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1

三类直系亲属。

首先谈谈直系亲属移民。根据美国的移民法，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移民不受名额限制。也就是说，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只要不是美国法律规定不准进入美国的，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得到移民签证。

美国移民法规定的直系亲属包括三类关系：第一是美国公民的配偶，第二是父母一方是美国公民的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第三是21周岁以上的美国公民的父母。另外，养子、养女、养父、养母也被视为直系亲属，但收养关系必须是在16岁之前确立的，继子、继女、继父、继母也被视为直系亲属，但继父、继母必须是在子女年满18岁以前结婚的。

四类非直系亲属

接下来再谈谈其他亲属移民。非直系亲属申请移民美国，要受到移民法规定的年度配额限制。按照关系的远近，非直系亲属分为四类。

第一优先类包括美国公民21周岁以上的未婚子女，以及美国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的非婚生或者婚生的未成年子女。

第二优先类包括美国永久居民的配偶以及任何年龄的未婚子女，包括在规定范围内的养子、养女和继子、继女，以及美国永久居民的21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包括合法离婚的单身子女。

第三优先类是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及其符合规定的养子、养女和继子、继女，以及已婚子女的配偶的未满21周岁的子女。

第四优先类是指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以及他们未满21周岁的子女。

证明和等待

刚才讲到，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有权为自己在美国国内或国外的亲属提出移民美国的申请，但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在为亲属申请移民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证明移民申请人和美国亲属的关系以及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经济状况。

其次，即使申请人符合移民条件，但由于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有限，从提出申请到获得批准，往往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尤其是第四优先类的申请人，等候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另外，等候时间的长短，与申请人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关系。

职业移民

从历史上看，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二百多年来，人数众多的移民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开拓生活的新天地。直到现在，美国仍在接纳大量移民。

五类职业移民

所谓“职业移民”就是美国政府给予本国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永久居住权。按照美国移民法，职业移民划分为五类。第一优先类是具有杰出才能的人士，第二优先类是专业人才和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士，第三优先类是专业人士、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第四优先类是特殊移民，第五优先类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移民。在这五类移民里，最普遍的是第三类优先，也就是专业人士、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因此我们主要谈谈这类移民的情况。

三个基本条件

美国的第三优先类职业移民为所有能在美国找到雇主的外国人提供移民美国的机会。通过受雇获得永久居住权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有一个美国雇主提供就业机会和担保，并代为申请劳工许可证，第二，必须受过适当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保证有能力从事雇主所提供的工作，第三，没有合适的美国人愿意或者能够从事这项工作。

四个方面要求

在满足这三项基本条件后，怎样才能具备移民美国的资格呢?首先是对年龄的要求。任何国家在接纳职业移民的时候都把申请人的年龄列为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则是根据申请人从事的职业把年龄放宽到50岁左右；

其次申请人的工作经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一般要求申请人具有至少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美国对工作经验的要求比较宽松，只要受过两年以上的专业培训就可以申请职业移民；

第三是申请人的语言能力。一般而言，现在接受职业移民的国家都要求申请人有语言能力考试成绩，否则移民程序很难进行，但美国对第三优先类职业移民基本上没有语言要求，只要雇主认为申请人能胜任工作就可以了。

第四是学历。美国对这类移民的学历最低要求是高中毕业或者同等学历。

申请人通过受雇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后，配偶和未成年的未婚子女作为随行亲属可以自动获得绿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第三优先类职业移民看起来并不复杂，但由于一般人对其中的技术细节了解不够，在申请过程中往往遇到障碍，因此很多人聘请律师代为办理这类移民。

投资移民

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的方式移居美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相对而言，投资移民则简单而快速。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规定，外国人只要在美国开办企业，为美国经济注入资金，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就可以获得EB-5投资移民签证。

1990年通过的美国移民法方案规定，外国移民申请人在美国投资，成立一家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商业性企业，并创造至少十个全职就业机会，就可以获发有效期为两年的有条件EB-5移民签证，也就是临时绿卡。两年期满的前90天，如果移民投资者继续投资，并且持续雇用至少十个全职员工，EB-5签证的限制条件就自动解除，投资者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美国移民法对投资移民的资格有六项规定。

第一，申请人必须年满21周岁。

第二，申请人不需要有任何学历，也不需要有经商经验和任何工作背景。

第三，通常的投资金额应为一百万美元，如果是在高失业率地区和郊区投资，则投资金额为50万美元，投资必须到位。所谓“郊区”，是指大城市或人口总数达两万人的城市以外的地区。所谓“高失业率地区”，是指失业率超过全国失业率一倍半的地区。移民法实施细则还规定，即使在大都市或者人口总数两万以上的城市，在某些地理或政治的特殊情况下也符合高失业率的条件。

有关投资移民的第四项规定是，投资资金必须来自合法渠道，投资人必须提交有关文件，证明投资人的资金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而不是通过走私或非法经营赚取的。合法资金来源包括他人赠予、遗产继承、房地产销售、股票、承包企业留成、合法生意等。

第五项规定是，投资者的生意和公司必须有益于美国经济，并在通常情况下创造至少十个全职职位。所谓“全职职位”就是每星期工作时间在35小时以上。合格的受雇者包括美国公民、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以及具有合法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投资者及其配偶和子女不包括在内。

第六，投资申请人必须从事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2

一、对创业投资计划书之基本认识

（一）投资计划书是创设新事业时筹措资金必备的文件

台湾地区工商界人士，大家都很忙，有潜力的投资者更忙，尤其要向大老板解释投资构想，大约允许1小时左右，在这1小时当中，仅能做摘要报告，引起他的注意，让他了解交给何单位，何人办理而已。因此必须准备好详细的投资计划书交给大老板，让他带回去给幕僚评估，有了正面的评估意见后，能作出投资决策。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私人或各类企业想要向外界筹募资金，有90%以上缺乏投资计划书，这些没有投资计划书的投资案，筹募到资金的概率很底很底。

（二）投资计划书是节省时间的利器

创设新事业投资构想通常相当复杂，要以口头解释让投资者完全清楚，可能要好几天，很少投资者有这耐性，但不完全清楚整个投资构想，投资者又不敢投资。最轻松理想的方式是请投资者吃个饭，稍加解释，交给投资者已写妥之书面“投资计划书”，俟一段时间后，再问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再征询投资的意愿，省时又省力。

（三）投资计划书是沟通协调的利器

投资计划书如需要较多的资金，势必接触可能投资者的数目会超过20个，因并非百发百中而要将众多投资者召集在一起，不但时间不容易找，且与会人数众多，会前未有共识，会中讨论容易失控，无法达成决议。对众多投资者于短时间内达成共识的方法，便是准备一份清楚易懂的“投资计划书”同时发给众多的投资者，再个别稍加解释。让有共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开会，才能很快达成决议。

创设新事业筹划者应了解投资计划书是沟通协调的利器，如不用此工具面对众多的投资者，可能无法负荷，深感疲累，这也是让许多创设新事业计划踏不出第一步的原因。

（四）好的投资计划必须正确、清楚所谓正确，即必须注意数字品质，只要提到数字必须有根据，如为参考别人的数据，注明出处；如为假设，必须说明假设条件。例如，某项产品现在台湾市场为2亿元，必须注明出处。投资计划书中如第一年销货收入预计为2千2百万元，必须说明如下的假设：该产品在台湾市场的增长率为10%，且市场占有率假设为10%，即2亿元×（1＋10%）×10%=2200万元。

所谓清楚就是容易懂，让拿到投资计划书的人不必再经口头解释，就可以容易地了解整个投资构想。要清楚，需注意下列三项。

投资计划书要有目录，目录里要指明各章节及附件、附表之页数，以方便投资者很快就可以找到他所要的资料。此外，必须有“投资案汇总”章，这是专门给大老板或高阶人员看的，让他们了解投资计划的大概构想，并知道交给哪个单位或哪个人去评估。

此外，段落要有标题才能清楚，最好每500字以内就要有个标题，让投资者只看标题就约略了解下面500个字是要说什么，并决定要不要看详细内容。例如本段主要在说明“好的投资计划书必须正确清楚”。

段落之结构要清楚，一般秩序是“一”，（一）、1、（1）；甲、（甲）。亦即“一”里面要分段落时用（一）（二）（三）……；（一）里面要分段落时用1.2.3.……；1、里面要分段落时用（1）（2）（3），以此类推。本书之附件5-1可做为参考。

（五）投资计划书最好委由有经验的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撰写

常看到许多创设新企业的投资计划书，简直不知从何看起，顶多只能了解产品或技术是什么，即使有简单的财务预算，数字大部分来自直觉，没有根据，不足采信，表达的名词不符合财务会计术语，易生混淆，投资条件不容易了解，即使了解亦不符合商业习惯。这样的投资计划书引不起投资者兴趣，筹募不到资金是不足为奇的。

最好的解决之道便是委由有经验的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撰写。将拟好之“现金流量表及附表”提出来当作参考资料交给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操刀。有经验的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不只被动代拟，更可积极为创设新事业投资计划位定，拟出投资者可接受投资条件，并可进一步代为寻找投资者。

私人创业者应不吝惜给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适当的报酬。所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私人创业者由于仍然穷或不富有，处处都要省钱，但这笔钱是必须且值得付的。行行有专业，创设新事业往往是人生的重大抉择，不宜拿这种事自行摸索，而应该减少决策失误到最低。

通常必须付给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之报酬，一般系由他们所花的时间乘于每小时应计算费用而得，但因为较难客观计算，也有采取每个字新台币2～5元为计算基础作为代撰“投资计划书”之酬劳。写出来的“投资计划书”所有权为委托者所有，他们可以拿出来向投资者作报告，因此无论该投资案筹募资金成功或失败，都必须支付这些酬劳。

另外，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可能要求全部或部分投资者由其代找，如筹募资金成功时必须付佣金（中间介绍服务费），佣金的计算可能是所有投入资金的1～5%，或无偿取得新公司某个比例之股份，或取得创设新事业者所得权益之10～20%。

（六）创设新公司投资计划书必须以电脑作辅助工具

投资计划书之修改乃是必然的，无法一次就拟妥，较大的投资案，必须集合众人的意见，更需多次的修改。当策略改变时，整个投资计划书全部改变。例如本来要做两样产品，改为一样产品；或本来自行销售，改为仅接受委托制造，皆会使投资计划书改变。此外，资讯不断地明朗化，计划书内容亦会不断地更新，例如投资组合与经营组合渐渐确定，市场、销售渠道渐渐更清楚等等。

透过不断地沟通协调并修改投资计划书，可集结众人智慧，使投资构想更合理，更实际，更可行。估计这样的文字修改达50次以上，才能使一家公司创设。

这种性质的文件唯有电脑处理，才能减轻负担。个人电脑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在文字方面可由其中的文书处理之电脑软件如Wordstar,PE2来处理，在数字方面可用电子试算表软件来处理，如Lotvs-1-2-3。

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如涵蓄接受委托撰写“投资计划书”的业务，最好使用个人电脑处理，否则将会苦不堪言或则工作效率奇差。

二、创业投资计划书之撰写步骤

这里虽然是对帮忙撰写之财务顾问或投资专家的建议，但创设新事业者仍应了解本节并充分配合。

步骤一取得创设新事业者认可的现金流量表及全部附表。

步骤二首先请创设新事业者提供有关销货收入的背景资料。产品是什么？产品给谁用的？产品的市场区隔在哪里？全世界的市场？销售目标是如何估算出来的（亦即其假设条件为何）？

步骤三请创设新事业者提供关键技术说明书；产品生产制造及质量管制流程图，竞争者资料，并逐一检视厂房投资、生产或实验设备等与所列数字来源合理否？

步骤四研拟生产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工厂费用之估算是否合理？

步骤五研拟销售及管理人员之人事费用。

步骤六销售及管理费用是否低估？一般技术人员都会低估此项费用。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3

在美国,投资基金的法律称谓是“投资公司”,但1940年颁布的《投资公司法》主要是针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运作与监管（当时尚未出现创业投资基金这类投资基金品种）。而且由于与证券投资基金相比,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于未上市创业企业,无通过操纵市场损害其它投资者之虞;且主要以私募方式设立,较少涉及公众投资者权益。因此,美国并没有就一般意义上的创业投资基金专门立法,而仅仅是针对“小企业投资公司”这种特别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在1958年制定了《小企业投资公司法》（因其受到政府特别扶植,故只能投资于一定规模以内的小企业）。此外,在1980年出台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和后来《投资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案中,对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作出了一些特别豁免规定,并将其界定为“企业发展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Company）,以体现其“培育与促进企业发展”这一本质内涵,从而区别于从事产品经营的一般企业与投资于可流通证券的证券投资基金。后来韩国法律中的所谓“企业育成公司”,我国港台及新加坡等其它华语地区所谓的“创业投资公司”,也可以说是与美国法律中的“企业发展公司”称谓一脉相承。

美国创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

在美国,规范投资基金的有关法律,如《投资公司法》,将“公司”（Company）这一组织界定得十分宽泛,“任何在法律上具有人格或不具有人格的组织团体”均可以称为公司。创业投资基金的种类也很多,按组织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两大类。其中,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基金本身即是一个独立法人,所有投资者作为基金的股东,对基金资产承担有限责任。由于股东人数较多,基金规模通常较大。

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分为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三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被视为“人的聚合”,不存在“公司税”问题,因而运作成本大大降低。在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公司又最为普遍。因此,有必要特别加以介绍。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特点,是除了管理合伙人作为“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外,非管理合伙人均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由于管理合伙人必须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对管理合伙人构成一种强责任约束,使之真正对合伙公司运作履行诚信义务与责任,包括限制合伙公司向外举债的金额,将基金的债务限于其资产的范围内。由于非管理合伙人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因而又兼备了公司型基金的股东只需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的优点。管理合伙人作为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经理人,其本身通常也是一个有限合伙公司,即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合伙公司。由于它主要是通过专家管理优势和社会信誉优势来赢得委托者,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那样必须依靠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信用保证,故其资本规模普遍很小。它在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也通常只有1%,其余的99%则由非管理合伙人认购。

“小企业投资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既可以按照一般公司形式设立,也可以按照合伙公司形式设立,其本身的运作也是完全市场化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在其运作过程中政府通过直接优惠贷款或信用担保方式赋予了它一定范围的受信权并在税收上予以必要的优惠,故其设立必须经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审查批准,投资运作必须接受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监管,以确保其真正投资于国家重点支持的小企业。

除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外,一些学者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和实业公司附设的所谓“Venturefund”,也作为创业投资基金的另外一种类型。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若其资本完全来自母公司,则由于不具备投资基金特有的“集合委托投资”特征,而不宜归于创业投资基金之列;而只有当其以自有资金与其它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时,所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才能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基金。事实上,美国法律中的“企业发展公司”也是指的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全美创业投资协会也主要由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组成。

创业投资基金与创业资本

与创业投资基金相比,创业资本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由个人分散从事创业投资,或是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与实业公司以自有资金单独从事47《中国中小企业》2000年第4期知识长廊O创业投资（通常是通过一个附属机构）都属于创业资本范畴,但它们都只是一种非组织制度化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直接投资者”（Directinvestor）。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相比,创业投资基金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由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方式,委托专业性的创业投资机构实现了创业资本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机构管理”,因而是一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间接投资者”。

值得强调的是,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在全社会创业投资活动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由相对富有且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个人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资本,即所谓“天使资本”（Angelcapital）就高达300～500亿美元,相当于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的10倍。但由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其投资的分散性和非组织性使之寡为人知,其具体的投资活动与规模更是无以准确统计。因此,我们目前通常谈到的“创业投资”,实质上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已经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因而可以对其发展情况加以统计分析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

创业资本与风险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考据辞源,“创业资本”（Venturecapital）与“风险资本”（Riskcapital）是两个不同术语。其中的“Venture”与“Risk”虽然意义相关,但性质炯然相异。“Risk”原本就作名词用,表示作为客体存在的“风险”,如“风险分析”（Riskanalysis）。“Venture”则最初用作动词,表示“冒险、敢于做”,作名词用时则表示作为主体发出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冒险事业”,含有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目的、实现目的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因素的感知,以及基于此所作出的行动方案设计等多方面的涵义。尤其是当其运用于企业创业和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这一特定的专业领域时,它更是赋有了特定的内涵,所表示的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冒险行为”和“冒险事业”,而是一种从事“创业”和“创业投资”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创业事业”、创业投资事业”,可以直接用来表示“企业”。因此,应当结合特定的专业内涵,区分其有别于日常用语的本质特征。

“创业资本”概念起源于15世纪。当时手工业发展较早的西欧诸岛国,由于受地域所限,一些富商为了寻求到海外创业,纷纷投资于远洋探险,从而首次出现“Venturecapital”这个术语。地理大发现之后相继建立起来的各类海外公司,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荷兰、法国的西印度公司,则直接促成了创业投资事业的萌芽。到19世纪末,美国的油田开发、铁路建设热潮曾吸引一大批富有个人,或通过律师、会计师的介绍,或直接将资金投资于各类创业项目。此后“Venturecapital”一词即开始在美国广泛流传。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了适应新兴中小创业企业发展的资本需求,创业资本发展到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经过以上历史演进过程,“创业资本”也就越来越赋有了以下特定内涵:（1）投资对象是创业企业,以区别于对成熟企业的投资;（2）不仅仅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还通过提供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创业企业创业,以区别于单纯投资行为;（3）仅仅在企业的创业期进行投资,即当所投资企业发育成长到相对成熟后即退出投资,以实现自身资本增值和进行新一轮创业投资,因而有别于长期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以获取股息为主要收益来源的普通资本形态。

与“创业资本”不同的是,“风险资本”（Riskcapital）这一术语则是从风险属性角度对各种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资本形态所做的描述。随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发展,各种“风险投资”（Riskinvestment）工具层出不穷,“风险资本”这一术语逐步被广泛运用于指称“所有未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与“安全资本”（SecurityCapital）即“已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对应。“创业资本”作为特指投资于创业企业的资本形态,则与“非创业资本”（Non-ventureCapital）即投资于成熟企业的资本形态对应。目前,一些较专业的词典就对它们作出了严格区分。

从风险属性看,由于创业投资（Ventureinvestment）通常是以未做留置与抵押担保的风险性权益资本（Riskequitycapital）方式进行投资,而且所投资的创业企业相对于成熟企业而言具有更大的风险,故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相比,创业投资往往是一种“高风险投资”（Highriskinvestment）。其风险程度又因所投资企业所处创业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创业阶段划分与“广义创业投资”概念目前,美国创业投资界对创业企业的创业阶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但通常而言,可以相对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种子期:此时创业企业尚处于产品开发过程中甚至是商业创意过程中;2）起步期:企业已完成产品开发过程但尚未盈利,需要资本支持以助其开拓市场;3）扩展期:企业产品已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但仍需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与开发新产品来进一步开拓业务;4）上市筹备期或重整期:前者指企业的产品质量、市场竞争力及社会知名度均达到相当水平,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之类的投资银行对其股本结构做些补充与调整,并协助其完成上市前的各种技术准备与业务公关工作后即可公开上市;而后者是指企业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市场风险、财务困难或是管理上的困境,需要通过资产重构、重组或引入新的管理团队来盘活存量资产、改善财务状况或改进经营管理。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4

不过，这重转折最终如何落实尚未有定案。关于银河证券的亏损数字有多种表述，比较小的一个数字为50亿元。

重组方案“将会比较复杂，肯定不是简单剥离（债务）”。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得到各方认可的一种说法是，汇金公司将出资55亿元重组银河证券，并派出董事。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自今年6月以来即派员进驻银河，所提建议涉及“重组方案以及未来公司的商业计划、管理框架、业务流程”。

银河证券角色颇为特殊，由五大国有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旗下证券部门于2000年合并而来，又在2002年吸纳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所属证券部门。从成立之日起，银河证券惟一的出资人就是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证实，除银河证券，还有华夏证券、北京证券、湘财证券、天同证券、华安证券、科技证券、中富证券、申银万国证券等八家证券公司目前也名列重组名单。

此九家证券公司之入围，并非按中国证监会的“创新试点类”或“合规类”券商标准画线――在官方表态中，他们被称为“重点证券公司”。央行官员更将他们的重组与已经大体结束的南方证券处置案放在一起，并称为“市场化重组十家证券公司”。

数月来甚嚣尘上的所谓“拯救券商计划”，终于拓清轮廓。

伏线：央行再贷款救助直通车

今年6月12日晚，一条简短的消息挂上了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文中称，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安证券有限公司提出的再贷款申请。经贷前调查，这两家公司经营基本正常，没有发现挪用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情况，但存在流动性困难。为支持证券市场稳健发展，推动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正在请示，拟对这两家证券公司给予再贷款”。

这一消息公布于6月8日“一日井喷”壮景之后的星期日，市场传言满天之时，其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证实了一个取向，即以货币政策及金融稳定为职责的中央银行，这一回原则上将直接向单个股份制证券公司贷款，以解决其所谓“流动性困难”。这毕竟使人们看到了证券市场与央行“印钞机”之间建立直通车的可能性，部分证实了市场先知先觉者的预言；一方面，它又对市场先知先觉者夸大其辞的描述做了某种澄清，至少表明了6月8日“井喷”本身并不包含央行资金，且未来救助的范围，也远较传言所称之数十家券商为少。

在识者仍觉无奈、业界多有震动之后，这一消息预示的可能性并未直接带来抬高股指之效。然而，市场先知先觉者们的推手仍在，人们的憧憬并未消退，再度升腾是在一个月以后。

7月中，突然传出消息，称央行、证监会等于7月11日夜联席开会，确定以央行再贷款方式向创新试点类券商提供“流动性救助资金”；首批再贷款金额合计100亿元，申请贷款者为东方证券等证券公司，审批和管理则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各方消息来源称，这笔贷款将封闭运行于专门账户，直接用于股票投资。

业界之哗然更甚于一个月之前：由于传说中的入市安排完全着眼于再贷款入市购股，不过是借道券商而已，人们多目之以所谓“准平准基金”――设立平准基金在理论上颇多争议，在实践上多不可行，在法律上需经过多道严格程序，哪有这样安排来得方便快捷！

不止一家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负责人向《财经》表示，对这一再贷款安排“并不感兴趣”；真正优质的券商，亦不难在同业拆借市场获得条件更优的贷款。即使在有意申请此项贷款的证券公司那里，也多认为此项安排违背多项基本原则。有说法更讥此套安排乃“央行委托理财”――的确，从传说中的专门账户设置到“保底收益安排”（再贷款利率为近4％），不啻与业内通行的委托理财雷同，而委托理财岂央行所当为？

来自股市的反应更为冷淡。7月12日，上证指数上涨3％，守住了“千点大关”。仅此而已。

一周之后，戏剧性变化再度发生。央行下属的《金融时报》刊出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断然否认”提供100亿元资金救助券商流动性一事。这位负责人指出，所谓100亿元资金，是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启动资金，这笔资金由投资者保护基金负责偿还，具体用途由该基金按照有关规定使用。

对央行再贷款“直通车”的憧憬于是再度蛰伏。

投资者保护基金：“这是棺材钱”

此时此刻，央行官员强调百亿资金乃投资者保护基金启动资金，其中有深意在。

去年11月，央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联合《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厘清了未来关闭“问题证券公司”之时对于个人债务的支付办法。其中规定，在2004年9月30日前形成的个人债务中，10万元以下者将全额支付，10万元以上者将按照9折支付；兑付资金的来源，在存款保险制度及证券投资者补偿机制建立之前，“由人民银行用再贷款垫付”，债权由金融机构的清算财产偿还；不足部分，由今后建立的存款保险和证券投资者补偿基金偿还。

自此，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设立便提上日程。《财经》了解到，此前四部委联席开会，考虑按该文所称办法落实，但其时根本无法算清究竟需要多少资金。鉴此，会上曾提出一个框架性安排，确定建立一个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基金，其规模约为600亿元人民币；由央行以少量再贷款启动后，今后主要靠资产清理和券商缴资补充。保护者基金的运用，则由证监会、央行、财政部几方派出代表主持，证监会牵头。《财经》近日从权威渠道了解到的新数字为680亿元。

接近证监会高层的知情人事后告诉《财经》，“说是600亿，其实只是个‘虚拟的数字’。至于央行到底拿出多少钱，更没有定下来。”

“不过，这个基金还没启动，钱已经进去了。其实南方证券划过去近百亿元。”他当时说。

据《财经》了解，所谓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恰如存款保护基金、投保人保护基金，本来就是金融改革中正在探讨的制度性安排。据此，可知此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偿还被关闭券商个人债务之举，正被有心纳入一个更为严谨周全的制度性框架。

既如此，则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将如何启动、有何章程、如何筹集和使用，事实上都一时难以敲定。有关方面的洽商一直在进行，直至今年4月下旬“股权分置实验”启动。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至今仍未出台，按照《新京报》近日批露的《办法》内容，基金的来源主要为沪深证券交易所交易手续费的20％、证券公司业务收入的0.5％－5％、证券发行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

不难想像，中国证券市场身处如此困境，以上述诸来源充实基金，尚待相当时日。在投资者保护基金设立之前，需央行再贷垫付“问题证券公司”关闭时的个人债务兑付，以及基金设立之初，均需央行再贷款提供资金。

该《办法》规定，基金的用途为“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债权人予以偿付”。这一原则与前述四部委《意见》一脉相承，按接近央行金融稳定局的专家们的说法：“这是棺材钱，不是买药钱。”

正由于投资者保护基金所具的特殊使命，央行此番宣示100亿元资金注入投资者保护基金，不啻于强调，倘若这笔资金以任何形式流入所谓专项账户用于直接购买股票，绝非出自央行的安排。

“央行直接再贷款给证券公司这条路不通。”央行金融稳定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

“不是免费的午餐”

在对于央行再贷款直接救市的憧憬蠢动于6月、7月之际，一厢情愿的传闻不绝于耳。不过，来自央行高级官员们于公开场合的一系列正式表态，传达出央行对于证券公司重组已经形成了一套操作性的思路。这一套思路被称为“市场化重组重点券商”。

――7月5日，央行行长助理刘士余在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开业典礼上说，解决券商的流动性问题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而不是提供再贷款”。他称，9月之前，一批“重点券商”将经过市场化重组，解决流动性不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成为资本金充足、内控严密、治理结构完好的现代券商；“央行正在支持中央汇金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用市场化手段对一部分重点券商实施市场化财务重组。”

――7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发表讲话表示，应通过改革使多数金融机构变得“强健”，降低风险并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数日之后，央行金融稳定局一名高级官员向《财经》讲述了“花钱买机制”市场化重组券商并使其“强健”的具体目标。

他告诉记者，首先，重组的形式由过去央行再贷款为问题金融机构“埋单”，变成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以建立有效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这是“花钱买机制”；其次，要通过重组，为证券公司建立市场化的运行机制，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客户保证金的第三方存管，防止客户保证金或债券被挪用；第三，应追究原证券公司亏损的责任人；第四，被重组证券公司的工资福利将下调。

央行这套“市场化重组”的操作思路，形成于近来处置问题证券公司的实践。汇金公司、建银投资作为注资重组证券公司主体的出现，则是整套构想的关键环节。

“此次确定由央行牵头十家证券公司重组，以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为平台。”央行金融稳定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汇金公司本为2004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以外汇储备注资重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后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建银投资则脱胎于建设银行，成立于2004年9月，股东即为汇金公司。建银投资拥有建设银行剥离的非商业银行资产，另外还持有原中国建设银行持有的中金公司43.35％的股份。

“汇金―建银”之突入证券公司注资重组，始于数月前处置南方证券一役。

南方证券于今年4月29日被关闭，其客户保证金缺口及个人负债合计达87亿元，其证券类资产随即进入拍卖程序。《财经》了解到，建银投资以略高于底价3.4亿元的价格竞拍成功。同时，建银投资注入87亿元资金――这笔资金来自央行再贷款，建行须在20年内清偿――以清偿南方证券个人债务，并作为债权人进入南方证券破产清算的程序。由于南方证券债务近250亿元，建银投资将能在南方证券所余资产清算所回收的资金中，占有约三分之一的权益。

“建银虽然不是优先债权人，但也可以得到一些清偿。”建银投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

如果说建银投资参与处置南方证券的主要作用，在于提升了央行再贷款回收（尽管最佳情况是部分回收）的几率，此举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悬案：建银投资拍得的南方证券的证券类资产（主要是74家营业部）何去何从？南方证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资产处置何以进行？

此番市场化重组证券公司方案，显然针对这些技术细节作了相应优化。以华夏证券重组案为例，据《财经》采访获知，建银投资与中信证券将联手重组华夏证券。建银将持股40％，中信证券持有60％。当初建银投资持有南方证券的证券类资产后的不确定性不复存在――建银在重组后的证券公司中，很明显将主要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且可相机选择退出。

据《财经》了解，华夏证券的重组方案细节，与处置南方证券颇多相似之处，即由央行再贷款代尚未成立的投资者保护基金垫付华夏证券的保证金缺口及个人债务，建银与中信证券出资购得华夏证券的证券类资产后，华夏证券的其他资产进入清算；建银与中信证券将向投资者保护基金偿还央行所发的再贷款数额，进而作为华夏证券的债权人进入清算程序。

据截至2004年6月的数据，华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为16亿元，委托理财规模为34亿元，其中个人债务所占比例不明。《财经》未能获知中信证券与建银投资出资组合详情，建银投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方案已然定板。”建银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100亿元金融债的申请已经于7月15日获批，普遍认为即是为重组证券公司而进行的融资。

不过，华夏证券重组方案并不会成为此番重组证券公司的惟一范式。十家证券公司名列重组名单，或因中国证监会推荐，或因所在地方政府的推荐；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重点券商”，乃7月初以来始现的新说法。

记者问诸中国证监会有关官员，均无法说明何为“重点”。正是由于十家券商虽同列“重点”，但质地、背景差别甚大，所以每家的重组方案都可能各有不同。“怎么与地方政府、原股东谈判，如何分担损失，得汇金和中建投一家家去谈。”央行金融稳定局一位高级官员说。

“重组平台”这一定位，定义了此番汇金、建银市场化重组证券公司必然具备多种形态：与其他机构联手重组是其一，重组完成后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其二，“有的情况下也不一定做股东。”上述官员告诉记者。

可以肯定的，这次重组不是“免费的午餐”。“地方政府要负责大部分资源，这是大前提。”一种说法是，汇金―建银注资重组的条件包括：证券公司填平个人保证金缺口；地方政府同步注资或担保；老股东确定折股比例；原证券公司债务剥离，与债权人谈判确定债务处置方式。等等。

汇金―建银：需要大智慧

自汇金公司于2003年底成立，官学两界都在讨论其角色演变的多种可能。然而，在中国金融重整的现实格局下，汇金与建银两家公司的角色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迁。

比如，《财经》采访获知，由汇金公司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注资以充实两行资本金，目前已经定案。两家国有政策银行需要充实资本金以便在海外发债时获得较高的债信评级，属合理需求。但有识者认为，由汇金公司注资而非由大股东财政部增资，传递出令人不安的信号。

人们分析，之所以不由大股东财政部增资，是因为财政部增资事涉年度预算，即需经相应的严格程序由全国人大批准，在决策者看来费时耗力。汇金公司注资则方便快捷许多――“它的身后就是央行，就是印钞机”，有人一语道破。

援引新加坡国有淡马锡投资公司模式，主张“做实”汇金，使其真正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控股公司，并一举奠定国有商业银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看法，一直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一位汇金公司人士告诉记者，现时讨论汇金公司的角色还为时太早。因为汇金的角色是在调整中，会不断摸索开发。“现在讨论是不是复制淡马锡模式，太书生气了。”他说。

即便如此，在注资快车道上加速的汇金―建银，即将呈现出相当奇特的控股组合――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股权，以及俟此番重组完成后将收入囊中的多家证券公司股权。

“不能想像汇金―建银长期控制十家证券公司吧。”央行金融稳定局一位高级官员说。厘清汇金―建银的定位成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正如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所说，这需要大智慧，“涉及金融体系总体安排，乃至整个国有资产的总体安排”。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5

2001年到2005年的市场大跌，把股评界技术水平一般的“东郭先生”全部清除出了投资市场，真是大浪淘沙。到2005年初，市场上仅仅剩下本栏目还能在5月30日提醒，“下周可以在1006点进场建仓”。

2007年市场火爆，那些被市场淘汰或取缔的“专家”、“投资咨询公司”又纷纷出笼。所谓“投资公司”，甚至就只有一个人。为了引诱股民成为会员，他们往往是这样操作的：首先，在电台或电视台买一个广告时间段。然后，开始收集客户资料，到网上专卖手机号码的公司购买手机号码，大约是0.01～0.05元一个，同时招聘3～4名女性电话营销员。再然后，在电台、电视台买的广告时间段中，请一些三四流的“股评家”分析、推荐股票，让你打电话咨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后开始工作，把5万个电话号码分成40个小组甚至更多。每小组2500个电话号码。接着，他们开始免费推荐股票，当然绝对不是在电台或电视台中推荐的，找40只甚至更多个突破前期高点的股票，每组一只股票。知道概率吗?40只股票中第二天总会有1％～2％的股票涨停或涨7％～8％，也就是押中上涨股票的概率有1％～2％。第三天，他们便在电台或电视台大力宣传那只被押中的股票(从来没有预先在电台中推荐)。同时，“投资公司”会把推荐失败的客户组去掉，让被推荐了押中股票的一组或几组中的2500人或更多人去付费做VIP客户，费用1万元到9万元不等。如果这2500人或更多人中有1％到2％的人做了会员，那么从成为所谓VIP客户后，便又进入下一个循环中。运气好的人再碰上一次押中的股票，运气差的就是噩梦的开始。当然，最惨的是那些委托他们代客理财的人。我收到过全国各地上当股民的信，可谓血泪斑斑。而“投资公司”不断重复上述手法，向已经失败不再相信他们的股民、向没有去做所谓会员的股民推荐股票，直到你碰到幸运之神相信后加入为止。

下周如何操作?上一期说到了40月线的压力，有意思的是11月5日(周四)上午开盘后，股指稍作回调便快速拉升，到10点28分，正好达到40月线，指数像着了魔似地马上大跌，把开盘后的涨幅全部抹掉不算，还跌去了4个点。

如果11月6日(周五)收盘能站上40月线，随后的交易周里3天内不破，就可以线上阴线买。既然在日K线上买了，需要多一分警惕，任何时间破位40月线都要认输出局。这是唯一立于不败之地的投资方法，就是输仅仅是损失一次钓鱼用的蚯蚓。如果你钓鱼不用或不舍得蚯蚓的话，就请你退出市场。

以11月5日(周四)收盘点位推断，下跌支撑位为：上证短线3124点，中线2983点；深证短线12843点，中线12184点；香港恒生指数短线21152点，中线19909点。上涨压力点为：上证短线3161点(40月线)，中线3286点；深证短线13070点，中线15143点；香港恒生指数短线21762点，中线23480点。如果周五发生巨变，请关注笔者网站上公布的应变方法。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6

【摘要】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并针对我国企业融资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寻求相应的解决措施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MM定理，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完全不受其所需资本的融资方式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关系。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内部融资；直接融资；优序融资

一、前言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公司财务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创造出理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风险控制，从而实现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关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投资决策无关，这意味着外部资金和内部资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但也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发表了“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一文，在文中，他们用股利的支付率来度量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正向关系。之后，许多理财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证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业投资具有融资约束②的结论。后来，大量实证研究又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且，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与组合所体现的融资效率的差异是可以比较的③。既然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异，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筹资方式和内部筹资方式。所谓内部筹资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有企业的折旧和留存盈余；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节省交易费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资者的交涉及签署相应的条款。所谓外部筹资，是指从企业本身以外的对象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④。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债务融资，即通过银行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二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还可以分为间接债务融资和直接债务融资。间接债务融资是指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融资；而直接债务融资一般是指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外部筹资中的直接债务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又统称为直接融资。外部融资既是企业融资的一种途径，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转移风险的一种途径。

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信息传递效率、市场竞争结构、社会大众的成熟度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对内部融资方式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但是缺乏对资本成本的正确理解，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

在我国，自1993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国家股东进行过红利分配⑤。国企将大量的利润予以留存，国有企业即使已成为上市公司也大多选择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而将大量现金予以留存。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企业的需求，出于减轻外部融资约束的考虑，企业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同时，由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不稳固，对外部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还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如果企业的内部资金来源不足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而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他们并不开放，申请上市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难度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方式的现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观察。即借来的债务是有资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资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现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资金，是没有成本的。这是对资本成本概念的错误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资产负债率低，资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仍旧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途径。严格来讲，银行贷款属于“私募”融资方式，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经过一对一的谈判而达成的信贷协议。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不仅在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现在，银行贷款仍是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情况为：境内股票融资额为8983.46亿元，占境内股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三者的比重为5.21％；银行贷款融资额为161299.98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93.59％；企业债券融资额为2063.49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1.20％⑥。

虽然，在我国企业可以采用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比如发行股票、公司债等来获得资金的直接融资。即采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众发行证券。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这种直接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很高。例如：我国企业如果选择直接融资，不仅需要达到一个上市公司的门槛，还需要在融资时支付昂贵的手续费用等酬资成本。另外，为了获得较高的公信度，从而便于证券的发行，还要求：1.准备直接融资的企业要向社会公众公布企业的财务信息，以便让潜在的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前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2.企业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资格验证，确认其可以负担必要责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间接融资的途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很大，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三）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

我国企业债券的出现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国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得到稳步发展。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是：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国企业关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优序与国外存在如此明显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体制约束了债券的发行。债券市场不发达，债务融资工具单一，市场化创新不足，以及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债权人企业申请发债的审批程序比申请上市发行股票还要复杂、条件更加严格。二是市场基础不完备，当前股票融资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还本付息的股票融资相对于既要还本又要付息的债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几点建议

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

（一）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则确定企业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现金流原则来确定企业内部融资的比重

由于企业的留存盈余内部融资事实上是企业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现代股利理论，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企业股利政策应该依据剩余股利原则来制定。所谓的剩余股利原则，是指企业制定股利政策时，首先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然后按照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资活动。在此原则指导下，只有企业所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时，企业才会发放现金股利。企业应该把税后净利润首先用来满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东最低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然后将剩余的现金流发放给股东。而这所谓的“剩余的现金流”也称为自由现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首次对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依据剩余股利原则与自由现金流量原则，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保障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冲突，防止经理人员不经济地运用现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现金流量，一方面，企业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的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企业的内部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将自由现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给股东。

（二）依据直接、间接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积极发展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比较时，许多学者以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国为代表。根据测算，美国的融资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国1/3。虽然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达，直接与间接金融相互竞争，资本的积累、形成、再生和重组水平很高，因而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而日、德两国过分倚重间接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没有形成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组合。

在我国，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不断完善的债券市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

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

关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梅耶斯教授的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资本市场的实证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即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如下的优先次序选择融资方式，形成自身的资本结构：1.公司首先偏好于内源性融资；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刚性，分红比率很少变动，而公司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经常会出现公司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投资支出的情况，公司由此产生了外部融资的需求；3.在外部融资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即首先从公司债开始，其次选择可转债等混合型债券，最后才选择股权性融资。可见，依赖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已经成为西方现代企业融资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资料显示，全球债券市场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资9240亿美元，而同期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只筹集了1027亿美元，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约为股市融资的9倍。”⑧正所谓，公司债券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宠儿”。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昕，主编.中国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2]方晓霞，著.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3]魏明海，等.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J].管理世界，2007，（4）.

[4]张维迎，著.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胡凤斌，主编.资本结构及治理优化——现代公司理论与国企改制实务[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6]朱武祥，蒋殿春，张新著.中国公司金融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5，（12）.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7

【论文摘要】 “农业资源权”是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就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配的长期较量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我国作为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确立农业资源权非常必要。这一权利的确立将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行业的外资企业的既得利益有所影响，而这并不会对我国该领域的外商投资整体产生负面效应。 【论文关键词】 农业资源权 植物遗传资源 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 Rights）” 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二、对“农业资源权”的设计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资引入的影响 讨论植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外商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及其程度，与我国设立“农业资源权”的具体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业资源权”在国际法层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我国无论是以CBD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承担的义务，还是以主要遗传资源国的立场，都要在立法上贯彻该权利。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学者们对其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形成以下的认识： 首先，对于其权利主体。按照农业资源权的定义，其主体是农民，而这种农民群体数以万计，将带来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对此，有人提出区分事实上的主体和法律上的主体。上述农民群体是农业资源权事实上的主体，而其所属国家是其法律上的主体。国家作为农业资源权事实主体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 其次，在“农业资源权”框架下，国家作为法律上的主体，通过立法或协议的方式，凭其主权对开发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权，惠益分享权。作为遗传资源的长期种植者，其权利应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权、利益补偿及获得其他支持的请求权。 按照上述“农业资源权”的制度设计，使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跨国公司，相应的承担了以下的义务：(1)在对其选中的某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之前，必须要取得国家和相应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仅仅是通知；(2)若进行专利申请，在其申报材料中必须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来源的说明。这在我国第三次专利法修改中已经有所体现；(3)与相应资源提供者分享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惠益，这种惠益既包括允许我国参与产品开发、对我国技术人员进行遗传资源有关的培训、转让相应植物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我国共有知识产权等，并必然包括经济利益的共享。 这些义务的承担意味着其对我国所进行的相关投资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减损。而这是否会影响我国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明显下降？ 第一，我国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及与我国分享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益方面。以CBD为核心的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际法律框架已将“遗传资源提供国对遗传资源享有主权”确定为公约原则。根据“尊重他国主权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得在没有经过主权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和利用该国遗传资源。基于主权，遗传资源国也就相应的享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权。对外国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生惠益之分享权。这是国际社会成员需承担的国际义务。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农业资源权，国家不作为广大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法律代表，这些都是外商在正当获取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时需要承担的，除非其选择非正当手段获得。而因为农业资源权区分事 实主体和法律主体，跨国公司并不需要与农业资源权的法律主体产生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可通过其擅长的缔结协议的谈判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二，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分析。根据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三优势组合论，跨国公司经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严密分析后，在对外直接投资、商品出口和无形资产转让三种主要的对外投资方式中进行选择，若三种优势同时具备则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开发利用东道国的植物遗传资源即属直接投资形式。构成其对外投资原因的三种优势中，区位优势是与东道国的资源拥有量和制度有关的。首先，我国相应政策制度对其投资的影响。针对专利法修改中提出的申请专利时披露遗传资源来源的规定，很多人认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弱化。因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其次，我国丰富的植物遗传资源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力量。开发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使这些跨国公司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放在其对我国投资理由的第二位。 因此，对我国来说，设立农业资源权，不会阻碍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商投资的长期和整体利益，而且可以维护农业资源权主体的的正当权益。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8

关键词：经纪人 证券公司 投资者 法律关系

在证券市场中，证券商以其特有地位，发挥着促进证券流转的枢纽功能。各国证券法对“证券商”一词的界定与使用不同。美国证券法律没有直接规定证券商的概念，代之以经纪人（brokers）、自营商（dealers）、人（agent）和“broker-dealer”等概念。韩国、日本的证券交易法通过对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业务”内容的界定间接明确证券商的概念。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证券法律则明确规定了证券商的概念。我国证券法未直接采用证券商这一概念，而是规定了证券公司等概念。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19、129条的规定，我国证券公司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两类，二者均可从事经纪业务，也就是说，我国的证券公司都可以成为证券经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37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作为证券经纪人，证券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本文暂且将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称为证券公司经纪人，以别于其他经纪人。

由于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广大投资者很难作出合适的证券投资选择，且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03条的规定，一般投资者不得进入证券交易所亲自参加交易，加之作为自然人（以佣金为收入来源的一类证券从业人员）和非法人的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证券经纪人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托于证券公司才能实现其证券经纪的功能，因而，证券公司经纪人便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直接与证券投资者发生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投资风险的承担、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和证券法立法目的实现，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问题，世界各国规定不一，但大致可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规定而划分开来。由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民事相关概念和制度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这种关系规定为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先让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再论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之考察

现代社会，英美文化对各国影响极大，在证券业界这种影响更是凸现耀眼，其中尤以美国的证券立法走在世界前例，为各国所效仿。

理论上，“英美法认为，经纪人是为获得报酬被雇于进行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人”，“通常是收取佣金为买方或卖方购买或出卖股票、债券、商品或劳务的人。[1]法律上，（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第3条第A款第4项把”经纪商“广泛地定义为”任何他人从事证券交易业务的人，但不包括银行。“该法注释中说明，经纪商”纯粹是代客买卖，担任委托客户之“。[2]美国法院判断一个人是否经纪商的标准有，（1）该人他人买卖了证券，从事了证券业务。活动不一定是全日的；（2）在从事证券买卖中，该人收取了佣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补偿；（3）该人向公众视自己为经纪商；（4）该人代顾客保管了资金或证券。[3]英国1889年<经纪人法）规定经纪人是人之一。根据有关商事法律规定，经纪人是受雇代表他人从事购买或售卖的一种人。[4]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是关系。也就是说，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委托证券公司证券买卖业务，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是投资者的人。那么，英美法系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一般意义上的，是由一人代另一人为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归于被人（本人）。[5]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各国民法关于的规定并不一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自成一体，其涉及范围比大陆法系广泛得多。但英美法中的主要是委托，有关立法、判例和学说很少涉及法定。这是因为英美法中的家庭法律制度及信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大陆法中法定的职能。在英美法中，有关商事都是委托，而且都是有偿的[6].其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团体成员的内部关系。合伙被认为是法的一个分支、合伙人之间、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互为关系；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是人与被人的关系，雇主对雇员在业务范围内的一切活动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二，企业与相对人进行交易时形成所谓”企业交易“。无论交易以企业的名义，还是以企业成员的名义进行，企业本身须对自由交易产生的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负责。于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广义概念，即人不论是以被人名义，还是以人本人名义代被人为法律行为，不论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归属被人，还是间接归属被人都是。前者就是直接，后者是间接。用一位美国法学家的话来说：”广义乃是多种法律制度之综合，其所以范围渺无穷尽，自由世界的一切事物无不籍此而推进。一个人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出售商品、代表自己接受财产的转让，与他自己亲自进行这些行为具有同样的效力。众所周知，假如没有制度一切企业都将无法存在。“[7]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是这样呢？弗里德曼说：”任何声称是关系的最终真正及主要主题及目的，都是通过人的行动来构成委托人与外人的直接合同关系。这是的核心。“[8]普通法强调的核心是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并为了维护这样的确定性质而付出了代价，就是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到漠视，未能取得充分发展。故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采广义概念，不仅承认大陆法中的”直接“关系，也承认大陆法中所谓”间接“关系[9]，其间接 （或隐名）主要指各种行纪关系及商、经纪人等在商业活动中与委托人及第三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同时也包括一切非商事性质的不公开人身份的关系[10]，居间人、行纪人、拍卖人等都处于人的法律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义务，没有独立存在的行纪、居间制度。经纪人、人、中间人成为同义词。无怪乎，《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将英文”Agency“译为商、业、居间介绍、媒介等，基本上与中介同义（《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之意。），因此，在广义概念的基础上，英美法系国家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是完全正确的，由证券公司经纪人客户买卖证券符合实务，保证了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同一。

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考察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许多法律概念和制度上都存在着差异，有关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不同法律规定就是明显的一例。

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系广义，由委托所生之业务大多，产生委托的法律关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由委托所生的法律关系有委托、行纪和居间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所称仅指人以被人名义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被人，系狭义的概念。<日本民法典》第 99、100条规定：“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台湾地区民法上所称之是人在权限内依本人之名义为意思表示，其效力直接及与本人，学说上称之为直接。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与之应严予区别者，系所谓间接。所谓间接，系指以自己之名义，为本人之计算，而为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首先对间接人发生，然后依间接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而转移于本人之制度。由是可知，间接非属民法上所称之，只可谓为类似之制度而已。关于间接，民法仅于行纪设有特别规定，于其他情形，则依其内部法律关系处理之。[11]“证券经纪商系接受客户委托，为他人计算买卖有价证券，乃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之交易”，“此所谓以自己名义为之，系指证券经纪商代客于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从事买卖，均以证券经纪商名义为之，而与该相对人订立契约即可。”[12]可见，在大陆法系狭义概念的基础上，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不是投资者的人。在日本证券交易制度中，始终坚持了狭义制度。为了贯彻民法典中狭义制度，在证券交易中，将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以证券公司名义为客户买卖证券规定为“佣金”，以区别于民事制度中的“一般”[13]，并规定佣金适用日本商法典关于行纪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16条更是明确规定，从事有价证券买卖之行纪或居间者为证券经纪商。很明显，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证券经纪人与人不是同一法律地位，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不是关系，而是行纪、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居间概念和制度决定的。所谓行纪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接受他方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用他方的费用，为他方办理动产和有价证券买卖等业务，并获得佣金。行纪制度源于古罗马时代。现代意义上的行纪制度可见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商法典，瑞士债务法也有规定。（日本商法典）第 551条规定：“行纪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买卖物品为业。”由于行纪行为的后果，需由行纪人另为转移行为，转给委托人，故行纪实为间接。所谓居间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按另一方的要求，向另一方提供与第三人订约的机会或作为他们之间订约的媒介，并获得佣金。居间制度在古罗马时代已有之，近代居间合同始见于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法国商法典、德国民法典和商法典以及瑞士债务法中都有居间的规定。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行纪、居间业务。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是行纪或居间关系。

当然，由于英美证券法律制度领导着世界的潮流，大陆法系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免深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例是上文提到的日本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佣金”，日本商法典明文规定它实质是行纪，却仍沿用“”一词称谓它。

三、我国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法律思考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我国理论界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从实际运作来看，经纪行为从本质上具有行为的基本特征，确切指民事行为中的委托行为，”[14]即委托关系。有观点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证券交易行纪法律关系或证券交易居间法律关系[15].有观点则认为是信托关系[16].还有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是经纪法律关系[17].立法上，对二者关系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和混淆。首先，证券法第 137条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条文本身就存在弊病。该条将证券公司经纪人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在法律上讲，中介的含义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溯源。如前所析，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与中介基本上是同一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和中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同。有人认为中介业务就是接受委托，进行竞价、促成成交，通知委托者办理清算、交割、过户手续等等[18]，这与同为本条规定的业务有何区别呢？如何理解该条中规定的与中介的概念及其关系呢？其次，同为，民法通则与证券法的规定有出入。根据证券法第137条的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客户买卖证券。我国法律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民法通则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狭义的定义。依据我国现行民商法之根本大法-（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民商法上的“必须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以自己名义（而不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使其法律效果间接归于被人，则不得称为”[19].也就是说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必须以投资者的名义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才为。然而，根据我国证券法第 103条的规定，在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公司经纪人执行客户委托须以自己名义进行。由此，我国证券法上的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制度不一致。若用英美法系的概念解释我国证券法规定的概念，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与中介的概念属同浯反复。若采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一致，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就不应该采用的概念，规定为“代为”客户买卖证券似乎更为适当。再次，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同合同法的规定不一。合同法中专章规定了行纪和居间制度。这些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业务界定为行纪、居间，与民法通则的有关概念和规定保持了一致，与证券法的相关内容有别。如（合同法）第419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的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规定为行纪关系。上述种种不同规定导致证券公司经纪人和投资者之间关系难以确定，使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那么，在我国现在的法律环境下，他们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呢？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梁定邦先生说过“民法的范畴是证券法赖以建立的基础”，“没有任何专门的证券法可以独立存在，所以他们亦要考虑民法及其他关于金融产品的法律的发展。”[20]其言下之意乃在于证券法应建立在民法的范畴之上。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从法制系统工程来看，性质相同此相近的法律、法规使用的法律概念和词语及其含义应该保持一致。否则，将使整个法律体系混乱，给执法者和受法者的执法和受法造成巨大困难。从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而言，虽然特别优于基本法，但在法律概念上应保持一致。因此，有必要从几种相近的民法范畴的比较中探寻之。

1.委托和行纪的不同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分为法定、指定、委托。委托是基于当事人意示表示而发生权的。委托和行纪在我国古已有之，民法通则中只明文规定了委托制度，却没有规定行纪制度，也就是说，只规定-厂委托法律关系，没有规定行纪法律关系。但现实生活中行纪大量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行纪业蓬勃发展，延至今日，已成规模。我国实务对行纪是肯定和保护的。合同法第22章，共10个条文，对行纪合同进行专章规定。就我国有关委托和行纪的有关规定与实务以及国外立法规定来看，二者存在以下区别：

（1）身份不同。委托的人无须特殊身份，只要是一般民事主体即可。行纪人是多为具有特定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一般都具有商号身份，如信托商店、证券公司等。

（2）名义不同。委托的人以被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行纪人则是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如，我国合同法第414条中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

（3）行为效果不同。委托的法律效果直接由被人承担。行纪的法律效果直接归于行纪人，间接归于委托人。委托人与交易的相对人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关系，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均由行纪人和相对人直接承担，然后再由行纪人转移给委托人。如我国合同法第421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日本商法典第552条和台湾民法典第578条也有类似规定。

（4）行为的范围不同。作为一般民事制度，委托的范围没有具体的限制，而行纪人只能从事法律允许从事的业务。如我国合同法第414、419条规定行纪人只能“从事贸易活动”、“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等。日本将行纪限于为物品的买卖或其他非买卖行为。德国的行纪限于为商品或有价证券的买卖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将行纪限于动产的买卖行为及其他商业上的交易行为。

（5）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无偿，也可以有偿，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行纪行为是有偿法律行为，委托人应该支付报酬。

可见，在我国的法律环境下，委托与行纪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是以自己名义入市交易、清算、交割并承担责任，这实属行纪行为，二者之间形成行纪法律关系，而不是委托法律关系。合同法第419条的规定正说明了这一关系是行纪关系。区别和行纪的意义在于分清当事人及其责任。在行纪关系下，投资人只能与证券公司经纪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不涉及交易中的对方。集中交易时直接交易双方是证券公司经纪人。若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投资者无权直接向对方当事人求偿。此种法律关系之弊病在于，如果证券公司经纪人不行使求偿权，投资者则会因不是当事人，没有求偿权，导致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为避免此种弊病，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特殊规定。“为使交易之效果在涉及民事责任或诉权时归于真正下单之投资人，证券交易法在1977年修正时，在第20条第4项规定：委托证券商以行纪名义买入或卖出之人，视为前项之取得人或出卖人，”[21]也就是说，将投资者视为证券交易的直接当事人，有权超越证券商，直接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台湾地区的这一修正弥补了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为行纪关系的不足，值得我们参考。若将二者的关系确定为委托，那么，一旦出现交易纠纷或事故，权利、义务完全归于委托人（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经纪人无关，证券公司经纪人对证券市场和交易不负任何责任，届时投资者不但找不到相对交易人，而且更难于举证，其利益必将无法得到及时合法的保护，此与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及实务相谬。我国证券法将二者的关系规定为关系令人费解，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委托不符，与合同法相冲突，与我们的法律体系不合。

2、委托与居间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居间早已存在，称居间人为“互郎”、“牙行”或“牙纪”。古罗马也有居间制度。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居间，但我国实务上一直承认居间。合同法第23章专章共 4条规定了居间合同。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他方委托人支付报酬。从有关立法和实务上看，委托和居间虽都建立在委托和信任的基础上，但二者区别很大。

（1）行为的内容不同。委托人本人与第三人签定合同，并可决定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的内容，处理的事物一般具有法律意义。居间人仅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媒介，并不直接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办理的事务本身不具有法律意义。

（2）行为的名义和目的不同。委托人以被人的名义为其服务，对被人负责。而居间人则是以自己名义从事媒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负有诚实居间的义务。

（3）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有偿也可无偿，由当事人选择决定。居间则是有偿的，但只能在有居问结果时才得请求报酬。

可见，委托与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证券法律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居间业务，就是说，允许证券商接受委托，为他人报告订约机会，介绍买方和卖方，或为订约媒介促成其成交。我国证券法对此未有明确规定，而是在第137条规定了“中介”二字。<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从法律上讲，证券法规定的“中介业务”实际上就有：述的居间业务。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的居间业务为数不少，理应受法律保护。有观点认为证券经纪商是居间人的观点与现代各国证券交易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22].我们认为在一段时间内，随着行纪人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全面，可能会大量出现居间人和行纪人重叠的现象，单纯居间业务减少，似无存在之必要，但长远看来，随着交易制度的完善、交易方式的科技化和市场的国际化，证券交易的方式呈多样化，证券公司经纪人作为居间人仍有存在之必要。

3.行纪与信托的不同

我国理论界曾经称行纪为信托，因英美法上另有与行纪涵义完全不同的信托制度，为了区别，而不再称行纪为信托。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起源寸：中世纪英国衡乎法的用益权制度，其实质是一种转移与管理财产的制度。信托是指委托人（信托入）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则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在行纪和信托关系中，行纪人和受托人虽都基于信任关系，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和处分特定财产，但二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

（1）性质刁；同。合同法414条明确规定行纪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信托则是一种财产管理关系，英美法上的信托类似于大陆法中的某些他物权制度。

（2）当事人不同。行纪的当事人为委托人和行纪人，信托的当事人有信托人、受托人和信托受益人三方。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所有权属受托人，利益属受益人，且受益人不一定是委托人，通常为第三人。行纪关系的委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利益均归于委托入，无分离的可能。

（3）行为的内容不同。行纪人主要从事代客买卖等业务，而且必须服从委托人的指示。信托人系“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其行为范围远大于行纪人所能为。

（4）成立要件不同。信托须以财产交付给受托人为成立要件，行纪则不以交付财产为成立要件。

（5）法律责任不同。违反行纪合同主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中则有完全不同于合同责任的信托责任[23].（6）享有介入权不同。在委托人无相反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于受托出售或购入的物品，行纪人可以自己作为买受人或出卖人购入或售出，这就是行纪人的介入权，合同法第419条给予了规定。在信托关系中，为防范利益冲突，禁止受托人拥有介入权，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卖给自己，不得用信托资产购买自己的财物。

可见，在行纪与信托之间，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代客买卖证券，实属行纪性质，非为信托。

关于证券经纪商在接受投资者委托进行证券买卖时与投资者形成的法律关系为经纪法律关系的观点[24]，从其对经纪的界定来看，经纪即为我们所说的行纪。“经纪是指一方 （经纪人）接受他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方利益从事物品的卖出和买入等行为并收取报酬的行为。”[25]我国台湾学者陈春山在论述台湾证券交易法时认为，所谓经纪依民法第576条之规定乃是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为动产之买卖或其他商业上之交易，而受报酬之营业。所谓经纪商，依证交法第15条、第16条之规定，乃是指经营有价证券买卖之经纪或民间之业务者。对经纪的这种解释及其引用的有关法律条文规定，实际上都是对行纪的定义和有关规定，甚至条文中采用的字眼原本就是“行纪”。我们认为，该观点所说的经纪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行纪法律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实务中，并没有规定经纪法律关系，而是将行纪法律关系确定了下来。既然已经有了行纪法律关系，再无必要规定一个与行纪法律关系基本相同的经纪法律关系，“画蛇添足”，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

因此，我们认为，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是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我国的民法范畴决定的。一位知名的法学家曾经提及，如果要执行法律，法律的条文必须准确，以防止不法者在法律漏洞中运作，削弱法律的公信力。对于证券法第 137条的规定与民法的有关规定相脱节之处，极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将证券法第137条规定的“”解释为适用行纪的有关规定，“中介业务”解释为居间业务等，以求法律、法规的准确性、完整性、严密性，以满足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发挥证券法的作用。

注释：

[1] 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3页。

[2] 潘金生主编：《中外证券法规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771页。

[3] 张育军：《美国证券立法与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4] 董安生主编译：《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5] 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6] 陶希晋、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7] 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15页。

[8] 何美欢：《香港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9] 罗伯特。霍恩等：《德国私法与商法》，1982年英文版，第226页。

[10] 陶希晋、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 [11] 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64页。

[12] 吴光明：《证券交易法》，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13页。

[13] 参见Japanese Securitics Regulation，p.138. [14]陈学荣：《中国证券经纪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15] 韩松：《证券法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91页。

[16] 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0页。

[17] 吴弘主编，《证券法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4页。

[18] 李双元、李晓阳主编：《现代证券法律与实务》，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19] 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第87页。

[20] 梁定邦：《证券法的领域》，载中国证监会主编《证券立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1] 余雪明：《证券交易法》，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1990年版，第128页。

[22] 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5页。

[23] 王家福等：《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24] 徐国栋：《股票和债券的若于法律问题》，《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