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危机管理范文
时间：2024-03-19 09:58:59
何谓危机管理篇1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力；竞争力
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对社会所需承担的义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企业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都不可以离开社会乃至离开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单独的存在，企业要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认识到自身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一个拥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必将拥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本文认为企业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社会责任的履行：
（一）加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作为新时代的企业，我们不仅仅需要的是对传统的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同时，我们还需要积极地培养适合新时代的人才，为企业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加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原有的会计基础上加入对环境的成本。通过企业的会计报表来对广大的报表使用者来传达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从而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二）积极转变企业的发展观
积极地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由外部压力转变为企业的内部需求动力。这样，企业就有可能把自身的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的长久发展动力。
（三）从战略的角度选择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
迈克尔・波特认为，如果企业能够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那么企业社会责任既可以为企业解决社会问题，也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企业应该选取那些与自己的业务有交叉点的社会问题，用以创造企业与社会的共享价值。迈克尔・波特把主要的社会责任问题区分为三类，即普通社会问题、价值链主导型的社会问题及竞争环境主导型的社会问题。每家企业都有必要针对旗下的业务单元和经营地点把社会问题分为上述三类，并按其潜在影响的大小进行排序。对不同的社会问题采取不同的企业参与方法，这样才能为企业及社会带来双赢的结果。
（四）积极主动为相关利益方承担社会责任
一般来说，企业的相关利益方包括顾客、公众、员工、社会组织、投资人五个方面的责任。首先是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企业和顾客良好的沟通，并以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社会公众。其次是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融洽企业与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的关系。最后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对员工的思想产生良好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了企业的内部凝聚力与影响力，同时也是对投资人的一种负责。
二、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企业必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综合竞争力来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然而不同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困境，每一个企业都要对症下药，针对企业的不同特点来治理。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
任何一家企业的资源配置主要是由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能力、资源配置效益三部分构成。而这三部分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的资源配置体制与机制，进而部分决定了企业的综合能力上的竞争力。
（二）企业运营方式的选择
所谓的企业运营方式，是指企业设备，技术掌握和管理水平。运行方式的竞争力=先进适用的设备+不断进步的技术+进一步领先的管理。技术、设备和管理共同决定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良好的管理最为重要，而管理背后则是人员素质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运行方式的好坏归根结底是由人的因素决定。
（三）提高员工素质，尤其是职业经理人的素质
员工素质最核心的是职业经理人素质。我们知道，经理人强调的是职业化，他需要拥有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有为投资者服务的观念，高度的敬业精神、专业的管理水平、良好的职业操守，善于把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维护良好的企业运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讲，企业间的竞争就是企业家之间、经理人之间的竞争。
除了靠职业经理人的出色发挥，企业还需要一大批精干的中层部门主管，以及可以完成基本工作任务的熟练操作工。只有这些主管、操作工和职业经理人精诚合作，企业才会充满活力，保持过人的竞争力。
三、提高企业危机处理能力
经营企业组织的预防性管理不可不做，否则一旦遇到企业组织发生危机事件，混乱一团的结局，就是失败。因此必须严密控制并将损害降到最小的程度，因为危机必定造成伤害，危机小组应在平时的预防性管理中，讨论如何将危机初期做到隔离处理。
（一）进行预防性管理
预防性管理不仅仅是企业组织生存的重要手段，更是企业组织经营的基础策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企业组织为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害，必须进行长期规划，并且持续修正。二是控制工作场合中意外发生的急救要素。三是作为企业组织的管理阶层应积极介入，并适当的自制。四是尽量减少员工失败的机会。
（二）进行危机隔离管理
任何企业组织在运作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重大且带有负面结果的突发事件，如果负面结果损及企业组织外的公众利益，可能就会吸引媒体蜂拥而至，造成企业组织的形象受到负面影响。企业必须马上核实媒体报道是否属实，危害结果是否严重。或者通过确切的证据证明责任在第三方，或者是无法掌控的因素。
（三）进行危机损害管理
企业的组织形象一旦遭到伤害，上上策当然就是设法证明与我无关，不是告诉大家“子虚乌有”（否认策略），不然就是告诉大家这是别人的错（卸责策略），但责任如果实在没办法撇清呢？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进行“损害管制”，但是从“否认”到“承认”的决策过程是否及时，却是许多决策者最常犯的错误，时机稍纵即逝，一旦错过最佳时机，任何控制都无法阻止损害的扩大。
所以，企业在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方面，尤其是危机处理能力的提升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众口铄金、人言可畏。往往就是指企业在产生危机之时不能够及时准确的应对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四、获得政府支持
何谓危机管理篇2
作为赞成者，有论者认为，“一个通常的误解是行人违规，我就没有责任。司机的法律责任是什么？就是尽最大的注意义务，包括在行人违规时仍然要尽最大的注意义务。但因为司机的注意义务在证据上很难判断，因此采用无过错责任来保障司机注意义务的最大化。换一个说法，76条的意思其实是要求司机把每一个出现在行使前方的行人，都看作一头长颈鹿，一个需要尽最大注意义务去保护的珍稀动物（尽管你可能觉得中国人并不珍稀）。长颈鹿是不懂交通规则的，你不能因责怪它、因心生怨气而减轻或放松自己的注意义务。行人违规他自己受惩罚、遭报应。但这和你的注意义务没有关系。Www.133229.cOm”（王怡燕南网2004-8-21）而其实上，机动车在这里的所谓“承担责任”与其“注意义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试想，即便是一个对财产或者作为被监护人的子女尽“所有人”和监护人注意义务的人仍不免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们如何能要求一个机动车驾驶员对于一个有健全意志的成年“他”人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呢？
事实上，这里的责任是民法上的所谓“无过错责任”，法律本身首先承认机动车驾驶员是无过错的，也就是说，法律认为这时机动车驾驶员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在法律上没有过错，但同时，为了把社会风险然进行合理分担，将损失配置给已经进行了责任保险的机动车驾驶员。作为无意志、合乎法律上有关质量规定的机动车更不可能在法理上或者人情上有什么“过错”。
翻开关于无过错责任的法律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过错责任不具有法律责任本来的含义，而只具有恢复权利的性质”。其宗旨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亦即gsser教授特别强调之“分配正义”。正如美国学者epstein所说：实行汽车无过失责任制度，废除了这个领域的侵权责任制度，而形成了无责任制度。（以上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研究》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128页以下）而不是说什么机动车驾驶员有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实行无过失责任必然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不和“俗”，难以推行。人只对自己的主观过错负责是为人主观意识所深刻信仰的信条。因此，无过错也“负责”，并且要负的责任乃是人命关天的大责，负责很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必不可行。利益面前，寸土必争，因此，褒者贬者双方乃围绕该不该负责的问题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同样，如果我们看看法律家们在设计无过错责任时的目的就能明白，责任是社会的，而不是“车”的，不是“人”的。“危险责任（即无过错责任）的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危险责任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乃基于分配正义的理念，至其理由，归纳四点言之：（1）特定企业、物品或设施的所有人、持有人制造了危险来源。（2）在某种程度上仅该所有人或者持有人能够控制这些危险。（3）获得利益者，应担负责任，系正义的要求。（4）因危险责任而生的损害赔偿，得经由商品服务的价格机制及保险制度予以分散。“（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基本理论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16页以下）可见，所谓危险责任的责任，乃是在全社会分配不幸损害，主要手段乃是（对于汽车危险来说）保险制度。当然，其形式是通过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形式进行。这种责任制度是由于驾车人作为集体而言，在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形成了社会危害来源，因此，由全体驾车人基于保险机制对于由于机动车所制造的（客观上）的危险进行风险分担。无过错责任补充了过错责任的不足。
而由于以上的理由，新交规的76条必须由保险作为支撑才能有效实施，因为，作为特定个体的驾车者是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主观认识上）对于行人违法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目前看来，按照新的赔偿办法，行人或非机动车驾驶者如果遇到亡故的大不幸，可能得到的赔偿在40万元左右，试想，在中国，又有几个人能赔偿（其实是补偿）得起呢？参考世界各国的规定，我们也能发现，“无过失责任只有在经济上加以限制时才能为人们所承受”。不顾现实，盲目以人命要价（其实人命应该是无价的），最终
或可导致更多逃逸，更多违法，提高司法成本，并不能为社会不幸带来合理的分担。“在德国法中，几乎所有规定无过失责任的法规确立了对于补救数额的最高限制。”《葡萄牙民法典》第508、510条也规定了赔偿范围的最高限制。
因此，新交规的焦点在于：第一，是否有合理的保险制度与之相配套，真正由社会保险系统分担“不幸后果”的风险；第二，是否有合理的补偿数额限制，以使这种保险制度能够持续下去。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行人违法而导致的事故，机动车驾驶员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决没有附加给驾驶员把行人当做长颈鹿的所谓“最大注意义务”，从法律上讲，所谓“最大”，也无法判断。最大的客观标准只能是违反交规与否。尽管驾驶员承担责任，但责任的实质是驾驶员在社会保险事项发生时成为保险赔付的实现者，驾驶员仍然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同时，行人或非机动车违章行为仍然是违章行为，尽管不承担民事责任，但仍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试想，如果行人违章造成机动车驾驶员死亡，而违章行人不承担任何行政、刑事和民事责任，那么，有哪个行人会傻到遵守行政法规、刑事法规呢？又有哪个机动车驾驶员会傻到为躲避违章行人而甘冒生命危险呢？尽管无过错责任没有惩治违法的功能，但是行政和刑事规则和民事法律规则并不相同，应该相辅相成，在使社会分担风险的同时，也要起到惩治违法、褒扬守法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安全和交通二者相互协调。
何谓危机管理篇3
企业高速成长是一种现象
按理讲管理和成长可能是一对矛盾，你成长就要高速，为什么还需要管理？或者我们往往是不是认为在管理加强的过程中，企业成长速度放慢了?
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这些在中国做企业的人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的高速成长。我们在过去2年、3年走的路，可能西方企业要5年、7年才走完，成长性是中国企业的特点。
一个原因，我想跟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十几年中国发生这么大变化，我们一代人身上可能走过西方几十年的道路，高速成长由中国社会变化造成，企业不得不成长。
第二，尤其在高科技方面，一个产品一旦被社会接受以后，就会迅速地扩大市场占有率，最典型的是互联网。5年之前，当我在亚信第一个做中国的网络系统集成的时候，中国的internet的互联网用户只有几百户，但到去年底已经有了三千万户。这种呈几何级数爆炸性成长的情况，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过。
第三，另外一块非常大的成长压力来自于资本市场。一旦某种产品有市场、被认可，找来投资的时候，所有的投资人都要求你快速扩大市场占有率，快点做，雇人越多越好。WWw.133229.coM
因此成长性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经营企业时发现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成长有什么好处？
如果成长没有好处，这么高速的成长就是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成长最重要的好处，就是能够短时间内迅速主导市场。由于高速成长，由于你快速地提高了这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这个过程中就使产品的成熟周期加快了。过去一个研发的周期可能是二、三年，现在要一、二个月。这在电信业非常明显。过去电信行业的更新（就是设备的更新），一般都要2年到3年，但现在有人甚至讲要每个星期更新。贝尔发明电话100多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过去3、4年我们可以看到电信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高速成长，产品由开发到应用变得非常之短，这个我觉得是成长性企业的好处。
成长使公司迅速壮大。过去建一个全国性公司，可能需要5年或10年；建一个跨国企业，可能需要20年到30年，但在过去10年中，it技术带来了高速成长的企业。一个企业建立全国性的公司（像张朝阳的搜狐）可能是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家公司要变成一个软件公司，一个企业要到全球38个国家建立分公司，都只不过用了两年的时间。
成长还能使融资能力迅速完成。过去一个企业从一个产品的开发到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可能也需要漫长的道路。由于成长性的企业能迅速地占领市场，迅速地有产品研发的能力，迅速地形成基本的人力资源，很快投资人就会找到你，甚至得到银行的债务融资。这也是成长性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成长就会有所谓的“领先效应”，英文叫“你做的事情哪怕错误很多，但是你占领了制高点”。成长性的企业有很多优点，也常常犯很多错误，或者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完成企业经营目标，但是你不能说它成长错了，问题是如何管理成长。
成长的问题
现金流陷阱
在体会到成长带来的种种好处的时候，成长马上会面临着很多问题。我认为成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金流。
现金流是一个陷阱，我自己体会非常深。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往往想不到陷阱。现金流的管理为什么很难？一个最基本的模式是这样的：从你所谓的定单（我往往说我签了几百万的合同了），到你所谓的现金收入，再到财务上所能确认的收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拿到了定单你没有收入，或者说你虽然拿到了现金收入，或者你财务上记上了你的收入，你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可能你的现金收入根本还没有，可能你有的是很大的应收账款。
成长中非常重要的误区就是对现金流的认识不深刻。现有的财务系统往往会欺骗我们。即便是美国财务发生制的报表，给你的报表其实跟你手头的现金也完全两回事。责权发生制的原则，并不能解决应收账款的问题。所以现金流的陷阱是成长企业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看到有多少企业，包括我自己经营的企业，最大的问题往往是在现金流管理方面。所以我叫现金流是陷阱，真是一个陷阱。你认为挺好的时候，现金流断了，再伟大的一个企业也没办法，而现金断流的很大原因是财务报表跟实际是不一样的。你作为经营者所用的财务概念，和你的财务准则，或者是国际五大行的准则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你核心的问题就是对现金流的管理，我认为这非常非常重要。
创业者的角色困惑
我们经常发现，这个公司才两年的时候，自己就是元老了，公司会有老人和新人之分。公司才两年，可早期跟你创业的人，和6个月加入的人，和一年加入的人，和两年加入的人完全不一样，你发现了不同的断层。
因为高速成长过程中，你每个阶段引进的人才是不一样的。早期是创业人才，到现金流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形成非常强大的专业管理人才。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方面发生非常大的断层，而作为创业者（或者管理者）本人，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角色处在非常困惑的过程中。有时候你扮演创业者的角色，因为你要有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快速发展，你天天又要想到流程管理怎么提高，怎么能够建立起基本的所谓经营思路，这时候你又代表职业管理的角色。我觉得这种困惑处理不好，也是成长性企业非常大的问题。
小老树问题
成长型的企业没有流程时会造成混乱，有了流程又变得官僚化，成为一个小老人，小的老企业。生物学有一个词叫小老树，这个树本身年龄还很小，但是它已经是老人样了。在企业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不讲管理的时候，混乱得一塌糊涂，一旦管理实施，又突然发现这个企业的官僚化，可能比5年、10年的企业还厉害，因为各个流程没有做得很有效。
对机会说“不”
还有就是经常会有所谓机会的误区，不断告诉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a产品做得非常好了，就认为b产品一定能够做得很好，b产品做得很好了，c产品可能也能做得不错，甚至整个经营战略都在不断变，这种机会造成的问题非常之多，我自己体会很深。在亚信的时候（在网通也有这个问题），我犯的所有错误，都跟机会有关系，不是饿死的，基本上都是撑死的，因为总是认为这个事情还能赚更多钱，但没有想到，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其它资源也要跟得上，作为一个成长型的企业，你非常难拒绝机会，而这时实际上你本身还有很多问题管理不好。
我记得在网通经营一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新型企业，大家对我们抱有很大希望。不到一年，公司从几个人发展到1200人。各种供应商、合作伙伴，天天在跟大家见面，公司天天热气腾腾，每天有不同的机会，各种各样的商业合同不知道签了多少，天天做这个deal，那个deal，而没意识到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后来我们管理层讨论几次没有办法，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给所有的员工发了一个非常强制性的电子邮件。我说，所有的机会，如果6个月不能见现金流，6个月之内不能降低成本，这种东西我们全部不要做。对机会说“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种成长型的公司，有非常独特的问题。一方面成长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很快地占领市场，使我们能够得到融资，使我们能够做成所谓优先效应，但成长也同样带来了非常多的危机，这种危机包含现金流的危机，包括角色的困惑，包括流程管理的问题，也包含机会带来的问题。
怎么做最重要？
在过去两年半期间，我在网通的管理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但也使用了很多方法，使它快速成长起来，从几个到现在公司有3700人，两年半的时间，全国138个分公司。如果是一个高速成长的企业，有几个问题非常需要把握。
时刻想到危险
作为创业者本人，ceo，或者是最高决策者，一定不要被各种机会、各种成就和各种表面的现象所困惑。一定要天天想着现金流，想到危险。因为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学滑雪时往下跑一样，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只有忧虑者幸存。清醒的头脑是最起码的，天天想危机，危机就在明天，危机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
确保一个财务管理系统
第二点，我认为，应尽可能快地建立起一个财务管理系统。我觉得我本人和网通于此得益最大。还在公司不到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下决心用70万美元引入所谓财务管理系统，使我们现在的138个分公司只有一个支付中心，能把所有账目当天都结清楚。一个现代化的财务管理体系，是所有的根本。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靠别的，光靠人是做不了，管理不了这么高速的东西，一定要依靠一个强大的管理软件，我觉得这应该是ceo非常重要的事情，比你雇人，比你打市场还要重要。
分阶段引进职业化管理者
另外，一定要在不同阶段把职业化的管理者渗透进来。我没有说空降进来，大家知道我在亚信做过一些空降，有成功有失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新方法，逐渐来，一步步来，慢慢渗透。因为到一定时候，你靠你个人，靠你老革命是不可能的。早期创业的人完成角色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但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要尽可能使阶段性人才逐步渗透进来，而不是到那种所谓不行的时候大换班。那种情况也可以做，但是对企业的耗费非常大。这时候引进的专业性人才，不是到销售部门，不是对客户，而是到后台部门，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经营计划，这些部门职业化人员越快进来越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体会。
建立职务轮换和接班人制度
另外还要很快地在整个公司内部树立起职务轮换和所谓接班人制度。职务轮换是公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财务人员可能到销售，地方可能到总部，总部到地方公司，职务轮换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个事情你早期不做，晚期做越来越难，调动一个职务就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尽快做好所谓的接班人制度，你如果走，别人可以替换你。
抓住核心流程
最后我觉得在管理成长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抓住核心的流程。因为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好，不可能每个流程都非常优秀，但你要能抓住一两个重要的流程，只要这个流程做好了，这个企业就不可能有根本的问题。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核心流程全部建起来，但是几个基本的流程，核心流程的建立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讲，一个是客户获得流程，就是从找到客户一直到完成销售整个过程，这是一个核心流程。人力资源的流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流程。应该在两到三年内迅速建立所谓的职务体系、支付体系以及业绩评估体系，这几个体系非常重要。一定要抓住这两个核心流程，在两三年内尽快确立。因为有这两个流程，实际上就保证了企业的现金流。有了现金流你就可以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实施人员的调整。有人讲企业调整人员的过程，就像飞机在飞的时候你要换发动机，飞机还不能掉下来。
何谓危机管理篇4
我们的企业总是说要回报社会，要成就一番事业？那么什么叫事业呢？事业一词最早出自孔子著的《易经系传》中的一句话，叫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意思是说，只有做对社会大众、对国家民族都有贡献的事，才算是事业。可见，埋头搞发展，不问社会事的企业不算是真正的企业。
在这场全国性的雪灾面前，企业何以作为？眼看着这雪越下越长，越下越大，时近年关，不少中小企业还磨下驴，提前放假。就是一些知名企业，面对这场雪灾也是措手不及，供货链骤然中断，市场终端一度缺货。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雪灾，企业不知如何应变！
在市场全球化的今天，消费者不仅关注企业的产品价值，还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企业美誉度和社会公信度，社会公信度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明显存在三大不足：
缺乏抗风险预警机制
人类无法避免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在企业经营中，所谓“顺风顺水好行舟”，若有市场动荡，企业发展可能退流三里。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缓慢，组织结构冗长，抓不住市场机遇，无法洞察市场变化，还有的企业缺乏有效战略，缺乏长远目光，只注重短期利益，更有甚者大发灾难财。
对利润的不正当攫取会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偏离正确方向，加上发展战略不健全，企业内部缺乏预警机制，对自身的市场危机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对外部环境了。
何谓抗风险预警机制呢？就是一个企业的抗风险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应当把企业置于整个社会的宏观范围之内，科学地看待公司美誉度、产品、赢利模式和市场需求，保证企业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大多数企业所不具备的。
公关策划环节薄弱
平日里，企业一个劲儿也在市场上你争我夺，广告和促销方案是花样百出，追逐于同行的市场竞争中，对市场外部环境漠不关心，不少中小企业的老板更是认为关心社会问题是政府的事情，经商只要“诚信”经营就够了。有的企业虽然设有公关部门，也只是一个内设的“清水衙门”，主要工作是迎来送往，就像某些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一样，至今都是做着档案收集和保管工作。
反之，外企多设有公共事务部或政府公共事务总监一职，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对外沟通和处理公众危机。其实，企业在公众危机前发挥的威力和持续程度远远胜于简单的事件炒作。“威露士”在SARS期间无偿捐献6万瓶洗手液，就一举奠定了其在消毒市场的霸主地位。
社会责任感有待加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仕学工农商，商家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底层，长期以来，商家总是与“无商不奸”、“蝇头小利”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商人远离社会的中心，自然就谈不上对社会的责任感了。
对于很多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具有系统性、实用性、权威性、影响力的标准来引导与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效推进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
何谓危机管理篇5
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来说，2005之春并不温暖。先是亨氏、麦当劳、肯德基“触雷”苏丹红一号，再是宝洁产品被江西消费者诉诸公堂、立顿茶被传氟化物含量过高、强生公司的婴儿油被指含有害成分……洋品牌在国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和质疑。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洋品牌的“中国化”。
所谓“中国化”,就是世界品牌到了中国市场后,像一些中国企业一样，只注重了规模的扩张、市场份额的占领,而忽视了他们本来应该保障的高品质。
有人担心,洋品牌会像中国以前著名品牌“三株”一样,可能会风光不再，甚至陷入“信任危机”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妙在于他们的应对品牌危机的科学方法。
跨国公司的“中国化”
世界著名品牌并不是“神造”的。他们在华出现品牌危机,虽不乏偶然因素,更有不少必然性存在。
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消费者必然会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要求，会更审慎地看待洋品牌。
更重要的一点是，跨国公司的“中国化问题”。一些跨国公司虽然在自己的发达的母国，已经建立起了就当地环境而言足够完备的质量监督检测体系，但并没能因地制宜弄出足以应付“中国特色”的另一套。比如他们使用中国国内生产的原材料，却没有根据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质量检测和风险预防系统。
以肯德基为例，自己食品出现了问题，却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向了原料。这其实正说明了其自身存在的一大死穴：没能根据中国市场的现状完善其质量监督检测体系。
同时，某些跨国公司对中国消费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就是“中国制造外国贴牌”。而且不少洋品牌还将中国市场和自己母国市场俨然区分，质检标准不一。
卡夫公司“见人下菜”：其生产的乐之三明治饼干含有大豆转基因成分，在转基因原料使用问题上采取了与欧洲市场不同的“双重标准”，且没有依照中国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规定贴上相关标志，结果便必然侵害中国消费者的利益。
责任当然不光在跨国公司。多年来，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可谓“宠爱有加”，政府给予税收优惠（比国内企业的有效税率要低10到12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充分信赖“洋货”。跨国公司自从进入中国市场就披上了光环，他们一直安然地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一方面在投资政策上享受优惠；另一方面，在不少政府主管的印象中，世界500强企业就等于“完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难免因养尊处优而轻视适应中国市场的积极努力。
此外，国内市场规则与法律的缺失更助长了国际品牌的傲慢与偏见。比如，产品召回在中国根本无法可依，企业又何必去花费这笔钱。
“洋货危机”的启示
然而，即使是发生了影响比较恶劣的品牌问题，外国知名品牌基本上都能够渡过难关。这是为什么呢？
这与他们的品牌管理机制有关。品牌管理，顾名思义是指针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品牌，综合运用企业资源，通过计划、组织、实施、控制来实现企业品牌战略目标。品牌管理的内容应包括品牌创立、品牌推广、品牌延伸以及品牌维护等工作，其目的在于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品牌的生命力，不断提高客户对企业品牌的忠诚度，从而促进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销售，增加企业的盈利水平，进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洋品牌在中国的危机公关表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信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熟，新媒体的大量出现与信息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企业和组织的竞争成本上升，成败将更取决于如何与消费者、供应商、大众传播媒体、投资者、公司雇员、普通公众和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环境、安全）等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在大众和社会中传播出统一的信息、企业形象、服务内涵、文化和品牌。
从国际企业处理在华的品牌危机中，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危机管理意识。企业危机有很多种，包括经营危机、信用危机和品牌危机等等，本文主要指的是品牌危机。在企业正常运行过程中，企业品牌管理能力差别并不明显，只有在危机中才可能显示与众不同的管理能力。因此，企业只有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建立危机管理的程序，培训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应对危机的方法，培养消除危机的各种关系网络，才是战略品牌危机管理的核心。国际知名大公司普遍都设有专业的外包公关公司负责其品牌管理，有的企业，如宝洁在SK-II危机中，还专门组织团队来应对突发的品牌危机。
其二，健全危机反应机制。在危机管理中，速度通常是决定危机能否消除甚至转化机遇的关键。对危机的反应迟钝，往往会导致品牌危机上升到企业危机的可能。如中国的“三株”。理想的处理方法是，尽一切努力避免危机扩散。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娃哈哈事件”。因而,在危机的初始阶段，企业的经营团队应该在取得董事会的理解与支持，及早应对。
其三，处理危机的态度十分坚决。在品牌危机管理中，一般涉及到三种关系：消费者、媒体和公众。企业的态度对于这三者来说特别关键。在危机事件中，一开始消费者或受害者所关注的是自身利益，这时候企业如果不采取措施使消费者满意，或者说将危机事件淡化，转移事件的关注点，可能消费者就会使事件升级。
其四，主动出击。管理危机的根本在于企业能否转化危机，使危机为企业所用，危机的反面是机遇。企业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危机，会导致企业生存危险。在企业危机中，一般是企业最受关注的时候。因而，如何转化危机，牵引危机的关注点，到让危机为企业品牌宣传所用。这就是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何谓危机管理篇6
【案例】
四川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在汶川大地震中坍塌，127名小学生遇难。5月25日上午，在绵竹通往德阳的德阿公路上，在地震中遇难的富新二小127名学生的家长组队前往德阳市委反映校舍质量问题，给死者讨公道。面对浩浩荡荡的上访人群，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一路极力挽留，劝家长们不要徒步前往德阳。行至绵竹中心广场时，他突然当众下跪，挥着手请求家长们留步，“请相信绵竹市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走了！”面对蒋国华的下跪之举和呼喊，家长们都没有理睬而继续前进。之后，德阳市派出大巴把家长接走，该市常务副市长在对话中承诺，将一个月内查明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交锋】
书记下跪为何不动人心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要回答这个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晰：书记为何下跪？这也是事件初发之际人们大量讨论的问题，纵观媒体的意见，可以归纳为几种观点：害怕论、压力论、良心论。“害怕论”是说书记心里有鬼，害怕灾民上访会引起上级政府的检查，把富新二小窝藏的豆腐渣工程查出来，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置；“压力论”是说我国政府的条例规定上访必须逐级上访，一旦出现越级上访，并超过了一定的人数指标，则对所辖地的领导实行“一票否决”，所以下级官僚迫于一票否决的压力，拼命制止上访的产生；“良心论”则说书记是出于对群众的关心，从道德良心上保护群众和爱护群众，以免发生更大的事故和混乱。
媒体的揣测五花八门，要真正了解书记下跪的动机，我们不妨听听当事人是如何说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蒋书记如此说：“我也记不得下跪的次数。当时我确实慌了，我怕他们上街，引发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严重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最后影响几十万老百姓。我以我的诚心来给你们解决事情，但是无济于事。当时真的慌了，懵了”。“慌了、懵了”是一句实话，道出了蒋书记下跪的真实心理，那他为什么慌呢？按照他的话说是担心他们上街引发不该发生的事情。细细品读，则可以发现这句话明显不合事实。事实上从灾难爆发到25号有13天时间，这些痛苦的家长在最难过、最容易冲动的时候都没有引发所谓“不该发生的事”，十几天后泪水流干了，还会作出什么莽撞的事情吗？在街道两旁，满目可见的是悲愤的家长们做的花圈、白布条幅，上面写着“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而就是没有发现书记所谓的“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听听家长们的声音吧。家长们说他们在这里等了十几天就是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所以才愤然上访。上访的脚步引起了蒋书记的担心，情急之下跪倒在地。而其后所谓“不该发生的事情”、“大面积的混乱”也并未发生，那么，书记到底担心什么？这就不得不让人接受“害怕说”和“压力说”的理由，上访制度中关于越级上访的“一票否决制”给蒋书记巨大的压力，为了堵住上访队伍，这种传统时代流传下来的极端的身体语言被拿来使用，以求愤怒的家长们不要再上访。否则追究领导责任，乌纱帽难保。与“不该发生的事情”相比，这种结果的发生更有可能性，对这点书记心里比谁都要清楚。所以，“压力论”似乎更符合事实的逻辑。
根据“压力论”推出来的结果是书记带着害怕受责的私心阻止群众上访，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群众痛苦之上，这是蒋书记不敢向公众公开的隐私。而这也正是“书记之跪为何不动人心”的答案。愤怒上访的家长们明白蒋书记的心理，对其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甚至有家长还对着跪倒在地的书记怒吼。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家长们的激愤，他们愤怒的是十几天来地方官员们对孩子们无辜遭难的痛苦无人过问，是地方官员们对他们的要求不理不睬；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在127个逝去的鲜活生命面前，一些官僚们还不忘记自己的乌纱帽！所以说，不是家长们麻木不仁，而是跪下来的书记内藏私心，在延误多日不能给个说法的背景下试图去阻止家长们上访，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这样的下跪如何能打动人心呢？而前面提到的所谓“良心论”在家长们的悲伤、愤怒和毫不领情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和昏庸！所谓的良心说不过是炮制者们根据自己虚假的想象、空洞的褒扬和冷漠的心胸组成的奇怪论调，只能博得读者一笑而已。书记下跪貌似很庄重、真诚、特别，但是却在家长们的旁置下尴尬收场，平时出来说话就灵的书记却没想到群众并不买账。这恰恰道出了“权力不为民所用，就会被人民抛弃”的道理。
【纵深】
基层治理困境亟待破题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这里有一个基层政府管治能力低下的问题。一般认为，管治能力由三个方面组成，也就是所谓的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
首先，我们来分析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这种机制的最重要的意义应是建立社情民意的快速反应机制，决策者真实快捷地获取信息是这种快速反应机制的前提和基础。现在的情况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搞信息隔绝。“销号”就是典型。比如河南省某县就公开下文，要求下面的人到上级部门搞勾兑，把本县的上访信息销掉，不让中央知道。因为这种信息隔绝，中央决策者最后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真实的，根据这些不实信息建立的所谓预警机制，往往只能是形式主义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处置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总体来讲，目前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比较有限，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些不当主要表现在：
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错过最佳处理时机。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当双方发生争执并引起民愤、民警赶到现场欲将当事人带上接警车时，围观群众不满，把警车围住不许警车通行。僵持3个半小时后，3个当事人才被公安机关带离现场，随后便发生了损失惨重的骚乱。如果在这3个半小时中，当地政府能有效处置，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事态升级后，试图强硬解决。在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及众多的一票否决指标，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其行为出现强硬化趋向，缺乏弹性。
最后来看看问责制。应该说，在社会管治方面，目前中国是存在较为严厉的问责制的。但这种问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众多的一票否决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追究。而且规定了所谓责任倒查制度。问题是，各级政府与官员是一种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这就决定，许多事件最终都是大事化小，变成不了了之。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我认为，当下的管治能力是滞后的。
对社会进行科学分类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科学分类，就很难有正确的处置。而要做到科学分类则很复杂，这不仅是因为目前的在数量上迅速增加，在参与规模上显著扩大及社会后果更趋严重，也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选择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各有不同。
正因为如此，虽然在政策研究领域多有努力，但学术界却很少有真正的建树。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纬度来进行的。我则根据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及事件发生机制、发展逻辑及社会后果等方面，把目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分为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泄愤性质的社会骚乱等四类。对于前三类均有所研究，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把中国所有都称为社会骚乱，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总之，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西方国家过去二百年所遇到的问题的总和。我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一方面要看到它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运行。而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现有政治框架不能很好地调节这些利益。这也许正是目前中国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存在的最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
【对策】
除了下跪还能做些什么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下跪并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认同，反而遭到人民的抛弃。因此，书记所要选择的肯定不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矫情地跪在道路边上，阻挠人民表达自己的声音。古人早就给我们作了示范，大禹治水疏而不堵，结果天下水患大治。书记面临家长上访，不该是堵，即使采取了看起来很感人的下跪方式；而应该是疏导，让人民的怨气得到发泄、声音得到表达、利益得到照顾，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否则，只能加剧双方的冷漠和对立。而且，这种疏导不仅仅是等到大水来临的时候再来疏导，如果这样就为时已晚。绵阳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道理。疏导应该是日常化的、及时的。如果在家长们表示不满的十几天的时间内，蒋书记能够亲临现场、或者派代表来疏通协调，相信这样的上访会得到疏解。正是平时的疏懒导致了人民的积怨。当然，大灾救治各方面都需要救援，的确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从各方面提供的消息来看，对于伤亡人数最集中、且都是少年儿童的学校，绵阳市官方没有理由不早关注到，也没有理由不早关注到豆腐渣工程的问题。而且绵阳市官方早就需要主动向人民做交待，承诺彻底查处豆腐渣工程背后的腐败问题。这样家长们才会心服口服，而不至于长途跋涉去德阳上访搬救兵。实际上，一些家长反映的救治拖延等问题并不是无理取闹，而是确有其事。对此，书记应该首先自责，而不是下跪。
绵阳市委书记下跪的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反思却是长久的。我们所得出的启示在哪里呢？启示在于：下跪式危机处理可以休矣。下跪式危机处理也许是中国特有的，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头脑里下跪来哀求已经是最大的人情，对方没有理由不接纳下跪方的要求。在农村、工厂、学校以及其他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跪的画面。然而，面对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的危机，难道只有下跪式的危机处理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下跪的身体语言包含着苦情、哀求、自我贬损的情感要素，还包含着奴性、等级差别、臣服等历史文化要素，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旧文化残渣泛起的复杂场景，也引起人们的惊慌、甚至厌恶的情绪。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下跪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情感，所以下跪不但唤醒不了家长们的理解，甚至遭到白眼，还引起网络上的一片挞伐声。
何谓危机管理篇7
(一)殴打监管人员的;
(二)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的;
(三)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的;
(四)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
一、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是指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法定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的,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破坏监管秩序罪的客体要件破坏监管秩序罪所侵犯的客体,就是我国劳改机关的监押管理秩序。详言之,破坏监管秩序罪的客体要件,就是我国劳改机关在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则的调节下,形成的监押、管理犯人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监管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是社会秩序在劳改机关这个特殊场所的特殊表现。
其一,监管秩序是劳改机关、劳改机关的干警和劳改机关中服刑的罪犯相互间形成的惩罚与被惩罚、强制与被强制、改造与被改造的活动状态。
其二,监管秩序是在国家有关劳动改造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各个劳动机关的纪律、制度等行为规则、规范的调节下形成的。监管秩序是罪犯遵守监狱等的规章纪律,服从管理,履行改造义务的行为,其三,监管秩序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任何社会秩序的建立,都是为了实现一定自的,建立监管秩序的目的,就宏观而言,是为了维护一定的阶级统治,从其直接目的看,则是国家要利用这一秩序的建立,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实现本法所确立的刑罚的功能。
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对劳改机关以至整体司法机制的危害,实质上是对全体社会的危害。但这里我们讲的对社会的危害,是指除此之外该种行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首先,破坏监管秩序行为造成社会成员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一般群众的观念,总认为监狱是暴力强制机关,罪犯在其中应老老实实接受惩罚,实行改造,一且闻听狱中出现违法危害行为,则难免认为监管者无能,而当出现罪犯在狱中受到不法侵犯时,更易产生对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误解。
同时,由于破坏监管秩序行为导致刑罚的惩罚性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则群众也易形成对犯罪追究判处了也无实际作用的认识,从而丧失对整个司法机关的信心。
其次,破坏监管秩序行为造成社会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罪犯以有罪之身,在暴力机关的严格控制下尚敢胡作非为,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极大,其危害行为足以给广大群众造成普遍的心理威胁。因为,狱中尚敢如此,如放之社会,其猖狂将难以想象,这种现象将会造成群众安全感的失落。
维护监管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优良的监管秩序,是劳改机关有效地行使对犯人管理改造的保障,是促使犯人认罪服法、改过自新的保障,也是从整体上提高劳改机关对犯人改造质量的保障。
在我国,目前承担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犯人的劳改机关有五种:(1)监狱。即实行最严格管理,关押改造不宜从事监外活动的重大刑事犯的劳改场所。(2)劳动改造管教队。简称劳改队。即监管适宜在监外劳动的刑事犯的劳改场所。主要收押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刑期在一年以上不属于监狱收押范围的罪犯。(3)少年犯管教所。即监管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少年罪犯的劳改场所。(4)看守所。看守所主要是羁押未决犯的场所。但它亦可监管被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便送往劳动改造管教队执行的罪犯。故而看守所亦属劳改机关之一。(5)拘役所。即监管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的劳改场所。
上述劳改机关,关押犯人有多有少,但无论单位规模的大小,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监管秩序。维护这种良好的秩序,一方面需要广大劳改干警严格执法,严格周密地做好管理;另一方面,还需要利用刑罚来惩罚那些严重危害监管秩序的犯罪活动。
(二)破坏监管秩序罪的客观要件破坏监管秩序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法定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行为。
1、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时间,是指罪犯被劳改机关监管的期间。监管期间是法定期间,就是说,罪犯被监管的时间,必须有合法的根据。只有在被合法监管的时间内,被监管者才有可能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如果劳改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对不应收押的而予以收押,对应当释放的而不及时释放,这种错误羁押的时间,不是破坏监管秩序罪的犯罪时间,换言之,在被违法羁押的时间内,被羁押者一般不构成妨害监管秩序罪。但这只限于被违法关押者实施个体性的妨害监管秩序行为,如拒绝劳动、不服管教、绝食等,因为行为人本系被错押,并无被强制劳动,被强制管教的义务,实施这些行为的自然不宜治罪。但如果被错押人实施教唆、领导、组织他人妨害监管秩序行为的,则亦应以破坏监管秩序罪论处。
2、破坏监管秩序罪的地点,是指罪犯在劳改机关监控下服刑的任何场所。这里讲的监控,是指监禁控制,即劳动机关对罪犯的剥夺人身自由性质的控制管理。通常情况下,破坏监管秩序罪的犯罪地点,限于监狱、劳改队、少年犯管教所、拘役所和看守所等劳改机关。但犯人在下述几种特殊场所实施破坏监押管理活动的,也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1)外出劳动作业场所。一些劳改队经常有外出劳动任务,比如外出修路、工程建筑等,犯人外出劳动时,仍处于实质上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中,受到劳改机关的严格控制管理。在这些场所实施破坏监管改造行为的,也可以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2)在监押移送途中。主要是劳改机关大规模地集体遣送一些犯人到特定的劳改场所,如将内地的劳改犯集体遣送到新疆、甘肃等地,在遣送途中,也存在监禁管理问题,也需要良好的监管秩序。被押解的犯人如果不服从管理,实施破坏活动的,也可以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3)犯人在其他临时监管场所也可以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如劳改机关组织犯人集体外出参观学习的场所等。
罪犯在非监管的时间和场所实施危害行为,不能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如个别犯人利用回家探亲、外出办事、监外就医等机会,实施危害行为,由于其实施危害行为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在劳改机关的有效监控下,一般地讲构不成对监管秩序的损害,也不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
3、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表现为:
(1)殴打监管人员。所谓殴打,是指对监管人员实施拳打脚踢等轻微的暴力,其意在造成监管人员的肉体痛苦,一般不会造成被殴打者身体组织完整及身体器官功能的破坏。即使造成破坏,也只限于轻伤的范围。如果致人重伤甚或死亡的,则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论处。所谓监管人员,则是指在监狱、未成年犯管教年、劳动改造队、看守所、拘役所等监管场所依法对罪犯实行监督、管教的工作人员。
(2)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所谓组织,是指利用诸如劝说、利诱、蛊惑、勾引、威胁、挑拨等手段召集、纠合他人一起去实施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至于组织者本身是否实施破坏行为的实行行为以及被组织者是否实施了破坏行为,则不影响破坏监管秩序罪成立。被监管人,在这里不仅指罪犯,也包括与组织者在同一监管场所的所有被监管人员,如看守所中被依法关押、监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此外,还应注意的是,这种情况的被监管人实施的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不仅指破坏监管秩序罪行为的4种行为,而且还包括监狱法第58条规定的其他诸如拒不参加劳动或者消极怠工,经教育不改的;以自伤、自残手段逃避劳动的;在生产劳动中故意违反操作规程或者有意破坏生产工具的等等行为。
(3)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所谓聚众,是指聚集、纠合3人以上。所谓闹事,是指哄闹、制造事端,如围攻监管人员;煽动他人绝食、罢工、要挟干警表示抗议;不听从监管人员依法管教;随意寻衅滋事:等等。本种行为只有组织者才能构成。被组织者如果实施破坏监管秩序行为,构成犯罪的,则应当依其他行为方式而认定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
(4)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员。所谓体罚,是指采取罚跪、罚站、罚冻、罚饿、罚晒、不许睡觉等方法给被体罚人造成肉体痛苦。所谓他人,是指除罪犯以外的其他人员,包括被依法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的被监管人员。被殴打、体罚者,则既可以是已决罪犯,也可以是未决罪犯如一同在看守所的被拘留、逮捕的人员等。
4、破坏监管秩序行为,只有在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一般指多次殴打监管人员或者为抗拒改造而殴打监管人员或者殴打监管人员致伤的:多次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或者组织的人数众多或者建立了较严密组织形式破坏监管秩序的;多次聚众闹事扰乱监管秩序或者聚众绝食影响恶劣或者聚众冲击办公场所毁坏财物的;多次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或者致人伤害的;兼有本条所述的多种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或者成为“牢狱霸”的。
(三)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要件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也就是说,构成该罪的主体,必然是具有特定身份的自然人,即被依法判处刑罚,并被强制在劳改机关服刑的罪犯。该罪的主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犯有罪行;第二,经司法机关判决或决定而被收押在劳改机关。这是区分该罪主体和非该罪主体的基本标准。
一般情况下,该罪主体包括巳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以上刑罚而在监狱、劳改队、少年犯管教所、看守所服刑的罪犯(即在押犯)。非在押犯虽然不能单独成为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但是,非在押犯人与在押犯人相勾结,教唆、组织、策划、帮助在押犯人实施妨害监管秩序行为的,可以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的共犯。
下列情况不属于破坏监管秩序罪主体:
其一,因受行政处理而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在我国,被适用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理的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被行政(治安)拘留的人。指因实施轻微的危害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被公安机关作拘留处罚的人。这类人是被公安机关作短期剥夺人身自由处罚,而且通常也是在看守所执行,但由于其不是罪犯,而且剥夺自由期限极短,按规定收押期间与刑事犯要分管分押。通常很少出现严重危害看守所秩序的情况,故而不属于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
二是被劳动教养的人。劳动教养是司法行政机关对具有多次违法行为,但又不够刑事责任的人所作的一种行政处理,它不具有刑罚的性质。一般认为,劳动教养只是限制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而不是剥夺人身自由,执行的基本方针是教育感化为主,惩罚的成份很小,执行的场所是各地大中城市设立的劳教所,而不是劳改机关。因而劳教人员不能成为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
何谓危机管理篇8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在《刑法》中首次引入了无限防卫权的理论，使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立法上了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无限、防卫权
一、 无限防卫权的含义
无限防卫权，也称无限度防卫，是当今世界通行的一种防卫的特殊形式。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正当防卫的范围，即正当防卫可以用来反击一切不法侵害；二是指正当防卫的强度，即正当防卫可以造成任何损害。我国97年刑法适应改革开放和新形势下同犯罪做斗争的需要，在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加大了对暴力侵害行为进行正当防卫的力度，使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暴力犯罪的侵害时，能够站出来进行英勇的还击，不至于因过多地考虑过当责任而畏首畏尾，不能适时制止犯罪，同时，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划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这是我国关于正当防卫法律规定的重大突破，其精神实质是允许公民在受到某些暴力犯罪的侵害时，可以不记手段实行防卫，无论对犯罪人造成何种伤害结果，均不属于防卫过党，自然也就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无限防卫权毕竟是正当防卫的特殊形式，其使用范围和防卫制度具有特定内容。
二、无限防卫权的使用范围
无限防卫权的适用范围是指无限防卫权适用对象的限制，只有对特定的不法侵害行为才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超此范围，就不能行使这一权利。具体说来，正确的使用范围应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针对暴力犯罪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关于暴力犯罪的法学概念法学界主要有以下表述：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也包括犯罪集团）以强暴手段，侵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并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暴力犯罪通常指以对他人人身及安全实施侵害性的行为，也包括以强暴力量相威胁。暴力犯罪是指非法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暴力犯罪在法律上主要有以下特征：①同政治暴力相区别，它是以“个体”暴力形式出现的，是一种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②这种暴力的实施是有形的，不是那些经济上、精神上等无形的侵害和压力；③暴力犯罪是一种非法地使用公开武力（即实施殴打、捆绑、伤害等暴力行为），或秘密胁迫（即以暴力相威胁，从而控制对方）的手段，侵害他人的攻击性行为；④暴力犯罪是一种以暴力为手段的故意犯罪；⑤暴力犯罪的攻击性决定暴力犯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只能是作为。在国外的犯罪学中，暴力犯罪有时被当作只能犯罪的对称而理解和应用，我国刑法学界亦有学者持这种主张，认为暴力犯罪是与智能犯罪相对应而言的，顾名思义，暴力犯罪是以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实施的一切社会犯罪。暴力犯罪的行为特征是与其他犯罪相区别的标志，一般来说，暴力犯罪主要有以下行为特征：①残忍性。指暴力犯罪人的行为具有特别凶暴、残酷的特点，他们气焰嚣张、心狠手辣，随意戕害他人，草菅人命，手段野蛮残忍。②疯狂性。指暴力犯罪人在犯罪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兽性。人是社会中的人，人还有社会属性，人在后天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有了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制观念，行为应该文明和理智。而暴力犯罪人则缺乏道德和法制观念，这反映在其行为上，就是灭绝人性、疯狂残暴的暴力行为。③冒险性。暴力犯罪人进行犯罪时，胆大妄为，无所顾忌，不记后果。他们对犯罪时间、犯罪地点和犯罪对像任意选择，对犯罪的性质和危害后果毫不在乎，胆大妄为，对社会的威胁极大。④模仿性。暴力犯罪人中绝大多数是青少年，青少年的理解能力差，但模仿能力强，年龄小的模仿年龄大的，犯罪能力低者模仿能力高者，犯罪集团成员模仿首领，不仅模仿行为动作，而且模仿犯罪心理和恶习，因此，每一起暴力犯罪实施后总要诱发一些行为手段相似暴力犯罪发生。⑤反社会性。暴力犯罪特别是重大暴力犯罪的成员具有十分强烈的反社会心理，他们所实施的暴力犯罪绝大多数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犯罪的矛头直接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与社会、人民为敌。⑥纠合性。指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一般来说绝非一个犯罪分子所能“胜任”，必须依靠团伙或集团的势力合伙作案，这就是其纠合性特点。⑦智能化的趋势。随着文化的交流、信息的广泛传播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些暴力犯罪分子也利用了这些机会和条件，提高了犯罪技能，暴力犯罪在手段上出现了智能化趋势，表现之一就是实施暴力犯罪的手段有时并不带有明显的暴力特征。但是，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和心理机智与典型的暴力犯罪并无不同。以上就是暴力犯罪的行为特征，这种行为特征是暴力犯罪人独特的犯罪心理的反映。
2、必须针对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暴力犯罪根据侵害的客体，可分为侵害特定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特定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同时侵害特定人身安全和特定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安全以及不特定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于侵害特定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和侵害不特定多说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安全以及不特定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是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所谓人身安全是指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性的不可侵犯权等人身权利。这些权利是人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一旦被犯罪分子所侵害，不仅损害后果难以弥补，而且会动摇人们对不受犯罪侵害的信任感，使人们丧失安全感，增长忧虑感；不仅个人担惊受怕，而且相互传感，引起社会恐慌，危机社会安定。因此，此类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其他暴力犯罪更严重，因此，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3、必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所谓正在进行是指暴力犯罪行为已经开始尚未结束。在这里，无限防卫权因为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实质还是正当防卫，所以防卫时限也应遵循正当防卫的时限规定。所谓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指这种暴力犯罪一经完成，将会给人身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或是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或是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或是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或是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并且生命权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侵害。对于一般的暴力犯罪，如暴力侮辱他人，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抢夺他人财务等暴力犯罪，由于其实行未严重危机人身安全，所以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包括以下犯罪行为：①杀人即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非法侵害行为会导致他人死亡，而希望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杀人的动机比较复杂，常见的有报复、奸情、图财等，动机不同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行为的方式只能是作为，如刀击、刀砍、绳勒、石砸以及拳打脚踢等。不作为虽然也可以致人死亡，但这并不是暴力犯罪，虽然可对其行使无限防卫权。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人的生命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人出生的标志是脱离母体开始独立呼吸，人死亡的标志是大脑机能停止活动。②行凶，即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具有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行为的内容是用作为的方式破坏他人身体组织的完整性，以及损害人体器官的正常机能。对于损害的程度，即可以是重伤害，也可以是轻伤害。之所以对轻伤害也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伤害的认定是采用客观标准，即按实际造成的伤害结果来认定是重伤还是轻伤。有些伤害虽然结果是轻伤害，但行为人在进行伤害时却以给他人造成重伤害为目的，并且采取的行为手段也足以致人重伤，只是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达到其目的，危害结果轻于预期侵害结果。因此，这种伤害行为同样也严重危机人身安全，可以对犯罪人行使无限防卫权。③强奸，即强奸妇女罪和奸淫幼女罪。强奸妇女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行为。所谓暴力手段，是指对妇女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使妇女不能发抗的手段。如殴打、捆绑、卡脖子等。所谓胁迫手段，是指对妇女采取威胁，恫吓等精神上强制，使妇女不敢反抗的手段。如以杀害、伤害、散播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相威胁，使妇女产生精神压力，忍辱屈从。所谓其他手段，是指暴力、胁迫以外的足以使妇女处于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的状态，从而达到与之性交目的的手段。如用酒灌醉、药物麻醉等手段，或利用妇女熟睡、昏迷、患重病的时机，冒充妇女的丈夫、假装为妇女治病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奸淫幼女罪，是指同不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交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有奸淫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奸淫幼女的行为。本罪的成立并不以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为必要条件。行为人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只有对幼女实施了奸淫，即构成本罪。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根据人体生理和心理的发育情况，对未满14岁的幼女所做出的特殊保护措施。不满14岁的幼女其生殖器官、智力水平、思维能力均处于未成熟状态，对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缺乏辨别能力，一般也没有性欲要求，也不知道性交行为的性质和可能的后果，因此不可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意志，容易上当受骗。幼女被奸后，往往会引起严重后果，摧残幼女的身心健康，影响幼女的身心发育和成长。所以，为了体现对幼女的保护和对犯罪分子的严惩，⑵刑法地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也是刑法为什么把奸淫幼女罪这一不纯正暴力犯罪行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允许对犯罪人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根本原因。④抢劫，包括抢劫罪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窃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这两种罪的主观方面都是直接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财物或枪支、弹药、爆炸物所有者、持有者、保管者或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立即抢走或者迫使其当场交出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直接打击或强制，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暴力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殴打、伤害、禁闭、捆绑、围困等。所谓胁迫，是指对被害人以立即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恐惧而不敢反抗，被迫当场交出财物，或者不敢阻止财物被抢走的手段。所谓其他方法，是指行为人除了暴力或胁迫方法之外，采用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丧失反抗能力的方法，当场劫走财物。例如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用催眠术或用电击等。在这两种罪中，犯罪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财物或枪支、弹药、爆炸物，并不以杀伤被害人为犯罪根本目的，但犯罪分子在劫取该类物品的同时，所使用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又往往给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刑法将此罪列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允许对犯罪人行使无限防卫权。⑤绑架。就是违背被绑架者或者其法定监护人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非法将其掳走，并置于行为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限制其自由。刑法对于绑架行为，规定了两个罪名，即绑架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⑶根据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式绑架妇女、儿童的行为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一种表现形式。绑架所用的暴力，就是对被害人身体直接实施打击或强制，使其无法或不敢抗拒而强行掳离原地点，如捆绑、殴打、扭揪、击昏等。所谓胁迫，就是以暴力加害于被害人或其 亲友人身健康或生命的方法相威胁，对被害人进行精神强制，使其恐惧，不敢抗拒，立即屈从，按犯罪分子指令离开原地点。所谓麻醉，就是设法使被害人吸食、注射麻醉药物或采用如电击、针灸等其他物理方法麻醉被害人的神经系统，使其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处于不知抗拒或丧失抗拒能力状态，然后将其移离原地点或予以秘密禁闭。麻醉可以采用欺骗方法进行，也可以强制进行。所谓其他方法，就是采用暴力、胁迫、麻醉以外的其他方法，违背被害人或其监护人的意志，将其掳离原地点，并限制其人身自由。如乘被害人处于昏睡、醉酒、患病等不只、不能抗拒状态进行绑架等。绑架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出卖被绑架人，有的是为了勒索赎金，有的是为了政治目的，企图迫使政府答应某种非法要求，也有的为了犯其他罪行，还有的是为犯罪后逃跑而绑架他人。总之，不管行为的主观目的如何，其绑架行为都严重地危及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特别是以被绑架人作为人质的情况下，如果犯罪分子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或在限定时间内不能满足，犯罪分子则可能对人质进行伤害或杀害。因此，此种暴力犯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法律为了有效地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允许对犯罪分子行使无限防卫权。⑥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谓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指除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外，刑法明文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管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何，只要该暴力犯罪将严重危及特定人或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就可以对正在进行犯罪的行为人行使无限防卫权。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根据其侵犯的客体不同，包含在以下几类犯罪中：第一，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武装叛乱罪、武装暴乱罪。第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劫持航空器罪、危及航空飞行安全罪。 第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抗税罪、强行交易罪、（武装掩护）走私罪。第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非法拘禁罪、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刑讯逼供罪、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以作为方式实施）。第五，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以暴力、威胁方法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罪、聚众斗殴罪（致人重伤、死亡的），阻止证人作证罪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罪（以暴力、威胁方法），破坏监管秩序罪（殴打监管人员、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强迫他人卖淫罪。第六，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军人依法执行职务罪。第七，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罪、掠夺残害无辜居民罪。
三、无限防卫权的防卫制度
刑法规定，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所谓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所谓必要限度，是指防卫人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而且没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的损害。这里包含两层含义：（1）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即防卫的手段、强度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不这样防卫就不足以制止不法侵害。如果采用较缓和的手段不足以制止不法侵害，采用较激烈的手段就是必需的。如果用致伤侵害人的方法不能制止不法侵害，用致死侵害人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就是适当的。（2）没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的损害。也就是说，防卫人对侵害者所造成的危害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二者不是显然不相适应。不能为了保护一个很小的合法利益而给侵害者造成很大的损害。用轻微的损害就足以制止不法侵害时，就不能给侵害人造成严重的损害。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两种法益的大小，同时还要考虑防卫人在防卫过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以及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积极性。一般来说，衡量合法权益大小的基本标准是人身权利大于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中的生命权利为最高权利；财产权利的大小可以用财产的价值来衡量。而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犯的就是人身权利，并且绝大多数是人的生命权，因此，为了保护生命权，就可以牺牲其他一切权利，包括侵害者的生命权，在这里两个生命权仍然是同等重要的，是平等的，法律之所以允许为保护受害人的生命权而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是因为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并不是防卫人的根本目的，防卫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止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致犯罪人死亡对于防卫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希望发生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说，防卫人主观目的是给犯罪人造成伤害而迫使其停止侵害，却发生导致犯罪人死亡的加重结果，因此，从主观上讲，防卫人主观直接目的是对犯罪人的健康权造成伤害而达到保护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权，这是符合生命权最高原则的。这也是我国刑法允许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人可以进行任何制度的防卫的根本原因。至于在强奸暴力犯罪中，为保护妇女的性权利而可以致犯罪人伤亡，是否说明妇女的性权利比犯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还重要。我们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受我国特定的文化传统所影响，我国妇女对本人的性权利往往看的比生命还重要，并且社会舆论也是这样认为。不少妇女被强奸凌辱后自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妇女为保护性权利而致犯罪人死亡同样也是符合生命权最高原则的，更何况许多强奸犯罪人为达到奸淫目的而对妇女采取的暴力手段就足以致妇女死亡，并且有的强奸犯罪人在犯罪得逞后往往还杀人灭口，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下，妇女就是仅从保护生命权考虑而致犯罪人伤亡同样也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0条第3款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6条第2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