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1

产业经济，也许对于许多人而言，不过是浏览报刊时，连概念都未来得及形成便一扫而过的词眼，但对于每位产经人，却永远有一种温暖的亲切感和充足的幸福感。我与产业经济的结缘实属偶然，如今要用文字去一一述说它的内涵，有兴奋，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宏观与微观中，发现产经的意义

谈到经济学，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是一门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何为产业经济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什么是产业。产业即为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小至行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总之，它概括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活动。

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对于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命题，或许我可以随手翻开《现代产业经济研究》，指着一段加引号的表述完整严密几经修改完善的定义向你逐字解释，这样的方式严谨省事，却毫无意义。产业经济千姿百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我而言，它是经济学研究中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一片博大精深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观经济领域。

首先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出发来感受微经、宏经、产经三者的区别与联系。我们每天所进行的个人消费，所购买产品的价格波动，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怎样实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即社会经济主体(如家庭、企业、政府)的决策问题；而国民经济增长，政府利税调整，通货膨胀及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涉及到国民经济宏观现象的问题，均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简而言之，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是厂商和消费者个体的关系，而宏观分析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出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如一些生产、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经济组织集团之间的联系及其互动发展，这些经济组织集团本身的演进发展及其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等经济现象，对这些经济现象及其行为规律的研究就属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可以发现，产业经济学既与宏经、微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内容，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桥梁。这也是产业经济学之所以被既注重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同时又需要关注民生的政府所偏爱的原因之一吧!

理论和实践中，体味产经的丰富

我一直很喜欢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概括产业经济学的专业特色。试想在上午的反垄断经济学课上，刚刚讨论过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中午关注新闻时，就看到发改委对于电信和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便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经济学的影子，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这是学习产业经济学乐趣无穷的过程。

产业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区分于其他商科专业如经济学、金融学的重要体现。经济学更侧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解释等，而金融学相对而言偏向实务，例如建立金融模型，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的要求相对较高。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产业经济学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上，我们相继学习了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投资学等专业课程，无论是研究企业行为、政府政策还是产业的空间布局，每一门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又是产业经济的整体研究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大三的我回顾这一两年来所学的专业知识，越来越感觉到它们的价值所在，产业经济这样一个原本迷糊的学术名词在我脑海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兴趣和梦想中，确定产经人的未来

不知道这样的两个词能否引发你们对于就业的一点联想。除少数潜心学术的同学会选择做研究这条出路，大多数人是需要走上社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领域做出贡献的。产业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其学科设置的初衷便是培养学生成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合格的专业工作人才，因此，对于就业的关注，是产经人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

产业经济学有着广泛的令人心动的就业去向。毕业生可以去政府部门，分析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竞争等方面政策，这是中国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的“抓手”；可以到银行工作，做信贷审核员，根据行业发展背景和企业组织、经营、竞争的知识，对信贷投放进行分析判断，做好信贷审核工作，这是银行最基础的工作，是行长必备的素质；可以到证券和基金公司工作，从事投资策略分析、行业研究甚至首席经济学家，主要内容是对行业变化、企业经营进行深入研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咨询，这是当今经济学专业最有“钱途”的工作；可以到各行业的公司工作，一般进入公司战略发展部，尤其是大公司，主要内容是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竞争状况和发展挑战与机遇，企业组织、经营和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变革等，是未来成为cEO的基础工作；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自己投资，例如与他人合伙创业、合伙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加入私募基金公司等。

对于我自己而言，尽管和所有人一样面临很多的选择，但同时也深知以后的变数之多，所以并不急于确定具体的就业方向，而是倾向于做好多方面的准备。一份职业也许是一份稳定的可以使自己立足于社会的工作，但要想真正称其为毕生的事业，不仅要满足它是自己真心所爱，即兴趣所在，也应当是自己一直以来执着不懈的追求，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2

【关键词】范畴 认知经济性 下属范畴

【Abstract】This article firstly makes a analysis of “Xiang” from a cognitive semantic approach to give its prototype and subordinate category，then it makes a discussion of “VV”，“V一V” structure from pragmatics.Then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name words，and by using two principles from categorization，this article finds why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Wo xiang XX”.

【Key Words】category； cognitive economy； subordinate category

近来，网络流行语现在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我想静静”这个流行语在网络上飞速走红，其中隐含容易被人们误解的两种含义让人忍俊不禁。为何简简单单四个字能够表达这样幽默的效果，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下范畴理论角度对于“我想XX”句式进行解读。

一、范畴理论与“想”的语义范畴

世界是广大而又复杂的，为了认识世界，人类必须合理的对各种事物进行分类和定位。然而，人类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而其相互作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即范畴化的过程，其结果即认知范畴。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就已经开始对范畴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游戏”一例进行研究论证，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在此基础之上，Berlin和Kay通过对于语言中的颜色词汇，Rosch对于焦点色的心理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论证了范畴中，最典型的成员是该范畴的代表，为该范畴的原型，而其他非原型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范畴成员共同构成一个连续体。

对于一个范畴的成员，人们通过完形原则对其进行感知，其中最明显，最显著，首先其完形意象被人类掌握和记忆，使用频率最高的事物属于基本范畴，其具有最大相似性和完整易辨性，在数量上也占据巨大优势。与此同时，范畴等级中还包括上位范畴和下属范畴，其中，上义范畴包含了下级范畴成员，并且突出了所有成员的共同属性，而下属范畴是基本范畴下的进一步深入和区分。

在“我想XX”这一句式中，我们首先通过查阅《新华字典》对于“想”进行范畴的下义区分，以获得“想”一词下的基本范畴含义和下属范畴含义：1.形声，心形相声。本义：想念；怀念；羡慕。2.思考，思索。3.希望，想要。4.料想，猜想。5.想象。6.好像，如同。7.怀念，回想。由此可见，“想”一词的基本范畴含义为想念，怀想，羡慕，而其他含义为“想”的下属范畴含义。

二、“VV”与“V一V”的语用学探讨

汉语中，单音节动词叠用，常会表现为“VV”或者“V一V”的形式，虽然其内部构造不同，但是他们在很多句子里可以互换。在可以互换这点上，可以说“VV”从“V一V”中来，“VV”是“V一V”的变体（萧国政、李汛 1988）。邢福义（2002）也认为，通过句法格局和语义关系的考察，知道“V一V”同“VV”之间确实存在若干不同之处。但是，从全局来看，两者的细微差异主要还是表现为在说话口气上有着不同的语用价值。

蒋湘平对于“VV”和“V一V”进行了语用差异的探索，通过语料统计，认为“VV”出现在命令、请求、祈使、建议、陈述、责备六种言语行为中。经过对“V一V”在五大基本言语行为中出现次数的分析，“V一V”也可以出现在陈述这一断言行为句中，其含义为，说话人提出某一命题，相信其真实性，并且通过言语行为对其真实性承担责任。

在本文所探讨的“静静”与“静一静”这一点上，根据上述作者观点，其语用功能在于陈述命题，因此，“VV”与“V一V”基本可以互换，差异主要是口气上有所不同。

三、姓名用字的性别差异统计分析

根据钱进对于姓名用字和性别差异的统计分析，本文对于网络流行语“我想XX”中所出现的可作为名字的动词或其谐音词进行分析，其中，女性名字中“静”的出现次数为472，“婷”为360，“琳”为98，“雯”为69；相比较而言，男性名字中“静”的出现次数为37，“婷”为1，“琳”为7，“雯”为0。

由此可以看出，男性名字和女性名字在选字上的区别非常大，其在性别领域中有非常明显的标记，男女人名用字频率呈负相关，即女性人名用字频率越高，男性相应用字频率越低，因此，男性人名和女性人名的差异非常显著。

四、范畴理论对于“我想XX”的解析

原型理论认为，在人类大脑对于事物进行范畴化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原则：1.认知经济性原则；2.感知世界结构原则。认知经济性原则即以最小认知努力和资源获取信息最大化，这样人们不需要对于单个事物进行独立记忆，只是将其划归为某一个范畴中属性相近的成员。而感知世界结构原则则认为，世界的结构是彼此相关联的，人们依靠关联结构形成以及组织范畴。

“我想XX”一例中，“想”的基本范畴含义为其本意：想念、怀念、羡慕，其他含义为其下属范畴。从认知经济性原则来看，人们最小的认知努力即为理解“想”为“想念”的含义，而从感知世界结构原则来看，“想”的其他含义都为“想念”的关联含义而来。因此，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范畴理论使得人们对于“想”的意义理解趋近于“想念”，其他意义需要人们做出认知努力之后才能得出。

通过对于“V一V”和“VV”的解析，其两者意义基本在语用上属于陈述功能，两者基本可以互换，因此“静一静”和“静静”等词在口气上稍微有一些差距，大体意义是基本一致的。再从姓名性别差异统计来看，“VV”结构中“V”词和其谐音词出现在女性用字和男性用字中的差距成负相关，女性名字中“V”和谐音词出现的越多，男性名字中该词出现的频率就越小。

再通过认知经济性来看，因为“想”一词的基本范畴含义为“想念”，其后的词义理解应为想念人、事物等。因为“静静”、“琳琳”等作为非常典型的女性名字，人们不需要做过多的认知努力就可以知道“我想静静”是指“我想一个叫静静的女性”；而“希望、想要”作为“想”中基本范畴含义“想念”的下属范畴含义，需要人们做出一些认知努力才能得出这个意思，同时，需要进行认知努力才能得出“XX”是“V一V”的“VV”形式，而并非女性名字，所以“静（一）静”、“停（一）停”、“淋（一）淋”、“闻（一）闻”需要人们做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才能够不会认为其是女性名字“静静”、“婷婷”、“琳琳”、“雯雯”的。

因此，虽然原型理论下的下述原则使得人们在对事物进行范畴化过程中可以进行最小的认知努力，通过对事物的关联进行范畴组织，但是这也使得人们在对于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时会出现误差，导致文中所出现“我想静静”一例中不同人对于“静静”的解读造成了不同的理解，从而造成了啼笑皆非的误读。

参考文献：

[1]萧国政，李汛.试论V一V和VV的差异[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6）：117-123.

[2]邢福义.汉语语法三百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蒋湘平.“V一V”的语用探析[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5）：57-60.

[4]张春泉.“V（一）V”结构式补议[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10（6）：30-32.

[5]钱进.姓名用字的性别差异统计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 2004（5）：60-67.

[6]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7]Evans，Vyvyan & M.Green.Cognitive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2006.

[8]Kay，Paul & C.K.McDaniel.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ings of Basic Color Terms[J].Language，1978（5）：610-646.

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3

关键词：会计影响；组织影响；社会影响；制度

一、引言

将会计置于不同的范畴领域会直接影响会计的目标定位、影响范围，以及会计学科的地位。置于组织范畴的会计，主要服务与影响组织及组织的交易对象；置于社会范畴的会计，则既服务于组织目标，又要服务于社会目标。随着会计应用的影响领域与边界的一再扩大，会计由微观组织走向宏观社会已成必然。一直以来，由于认识上的路径依赖，会计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组织信息的加工技术和提供系统，一个反映组织经济活动的“快照”，是资本市场交易的依据。会计在宏观层面的影响研究较少，会计的影响也因此凸显出一定的外部性。如Arnold（2009）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在国际顶尖会计期刊上探讨公允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影响，但没人关注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AnthonyHopwood（1976）指出，虽然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层面，但是会计的影响早已突破组织的边界，应该将会计置于社会领域去研究与探索。郭道扬（1990）指出，会计由微观经济世界走向宏观经济世界这一重大变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Burchell等（2000）指出，会计不是一个技术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会计越来越活跃并明确地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发挥着重要的宏观社会影响作用。《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和《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相继于2010年、2011年征稿呼吁关注会计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加强会计在自然灾害治理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影响研究。虽然近年来，会计研究开始关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但是由于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薄弱，实证研究中时常呈现变量间影响路径太长、关系力度不够、论证说服力缺乏等弊病。因此，为了厘清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会计影响的范畴和机理，本文借助信息、交易、制度与市场等制度经济学原理，从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两个维度，演绎了会计对组织和社会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二、会计、组织与社会的文献综述

关于会计、组织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探讨组织与社会环境变迁对会计的影响，另一类是探讨会计如何影响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对会计影响的研究可归纳为：组织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会计的学习演变。如戚艳霞等（2010）就社会对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在环境动因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总路径。沈洪涛（2014）就我国环境战略下环境会计向生态会计的转变，提出了对内生态会计、对外生态会计和环境审计的新构思。《AccountingForum》2010~2011年第34~35卷专刊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了如何建立现实有效的环境会计、可持续性披露及社会责任报告。姜国华、饶品贵（2011）规范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借助于会计对微观组织行为的影响情况。Walker（2016）研究了如何从会计历史的角度发现会计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构建会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外，我国于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2006年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简称IFRS）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些会计制度、准则的修订与变革，从历史证据上展示了组织和社会对会计的影响。会计对组织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会计准则、会计核算、会计信息等对组织的影响。如会计准则对企业投资理念与行为的影响（顾水彬，2016），会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Biddle等，2008；顾水彬，2013），会计核算对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Gao等，2009），会计核算、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Lo，2003；Wang等，2010）等。会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可归纳为：会计通过交易费用影响宏观经济，以及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功能。如Defond等（2010）、Chen等（2011）和Marquez-Ramos（2011）研究了会计准则变革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实施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减少了国际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Crawley（2015）研究了公司层面的会计保守性是否会改变宏观经济度量指标和影响货币政策决策，发现会计保守性在宏观层面具有影响。Neu等（2010）研究发现，会计在世界银行南非艾滋病控制方面、在加拿大亚伯达省（Alberta）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以及在民主和平、国家腐败等问题上具有治理作用。综上所述，分析社会和组织环境变革对会计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反向探讨会计对组织和宏观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仅有少部分学者利用宏观数据或历史资料来研究会计的宏观影响。张先治、张晓东（2012）指出会计研究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拓展，会计的作用和影响有待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此外，利用文档数据验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影响的研究居多，而全面构建和深入论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三、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基础——会计内涵的深层解析

探究会计内涵与本质是发现会计影响原动力和影响传递路径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展会计研究的基本条件。Hopwood（1976）指出：“尽管我们的欣赏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仍然对会计性质本身系统性的理解存在不足，而这个理解对于满足现实需求和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引导会计实践是非常必要的。”Dyckman和Zeff（2015）指出：“现在的年轻研究者对于会计的制度背景，甚至是会计，仅仅只形成了表面的大概了解，而这无法使其提出较为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假设。”

（一）会计具有语言特征所谓语言是指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它包括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会计依照会计规范（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和借贷复式记账法原理（语法），借助于会计要素和账户设置（语汇），以文字和数字等表达形式（语音），通过确认、记录、计量与报告等技术环节，对组织与社会发生的交易进行实质萃取、真实刻画、科学归类和可视呈现，最终实现以一套共同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来表述不同经济实质的交易。约翰?A?克里斯滕森（2006）指出会计是使用估价语言和代数式来传递信息。会计不同于统计，它是对事实的一种表达，人们看到的并非交易发生的现场，而是业务或事件发生后经过会计语言编译的会计记录（洪剑峭、李志文，2004）。会计不同于直接的语言文字记录，它剔除了冗余的信息，直观呈现了交易实质，有效分类、归纳与汇总了异质易。Toms等（2015）指出会计同时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会计的语言特征体现出会计的技术性。

（二）会计具有不完全性所谓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含。会计的不完全性源于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自然语言等的不完全性。首先，会计制度（准则）具有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是会计工作的规范标准，是会计的起点与指引。会计制度（准则）制定者认知的有限性决定着交易的会计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即会计制度仅能对有限的交易提供制度安排。其次，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不完全性。诺斯（1992）认为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或服务都具有许多属性和价值特征。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仅能反映交易的金额，且多以合计数形式呈报，与交易相关的其他属性无法一并计量与呈报。此外，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标准缺乏弹性，部分交易无法满足会计确认要求或可靠计量原则，或者计量成本不经济（CostConstrain），而无法进行会计处理。最后，自然语言是会计的重要载体，自然语言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只能进行大致性的描述，这导致会计也呈现出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与计量和语言表达的不完全性体现出会计技术上的不完全性。

（三）会计具有非中性会计的非中性源于会计是一个人造系统，会计应用的范式和遵循的规则存在非中性。范式是指公认的信念、标准、思想方法、条理化的规则（库恩，1980）。早期会计借鉴数学的范式旨在利用数字记录产品生产、消费和结存情况，是一种计算及记录的簿记技术（乔帕利，1494）。后来会计引入了古典经济学概念，套用经济学的范式，开始用于反映资本、利润，体现“投入产出”与“剩余”思想等（葛家澍，2008）。Marx（1861）认为会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资本家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武器。Littleton（1953）指出，本质上会计不容置疑地带有经济学属性。此外，会计制度具有非中性。1940年Paton和Littleton指出会计准则应是“不带个人色彩和不偏不倚的”，然而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且公正的会计准则能够满足所有不同使用者的效用偏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受损，会计制度（准则）的制定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选择。Zeff（1978）指出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具有影响”，而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又可能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利益。Leuz（2008）指出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规范，它是有意识地设计的结果。会计制度或准则贯穿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整个过程，在会计制度（准则）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单纯的一些抽象数字的简单组合，不同的会计准则选择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会计经济行为，从而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选择和不同主体的利益（葛家澍，2008）。姜英兵（2010）指出会计实际上是作为“制度”，而不是纯粹的信息系统而存在的。会计的非中性体现出会计的社会性。

四、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机理

交易与制度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主体内容。交易经济学指出交易依赖于信息，会计信息是组织与市场中交易的重要基础。会计语言精准性和会计不完全性程度决定着组织与市场内交易的效率；会计的不完全性程度和会计的非中性引导着理性人的行为选择，会计制度代表激励与约束的环境，其对组织和社会具有治理功效。

（一）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信息、组织与市场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市场交易基本属于买卖的交易，依赖于价格机制；而组织内部交易属于管理的交易，依附于科层体制（Hierarchy）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组织中，资源由权威和命令进行配置，而执行在多级的结构体系中完成，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成为影响组织内部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张五常（2014）指出，交易中至少需要确定交易的两个方面信息：一是获取关于物品本身的知识或信息，二是获取有关交易方面的信息，前者旨在弥补信息的不完全性，后者旨在改善信息不对称。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需要借助会计对组织内部整体或部分的“快照”与会计对组织外部熵值的吸收和呈报，来准确和完全地认识决策对象。因此，会计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完全性程度决定着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的质量。戈登?塔洛克（2010）指出由于监管者在每一层都没有完善的控制，随着层级数目的增长，层级间的背离程度呈指数化增长。命令监督环节中各级委托人需要借助于会计对各级人的行为进行估价，通过及时调整支付报酬与行为间的松散程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改善组织内部交易的效率。直接对人的每一项投入和行为进行度量一般存在度量成本不经济和度量不可行的问题，对与人相关的阶段性经济业务的会计度量，可以实现对人行为的间接估价。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拥有有限的信息和具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加上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效率会受损。由此可见，反映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对各级人行为的估价有效性与反馈效率，直接影响着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从管理的职能来看，会计服务于组织内部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与激励等职能，并影响着这些职能的效率。市场是交易的场所，具有资本配置的职能。市场以价格为基础引导资源的流动，而有效的价格机制依赖于完善的交易信息。当前，资本市场是各国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组织的产权，而组织定期公布的会计信息成为资本市场上交易者定价的依据。会计的语言特征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反映的清晰与准确程度，会计的不完全性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描绘的完整程度，两者共同影响着投资者对交易估价的准确性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会计信息的“反映”程度对于投融资成本、交易的活跃性以及实体经济均具有深远的影响。统一会计制度（准则）下，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如获取信息的成本、审核信息准确性的费用等），增强交易的确定性和交易合作各方的信心，活跃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增长。如随着IFRS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实施，IFRS下的会计信息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信度与交易各方的信心，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国家会计（国家账户）是以国家为会计主体，对国家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期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反映，它是在微观组织的基础上汇总形成的。宏观决策者可能认为他们在观察经济，其实他们观察的是会计数据，宏观社会治理者正是利用会计数据了解社会和治理社会。当前，会计信息汇聚成各项指数（如财务指数、公司治理指数、会计指数），通过利用微观个体组织会计数据的汇总，呈现出宏观总体的特征，帮助宏观决策者了解宏观情况与进行科学决策。罗宏等（2016）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具有很好的宏观预测价值。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的描绘依赖于微观组织基础，因此，会计对微观组织的反映的准确程度和完整程度，也最终会影响宏观“快照”的质量和宏观决策的效果。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对微观组织与宏观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影响的机理和路径如图1所示。

（二）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制度、组织与社会付磊（2012）认为治理功能是会计的本质功能。由于会计存在不完全性和非中性，当会计对一项交易的收益权利和支出义务在确认上存在不配比、有偏差或不完全（即存在外部性）时，行为主体会理性选择成本正外部性和收益负外部性的行为或交易，从而导致某一类行为或交易的供给过度或供给不足，产生会计的治理效果。另外，制度决定行为人的机会集和激励结构，影响行为人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组合。当会计制度（准则）对上述外部性边界或结构进行调整时，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结构或激励结构也随之调整，理性经济人会重新进行“租金”寻找与行为选择，形成会计对组织行为的动态治理效应。此外，组织是会计制度（准则）的执行与遵循主体，组织在构建激励契约、组织目标、组织环境和组织实践时，均会受到会计制度（准则）的影响（Sk?rb?k和Tryggestad，2010）。例如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损益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成本控制的管理环境和实践；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资产负债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价值增值的管理环境和实践。经济学家指出宏观总量是微观的一个推演与累积，宏观政策执行的效果依赖于终端微观组织和个体的有效落实。社会作为组织的一个集合，当会计对各单元组织产生一致的治理效应时，宏观上便会显现出显著的定向痕迹或趋势，产生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效应。制度提供了一个引导和强化行为的信念系统（FriedlandandAlford，1991）。会计的宏微观治理效应不仅显性地表现为直观的经济利益诱导，还可表现为隐性的理念心智引导。卢现祥（2014）指出制度不仅影响人们的重要的行为，还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及追求的目标。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随着制度的执行、行为的反复强化，慢慢深入行为人的理念与习惯，逐渐演变成为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市场决策等均需要参照会计制度，随着对会计标准的反复执行与决策引导，会计制度的某些理念或模式融入与渗透至企业文化、人的思维习惯与日常行为中，影响人的心智与行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理念。而且，这种制度规范与信念、人的行为之间的选择关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增强效应。当前的会计借助于经济学的范式，用收入、成本和利润等概念引导着企业与个人相关行为追随经济目标，将社会构建成“经济体”，发挥着“构建”作用。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组织与社会产生治理作用，具体原理如图2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要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厘清会计的内涵以及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出会计研究与认识上宏微观割裂性的基础上，借助于对会计本质的诠释，从会计信息和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和治理效应两方面构建了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框架。此外，还得出以下启示：1.要丰富会计要素的内容，实现会计的全面反映。会计需要对组织的管理行为、关系、价值观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内容等进行全面反映，而不应局限于可计量的经济业务；需要将大量外生内容或表外因素进行内生化与表内化处理，改善会计决策支持的全面性。Suzuki（2003）指出国家会计忽略了很多内容，如人口、全球变暖、性别、道德等，很多内容被认为是外生或表外内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被忽略的外生或表外因素越来越重要，若缺乏这些因素，相关决策者会对数量化经济“反映”产生质疑，认为度量存在偏差，反映不全面。2.要重视会计的社会性，关注会计的社会治理职能。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会计不仅呈现技术性，还兼具社会性。会计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规范会计行为的技术性，也要重视会计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在组织和社会治理中，除考虑常用的经济手段之外，会计手段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实践中，要善于利用会计对微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引导组织理念与社会理念以及治理社会问题。Killian（2016）研究发现社会会计对于公司具有合法性的约束，并引导公司重构与社会间的关系和责任。3.要注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脱节后回归交合的时期，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也正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影响着宏观总量。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领域，而会计的影响范畴涵盖组织与社会两个层面，因此需要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另外，政策制定部门应考虑将企业会计与国家会计的口径统一，避免统计、会计两条线，加深企业会计在国家会计中的应用，提升会计信息在发现宏观问题与制定政策中的决策参考地位。4.要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交叉的思想来看待与研究会计。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社会的治理功能，从原先的国有资产监督到现在的社会信息系统，从以前的简单数据整理到现在的全面信息披露，会计除了在技术、内容与功能上体现出进步与发展，在应用范畴与影响范畴上也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认识会计和研究会计的视角与眼光需要与时俱进。此外，会计学学科根基源于数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会计学应用和影响的范畴又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存在交叉，鼓励多学科交叉开展会计研究和发展会计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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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4

社会关系-数量关系-法律关系的客观存在，为本文提出创建“数量法学”的建议奠定了基础。数量法学的目的，在于揭示三者相互关系原理。在数量法学领域，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为切合论题需要，本文集中从经济关系入手。

本文用“数量法学”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下面的内容，是作者对这门学科的基本认识。

一、数量经济关系与法

社会化经济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因而科学地认识这种经济关系，不能脱离它的社会本性。同时，这种经济关系，又是依靠量的方面的测定、计算建立起来的。没有数量经济关系，便没有社会化经济关系本身。应当说，社会化经济关系又是一种数量关系：

1.经济现象之间确实存在数量上的依存关系。它一般表现为一个经济现象发生数量上的变化，另一个经济现象也会相应地发生数量上的变化。例如，货币投放量减少，基本建设速度、规模就会下降；商品价格降低，销售量就会增大；工资提高，企业利润率就会下降。这种数量经济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关系值是固定的，表现为函数关系，另一类是具体关系值是不固定的，表现为相关关系，即对于一种经济现象的某一个确定的数值，另一种经济现象有多少个数值与对应。数量上的依存关系，是数量经济关系的基础。

2.经济关系是随时变化的，在这种变化中，存在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及影响程度问题。经济现象或经济现象标志的数量表现称为自变量，发生对应变化的变量为因变量。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佳化，而最佳化过程本身就包含对变化的分析，即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使目标函数如收入、成本、利润等函数最佳化（最大或最小）的自变量的数值达到最佳化，总是每一经济主体所遵循的原则。

3.经济活动主体总是有效地利用各种投入要素（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活动，因而把握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投入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资料和劳动；产出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劳务。企业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把握用以提供产品与劳务的生产体系的技术-经济特征，寻找能使成本最低的各种投入要素的优化结合方式。此外，价值（功能与成本或费用的比值）关系、盈亏关系等都是数量经济关系。

4.国家把社会劳动消耗多的最稀缺的资源优先分配经济效益最好的行业和部门，以生产效用最高的产品，其必不可少的，是对资源的边际收益进行估价。这种估价，不仅受目标函数的系数、约束条件的系数及常数的制约，而且还受约束条件的个数、决策变量的多少的影响。

社会化经济对法提出了统一调整的要求，传统法部门调整的局限性增大了，而数量经济又向法的调整机制提出了新挑战。法必须把数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数学基础和数量表现的法，是不可思议的。

每个企业基于利益在自己的法制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经济活动。如果它们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那么经济秩序可推定为良性的。但实际情况总不是这样。如用定量方法描述，则如下图：娬饫铮哂胁煌ㄖ乒勰畹钠笠凳*量用A、B、C表示，它们分别进行X、Y、Z经济活动。在某类经济法规规范下，X、Y活动为合法行为，Z活动受到限制。如果这类经济法规存在废改立情况变化，则X、Y活动受到限制，Z活动受到鼓励，那么便给不同企业的利益带来得失不等的后果。由此可见，对不同法制观念的企业进行分类，确定其经济活动模式，把经济法规实施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定量化，从而能够对社会经济秩序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再进一步，应当讨论“合法”与“违法”的法定界限根由，我国环境保护法在第2章和第3章里，分别作出了“维护水质良好状态”和对污染环境的废气，“需要排入的，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标准”的规定。那么，“污染程度”、“水质状态标准”这些标准值（临界判据）是怎样被确定的呢？法律规范与科学事实、临界判据有怎样的关系呢？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科学事实与标准值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已经学科论证。例如，二氧化碳的日平均浓度，现规定最高允许值为150微克／立方米。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实际含量超过这个DO值，则被认定污染比较严重，如不超过，则不予认定。有的国家把一级水的DO值规定为7毫克／升。据此，DO值为7.1毫克／升的是一级水，而DO值为6.9毫克／升的则为非一级水。这是用标准值来划分科学事实。然而在实际上，这个DO值9毫克／升的则为非一级水。这是用标准值来划分科学事实。然而在实际上，这个DO值并不符合实际数据上的某些差别。这个观点，我们可通过构造隶属函数式加以说明：

A1（X）＝1x≥712（x-5）5

         上式是DO值对于一级水的隶属函数。式中x是DO值的实际测值。从式中可以看出：DO实测值越大，对一级水的隶属度也越大，当x≤7毫克／升时，即完全属于一级水这个模糊子集。类似的，可以建立对于二级水的隶属函数关系。

A2（X）＝－12（x－7）5≤X＜712（x－3）3＜x＜50x≤3，x≥7

当DO实测值x＝5.5毫克／升时，A1（5.5）＝0.25，A2（5.5）＝0.75，根据隶属原则，即哪一个隶属度最大则归入啊一类原则，可断定属于二级水，而不属于一级水。这是仅就DO值而言的，实际上划定水质时有十几个参数。            联系上述DO值，从科学事实看，如果二氧化碳的日平均浓度为149.9毫克／立方米，不能说污染不严重；如6.9毫无／升为非一级水，则在科学事实上，7.1毫克／升与6.9毫克／升的水质状态，几乎无甚差别。

尽管如此，法律不能不明确规定临界判据而听任科学工作者的解释或长官决定。190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洁净的食品与药物法令》。议院委员会解释说：“某些物质是否有毒或有害健康的问题，议案中不做规定，而应在专门的无偏见的科学权威指导下，经过最认真的调查分析、检验、实验和彻底的研究之后，留待部长决定”。这种把“物质是否有毒或有害健康的问题”的鉴定权留给科学家的规定，产生了深刻的弊端，而留给部长决定，因为他们缺乏专门知识，是无力处理这些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因此，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法定程序，由法律确定标准值，便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对“科学事实-标准值-法规范”这一动态过程的上述简单描述表明：标准值的确定，应建立在对科学事实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法律必须把科学事实与标准值分开，并明确将标准值规定为临界判据，使之规范化，作为合法与违法的法定界线。

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数量范畴对于法律规范的形成，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正是数量范畴，揭示了法规范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并在它们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法学理论运用数量范畴的客观依据，是社会过程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性。任何社会关系、社会范畴、社会规律，都可以表现为度，即体现着一定的量。研究社会过程的量，意义在于通过揭示社会现象的关系和比例，加深对其质的认识。有的学者指出：只有当一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被理解得相当充分，达到可以通过模型将其数字形式化的程度时，数量范畴才能起到认识的作用。

二、数量法学的学科特征

作为新学科、边缘学科的数量法学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决定的。可以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结合，是当代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当代，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并日益“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生产-社会”的一体化过程正在形成并展现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在“科学-生产-社会”一体化过程的基础上，以研究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自然科学和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社会科学，出现了两者相互“融合”的状况。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它们的接合点越来越多，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马克思曾预言，“将来，依照人文科学包含自然科学的程度，自然科学也将把人文科学包含在自身，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的这一真理性认识，给人们带来了建立和研究数量法学这“一门科学”的极大兴趣和创造力。

数量法学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数量法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规律的科学。数量法学是相对独立的法学领域。与现在的一般法学部门不同，它不囿于本部门法律的定性研究，而是对整个法律体系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它的高度概括性和定量化，它与社会学、经济学、数学的紧密联系，使它能够深入到法的量化之中，回答许多场合超越法律形式之外的内在根据问题。这里，应当对数量法学的研究对象给予确切的说明：

1.数量法学不仅仅研究法律形式及法律形式的结构，它首先要研究法律形式的发生、发展、转化和废止以及发挥调整作用的数学基础和数量表现；

2.数量法学不仅仅研究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规律，它特别注意研究社会关系中数量关系的规律，研究法律调整数量关系的固有规律。

3.数量法学不仅仅研究某一法部门的内容、经济学内容和数学内容，更重要的，它的研究是跨法学部门的，跨经济学、数学学科的，具有跨部门、跨学科的“双跨”性质。

然而，上述研究客体并不是孤立存在、彼此无缘的，它们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互渗透，共处于数量法学统一体中。任何一门科学统一体，都有自己的逻辑起点。社会关系-数量关系-法律关系的相互联系机制，应当是数量法学的逻辑起点。对于这种联系机制，这里用“数量社会法律关系”表述。作为数量法学逻辑起点的数量社会法律关系，其含义如下：

（1）它是一种法律关系，即被法所规范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逻辑起点应限定为法律关系，而非社会关系、数量关系。数量法学理论体系由此而始。

（2）它是社会关系被法规范后所形成的社会法律关系。这里的社会关系是法的调整客体。

（3）它是数量社会关系被法规范后形成的法律关系。这里的社会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决定于并表现为数量关系的社会关系。

这样，可以说数量法学的逻辑起点，是数量社会关系被法调整后所形成的数量社会法律关系。

马克思认为，“一切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在法学领域的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应用数学分析方法，处理资料，设计立法；二是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地解决立法及理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两个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密不可分。所谓定量分析，是用抽象的数字符号描述社会过程的某些主要因素或基本量及其相互关系。它们为具体解决法律系统在各种情况下的动态反应提供有效工具。定量分析包括数学方程、图象和表格、数理逻辑等。

法的定量分析以数量分析为基础。其方法论原则是：第一，寻找联系    和前提，而且应当是联结的基础。这条主线应贯穿体系的始终。第二，寻找联系的中介。这个中介，可以理解为“桥梁”。这个“桥梁”是社会。通过该“桥梁”，把法与数学综合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具有新质的统一体。第三，寻找这个综合体的表现形式。新质不是各自原质的机械复合，因而它们的表现形式也在这里发生了转化，演变为由新质所规定的新的表现形式。这个理论环节复杂的、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体现在整体上，称之为“法的定量分析”。

法的定量分析程式如下图所示：

数量法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除一般科学方法和传统法学方法外，它特别注重于数学方法和“新三论”方法。

在法的领域，数学方法具有广泛适用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中，涉及平衡法、经济数学方法、经济数学模型等；在基本建设法中，涉及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群控论、矩阵模型等；在财政信贷法中，涉及平衡表、数学模型、自动化计算等；在科技法中，涉及网络模型、网络图式、指标计算、标准化方法等；在农业法中，涉及平衡表、矩阵模型、线性规划、几何图型、曲线图、平面图等；在物资法中，涉及经济数学方法、现代计算技术等；在资源法中，涉及平衡表、自动化计算、统计方法、总图等；在商业法中，涉及平衡表、统计方法、需求弹性计算、经济数学模型；在劳动法中，涉及指标计算、综合技术经济分析、综合指数法、因素法、定额法、平衡表等；价格法中，涉及平衡表、经济数学模型、概率论、需求弹性计算等；企业法中，涉及数学模型（应用最广泛的是统计模型）、线性规划、平衡表等。此外，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中，数学方法亦有相应的应用。

在数量法学理论中，任何排斥或过高估计数学方法的思想，都是片面的。数学只研究现象间的数量关系和数量表现，不能揭示现象相互联系的性质；而且，它不能对法的领域所有问题作出回答，其应用又受制于人的主观目的性；数学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而不是思想，它无法揭示社会行为和法律行为的本质。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认识吸收和运用数学方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探讨运用数学方法与运用传统法学方法的关系，寻找理解和运用数学方法的途径、方式和条件。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是横断学科，具有方法论功能。采用“新三论”方法，是由“新三论”的普遍性和“新三论”方法本身的普遍方法论意义决定的。用“新三论”方法解决法律课题，是改进法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数量法学理论把法规范、法制度以及法观念和法律关系作为集合体加以研究。在数量法学理论那里，它们的功能、结构和行为都必须按照一定目的和一定方向实现整合。数量法学范畴体系，包括一般范畴、共有范畴和自有范畴。当一般范畴、共有范畴特别是共有范畴引入该范畴体系时，其功能、结构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在系统论方法面前，如果指望靠单纯变换一下概念、变换一下说法就可以解决创建起数量法学理论的问题，那就错了。利用系统论方法进行理论研究，相关法学领域间已有的人为的界限将趋于消失。

社会活动复杂多变，谁能理出头绪来？在法秩序上，一个确定的宏观状态可以由许多不同的微观状态来体现，而且一个确定的宏观状态与一定的微观状态相对应。这些微观状态由于主体的活动而不断变换着，很难断定法秩序在某一时刻究竟以何种微观状态出现。而且，在这一时刻微观状态改变了许多次，各种微观状态都有可能出现，并且出现不止一次。在一定的宏观状态下，不规则的混乱状态越多，社会的熵就越大。利用熵原理识别社会活动的“自发过程”、“可逆过程”或“不可逆过程”、“不能发生”等状态，从而用立法手段加以调节，以确定某一时期社会活动的方向和限度，使法秩序处于理想状态。此外，“反馈”概念可以用来研究法实施的社会后果。

总之，数量法学理论领域采用控制论方法，在把社会总体运行的法律调整当作一个系统的基础上，研究其组成系统与子系统间的协调关系和反馈联系，研究对社会进行控制、指挥的规律，研究法律调整机制内部各个法规范、法制度的作用及相互作用原理，就能回答社会良性运行的最优法律调整问题。

研究立法，特别是研究法实施的社会后果，把握信息系统的阶段（流程）和信息系统的构成是必要的。姟迹耍龋玻啊*从上列信息流程看，信息由社会运行系统和执法系统产生。对于形成于上述系统内部、外部的信息流，应由一定组织机构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收集，经分门别类地汇总后，进行处理。处理的原则是信息内容的可利用性。在信息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处理、对处理的信息的评定等诸信息阶段中，存在信息的传递问题。

信息流程是通过信息系统的各个组织实现的。因之，须应确定信息的收集组织，处理组织、传递组织和评定组织等信息系统的“硬件”构成因素。这是利用信息论方法研究数量法学理论时不可忽视的方面。立法机构的研究室、政府部门的研究室等，是目前立法、执法主要信息系统，但由于收集、处理、传递和评定等职能集于一身，缺点甚多，因此，应对上述机构信息系统的“硬件”加以改进。

三、数量法学的研究领域和主要任务

从数量法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确定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对于它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法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数量法学的研究领域，可分为宏观研究领域和微观研究领域两个方面。

在宏观研究领域，数量法学研究法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揭示在社会基本过程中法调整数量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律。宏观数量经济关系，是总合社会经济关系，是其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全社会加权总数、平均数或比率数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和发展速度、国民收入、社会消费、利息率、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国家预决算和赤字、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差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宏观数量经济关系可称为总量经济关系。法如何调整总量经济关系，是数量法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例一，价格立法的定量分析。

价格是经济活动的焦点，价格法在数量法学占有重要位置。在价格立法中，人们往往依据“供给与价格成正比，需求与价格成反比”的原理来调整价格的升降。可是在定量分析中，商品的需求量同其价格并不是按“比例”变动的，而两者的关系是反向依存关系。那么，需求量与价格的反向变动是否存在规律性？价格变动后需求量的变动幅度怎样？价格立法为何必须考虑价格调整后需求量的反应程度？

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5

[关键词]政治；权力；法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203－05

熊春泉(1962－)，男，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和法律经济学；(江西南昌　330022)；汪旭鹏(1971－)，男，九江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和法律经济学。(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研究”(项目编号：llfx16)的研究成果之一。

民主法治国家的建立是现代国家的重大政治目标，政治目标的实现表现出各种形式的权力斗争，法则是权力斗争结果的表现形式及其最初裁判者。

一、政治的核心范畴是权力

政治是一个很庞杂的概念，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到政治这个范畴中来。这个概念大到国家、政府与战争，小到两个小老百姓之间的争斗。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都是政治。在现代的学术中政治是被研究得最多的领域之一，就是在一般的人中政治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可政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政治学不是从来就有的，那么很自然人们对政治的谈论更不是从来就有的。政治是在学术上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由一般的老百姓开始谈论。在中世纪以前的西方，政治学一直都从属于伦理学，是所有伦理学的范畴。政治学没有独立的地位，虽说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有《政治学》这部著作，但是他的政治学观点还是政治从属于伦理。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宗旨不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抵御外敌和保护生命，它的职责是让公民们在一种完善的共同生活中过幸福生活，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教育年轻人具有美德。亚里士多德是从追求至善的角度来谈论政治，他对国家、政权组织形成的讨论都是为了追求伦理学范畴的至善，而不是从权力的角度来谈论政治。现代公认的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也就是《君主论》的作者，第一次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释放了出来，从而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基雅维利没有从追求至善的角度去谈论政治，而是将伦理学的观点统统地抛弃掉。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家不应受到伦理学观点的束缚，只要能实现政治家自身的目标即可。虽然马基雅维利自己没有直接地谈论权力，但是权力已经在其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自从马基雅维利把权力引入政治学之后，权力就如鬼魅一样地跟随着政治学，权力也就变成了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其后的霍布斯讲求君王的绝对权力，卢梭讲求集体意志的绝对权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为直接。马克思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国家，而国家的核心是政权。政权就是一种权力，而且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一种权力。在中国，政治学说的出现就更晚，封建社会的绝对君主制容不得政治学，也不需要政治学。在近现代，外族的入侵导致我国政治学有所发展，但在国民政府的“莫谈国事”的高压之下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只有到了新中国建立，我国的政治学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政治学是关于权力的学说，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权力斗争的学说。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为了实现政治家自身权力欲望而斗争，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马克思对此论述最为直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就是一个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去另一个阶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夺得政权，不同阶级之间总是存在不断斗争，或明或暗。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着永不停息的斗争，直到一个阶级消灭了另一个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政治斗争的学说更为倾向于利益，而且主要是指经济利益。我们认为政治中的斗争围绕核心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权力，也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政权，只不过这个权力的范围比政权更为宽泛些。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利益不重要，而是权力的范畴比经济的范畴更大，经济权力属于权力范畴的一个部分，其实经济就是一种形式的权力。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人，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权力的人，可能不是政权，但它却是一种形式的权力。有钱就能让人为你服务，这就是一种权力，有人可能会问，那也叫权力?当然是，那不叫权力，那还叫什么呢?其实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人们对于权力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二、权力的本质在于排除阻碍实现自身的意志

学界对于权力这个概念有诸多的定义。霍曼斯说：“权力依赖于提供有价值的奖赏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稀缺的……然而这种物品的稀缺性并不是关键因素。口哨吹得好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能力，但是没有人会因口哨吹得好而获得某种权力。只有当为数众多的人发现听音乐会很有价值时，吹口哨这种能力被看做是权力的基础。比如说，人们要想看吹口哨音乐会，必须支付金钱为前提。奖赏价值的稀缺性取决于这种奖赏的供求关系。”霍曼斯的权力学说是微观权力学说，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政权观。恩格斯在《工联》中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6

一、综合方法的内容

综合方法所包括的内容范围应是“批判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利用改造域外的研究方法，汲纳博采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完善的考证手段”[①]。但是，上述这些方法既不是诸方杂呈，偶然堆积，机械拼凑，也不是不分轻重、一视同仁。而是“像所有的系统一样，是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各成分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的各种科学的系统”[②]。

各种方法在这个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具有的功能，是与依据“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关”。卡冈把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区分开来。研究客体是指整个认识客体，而研究对象是指这一客体的不同部分、侧面、层次、因素、阶段等。这样研究客体就是多对象的，当然认识客体的方法也会是多种多样的。“在解决统一的认识任务的过程中，互不重复，但互相补充的这一组科学”方法则可以从不同方面认识客体。但是客体中各对象所处的层次、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依据某一对象所产生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功能是各异的。尤·鲍列夫在分析审美范畴的基本类型时，作了十分明晰的总结。他认为，“每一类型的范畴都是对审美现象、艺术作品或艺术过程进行这样或那样一种类型的分析必需的相互手段”[③]。依据这个出发点，鲍列夫列举了元范畴(审美活动、审美属性和艺术对于现实的关系范畴)、艺术反映论范畴、艺术社会学范畴、艺术本体论范畴、艺术人类学范畴、艺术创作过程范畴、艺术心理学范畴、艺术欣赏范畴、艺术形态学范畴、艺术结构范畴、艺术交换理论和艺术符号学范畴、艺术批评理论和方法论范畴、审美教育范畴、指导艺术文化理论范畴与实践范畴。这些范畴产生了相应的手段：审美认识、认识论分析、社会学分析、本体论分析与风格分析、比较分析、生平分析、艺术过程分析与篇章处理分析、创作心理分析、欣赏分析、艺术门类间分析和历史文化分析、结构分析、符号学分析、艺术政策分析。这些分析手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艺术是审美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有某种程序、相对独立性，要服从美学的元规律和艺术活动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认识的一种形式，带有社会和历史的印记，所以要服从社会认识形态的规律。依据上述原理，我们可以用图示来标明文学研究方法系统的结构层次。

具体来看：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论，是这个系统的基础。之所以说是基础，其一，主要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导各种方法的运用，并确保系统的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

其二，坚持了逻辑和历史的方法原则。无论是何种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到具体等逻辑方法进行科学概括，直接探寻事物的本质。同时也不能不考察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其全部具体实在的现象和细节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否则任何研究就会成为纯经验的描述和静止的封闭的考察，因此我们说研究的逻辑起点、逻辑原则、历史主义的原则是万不可缺少的。

其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文艺学研究和方法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各种规律，以促进文学的发展，为此，必须从大量的、层出不穷的、瞬息万变的美学现象的考察中得出合乎规律的认识，然后再回到文学实践中去，指导文学实践，并受之检验。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从世界观的高度帮助我们确立逻辑起点，规定方法论体系本体论的性质，分析、研究、判断各种方法的价值，从总体上、原则上产生作用。

2、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是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综合方法体系的第二层次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文学艺术究其实质是“按美的规律”创造的，属于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根本属性是审美属性。它的创作领域、产品领域、主体领域、客体领域、手段领域、艺术感知过程，都应该进行审美分析。[④]因此，美学的方法是揭示文学审美属性、审美价值的惟一一把钥匙，它是属于元范畴(审美范畴)所要求的方法。

系统方法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基本方法呢?这是由文学对象的系统性和系统方法的功能所决定的。文学艺术对象是个复杂系统已不言而喻。它的系统性一方面要求多样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需将这些方法在复杂层次上协调统一。卡冈指出：“对艺术的综合研究要做到富有成果，这不取决于认识观点的多样性，而取决于这些观点的协调一致和相互关联。”[⑤]系统方法所能承担的任务，恰恰表现在协调一致、互相关联上。系统方法要求把对象视为相互联系的诸要素有序结合的系统整体，侧重于系统的整体运动和系统质，注意处理系统与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综合。这些功能保证文学研究多种方法一方面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又要尊其主。所以我们认为系统方法在综合研究中不仅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程序上的重要原则(下面将专题论述)，而且起着粘合剂的作用。离开系统方法便不是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信息学、文艺价值学，而变为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信息学、价值学，文学便丧失了其自主独立的地位。

3、博采各种方法

广为利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探寻文学艺术的奥秘的必要性已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方法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功能。

各种方法运用的可能，必须建立在研究客体对象的丰富性上，因此它们只能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去揭示客体的某方面属性，提供微观研究的空间，而不能从整体上、联系上、发展上揭示客体的总属性。所以各种方法只能起辅助作用。在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的同时，还要立足于文学艺术对象的特性，以方法适应对象，而不是以对象迁就方法。比如在引进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文艺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有共同的科学规范、逻辑和功能，以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各门科学都适用的研究方法，诸如观察、实验等感性方法，分析、综合、归纳、推理等理性方法，以及系统等横断科学方法等)把它们配合起来，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这是整个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必要前提”[⑥]。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文学艺术对象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变量的、主观的、直观的因素，这些因素用精确化、模式化的手段无法测定，无法涵盖。更何况自然科学方法本身并不包含美学分析、直觉体验，它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它的最高最基础的层次是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层次(核心层)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它的最低层次是引进和移植的各学科方法。它们之间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但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不是平均使用，而是以一种方法为主，辅之于其他方法进行综合考察。

二、综合研究的原则

综合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分析与综合、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的结合上对文学现象进行综合考察。

1、宏观与微观结合

宏观与微观研究反映了研究空间的扩展。当代科学表明，空间是无限的。就宏观来看，人类的视线(借助射电望远镜)已经能从太阳系、恒星世界、银河系到达河外星系，远离河外星系，还有星系团、超星系团。现在“宏观”的概念已容纳不下广袤无垠的宇宙，而不得不用“宇观”来表明科学的新认识。从微观来看，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夸克，以致科学家们还在探寻更深的结构层次。

随着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学研究领域也在扩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促进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研究的深化。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又促进了审美客体——作品的精深分析。有人比喻“审美心理研究接近‘分子水平’”，审美客体的分析趋向于“细胞层次”[⑦]。从宏观上看，文艺学研究领域突破了国界，突破了本体，而伸向世界，伸向社会，在一个更大范围、更大系统中考察文学。使文学研究领域由作品——作家——读者——艺术活动——艺术文化——社会文化——社会活动的空间逐级加宽，逐层深入。这样，一方面“钻探微观结构，解剖每一个微小细胞”，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超然于具体现象之上，高屋建瓴”，将研究建立在联系、整体的系统考察上。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正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辩证趋势。

2、横向与纵向结合

横向与纵向结合，反映了文艺学研究时间的延伸与时空扩展的统一。

横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领域突破国界，由国内到达国外；二是文学与外部学科的联姻渗透。横向研究要求我们广泛采用各学科的有效方法，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考察本国文学。

纵向是就时间尺度而言的，它包括了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当下的4个时间观念。纵向研究要求考察某一文学艺术现象时，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各方面原因，而且要分析文学艺术与当代、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联系，还要追踪历史的足迹。也就是说要有历史的纵深感、动态感。

横向与纵向结合就能使研究者站在历史、时代和世界的制高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考察一切变量与不变量、稳态与非稳态、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线性与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对文学艺术现象做立体的、动态的研究。

3、分析与综合结合

以往的研究都要借助分析与综合的逻辑方法，但我们现在讲的综合研究，主要是指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综合。

“系统分析是运用系统观点，通过思维去分析系统，将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从中发现对象某一方面的本质”。[⑧]

它有下列原则：

第一，系统分析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确定它的边界范围，并弄清它在所属系统中的层次地位，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定性定位”；

第二，系统分析重视给定系统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第三，系统分析在重视定量分析的同时，注重非计量因素，这就要求注意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对文艺学研究来说，无形因素往往是重要的方面；

第四，系统分析包括要素分析、结构分析、功能分析和历史分析。

比如，在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时，我们首先把它视为一个系统，确定它在整个艺术活动(创作——作品——欣赏)中的层次地位，即它属于艺术消费活动。在进行了“定位定性”之后，开始着手各个要素(欣赏主体、欣赏客体)、结构(感知、体验、理解、审美享受)、功能(对社会、对创作的作用)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除了考虑本文给定的有形条件而外，要特别注意欣赏者之间的个性差异等无形因素。除此之外，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甚至经济政治情况等外部条件也是不容忽略的。总之，系统分析就是从系统出发，通过对系统进行分解，将其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以发现研究对象的某些方面的本质。

对系统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来完成。综合是在思维中将分析时得到的对象各个本质方面按其联系结合为有机的整体。系统综合则进一步，它是从系统整体出发，从综合着手对系统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全部环境及其综合效应进行“立体”式考察。[⑨]系统综合有以下要求：

第一，系统综合的思维形式是“综合——分析——综合”，而传统逻辑思维形式是“分析——综合”。这就是说，“我们在综合中，逻辑起点是综合，把综合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在每一步分析中都顾及系统整体，要求分析与综合同步，并在几个阶段上保持反馈，注意调整、修改对认识目标的偏差”。[⑩]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论及理论思维的科学方法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采用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是错误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具体——抽象——具体。马克思为我们指出的科学方法其实质在于强调综合思维的重要性，也就是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形式，它对一切科学包括文艺学都有普遍指导意义。比如过去我们在考察文学的功能时，往往肢解为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结果是互相替代。实际上，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即“社会改造、认识——启发、艺术——观念、预告、信息和交换、教育、感化、审美、愉悦”。[11]这些功能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审美属性，单方面进行考察，它就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别的什么功能。所以在分析文学各种不同功能时，首先要立足于审美属性，分析其功能的特点、特色，产生作用的特殊途径，然后才确定各种功能的性质，采取分析与综合同步进行的方法，因此就不会得出“认识功能好，作品就好”，或者“教育功能差，作品也就差”的结论。

第二，系统综合是“立体综合”。就是说，要把考察对象放在三维空间（中国、外国、现代、当代；文学与经济、政治、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中外古今各侧面比较）和一维时间（历史的、时代、当代、当下）中，既观察系统的发生发展过程，又考察其横向网络；既坚持历时性研究，又注意共时性探寻，把握对象的立体层次、主体结构和整体功能。

第三，系统综合与扬弃综合、层次综合、全息综合、兼容综合相辅相成。（此问题参考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一文）。所谓扬弃综合，就是一方面剔除非本质、无代表性的东西，保留有价值的；另一方面要注意从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中去挖掘有用的。比如我们在考察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保留模仿说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抛弃模仿是人的天性等不合理因素；保留表现说中重视情感、想象的因素，而抛弃其唯心主义成分，将二者综合起来，就可能做出较符合文学本身规律的结论。

所谓层次综合，就是注意系统各层次的结合。比如我们在分析方法论层次时，既划分为哲学、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又要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所谓兼容综合，就是把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信息，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兼收并蓄，加以综合。比如对某部作品的考察，就需要收集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反映，加以综合比较，做出合乎实际的较为公平的评价。

所谓全息综合，是指“所发现的生物全息律认为，生物体的任何一个独立部分都包含有整体信息，都是整体比例的缩小。一切系统整体信息储存于各相对独立的部分之中”。用这个原理来考察事物，就是要善于抓住典型，解剖麻雀。这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可以运用，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分析作家风格、民族风格上。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从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中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分析一个作家的风格，有必要考察他所有的作品，但却没有条件逐一考察，这时研究者往往是立足于他的一两部代表作，做精细的分析，以窥全貌。

由此可见，综合的方法是多样的，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在研究中具体采用何种方法，视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定。

4、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结合

文艺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其独特性。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学通过其特殊的审美特性和文学性，历史地或现实地反映了人的存在，命运、精神和价值等重要问题”[12]。就研究主体而言，它要以自己的全部精神个性(性格、情感、思想、意趣等)介入文学研究之中。文艺学关注的是人，参与者也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他们有千差万别的性格、复杂多样的思想、瞬息万变的情感、捉摸不定的心绪、丰富多彩的意趣。这一切不稳定的多变量在目前还无法用科学手段、工具加以精确化和科学化，主要还是靠直觉的方式、体验的方式去捕捉。从这个角度讲，文艺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运用直觉体验方式获取研究资料，参与研究的过程，从而确保研究的审美性和文学性，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用生命把握生命”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通向真理的方式方法可以是多样的。文学研究除了采用必要的直觉和体验方式之外，还需要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

定性，就是对对象的质做出结论，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

定量，是对对象的各种成分的量做出统计和测定，用数学语言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累积性。一定的质总是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因此，在科学的认识中，定性与定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往往开始于对事物的质作描述性的定性，然后再通过定量去证实它的科学性。比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运用定性的方法发现的，因此在定量方面“还很粗糙，甚至还包含一些不能忽视的错误——例如，哥白尼像托勒密一样认为天体只能沿着圆形轨道运动并且其速度必然是均匀的……直到刻卜勒以精确的数学形式建立起行星的三大定律，借助于数学曲线和数学公式阐明了行星运行轨道的空间形式、运动速度的变化规律、运行周期与轨道分布的数量关系，才准确地给出了关于太阳系运动的定量描述，从而使天文学真正形成一个严格的科学理论体系”。[13]牛顿早在1665～1666年间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直到20年后才正式公布，其原因之一是，这20年间他还没有完成用自己建立的微分学对此定律作定量分析。科学认识如此，文艺学研究是否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呢？回答是肯定的。

文艺学研究在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上与文学艺术是有区别的，文学艺术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文艺学的对象是“作为物态化客体的创作成果”（王元化：《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及文学现象；文学艺术的任务是创造“第二自然”，文艺学是探讨“第二自然”的规律和本质。因此，一个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创造活动，一个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和逻辑性。凡是要建立严格的科学体系，都离不开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文艺学理应如此，实践上也证实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目前有些同志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处理、研究，对版本、作品与作家进行综合比较，在研究作家风格、甄别作品真伪等方面做出了成绩。比如我国用电子计算机对近年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国白话小说、新时期短篇小说进行统计，发现每篇字数均在1万～1.1万之间，以此确定短篇小说字数的长度。还有的同志从版本异文入手，沿着数学逻辑的踪迹探索，并用信息论等交叉研究揭开了百年来《红楼梦》的奥秘——“怡红夜宴图”的奥秘，说明了六十三回给出酒令的点数完全正确。武汉大学将老舍的作品输入计算机程序之中，以研究他的风格。近年来不少同志还运用数学模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作高度的概括，既简化又明了，既清晰又准确。比如《药》的结构图：

从上述的实践成果看，文艺学研究引进必要的定量化手段，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文学活动的内部结构之中，通过获得的比较精确的数据、资料对作品进行系统分析。这种定量化的方法较之直觉体验的传统方法具有明显的概括性、科学性。引进它，对于建立一门严格的科学规范的科学体系是有辅助作用的。

承认定量方法的可行性并不意味将它绝对化。由于文艺学的对象及研究者的独特性，文艺学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沿袭科学精确化的手段，而且也不可能用数学化的方法对文学活动进行心理分析。正确的是应该把直觉体验的方法与定性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互为补充。

[①]徐文茂：《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综述》，《社会科学》，1985年第7期

[②]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③] [苏]鲍列夫：《美学》，第54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④] [苏]泽列诺夫、库利科夫：《美学的方法论课题》，《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42～4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⑤] [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⑦]周宪：《现代美学的大趋势》，《江苏美学通讯》，1984年第4期

[⑧]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⑨]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⑩]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11]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12]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7

一、相关概念简述

汉语词典将税务定义为关于税收的工作。很明显，税务的范畴是依托于税收的范畴而界定的，因此，有必要先了解税收的范畴。下面是一组税收范畴的典型概括：定义一：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财富分配，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定义二：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组织收入活动、调控活动、监督管理活动等。可以看出，定义一侧重于将税收界定为一种财政收入，我们称之为狭义税收；定义二则侧重将税收界定为参与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我们称之为广义税收。很显然二者的描述有很大区别，对税收范畴的理解尚有如此大的分歧，那么，以税收为依托而界定的税务范畴又怎么容易搞清楚呢？

二、税务与税收的区别与联系

（一）二者使用存在分歧的一个例证。先看下面一组概念：税务管理是国家以宪法、税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为依据，根据税收运动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对税收参与社会分配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控，以保证税收职能作用得以实现的全部活动和过程。税收管理是国家以法律为依据，根据税收运动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对税收参与社会分配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以保证税收职能作用得以实现的一种管理活动，也是政府通过税收满足自身需求，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的一种活动，包括法制管理、征收、计划管理、税务行政管理等。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将此定义为税务管理。这两个概念似乎大同小异，只是第二个概念的范围稍微广了些。

（二）存在分歧的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比较，我们认为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下定义者是基于对税收范畴不同的理解而进行概念界定的。分析发现税务管理与狭义税收范畴，税收管理与广义税收范畴似乎是一组相对应依托的关系，狭义税收将税收界定为一种财政收入，根据税务是关于税收的工作的定义，则可得出税务就是组织财政收入的相关工作的结论，因此，在这种理解前提下，税务管理就等同于税收（狭义）管理。而广义税收范畴将税收界定为参与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组织收入活动、调控活动、监督管理活动等。由此，税收管理的范畴除了包括对组织收入活动进行管理，还必须对调控、监督等活动进行管理。至此，可以看出广义的税收管理比税务管理（狭义税收管理）的范畴更加宽广。

（三）一个表象：税务涵盖的范围受制于税收概念的内涵。根据现有税务的概念，似乎税务涵盖的范围受制于税收概念的内涵，亦即对税务的理解受制于对税收内涵的把握，即若以狭义税收范畴为依托，税务的范畴就比较窄，若以广义税收范畴为依托，税务的范畴就比较宽泛。我们这只是错误前提下的逻辑表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三、税务与税收关系新认识

（一）对税务概念的新认识

1、税务的字面定义过于宽泛。有的定义表明，凡是与税收相关的工作都应该属于税务的范畴。事实上，税收相关工作的范围非常广，远非筹集财政收入那么狭隘，它还包括：税收的立法、税收收入的创造、税收收入的使用、税收调控经济、监督管理经济运行等活动，后面这些工作是不是都属于税务的范畴呢？

2、现存含税务称谓的启示。本文列举了常见的一些含税务称谓，我们再来对他们稍作分析。诸如：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代为办理税务事项称为税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纳税情况检查、监督称为税务稽查；税务机关对是否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及其他纳税事项进行审查称为税务检查；纳税人在业务开始、结束或变更时向税务机关办理书面登记称为税务登记；对纳税活动引起的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专业会计称为税务会计；对税务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设置的工作称为税务行政。仔细分析这些含税务的称谓不难发现，它们无不与税款的征收有关，大都围绕组织收入活动而命名，很少涉及税收立法、创税、调控、监督管理等活动，同时，这些称谓大多与税款征收的行政主体（税务机关）有联系。

3、税务范畴的描述。通过上文可以明确以下几点：税务是关于税收的工作的界定过于宽泛；税务的内涵以税款征收入库为中心；税务的相关工作大多与税收的行政主体有关；税务的概念与广义税收和狭义税收无必然的决定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税务的范畴与狭义税收的相关工作对应，它只是广义税收相关工作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认为税务是以税款征收入库为中心的工作，其实质是通过征收、管理、检查等具体工作来正确处理税款征收主体与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而税收立法属于人大立法的范畴、税收的创造属于社会再生产的范畴、税收的使用属于财政支出的范畴、税收调控活动是以税收立法为前提而产生的征税对经济运行的客观影响、监督管理活动是宏观经济部门根据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情况了解、监督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的活动，这些范畴与税款征收无直接联系，因而不属于税务范畴。

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篇8

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都是这么做的，卡西尔把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对立起来可以看作是一个纲要。在斯宾诺莎那里，实体概念与历史性处于排他性对立之中。与此相反，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没有从哲学中清除实体，反而把实体转化为主体。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实体概念的合理成分，克服了旧实体概念的缺陷。卢卡奇精确地概括了这一批判成果：“实体作为变异中保持不变的本体论原则，尽管现在丧失了它作为变异的排他性对立面的古老意义，但由于常驻不变的东西被理解为在现实的实际复合体中连续地维持自身、更新自身和发展自身的东西，由于连续性作为复合体的内在运动形式，使抽象和静止的常驻不变获得了一种更新了的更加深刻的有效性。”②马克思的实体概念之所以规定为劳动，有着本体论的依据。劳动是社会存在最深刻的基础，也是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飞跃和人实现自我再生产的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实体既是一种不变的实体，又是一种变化的实体。“凝结在”、“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确定的，在质上和量上都是确定的；然而，这种凝结的劳动又随着再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再生产同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变化。马克思的价值实体正是这种不变（此时此地）与变化（彼时彼地）的统一。在这种变化中，价值贬值所余留下来的价值，在质上保持了一种不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特定时刻是诸多商品生产者劳动时间的平均；在不同时刻则由变化着的商品生产者所耗费时间来调节。这里，劳动与关系，与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设定在实体概念中。劳动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自然的、永恒的必然性，但是劳动过程的这种永恒性不足以规定价值这个历史性范畴的具体性。历史性范畴不仅包含一种一般的运动，而且总是还包含一种变化的方向。对于科学地理解价值范畴来说，单纯理解劳动过程性是远远不够的，劳动的社会关系才是价值范畴历史性的限定。劳动的事实和它的结果在社会存在中造成了一个完全特殊的结构。劳动不仅在主体自身那里有一种选择特征，而且还涉及别人，在劳动的社会关系中也造成了选择。目的性活动不仅指向自然，也指向社会，这在原始人那里，在共同捕猎的原始劳动那里就已经存在了。劳动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中被规定。但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仅仅是在直接劳动中为目的性设定的实现而引起的，并不表现为一种价值关系。这里既有劳动，也有直接的活劳动交换，但并不表现为价值。劳动的目的性设定一开始就包含着这样的倾向，就是这种设定的目的完全可以超出主体自身直接需要范围，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包含着剩余产品的可能。

一旦这种目的设定变成现实并且确实出现了剩余产品，劳动异化出私有财产，产生了私有制。在新的劳动关系中，劳动交换不再限于直接的活劳动交换，而是凝结的物化劳动交换，这种劳动才获得价值这种特定关系的历史形式。尽管这种历史形式是一种很古老的形式，但也不排除其历史性，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形式才获得了最典型的形态。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忽视价值形式分析时，马克思深刻指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社会形式获得价值范畴的历史性规定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社会化相并行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作为目的设定性活动获得充分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前工业生产方式下农业劳动中目的性设定的微弱作用，自然对生产的限制在工业劳动中大踏步退缩。建立在主要依靠直接的活劳动联系基础上的狭隘的分工体系被建立在主要依赖物化劳动联系基础上的发达的分工体系所取代，价值范畴获得了最一般的形式。“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④劳动社会性的增长和自然界限的退缩相平行，一方面创造出使用价值不断地以一种日益加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创造价值所要求的社会必要劳动却不断下降。使用价值的增长与单位商品价值的不断下降并行不悖，前一个趋势标志着劳动的扩展和自然限制的退缩，后一个趋势则标志着人的社会性的日益增强。日益增长的产品量才能为更广范围的人们所消费，从而为建立日益增长的社会联系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而不断下降的价值才有为更广范围人们的消费从而建立的社会联系提供现实条件。这种社会联系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而使卷入这个联系中的个人在从事个人目的设定和选择时，已经不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相反要在这种社会联系中才能找寻目的设定的选择空间。这种社会联系对个人活动构成了一种不依个人选择的客观性，一种独立性，一种规律，这就是价值规律。这种联系作为规律对个人形成社会限制。自然限制退缩和这种社会限制加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那种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恰恰以这种发达的社会联系、社会限制为历史前提，这可以从这种原子式的个人总是具有拜物主义特征、总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中看出来，因为他所追求的正是社会联系物化形式，价值范畴的最抽象形式即货币已经统治一切。

不过，必须辩证地看待个人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价值规律对于个人的独立性正是建立在无数个人选择综合的基础上，是一种辩证的独立性。具有社会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根植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即虽然所有这些客观的关系、过程等独立于实现它们的个体的人的行为意图而保持自身并发挥作用，然而，它们只能作为这些意图的实现而产生，并且只能通过对个体的人的行为的反作用方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把握价值范畴的历史性，必须坚持这种两重性，即价值规律对个人行为的依赖性与不依赖性。大家只要想一想，超额价值是个别特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造成的，但它是价值革命的基础。超额价值的普遍化就是价值自身的变化，是价值量、价值作用条件和作用结果的改变。对价值规律的许多误解，大都源自把两种仅仅在相互作用中才是现实成分中的、一个夸大为独立无依的、绝对居于支配的成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自己创造”是个人的选择行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是社会条件限制，而社会条件恰恰是从事“自己创造”的个人集合而来的。个体、选择的主体和普遍的、社会的合规律性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现象系列，这恰恰是因为劳动的社会性本质的显现只能以原则上个体化了的人为中介才能实现。这种对价值规律的认识，与完全受规律支配的机械论和宿命论毫无共同之处。价值规律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规律是社会经济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性增强的结果。但是，在原始人那里，将一个人流放无异于宣判了他的死刑，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原始人的社会联系强呢，还是价值规律支配下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更紧密？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通过个人行为叠加来解释宏观经济变量的方法，大大加强了这一困惑，似乎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自由个体的行为倒是本体的，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健康的本体论本能。亚当•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把握到了个人受规律支配的必然性，马克思的在生产者背后支配着生产者命运的命题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继承。实际上，原始人离不开他生活的共同体，是建立在直接的活劳动交换关系基础上，个人没有能力独立完成目的论设定的生产活动。随着人类能力的增强，交换关系开始设定在物化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价值中介，形成了独立的社会范畴，即价值范畴。价值范畴是纯粹的社会范畴。

马克思在研究比较价值和使用价值时指出：“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末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⑥在这一点上，价值和语言相同，语言也是纯粹的社会范畴，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价值是人们物质变换的工具。价值作为纯粹的社会存在物而独立，在其对立面才可能形成个人作为某种孤立的原子存在的幻觉。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仅仅是总联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展开这种双重关系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式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媒介的关系也好。……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充分发展了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异的绝对运动之中。”⑦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展开构成了所有价值和它的客观性的基础，只有在社会联系中才能存在价值。因此，价值范畴仅仅是人类能力一般发展的特殊历史形式。但是，这种历史形式、这种特定社会关系却是以十分悖理和充满矛盾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的本质充分发展，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⑧价值与财富、价值与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相互关系，正是在这种本质和现象的具体历史统一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价值范畴的一般发展是个人选择和社会整体、本质和现象矛盾的辩证展开。这个过程的内在机制是，价值范畴尽管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社会规定，但并不排除个体将价值作为自己做出选择决定的直接目的，这是价值范畴发展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以价值为中介实现的。只有在直接追求价值的个体行为中，才能一方面造成单位商品的价值下降，也就是获得单位产品人类所需要支出的劳动量下降，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人类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财富的极大丰裕，造成工作日缩短从而闲暇增加的现实条件。个体抉择对价值（剩余价值）的目的设定，在其背后才作为结果将人类能力发展起来。

价值成为个体的人的选择和行为的动机，这种动机是个人的，却又纯粹是社会的，这种统一才能现实构成价值范畴的中介地位。这个过程的必然趋势就是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和商品生产者直接追求的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激化。缓和这种矛盾的方式很多，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在力图缓和这种矛盾中开辟道路，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不兑现的纸币霸权、按照利润需要对商品的过度创新与按照人类需要的发展推动产品创新携手并进、金融化、军备生产地位的提高等，无一不是这种努力的表现。全球化遏制了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速度，又开拓出新的市场；跨国公司在利用当地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方面在全球化中扮演了主角；纸币霸权直接可以参与全球价值分配，而无需顾及单位产品价值下降的压力；产品过度创新可以延缓既有商品价值下跌的速度，而正常创新是在发展人类能力的同时成为增加价值的重要途径，这种创新虽然在逻辑上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命力仍有巨大潜力，但在现实中却很难一以贯之；金融化所造成的虚拟经济，只是通过既有价值的再分配来实现个别资本价值的增值，却置实体经济于不顾，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丝毫没有摆脱价值规律以及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相反，更加突出了这种支配作用。这些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再一次证明，尽管价值范畴作为纯粹社会存在对每个个体选择具有决定作用，但是，个体选择的空间是巨大的。对于一个现代资本家来说，当商品卖不出去时，可以选择到国外销售，可以选择创新产品，可以选择生产武器和，可以通过信贷和债务将未来价值在当下作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可以人为对产品进行根本没有必要的过度的所谓个性化设计，也可以在股票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甚至赌场将产业资本转变成赌资，如此等等。价值范畴的历史性源自劳动固有的规定，因为它通过劳动时间与作为人类能力发展的劳动本身相连结。但是，早在人类仅仅从事有用劳动的时候，早在劳动产品尚未转化成商品的时候，这种规律就已经内在地包含在其中了，并且在商品的买和卖停止以后，也依然内在地有效。但是，只有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反思关系出现，交换价值由此获得它的特殊的和纯粹社会的、摆脱了人和自然规定的形式时，价值规律才获得了它的发展和明确的形式。马克思指出：“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要以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对单个劳动者来讲更是如此，而且，如果不通过流通来实现，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对于生产一码布的极微小部分的人来说，一码布是价值，是交换价值，这一点绝不是形式规定。如果他没有创造交换价值，没有创造货币，他就什么也没有创造。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⑨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针对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而看不到价值范畴的历史性是必然的，但这种非历史观也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卓炯就是将价值范畴单纯视作社会分工的产物輯輥訛，而孙冶方也认为在商品经济消失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有效，喊出了“价值规律万岁论”。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輰輥訛的那个“价值规律”不是商品价值规律，而是产品价值规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和价值范畴是一回事，价值范畴存在的历史性是另一回事。卓炯和孙冶方为了论证前一事而否定后一事，才导致和古典经济学同样的非历史的价值理论。这里不是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源，但是，作为价值范畴的历史界限的把握，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与价值范畴的关系。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把他的社会主义概念，首先是作为科学的概念与乌托邦的概念划清了界限。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来考察这个区分，那么，出现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存在的内在辩证法的正常的和必然的产物，是经济同它的前提和结果的自我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样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反之，对乌托邦思想家来说，一种本质上经常性的错误发展，应该通过决定、试验、示范等等来纠正。”輥輱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反对傅立叶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看成一种游戏的观点，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中，经济领域在人的生活范围内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正是劳动的发展产生的经济世界，并且通过其作为动力的内在辩证法，社会存在实现其特性，产生出作为某种自觉的、不仅仅是自然无声的人类特性。

劳动的发展导致价值范畴的越来越高的社会性，但在阶级社会中，只是以经济相对于人被对象化为“第二自然”的方式实现的。完全不以个人选择行为为转移的客观性的这种基本特征仍然是某种不能取消的东西。马克思用“必然王国”把握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所完成的质的飞跃在于这种“第二自然”同样由人类支配，这是任何阶级社会所不能提供的。例如，当代资本主义必然把整个消费领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变成一种统治着人类的“第二自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自发地创造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社会主义把这种自发性转变成自觉的调节，马克思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时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輲輥訛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必然王国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用价值量的增长和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是自由王国繁盛的基础。价值范畴的历史性以其社会性为前提。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商品交换价值时，之所以不能从交换关系中找到共同的价值实体，源于古希腊奴隶制的不平等劳动。在考察价值形式的发展时，马克思所分析的四种价值形式正是价值范畴社会性增长的四个历史性标志。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化，在扩大的价值形式那里比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充分得多，因而价值范畴的历史性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虽然是个别的、偶然的，但毕竟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换，是产品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包含着“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一般的价值形式是交换关系普遍化的结果，以致产生了确定的一般等价物，使价值作为个人和社会的中介获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形式。

商品拜物教转变成对一般等价物的拜物教。“金银非天然货币，但货币天然为金银”，货币形式之所以固定在贵金属上，仍然是价值范畴社会性增长的结果，这种增长体现在对等价物在携带、切割、质地均匀、不易腐烂等等方面，从而使得货币“天然”为金银。不过，现代货币已经发展到不兑现纸币和电子货币，这是价值范畴社会性增长出现全球规模的产物。可见，价值范畴社会性的加强在历史上划出了不同的阶段。但是，劳动实体本身不会因为价值形式的获得和丧失而发生变化，这里显现出一切历史存在物变化的一般性，显现出马克思新实体观的变异中的“常驻不变”的东西。劳动实体即使在失去价值范畴这个特定历史形式的条件下仍然存在，并且同时获得新的历史形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輥輳訛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作为基础的“价值决定仍会……起支配作用。”輥輴訛“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輵輥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出现在价值范畴社会性扩展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于人开始统治“第二自然”，而是出现在人尚未被充分对象化为“第二自然”的阶段。大量自给自足经济的存在造成社会内部物质变换的狭窄范围，劳动的社会性没有得到扩展，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尚未建立；另一方面，人对人的统治普遍没有被物对人的统治所取代，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制经济体制不是一种人自由发展的计划经济形式，而是靠权力集中形成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大锅饭”和“共产风”不是产品丰裕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个体劳动权利被剥夺和集中运用。在这种条件下，价值范畴还是一种有待历史扩展的社会存在，而不是要被超越的社会存在。价值范畴不是脱离特定历史阶段的永恒的非历史的范畴，而是人的能力发展不可逾越的因而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必经历史阶段的范畴。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史可以说是在否定价值范畴上不断后退的历史，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困难不在于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范畴的必要，因为实践推动下开辟出这条线路；困难在于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本身的变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