中的人文因子，而且对于建立和完善体育娱乐活动中的人文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早期的体育娱乐活动，基本的主流发源于东夷文化，成长在齐文化当中，吸收了儒学的营养，齐鲁传统文化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基本文化渊源。齐国形成的民俗文化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的基本躯干，鲁国形成的民俗文化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发展的肌肉和精神。

关键词：体育娱乐；中国早期；齐鲁文化；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5-0591-03

体育娱乐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以身体锻炼和精神愉悦为基本手段，达到增强体质、快活心智、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进行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专门科学领域，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衍生物。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可能有发达的体育娱乐活动的产生。从现有文字记载来看，中国早期的体育娱乐活动在齐鲁地区起源最早，而于齐地为甚。本文试图就其文化渊源谈一点肤浅认识。

1　齐鲁地区早期重要的体育娱乐活动项目

我国的古代并没有固定的“体育”和“娱乐”概念。客观的事实是，在“体育”、“娱乐”概念产生之前，体育娱乐活动就出现了。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齐鲁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活动。在现有的文字资料记载当中，齐鲁地区早期的体育娱乐活动主要在齐国地区集中反映出来，比较重要的项目有以下几种。

1.1

射箭　周代已经有了完备的射礼制度，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射礼分四种，其中，大射为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礼，宾射为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燕射为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乡射是与乡饮酒同时举行的地方性射礼。在齐国则出现了婚礼过程中的“射礼”。

射箭本来是一种生活手段，引人到婚礼当中自然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射箭习俗的重视，而且引导了人们对于射猎水平的有意识训练和提高。为了应对婚礼而对射箭水平有意识的训练提高，正是射箭从生活手段上升为体育活动的反映。从射猎演变出来的射礼，直到现在的射箭比赛，已经演变成了一项重要的体育运动。

1．2　技击　《荀子・议兵》篇有“齐人隆技击”的记载。技击，就是搏斗的技巧。史书记载，齐国在春秋时期就提倡拳勇，非常重视选拔拳勇俊才，《国语・齐语》记载说：“……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每年春、秋两季举行角试遴选。《管子》书记载，齐国曾要求士卒的武技水平要达到“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人，莫敢禁圉”(《管子・七法》)的水平才算合格。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里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中，有一条珍贵的技击资料：“左右旁发以相趋，此谓钩击。”意为先用左、右手从侧面击，紧接着向前猛烈冲击，这种招术，称为“钩击”。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兴盛的技击，也“就是后来中华武术早期雏形”[1]。现今的中华武术，仍然是享誉世界的体育运动项目。

1．3　蹴鞠　战国时期，齐国盛行一种叫作“蹴鞠”的游戏，这在《史记》、《战国策》中都有明确记载。现在的研究证明，蹴鞠就是现今风靡全球的足球运动。2004年2月4日，国际足联副秘书长热罗姆・项帕涅在伦敦举行的新闻会上正式宣布：“虽然有不少国家都认为自己是足球运动的诞生地，但研究国际足球的历史学家有确切证据表明，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2]2004年7月15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在开幕式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是足球的故乡。”随后，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向淄博临淄以及中国足协的代表颁发了确认纪念证书”[3]。

1．4　赛马　赛马术也是很早就在齐国出现的体育运动项目。齐国人似乎对马情有独钟，《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说，春秋时期“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这便是“老马识途”这一成语的由来。齐国养马、用马很是盛行，自1964年冬至1976年，在临淄齐国故城大城的东北部河崖头村西，曾发现了一座大型的殉马墓，学术界认定为春秋末期齐国国君景公之殉葬墓，推算当在殉马600匹以上[4]。

1．5　乐舞　齐国乐舞源远流长。《诗经・国风》中保留的齐地民歌就有11首，专辑谓之“齐风”。这些民歌，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1983年，在临淄稷山墓中还出土了8件鎏金编钟，为战国时期乐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和音乐界的巨大轰动[5]。1971年，在临淄区郎家庄东周殉人墓中出土了许多舞俑[6]，千姿百态，神色动人，美妙逼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齐国的乐舞生活。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齐国乐舞的繁荣与发达。

1.6　斗鸡、走狗　斗鸡、走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也是非常盛行的娱乐活动。斗鸡是驯养并观赏雄鸡搏斗的传统游戏。现今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斗鸡游戏。

走狗又称为走犬、放犬，就是狗的竞跑比赛。《诗经》当中就有齐人玩狗的记载，其中《诗经・齐风・卢令》就是――首描写相貌堂堂的贵族子弟玩狗的诗。

1．7　六博、毂击　六博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棋类游戏，与围棋并称为“博弈”。《事物纪原》记载：“古鸟曹氏始作博，盖夏后之臣也。”《论语・阳货》引用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由此来看，六博当属远古相传而来，在春秋战国时期演变成为常见的娱乐消遣方式。

毂击，顾名思义，就是两车之毂撞击为乐的游戏。毂，就是车轮中间贯人处的圆木，安装在车轮两侧的轴上，使车轮保持直立不至内外倾斜。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车轴头很长，长出来的轴头用金属包裹。这在以临淄后李文化遗址为基础建设的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展出的考古发掘实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上述诸多体育娱乐项目，都是在当时的齐国十分盛行的。因此，我们又可以大胆地说，齐国诞育的繁荣的体育娱乐活动，在世界闻名发展史上也有着光辉的历史地位。

2　齐国体育娱乐活动的基本来源

追根求源，绝大部分的体育娱乐活动项目都是来源于某

一地区的民风习俗，民风习俗是地域文化特征基本的表象方式。一个国家民风习俗的形成，往往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地理环境条件、国家管理理念、基本的文化渊源等等。由于这些因素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持续不断地产生着巨大的抑扬作用，民风习俗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凝练升华或者淡漠消逝。得以凝练升华的部分，有的也就形成为专门的体育娱乐活动项目。

从齐文化的文化渊源来看，“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是齐地民俗的一种基本表象特征[6]。齐人早期的生活习惯养成的好斗的生活习性，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弘扬光大，以致于成为一种民风习俗。齐人这种喜战、好斗的生活习性，是形成体育娱乐活动的基本胚胎。

从齐文化反映出来的基本思想观念看，“尚功利”是非常突出的思想特点。齐人喜战、好斗的生活习性，在“尚功利”民俗的社会环境当中，自然而然地刺激了以竟强为特征的体育娱乐活动运动的发展。“尚功利”的文化传统，是齐国体育娱乐活动得以发展起来的适宜温床。

从地理环境来看，齐国地处近海，“地卤，人民寡”，姜太公封邦建国以后，采取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很快摆脱了贫穷落后局面。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提高，必然催生了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繁荣，是齐国体育娱乐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总之，在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三大文明区域当中，东夷文明是比较发达的地区[8]，周代建立以后，齐国又是在东夷文明基础上最为发达的诸侯国。齐国“尚功利”民俗中包含了齐人喜战、好斗生活习性的东夷文明因子，“尚功利”的文化传统是东夷文明进一步发展必然结果。因此，东夷人喜战、好斗、尚功利也就成为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基本母体。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又为体育娱乐活动的诞育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3　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文化渊源探析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娱乐活动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

3．1　东夷文化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基本源头　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济水、淮河、长江为基本坐标的，在这四条大河流域，曾经诞育了三个大的势力集团，这就是西部的河洛(黄河、洛水)流域诞育的华夏集团、东部济淮(济水、淮河)流域诞育的东夷集团和南部的江汉(长江、汉水)流域诞育的苗蛮集团。这三个势力集团当中，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开化较早，南部的苗蛮集团到了商周之交才发达起来。三者不断相互碰撞交流，逐渐混而为一，迭次出现了所谓的夏、商、周三代王朝，真正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整体。但是，齐、鲁封邦建国以后，由于地理环境等众多不同的原因[8]，齐、鲁两国却逐渐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

3．2　齐、鲁地区的不同民俗为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文化营养　体育娱乐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既要受到文化传承的影响，又与民风习俗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孕育与形成，正是齐、鲁民俗从不同角度直接影响的结果。

对于齐、鲁地区的民风习俗，史料多有记载。从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述来看，齐之民风习俗主要是阔达多智、尚武勇、尊贤尚功、尚奢侈、好经术、矜功名等，这里边显然包含着许多的东夷文化因子。齐之民风习俗自然而然地催生着体育娱乐活动的萌芽。

而鲁之民风习俗，主要表现为好儒备礼、尚俭啬、尊尊亲亲、重教好学等方面，故有“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举鲁国而儒服”(《庄子・田子方》)的美誉。这种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欲望，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竞强意识有着很强的刺激作用，这也是体育娱乐活动的诞育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文化氛围。

与此相反，在鲁文化，尤其儒学当中，义是第一位的，舍生取义是儒家文化中所极力倡导的人生价值观念。当然，儒学也重视个人功名利禄的获得，但是否合于“义”是首要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儒学观念当中，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特别强调的两个方面，要么立言垂世、崇德、明礼、以德辅君，要么“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这种见义忘利近乎超凡脱俗的价值观念，对于正常社会生活中个人价值的追求有着很强的抑制作用。当然，儒学也主张强身健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但这些都是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出的，对于以追求功利和游艺娱乐为目的的体育娱乐活动，恐怕都是儒学所不齿的。我们知道的孔子一生所迷恋的娱乐活动恐怕只有乐舞之类，孔子如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就是很好的例证[9]。

崇尚功利与崇尚仁、义，体现出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当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汇总到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过程中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中国体育娱乐活动发展的文化精髓。

结语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体育娱乐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

东夷文明与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源头。并在不断的冲突和融合中得到了发展，周代的建立，也是东西两种文明体系碰撞的结果，周灭殷商以后，齐、鲁文化同期在东夷文化基础上发轫。因此，我们以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齐文化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得以诞育的基本文化基础，齐国应当是中国早期体育娱乐活动的基本诞育地。儒文化的发展，尤其儒学的创立以及儒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不但丰富了体育娱乐活动中的人文因子，而且对于建立和完善体育娱乐活动中的人文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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