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范文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1

任何能够在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获得成功的国家都不得不回答下列四个问题，而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来自自身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

其一，国家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其二，如何在一个互相依赖同时又饱受冲突折磨的世界中追求本国目标？

其三，如何因应数字经济？

其四，为达到目的，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事实上，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可以协调成员国的内外政策，形成合力，并进而在国际关系中施展更大的影响力。要达成这些目标，金砖国家则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其一，进一步超越拥有相似地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国家集合的身份――领土广袤、人口庞大、经济繁荣、潜力巨大，这些因素既可以对金砖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的活动起正面作用，也可以是分裂金砖国家集团的因素；

其二，在追求国家利益和理解世界运作上发展出更精妙的构想，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其三，建立正规和常态化的机制，将各国商务、社会、政府等各界精英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统一的国际事务议程。

不过，我们需要牢记至少到目前为止，金砖国家还不具备下列特点：

其一，金砖国家还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

其二，金砖国家既不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也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其三，就人权、环境、国际和平、安全、贸易准则、在联合国或国际贸易组织（WTO）内的联合行动等问题而言，金砖国家只是在构筑共识平台方向上迈出了最初几步。

因此，金砖国家必须了解它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和精英赢得哪些东西，它们想为世界提供哪些东西，并从世界得到哪些东西。而人们也不得不质问金砖国家：

它们是否有一个权力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繁荣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名望规划？

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金砖国家的概念才能和应该如何建构未来世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

这几个伟大的国家能够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是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它们成功地适应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即，在一个就业成为经济成败关键因素的世界里，这些国家落实了多种可行的发展战略，帮助自身经济不断提供当地含量（local content）。

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金砖国家的未来不再取决于它们能如何有效地适应世界经济，而是会取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形塑世界经济。这必然会使这些国家从成功的当地含量提供者（local content provider）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和创新枢纽。

竞争力冲突

当全球资本主义挣扎着试图在目前的危机中找到出路时，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发展潮流――即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背景下，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纳建筑在所谓“当地含量主义（local contentism）”理念上的工业和贸易政策。

无论其起初目标是保护新兴工业、发展高科技，或者是建设成熟的制造业，这种做法正日益成为国家构筑其贸易和引资能力中最频繁使用的工具。

在全球层面，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所谓“货币战争”的范畴。汇率策略上的纷争只是一些辅助手段，而非决定性的战斗。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竞争力冲突”阶段。

为了抵消鼓励出口的汇率干预战略，许多意义模糊的“当地含量主义”伴随着各种防御性贸易政策发展了起来。当然，现在的“当地含量主义”和过去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很明显的不同。后者主要关注进口配额、关税壁垒等旨在保护“民族”产业的问题，而前者则十分看重外来投资，并在更大范围内将政府采购作为诱饵，用以吸引投资。总之，“当地含量主义”的关键在“当地”，而不是“民族”。

金砖国家成功的“当地含量主义”措施早已将自身与传统的排外性保护主义手段区分了开来，后者在20世纪曾折磨了各国的经济政策。人们不再谈论工业资产的民族化，就好像财富不再以物理形式表现，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才干或知识密集化过程中一样。

最近美欧国家也出现了显著地朝着“当地含量主义”运动的趋势。今年美法两国总统选举的主题不再聚焦自由市场，或是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转而关注创造就业等当地含量问题。

中国巴西比较

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是1978年以来其错综复杂、设计精巧的“当地含量主义”政策的产物：例如，其公私合作关系（PPP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成为了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跳板，国内（曾经）极度低廉的生产成本，进入世界最重要买方市场的特权，充满活力的商务外交（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中国贸易投资代表团分赴美国和欧洲）。

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度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产生了世界经济中实实在在的“日食”现象（即世界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编者注）。在美欧这两个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之外，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中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1971年的一场经济讨论会上，这个会议集中了大批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世界知名的战略学家和未来学家，会议的目的是预测中国和巴西的未来：

到2011年的时候，哪个国家的名义GDP总量更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哪个国家GDP总量的60％与国际贸易相关？

哪个国家会成为FDI的最大目的地？

在1971年，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巴西。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南美巨人身处“巴西奇迹”的高潮，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那时，世界充满了对巴西的期待。而在同期，中国吸引世界关注的并非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而是其充满了问题的生产。

然而，即便现在巴西在世界上鼎鼎有名，而全世界也对新兴市场的潜力充满敬畏，但事实上，2012年，巴西、印度、俄罗斯三个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中国一国相当。

那么在过去40年里，哪些事情促使中国获得了今天的突出地位？

中巴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巴西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一个“将指路灯挂在船尾”（有时甚至连灯都没有开）的历程，其发展缺乏引导；而中国则“朝着未来打开了指路明灯”。中国人认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它们制定计划，选择一个发展模式后，就坚持不动。而巴西并非如此。

中国决定在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上施展其权力和名望的影响力。它制订了一个建筑在对外贸易和吸引FDI基础上的国家计划。它推行并继续着计划生育政策，以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后者总量约占中国GDP的50％。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巴西宏观经济失序，这等于在巴西经济字典中删除了“长期”一词。巴西民众也因经济失序而受损失。但这些损失并不能被看作是为“国家计划”做出的牺牲，因为那时候的巴西根本没有全国性计划。

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整合了公私部门合作关系、劳动法、廉价劳动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低税收政策，使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而巴西却没有能够在过去40年里落实任何有助于发展其权力和名望的计划。

今天，巴西将国家发展计划和复兴计划混杂在了一起。巴西关注基础设施、港口、机场和道路的建设――这是过去追赶现在的举措。事实上，巴西正在寻求“进口替代式工业化（ISI）”的沉默复兴，或说ISI2.0。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改变国家经济依赖农业和矿业的DNA。

20世纪两个时期的增长――即库比斯切克总统治下的“五年跃进五十年计划”时代（1956－1961），以及“巴西奇迹”时代（1967－1973）――在很大程度上都是ISI的结果。ISI使巴西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也成功地将巴西转化成了一个以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为服务对象的工业经济国。当然，汇率政策不清晰、工业垂直整合缺失，以及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也给巴西带去了ISI不受欢迎的两个“孪生姐妹”――通货膨胀和外债高企。

今天，ISI2.0很容易通过巴西国有企业、官办银行、大城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确认、追求巴西国家利益的做法来定义。ISI2.0是观察巴西各级政府如何在外国竞争面前保护本国企业，繁荣当地含量，运作政府采购的变量。

ISI2.0有两张面孔。一方面，它继续维系高额进口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保护民族企业集团并繁荣巴西的战略产业（如中间品生产、软件、电子产品、汽车等）。另一方面，当本币被明显高估时，如果没有关税壁垒，巴西制造业贸易逆差将变得更为巨大。事实上，许多巴西人已经因为向外国进口商品支付过高价格而不满。

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ISI雏形，ISI2.0明显是“民族主义的”。不过，它也与时俱进地更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除了保护巴西企业，ISI2.0还号召企业“巴西化”，即鼓励它们挖掘巴西国内市场的潜力。巴西有一整套鼓励企业在国内创造工作机会的激励机制。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工具就是卢拉-迪尔马两届政府执行的、有力的政府采购政策。

巴西正在运作一个“盐下油藏对冲基金”。因此，未来30年里，发现新石油储备的乘数效应对那些有意投资巴西的企业来说将变得格外巨大，并促使其制定在巴西发展的长期计划。这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虽然全球经济危机仍在继续，但巴西仍吸引了650亿美元FDI，约占当年全球FDI总量的5％。

那么，现在巴西面对的都是好消息吗？也不全是。如果它继续将亟待改革的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和政治改革放在一边，那么巴西很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乃至全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一个。巴西的ISI2.0计划也有其天生的弱点。在未来许多年里，这个计划都有赖于持续的、大规模的FDI流入。为了使各项工作顺利推进，ISI2.0还必须创造更短的学习周期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巴西的未来有赖于其各行各业的企业能够朝着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对巴西而言，将其富有创造力的民众引入一个充满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社会是最重要的战略。巴西今天的比较优势（生物能源、矿业、石油、盐下油藏开发）必须为建设明天的比较优势服务（不断扩展的研发、专利业、新产品、企业与大学的紧密结合等）。

从当地含量提供者到创新枢纽

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其他经济体“去工业化”问题，巴西、俄罗斯、印度有其自身考量。但它们至少应该通过各自版本的“当地含量主义”进行“再工业化”，以部分抵消中国的冲击。

以巴西为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FDI来源。农矿业是巴西的比较优势，中国对农矿产品的需求很自然地促进了双边合作，并将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物流、基建、飞机制造等）。

因此，巴西、俄罗斯、印度的企业家怀着对中国产品“潮水般”涌入本国市场的忧虑，也自然会欢迎各自政府收紧进口配额或采取其他进口限制措施。不过，这些企业家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没有过多的批评，他们更愿意批评各自过时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劳动法和财政法、落后的基础建设，以及过高的融资成本对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的损害。

因此， “当地含量主义”如今既是中国得以成为全球经济引擎的重要支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对抗中国超强竞争力的概念之一。

在全球化高潮阶段，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物流业、产业供应链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商品是来自“公司网络”的“世界制造”。但未来，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少地看到这样的“世界制造”，而看到更多来自单一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甚至在因“贸易立国”战略繁荣的中国，也不得不发展一个不那么依赖对外出口，而更多依赖内部消费的“当地含量主义”发展模式。中国政府、企业、消费者以购买者身份签署的合同将不得不更多地支持地方化的经济行为，以便为地方创造工作和就业。

然而，虽然“当地含量主义”能够在数年内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带去不小的利益。但全球经济将为此在效率层面付出高额代价。如果“当地含量主义”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赶超战略的一部分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控制跨境经贸合作的哲学，那么我们只能看到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失衡、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也将随之上升。

相反，如果作为金砖国家工业政策核心部分，当地含量只是用以保障各国企业能够公平竞争的杠杆，那么金砖国家作为全球竞争引擎的地位就能进一步稳固。

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其“当地含量主义”政策转化为发展知识和创新的跳板，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未来世界里最具有活力、最繁荣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集团。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2

职工民主管理的主体是谁，即由谁来进行民主管理，顾名思义，毫无疑问是全体职工而不是企业所有人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把企业所有人员都作为民主管理的主体，除了全体员工之外，还包括企业行政领导人。在召开职代会时，坐在台下的职工代表听取和审议坐在台上的“职工代表”的工作报告；台下的职工代表评议监督台上的“职工代表”的年度工作，职工代表大会岂不成了职工互相审查，互相监督的机构了?造成职工民主管理主体混乱主要原因是职工概念的不明确。关于职工的概念，在不同的体制下有不同的含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指的是“在国家劳动计划指标内的职员和工人”，包含了国企的领导人和其他员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职工的概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改革后，国有企业从数量上急剧减少，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大量地涌现出来。工会和职代会的组建也在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在非公有制企业，如果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工概念便彻底行不通了。因为无论非公有制企业的老板还是打工者，没有一个是“在国家劳动计划指标内的职员和工人”，即没有一个“职工”，职工民主管理便无从谈起。如果照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把企业所有人员都作为职工民主管理的主体，这样的民主管理只是作表面文章而已，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其非公有制企业行政领导人即是企业的代表，依法行使企业的自主经营决策权，无须再增加一个“职工代表”的头衔。用最通俗的话说，老板就是老板，管理上就做决定，无须再增加一个“打工者代表”的称号，老板不可能代表打工者对自己的拍板权进行审议和监督，这也是不必要的。即使在国有企业，也应对“职工“这个概念加以重新界定。因为如果职工指的是包含行政领导人在内的企业所有人员，即企业的行政领导人也是职工，那么在国有投资占主体的公司制企业里的董事、监事，都有担任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资格，他们都可以是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又何必多此一举，推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公司法》中关于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规定也毫无意义。笔者认为，必须明确，职工民主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全体职工。但这个职工的概念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含义而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含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职工是指企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即与用人单位相对应的直接生产者，包含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工人)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科技人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员工。作为用人单位一方代表的企业行政领导人员是不包含在此范围内的。无论是在公有制抑或非公有制企业，其行政领导人本身就是投资者或其授权的管理者，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不应该也没必要再赋予他们以“职工代表”的身份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力。因此，在实行职工民主管理过程中，在职代会代表、平等协商代表、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资格认定上，必须坚持职工身份尤其是一线职工的身份，明确规定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不能少于全体职工代表总数的80%，车间、科室的中层管理人员不能超过20%的比例，企业行政领导人不宜作为职工代表。

二、工会参与民主管理的难点：职工民主管理的性质是职工“作主决策”还是“参与管理”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职工是以什么身份来管理；二是管理的性质是作主决定还是参与决策。从政治理论上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人民在社会管理中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由于企业属全民所有，职工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因而企业当然也属于职工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职工当家作主管理自己的企业，这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非公有制企业已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企业的资产为投资者所有，投资者及其他们委托的管理者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他们在企业有钱有权，他们才是企业的主人，职工在企业中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其主人身份从何而来?没有主人身份，在管理中又如何去“当家作主”?身份决定地位。在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作为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很难说他们是企业的主人。即使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众在管理中也不能完全当家作主。如果说在国企是由国家(国资委)代表全民来管理企业，决定权在国资委手里，职工群众不可能当家作主的话，那么在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就更不可能当家作主了。职工群众在管理决策中只能是提提意见和建议，只能称之为“参与管理”。对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也很明确：“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造成职工民主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拔高。作为企业的职工，其地位具有两重性的特点：一方面在政治上享有国家主人的地位，其公民权利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劳动过程和企业的劳动关系中，他们又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他们与企业具有隶属关系，要服从企业的合法管理，其享有的是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在理论上和政治宣传上，我们把职工的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无限放大，并延伸到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中去，把职工作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的行为提高到作为企业主人的“当家作主”的高度，使职工民主管理提高了一个档次，提升了大家对职工民主管理的过度期望。这样拔高的结果是一把双刃剑，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理论上的拔高，现实中又远远不能做到，导致职工群众对职工民主管理失去热情，消极应付，职工民主管理便流于形式。

三、结语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3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认识客观事物，需要借助科学的概念；而科学的概念，只能来源于客观实际。概念．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科学概括。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一切概念同样具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一切概念同样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列宁说道：“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4这就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和概念本身发展运动的辩证法。“会计管理”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就其实质来说，是会计工作和反映这一工作的概念本身的辩证运动的产物。

“会计管理”的概念，是建立在“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是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我认为，通常讲的“会计”，就是指的“会计工作”。有人说：“会计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会计学和会计工作的统一”，因此，在“会计”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会计学和会计工作两个方面。”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科学。稍懂词法的人都知道，这叫做一词多义，“名义”就是多个概念：把多个不同义的概念混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概念，也是违反逻辑常识的。会计工作和会计学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会计工作就是会计工作，会计学就是会计学，尽管它们都可简称为“会计”，但却不能混为一谈。正象有的同志说的那样“企业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学，计划不等于计划学，物资供应不等于物资供应学”一样，会计工作是一项实践活动，会计学则是一门学问。“会计”这一概念，是人们对会计实践的理论抽象。实践中有会计这种工作，人们把它抽象化形成概念，称之为“会计”。“会计”这个概念产生于会计工作，而会计学则是对会计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会计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太古时期的共同体5到今天，上下已有几千年；而会计学的发展历史，则是十分短暂的，即使从1494年算起6，前后也不过几百年。在没有“会计学”的概念时，就有了“会计”的概念，显然就是指的会计工作。“会计管理”的概念，就是建立在“会计就是指的会计工作”这一固有的含义基础之上。

那么，会计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从会计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是一项经济管理工作。会计虽然原来是“生产职能的一个附带工作”7，但“生产和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件事”。会计的产生固然和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但它不是生产活动本身，而是人们对再生产过程进行管理的一种活动。生产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经济关系越复杂，讲求经济效益的要求越高，会计工作就越重要。几千年来，会计随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讲求经济效益的内容和方式的不断变化，随着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到现代社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了。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从上古时期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这数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对会计的基本要求，就是记帐、算帐，会计一直停留在簿记阶段，只是经历了从计数列簿记的发展。以后有了报表，并有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簿记进一步发展到会计，但仍然是以记帐、算帐、报帐为主要内容。因而对’会计形成“工具论”这种朴素的、直观的看法，是不足为怪的。促即使是事后的记帐、算帐，也不能否认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经济管理的最初形式，就是计数、计量、计算。发展到后来，在记帐、算帐过程中，就包含了对经济业务的审查和对经济活动的综合、分析，就更直接具有管理的性质了。

社会发展到今天，经过几次产业革命以后，现在又面临新的技术革命，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会计工作的领域也随之越来越广阔。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会计已经从事后计算，发展到同时进行事前计算，预测分析，参与决策，加强事中控制。会计工作渗透到生产技术的各个领域和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记帐、算帐已不能概括会计的全部职能。簿记在历史上是会计的一个发展阶段，在今天是会计的组成部分，它从属于会计，只是会计职能的一部分。

目前，西方不少会计专家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如果从信息论的观点去理解，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经济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经济信息，都可以把它看成是各种信息系统。把作为经济管理组成部分之一的会计，也看作是信息系统，是无可非议的。不仅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同样，统计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计划也是一个信息系统，其他各种管理都是一个信息系统。但是，用一种无所不包、如此广泛的概念，表达一种特定的概念，并作为一种规范化的定义来使用，显然是不可取的。问题还在于西方某些持“信息系统论”的会计学家们的会计观，仍然是局限在记帐、算帐的传统观念之中。把会计仅仅看作是一门数据处理的纯技术工作，不具有直接履行管理的职能，只是“输送有关单位的财务信息或其他经济信息，以供信息使用者判断和决策之用。”8虽然他们把视野从过去的数据，扩大到了预测未来的数据，但似乎仍然把会计看成是“算盘”、“电子计算机”一样的数字运算工具。英文information一词只是情报、资料、信息，不包含管理的意思。把会计作用局限在仅仅输送信息，显然也是不符合会计工作客观实际情况的。现时的会计工作，不仅要处理数据，提供信息；还要预测前景，参与决策；掌握动态，进行控制；分析效果，考核业绩。即使是处理数据，也不是象机器人那样机械地、直观地记录。而是一种包含会计人员主观能动作用在内的“观念综合”。更何况核算过程之中交织着监督，不是简单地收款、付钱、记帐，还要审查这笔钱能不能收，能不能付，该不该花。正因为先进运算工具的出现，并在会计领域广泛运用，传统的手工式的占用大量入力的记帐、算帐那一套数据处理工作，被电子计算机所代替，并且出现了“会计电算化”的专门学科，工作速度大大加快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同时核算工作量也大大简化了。可以预计，今后会计发展的前景重点已不在于数据的处理，而在于数据的利用，在于对经济活动的预测、决策和控制。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将开拓会计工作更加广阔的领域。会计的预测、决策、控制、监督，将成为会计的主要职能。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家从十年动乱，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从片面追求高速度，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在经济体制的大改革中，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由于整个经济形势这些战略性的转变，实际生活中的会计工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

第一，经济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使会计工作着重点，从事后算帐向事前、事中转移。会计工作的领域更加扩大，地位和作用更加提高，会计管理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率。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给企业增添了活力，会计工作也空前活跃，新创造、新经验层出不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出现，促使经济工作从计划到核算、从控制到分析、从预测到决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以后，会计工作无论在对外经营和对内管理方面也都遇到许多新课题。在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以后，企业朝“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方向迈出了更大的步子；随着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发展，一个新的企业会计管理体系正在形成。

第三，在搞活经济的同时，更要加强监督，更要加强会计法制建设。《会计法》正式颁发后，将使我国会计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成熟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这些也极大地丰富了会计管理的概念。

第四，马克思曾经说过，会计“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9还指出价值决定仍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意义上起支配作用，而“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10所以社会主义会计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较之资本主义都有极大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必需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要强调价值管理。因而，建立一个与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会计体系，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急需解决的课题；：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必然会出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会计管理如何在核算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核算和监督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会计的职能作用，应该超出一个基层组织，成为社会核算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多层次的经济体制结构，带来社会上会计咨询服务的兴旺。所有这些都将丰富会计管理的内容和形式。

第五、在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中我国的涉外会计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整个会计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由于和外国的经济交流增多，世界各国会计管理的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也吸收到我国会计管理体系的内容之个。经过博采众长之后，需要融合提炼，加工改造，才能自成一家，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既然现实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么，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概念，也应当不断地校正、改变和更新。由概念组成的理论，也应该达到新的广度和深度。我国的一些经济管理学家，在今年召开的一次“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上提出：要“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管理体系”，要“在国际上形成一个中国的管理学派。”11我想，我国的会计学家们，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关于“会计管理”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由于和传统的会计观大相径庭，引起了一些误解。现在，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看法需要澄清：

1．有人认为，提出“会计管理”是为了提高会计的地位、鼓舞会计人员工作的信心。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推测，会计的地位、会计人员工作的信心，不是提出一个概念所能决定的，概念的产生也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随着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较之过去已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种客观存在，而不是提出一个概念所能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客观现实中会计地位、作用的提高，是产生“会计管理”概念的重要基础、

2．有人说，不问意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说法，就是不重视会计的反映作用，就从根本上抹煞了会计的特点。我认为不能这样推理。不同意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说法，并不等于不重视会计的反映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会计不具有提供经济信息的职能。本文前面已经阐明，如果把会计的本质用“信息系统”来概括，以提供信息作为会计的全部职能，显然有失偏颇。我们历来认为核算和监督是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离开了核算就无所谓会计，监督也无从谈起，它是整个会计工作的基础；而离开了监督，会计也就失去了生命，它是整个会计工作的灵魂。正如同理解马克思关于“控制和观念总结”的论述一样，从职能的重要性来讲，控制是第一位，观念总结是第二位的；从工作的时间顺序来讲，观念总结是先于控制的，会计的监督是融合于核算过程之中的(核算包括事前、事中、事后核算)。核算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监督，不需要控制监督而进行核算是毫无意义的。

3．有人把“会计管理”解释为“就是管会计”，这是极大的误会，也违反逻辑常识。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不能顺过来、倒过去都可以说的。例如，物资管理可以倒过来理解为管物资；但计划管理，就不能倒过来说就是管计划；审计监督，不能倒过来说就是监督审计。这位同志把“会计管理”的概念作了“管会计”的解释队后，就宣称这一概念“毫无意义”。如果依此类推，那么“计划管理”这个名词岂不也应当取消。

4．有人说，会计和管理是两个概念，不能捏到一起来，会计是一种整理和提供信息的方法、工具，会计管理是一种由会计人员运用这一工具进行的管理活动。他还举例说，正象企业和企业管理、生产和生产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会计”和“管理”当然是两个概念，但“会计”和“会计管理”是同一概念，“会计管理”是“会计”这一概念内涵的深化，反映了会计工作的本质属性，是同一概念的发展。如果把“会计”说成是一种工具，把会计管理说成是一种活动，把会计人员“运用会计这一工具，进行会计管理”叫做会计工作，这种概念上的混淆，会使人堕入五里雾中。按照这位同志的意见，逻辑地推论下去，计划和管理也不能捏到一起，是不是“计划管理”这个概念也应该取消。至于会计是管理，早已有人论述过。法国的法约尔(henri fayol)l9l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就把会计列为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美国的古利克(luther culjck)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学论文集》提出的管理七职能论(posdcorb)，也包括了会计。马克思的“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更是对会计管理职能的高度概括。

5．有人说，会计本身就包含管理的意思，再加上管理一词，未免画蛇添足，反而损害了会计的本来含义。当然，如果大家对“会计”的含义理解是—致的，都认为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会计”一词本身就包含了管理的意思，不加“管理”两字也未始不可。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会计就是记帐、算帐，“会计是为管理服务的工具，至今仍广为存在。为了区别于传统的会计概念，为了突破传统会计观的束缚，突出会计的本质属性，我认为加上管理二字，十分必要，此其一。其次，当我们谈到经济管理时，可以有计划管理、物资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人事管理，等等，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会计管理呢?在这种情况下，用“会计”一词较之“会计管理”一词远为逊色，而且表达不了会计在微观经济中是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经济中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其三，汉语中这样的用法屡见不鲜，例如，审计就包含了监督的意思，在西方国家就没有“审计监督”这个专用辞。但在我国宪法和日常用语中，经常提到“审计监督”，而且这一用辞概括了审计的本质属性同时也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审计是整个经济监督体系中的一部分——审计监督。会计管理这一概念，也概括了会计的本质属性准确无误地表达了会计是整个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会计管理。

6. 有人说，会计的概念加上“管理”以后，变得无限扩大、捉摸不走了。问题在于这种“扩大”是否符合实际，是原来会计概念的范围过窄了，还是现在的概念过头了。当然。这种“扩大”不．是人为的，不是无限的。会计管理的范围，只在价值运动范围之—内。所谓“过程控制”并非一切过程，只是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过程，概念本身是抽象的，由会计管理各项工作体现的管理属性则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如果现实中的会计是管理活动，而理论上的会计概念又不是管理活动，那倒真会使人捉摸不走，无所适从。这里且不涉及所管理的各种具体内容是否应划入会计的范围，仅就核算、监督这两项基本职能来说，是否应属于管理职能，如果承认核算、监督是会计的基本职能，那么，“会计管理”的概念，既没有“无限扩大”，也不是“捉摸不定”的。

7．有人说，会计管理管价值运动，就不管使用价值，而离开使用价值的价值是不存在的，因此，“会计管理”的概念不能成立。同时认为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说会计管理管价值就降低了会计的地位，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管理总是有分工，有侧重，不能说会计管理管一切，既管价值又管使用价值；但各种管理又是有联系的，特别是会计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和—切其他经济管理都是十分密切的联系，当然不能说离开使用价值来管价值。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在一个统一的商品体中，把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样的二重性，分为主导和从属同样是不妥当的。没有使用价值不可能有价值；同样，没有价值就不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连商品本身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包含在其中的东西呢：从商品经济的特点来说，对商品生产者而言，他的自身目的是为了获得价值，而使用价值是对别人、对社会而言的。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管理特别是国民经济的管理，要以价值管理为主12，是发入深省的。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4

【摘  要  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  键  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  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  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  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  ％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  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  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  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  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  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  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  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  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  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  ］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  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  ）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  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  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  ］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  ］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  ）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  ）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  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10］李忠.对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几种不同判断［J］.  经济学动态，1996，（9）。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5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政策；五年规划；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2-0122-05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相伴随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关注，研究者们从过去单纯讨论环境保护与开发，开始向环境、经济与社会三生协调转变。本文通过对我国6个五年计划中有关环境、经济和社会内容进行梳理，明确当下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变迁的基本走向，判断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更为重视和强调环境、经济和社会3类政策的相互包容和协调设计。

1　6个五年规划中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总体趋势分析

1.1经济包含社会与环境的反包含模式阶段(从“六五”计划到“八五”计划的效率论阶段)

1978―1995年是中国单个支柱的政策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成为发展的主要内容，虽然环境与社会并没有完全忽视，但是社会与环境方面的政策相对于经济政策是明显弱化的。效率优先是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策略，三者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是经济包括社会，环境一定程度上包含于社会之中，三者的地位处于不平等、不均衡状态。规划的内容设计表现为：

“六五”规划强调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发展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胜利。其中经济类政策规划占据主要地位。社会政策规划重点强调科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人口、劳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城乡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文化事业、卫生体育事业。环境政策规划包含于第五篇社会发展规划中。仅仅在第三十五章环境保护中，提出制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努力控制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使一些重点地区的环境状况有所改善。

发展到“七五”规划，所提出的主要任务依然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同时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经济政策规划依然占据主要地位。社会政策规划主要在第九篇中，强调重视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规划劳动力就业，以及提高居民收入，引导居民消费结构调整。并强调加强卫生、体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环境政策规划包含于第九篇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中。在第五十二章环境保护中强调到1990年使工业的主要污染物50％～70％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保护江河、湖泊、水库和沿海的税制；保护重点城市的环境；保护农村环境；改善生态环境。

“八五”规划的基本任务仍然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但已逐步强调在经济发展中注重兼顾社会和环境。篇章规划中专门设置第八篇人民生活和消费政策。环境政策规划包含于第四篇地区经济发展的布局和政策中。把环境治理提升到国土开发整治和环境保护的层次中来，强调有重点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综合治理；严格控制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加快土地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加强对海岸带、海岛、海域的海洋资源调查、勘探和规划；加强环境监测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重视对乡镇企业污染的防治和管理等内容，环境政策的设计有了与社会、经济相对平衡的位置。

1.2经济、社会、环境并列的阶段(“九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期间的协调论阶段)

1992年中国参加21世纪议程，开始在理论上注意到三个支柱的发展，1995年最高领导提到了可持续发展，但是只是到了2001年的“十五”计划才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有对比意义的三生协调发展思想，并且在计划编制中对资源环境问题有了充分的注意。然而，那个时候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对三个支柱的理解仍然是并列式而不是包含式的。规划中的内容变化表现为：

“九五”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转折点，在五年规划基础上提出我国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两大重点战略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中，强调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提出今后15年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努力做到速度和效益相统一、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统一，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的统一。社会政策规划表现在将原有的人口和就业内容提到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篇章中；教育与科技合并为第五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环境政策规划表现为第九篇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一条国土资源保护和开发中强调依法保护并合理开发土地、水、森林、草原、矿产和海洋资源，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加强土地管理。第二条环境和生态保护强调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所有建设项目都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要求，在各类项目建设中逐步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

“十五”规划继续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按照宏观调控，经济结构，科技、教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5个方面给出预期目标设计。内容结构有了清晰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三大类区分。经济政策规划从原来的效率优先转变为注重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城乡的共同发展。环境政策则内化于可持续发展规划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篇章强调了人口增长(社会因素)与保护资源、保护环境间的关系，明确提出把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高度重视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环境和科技等因素的协调前进，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3环境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从“十一五”计划开始的优先论阶段)

2006年以来，中国的五年规划政策开始出现了环境引导发展或者环境优先的政策趋势。“十一五”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主要指标构成分为经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人民生活3类。规划强调三类政策发展的有效协调和融合。经济政策规划提出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同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社会政策规划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是立足以人为本推动发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环境政策规划中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支柱的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主旨。

然而分析具体的五年规划，政策的设计在理论上仍然停留在并列或者融合的论述上。因此，当前需要开展基于包含模型的政策理论、指标和工具研究，以便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真正走向强可持续性的文明发展道路。

2　确立以生态规模控制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

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施战略、规划与领域、手段等，国内学术界展开了众多的论述。但是现有研究的一个重要不足在于没有将环境政策的研究包容于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路径和政策规划中，三者的政策关系呈现的是并列或分立的状态。所提出的政策内容由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脱钩，缺乏实际的指导意义，所应用的市场和社会类政策工具也就流于形式，无法产出真正的效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包含模型相对于并列模型更能够反映当前自然资本稀缺下的世界发展状况和中国发展状况。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还鲜见这方面的深入讨论，特别是国内有关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关系的观察往往是简单并列的。显然，对于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将会影响与此有关的政策研究。戴利曾经提出，针对3个不同的人类发展目标即生态上的规模问题、社会上的公平问题、经济上的效率问题，需要研究3套不同的政策。他强调，从三个支柱的包含模型出发，生态上的规模控制政策应该决定其他两个方面的政策，例如污染排放上的总量控制政策应该决定污染效率的改进政策和环境公平的分配政策。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发展政策逐步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的协调。从1996年3月全国人大第八届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把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并列为国家战略，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施5个统筹；2005年10月，中国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发展观念，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落实“五个统筹”，实现社会公平，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来；再到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明确实现节能减排的约束型指标。这些变迁和发展表明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方向正逐步朝向基于三重底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进。

然而这一政策目标的演进和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许多约束，如诸大建教授提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门槛”，即生态门槛、福利门槛和治理门槛。还有牛文元教授描述的“三个零增长”的台阶，即人口自然增加率的零增长，在人口总量基本保持平衡后的实现资源能源消耗率的零增长，在前两个零增长基础上的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这些内容都制约着我国生态文明内容的实现，要求在政策推动的下一步行动中，全面提升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框架和内容。

3　构建基于包含模型的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内容

围绕上述目标和能力发展要求，需要创新当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和政策类型，促进基于包含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变革，建立基于包含模型的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框架体系。

不同于政府导向的行政命令式政策管理方式，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首先需要建立基于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可持续管理化)。可持续发展的推动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共同参与，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架构，以便最大可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其中，政府主要进行政策支持和制度约束；企业按市场规律和规则运作，履行其经营和扩大生产的责任；社会其他主体一方面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员，贡献其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又作为政府和企业在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中的影响者，承担监督的作用。

其次，变革可持续发展政策系统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政策内容设计中，根据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领域和内容的不同，设计不同的政策类型和工具。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过程中，可借助世界银行提出的3类政策工具，形成3类不同的政策机制(见图1)。相应的政策机制内容体现为规制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号性政策。行政机制表现为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社会机制促进非政府力量自下而上的努力，市场机制则充分发挥盈利企业的横向作用。

当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主要是以政府为核心，政策的单项度明显。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设计注重内部的行政控制，缺乏与外部的互动，具体表现为政策类型偏重行政规制，使用的行政命令手段较多，市场和社会参与的政策应用不高；对资源与环境的分类局限于部门领域，总体规划目标与实施过程缺乏连贯性，社会性政策手段与方法的运用少；政策评估聚焦于内部和后果，缺乏前瞻性。因此迫切需要改变不适应的政策系统模型，在生态文明政策操作中，建立基于治理导向的三类政策的组合系统。

再次，在具体政策管理中形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制度建设内容。具体包括从问题提出、到平衡利益、再到决策执行3个环节。每一环节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结合。首先在发现问题方面，政府主动介入捕捉信号。决策者在一开始就注重发动多方面的力量，并积极主动提供比较通畅的合作与沟通渠道。其次在决策过程中，社会努力达成共识，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尽力达成共识方案。再次在执行角度，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网络，坚决有效地执行共识目标，形成承诺和实施机制。

上述政策框架在具体实践中还会面临操作问题，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同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行为选择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偏差甚至冲突。这就需要通过构建一系列激励与约束机制，来改变各主体的决策范围和行动集合，达到

最后的相容。

4　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变革的有效路径

魏楚和沈满洪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矩阵》一文中提出3类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立的机制，即别无选择的强制机制、权衡得失的选择机制和道德约束的自愿机制。别无选择的强制机制是一种基于“命令一控制型”的刚性约束机制，又称为管制手段，是实施管制的主体。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加以约束和限制，从而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强制机制运用的主要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权衡得失的选择机制是以激励为基础的分散管制，又称为经济手段。管制当局不做出详细的行动规定，而是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制度，行为主体在给定的外部环境下自行选择对自己最适宜的行动，从而拥有更多的行动余地。选择机制通过市场信号使行为主体做出行动决策，促成行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实现管制者设定的环境目标。

道德约束的自愿机制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通过伦理道德的软约束，激发人们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行为，从而达到一定的目标。强调的是一种道德教育和自我约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个是以习俗、道德伦理为主体的社会精神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影响；另一个是以习惯、知识等形式累积下来的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制约。所构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政策矩阵见表1。

结合这一政策矩阵，本文提出当前建设可持续发展政策路径可从形成3类政策内容入手。

4.1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规制性政策

首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包括3个层面内容：第一个层面为基础层，进一步完善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基本法律法规；第二个层面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发展的综合性法律；第三个层面是促进不同部门领域形成包容性政策内容。

其次，以环境优先为策略，建立行业淘汰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从环境保护和促进资源节约角度，建立和实施高污染落后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强制性淘汰制度，明确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项目。对高污染行业新建项目建立严格的绿色评价体系，从环境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最低技术水平准入标准和产业准入标准。

再次，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改变政府行政管理手段。在政府管理方面，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体现科学发展观、政绩观的指标体系，建立绿色绩效评估体系，将环境建设和实际效果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体系中，彻底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行为，保证在决策中综合考虑经济效率和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使各政府部门自觉表率，带头做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推行政府机构节能绿色采购，减少政府自身环境污染行为。

4.2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的市场性政策

利用市场政策包括减少或取消补贴；征收环境税费，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单位污染物排放数量(或者按照排放浓度)征税(费)，使之成为排污企业的内在成本，纳入企业的经济决策中，从而改变企业排放行为，达到减少污染排放量的目的；押金一退款制度(对可以循环利用的产品征收押金，当产品废弃部分回到储存、处理或循环利用地点时成为退还押金的一种手段)；专项补贴等。

创建市场政策包括明确产权，私有化和权力分散，建立可交易的许可证与排污权，建立国际补偿等。此外，市场类政策还可通过建立企业环境绩效综合评价体系，通过信息披露制度实现声誉激励。在除了以经济利益为激励动力之外，也可以发展和使用以企业的声誉、形象(包括好的声誉、形象和差的声誉、形象)等间接利益(如投资人的投资决定、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等)为激励动力的政策手段来实现。通过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方式，可以影响企业的实际行为和决策，一定程度达到绿色经济的目标。

4.3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参与性政策

(1)以教育引导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广泛持久地开展生态建设宣传，普及可持续发展知识，宣传国家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使公众充分认识到环境的严峻形势，培养和提高公众的环境素质，包括环境危机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等，认识当前我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公有制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确立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开展了多方面的大讨论，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念主张。但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代表者有李震中和姚耐的“计划经济说”：还有的学者认为商品经济子虚乌有，代表者有张理智；正因如此，1978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大的，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基础。

从1992年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和实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以1992年“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思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由此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它的基本特点或内在要求，就在于通过运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有效性来配置资源。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区分。市场经济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关系决定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有自身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为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独特的基本特征。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实际上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生产资料为谁所有，谁就可以支配财富为谁的利益生产。恩格斯认为“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几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如果在理论上淡化公有制，在实践中不坚持公有制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当然，在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要摒弃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的观念。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等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要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质量上具有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发展又很不平衡，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且，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如产权清晰、机制灵活、适应性强，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更健康的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以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因此，我国在1956～1978年间，一直把非公有制、市场经济视为异己力量，对之进行排斥打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事实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短短的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多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5％，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世界历史奇迹。

计划和市场具有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也有各自的局限和短处。计划调节的优势范围主要在宏观领域，能有效地对经济总量进行控制，但对微观经济活动难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市场调节的优势范围主要在微观领域。能有效地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但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的调节显得无能为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切地证明，克服市场经济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手段，就是计划，而不是不能与计划相提并论的宏观调控。只要社会主义不以盲目无序的市场经济为追求，那就不能不要计划。只要摒弃计划，不论市场体系多么发达，市场机制怎样健全，市场经济就总是脱不了盲目与无政府状态，因为它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脱离计划的市场经济，是没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与计划各有其客观上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全局性和方向性的。这两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定发生的合理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与计划互为补充，互为依赖；(2)市场以计划为指导，计划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二者相互渗透；(3)微观经济活动靠市场。宏观经济活动靠计划。上述关系或关系类型，既不具有相互对立与否定的性质，也不具有先后继起性。这些关系，构成了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内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与国家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那种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的看法，从根本上否认了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抹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四、以达到全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形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

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和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用“最终”来说明“共同富裕”的时段性和目的性。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有利于增加财富，有利于共同富裕，同时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致从某种文化的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市场经济目前显现出来的功能和作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还具有相似性。严格和彻底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有共同富裕的内在特征，并能实现它。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市场经济真正充分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因而也是它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成为达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有两种：一是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市场经济本身，如增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防止私有化和私有制经济的蔓延；启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机制、计划机制，使二者相协调，追求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二是市场经济外部采取措施，如运用完善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减缓和减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除上述之外，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这个大家庭中农民是占有绝大多数的。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要关注农民，农民作为市场主体远比其它任何市场主体都大。发展市场经济使人民共同富裕，其重点、难点和核心就是使农民逐步富裕。从我国实际出发，使农民通过市场经济走向富裕，根本在于如下两点：坚持发展乡镇企业，使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发达的交通、通讯和社会化流通体系，把浩如海水而又分散的农民同整个国民经济联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五、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当前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领导经济建设就是党的中心任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结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归结为“四个坚持”，并视为“成套设备”，因为这个“成套设备”是包含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体现着经济关系的本质内涵，规定着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党的领导正是“四个坚持”的集中表现。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最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原则，不断地分析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正确处理现阶段出现的种种矛盾，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三)坚定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住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篇8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认识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心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色彩，从而使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进步合乎规律的结果的学说代替了乌托邦的幻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为了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含义，泛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狭义的含义则专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这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认识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认识。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我国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其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经过反复探索和论证，1992年后，才正式确认了我国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非常必要的，具体由以下因素决定：

一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

二是经济利益的差异；

三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

三、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认识

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否相容的问题，很多人有不同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1.“相容论”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相容的，没有矛盾的。主要代表人有程恩富、左大培、谷书堂和刘炳英等。

2.“不相容论”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矛盾的。主要代表人有林凌、申善情、华生，张学军、罗小明和王学哲等。

3.“兼容论”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矛盾之处，也有相容之处。主要代表人有宋养琰、常与宵等。

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矛盾，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就市场经济本身而言，不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资本主义条件下都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在社会主义条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为有利。

首先，在社会主义条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为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造就了经济主体。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并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得经济利益，只要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用。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要的、可行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国民生总值总量居世界第二，经济平均增长世界第一，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我国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不开的。这说明了市场经济既可在私有制条下采用，也可在公有制条件采用，与所有制的性质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无关。

其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建立健全完善的和发达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机制的作用。改革开放开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量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上债权最大的国家，成功有效地化解了1998年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

最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实现了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得到了相互促进和有机统一，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地方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充分发展计划经济；在微观领域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在宏观领域充分发展计划经济。实践证明，只有将计划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国家才能快速发展，才能战胜经济发展过中的困难。如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的根源就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泛滥的金融创新，监督管理失灵，最后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呼吁要学象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效化解经济危机，让资本在各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积极发挥金融管制的作用，使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科学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