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范文
时间：2024-04-02 10:44:40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1
从现实状况看，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取得了稳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以及农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变化，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因素阻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影响了农业生产，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生产的风险。比如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农业市场信息滞后等问题。首先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影响便是生产能力的下降，长久以往，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所以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其次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物价持续走高，农业生产的成本也在大幅的上涨。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直接导致了农民收益的下降，这将进一步加重之前提到的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是极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后是农业市场信息滞后，就是农业市场的发展不健全，信息传递滞后。如果农民能提前知道当年的市场情况，那么他们可以有效规避风险，防止损失的发生。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到位，这便导致了一些农民跟风种植，最终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二、农业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能力，通过对实际调查并取得大量客观事实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一种方法，通常被用于相互作用事物的研究中，主要是分析、解决研究对象中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方面，首先是在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取得最新资料，运用抽象思维法对取得材料进行分析，找到问题所在，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和方法，或者从中找出新的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定量分析是说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以及现象变化的过程与形成的结果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方法，是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将经济现象的有关数据和其变化程度实行量化，其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的存在或以不同的量的变化引起变化的过程，。
（二）综合系统分析
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科学知识为基础，立足于整体、着眼于综合，主要从各部分结构如何经过相互组合的方式形成整体和具体演变过程，综合考察分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整个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一种方法。其特点一是根据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把整体作为目标，着眼于整体和全局，实现整体到局部的分析方法。二是以系统的观点，根据多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的系统结构，利用综合方法，理解分析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三）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宏观分析是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针对宏观整体性而言的，可以理解为从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过程。微观分析，是指小的方面或局部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在国民经济中局部小范围或个别农户为对象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静态分析是指对一种事物横断面的一种状态分析，其特点是不考虑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不考虑均衡变动过程，只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动态分析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是过程分析，与静态分析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引入时间因素，同时涉及因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考察在不同时期中各种变量变动情况。动态分析研究的是过程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而静态分析研究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相对静止的。
三、以上分析方法在实际经济问题中运用的探讨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的运用
在实际经济问题分析过程中，定性分析为定量分析提供基础，定量分析的结果要通过定性分析来解释和理解，例如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文》中回顾目前最前沿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推广增长模型，将气候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运用ArcGIS的测算地理影响因素；运用OLS、Spatial Lag、Spatial Error、Spatial Durbin Model等实证分析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空间效应分析，着重分析空间溢出性和收敛性等方面，研究空间效应是加强还是减弱。就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以定量和实证分析为主，其中在实证中运用ArcGIS插值方法获取气温和降雨量的数值，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稳定性的邹氏检验，残差值得Moran’s I检验，估计空间面板数据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具体估计方法涉及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选择的检验方法主要有Wald检验和LR检验，空间Hausman检验等。在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法分析问题时，通常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大量复杂的运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计算成为可能，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法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综合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发现和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例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一文中是大量运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本论文一个最显著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从局部微观上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五个阶段，同时又每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步式的研究，这是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体现。文章中的第二章和第八章则是运用了综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概论和述评的形式来分析，同时紧密结合系统分步研究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国家政策走向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文章全文利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研究方法，并在全文交替运用，章节内部各段落之间，独立的章节之间，均有涉及了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
（三）宏观与微观分析的运用
在农业经济学中，整体上来分析农业经济这个大系统，就属于宏观分析，宏观就是大和整体的意思；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就属于微观分析，微观就是小和部分的意思。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大和整体范畴属于宏观方面的问题，农户或企业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小和部分范畴属于微观方面。因为宏观要以微观为基础，微观要受宏观的约束，两者是相辅相承、互相约束，所以既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又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又需要从局部来分析。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运用
影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状态，实现新的均衡，引起均衡点的移动 这就需要利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例如在《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文章从结构建模静态分析与时间序列动态分析相结合，试图从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通过结构建模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长期动态分析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且乡镇企业贷款有助于农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四、结论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 历史 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
市场 ’和‘ 经济 集团’或者‘ 社会 主义 ’和‘ 资本主义 ’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 环境 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 经济学 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历史 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3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以牛顿力学为典型代表的机械思维方式之上的；而机械思维是以“还原论”和“决定论”为特征。所谓“还原论”即我们可以把复杂的事物分解还原为若干相互孤立的最小组成部分或元素，而所有元素的加总又可以还原为原来的整体。所谓“决定论”即相信事物的变化有着唯一不变的客观规律，如同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行星轨道一样可以精确计算。这些观点曾经支撑了科学的方法论与科学信念，造就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辉煌；以至于“还原论”、“决定论”两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互结合，越过自然科学的边界，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原则。“还原论”与“决定论”由此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与理论构造的原点。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借用了力学的概念构造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开创的静态均衡思想与边际分析方法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深刻地影响到了西方经济学日后的进展。以至于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体的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相信社会利益是由个体利益加总所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自洽性在凯恩斯之前从未得到质疑。同时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实证化和数学化，使得经济学向自然科学靠拢，产生了构建如同自然科学一般精密的实证的经济理论的乐观情绪。
凯恩斯革命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诞生了现代经济学。尽管凯恩斯经济学从“经济总量”入手，并且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多少打破了“还原论”与“决定论”的固囿；然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彻底突破两者的局限性，其基本分析范式也没有根本的转变。例如萨缪尔森就终生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调和，构建了占据主流地位的综合学派。同时，当代经济学不断分工与细化并深入到社会经济系统的局部，产生了诸多“部门经济学”，潜意识地把所有“部门经济学”的总和等同于经济领域的总和，这就是“还原论”的延续。当代经济分析越来越注重实证性，继续强化使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继续使用随机过程理论对“不确定性”进行模拟与分析，这就是“决定论”的延续。在当代“还原论”与“决定论”目前仍然是主流经济家们的惯性思维方式。
而复杂性思维是近二十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静态均衡思想与边际分析方法论所表现的思维局限性的质疑与挑战。与机械思维方式一样，复杂性思维也是从自然科学中脱胎演化而来。物理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定律、玻尔互补原理、哥德尔的不完全性法则，交叉学科中的协同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极大影响了社会学科。复杂性科学运用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乃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有着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定涵义。首先，经济个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导致的正反馈效应。与市场供求相互调节适应最后导致均衡价格的负反馈不同，人类社会的活动中存在着大量加速度的正反馈，它们构成了现实中的种种“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导致社会经济中许多事物的运动是非线性过程。其次是“不可还原性”。这是指客观事物某种运动或性态跨越某种限度或阈值以后整合成不可还原的新性态和相互关系。比如，生产要素由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构成，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了报酬递增，这是一种“整体性”现象，就无法归结为像边际生产力理论所表述，像欧拉定理所证明的那样（全微分等于偏微分之和），将总产量还原为由单个要素对产量起作用的边际贡献的总和。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分析中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判断，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性。
第三是“不可逆性”。即事物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以单向的时间为矢量的，无法退化到以前状态。局部的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乃至整个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在历史上往往表现为路径依赖，事物的发展方向与路径是历史的积累与沉淀所决定的，从而构成了经济理论中的进化观点与时间分析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不可逆性”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机械性的均衡点的“不可还原性”；它们两者又都统一在事物发展的正反馈过程中。可见，“三个特点”又是内在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三位一体”地存在于复杂性特征之中。可见，复杂性思维方式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化特征是格格不入的。首先，它从思维取向上就直接否定了“还原论”。因为“还原论”割裂了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把各种经济要素看成了简单的堆积与加总。其次，“不可还原性”与“不可逆性”直接阻塞了“还原论”的“还原路径”。最后，在正反馈的作用下，任何微小涨落导致的随机事件都可以带来决定性的巨大后果，因此经济社会的趋势也就无法精确地描绘与预测，里边充满了“混沌”与“分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就在方法论上颠覆了“决定论”对经济进行精确预测的可能性。可见，复杂性思维方式否定了“还原论”与“决定论”。但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目前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远远没有构建出以复杂性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还要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继续探索走出理论困境的可能性。
二、两种理论构造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建立在“还原论”与“决定论”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与复杂性思维方式是两种异向的理论构造模式，由此带来的经济理论与政策指向必然也会大相径庭。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这两种经济理论的构造模式即便不说完全相反，至少也是完全无法兼容的。对于这种根本的差异，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两者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的幻想。因为从理论的构建基础上看，它们在理论构造的原点上就已经分道扬镳，只能渐行渐远。试图用一种模式来“兼并”另一种，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取得成功。事实上，不同的理论构造模式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其术语、概念、思想的不同也加剧了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互对峙与疏离，这是导致经济理论故步自封的主要原因。正如科尔内在三十年前说：“经济系统理论处于零散分割的状况。如果每一流派都清醒地意识到其他流派的存在将是很好的事情。然而更常见的是它们之间竟完全忽视了对方的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几乎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的。用数学公式表述的经济学和用文字表述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瓦尔拉学派和行为学派，计量经济学和数理规划之间同样如此。在经济学的多维空间上，各学科之间这种相互分割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因此，我们还是应该从理论之间的相互反思中寻找出路，应该意识到多种思维模式并存的必要性。这两种理论构造模式首先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静态均衡与边际分析是我们一种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理论的任何科学的成就，也就失去了复杂性科学产生的基础。即便当前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大行其道，也不能认为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教科书上的内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性，那就是我们往往对经典理论不加批判地无条件的接纳，将之视为真理；了解到它的局限性以后，又容易产生一种“颠覆”意识，认为以前学过的经典理论都是“没用的”和“过时的”。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那么，复杂性思维方式和传统经济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传统的、经典的经济理论当然也是严密的科学，只不过其前提条件受到了严格的前提条件与外部假设的限制。而复杂性科学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其考虑问题更为全面和综合。两者之间不是针锋相对，而是互相补充，互相提供反思意识。这是学习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态度。这两种模式本身就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异向的方法论。它们虽不兼容，却也不能相互证伪和完全取代。对于经济理论的意义而言，虽然传统经济理论有着较强的实证性和数理分析的特性，适用于“局部均衡”的分析，却容易丧失整体性的综合判断；而复杂性思维方式及其构造的理论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非实证性”和“模糊性”，在经济理论中有着诸多困难和不便，尤其是无法进行精确的量化，却适用于复杂局面的整体性抉择。因此，它们之间的孰优孰劣是单从逻辑上无法彻底解决的悖论与难题。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从对与错进行判断，而是取决于分析对象。我们要结合复杂的经济形势，依据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选用适当的经济分析方法。
三、走出理论的危机：现实对经济理论的选择
对于逻辑与理论构造方法的优劣，我们无法进行实证的逻辑检验。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将理论的难题交给现实来抉择。“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只有认清不同经济思想与分析方法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才能摆脱无谓的理论纷争，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在金融危机和不确定因素增多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我们更应重新审视复杂性思维方式对经济理论构造的作用。运用哪种分析方法取决于分析问题的复杂程度。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就要学会在各种悖论与“两难选择”中求解，在各种矛盾中寻求均衡，这就是所谓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弥补了简单性的静态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所倡导的“极值”式的思维方式的不足。近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逐渐拉大，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社会公正遇到威胁。改革初期的“拿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不满情绪已经演变成诸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反映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问题，在当代有着突出的表现，牵涉到许多阶层和部门的利益调整，使得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复杂化。在这样的时局下，面对社会经济中的复杂性现实，我们必须优先认识到简单化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经济中的各种矛盾，使得我们不断地在轻重中权衡，在两难中选择，这就标志着一种复杂性的思想特征。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些悖论与矛盾的常态性，才能够掌握其中的辩证关系，才能够从整体性的视角予以协调和控制。这不但对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对静态均衡与边际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反思依据与“支援意识”。
在经济理论争论中，一些长期争论的话题之所以有着永恒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们以“悖论”形式表达自己的运动规律。我们无法找到最终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能根据现实情景进行“两难选择”式的相权协调。如“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失业与通货膨胀”等等难题莫不如此。这是因为它们的背后还隐藏着公平正义与市场效率、短期与长期、就业与物价之间的冲突与摩擦。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系统的永远都处在“矛盾与困境”当中：“如果你选这个，从某种观点看是好点，但从另一种观点看是坏的。现实充满各种矛盾，一个决策者就必然面对困境。”
而这恰恰是复杂性思维方式的特点。因此，在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复杂性思维方式要胜于传统的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套用凯恩斯的话就是：“模糊的正确要胜于精确的错误”。我们在认识论上采取了这个判断标准，才有可能走出经济理论的危机。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4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投资效益；全面性
1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概述
1.1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定义
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益，即在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固定资产数量，与该资产产出数量之间的比率。在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的时候，资产的投入主要包括建造以及购买材料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工费、材料费以及购买产品、设备的开销。固定资产的产出指的是利用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新资产，以及产生的新的生产力，同时还包括利用该部分资产投资所取得的新利润、税收等等。能够反映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效益指标分为微观、宏观两种。微观主要包括了工程所花费的工期、投资的回收率、资产的产值率等等。微观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出投资产生的直接信息效益，同时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在该投资当中，所消耗的资源数量，以及在投资结束之后，所产生的供给能力。宏观指标包括了整个投资的周期、投资率、投资的效果系数等，集中反映了不同建设项目之间的关联，同时相互之间产生的连锁效益。
1.2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特征
固定资产的投资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其效益具有长期性、不稳定性、间接性的特点。从宏观层面来分析该投资效益，其包括了从固定资产最初的投入，到该资产最终的产出全过程；从微观层面来分析，通过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使得原本的资产实现增值，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当中各种需求。比如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改善、文化生活丰富等。上述的不同改变，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同时也会在不同地区的GDP中有所反应。
2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提高的制约因素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占据了很大比例。如果投资没有取得较好的收益，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统计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通过指标来正确反映这一数值，成为了对经济发展监测的重要方式。但是在实践当中，对该效益进行衡量的各项指标，与当下经济发展的趋势不相适应，仍然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改进。
2.1效益指标反映不全面
在实践当中，投资效益的衡量指标重点放在我国的建设领域当中。这一衡量方式，仅仅能够反映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进度如何，但是对于该固定资产的投资究竟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很难反应出来。从实践上来说，固定资产的投资呈现出长期性、多样性、阶段性的特点，因此仅凭某个单一的项目来判断该投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不够全面的。因此，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进行评价，应当从多个方面展开，能够反映出投资的复杂性，同时也能够准确反映该投资行为对经济产出带来的影响。
2.2效益评价指标过于静态化
正如上文所述，投资效益是个动态化的发展过程。在实践当中，我国采取的是每年度编制下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指标，这显然是一种静态型的指标，无法对投资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不能准确反映效益情况。
2.3效益指标缺乏应变性
投资效益评价指标的制定缺乏应变能力，指的是我国制定的效益评价指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投资与经济增长方面，重点讨论的是资产的投资是否能够帮助经济增长。但是却忽略了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否能够引起经济变量发生变化。众所周知，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为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改善周边环境质量等等，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评估，都能够反映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所取得的效益。
2.4评价结果片面化
目前，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评价仅仅从单方面讨论，投资是否取得良好的效益，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稳步提升。换句话来说，如果想更加全面地监督目前的投资情况，全面分析投资的效益，对投资进行严格的管理，就需要采用定量的方式来分析投资中的各个要素，找到与投资效益密切相关的因素，展开重点研究。
3完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途径
3.1规模效益合理规划
固定资产投资取得的规模效益，可以从该投资的规模，以及该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帮助两个方面展开。换句话说，在某一段时期当中，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与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能够促进经济平稳有序发展。
3.2投资结构效益的正确界定
我们可以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具体界定投资的结构效益。详细地说，我们应当从动态、静态两个方面去探讨结构效益。一方面，从静态角度去分析投资的结构效益，可以了解该投资的结构是否科学合理，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是否存在部分资源浪费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指标是“投资边际产出效益均方差”；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去分析投资的结构效益，是具体研究该投资结构发生的变化，会对其它领域、其它部门的投资产生的影响。
3.3把握投资效益的整体性
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投资的效益，具体从质量、关联性、直接效益三个方面开展研究。首先，通过直接效益的评价指标建立，通过“房地产销售率”这一指标的制定，能够反映出在房地产领域中，开发与最终经营效果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关联效益的指标，寻找与固定资产相关联的其它要素，比如就业率、环境指数等，来评价投资的效益。
4结束语
综上，在对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进行分析的时候，要从多个方面开展，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准确性，通过合理的评价来确保各项资源都能够得到合理配置，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王子龙 单位: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参考文献：
[1]赵毓,陈小娟,裴丽娜.石家庄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分析基于2003-2008年度的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15).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5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091：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2-0080-05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的推动下，研究方式完成了自19世纪中后期便已经开始的重要转型，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催生了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3大学派。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还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从根本上制约着相关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剖析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上发生的转变，对于厘清当代西方政治学错综复杂的知识图景，把握其主旨脉络和发展趋势，批判地汲取其积极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具体实践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政治实践。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之所以缺乏科学性而遭到摒弃，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分析建立在凝固不变的起点上，从事物的抽象本质出发。同时充斥着思辨式的逻辑演绎和价值判断，因此具有极大的主观任意性。例如，从先验的抽象人性出发，推导出包罗万象的政治状况并加以解释。这种万能公式型的主观分析路径，对于探索规律和指导实践来说，效用不大。
19世纪中后期，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些政治学研究方法开始被用来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如“历史一比较分析”法、“法制研究”法和“机构研究”法，并且逐渐取代了沿用已久的传统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风靡西方学术界的行为主义革命，提出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传统的政治学，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该是陈腐的历史文本或静态的制度机构，而应当回归到发展变化的现实政治生活。但是，行为主义学派却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政治过程的资料收集和情况介绍上，而不是放在政治运作的理论探讨上。因此，这一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凝固的(是事实而非现实)，没有任何“活”的和“能动”的因素发挥作用，加之研究方法又片面地追求分析的可演算性，造成理论的内在逻辑呈线性化和封闭化，结果只能是刻板地和机械地描述一些政治现象。这对于发展变化着的具体政治实践来说，很难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和建设性的意见。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兴起后行为主义革命。政治学研究开始放弃用所谓的纯科学模式来精确解算政治活动的理念，承认历史有机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理论的科学性定位于真理性标准与实践性标准的统一。后行为主义学派主张，把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当作理论研究的起点，把研究人的行为活动过程与社会的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构建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进而指导政治实践。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在实际操作层面(运用经济学工具)发展了后行为主义的理念。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学派则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个体的行为(包括自利行为)受到现实的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制约与驱动。
传统的政治理论总是主观设定绝对的、先验的概念作为分析起点。无论这个起点是抽象的伦理原则，还是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理想化政治制度，都是用社会意识(思想动机)说明社会存在。这样就颠倒了(社会)意识与物质(社会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至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使用“关注历史文献”的比较方法，马克思早就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认识社会历史的经验论方法，无法“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最终只能得到“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不同意使用机械唯物论式的研究方法，把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归结为纯粹的数量关系。忽略了所依据事实的历史性质，忽略了事实本应是能动人的现实活动，集中体现着这种方法的不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内涵着实征科学基点：第一，从事政治实践的现实人。第二，现实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遵循经济规则。政治学要从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人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要“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的动因。第三，现实人的政治行为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受到“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
作为引领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率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传统政治学中的唯心论、经验论和机械唯物论，倡导以实践为价值核心的唯物主义分析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由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主张研究要面向人的政治活动，既强调个体政治实践的经济动因，也重视制度性因素的政治规范效用。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某种类似。
分析过程由静态思辨转向动态生成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过程由静态的、线性的逻辑推导，转向动态的、开放的生成过程。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除了理论起点的抽象化和凝固化之外，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整个分析“采用演绎的方法，从一个普遍的前提推导出特定的结论，”试图通过静态的、收敛性的形式逻辑去认识动态的、开放式的现实活动。
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学家始终秉承形而上学的研究理念。他们仍然以制度、历史文本或者政治信息作为分析的前提，期待着“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自然科学工具所进行的处理，能够还原出政治活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70年代，数学(逻辑)和物理学的新进展彻底粉碎了人们的幻想。科学家们发现，用单纯数理(演绎)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描述静态事物(包括机械运动)，却无法精确地模拟发展变化
着的有机系统。热衷于精巧的公式和算法，结果将陷入大堆的具体数据而不能自拔。对于有机系统，尤其是社会政治过程，只能结合实际，辅之以，甚至主要以动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
后行为主义学派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最优的结局。历史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能否找到绝对正确的逻辑框架去预测政治活动的结果并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的是讲究科学的行动策略，亲身体验和亲自从事政治活动，发现问题和矛盾，拿出解决方案，在个体的政治参与中把握政治运作的特点和规律。这种方法从微观的实践活动出发，重点考察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生成性地理解宏观政治行为，力求揭示出政治活动的内在机制。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的产生及其向经济学的渗透，理性选择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更多地采用科学实验手段，利用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其中，理性选择学派主要“讨论利益各异的行为主体如何达成集体决策”：新制度学派除了认为“任何组织制度都产生于人们的政治互动行为”，更多地则关注“组织制度一经产生，反过来决定组织机构内部的”“人和团体的行为”。
传统政治学“用静止、孤立和片面的观点”和形式化的理论构架形而上学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无论是以抽象概念为起点的严密演绎，还是以文献数据为基础的精细演算，都是试图用静态的、绝对的和刚性的逻辑框架展现千变万化的现实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联系的角度，从“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角度考察社会政治活动。马克思指出，认识社会历史，不仅不能按照观念上的“纯逻辑的次序”来构筑体系，甚至也不能“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或者用“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科学“公理”来精确再现，而应该按照它们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因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理论的真理性问题，不是事先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答案的纯粹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键是以科学的态度采取实际行动，改变世界。须知，“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行动，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蕴涵着辩证法要义：第一，它是发展的方法论。它与时俱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奉行真理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理论探索者与实践活动家的结合。它以探求社会政治规律为目标，以改造世界、解决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为目的。第二，它是联系的方法论。它研究政治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作用(来自权力方面、权利方面、权力同权利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所形成的对立统一)，通过考察个体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往来，把握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的质变过程。
当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后行为主义学派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理性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主张差异经济个体在互动中实现集体决策和社会组织模式规范个体行为的观点。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改造现实世界的理念。认为的利益差别的个体(生产力)在经济交往(分工与合作)中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并且反过来支配个体活动的观点，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分析结果间接得到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支持
当代西方政治学动态地考察社会实际政治过程所达成的共识，并不能掩盖它具体的揭示过程的动力机制所存有的分歧。个体政治行为的倾向(态度)与现实的政治结构(制度)，到底哪个更适合作为讨论的开端，围绕这个基础性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成了两派不同见解。理性选择学派倾向于从个体行为带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假设展开讨论，强调政治的宏观运作形态由微观社会基础决定：新制度学派更倾向于从现实政治制度引出分析，强调人的行为由规则驱动。要理解微观个人行为，就必须研究宏观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社会范式。这样一来，态度与制度的关系似乎成了悖论。实际上，政治态度不是简单给定的。它是人在一生当中面对政治结构作出的反应。政治制度是那些持有一定政治态度的人，在政治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创造的。
尽管存在争议，但从总体趋势看，两派观点正在走向融合(许多学者一直把理性选择学派归人新制度主义思潮当中)，承认悖论(矛盾)是理解现实的正常方式。以新制度学派为例。它并不否认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是推动社会运转和制度形成的一个动因。它只是强调，“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一般的政治行为，而是制度性的政治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影响日深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试图更好地协调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既承认个体行为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因素)在制度建立和制度演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又强调制度因素以非对称的权力形式在制度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支配作用。就是说，两个学派的理论起始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个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只不过是观察个体行为动机的视角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制度性约束力较弱的公共选择领域，经济学应用工具可以更好地派上用场；新制度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关乎组织模式和制度结构的领域，制度因素作为主导参量，有助于直接把握问题的关键。其实，为了克服片面性，两个学派的理论都在自身内部不断强化对方的观点，以保持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平衡。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融通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科学理解：第一，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既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也不存在实体性的、终极意义的动力源。社会内部要素的交互作用，亦即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社会演进的真正动因。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互动，是把握社会内部要素交互作用的钥匙，因而被称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创造社会。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劳动者(力)，在生产斗争和生产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总体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及其载体(个体，亦即主体)。这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
的决定和再生产。“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
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关于社会政治过程的基本描述，实际上从不同侧面变相地承认和运用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只是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少西方政治学家不能够自觉地把握个体态度与社会制度之间无始无终的(矛盾)互动关系。他们仍然试图在态度与制度、个体与社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以此当作绝对的理论开端。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评析
(一)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尽管试图排除并且改造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弊病，但远未从哲学方法论层面予以系统的清算，更谈不上达到理论的自觉。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图景中，各种思潮交错，学派林立，主题繁杂，却没有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过总体分析，没有指出当代政治学理论生态中的谱系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学虽然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却还夹杂着大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新的形式展开罢了。
(二)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总体特征是，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动态地考察社会政治运作过程。在展现社会政治运行的动力机制方面，当代西方政治学还表现出一些更具体的方：去论特征。例如，前述提到“既重视众多微观个体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宏观政治活动，又重视制度结构、组织模式约束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考察社会政治过程，主要是围绕社会系统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3个方面的动态特性展开的。例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强调社会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就是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矛盾双方(分工与合作)的对立统一；强调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个体劳动者(力)，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微观量变到宏观质变的结果：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控制生产力载体(社会个体)的再生产，是社会塑造新个体和新个体塑造新社会的无限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作为参照标准，似乎还可以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发掘出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
(三)当代西方政治学在方法论转变的过程中，引入了多学科的分析工具。这样做有助于从不同视角考察社会政治生活，有助于考察其中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组织形式，通过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性政治行为模式。当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系统的自组织动力机制：研究社会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揭示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政治系统的运动规律和作用模式，及其对社会个体的规范功能和支配功能，尤其是重点分析社会个体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妥协的相互作用方式，亦即组织化机制，并且用沟通理论、团体理论和博弈论加以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最先从动力学角度，从个体之间和阶级之间既斗争又协作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详细论述了微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与宏观社会组织模式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作用和关系，也推动社会政治的自我发展。
(四)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范式有着密切联系。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排斥封闭性、收敛性和纯粹还原性的线性推理方法，反对沿袭既定的、现成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框架及追求事物背后永恒不变的绝对内容。它关注事物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强调存在即过程，过程即创生，创生即互动，互动的主体是彼此差异的个体。这种通过差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来动态地把握事物生成的方法论理念，虽然容易走向彻底脱离基础和本质的形而上学，但否定传统政治学的方法论的立场是积极的，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精神相契合。
(五)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趋势有其深刻的方法论背景。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属于动力学方法论。它既关注事物(系统)内部要素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也关注事物整体运动模式对于内部要素的支配作用。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角度讲，政治比较分析的流行，是重视不同个体(国家)的制度差异或不同个体的观点差异、力图从差异的相互作用(交流参照)中获取新知识的表现，标志着非线性动力学在政治学领域的全面渗透。从系统自组织的角度讲，公共政策是社会政治系统动态分析的关键，是反映社会政治系统组织化模式的主导参量。通过观察个人的、团体的相互作用，在各种参量(政治意向)的变化中敏锐地捕捉未来最具影响力的参量(政策)，是人们把握政治组织的生成和政治模式的运作的现实途径。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6
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掀起了一股齐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大浪潮，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中有所参考;另外也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借鉴。笔者此次探讨也即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即为能够有效吸取其有用成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价值核心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并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好指导作用。
一、简单概述
“西方经济学” 指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主流经济学，当前“西方经济学”特指为美国经济学说以及相关研究教材。它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其国家市场的经济运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并历经200多年的深入讨论和探索，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基本规范。“西方经济学”目前是西方各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众多分支学科当中的理论基础。但这一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形态意识的说教，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识别。从而有效吸取其有用的成分，舍弃其资本主义宣教的内容。目前国内经济学家早已将其形成了共识。其不同的认识方面为“西方经济学”到底在哪些层次或哪些方面上可以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中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时现时隐贯彻始终。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以个人为起点，个人是最基础的单元同时也是研究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个人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决策单位。任何的经济活动也均是由个人进行发动的，其经济活动后果也将由个人进行全权负责。因此个人对他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能够达到的经济目的以及他所想要的预期效果最清楚。所以，个人自己的选择应是他自我看来最优化的抉择。由此得出，个人也就是组成经济活动的最佳单位。经济学的本身也即是一门抉择性学科，因此经济学必须将决策者、选择者个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基本起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学中也应注意。国内提出过公有制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但这些起点均离不开个人。因此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作为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为主。
(二)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研究方法，西方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做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因为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因此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现象进行抽象。而在抽象研究过程中，通常采用“建立模型”方法。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将研究的经济理论表述的更明确、简洁、直观。一些经济模型可用几何、代数、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些也可用语言进行表述。西方现代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形式，具有逻辑性和间接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即可借助数学这一工具。
目前国内经济学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多舍弃数学形式的应用，“舍简从繁”。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方法的一种体现。由于我们中国有注重综合的思维特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分析，也变不会有好的综合。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赢重视演绎的推理法，并建立必要的数学经济模型，一边使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规范化。
(三)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200多年的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四个部分，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典范。表现为：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没有理论基本线索， 同时也没有逻辑起点。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即是理论偏离实际，往往理论和现存的实际偏差较大，理论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实际，而且对具体的实践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指导。因此我们应极力呼吁政治经济学的的重建工作。
(四)长期的演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较为成熟的状态，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想成熟必然也应经历这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由上文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中，必须深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参考他们成熟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快更早的成熟起来。
(一)观察和实验
观察和实验是对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始。“观察”也即是在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详细记录。“实验”则是在经过一定控制条件干预下，进行的小范围的经济现象模拟，并以此对经济现象的发生进行的推断和分析。
通常这种经济现象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经济随机过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逆的事，因此对其研究观察法将很受用，且往往不予选择实验法。例如一个村其经济发展与周围形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很快或过慢，都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为什么与别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善于发现经济现象问题的存在，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做好铺垫。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大胆的质疑和独立的思考，不迷信权威和他人。
(二)文献研究以及个人探索
观察与实验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下一步就可以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查找其原因及内在的相关机制。这可能需要靠个人去探索，并以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个人探索并不是要讲独立的个人封闭起来单独闯天下，它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探索”。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有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文献，只需要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首先应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上下功夫，深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科学深入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理论模型
从形式来看，科学的研究也即是对通过实验或者是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抽象或者概括，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必须抓住现实对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同时舍弃其他非本质的细枝末节，同时将现实对象予以理想简单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有效实现问题的简化，同时提高研究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建立的同时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因此这种研究结论不宜直接套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之中。
理论模型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或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描述。上文也提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更倾向数学公式的应用，也即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变量”，在此基础上做出假设，通常除少数要研究的变量外，其他外部条件和变量都不变，并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数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检验和逻辑分析，建立经济变量之间有效的逻辑关系。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时还必须注意其合理性，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试图摒弃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只将经济现象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来评价经济活动结果是否能够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如何才能达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但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
所谓实证经济学，也即是试图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同时将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规律及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此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应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式，却是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运用实证经济学法来进行研究，但并非将规范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
(五)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也即是假定经济变量始终趋向于均衡的状态，并以此来研究经济对象如何才能实现平衡。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变量对象并非完全趋向于均衡，均衡只是一种偶然行为，而非均衡才是经常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均衡分析法为主导。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均衡、均衡价格理论、厂商均衡，再如宏观部分过敏收入的均衡等，都贯穿于整个均衡的分析思路之中。社会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均衡分析法作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一种基本法则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又是松散的，且时常处在变动之中，数量比例的关系往往不停的发生变化，因此非均衡分析思路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
(六)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也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的前提下，将经济对象中某些经济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它属于组合选择分析，经济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函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前后演替或是时间先后顺序的关系。
动态分析以时间作为经济对象中的自变量，主要研究各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的规律。主要从过程的烟花进行分析，且不同变量的状态之间呈现出一种演替进化、生长生成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因果以及时间的顺序等联系。
一般情况下，静态分析结论不能通过动态的资料进行证实。但在文字描述方面，静态分析往往呈现给人一种动态分析的错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别，目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例如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等，都是静态分析法研究的结论。
(七)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称为计量经济学。截止到2003年，全球共50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1/3以上与计量经济学有关，可见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但其中的资本主义宣教我们应果断舍弃，其研究方法没有统一的定式，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掘和总结，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凭证。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7
关键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多任务目标冲突；学科性质；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3-0218-03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发展出的消费者理论、效用理论、厂商生产理论、局部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学习宏观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坚实根基。然而，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的推演、证明中所使用的大量数学工具令众多学习经济学的学子望而生畏，并给任课教师的授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教学无小事，面对学生就定理证明过程所提出的疑问，笔者翻阅微观经济学理论相关经典著作和数学书籍，首先，对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的上述典型问题进行了补充；其次，对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教师授课、研究生学习所存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二、原因分析
以上是对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所遇到几个问题的解析，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对其进行背后原因的探析。
（一）研究生对数学工具重要性认识不够
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需要学习和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拓扑学等数学工具，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经济理论推导的逻辑，有效地训练经济学思维方式，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掌握如何选取、界定经济变量，构建数理模型并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一旦发现模型的推导结果与现实不符，就可以观察现实经济环境与模型构建时的假定条件有哪些区别，进而全面、深刻地解释经济现实。
但是，由于数学语言抽象、数学定理的推导难懂，研究生在学习数学基础时感觉吃力，往往放弃微观经济理论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直接追求故事化的描述过程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对利用数学推导的分析过程不以为然。在自己的论文写作时，“临时抱佛脚”地选取数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对这些模型与所研究经济问题的契合程度置之不理。
（二）教师工作中多任务目标冲突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师在授课时需要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与保证教学质量两者之间权衡比较，其教学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完成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规定的知识，此时教学进度完成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任务是保证学生在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的学习中掌握微观经济理论推导的工具和方法。这两个任务都是教学目标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难以避免教师的“选择性授课”，将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略去不讲留给同学们，如果学生课后缺乏动力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要么以后用到时“恶补”，要么继续不求甚解。由于授课过程中的“质”和“量”两个目标存在冲突，教师在授课时必然会有侧重，重“质”会导致学生对部分经济理论理解深入，但无法了解微观经济理论的全貌；重“量”则使学生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学习体验。这个问题在高级经济理论（高级微观、高级宏观）的教学过程中广泛存在，是影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学习的重要因素。
（三）微观经济理论的学科性质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要涉及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如果缺少数学工具的分析，往往会使得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性，并有可能收到直觉和已有经验的约束，很难有新的发现。在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的运用上，有以下三种观点：①一些学者认为数学工具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作用可有可无，甚至不需要定量的分析就能够“定性”；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成功地运用初等数学也行”，经济管理专业的数学教学始终进步缓慢，课时经常被压缩；③还有介于两种观点中间的一种观点，例如保罗・罗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就同意经济学中的适度运用但反对数学工具的滥用。例如在经典的最优化数学方法不够用时，冯・诺依曼的对策论以及阿罗・德布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使得人们对群体的经济行为和有利害冲突的经济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这些都是数学工具成功得到运用并极大地推动所研究学科取得进展的典型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对个体和整体的利害关系研究的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问题正是由于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公理化方法，使得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揭示的深刻关系是非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的。经济学需要数学，甚至是不寻常的数学。[3]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无法运用纯净的可控实验作为其研究后盾，除了逻辑上的一丝不苟，没有更好的方法。
三、对策建议
（一）增强研究生掌握数学工具的兴趣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和科学的其他分支类似，往往出于数学上的便利进行假设，这种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抽象能够发挥数学方法的巨大威力，使得分析过程不囿于直觉和经验的局限。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允许在分析问题时进行假设，这样方便于将视角集中在所研究问题的重要问题，厘清理论的基准，从而对经济问题进行体验和观察。数学是自然的语言，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复杂的数学公式语言转化为经济学语言娓娓道来，学生将这些公式转化为充满趣味性的经济学语言进行理解、掌握。反过来，在教学过程要将一些经济理论构建为数理模型的，即经济学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的过程教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擅长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挥洒自如地切换。例如，《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作者，大名鼎鼎的克鲁格曼就善于将数学模型及推导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展现给广大读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微观经济理论所用数学工具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才会自觉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借助于数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从而得出具有一定价值的经济结论。
（二）把握教学中“质”与“量”的关系
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有“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直接决定教师的绩效考核与职称晋升，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也需要考虑将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两大任务上，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教师会选择更有效率的教学方式。一般来讲，研究生的微观经济理论课程中大量的数学预备知识教学会占去总课时的1/3左右，即使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学生的掌握情况也不尽人意，更遑论在经济学语言与数学语言之间自如转换了。这就要求：①教师在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授课时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同时注重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理论的演进中的运用，借助于一些仅靠直觉和经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但借助于数学轻松得出结论的典型案例，是学生体验到数学的强大作用，提高微观经济理论的教学质量。②研究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可以选修数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如经济数学、微积分、拓扑学等，课前预习加上课后总结、主动解决学习中所遇到的数学难题，从而提高微观经济学学习的质量。当然，不是为了数学而学习数学，数学工具仅仅是桥梁和中介，通过它才能更好地学习微观经济理论。
（三）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
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学者或者天才能够凭借他们自身的经验或者直觉就能够对许多经济问题给出其正确的判断，然而这样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论断绝对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往往表现为科学发展史上的种种“猜想”。微观经济理论得到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对数学也就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坚持数学的严格性，使得公理化方法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其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4]微观经济理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经济学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的最早的例子，通常都认为发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①的《政治算术》。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学才真正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以概率论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古诺②所发表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由于该书充斥了数学符号而被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胡言乱语”。马克思曾经写道：“在制定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数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5]这也充分说明数学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教师和研究生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要坚持以下三点：①在教授和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要明确经济学中的那些部分适合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②学会从数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不用数学工具能否得到同样的结论，数学对经济理论的总体发展能够起到大大的作用；③在教学和学习中考察和展望数学和微观经济理论发展是怎样相互推动的。
注：
①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
②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参考文献：
[1]杰弗里・A・杰里，菲利普・J・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06.
[3]史树中.数学与经济[J].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266.
[4]德布罗.数学思辨模式的经济理论[J].数学与进展，1988，（3）：251-259.
微观经济学静态分析篇8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三、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