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1

一、引言

 

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是经济类课程的基础学科和入门学科。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对本科生学习经济学类课程的理论知识非常关键，而且对本科生考研、参加银行等招聘考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普通高等学校里，一般的课程设置是在本科生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开设微观经济学课程，在大二的上半学期接着开设宏观经济学。由于微观经济学处于先设先讲的位置，因此，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初临经济学大门的学生能否对经济学产生兴趣、愿不愿意或能不能学好宏观经济学。本人从事微观经济学教学已有八年时间，在这期间，既有点燃学生强烈求知欲和传授经济学知识后的喜悦，也有目睹他们感叹微观经济学难学和学习兴趣消退后的沉思。

 

二、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体会

 

(一)微观经济学有一定的学习难度

 

相比于形势政策或历史、文学课程，微观经济学对初学者有着较高的理论难度和学习门坎，既涉及到求导、积分等数学知识需要一定的数学计算能力，又涉及到边际效用递减、规模报酬、机会成本等理论知识需要有较好的感悟和理解能力;既需要区别不同学派经济思想的差异，又需要把握这些学派间思想的共同点和传承;既需要掌握理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又需要把这些理论联系实际，学会用理论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并指导实践。比如，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定义不难理解，但是他们的计算就需要用到积分的知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生活中非常普遍，但学生要想将“吃包子”的例子推向一般就需要深入思考、举一反三。再比如，规模报酬有三种情况，规模报酬递增、递减和不变，但这三种情况在现实中对应哪些例子、适用条件是什么，可能有许多同学在理解时存在困难。亚当斯密关于 “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和不要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深刻理解亚当斯密提出这一理论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提出与重商主义学派相左的政策主张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对亚当斯密所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和阅历有深入了解，并全面阅读《国富论》的内容。

 

(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范式至关重要

 

最大化和均衡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两大研究范式，贯穿经济学研究的始终，掌握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个体经济单位主要有消费者和生产者。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微观经济学假设单个消费者是在收入和产品价格既定下，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生产者是在生产成本的约束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经济学认为理性人的决策实质上是一个最优化或最大化的问题。无论对于垄断厂商还是完全竞争厂商，生产者在决策时都是如此，因此要遵循的生产原则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学生在掌握了这一研究范式后，就不必死记硬背消费者均衡时的条件以及各种厂商生产决策的原则，在学习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最大化类似，均衡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另一研究范式。取自牛顿力学的均衡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影响极深。正如霍奇逊(1993)所说：“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刁伟涛(2005)指出，均衡已成为库恩意义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均衡范式的理念是把经济的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 倾向于认为经济过程会自动收敛于均衡状态或围绕均衡状态上下波动。无论在产品市场还是在生产要素市场，无论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均衡都是学习者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学会比较和融会贯通能够事半功倍

 

微观经济学中有许多类似的概念和公式，学会比较和融会贯通非常重要。例如，在学习第四章等产量线、边际产量、生产者均衡条件、边际技术替代率的时候，我们要复习和对照第三章效用论中无差异曲线、边际效用、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边际替代率等概念，因为它们是非常类似的概念。比较后，我们可以弄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理解得更深记忆得更牢。即使一段时间后忘记了生产者均衡的条件，我们只要回想消费者均衡的条件，就不难推出生产者均衡的条件。再比如市场论这一章，只要我们学会比较，就不难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的区别，以及这四种市场类型分别在厂商数目、产品是否有差异、进入障碍、是否对价格有控制力四个方面的差异。

 

(四)善于画图在平时学习和应试中都有很大益处

 

在平时学习中，借助图形进行答题可以比较直观地呈现知识和理论本身，加深我们对某一知识点的理解。比如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等概念。图形画出来后，消费者剩余就非常直观地被看出来了，它就是市场需求曲线以下市场价格线以上的部分。而且，在应试考试中，如果考生仅答消费者剩余的文字定义而不画图，那么就不会得到满分。如果在研究生考试中，你明明知道它的定义，但由于没想到以为不用或不会画图，那么就得不到满分，非常可惜。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方法创新

 

基于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体会，我认为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从个方面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

 

(一)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习信心

 

先对微观经济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梳理，通过人物传记介绍、课前演讲、精彩视频解读等多种其他手段充实课程教学，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克服学习困难的信心。

 

(二)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思维和范式

 

经济学思维和范式非常重要，远远比记忆某一条具体的理论和概念重要。因此，在微观经济学的导论部分，要有重点地有意识地先给学生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可以通过“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的故事”给学生介绍经济思维，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课堂教学中要经常回顾和比较

 

在教学中讲授新知识时，要经常回顾以往类似的概念和与新知识容易混淆的内容。回顾和比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融会贯通整个知识体系，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这一良好的学习习惯。

 

(四)强调画图在课后作业及考试中的重要性

 

在课后作业和试卷的批改中，明确画图的分值，并及时告诉学生没有画图的扣分情况，在平时培养学生画图的习惯和意识。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2

关键词：一般均衡；理论；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7-0022-01

1　瓦尔拉斯(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l-ras)在《纯粹经济学要义》(“The mere economics to iustice")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瓦尔拉斯是边际效用学派奠基人之一，他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他认为价格或价值达成均衡的过程是一致的，因此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是一回事。他用“稀少性”说明价格决定的最终原因，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需要这样几个假设：(1)要求市场的参与者有关于市场的完全信息；(2)假定经济中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此不会因为预防不测而贮藏货币；(3)不存在虚假交易，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市场均衡价格形成时达成s(4)经济系统是个“大经济”，即有足够多的参与者，从而符合“无剩余条件”，即使在上述假定下，瓦尔拉斯体系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瓦尔拉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要决定n个未知数，至少需要n个方程，但是n个方程未必决定，个未知数，要n个方程决定n个未知数，方程必须是线性的，而且方程之间必须线性无关。同时瓦尔拉斯体系不能排除唯一的均衡解包括零价格(针对免费物品)和负价格(针对类似噪音的物品)的情况，因此瓦尔拉斯体系必须包括所有物品，而不仅仅是正常的经济物品。一般均衡理论后来由帕累托(Pareto)、希克斯(Hicks)、诺伊曼(Ronald Neu-mann)、萨缪尔森(Samuelson)、阿罗(Arrow)、德步鲁(De-breu)及麦肯齐(McKenzie)等人加以改进和发展，这些经济学家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在相当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

2 希克斯的短期均衡分析

希克斯将均衡定义为：“当经济中的所有个体从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挑选出他们所偏爱的生产和消费的数量时，静态经济(在其中需求不变，资源也不变)就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部分决定于外在约束，――更多的是决定于其他个体的选择”，希克斯认为，他的静态均衡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一定存在着向均衡方向变动的趋势；二是收敛于均衡的速度是极快的。

希克斯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处理均衡问题的，他借助了马歇尔的方法，并且通过扩大马歇尔假定的范围进一步缩小经济主体的选择空间，这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

3 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的贡献

阿罗＼德布鲁用数学模型证明了的一般均衡。阿罗一德布鲁对一般均衡理论存在性的证明，主要依存于两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因此，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某些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总需求水平知识，并且没有一项最终交易实际上是按非均衡价格进行的，这当中的某些假定也许可以放松，以适应少数行业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所有行业卖方垄断竞争的度量。但是，寡头垄断的存在否决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决竞争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样)，更不用说消费和生产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是为了研究竞争的市场均衡。它的一个主要假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将市场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一般均衡理论经过阿罗、德布鲁和哈恩等人运用数学形式加以修饰，已经变得更加完善。

在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般均衡理论中，货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便利生产和交换的进行，实际上，货币是可有可无的，由瓦尔拉斯创立，由阿罗和德布鲁进一步完善，并被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加以运用的一般均衡模型要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必须是一个只能分析实物经济的静态模型，这个静态模型是无法转而用来分析动态的货币经济的，这是由模型的内在逻辑结构或者其均衡的概念决定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很难处理时间问题。

根据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概念，当经济主体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商品所有权的情况下，实现最优时，“不存在使价格发生变动的机制”。新古典的框架要求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只对价格的变动反应，既然价格不变动，也就不存在均衡的变动。

4 格朗蒙(Grandmont)的短期一般均衡理论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格朗蒙(Grandmont)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试图将阿罗一德布罗(Arow-Debreu)模型动态化，发展了短期一般均衡理论致力于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虽然意识到A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表面上的动态特征，遗憾的是，Grandmont预期函数仍然建立在严格的概率统计基础上，他的努力实际上没有超越Ar-row-Debreu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去50年里经济学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许多最近的经济理论创新，不过是将静态的最大化工具用于分析动态问题，虽然时间在纯粹静态条件下得以考虑，但是却错误地认为能够将特定时间分配从事特定活动。这样，时间和完全知识、完全可预测在本质上是相容的。

5 一般均衡引申出的“市场效率损失”理论

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就是一般均衡理论及由此派生的“市场失败”理论，新古典框架思路以理想均衡状态作为判断现实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参照标准，通过比较复杂、不完善现实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一旦发现现实情况与理想标准出现差异，就断定出现“市场失败”，真实世界必然是无效或低效率的，由此想当然地推导出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角色和作用，要求政府积极介入甚至干预微观经济运行，通过微观经济规制和实际干预控制经济运行。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3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高教界对实践教学和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多数高校也纷纷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对实践教学越发重视，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也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各高校普遍的办学定位，应用型本科重在应用。因此，要改革以往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要注重地方特色，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以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的一门科学，日益发挥着对社会经济现象和活动的解释和预测的功能，所以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但仍有很强的应用性，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实际，突出应用二字，提出了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二、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分析

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分析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领域内的问题，研究对象为单个经济，其核心问题是价格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微观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的基础。所以，它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从实践上讲，微观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用于指导企业或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又可以用于指导政府的决策行为。因此，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2、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分析

(1)章节多，内容抽象难懂。从目前使用较好的几本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来看，章节都比较多，如曼昆编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有 22 章，黄亚钧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 16章，岳贤平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 15章等。从内容上看，以曼昆编著的教材为例，主要内容有：经济学十大原理、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赋税的代价、国际贸易、公共部门经济学、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和微观经济学前沿等内容。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国家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成果的总结，而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采用公式、图形和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发展规律的，比较抽象，这无形中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所以，大多数学生反映学起来费劲难懂。

(2)研究方法多，数学知识是基础。随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不断成熟，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如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非均衡分析法、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但总体来看，还是以实证分析法为主，主要是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及推理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自数学进入经济学以来，它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水平，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而言，一是借用了微积分，尤其是偏导数和全微分等武器，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二是借用了集合论与线性模型分析了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可见，数学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

(3)图形多、曲线易错乱。为了便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把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理论假设，用图形来直观阐述。但该课程涉及图形分析的章节比较多，而且曲线太多且有相似之处，学生在记忆时往往会产生错乱的现象，要么记错了曲线移动的方向，要么记错了曲线的种类，导致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出现差错。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强化实践教学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形成一种理念十八届三种全会以来，很多高校为了响应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一精神，纷纷喊出了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加强实践教学，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响亮口号，高校微观经济学课程也随之改革。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落实到位的高校很少，绝大多数高校只停留在口头上，老师上课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没有调动起来。可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对于多数高校来说还没有形成一种理念。

2、老师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型教学团队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高校担任教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高校毕业之后直接走进高校，缺乏对经济学知识的实践锻炼，基本上没有尝试过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更谈不上科学合理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专门训练，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相关高校进行实践培训的也屈指可数，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于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说组建实践型教学团队更是纸上谈兵。

3、教学手段和方法仍显短缺和落后，没有形成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一是高校多媒体教学设施短缺，不能满足教师案例教学、实务展示等教学环境的需要，并限制了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二是目前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其方式主要局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都是老师讲，学生听，而且学生早就厌烦了这种被动式学习的方式，根本不想主动参与到教学中，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再者，因章节多，课时偏少，老师需要赶进度，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或课堂讨论。另外，据学生反映，有些老师准备的案例太长或太老，学生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即使参与其中进行课堂讨论也是被逼无奈，应付了事。可见，教师从本质上没有真正把理论和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路径

1、加大宣传，让师生认识到微观经济学实践的重要性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政府的许多决策如果能够科学地运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就会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对于企业而言，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与收益分析、市场结构理论等等对于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消费者来说，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可以指导他们的选择行为。因此，要通过大力宣传，让师生都认识到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形成一致的思想、理念和行动。

2、注重教师实践经验的培养，创建实践型教学团队一是要让微观经济学的教师去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践经验;二是要实行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活动，让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帮助实践经验缺乏的年轻教师;三是组织微观经济学的相关教师进行专门培训，通过培训，掌握实践教学的方法和能力;四是要创建实践型教学团队，团队成员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形成科学合理的实践型教学队伍。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4

瓦尔拉所建立的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质是由个量集合成的总量,这一点由均衡条件附图可见。(注:所有的i都满足均衡条件。)由单一产出活动集合成为总量生产模型,那么由每一个不同生产者或经济行为者所决定的不同的产出活动如何集合成统一的生产活动,其一般均衡理论假定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也就是说,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行为都处于均衡。即每个商品i集合为所有i均满足附图。由此,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活动可以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也就此简化为总量关系。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实质上,它是首先确定总量关系后,推理出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必须服从于达到总量均衡的条件。(注:关于这一点一般均衡条件实际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即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逻辑关系为所有i满足均衡条件,则每个商品i也满足均衡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中处于子集的经济行为者会同时是价格和数量信号的影响者,又会是价格的决策者。受不同因素影响的个体经济行为者的行为自然会呈现出非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那么,非均衡的个体行为不可能加总也不可能形成集合的总体均衡。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可以相乘除,但不能相加减,而这里似乎在将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在加减。(注:比如说,5斤白菜每斤价格为0.1元,两者相乘为白菜的总价格,而两者绝不能相加。)结果,作为一个i有可能满足附图,对于所有的i有附图这一通过子集均衡达到集合均衡显然不现实。存在于子集的均衡并非会形成集合均衡。

由此可见,一般均衡理论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问题。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创建的增长模型更多地强调的是均衡而非增长。(注:因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只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迅增长。增长可能带不来发展,但无增长甚至高速增长,发展就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只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其内部子系统差异。这一研究方法应该说更适应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经济不一定适应。因为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者行为趋于一致的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表明经济存在差异,存在机会,而经济行为者是否能从其间获取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能力。这一选择能力既与教育、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个人的性格、生活背景有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能力。结果,经济行为者行为趋同性十分弱。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用解释发达国家总量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还不如着力从微观层次解决发展中的增长问题更有效、更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达到总量平衡就能实现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

二、非均衡:从微观层面上解决增长问题

一般均衡增长理论不适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是因为它只注重总量关系使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它忽略了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再就是它忽略了经济行为者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做贡献的经济价值(舒尔茨,1987)(注: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非均衡“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

1.非均衡强调增长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取收益之中。资源重新配置且能从中获取利润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许多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它是这一潜在过程的反映。因为新的生产领域存在的盈利差额会为生产者提供新的增长机会。这类新的领域总是作为

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作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被开拓,并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现有部门的增长迅速,原有的经济部门的相对位置下降,新的经济部门崛起与发展,这样非均衡使经济系统中总会有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机会又带来增长。

非均衡增长是由新经济领域出现、崛起、壮大、衰落,然后新的经济部门再出现,不断循环往复的生命周期实现的,那么,非均衡增长会呈现出这样的序列过程:(1)某一新经济部门的个别增长;(2)先前存在的部门的增长。当然,每一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它们所达到的各自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3)由于新产品的不断引进,一些新部门不断增大和加入到国民经济中来。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经济增长应该是动态的。新的部门产生,原有的积累格局和生产者持续不断的活动,以及它们进入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特定时间的选择表明,非均衡增长速度中包含着资源重新配置、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速度。(注: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不只是指在原有经济或产业领域,更多地是指新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分工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简单的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达到发达国家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非均衡增长存在于经济系统中有诸多的新机会,而了解这些机会的存在,并能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对增长就十分重要。进一步讲,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者微观行为就成为影响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均衡理论注意到经济行为者行为方式对增长的作用。这一理论创新了古典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注重宏观总量平衡及物质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把增长由宏观平衡放置到微观行为层面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取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路径。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5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6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7

关键词：人民币 均衡汇率 预测

一、什么是均衡汇率？

所谓均衡汇率，其实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定义。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是1954年Nurkse发展的均衡汇率理论。他将内部均衡定义为充分就业，外部均衡定义为国际收支的平衡。而均衡汇率就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相一致时的汇率。然而，即便能够统一关于均衡汇率的定义，对于这个变量的求解方法也是百花齐放的。关于汇率决定的学说多种多样，不同的汇率决定理论框架下，对于均衡汇率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购买力平价说”。根据这一学说，汇率是一种货币真实价值的体现，即体现了货币的购买能力。因此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购买力对比，也即汇率与各国的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然而，这一学说的基础是“一价定律”。由于这一定律的现实意义一直饱受争议，因此也使这一学说的解释力具有很大的局限。而比较具有实践价值的是“利率平价说”。这种学说倾向于从金融市场来分析利率和汇率的联系，研究角度从商品流动转变为资本流动，使得利率成为了汇率变化的显著信号。此外，“国际收支说”从外汇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的流量变动角度来认识汇率决定问题，是国际借贷说的发展，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国际收支理论在浮动汇率制下的变形。同时，货币模型、资产组合模型则分别试图将汇率与货币市场、资产市场建立联系，以建立相应的因果关系。

二、均衡汇率可求吗？——作为内生变量的汇率

以上的这些学说各有所长，同时又都具有致命的缺点。由于每种理论都是基于一定的抽象前提的，因而各自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一种学说又难以在另一种学说的维度上对其加以驳斥，因而几种学说彼此相容不下，都在汇率决定的学说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却又都难以在汇率决定的问题上产生绝对的权威性。它们分别倾向于某些因素对于汇率的影响，却没办法将所有的变化因子一一引入体系。同时，这些引起汇率变化的因子本身在现实中未必是外生变量，比如汇率会对利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具有反作用力，甚至那些参变量之间也存在着很复杂的关联。

现有的这些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显示出，试图发现两三个、甚至更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定的计算公式也许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单凭几个公式，就试图发现决定、影响汇率形成的根源似乎都不足够充分。宏观变量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那些揭示相关性的描述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个中的因果关系。汇率的形成机制如此复杂与庞大，以至于没有那种学说能够很好覆盖其全貌。这时候，探索的方向开始转向微观，因为微观作为宏观的基础，理应为宏观现象的成因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带有这种倾向的努力不是没有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汇率的微观市场结构分析。然而，如何让微观分析具有宏观解释力，如何建立宏观微观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当然超越简单的加权加总），这些挑战在已有的学说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答。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或许其实我们苦苦寻求的这样一个汇率的均衡点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以一种动态均衡的形式存在的。均衡汇率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时刻变化的经济现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在汇率的变化中得到体现。所以，在短期内，对汇率的估计也许只能缩小到一个均衡域，而非某个点。而在长期中，这种均衡汇率则需要映射出对远期经济状况的某种预期，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而其客观性和准确性更要大打折扣了。尤其是对于中国、印度等经济转型期国家，其经济形势中的变量变化更加频繁，大大增加了先见的难度。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远的今天，全球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千钧，不确定性更多。因此那种对于均衡汇率中长期的预期也显得不甚可靠。

综上所述，已有的种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学说，大多的贡献都停留在解释某个或某些宏观变量与汇率之间的关系上，但真正是什么决定了汇率，真正关于汇率均衡值的寻找，却依旧没有完整的且具有说服力的作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确实揭示了汇率与价格水平、利率、货币供求、资本市场和心理预期等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对汇率的变动进行一些定性分析，对为汇率寻找到一个比较适宜且较为稳定的运动区间而言是很有帮助的。

三、一定要求解均衡汇率吗？——对于人民币汇率外生性的探索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均衡汇率的求解确实困难重重，这甚至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合理性的探讨，也就是这种在理论方面寻找均衡汇率确切值的做法是不可行的。而在现实中，作为内生变量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在实践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汇率是具有外生性的。对于这一点可以找到以下两个理由：

首先，在进行传统的理论探讨时，汇率无疑是利率、货币供给、进出口等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内生变量，而这一切的要求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但这个自由的金融市场在现实中不仅仅是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摩擦，更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的，尤其是对于人民币而言。人民币由于还不能进行自由兑换，因此目前其汇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内外金融形势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参照美元指数走势来确定。所以，由于人民币汇率才仅仅是“更加富有弹性”的状态，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放开，所以可以认为人民币的汇率是具有一定的外生性的。

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篇8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性行为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依据以上分析，可以对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比较。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