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1

当前在学术界特别是有关实证研究的文献中，人们经常将企业规模经济误当作企业范围经济，这往往给企业资源配置与经营战略的决策带来误导。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企业联合生产100台拖拉机与100辆卡车的总成本是400万元，单独生产100台拖拉机的成本是110万元，单独生产100辆卡车的成本是330万元。由于企业联合生产拖拉机与卡车的总成本400万元小于分别单独生产拖拉机与卡车的成本之和440万元，于是就认为企业联合生产拖拉机与卡车存在范围经济效应，从而就认为拖拉机生产企业或卡车生产企业应该实现多元化经营，既生产拖拉机又生产卡车，这样可以获得范围经济利益。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企业联合生产拖拉机与卡车，既可能存在范围经济效应，也可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但人们却将其中的全部或部分规模经济效应也算作范围经济效应了，这就是人们经常将企业规模经济误当作范围经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有关实证研究的文献中都非常普遍存在。为什么人们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这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范围经济概念中关于“产品”的概念阐述得不够清楚；二是在范围经济概念中什么样的产品才算是不同种类的产品，这也没有讲清楚。本文从企业的“产品”概念出发，对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行辨析，为企业决策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

一、什么是企业的产品

不同的学科由于其研究目标与任务的不同，企业产品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里就存在不同的内涵界定，比如市场营销学所界定的产品内涵同微观经济学所界定的内涵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微观经济学当中，一方面，企业的产品概念与其说是指企业所生产出来的物品，还不如说是指企业的一种生产技术；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学分析目的来灵活应变企业产品的内涵。当分析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时，实际上我们是进行企业的成本分析与资源配置分析。为达到我们的分析目的，就有必要将企业的产品区分为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其中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包括了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而不同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又很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以上面拖拉机与卡车为例，拖拉机与卡车是企业的最终产品，但它们都是由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前后桥、轮胎、转向系统等等中间产品组装而成的，这些不同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又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成本分析目的来看，拖拉机生产企业或卡车生产企业生产的是“一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呢？鉴于我们的分析目的，在这里就应该将企业的每一种生产技术或多种生产技术的组合看作一种产品。

二、什么是企业不同种类的产品

假设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将拖拉机与卡车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分别划分为M与N两个部分，其中M部分包括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前后桥、轮胎、转向系统等等中间产品，企业生产拖拉机M部分中间产品的设备、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生产技术同生产卡车相应M部分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技术分别是完全相同的；N部分包括拖拉机的悬挂系统、卡车的钢板弹簧、卡车的音响系统等等中间产品，企业生产拖拉机N部分中间产品的设备、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生产技术同生产卡车N部分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技术是不相同的，它们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在这种假设情况下，拖拉机与卡车是两种不同的产品还是两种相同的产品呢？从产品成本形成机制与成本构成来说，它们既存在同质性又存在异质性，它们M部分是相同的产品，而N部分则是不同的产品，因此，拖拉机与卡车实际上是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产品。

进一步地，如果在拖拉机的总成本中M部分所占的比重是90%，N部分所占的比重是10%，而在卡车的总成本中M部分所占的比重是80%，N部分所占的比重是20%，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该企业生产的拖拉机中的90%同它生产的卡车中的80%是同质的或相同的产品，而拖拉机中的10%同卡车中的20%则是异质的或不相同的产品。由此，可以说该企业实际上生产了三个不同种类的产品：第一种产品是拖拉机与卡车的M部分，第二种产品是拖拉机的N部分，第三种是卡车的N部分。

三、正确区分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继续前面拖拉机与卡车的例子。由于拖拉机M部分与卡车M部分是同质的，从相应的原材料、劳动力与设备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技术都相同的角度分析，可以假设生产1个单位的卡车M部分的产品相当于生产了3个单位的拖拉机M部分的产品。如果分别单独生产100台拖拉机与100辆卡车，拖拉机与卡车M部分的成本分别为99万元和264万元，拖拉机与卡车N部分的成本分别为11万元和66万元，全部成本合计为440万元；而联合生产100台拖拉机与100辆卡车时，拖拉机与卡车M部分的总成本是332万元，拖拉机与卡车N部分的成本分别为9万元和59万元，全部成本合计为400万元。在这些假设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来，拖拉机与卡车分别单独生产时拖拉机M部分的平均成本为0.99万元，卡车M部分的平均成本为2.64万元，而联合生产时拖拉机M部分的平均成本为[332÷（1+3）]×1÷100=0.83万元，卡车M部分的平均成本为[332÷（1+3）]×3÷100=2.49万元。企业联合生产拖拉机与卡车M部分时的产量比分别单独生产拖拉机与卡车M部分时的产量增加了，从而使得拖拉机与卡车M部分联合生产时的平均成本比单独生产时都下降了，这是企业联合生产拖拉机与卡车时它们同质M部分的产量增加带来的M部分平均成本的下降，这属于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不是范围经济效应。对于拖拉机与卡车N部分来说，联合生产时各自的产量分别同单独生产的产量相比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联合生产时拖拉机N部分的成本从单独生产时的11万元下降到9万元，卡车N部分的成本从单独生产时的66万元下降到59万元，联合生产时拖拉机与卡车的总成本68万元小于两者单独生产时的成本之和77万元，这部分才是企业联合生产拖拉机与卡车N部分的范围经济效应。总的来说，企业联合生产同单独生产相比节约了40万元的总成本，其中所节约的31万元（99+264-332=31）来自规模经济效应，所节约的9万元（11+66-9-59=9）来自范围经济效应。当前在学术界特别是有关实证研究的文献中，人们往往并不区分不同种类的最终产品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从而将这里所节约的40万元全部当作企业的范围经济，这种做法显然不妥，这往往会误导企业的决策。

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企业规模经济是从“产量”规模的变化所引起的产品平均成本的变化来分析问题的，它具有多方面的来源：（1）在生产技术与生产要素价格不变时，规模报酬递增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如果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增加若干倍，产量增加的倍数超过了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倍数。在上面的例子中，联合生产100台拖拉机和100辆卡车的M部分产品，相当于将单独生产100台拖拉机M部分时的产量提高了3倍，但所投入的生产要素不需要增加3倍，从而使得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了。（2）资源共享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在上面的例子中，联合生产拖拉机和卡车的M部分产品同分别单独生产时相比较，联合生产时有些生产设备甚至大部分生产设备可以在同质产品生产中共同使用，这样就可以适当减少所购设备数量，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与利用率，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在资源共享中，管理资源的共享从而带来管理效率的提高是企业规模经济产生的一个较为普遍受到重视的因素。（3）生产要素的价格折扣也是企业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例如，分别单独生产时所需要的原材料较少，从而原材料的采购价格较高，而联合生产同质产品时需要较多的原材料，从而原材料就可能存在价格折扣，使得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与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不同，企业范围经济是从企业“业务范围”变化所引起的产品成本变化来分析的，它主要来源于不同种类最终产品的异质部分之间的积极外部性。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拖拉机和卡车的N部分产品分别单独生产，则这两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互相独立，在生产技术方面不容易互相影响；但是，如果企业联合生产这两种产品，在同一家企业内生产拖拉机N部分产品的技术可能会受到生产卡车N部分产品的技术的启发而获得改进，从而降低了拖拉机N部分产品的成本；同样地，生产卡车N部分产品的技术也可能会受到生产拖拉机N部分产品的技术的影响而获得改进，从而降低了卡车N部分产品的成本，这种不同种类的异质产品之间的相互技术外溢就可能使得各种异质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给企业联合生产各种异质产品带来范围经济效应。除了生产技术外溢之外，企业内不同种类异质产品的管理、营销、研发等方面的知识或技术外溢也是企业范围经济产生的来源。

只有正确区分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不同的内涵与形成机制，才可能正确运用相应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四、正确运用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分析实际问题

1.正确认识什么是企业的产品与什么是企业的产品种类数

从分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目的性来说，企业的产品就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技术或诀窍，而不一定就是企业提供给消费者或用户的最终产品形态；企业的产品种类数是企业不可相互替代的生产经营技术或技术组合的种类数，而不一定就是企业最终产品的种类数。在上面的例子中，企业的产品好像就是拖拉机和卡车，而实际上是企业生产拖拉机与卡车的技术或技术组合。按照技术或技术组合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本文将上述企业的产品划分为拖拉机和卡车的M部分产品、拖拉机的N部分产品和卡车的N部分产品等3种异质产品。再例如，沃尔玛超市卖很多种不同具体用途的生活消费品，表面上看，沃尔玛似乎卖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但从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分析目的来看，沃尔玛实际上就是给广大消费者提供“消费品零售服务”一种产品。对于只提供一种产品的企业来说，它只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而不存在范围经济效应，因此，沃尔玛所发挥的是“消费品零售服务”这一种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不存在所谓的范围经济效应。然而，不少人认为沃尔玛发挥的是范围经济效应。当前，国内外无论学术界还是实业界不少人将规模经济误当作范围经济，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根据分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目的来正确认识什么是企业的产品与什么是企业的产品种类数。

2.企业专业化经营与多元化经营及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企业专业化经营只涉及规模经济效应而不涉及范围经济效应。企业多元化可分为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两大类。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如果在企业相关多元化经营中不同种类最终产品之间存在较多的同质性与较少的异质性，那么企业多元化经营就会涉及到较多的规模经济属性及较少的范围经济属性。相反，如果在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中不同种类最终产品之间存在较多的异质性，甚至不同最终产品之间是完全异质的，那么非相关多元化所涉及的规模经济属性较少而范围经济属性较多，甚至仅仅涉及范围经济属性而不涉及规模经济属性。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及国内外许多学者或实业界人士认为相关多元化经营能够充分利用范围经济利益，而我们的分析表明企业相关多元化经营涉及较多的规模经济属性及较少的范围经济属性，这一点同当前许多学者的观点存在较大的不同。

沃尔玛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因为从表面上看，沃尔玛经营着各种各样不同用途的消费品，因此，可能不少人会认为沃尔玛是相关多元化经营的企业，而本文的分析认为虽然沃尔玛给消费者提供的消费品是多种多样的，但它实际上只经营“消费品零售服务”一种产品，因为沃尔玛经营各种各样消费品的技术是一样的，因此，它是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它发挥的是规模经济效应而不是范围经济效应。沃尔玛专业化经营的一个特定在于将它的一种“消费品零售服务”产品设计得非常巧妙，那就是从最大化适应和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出发，通过最优化配置各种各样消费品的种类来最大化地扩大“消费品零售服务”这个产品的“产量”，达到发挥出这个唯一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的目的。如果沃尔玛既经营“消费品零售服务”，又经营“消费品批发服务”或“生产资料零售服务”，那么它就不是专业化经营的企业了，因为“消费品零售服务”与“消费品批发服务”或“生产资料零售服务”的经营技术是不完全相同的。从沃尔玛专业化经营“消费品零售服务”的成功经验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两条启示：第一，巧妙地设计出企业自身的“产品”能够最大程度地突破市场范围的限制而扩大自身的“产量”规模，这是让规模经济效应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第二，企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可能比发挥范围经济效应要重要得多。

3.科学分析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形成机制

我们分析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目的，是要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合理配置企业资源、进行专业化经营或相关多元化经营或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将企业规模经济误当作范围经济，不仅如此，还需要科学分析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形成机制，只有这样，才可能正确运用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前面我们阐述了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来源；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还有没有其他来源？本文作者希望今后能同学术界与实业界的朋友继续共同探讨这类问题。

参考文献：

[1]Alvin J. Silk and Ernst R. Berndt. Scale and Scope Economies of the Global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Service Business. NBER Working Paper, no.9965, 2003.

[2]Jeffrey A. Clark and Paul J.Speaker.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in Banking: Evidence from a Generalized Translog Cost Func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994,33(2):3-25.

[3]黄薇.中国保险业范围经济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86-95.

[4]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张逸人，陆钦炎，徐振东，罗仲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2

在被审计主体所涉及管理的区域。它的界定是在审计调查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在审计计划中予以界定，通过审计通知书的形式告知被审计单位。被审计主体所涉及管理的区域大小由其自身的行业特点、经济规模、经营模式、投资者风险嗜好、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限制等所决定。在审计现场区域界定范围内所有对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内发生的经济事项都要囊括在审计现场。如发现个别经济事项对审计目的有较大影响，又不在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可扩大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直至可实现审计目的为止。但扩大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须由审计组织与委托方协商一致后方可界定实施。

审计现场哪些证据属于审计取证范围

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界定的审计现场，审计取证范围以审计目的不同，对审计现场内的经济事项要素提取也不尽相同。如：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取证范围是以经济责任期内的全部经济事项，制约因素是时间跨度；预算执行审计的审计取证范围是以预算期内的全部经济事项，制约因素是时间跨度；两者的区别是时间跨度不同，相同点是都包含期间内全部经济事项。审计取证范围在审计目的确立后，经济事项与审计目的相关的元素在时间、空间坐标走向及运动区域就已锁定，审计的取证就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轴内标出每一个经济事项包含元素所对应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我们根据审计目的可以确定在既定的时间区域和经济行为、行为效果所构成的三维时空就是我们的“审计取证范围”。在审计取证范围内的经济事项所产生的经济行为、行为效果并不都对审计目的产生作用，要根据对审计目的产生作用的大小进行科学分类，找出易造成审计结论出现偏差的经济行为、行为效果，进行分析纠正，并就产生偏差的原因进行剖析，找出经济行为出现偏差的真正诱因，并予以披露。这些被披露的经济行为偏差的真正诱因就是审计证据，审计证据多维靶向性验证就构成了对审计结论法理依据的多维靶向性支撑。最终形成审计现场需要的“审计取证”对象。

审计现场描述与审计模型建立

审计现场在基本界定的基础上，划定审计取证基本范围，根据审计计划和分工，按照审计工作流程逐步展开审计现场查勘，并将查勘结果用文字结合数据图表将审计现场数据所处的系统描述展现出来。数据是具体的法律规章、财务制度、业务流程量化表示，文字是具体的法律规章、财务制度、业务流程本质展现，所以审计现场获取的数据必须与具体的审计对象本质相结合，构成对应审计实体的审计模型，将数据还原到审计现场所体现的业务本质上来。审计模型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也就是用获取的基础数据结合财务业务流程进行验证，是一种业务人员能够理解并建立，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描述和处理。审计模型的建立，前期准备工作主要是通过学习审计相关法规文件资料和财务业务办理流程，勾画出业务流程图、资金流程图、数据流程图、业务流程图等模型，把纷繁复杂的业务过程拆分成相对独立的子模块，再进一步理解、整理获取的基础数据，将数据与业务子模块对应起来。到了这一步，审计人员就可以根据审计的重点，着手建立业务审计模型。这和审计对象的具体情况和审计人员的技术水平、经验等息息相关。我们常用的是针对每个具体的业务环节进行建模，这是直接面对具体问题的审计模型，方法有：根据政策法规建立审计模型；根据审计对象的业务逻辑和数据钩稽关系建立审计模型；依据审计对象和其他单位的外部数据关联关系建立审计模型；利用审计人员的审计经验建立审计模型。经过多年摸索，笔者认为综合上述四种审计模型基础上构建的模型集合并不能还原审计现场和管理现状。应构建以被审计主体审计目标相关经济行为、行为效果、行为时间为轴线的四维管理空间，建好了将审计现场数据汇入四维空间，数据就有了用武之地，根据重点和关键数据建立的四维管理空间就是审计模型，因为管理和审计都是通过控制重点和关键环节数据达到管理和审计目的。因此将审计现场取得的数据通过计算机的验算和分析，一方面验证数据自身的有效性，将财务与业务数据进行核对，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对关键的业务控制点和业务处理逻辑进行模拟和验证，掌握审计对象整个业务处理过程，从而得出具体业务是否真实、合规，是否有疑点或者可提供进一步分析的线索等。在这个过程中审计现场获取的审计证据，以数据的形式作为信息的载体，作为审计模型的基础对象，既能反映出被审计单位管理的本质，也能体现出被审计单位管理的最大价值，也是审计模型构建的核心所在。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利益。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的需求，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各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优化，形成规模更大、品牌更鲜明、效益更佳的区域旅游联合体的旅游经济行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域旅游经济协作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和运转方式（马海鹰，2004）。完善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旅游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区域旅游合作的宏观驱动力。

区域旅游合作是通过旅游业要素的流动、共享，达到旅游经济增长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目的，最终扩大地方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区域形象和地位等，其主要的宏观驱动力有：

1.资源互补，市场共享。

由于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作用及各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可移动性、地区差异性的特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不可能完全一样，主导旅游资源也会有显著差别，区域之间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资源互补通常是区域间旅游业联合的基础，实行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跨越地理范围限制，充分利用区域外的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区域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强，为区域之间开展旅游合作，形成丰富、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扩大要素流动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区域旅游业在其成长过程中，经济总是和规模不断扩张，市场范围逐渐扩大，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逐步加快。

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区域旅游企业营销网络的扩大和客源市场半径的增加迫使要素突破本区域限制，向区域外更大范围流动。区域合作为这种扩大的要素流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不同区域的旅游产业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最佳的配置效率。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区域，一般选择资源、劳动力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以实现其资本增值之目的，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与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当地的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两者的联合提高了双方要素的配置效率。国际上，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以著名的饭店集团为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联合，为这些国家的旅游接待业和旅游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就是这种动力机制的有力证明。

3.加强旅游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需要。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生产。旅游行业同样也离不开信息，有些产业甚至把信息作为赢利的核心，如旅行社业。旅游信息的不及时和不准确很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行政区的封闭式旅游发展忽视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动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这样就不能及时依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一些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4.合作开发与共同管理，实现区域旅游的“多赢”。

许多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跨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许多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会共同拥有某些独立旅游资源实体的一部分，如一条风景河流流经几个区域（地区或国家），一座山脉跨越几个区域，一片森林覆盖地涉及到几个区域，等等。这样，相邻的区域因为共同拥有某种旅游资源而成为联合的对象，需要合作开发资源，共同管理资源。如果不进行区域协作，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相邻区域要么没有能力（如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开发，要么不愿意开发或暂不考虑开发（由于利益难以协调的缘故），最终共有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开发，失去其应有的旅游价值，这是各区域都不愿出现的结果。二是由于资源的跨地域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互不妥协，无法达成合作，也无法实现资源开发；或者都只是在各方境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开发，而不顾及到其他区域，最终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这种“不合作”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区域之间最终会“艰难”地走到谈判桌旁，开始不情愿又不得已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本身都是有益处的。随着合作的深入，区域之间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最终形成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旅游业的共同管理的内在动力机制。

5.减少地区冲突，缓和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每个区域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且有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在复杂的经济及社会交往中会触及其他区域的利益，由此产生区域冲突。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设施和项目的建设，旅游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便会产生区域矛盾和冲突。为了减少冲突带来的利益损失，区域之间常会选择协商方式实现联合协作，共同解决产生冲突的问题，以缓和紧张的区际关系，保持各自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间的联合不仅具有经济的目标，更具有政治意义。

6.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

旅游业区域合作，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即在进行旅游业合作中，谋求区域经济的增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政治上的信任与联盟。有的区域合作目标是要在合作的范围内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融合、共生共存、和谐统一。如欧洲联盟的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地区，以与北美和亚洲抗衡。近年来，东盟的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合作范围扩大到非东盟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三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自由化、政治一体化、文化区域化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旅游业成为“10+3”组织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旅游业合作是促进“10+3”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体不断涌现，而区域旅游合作也呈现出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区域之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区域利益主体的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已成为必然。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微观驱动力。

旅游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者和核心力量，是区域利益的主要实现者。区域之间的企业联合协作构成了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旅游企业作为合作主体，在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驱动力主要有：

1.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需要。

规模经济，又名规模效益，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旅游企业的生产规模、资产总量、原料来源、市场范围都会不断扩大。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区域的要素供应、市场需求都不能适应企业的扩展，企业就向外拓展生产要素的供给、寻求新的市场空间、寻找新的生产项目、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合作伙伴，通过兼并、合资合营、收购、重组、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与区域州同类企业或区域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扩大自身的规模，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规模经济优势。

范围经济是由企业经营范围而不是规模带来的经济优势，只要把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合并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成本要低，就会存在范围经济优势。在旅游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使企业更具有范围经济的优势。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1]薛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01）。

[2]李树民。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模式与动力机制[J].旅游学刊，2005，（03）。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体制；和谐财政；效率与公平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目标之一，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高度的责任心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我们党致力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的决心。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财政，优化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弊端与不足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公共财政转型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弊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导致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就财政的提供公共产品责任而言，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无法脱离对传统生产建设财政依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在规模或结构上对经济建设的掣肘，无法满足纳税人对基本公共需求的满足。更值得关注的是，财政支出在转型期内由于既要兼顾原有体制框架下的支出需求，又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支出，使支出结构更趋复杂，存在着不均衡的供给情况。在现有条件下，中国财政在转型期内无法完全满足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服务性支出和保障类支出，与此相对应的传统财政性支出项目在短期内所占比重仍较大，社会公共性财政支出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制约了财政体制转型的步伐，财政职能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拉大了区域差距。随着财政分权的进行，地方政府掌握了相当大部分的财政自，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产生保护本地市场的冲动，并通过税收竞争等手段吸引投资。对发达地区而言，其原始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对企业和投资的税收优惠较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及投资的引入，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本来就相对匮乏，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完成正常的财政职能，无法给予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面临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的财政压力。

(三)转移支付机制滞后，冲抵了财政分权收益预期。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由于各地方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有较大差异，产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为避免地区差异过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建立一套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清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权和事权得到了较为明确的划分。但与此相配套的转移支付体系并未能尽快建立并发挥应有作用，甚至转移支付本身加大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一方面，税收返还偏高；另一方面，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偏低。

二、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一般性原则

(一)和谐财政分权体制构建要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核心。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其理论核心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包括财政主体在内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社会公平。

(二)和谐财政需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建立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基础上，但公平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也需要摆在重要位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技术进步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应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要以财政政策调控和构建和谐财政体制为目标，在保证分权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谐，实现财政基本职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需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渐进式地突出公平的地位。

(三)和谐财政要以增进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和前提。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当市场无法通过自发机制和手段来保证“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时候，政府就会在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政府的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弥补市场失灵，而财政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发展必将承担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及时更新理念和思维模式，通过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的调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进步。三、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理解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增长和平衡、竞争和协调三方面的关系。其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全局利益要兼顾局部利益。财政分权所体现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根本在于处理好各个层面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动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其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还体现了增长与平衡的关系。分权会导致少数地区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这种由于增长的不均衡带来的差距过大问题会影响到社会安全与稳定。正确处理好增长和平衡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分权的前提和保证。其三，地方之间在分权体制框架下通过竞争获得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效率。中央和地方乃至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下层增长前提下建立上层协调机制，以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和全局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

(二)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核心在于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因此，要确定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在政府责任和收入权力上的关系，实现各级政府“收——支”的合理匹配。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集权或分权，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事权的下放，所有的公共产品也不可能由哪一个地方政府独立承担。地方政府在本辖区范围内具有相对事权，而事权范围依其管辖范围而定。如果原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推卸给地方政府，则地方就会由于激励不足而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或者数量不足；如果原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上收到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则会造成过度集权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在笔者看来，处理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关键在于界定政府间的职责范围，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各级政府的权责利，分别承担其责任和使用其权力，在渐进化分权过程中不断提高分权效率。

(三)处理好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关系。分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提高财政运营效率。财政政策凭借着收入和支出两翼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而这两个方面既涉及到政府各层面内部规模和结构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处理好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关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要关注政府间财政收支规模。地方为自身经济发展，充分挖掘本地区税源，以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然而，地方财力在规模上毕竟存在着局限性，其收入规模无法满足支出需求。中央有义务在地方出现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必要的机制进行资助。其二，要关注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中央从全局利益出发，存在着对地方财政支出渠道和结构的指导，以避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兼顾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和一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地方通过意愿表达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向中央反馈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以利于经济效率的全面提高。其三，要关注财政收入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在税收的制度性约束和中央财政增加财力的前提下，地方存在着不断扩大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规模，以非税收入弥补税收收入不足的冲动，从而会弱化分权化改革的效率。中央事权的下放必然需要以一些财权的下放为前提，以保证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策略选择

(一)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但却没有将事权具体化，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仍旧含糊不清，容易导致职责划分不明确，甚至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范围，相应对财政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概括地讲，各级政府要关注于本级的基本事权和重点事权，实现以点带面的策略。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规范行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相应下放一些事权到下一级行政部门，并相应下放财政权力，以杜绝省以下政府事权“落而不实”、“一刀切”等低效率状况，减少“给政策不给经费”情况下“体内损失体外补”等变相缓解财政压力的不规范行为，缓解由于事权下放、财权上收而导致的“倒逼机制”的发生。

(二)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规范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从立法权来看，参照一些国家实行彻底的分权做法，赋予省级以下政府部门适度的税收立法权，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筹集财政收入。从收入权来看，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从现有模式逐渐过渡到由一套机构同时征收两级税款，在财政或银行部门按照税种或者分享机制分别划转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收入的管理体系；同时，建立比较精干的(税务)稽查和(财政)审计机构，对纳税人的完税情况进行检查，保证税法执行和各级税收收入实现。从税收分配权来看，进一步完善分享和共享并存的机制，一方面，确保中央财政在总规模中所占比例；另一方面，适当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满足地方支出需求。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经济管理；经济管理软件智能化；划小经济管理范围

1 我国经济管理工作的发展进程

受我国长期封闭状态的影响，一些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无法走进或带回来，这种状况维持的时间相对较长。改革开放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先进经济管理理念，迅速的融入到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国土面积的制约，在我国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从多个方面多角度考虑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能源分布情况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地域性差异，不均衡发展。一些地理环境复杂的区域在经济上明显落后于地理环境简单的区域。针对我国广袤的区域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我们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上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的管理办法，但同时又不能完全复制人家的做法，我们需要组建自己的经济管理专家队伍，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总结出一套创新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管理办法，并通过管理办法的实施，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提升。

在进行我国经济管理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收集、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及趋势，不断吸取其他国家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原因，在我国经济管理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出现。我们只有在不断的积累学习的情况下，在分析掌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下，才能使我国的经济管理不断进步，经济水平逐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有了飞速的提升，加入世贸组织使得我国的经济与全球的经济迅速而安全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发展都具有相似性，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可知，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强国，关键不在土地面积大小，不在人口多少，而在于他的国家经济实力。比如说，荷兰从占地面积及人口来说都是一个小国家，但是由于其创建了证券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经济制度，使得其成为经济上的强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经济管理需要在实际中不断的总结、改进、创新，并最终应用于我国的经济管理，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2 智能经济管理软件的应用

以前企业使用传统的管理软件，软件引进后是固定的模式，不能根据企业实际运行的变化需求进行改变，这就导致企业要么对已购买的高价软件弃之不用，要对软件进行二次开发，但是二次开发的费用也相对比较高，给运行企业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

现代化的高科技软件考虑了企业长远需求以及使用需求。可以做到软件不断的来主动适应企业，真正的成为为企业服务的工具，增强软件的实效性。CISS跨网通正是这样的软件。在设计之初，考虑到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以及同一类型企业大小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的事实，有针对性的开发了企业个性化需求的软件工具。CISS跨网通的模块化设计，既可拆分又可整合，实现了根据企业需求选择性购买相关功能软件。这就有效的解决了传统软件无论企业对于软件的功能需求有多少都要整体购买的尴尬情况，避免了资源的浪费。目前市场上有很多OA办公、NC办公等，但却没有一个开发商具有能将这些系统进行整合的方案，造成企业需要向不同的开发商购买系统，而多套系统间的数据整合和流程整合问题就成了企业的困扰，CISS跨网通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当传统软件给企业带来的困扰时，CISS跨网通就对其市场进行了精准的高定位，实现企业简单快捷的操作需求。企业不需要专业的计算机人员，也不用自己购买服务器，只需打开浏览器，输入账号和密码就可使用。先进软件的应用，可大幅度的降低企业的投入成本，为企业及经济划分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 划区管理的意义

我国实行划区域经济管理。在一个经济管理区域内，各种经济的协作关系比较强、结构上也比较紧密、区域内的各企业之间保存着长期的竞争平衡状态。在这样的经济管理区域内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相对比较容易，调控效果也会比较显著。

不同经济管理区域相互关联发展，又需根据各自区域的实际生产及经济发展状况，摸索出适合自己区域的经济管理策略，各经济划分区域在各自的区域内自行进行经济的管理与调控，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各区域由于地域的差异，管理的区别，会存呈现不同的发展状态，各区域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又能给我国的经济管理带来多样性因素，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来调节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全面健康的发展。

4 划小经济管理范围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解决就业、稳定、分配、增长、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系统工程，因此至今全球经济的管理中，仅欧美一些人口少的国家的经济管理可以提供借鉴，其他规模较大的国家则不能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但是实践证明对于欧美经济理论的照搬照抄，拿回来直接用，成功的机率几乎为零。以GDP计算的规模相近于西方国家的时候，需充分地考虑到这种人1：51规模与人类一般经验的适应性。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就需要我们形成改进的思路，采取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做法。现如今，欧盟的经济发展趋势比较劲猛，主要是因为整个欧洲分裂成多个国家，多个国家之间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不断的进行相互竞争，多个经济体共同存在产生的。我国划分多个经济管理区域，也可以使国内经济存在类似的关系。同时划分多个经济管理区域后，国家在大局上整体掌握着评价和管理权限，保障各区域之间能够长期的存在良性竞争。近年来，国家针对各经济管理区表现出的经济特点，制订有效的管理方案，促进每个经济划分区的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增加了经济发展区的划分，期望以此带动我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这种经济管理理念的实施，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推拉作用比较明显，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高效保障措施。

5 结束语

影响我国经济管理的因素众多，但在众多因素之中，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焦点因素。分析我国现在经济发展情况，我国需要分别让各经济划分区域分别经济发展起来，再带动其他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最终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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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6

1.1模型引进以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经济联系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引力模型自形成之初便是以距离作为参照标准的，随后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虽然对引力模型作了诸多的演变，但核心指标“距离”均未改变，本部分借鉴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的测度标准，采用以下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型。

1.2数据分析

笔者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6个节点城市为界线，计算相邻节点城市包含之间的地级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如郑州－武汉区间段，包括郑州与武汉分别到他们之间的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孝感5个地级城市以及郑州－武汉的高速铁路交通时间。另外，对于北京和广州这两个部级中心城市，适当的进行空间拓宽，可以测算到北京－郑州、广州－武汉。另外，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共24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和GDP均采用城市市辖区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年》。

2模型分析

2.1数据计算通过数据查找、整理及计算，可以计算出北京等6个节点城市分别与之相邻的地级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表。通过对表1的数据研究分析可知，以时间为指标测算的节点城市与临近地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距离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距离的增加，城市经济联系逐渐降低，但由于城市规模的原因也会出现少部分如距离较近的许昌－郑州要比距离较远的漯河－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要小的现象。

2.2数据分析高速铁路提高了沿线地区的可达性，使沿线城市跨区域的交流成为可能。根据表1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取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中位数Eij＝137为分界线，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大于或等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不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据此，针对京广高速铁路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京广高速铁路沿线6个节点城市与沿线18个地级城市将形成3大城市经济圈（见图1（a））。北京经济圈横跨北京与河北两省市，包含北京、保定、石家庄3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同样横跨河南与河北两个省份，包含郑州、邯郸、安阳、鹤壁、新乡、许昌和漯河7个城市；武广经济圈横跨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4个省份，包含信阳、武汉、孝感、咸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郴州、韶关和清远12个城市。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见图1（a））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武广城市经济圈呈现出跨区域经济的特征。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信阳以南的10余个城市出现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的无缝对接，从信阳—广州占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一半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完全处在节点城市所在的经济辐射圈范围内，其中岳阳受到了武汉经济圈和长沙经济圈内两个节点城市经济的双重辐射影响。二是中部经济塌陷与城市经济联系相关性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所在的湖北南部、河南南部等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规模不强，表现在城市经济圈中则呈现出北京城市圈、郑州城市圈及武广城市圈三个经济区之间不能有效的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了城市经济联系的“经济塌陷区”。三是规模大的节点城市或位于省的边界的节点城市都实现了跨省区组合城市经济圈。如北京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省的两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的邯郸；武广经济圈兼并了河南省的信阳。跨省级行政区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将成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及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在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五省一市形成的城市行政圈（见图1（b）），城市行政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各级行政边界是城市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除北京的首都行政圈能够跨省联合河北省的两个城市，其他行政圈都局限在本省范围内，行政区阻隔是区域间和城市间经济交流的最大障碍。二是城市行政圈一旦形成，将处在相对稳定态势。如珠三角城市群这个行政经济圈的经济势力范围自形成之初就一直限定在珠江口的9个城市，粤东粤西粤北的广大地区则由于省上发展政策、现实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限制难以与发达的珠三角经济圈实现经济对接，致使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2.3比较分析将京广高速铁路沿线由节点城市形成的城市经济圈与城市行政圈进行对比：首先，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圈普遍要比城市行政圈空间范围更大，郑州可以将沿线河南省中部及北部城市乃至河北的邯郸都全部纳入到郑州经济圈里，而中原行政圈则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仅包含郑州及其京广高速铁路沿线邻近的新乡、许昌和漯河等3个城市，即以经济联系规划的经济圈几乎是以行政手段规划的行政圈城市空间范围的数倍。其次，城市经济圈以经济联系为衡量指标，故可以实现跨省区的经济交流和经济融合发展，使节点城市的空间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而城市行政圈以城市行政区为主导下形成的，基本不会跨越省级行政边界。最典型的就是武广经济圈，武广经济圈横跨4省共12个城市，形成从信阳至广州延绵1200余公里，涵盖武汉、长沙、广州三大中心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带；再看武汉行政圈、长株潭行政圈、广州行政圈，其经济区规划范围都只局限在本省有限的区域内，城市圈之间各自为战，受行政力量制约，无法实现跨省区的经济势力范围的空间扩张。再次，不同城市经济圈之间可以实现不同省份之间的无缝衔接，实现大区域间的融合发展，最终将实现北京经济圈、郑州经济圈与武广经济圈三者的大融合发展趋势。随着京广高速铁路的全线开通，每天来往沿线的高速铁路近100列，沿线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异常明显，再看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行政圈，每个城市行政圈都严格的以行政区范围为界限，致使京广高速铁路沿线5省1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4段缺乏节点大城市辐射的经济“塌陷区”，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乃是区域的融合发展。

3结论及建议

经济联系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之间逐渐形成的一种物质流通形态，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和改变的。以经济联系为导向而形成的城市经济圈较行政规划而形成的城市行政圈而言，城市经济圈空间范围更大，沿交通干线的交通流通性更强，城市体系更加完善，能够实现跨省区覆盖，对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京广高铁北接环渤海经济圈，南接珠三角经济圈，中间串联了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中部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对京广高铁城市经济带的研究，武汉、长沙和广州这三大城市在武广高铁的串联下，已经实现了对接与融合发展形成武广经济圈，而郑州经济圈与武广经济圈、与北京经济圈中间都只间隔1个城市。京广高铁城市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已初步显现，特别是在武汉与广州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经济联系带。根据对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经济联系的研究及城市经济圈和城市行政圈之间的差异性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基于交通经济带前提下发挥国家宏观规划的导向作用。国家在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的各项发展规划要以培育空间经济发展轴线为出发点，首先提高轴线上的经济集聚效应与经济协作效应，进而以轴线为立足点不断向两侧辐射，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中部塌陷”的格局。二是中心城市发展要具有大局观念。即沿高速铁路方向，以实现区域合作与区域融合发展为主要发展目标，以强强联合与抱团发展为基本发展路径，以区域分工与组团竞争为发展形式，最终实现京广高速铁路的大融合趋势。未来在京广高铁的带动下，沿线24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各自节点城市或共同节点城市的经济辐射下，形成一条紧密的城市经济联系带，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节点城市则首先实现城市经济影响力及经济集聚力跨区域辐射，促进省区边界地区城市以经济联系为导向、以城市经济为方向、向邻近省市靠近，而非向以行政区为主导的城市行政圈靠近，进而实现京广高铁沿线地区经济的跨省区流通发展，促进京广高铁城市经济带的形成。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7

关键词：自然垄断 除外 豁免 管制

自然垄断的理论

要知道哪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必须要明确自然垄断的本质特征，而欲了解其本质特征又必须理解关于自然垄断划分的经济理论。惟此，才能进而对自然垄断行业适用恰当的规制方式。然而，现今我国经济学界关于自然垄断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统一的观点，“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准确认知自然垄断的属性”（王俊豪，2009）。当代流行的教科书中对于自然垄断本质特征的揭示均是以规模经济作为依托，如格林沃尔德认为，自然垄断是一种自然条件，它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有最适度规模的公司（肖兴志，2003）。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认为“当一个企业能以低于两个或更多企业的成本为整个市场供给一种物品或劳动时，这个行业就是自然垄断。当相关产量范围存在规模经济时，自然垄断就产生了”。也有学者是以成本次可加性作为自然垄断的理论依据，如鲍莫尔、潘扎和威利格经济学家认为，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应该是其成本的劣加性。沃特森也认为“自然垄断指的是这样一种产业，它的成本函数是，几个企业的联合生产不及一个单个供给者提供相同产量时便宜，即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肖兴志，2003）。不过我国学者对前述两个理论提出异议，有认为规模经济已经不再是划分自然垄断的惟一依据，也有学者对成本次可加性作为范围经济的中运用也提出怀疑。在异议基础上，关联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网络经济似乎已有被大家认同为自然垄断的经济学理论依据的趋势。同时，异议学者对于自然垄断给出各自的解释，有的主张，从成本次可加性出发并强调生产要素的供应缺乏弹性并带来社会福利净余收益的自然性质，得出自然垄断并非是竞争的结果，从而提出新的自然垄断概念（王俊豪，2009）。有的认为在规模经济基础上加上垄断效益大于竞争效益这一充分条件，才可以认为是自然垄断，并将垄断效益大于竞争效益作为自然性而无法用竞争去改变（李怀，2004）。

笔者认为，传统上对于仅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次可加性作为自然垄断的理论依据存在适用前提条件，在其适用的前提条件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规模经济针对仅是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如果离开这一假设条件其合理性就受到怀疑。生产成本次可加性对于规模经济的发难就是如此，生产成本次可加性针对的是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情况，其已超出规模经济的适用假定前提条件，从而生产成本次可加性与范围经济就具有天然的联系。对于单一产品自然垄断的理论基础规模经济的非难，并以网络经济替代，是考虑到规模经济中的规模大小问题，网络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规模经济，其规模之大可以达到一个国家之领域范围，因而不适宜竞争，而传统的规模经济中，规模经济垄断效益与竞争效益未进行充分比较，难以得出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就可作为自然垄断的结论。而网络经济可经得起此种比较考验。换言之，网络经济是在规模经济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说明，也是当今技术条件下规模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新发展，二者本质上并不矛盾。关于成本次可加性的批判方面，“因为成本次可加性在边际成本和长期平均成本上升的时候也存在，而长期平均成本上升是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李怀，2004），此时应引入竞争，而且学者“发现弱增性在任何垄断中都存在，多产品情形下对应任何产量的严格次可加性并不能得出自然垄断就是可维持的结论”（王俊豪，2009）。学者提出的怀疑具有合理性。所谓的范围经济，学者已从仅具有附属性说明作用角度来否认其具有独立判断规模经济的功能（李怀，2004）。至于异议学者提出的对自然垄断新解释，应该说陆伟刚教授遵从了自然垄断的“自然”属性，符合自然垄断的原始提出者穆勒指出的自然条件限制，然而由于世界科技的发展不能仅以此种自然稀缺为生产要件作为垄断必要条件，应在新条件下对自然属性进行新的界定或扩大，李怀教授提出的网络经济也应包括在自然属性之列，因为“某些网络化产业背后可能确实存在着某种天然适宜垄断的特性”（李怀。2004）。也就是说，不能固守资源的有限性来探讨自然垄断，应将“自然”定位于当时的技术与需求不变前提下，此行业是否适合竞争。此种自然资源垄断即属于曼昆教授所谈的“垄断资源：生产所需要的关键资源由单个企业所拥有”，由于“虽然关键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是垄断的一个潜在起因，但实际上垄断很少产生于这种原因——拥有没有相近替代品资源的企业的例子很少”（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2009）。不能固守资源的天然稀缺属性。对于确定竞争适合与否的标准虽有生存技术进行检测，然而，现存的外国经验足以借鉴。

鉴于新的自然垄断理解，上述学者对自然垄断进行了类型划分，李怀教授提出完全自然垄断和准自然垄断。完全自然垄断不适宜于竞争，而准自然垄断适宜于有限的适度竞争。陆伟刚教授赞同于良春教授提出的按边际成本定价划分的强自然垄断、弱自然垄断和竞争市场的三分法。学者用词虽有不同，但总体表达内容一致，所谓的完全自然垄断也就是强自然垄断，准自然垄断也就是弱自然垄断。出于用语的习惯，本文采强自然垄断和弱自然垄断。之所以进行理论分析和类型的划分是因为针对垄断的“自然属性”的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规制方式，因此从实践出发，就有必要划分哪些行业是属于强自然垄断，哪些是弱自然垄断？在此举几个国外成功经验的例子。在铁路运输方面，它主要是由路轨线路、车站、运输设备构成。其中车站相当于网络中节点，路轨线路相当于网络的有形连接，二者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只要现有的技术能承担社会所需求的客物流服务，此网络结构就属于强自然垄断，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在这网络结构中不易引入竞争。如果引入竞争，由于固定资本投资相当大，在现有的消费需求下，其边际成本总处于下降阶段，此时平均成本要高于边际成本，如以竞争的边际成本定价，必出现亏损，同时因引入竞争多增添的固定投资因其有专用性而无法转移它用，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而在提供运输方面可引入竞争，以降低价格，提高服务质量，使消费者福利得到改善。不过，这里的竞争，学者们多认为是适度的竞争，其原因或许就是此行业属于弱垄断，这也就说明了垄断强弱的划分对于反垄断法正确适用的价值意义。在航空运输方面，基本思路类似于铁路运输，此处不予多述。在电力产业方面，它是由生产电的发电厂、运输电的输电网、变低压电为高压电的变电网构成一个网络结构。其中发电厂相当于节点，而输电网和配电网相当于连接，对于承担运输功能的网络连接部分，其属于强自然垄断，不易引入竞争，理由同上。

适用除外理论

首先弄清什么是除外，将除外的理解与反垄断的豁免进行比较联系，因为国内学者大部分对此二概念经常等同（王晓哗，2008；吕忠梅等，2007），只有少数学者对二者进行了澄清（许光耀，2006；时建中，2008），本文对前述澄清的主张称为区别说。之所以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概念会导致运用不同的法律规制某些反垄断状态或行为，即对垄断仅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范，还是适用专门的管制法规范，还是二者均可规范，因此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指导价值。对于某些垄断是否由反垄断法进行调整，不仅涉及法律适用问题，还关涉法律适用的主体以及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此观之，此区别绝非仅是理论上的文字游戏，实具法律意义的定性区别。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区别说于理论上具有逻辑性，于实践上具有合理性。只是对于除外的法律规定，应进一步区分为绝对除外和相对除外两类，而相对除外又可再分为状态除外和行为除外，对于行为除外还可再分为搭售、拒绝交易、价格岐视等类型除外。

首先谈区别说的正确性。区别说均认为除外情形根本不适用反垄断法。而豁免情形是适用反垄断法的结果。虽然除外与豁免的结果均是相同的，不承担反垄断法律责任，但得出结论的过程和机关不同。除外是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对于某些不适于竞争法领域事先作出排除的规定，不管此种情形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结果以及限制程度如何，反垄断法对之避让三分，不得进行干涉，也就是说此时反垄断法无适用余地。其如此规定或根据国家利益考量。或根据政治需要，或根据特定情形如自然垄断特点等。豁免则是司法机关在适用反垄断法过程中，对于符合法定情形的垄断进行分析认定得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这里所谓的一定自由裁量权乃在于：豁免是有条件的，此不同于除外的绝对无条件性，它是司法机关对于法定豁免的条件进行考量分析认定的结果。当然，对于这些条件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由此观之，二者之区别难谓不重要，其涉及所争论问题的最终法律定性。

再谈下除外之划分。除外之划分意义也关涉争诉问题的法律适用和结果。对此问题的提出，缘于笔者对美国管制行业的绝对不适用反垄断法和并用反垄断法的思考，以及对中国学者（不管是同一说还是区别说）对于除外情形解释为包括行为或者垄断之理解。如果反垄断法或其它法律规定全部垄断行为不适用垄断法。此属绝对除外情形，如美国1914年《克莱顿法》第6条明确规定，劳动组织、农业组织和园艺组织不适用反垄断法。如果法律仅规定限制竞争的一种情形不适用反垄断法，则属于相对除外情形，如我国《反垄断法》第56条规定，其仅规定农业生产者农村经济组织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对于以上主体实施的其它反垄断行为如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势力行为并没有作出除外规定，对于此种未定的行为，如果其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仍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再如，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对于知识产权的垄断状态进行了除外规定，但对于知识产权人滥用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仍适用反垄断法，并没有除外。因此，对于除外的再划分规定，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不致于使人误为限制竞争的所有情形均被除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错误发生。

反垄断法主要立法目的是排除市场的竞争限制，而此目的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于市场的存在。也就是说，反垄断法这一上层建筑的存在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为国家所采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市场的配置资源有效性，即经济效益。然而市场经济并非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如垄断的产生。而且也对某些领域也无能为力如公共产品。因此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天生不足，政府对市场干预之一反垄断法规制即发挥作用。其规制对象主要为市场的三大领域，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兼并。其实，这三领域的划分或描述是按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化，可称之为规范类型。如果从理论上进行划分，可以将限制竞争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统一归结为行为领域，因为二者本质属于当事人之行为。企业兼并实质上是对市场结构的调整，防止垄断结构或寡头垄断结构的产生，可归属于垄断状态或结构领域（为本文方便，下文统一称之为垄断状态）。由此，反垄断法调整领域可划分为行为和垄断状态两大领域。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各国反垄断法均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规模经济的垄断状态不提之，仅对企业之间的合并提高警惕，说明，企业之合并不一定具有规模效益，或具有其它重要经济危害性。那为什么对自然垄断行业不进行反垄断调整呢？另外，对某些本属反垄断法调整的行为为何又对之置之不理呢？换言之，自然垄断之反垄断除外之理由何在？

除外适用与反垄断法适用均是对市场微观主体之规制，其必须符合国民经济良好运行这一总目标，也应完全符合市场规制之目标，正如反垄断法所要维持的“竞争能为我们带来“最佳的经济资源分配、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刘宁元等，2009）一样，除外调整也应具有此理想。然而，如同“竞争于反垄断法的意义确实重要，但它承载不起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它不过是反垄断法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倡导的方法和手段。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根植于竞争背后的东西，是国家通过维护竞争希望达到也能够达到的效果”（刘宁元等，2009）一样，除外调整在作为国家进行经济干预时也具有相应的政策目标。除外适用之目标也同样具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其目标也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所谓经济目标的理论基础与前述自然垄断理论密切相关。限于文章的限制，此处不予赘叙。社会性目标并非单一。或出于信息不全或出于经济地位不对等或出于社会稳定全局性考虑，本文仅以农产品行业为例，我国《反垄断法》第56条对于农业的某些经济行为进行了除外适用，学者对此除外理由也基本相同，莫不是基于农业生产者对于消费者信息之缺乏、农产品本身生产周期长、易腐性等所致农业生产者对抗风险能力较弱，农业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影响人民总体生活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时建中，2008）。

自然垄断行业之规制方式

前文已谈到自然垄断行业因除外理论而不适用反垄断规则，该行业的企业垄断就具有合法性。如此，其是否就可以任意而为不受任何拘束？若此，垄断企业因无竞争，在管理成本、技术更新等方面将不具有竞争情况下的所具有的效率和积极性。同时。垄断企业所具有的经济人的理性必使其滥用其经济优势力以满足自己利益最大化之需求，由此将会导致垄断行业产品的价格将超过竞争条件下的产品价格。从而侵害消费者利益。这样的结果就会使除外领域的理论束之高阁，与实践背道而驰，实有对反垄断法除外的行业进行干预的必要。虽然，随着放松管制（规制）理论的兴起，技术进步缩小了自然垄断的范围，但各国根据现有的条件仍存在一定范围的自然垄断，对该自然垄断企业仍进行有效的政府规制。问题是，如何对垄断企业进行规制？反垄断法对此完全不干涉吗？

首先，关于自然垄断企业是否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问题。根据上文论述的除外理论，只要适用除外规定，反垄断法自然无权进行规制，这应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必须指出的是，自然垄断行业是否全部适用除外规定，即其垄断状态及全部垄断行为。这一问题必须得到澄清，否则会造成对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方法的误解，并关涉规制机构权力的分配问题。此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根据除外适用范围的大小而定，也就是说，当自然垄断行业全部适用除外规定时。反垄断法就不得适用，既使其行为具有符合反垄断法的限制竞争行为，造成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比如，“美国1984年的《航运法》（Shipping Act）含有一套类似反托拉斯类型的条款，适用于受联邦海事委员会管制的公共承运人，而且明确禁止针对该机构管辖内的行为提起私人反托拉开斯诉讼”。如果自然垄断行业仅部分范围适用除外，则未涵括在除外范围的部分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则。由于除外与反垄断之间形成一种零和博奕状态，除外领域越大反垄断法适用余地就越小。因此，对于自然垄断企业的除外适用，应具体分析其除外领域之范围，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相关法律的适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除外规定是否必须限于反垄断法之明文规定？换言之，如果反垄断法没有明文规定行业适用除外，是否必须适用反垄断法？美国反垄断法虽无规定，但其在司法判例中进行了合理的解决。法院Sound公司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的判决中“内含豁免”部分认为，法院从来没有因为联邦机构对被告的行为存在管辖就认为反托斯法不适用于被告这些反竞争行为，而且，只有反托斯法与规制法律之间有明显冲突时才含有反垄断法的豁免适用，或者当反垄断法的适用将干涉规制机构的运营时才存在豁免。并据此认为1934年的联邦通讯法的语言和历史未使法院相信国会在建立规制通讯行业的制度时意欲代替反垄断法，从而对本案适用了反托斯法。而在另外一起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基本上适用同一分析原则，认为固定的佣金制度是在SEC的积极监督之下，其不属反垄断法管辖范围，如果适用反垄断法，将会由于违反谢尔曼法规定阻止固定佣金制度，由此将会造成反垄断法不恰当干涉证券交易法所期待的运转，从而决定本案不适用反垄断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由此看出，在反垄断法没有明文规定除外情形下，并非一概要适用反垄断法，而应视其它规制该行业法规的规定宗旨是否与反垄断法之宗旨相左，及相应的规制机构是否已经对于相关的产业进行了详尽的尽职实质管理。

其次，有些自然垄断行业适用行业法进行规制的同时，也涉及反垄断法规则适用，这就产生了两种规制机构设置问题，即是适用一个机构统一行使管制权，还是由两个机构分别行使各自的规制权。对此，世界各国做法并不一致。有的国家，采用一个机构行使规制权，此称为单一制。比如荷兰、新西兰，此机构即属反垄断法执行机构。有的国家则分别将反垄断规制和政府规则交由相应各自的机构行使权利，此称为分别制。分别制中，有的国家采取分权式，有的国家采用共权式。前者是指各个机构分别行使反垄断和政府规制。各司其职，后者是指两机构共同行使反垄断规制权。不同的规制机构设置自存在不同的利弊，单一制具有效率高，机构精简，规制成本低，然而，遇有专业性问题时，尚不能够有效解决，比如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基础设施的技术不能够精通，无法适应技术变化之要求。分别制虽然能够克服单一制的缺点，然而，具有机构重复，甚至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情况下相互推辞责任等缺陷。笔者认为，应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及规制职能、效率等需要，寻找比较适宜的解决办法，比如在我国，由于反垄断法意识不强，不具有相应的竞争文化，而且在反垄断法公布之前均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一手操办，为了克服前述不利因素，弘扬竞争文化，去除行业主管部门的本部门利益保护，保证执法相对的独立性，对于采取分别制较为可取，而且应是分权式的分别制。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8

    经济型别墅概念

    根据北京别墅市场的现状和特点，整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高档别墅、中档别墅和经济型别墅。

    具体的别墅划分，我们可以粗略地以价格、户型和花园面积进行衡量。高档别墅大都属于独栋产品形态，售价在11000元/平方米以上，容积率在0.3以下，户型面积大于400平方米，花园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中档别墅社区规划有独立别墅/Townhouse产品等多种形态，售价在8000-11000元/平方米左右，容积率在0.3-0.7范围，户型面积大约在200-400平方米，花园面积在200-1000平方米范围；经济型别墅以Townhouse产品等类别墅为主，容积率在0.8-1.0左右。

    北京经济型别墅供应及分布

    北京市经济型别墅的供应呈现年度逐步升温的发展态势。从2001年开始有所供应，但体量较小；2002年开始升温，供应量有所增加；2003年经济型别墅供应陡增，体现了“2002Townhouse年”、“2003别墅年”别墅市场的良好发展前景。

    2001年开盘的经济型别墅主要有慧谷。根源、塞纳维拉、倚林佳园、康城等，总体供应大概有1200多套，产品以联排为主（倚林家园叠拼为多），建筑规模达到40万平方米。

    2002年开盘的经济型别墅有雅典娜庄园、氵师城百丽、雪梨澳乡、棉花城（加来小镇）等，供应套数也在1200套左右，供应规模达到38.7万平方米。2001年和2002年供应差别不大。

    2003年开盘的经济型别墅有20个左右，供应套数在5400套左右，供应规模达到了230万平方米。2003年与2002年比，供应规模增加了约5倍，供应发生较大变化。

    北京经济型别墅的需求特点

    经济型别墅的需求与它的供应有着同步变化的关系。2000年、2001年经济型别墅出现，抓住了市场供应的空白点，也是消费者逐步认识和接受这种产品的过程。2002年，市场上Townhouse产品从概念宣传、产品设计和市场销售等方面都有深入发展。产品越做越细，销售情况良好，为2003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3年经济型别墅有了质的飞跃发展，供应量猛增，产品概念和设计创新不断涌现，特别是非典后引发的健康住宅发展高潮。

    经济型别墅有着特定的需求人群和需求特点：

    1.经济型别墅具有较强地理位置特点。

    经济型别墅一般位于交通便捷的城市边缘地带，距离市中心10-20公里，距离市中心的车程在30分钟左右。在北京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城市边缘地带主要有：亦庄、大兴、京昌高速沿线、通州等规划的卫星城镇及开发区。而购买这种类型的别墅客户大多拥有私家车，对距离的敏感性要稍小，而更多的注重环境、居住生活品质。

    此外，随着市政建设向郊区延伸，如五环（公路一环）道路的建设，将郊区住宅组团串联起来，使远郊别墅的交通更为便捷。

    2.经济型别墅房型规划设计合理、面积适中，功能齐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健康需求。

    经济型别墅的面积大都控制在200平方米以内，而房型设计紧凑合理，充分满足起居、会客、学习、健身、休息等各种功能。和公寓相比，经济型别墅的功能划分更加人性化、细化：能够把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以上下层分布的办法分割，干扰减到

    最小；在同样总价的范围内，经济型别墅给了消费者更多的自由设计和享受自然环境的空间，这也是其备受消费者青睐的原因所在。

    从北京市目前经济型别墅购买群体来看，亦庄的购买群体主要位于国贸区域、大多为私企老板、外企经理等；在京开沿线购买群体主要为西城、海淀的客户，大多为政府官员、事业单位高层领导、私企老板等；在京昌沿线购买群体主要来自海淀、亚运村、燕莎等区域。整个购买群体具有较强的地域关联性和工作性质档次的高层性。

    经济型别墅的发展前景

    对于北京经济型别墅市场来说，发展空间是相当大的，从地域上看，以下区域颇具前景：

    首先是位于京东的通州区。由于该区域地域广阔、发展空间较大，经济型别墅的规模颇为可观，康城以百万平方米的规划打响了Townhouse进入京城的第一枪，而珠江国际城洋洋百万平方米的规划使通州版图再增亮点。价位定在4000元~5000元／平方米的精装修花园洋房和叠拼House，在整个京城别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大规模的开发也使各项目自成体系，有效弥补了通州区配套不足的劣势，因此该区域的经济型别墅产品的发展前景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