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理论范文

时间:2023-08-23 10:46:08

微观经济理论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2002):《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2002):《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目前在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经济研究工作中,学习和使用西方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已经成为风气。这为我们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分析工具,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水平也很有好处。但是在这样一股持续性的学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潮流中,也夹杂着一种有害的偏向,那就是把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各种理论原理都当成了可以简单地使用于一切环境之下的信条,许多人已经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视为不容质疑的新正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清楚地认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以免受误导而错误地滥用这些理论。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 = g·t”(eucken,1954,s. 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 = 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 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 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 r. 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 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 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 walter(1954): kapital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2. auflage, 1954, polygraphischer verlag a. g. tuebingen / zuerich.

varian, hal r. : microeconomic analysis. third edition.

mises, ludwig von(1976):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 jean(1988):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8.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2002):《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2002):《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多任务目标冲突;学科性质;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3-0218-03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发展出的消费者理论、效用理论、厂商生产理论、局部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学习宏观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坚实根基。然而,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的推演、证明中所使用的大量数学工具令众多学习经济学的学子望而生畏,并给任课教师的授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教学无小事,面对学生就定理证明过程所提出的疑问,笔者翻阅微观经济学理论相关经典著作和数学书籍,首先,对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的上述典型问题进行了补充;其次,对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教师授课、研究生学习所存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二、原因分析

以上是对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所遇到几个问题的解析,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对其进行背后原因的探析。

(一)研究生对数学工具重要性认识不够

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需要学习和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拓扑学等数学工具,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经济理论推导的逻辑,有效地训练经济学思维方式,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掌握如何选取、界定经济变量,构建数理模型并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一旦发现模型的推导结果与现实不符,就可以观察现实经济环境与模型构建时的假定条件有哪些区别,进而全面、深刻地解释经济现实。

但是,由于数学语言抽象、数学定理的推导难懂,研究生在学习数学基础时感觉吃力,往往放弃微观经济理论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直接追求故事化的描述过程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对利用数学推导的分析过程不以为然。在自己的论文写作时,“临时抱佛脚”地选取数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对这些模型与所研究经济问题的契合程度置之不理。

(二)教师工作中多任务目标冲突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师在授课时需要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与保证教学质量两者之间权衡比较,其教学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完成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规定的知识,此时教学进度完成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任务是保证学生在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的学习中掌握微观经济理论推导的工具和方法。这两个任务都是教学目标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难以避免教师的“选择性授课”,将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略去不讲留给同学们,如果学生课后缺乏动力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要么以后用到时“恶补”,要么继续不求甚解。由于授课过程中的“质”和“量”两个目标存在冲突,教师在授课时必然会有侧重,重“质”会导致学生对部分经济理论理解深入,但无法了解微观经济理论的全貌;重“量”则使学生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学习体验。这个问题在高级经济理论(高级微观、高级宏观)的教学过程中广泛存在,是影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学习的重要因素。

(三)微观经济理论的学科性质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要涉及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如果缺少数学工具的分析,往往会使得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性,并有可能收到直觉和已有经验的约束,很难有新的发现。在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的运用上,有以下三种观点:①一些学者认为数学工具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作用可有可无,甚至不需要定量的分析就能够“定性”;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成功地运用初等数学也行”,经济管理专业的数学教学始终进步缓慢,课时经常被压缩;③还有介于两种观点中间的一种观点,例如保罗・罗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就同意经济学中的适度运用但反对数学工具的滥用。例如在经典的最优化数学方法不够用时,冯・诺依曼的对策论以及阿罗・德布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使得人们对群体的经济行为和有利害冲突的经济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这些都是数学工具成功得到运用并极大地推动所研究学科取得进展的典型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对个体和整体的利害关系研究的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问题正是由于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公理化方法,使得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揭示的深刻关系是非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的。经济学需要数学,甚至是不寻常的数学。[3]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无法运用纯净的可控实验作为其研究后盾,除了逻辑上的一丝不苟,没有更好的方法。

三、对策建议

(一)增强研究生掌握数学工具的兴趣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和科学的其他分支类似,往往出于数学上的便利进行假设,这种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抽象能够发挥数学方法的巨大威力,使得分析过程不囿于直觉和经验的局限。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允许在分析问题时进行假设,这样方便于将视角集中在所研究问题的重要问题,厘清理论的基准,从而对经济问题进行体验和观察。数学是自然的语言,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复杂的数学公式语言转化为经济学语言娓娓道来,学生将这些公式转化为充满趣味性的经济学语言进行理解、掌握。反过来,在教学过程要将一些经济理论构建为数理模型的,即经济学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的过程教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擅长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挥洒自如地切换。例如,《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作者,大名鼎鼎的克鲁格曼就善于将数学模型及推导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展现给广大读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微观经济理论所用数学工具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才会自觉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借助于数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从而得出具有一定价值的经济结论。

(二)把握教学中“质”与“量”的关系

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有“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直接决定教师的绩效考核与职称晋升,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也需要考虑将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两大任务上,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教师会选择更有效率的教学方式。一般来讲,研究生的微观经济理论课程中大量的数学预备知识教学会占去总课时的1/3左右,即使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学生的掌握情况也不尽人意,更遑论在经济学语言与数学语言之间自如转换了。这就要求:①教师在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授课时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同时注重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理论的演进中的运用,借助于一些仅靠直觉和经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但借助于数学轻松得出结论的典型案例,是学生体验到数学的强大作用,提高微观经济理论的教学质量。②研究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可以选修数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如经济数学、微积分、拓扑学等,课前预习加上课后总结、主动解决学习中所遇到的数学难题,从而提高微观经济学学习的质量。当然,不是为了数学而学习数学,数学工具仅仅是桥梁和中介,通过它才能更好地学习微观经济理论。

(三)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

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学者或者天才能够凭借他们自身的经验或者直觉就能够对许多经济问题给出其正确的判断,然而这样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论断绝对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往往表现为科学发展史上的种种“猜想”。微观经济理论得到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对数学也就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坚持数学的严格性,使得公理化方法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其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4]微观经济理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经济学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的最早的例子,通常都认为发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①的《政治算术》。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学才真正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以概率论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古诺②所发表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由于该书充斥了数学符号而被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胡言乱语”。马克思曾经写道:“在制定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数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5]这也充分说明数学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教师和研究生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要坚持以下三点:①在教授和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要明确经济学中的那些部分适合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②学会从数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不用数学工具能否得到同样的结论,数学对经济理论的总体发展能够起到大大的作用;③在教学和学习中考察和展望数学和微观经济理论发展是怎样相互推动的。

注:

①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

②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参考文献:

[1]杰弗里・A・杰里,菲利普・J・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06.

[3]史树中.数学与经济[J].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266.

[4]德布罗.数学思辨模式的经济理论[J].数学与进展,1988,(3):251-259.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摘要:因大多数传统的“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教学未能阐释市场经济主体行为背后的原理与规律,而使学生对创业学知识掌握较为浅显,视野比较局促,对未来走入社会创业难以做到纵深开展。将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嵌入创业教育的课堂中,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5个主体内容出发,分别阐释需求理论、供给理论、产品市场均衡理论、要素市场均衡理论和市场经济问题研究与创业教育进行无缝对接和自然嵌入。两门课程的互相嵌入,要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等方面进行一些原则性把握。

关键词:微观经济理论;大学生创业教育;嵌入式

0引言

2017年3月,在“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强调了“双创”的重要性,提出国家要出台新的就业创业政策,扎实做好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就业创业工作。国家和社会需要创业者,而创业者必须经过长期、悉心的培养与系统的理论指导。大学生作为未来创业大军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高校有必要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创业教育,这是保障国民经济具有强大活力和社会稳定、快速发展的要求。在此之前,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就被充分重视,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把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纳入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教学计划和学分体系,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因此,“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在全国各高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作者长期工作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一线,既担任高校的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同时也是长沙市SYB企业(StartYourBusiness,创办你的企业)创业指导教师。经过长期的教学,发现尽管社会和高校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业培训和教育,国家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学生也认认真真地学习,但学生对创业内涵的理解比较片面,且真正有成果转化的案例也不多见。通过对学生的访谈和调研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对创业知识掌握较为浅显,视野比较局促。例如给学生讲到企业要持续不断的创新时,如果仅用案例法辅助说明,学生对创新的理解就比较片面,但如果引用微观经济学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这一现象进行追根溯源,则发现学生对创新的理解更为透彻;如讲到当企业面临市场竞争时,该如何采取对策?如果仅用4P理论讲述,则学生的知识面仅限于市场营销的相关知识,此时如果引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思想,则既提升了学生对这一知识点的兴趣,同时也扩展了学生的对这一领域的视野;宏观经济学则可以让学生通过了解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握政府政策脉络,顺应时代潮流选择合适的创业项目等。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本人发现这一教学效果非常好,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能让学生“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深刻领悟创业的真谛,在未来的创业实践中能做得更加深入。因此,如何深入浅出地把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适当地融入到大学生创业教育课堂中,既具理论意义更具实践价值。

1相关理论与课程概述

“微观经济学”是高校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相关的教材有很多,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国外的有萨缪尔森等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曼昆编写的《经济学原理》等,国内有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黄亚钧主编的《微观经济学》等。综览各类教科书,虽然在章节的表述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内容上却大同小异,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需求部分(包括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和消费者选择)、供给部分(包括生产函数与成本)、产品市场的均衡(包括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要素市场均衡(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和市场经济问题研究(包括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及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5个部分。而“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也没有通用的教材,以教师自编或一些培训机构采用的教材为主。但从创业计划书的结构来看,基本上还是相似的,主要包括:创业意识、创业构思、市场计划、人员组织、企业法律形态、企业法律责任、创业资金需求、利润计划等几个方面。本文也将从这几个部分结合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2微观经济理论

在“大学生创业教育”课堂中的应用根据上述微观经济学的5个部分,分别阐述其如何嵌入“大学生创业教育中”课堂中去。

2.1需求理论的嵌入

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部分内容既有需求的内容,同时也涉及到供给理论,是供求理论的综合。而消费者选择理论主要与需求理论相关。其中与创业教育相关的有:1)供求相等时决定均衡价格。在创业教育中,当讲述到价格的制定时,可以融入该部分原理:产品的最低定价受成本控制,最高价格则取决于供求关系。特别是完全竞争市场,一旦市场形成了均衡价格,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只需被动接受既定价格,高于或低于都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均衡价格是消费者与企业长期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状态,刻意去改变只会起到反作用。2)需求弹性分析有助于创业者确定是否采取降价促销活动。创业过程中,产品的促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降价又是促销的一种最常见手段,但并非所有产品都适合降价促销。根据需求弹性理论,对于弹性很小的商品(<1),降价促销只会减少收益;反之才会增加收益。了解这条理论对创业者而言非常重要,只有首先了解自己产品的性质后,才能决定是否需要降价促销,否则盲目采取降价促销只会导致越卖越亏,这也是导致初创型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3)蛛网模型的灵活应用可以帮助创业者确定市场产量。蛛网模型是一种动态模型,其基本假定是:商品的本期供给量取决于上期的价格,而本期需求量则取决于当期的价格。这样就会导致供需错配,要么出现供不应求,要么就会出现供过于求。在创业行为中,假定以养猪为例,养殖户今年养猪数目会以去年的生猪价格为判断依据,假如去年生猪价格很低,养殖户认为养猪不赚钱,因此减少了养猪头数或者干脆不养,而此时市面上的猪肉供给减少导致价格大幅上涨,但养殖户却没有了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供给。因此作为理性创业者要在上期价格与预期价格中做出理性判断,相对准确地评估市场需求量,以此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4)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体现创业者产品创新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他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这条理论告诉创业者,再好的产品,随着时间的增加,消费者对其消费热情是逐步消退的,因此要不断地改进产品,实现产品的创新,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否则只会被市场淘汰。如市面上曾经风靡一时的小吃,因为在口味及品种上不思创新,红极一时又黯然消退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创业者一定要深谙此理论。5)消费者剩余有助于创业者获取更多的有效客户。消费者剩余通常被用来度量和分析社会福利,它是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它是消费者的主观心理评价,反映消费者通过购买和消费商品所感受到的状态的改善。因此,作为创业者,努力为顾客创造消费者剩余,让其感觉物超所值,如提升品牌价值、提供优良的售后服务、创造舒适的购物环境等,这样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有效客户。

2.2供给理论的嵌入

这部分内容主要包含产量和成本两个关键词,也是与创业者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重要因素。1)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有助于创业者判断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生产决策区间。该理论认为,在技术既定情况下,当连续投入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劳动力或资本),当这种投入量小于某一临界值时,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一旦超过这个值,其边际产量是递减的。该理论告诉创业者,生产要素的投入并非越多越好,要控制在一定规模内,使其实现最优规模产量。而这种最优规模具体在哪个位置呢?该理论又认为,当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相等到边际产量为零的区间是创业者进行短期生产的决策区间。这个阶段既可以得到因可变生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又可以避免将可变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到带来不利影响的区间。2)机会成本概念有助于创业者在投资决策中做出理性的判断。机会成本是创业者所放弃相同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此概念对于创业者而言有2方面的启示:一是创业者自己也是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当面临是否创业的决策时,可以运用机会成本进行判断。如自己不创业而选择就业,一年的收入会有多少?创业后一年的收益又是多少?如果就业收入大于创业收益,那创业的机会成本太大,不如选择就业,反之亦然。二是当创业者面临投资决策时,机会成本也可以为此做出合理判断。一笔资金是投入商业地产还是用作厂房建设或另作他用,根据机会成本原理,挑选一种机会成本最小的方案才是理性选择。3)“干中学”有助于创业者降低长期成本。“干中学”是工人或管理人员从经验中获得生产技能和知识,从而降低长期生产成本。即产品累计生产的数量越多,工人的熟练程度越高,技术人员也会因此不断改进工艺设计,管理者也学会更有效地组织协调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得长期成本降下来。对于创业者的启示就是,在管理企业过程中,要注重员工的培训与继续教育,虽然它投入大,且起效慢,但它是一种长期人力资本的培养,给企业未来带来的效益也是无法估量的。

2.3产品市场均衡理论的嵌入

产品市场均衡主要论述了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和完全垄断市场4类市场实现均衡的条件。一般教材根据4类市场的竞争程度,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后3类归为不完全竞争市场。1)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有助于创业者在成本与收益间做出理性判断。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短期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创业者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带来的总收益的增加量等于所付出的总成本的增加量。由于价格等于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在此过程中,创业者所制定的不同价格水平,会产生不同的收益:赢利点、收支相抵点、亏损但仍可继续生产点、停止营业点和停止生产点。作为创业者,理性的选择就是把价格制定在P=AVC(平均可变成本),即停止营业点之上。而此时的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SMC)中的P>AVC部分,因为在边际成本曲线上都对应着MR=MC,是厂商最优供给量。创业者沿着这条SMC曲线确定供给量是最合理的。2)价格歧视对于垄断型的创业者而言可以增加利润。所谓价格歧视就是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同一种产品。歧视价格包括一级歧视、二级歧视和三级歧视。通过价格歧视,就不同的市场而言,创业者应该使各个市场的边际收益相等,只要各市场的边际收益不相等,创业者可以通过不同市场之间的销量的调整获得更大利益;同时,创业者还应该使生产的边际成本等于各市场相等的边际收益。只要两者不相等,创业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产量来获得更大的收益。3)垄断竞争厂商之间的非价格竞争提醒创业者要实现差异化竞争。价格竞争它能使一部分创业者得到好处,但长期而言,价格竞争只会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甚至形成恶性竞争,最终创业者与竞争者一同出局。因此,非价格竞争便成为创业者普遍采用的一种竞争方式,简言之就是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特,人特我专”。如创业者可以通过改进产品品质、精心设计包装和改善售后服务以及广告宣传等手段,来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销售份额,以此实现差异化竞争。

2.4要素市场均衡理论的嵌入

因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使用量是决定消费者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要素价格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又被看成是“分配”理论。该部分主要讨论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3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相对而言,该部分与创业学的交集不多,其中劳动供给曲线对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有一定的启示。该曲线与一般的供给曲线略有不同,它是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劳动时间也会有所增加;但增加到一定程度,劳动时间反而会减少。因此它是一条先向右上方倾斜,然后“向后弯曲”的曲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劳动者的时间是既定的,这既定的时间主要分配给劳动和闲暇。当工资较低时,随着工资的上升,消费者为较高的工资所吸引,增加劳动供给。但工资上涨对劳动供给的吸引力是有限的,一旦超越某个临界点,继续增加工资,劳动供给量不升反降,劳动者愿意抽出更多的时间用于闲暇。对于创业者而言,在给企业的高级管理、高级技术人员制定薪酬政策时,要注意这个临界值的把握,一旦触及到这个值,创业者要设计其他激励机制,如股权激励、职位晋升等,鼓励劳动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企业中。

2.5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相关理论的嵌入

该部分理论包含了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博弈论的初步知识、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业者要牢牢把握这一政策要点,对市场的相关概念了解清楚。1)博弈论理论有助于创业者做出理性的市场决策。博弈论就是要让企业在策略性环境中如何进行策略性决策和采取策略。该部分主要阐述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纯策略均衡和混合策略均衡)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由于该部分内容内容相对复杂,在创业学的教学中不一定需要把相关的数学公式进行推理,但背后的原理和逻辑,以及与创业者市场决策的关联性一定要阐述清楚。以最优性质的纳什均衡中的“囚徒困境”为例,在阐述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相关原理后,举出著名的“囚徒困境”案例进行分析,然后引出假如创业者在与竞争对手在做广告这一博弈行为中该如何决策等。博弈论有专门的课程来阐述,可以鼓励学生选修或自学,学好这门课程有助于将来创业时能理性做出市场决策。2)信息不完全和激励机制。在创办企业过程中,会形成许多委托—关系,如雇主和雇员、股东和经理等。委托人委托人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一些事务,并支付相应报酬,但由于人的利益往往与委托人的利益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悖,因此对于委托人而言,如何确保人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这当中就涉及到信息不完全和激励机制的设计等问题。对于创业者如果熟悉了相关理论,那在诸如股票期权计划、工资报酬计划等激励机制设计中就能很好地解决委托-矛盾。

3微观经济理论嵌入

“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的原则尽管微观经济理论的嵌入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教学有好的辅助作用,但毕竟是两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课程,在嵌入过程中如果不把握一些原则,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会产生副作用。

3.1严格区分两门课程的差异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更强调各种概念、原理和方法的阐释和推演,并且理论体系相对复杂。创业学更加强调实践性,更强调如何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在教学设计上要分配更多的实践课时,以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不能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在授课过程中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过多的阐述经济学原理,把创业学上成了一门枯燥乏味的纯理论课;二是忽略经济学原理的嵌入,对创业学的知识也浅尝辄止,使创业学的课程缺乏理论的支撑,忽略其内在规律的解释,学生在未来的创业行为中很难以深入开展。

3.2教学方法与手段上需要变革

正如上述所言,经济学更偏重理论性,教学手段一般采用传统的讲授式和课堂讨论式,形式上稍显单一,内容上相对枯燥。而创业学的教学在教学方法上一般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特别是国际劳工部组织编写的SYB教材(教师用书)中,除传统的讲授式方法外,还提倡采用情景模拟法、角色扮演法、游戏法等丰富多样的授课方式。所以在经济学理论的嵌入过程中,如何选取恰当的教学手段,以及经济原理阐述时间上“度”的把握是教师要灵活把握的。

3.3教学资源上要体现两者的融合

如果要嵌入相关的经济学原理,则对之前所采用的创业学教案、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和教学课件等教学资源要做相应变化,要体现两门课程的无缝对接,而不要给人一种强行嵌入、牵强附会的感觉。本课题组除了完成这篇教改文章外,下一步工作就是把所有的教学资源进行更新和改革,希望能完整地体现出“大学生创业教育”这门课程融入经济学原理以后的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6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黄亚均.微观经济学[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国际劳工局.创办你的企业[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6.

[4]徐小飞.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2):166-168.

[5]刘丽燕.经济学专业《创业管理》课程教学经验总结[J].科技经济导刊,2016(3):147-148.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微观经济学 教学效果 教学方法

微观经济学是高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如何改进课堂教学过程,增加教学效果,一直是该课程教师所关注与探讨的问题。但是,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现状表现为:教学方法单一,教材过于理论化、数学化,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考评方式过于注重考试成绩;学生认为微观经济学理论抽象难懂、学习兴趣不高等现象。鉴于此,本文微观经济学课程特点出发,对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对微观经济学教学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特点

从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看,该门课程特点表现为:

第一,理论体系具有综合性,理论比较抽象。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规律属于社会科学,由于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和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对于理论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经济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与我们国家的国情背景、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在理论介绍中包含各种假设条件,理论的应用是有前提条件的,使学生在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论时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经济学思想、经济数学及经济曲线三者的相互融合贯穿于教学始终。

该课程以其新颖性和有用性而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同时它又是一门逻辑性和系统性极强的课程。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的得出与变化,可以通过图表来形象直观的再现,便于说明理论的存在与发展。同时,数学知识运用频繁。许多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得出,都是通过数学推导得来的;通过数学证明其自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导致因变量变化及变化的程度,对数学知识掌握应具备应用和分析的能力。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的探索与创新

(一)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

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在教师备课、资料准备、授课、学生做习题、专题讨论、考试等主要环节上都努力体现这个目标性特征。做到每章节目标明确、重难点清楚,紧紧扣住《微观经济学》的课程目标,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开展《微观经济学》课程实验。

(二)确定合理的教学内容

1.把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体系

在讲授微观经济学具体内容之前首先概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了解该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心、研究目的、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特点是什么,理解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在学习过程中使学生关心微观经济学的统一性,以便将知识点串连起来。微观经济理论是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一是要掌握最基本的概念,如稀缺性、均衡、机会成本、边际、市场结构、市场失灵等。二是要掌握三大均衡:需求与供给的均衡,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三是要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十大规律:如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定理、科斯定理等。通过复习归纳使学生掌握了这门课的内容体系及重点。

2.增加前沿教学内容的介绍

教学中充分反映学科最新进展,同时结合教师科研,丰富教学内容。《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现实,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引进到课堂,形成了一种科研促进教学的良性机制。比如,结合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介绍经济学学科前沿的发展情况,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重视学科方法的学习,实施方案为删减一些不必要重复的内容。使学生在掌握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对融合的新方法、新背景以及新的挑战和机遇都有所了解,为学生理解和应用理论研究拓展视野。

(三)使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1.多媒体设计与教学设计相结合

强调改变教学理念的创新,努力探索《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强调教学方法从传统的“讲课”向“综合性教学系统”转变,形成一套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更新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教学系统。突出表现在多媒体教学的不断创新,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多媒体教学方法。教学过程设计为:从经济现象入手――提出问题――引出课程讲授内容――提问式教学――穿插课堂思考、身边的经济学故事――多种方式阐释经济学原理(散文式语言、图表、模型、案例等)――讨论、课堂实验――网络、媒体资料――经济学理论应用――复习小结――课后练习和阅读参考资料加深理解。该过程充分体现在多媒体课件设计中。通过这样的系统教学,有利于课程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满意度。

2.组织微观经济学实验

为学生营造了活跃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发掘自身对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且主动思考问题的答案。在实验前、实验中和实验后进行讨论,对于激发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来思考周围的世界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对没有修过经济学基础课程的学生和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的学生都十分有用。每一个实验应包含以下内容:实验说明部分,对实验进行指导说明;实验讨论部分,提出与实验相关的经济理论;实验报告部分;课后作业。实验和讨论的交替使课堂变得富有节奏。实验报告帮助学生在现实世界中应用经济理论和分析结果。课后作业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3.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对市场配置资源运行机制的规律总结,其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因此,在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将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可以先讲解理论要点,然后引入案例;也可以将案例融入到理论要点的讲解当中,引导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理解和体会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方法。作为授课教师平时就应该保持敏锐的观察、联想力,为案例教学准备素材。比如,笔者在讲授垄断市场的价格歧视时,以电影票分为成人票和学生票,来分析垄断市场进行实行歧视性价格的条件和利润等。

三、结论

微观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掌握经济学理论和思想,教学过程中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并重,达到学以致用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晓庆.微观经济学课程特点及教学方法探讨.经济研究导刊,2010,(31).

[2]雁.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研究,2008,(1).

[3]初凤荣.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研究.科技创新导报,2009,(20).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新挑战;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共同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资源的利用,包括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等,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走向;而微观经济学则是研究个体经济和活动,比如独立的生产个体户如何合理分配资源,才能使得单位资源所创造的利益最大化或者独立的消费者个体如何利用有限的收入条件购买到更多实惠的产品。研究显示,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受数量分析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1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概述

微观经济学指的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研究个体或企业的资源分配方式,并分析这种分配方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经济部分、市场福利部分以及策略部分。经济部分主要包括消费者经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理论;市场福利部分主要包括市场局部均衡理论、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策略部分包括信息经济学、拍卖设计论、博弈概念论等。所以,微观经济学从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了数字化趋势,而非文字化趋势,尤其是对于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基本是用公式和方程来进行假设和结论。方程公式相比几何语言虽然不够直白,但是其逻辑严谨性和推理实用性都比较强,得到的结论也准确可靠、有理有据。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数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思想早已经慢慢融入到微观经济学研究当中[1]。

2微观经济学在现代遇到的新挑战

微观经济学自创立发展到现在,理论已经非常丰富,其研究的内容也很复杂。如果抽丝剥茧,微观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1)市场经济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供求关系理论、市场势力分化和结构理论、市场核心理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这个系统中的市场均衡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都是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个体经济行为:从个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消费者理论、企业经济理论、企业竞争理论。这个系统中的个体决策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都是在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其理论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也不可轻视,所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2.1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

微观经济学里面有许多种定理和公式,还有许多种经济模型和经济原理等,这些定理公式都是通过对多种经济问题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但是在研究这些经济学定理公式时,都是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定理公式运用于其中。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变得不准确。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经济情况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备的条件太过复杂,无法完全满足定理公式的预设条件。有时候有部分条件满足,可以使用设置变量的方法,对经济模型进行改良,重新检测数据,但是这样还是会对研究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有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非常抽象,一般人很难理解,如果将这些理论投入到实际情况当中,很少有人能娴熟地运用,所以难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2]。

2.2经济理论缺陷的完善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还没办法完美地解释某些实际的经济情况,这说明微观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理论的创新与完善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微观经济学中某些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完善,但是还是存在缺陷未被发现,所以缺陷被完善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即人们无法确定某一经济行为是否会发生,也无法预知该经济行为发生以后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对于该经济行为的发生概率、事件影响一无所知。所以在对实际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时,永远只能围绕当前的研究目标展开,而无法确定下一个研究目标,这就使得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3微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3.1微观经济学出现新的学科分支

在当前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经济的需求。经济数据分析是一项很精确的数据分析工作,需要对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保证。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实际经济问题时,可能会由于假设条件的不满足,使得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所以,需要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细化,创立新的学科分支,使其精确度提高,适应更多类型的经济问题[3]。

3.2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广泛

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微观经济学已经不仅仅研究经济学问题,还能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加以分析,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研究,根据家庭每个成员的日常消费活动和生产活动来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做出合理的决策等。

3.3微观经济分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

计算机技术与微观经济分析的有效结合可以使得微观经济的结论更加准确,且具有科学性。计算机在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是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期间会产生更少的错误,分析结果比较准确。

4结语

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现代经济体系也是十分复杂,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运用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对于这些新挑战,微观经济学家要加强学术研究,增强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喜峰.国内数量经济学研究前沿———兼述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5年(福州)年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02):156~161.

[2]舒燕.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可实验性和实验教学[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34(10):206~209.

[3]洪永淼.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发展前景[J].统计研究,2016,33(05):3~12.

微观经济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思想;马歇尔;无差异曲线;不完全竞争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一、从基本假设到无差异曲线理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把新古典学派的市场价格决定理论作为流行的或者说是主流的微观经济学说。市场价格决定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把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假设前提,经济人被假设为具有完全的知识,也就意味着能够完全按照理性人的原则做出经济决策,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因而市场上的供求的基本状况可以通过经济人的解读释放出关于各种资源稀缺性和可替代性之间的所有信息,以便于保证实现当前条件下的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一般均衡状态。毫无疑问,这种经济理论融合了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追求,然而现对于经济现实来讲,却使得这些假设前提过分的脱离了实际,尤其是理性人的假设,基本上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概括为机器人,而非有血有肉的现实人。这种状况直接带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不可抗击打力和实际应用的局限性。

因此,随着人类认知世界能力的不断进步,以及各个学科门类的不断发展,从二十年代中期左右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逐渐突破传统经济理论假设前提束缚,采取更加贴合经济现实状况的假定和命题,并且在分析方法和模型工具上更加大胆,采取了很多跨学科的理论,推动了微观经济思想的不断创新。

在这一时期,微观经济理论的重要进步就是引入了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相对于无差异曲线应用到对于市场经济中需求行为的分析而言,以往微观经济理论中对于效用无法确切计量和产品效用比较的难题从而迎刃而解,这对于突破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的刻板解释,增加理性人假设的人性活力,使之更加符合经济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在马歇尔的价格理论中,需求分析中的一个假设就是效用可以确切计量。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忽略了效用概念本身的主观性,效用这一概念本来使用来解释人的偏好程度的,确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同经济个体之间的效用的比较问题。虽然如此,马歇尔还是尽量对于效用概念给出了尽可能符合现实经济状况的解释,其效用递减的理论就是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的一个理论基础。显然,人性的不确定性是价格理论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也是经济理论发展中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过程。

可以说,这一效用比较的难题由于无差异曲线的发明和运用而获得了暂时性的解决,。无差异曲线最初的概念是用来解释市场竞争中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埃奇沃斯首先在其1881年出版的《数学心理学》中提出来。后来,帕累托进一步把无差异曲线与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用无差异曲线来代表不同的效用水平的产品的组合,以每一条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给经济人带来同样满足程度或者说同等效用水平的两种物品的不同数量组合,同时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理论的两个支撑概念序数效用和偏好。帕累托以后的经济学家中,巴罗内、斯拉茨基等人虽然把无差异曲线这一工具结合图形和代数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但是他们还是对于这一工具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过于迷信,故而在价值理论的发展上没有取得太多进展。直到1934年,《价值理论的重新思考》一文的发表,希克斯和艾伦继续在帕累托的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阐释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的内涵,丰富它的经济思想,才使得价值理论更加完善。

希克斯等人强调,效用不是准确给出绝对的基数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基于序数意义上,能够进行比较确定偏好次序即可的概念。因此,希克斯等人用偏好的解释方式替代了马歇尔运用效用函数来解释不同效用之间关系的方法,并且在xoy平面上建立了一种具有一般解释力的无差异曲线模型,依然坚持了不同数量商品的组合可以给经济主体带来相同的效用水平这一观点,通过一条凸向原点的负斜率的曲线来代表某一条无差异曲线,同时体现出不同商品组合在提供相同效用水平过程中对于经济主体而言的替代效用和效用递减性。进而又引入了市场对于不同商品的评价,即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表示市场所反映的对于两种商品的一种偏好,消费者均衡就是建立在消费者个人的偏好与市场表现出来的集体偏好的最终博弈的结果,表现在图形上就是无差异曲线与消费可能线的切点表示消费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希克斯等人的模型阐述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从而动态的解决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中收入水平不变的假定对于货币边际效用的限制,解放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这样就为边际效用理论进军生产成本分析领域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模型基础,促进了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微观经济思想在生产消费等环节上的全面发展。

二、对基本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不完全竞争理论

如果说无差异曲线的运用和推广在完美的古典假设基础上推动了微观经济理论创新,那么这一时期中微观经济思想中的另一重要成就则可以说是引起了整个微观经济理论的革命,这就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

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众多经济学家中,古诺就曾在具体案例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垄断问题,尤其是著名的古诺模型,指出了在简单的市场竞争中规模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可能会同时出现,这将会导致较大生产规模基础上垄断厂商的出现,垄断厂商之间均衡的条件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本质上来讲边际方法论也是遵循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然而,这些基于不同假设前提的论述在当时并没有吸引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马歇尔在建立其市场价格理论的时候还是跟古诺的经济理论做过一番争论的,但是最终由于他陷入到完全竞争原则的假设之中,又对收益递增的条件的说明不够充分,最终给自己的经济理论设置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发展与交流,人们的关注的内容逐渐从完全竞争的理想世界转向不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于是打破马歇尔经济理论的垄断,客服完全竞争市场的约束,拓展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就成为了微观经济思想发展的新任务。1926年斯拉法首先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一文中对传统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他通过对日常经验的研究指出:现实经济中往往存在着规模经济的这一效应,这会使得许多厂商可以具备成本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营条件,这就意味着厂商可以在生产领域进行无限制的规模扩张和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单个厂商将会对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产生影响,因为它有可能面临的是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不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市场价格的有力影响者。因此他认为传统的供求定价机制不再适用,垄断将会取代自由竞争。其实,反观斯拉法的经济思想也可以发现其中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即对于垄断形成过程的真空假设推断,过分引入了不完全竞争的思想,最终顾此失彼。不过,斯拉法的经济思想还是影响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将他们的研究概括为两大类:其一是以英特马为代表的一派,继续以古诺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目标直指垄断的市场,激进的放弃了供给曲线,单纯把市场描绘成单方的市场;其二是以哈罗德为代表的一派,采取了保守主义渐进式的研究方法,通过逐步放松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不断引入经济现实,构建日益贴近现实的经济模型来解释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戏剧性的是,两派的研究结论最后竟然趋于一致,当然这与经济发展现实的佐证是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理论方法的成功,只能说明现实与理论研究存在着契合。而到了三十年代,这一任务最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完成的。一九三三年,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第一次用一种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阐述了新的价值理论,与此同时,张伯伦独立地在其《垄断竞争理论》中进行了同样的工作。这样,便在英美两个国家同时实现了价值理论的变革。

新的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生产同种产品的各个厂商的成本状况相同的条件下,单是由于消费者方面偏好的差别便将导致各个厂商面临不同的需求条件,从而厂商的需求曲线不再是弹性无限大的水平线,而是呈现为负斜率的曲线。因此,价值理论逐渐把厂商作为研究的核心,引入了“厂商”这一概念而抛弃了研究中模糊不清的“行业”这一概念。由于厂商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均衡原则必然与传统的供求均衡原则具有本质差别,这样以市场清洁为目标的供求曲线定价机制将宣告失效,要解决厂商均衡问题就必须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建立新的解释模型:边际成本是总成本对产量的导数值,边际收益是总收益对产量的导数值,运用这两个变量便可以求得单个厂商的最大利润均衡条件,这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短期中,供给曲线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最大利润的实现基本来源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即从两个变量的均衡点可以直接得出均衡数量,借助于需求曲线则可以推知均衡价格。而在长期中,市场的博弈过程更加趋向于完全竞争,通过厂商数目的变化和每个厂商产量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净利润等于零,从而单个厂商乃至整个行业达于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长期均衡条件不仅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且有平均收益等于平均成本。至此,一种新的不完全竞争的价值理论便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明确断定不完全竞争是事物的正常状态,这就使微观经济学向现实主义道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仅如此,它还为随后发生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变革奠定了某种理论基础,并为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提供了某种准备。

三、简短的结语

从文章所述可见,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段时期,用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叫作“理论发达的年代”。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仅是理论创新的领域中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前赴后继,并在其他众多的领域里这些经济学家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这种现象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突破和发展都是有着现实的诱因的,或者是原有理论的解释能力的危机,或者是现实生活的对于精神支柱的需求。正如文章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统治了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微观经济领域的思想发展,然而由于它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出了基本假设的解释力危机,并且更新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对于假设前提的改进也日益凸显,这就自然不能不引起新的一代学者的怀疑和思索。另一方面,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整个西方经济发展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严酷的经济现实既冲击了旧的理论,又要求经济学家去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这样,最终便必然导致一场西方经济思想创新的浪潮。

西方经济学在上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有重要意义。首先,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完全竞争理论的取代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使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和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转向垄断或国家垄断的经济学,这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进步。其次,这一时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也是意义非浅的。经济学家在对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中,不再热衷于依据空洞的前提假定进行抽象推理,而是注重对实际经济现象的经验式考察和研究,于是对未来的预期和不确定性等因素被引进经济理论,货币的性质及其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得到重新估价,其结果使经济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得到了拯救,经济理论的实用性重又恢复,而原先人们所一味追求的那种理论的统一性、完美性与和谐性却不复存在了。这种方法论的革新既导致了三十年代经济理论的创新浪潮,同时也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对于所有这些是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性评价的。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6.

[2]陈良璧.马歇尔的经济思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2.

[3]贾根良,李黎力.浅议经济思想史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J].当代经济研究,2010,4.

[4]张凤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J].辽宁大学学报,1989,4.

[5]刘涤源.略论凯恩斯对马歇尔经济思想的背离与继承关系[J].经济研究,1989,1.

[6]张日波.重读“马歇尔冲突”[J].浙江社会科学,2013,2.

[7]张彬琳.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与现代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比较[J].东方企业文化,2013,3.

[8]荣卡格利亚.西方经济思想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8.

作者简介:李文一(1988-),男,山东聊城人,在读研究生,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方向:外国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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