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制度改革方案范文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1

创业企业“注册难”

创业“难”，“难”往往不是难在公司如何经营，而是难在公司如何诞生。

证明材料过多、审批手续繁琐、注册成本太高……太多的毫无必要的条条框框困扰着创业者。

我们不妨先简单梳理一下创业者注册一家公司要经历的若干步骤：

步骤一：企业名称查询。申办人填写企业（字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由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综合审定，给予注册核准，并发放盖有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登记专用章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步骤二：新注册公司申办人提供一个法人和全体股东的身份证各一份以及相应要求的材料。如有特殊经营许可项目还需相关部门报审盖章，特种行业许可证办理，根据行业情况及相应部门规定不同，分别分为前置审批和后置审批。特种许可项目涉及，如：卫防、消防、治安、环保、科委等。而这里面又往往存在让申办人抓狂、崩溃的事情，前置审批部门说，没有营业执照就不是一家企业，怎么给你审批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则说，你没有前置审批，怎么给你发营业执照？

步骤三：去公安部门刻章，包括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合同章等，并编写公司章程。

步骤四：验资。申办人带上公司章程、工商局发的核名通知、法人代表的私章、身份证、用于验资的钱、到银行开立公司验资账户，各股东按自己出资比例向此账户中缴足相应的钱款，银行会发给每个股东缴款单。然后到会计师事务所办理验资报告。

《公司法》规定允许股东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出资，但由于公司尚未成立，设立之初无法完成过户转让手续，公司的首期出资实际仅限于货币出资，限制了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股权、债权等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如果股东以非货币形式出资，还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先评估其价值。

步骤五：申领公司营业执照。填写设立登记申请表等公司设立登记的各种表格，连同核名通知、公司章程、房租合同、房产证复印件、验资报告一起交给工商局，经工商局核定，即发放营业执照，并公告企业成立。

步骤六：申办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提出申请，通过审定，质量技术监督局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步骤七：申领税务登记证。提供的材料包括经营场所租房协复印件、所租房屋的房产证复印件、固定电话、通信地址。

步骤八：开设企业基本账户。应提供给银行的材料：营业执照正本原件与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与复印件、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国地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与复印件等。

步骤九：申领发票购用簿，开设纳税专用账户，购买发票。

如此一个流程，创业者不得不连日奔波于政府各个部门以及银行等机构。创业的“高门槛”，极大挫伤创业者的热情与积极性。如此市场环境下，微小型企业如何能发展壮大呢？

很显然，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下，市场主体登记与营业登记没有区分，商事登记制度“碎片化”，法律文件的内容既有交叉重叠又有相互对抗，企业登记注册与市场主体设立、经营项目审批许可纠缠混淆，带来了企业登记机关与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不清，从而更引发市场监管执法问题。

注册资本、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等具体登记事项的实体性规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实际脱节。以验资为例，验资只能证明企业在某个时点账上有这个钱，对企业没有实质意义，仅是行政审批的一个形式化流程。硬性规定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不仅没有达到制度设计所要求的保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客观上增加了创业者的创业成本。走过场的验资，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某些中小会计师事务所与一些注册中介机构以及少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寻租空间，无助于遏制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无照经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制约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广东先行探索商事登记改革

商事登记改革，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应有之义。

2012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下发《关于支持广东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广东省在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开展统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在保障各类商事主体登记的地位平等、规则公平、标准统一等方面积极探索、积累经验。”

2011年5月28日，全国首个商事登记政府规章《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商事登记管理办法》出台。

2012年11月，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同意广东商事登记改革试点范围扩大为深圳市、珠海市、东莞市和佛山市顺德区。广东省人民政府也先后批复同意佛山市顺德区、东莞开展商事登记改革试点。

通过特区立法程序，2012年10月30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11月29日，珠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上述两部特区商事登记法规均定于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2013年2月20日，国家工商总局下发《工商总局关于同意广东省商事登记营业执照改革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广东省商事登记营业执照改革方案》，3月1日起在深圳、珠海两地试行改革后的营业执照。

此次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周伯华在两会期间，表示商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已经初步形成，“既有时间表，也有路线图”，将在本次两会后全面施行，“深圳这次尝试是有益的探索，我国近期将进行类似的重大商事制度改革。”因此，通过观察深圳、珠海试点地区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掌握商事制度改革的大致方案。

深圳珠海商事登记改革的亮点

深圳、珠海商事登记改革的最大亮点是降低了登记门槛，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和实收资本备案制。珠海《条例》规定：“实行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相分离的登记制度，无需审批的一般经营项目取得营业执照后即可经营，依法需经许可审批的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申请人申请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时，商事登记机关登记其全体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无需登记实收资本，申请人无需提交验资证明文件。企业可直接到工商部门获得登记，先拿执照再审批。

长期以来，我国商事登记实行“折中审查”模式，即“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但在登记实践中，受现实条件制约，对实质审查的边界难以把握，造成实质审查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既增加了申请人负担，同时在当前尚不完善的追责制度下，登记机关也承担着权责不对等的执法风险问题。新条例明确商事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公司和股东对注册资本缴付情况的真实性负责，实行公司和股东自律。

两地取消了验资和年检这两项要求。两地的商事改革将对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即申请人申请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时，商事登记机关登记其全体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而无需登记实收资本。深圳《条例》规定“申请人无需提交验资证明文件”，商事主体应就登记事项、备案事项、注册资本实缴情况、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情况向商事登记机关提交年度报告，无需进行年度检验。

长期以来，经营范围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及企业登记机关。一方面，企业和登记机关均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来明确经营范围；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交易活动愈加频繁，新兴行业和新型业态层出不穷，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不能满足形势发展要求，企业经营范围的核定也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根据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立法，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不再作为登记事项（改为备案事项），将确定经营范围的权利交回给了企业，体现了商事登记从“审批许可”向“核准登记”的转变，以及“有限政府”的转变。通过经营范围的改革，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引导商事主体自主经营、诚信经营，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改革后的营业执照不再记载企业的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其章程、协议、申请书等确定。但社会可以通过商事主体公示信息予以查询。商事登记机关应当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制定经营范围分类目录，为申请者提供指引。

住所和经营场所问题也是以往企业登记的难题。现行登记规定对于场所（住所、经营场所）的要求较为严格。按照国家工商总局以往规定，住所证明为：自有房产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租赁房屋提交租赁协议复印件以及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有关房屋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属城镇房屋的，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或者竣工验收证明、购房合同及房屋销售许可证复印件；属非城镇房屋的，提交当地政府规定的相关证明，由此带来场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增加了创业投资成本。一些经营者由于住所问题无法办理工商登记，也带来了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深圳、珠海的商事改革进一步放宽了企业登记的场所条件，深圳商事登记特区立法提出：商事主体设立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经营场所与商事主体住所不一致且在特区内跨区的，商事主体应当办理分支机构登记；分支机构经营场所和商事主体住所不一致但在特区内不跨区的，商事主体应当选择办理分支机构登记或者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信息登记于其隶属的商事主体营业执照内。珠海商事登记特区立法提出：商事主体的经营场所是其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场所，经营场所可以与住所不一致。经营场所和住所不一致的，可以办理分支机构登记，也可以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备案。在珠海经济特区的办公区域内，经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出具住所使用证明的，同一地址可以作为多家商事主体的住所。在“一址多照”、“一照多址”方面的积极探索等，有助于解决当前场地登记面临的实际问题，对于创业就业、中小微企业发展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改革试点的成果具体集中体现在新版营业执照上。目前使用的各类营业执照（登记证）达18种，营业执照的种类过多，且记载事项设置不一、规格也不尽一致，每类营业执照均对应特定的申请表格等，无论是对申请人还是企业登记机关，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困扰，增加了办事成本和行政成本。营业执照样式改革后，除了特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企业集团登记证、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暂不作调整以外，其余15种营业执照精简为4类，分别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非法人企业营业执照》、《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如示图，新版营业执照不再记载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同时设置“重要提示”栏。重要提示栏的内容，除了重点提示商事登记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还注明了商事主体经营范围、出资情况、营业期限和许可审批项目、年报及监管等信息的查询方法。一方面，有利于改革的平稳衔接，强化商事主体的社会监管和部门监管；另一方面，随着营业执照记载事项的相应精简，了解商事主体基本信息的渠道不再主要依赖营业执照，而是通过查询商事主体公示信息的方式，符合现代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趋势。

另外，两个特区商事登记立法均明确规定，商事登记，是指申请人向商事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由商事登记机关将商事主体的设立、变更或者注销事项登记于商事登记簿予以公示的行为。商事主体，是指经依法登记，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珠海特区立法则进一步明确商事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分支机构等。现行国家层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中，此前都没有关于商事主体或商事登记的概念，商事登记的定义体现了其“审批许可”向“核准登记”的转变倾向，商事主体的定义则明确了“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来抽象概括商事主体的本质，这在我国商事登记立法中尚属首次，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重新定义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极大地简化了前期审批程序，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效率、降低了企业登记的门槛，将大大增强市场活力，使得许多有潜力的创业企业得以进入市场。

活力和秩序历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向市场、企业和个人放权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的监督管理。政府的审批权限小了，而监管的责任大了。企业注册登记的门槛变低，客观上可能会助长空壳公司、皮包公司的兴起，为了规避相关风险，政府职能部门必须有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强化监管，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政府部门必须建立起一套长效的监管机制，强化事中与事后监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着力构建“宽入严管”的新制度体系。

根据两个特区商事登记立法，均规定实行商事主体年度报告制度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其中，年度报告制度为：商事主体应当按照本规定向商事登记机关提交年度报告，无需进行年度检验。年度报告包括商事主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注册资本实缴情况、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为：商事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事登记机关将其从商事登记簿中移出，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纳入信用监管体系：（一）不按时提交年度报告的；（二）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商事登记机关在作出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之前，应当通过本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信息平台告知商事主体作出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对商事主体载入经营异常名录负有个人责任的投资人、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实际上，企业提交年报的改革取代了此前年审的做法，除名制度则完善了此前的吊销营业执照制度。年报制度改革，一方面简化了提交材料，如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一方面减少了办事环节，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并且使得商事主体从被检查变为自愿提交报告，体现了商事主体自治的转变。除名制度主要是改革企业退出，过去是逾期年审直接吊销营业执照，现在改为年报逾期后除名，增加了信息公示环节，发挥信用惩戒作用，同时对企业确因疏忽等原因给予救济帮助，进一步完善了商事主体退出机制。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2

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度推进，有力激发了市场活力。新一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以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自身革命。在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2014年又取消和下放247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着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公布了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建立了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出台了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审批程序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有效降低了创业成本，极大激发了社会投资创业热情。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深入研究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投资项目以及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改革方案。出台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意见。积极推进中央企业重组，铁塔公司挂牌成立，中粮集团和华孚集团、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启动重组。有序推进央企建设规范董事会，新增22家企业纳入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范围。启动央企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整体试点。

三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新突破，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进一步确立。项目核准制度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又取消15项、下放23项核准事项，中央层面核准项目两年累计减少76%。外商投资项目由全面核准改为普遍备案和有限核准相结合，实行备案管理的超过95%。除特殊情况外，境外投资项目全部取消核准改为备案，并开通网上备案系统。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出了80个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参与建设营运的示范项目。制定实施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出台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的工作方案。

四是财税体制改革扎实推进，有效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实施。新预算法修订通过。中央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10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较上年压缩1/3。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营改增扩围到铁路运输、邮政、电信等行业。调整了成品油等部分产品消费税。完善了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五是金融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期限档次简化。扩大同业存单发行主体范围，在上海市辖区内放开了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拓宽，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扩大金融机构对内对外开放，5家民营银行获准筹建。出台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全面推进创业板市场改革，推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启动优先股试点、股票市场“沪港通”试点等，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

六是资源性产品等价格改革深入推进，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进一步健全。放开了低价药品、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电信资费等50项商品和服务价格。铁路货运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实行上限管理。国内航线旅客运输基准票价由政府定价改为航空公司根据政府制定的定价规则自行定价。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启动。在深圳市和内蒙古西部电网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推行居民生活用水、用气阶梯价格，调整了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

七是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稳步推开，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制度环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及户籍制度改革、“三个1亿人”实施方案等配套政策出台实施，包括2个省和62个城市（镇）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启动，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优化调整。选择28个市县启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多规合一”试点。开展了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30%的农村承包耕地实现流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1611个县（市、区）。

八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重要突破，发挥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良好成效。出台了新形势下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和加强进口的政策措施。稳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推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商事登记、海关质检便利化、办税一网通等制度安排，修订2014年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试点已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一带一路”战略开始实施，相关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完成《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利用外资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全年非金融类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增长1.7%，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提升到55.4%。“走出去”体制继续完善，全年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增长14.1%。

九是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继续深化，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化安排日趋完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出台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覆盖到50%以上的县（市），新增第二批国家联系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17个。全国普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实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实施。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实现并轨运行。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出台，并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率先实施。

十是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扎实推进，为建设美丽中国完善了制度保障。出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建立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实施方案，完成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登记注册系统软硬件系统建设。出台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分别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出台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出台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方案，启动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水权交易流转和水权制度建设等试点。出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启动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2014年，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大、成果多、效果好，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营造了让创新活力充分迸发的市场和制度环境，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更加宽广，市场活力得到了进一步释放和激发，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1100万家，带动了大量就业，形成了新的创业就业浪潮。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二是有力促进了结构调整。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超过资本形成贡献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8.2%，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1%。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单位GDP能耗下降4.8%。三是进一步改善了民生。改革直面民生诉求，在民生领域不断推出新举措。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超过经济增速。经济下行压力虽然加大，但就业再创新高，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各类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改革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人民群众。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5年经济体制改革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新特点和各方面趋势性变化，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以政府自身改革带动重要领域改革，抓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落地实施，积极推出年度经济体制改革新举措，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使改革新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完成好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改革任务;另一方面，更加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更大力度地转变职能、更大幅度地简政放权，努力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3

论文关键词 商事制度 烟草专卖 机构改革

商事登记是指商事主体或商业主体的筹办人，即行政审批的申请人为了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事主体资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将登记事项向营业所在地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经登记机关审查核准，载于商事登记簿的综合法律行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对工商登记与监管的一次创新，成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导向及主要内容

2013年3月14日， 全国人大第十二届第一次会议批准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启动了工商登记制度重大改革，全力构建“宽进严管”的工商登记管理制度体系。

（一）工商登记程序由“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转化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规定，“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取得前置许可的事项，除涉及国家安全、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外，不再实行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遵循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宽进严管的原则，改革商事主体资格登记与经营资格许可审批相分离，将大部分的“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经营者先办理营业执照便可从事一般生产经营活动，对必须经审批的，再办理许可审批，在取得“证”后，开展相关经营。

这一举措可以让更多的经营主体进入市场，活跃市场经济，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商事主体在后置审批许可环节遇阻，致使市场上出现大量的“有照无证”现象，给市场监管带来新的压力。

（二）注册资本由实缴资本制向认缴资本制转化

改革前，公司注册资本实行实缴登记制。改革后，取消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实行由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对缴纳出资情况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制度。

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大大降低了商事主体进入各自经济活动的门槛，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由于降低了注册登记门槛，客观上又可能会助长空壳公司、皮包公司的兴起。

（三）住所登记由允许“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

改革前，住所登记需要审查住所用途和使用功能，实行“一址一照”。改革后，放宽工商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申请人提交住所使用证明，工商机关不再审查住所用途，允许“一照多址”、“一址多照”。

这意味着申请人只需提供场地必要的司法证明或行政管理证明即可，虽有利于程序的精简，但也加大了各行业主管部门对市场秩序管理的难度。

（四）年检方式实行年度报告制

改革前，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年检（验照）制度，市场主体退出市场主要是注销和吊销两种方式。改革后，取消企业年审，实行企业年报备案制度。同时增加市场主体退出市场增加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违反商事登记有关规定的商事主体，从商事登记名录中剔除，归纳到异常名录。

企业年度报告制度通过在公共平台公布企业的经营状况， 增加企业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强化企业的社会监督，节约行政资源，提高监管效能。

（五）注册登记的电子化

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网上注册，实行“全流程、无纸化”网上办理，实现商事登记全流程电子注册。此举极大简化了注册登记程序，提高了注册登记效率，一方面为市场主体的登记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也对后置行政审批的效能形成了“倒逼”机制。

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烟草零售许可证管理的影响分析

在原来的商事登记制度体系中，烟草零售许可是烟草零售市场主体工商登记的前置条件。改革后，“宽进严管”的制度体系，对烟草零售许可的准入审批及后续管理均产生了诸多影响。

（一）先照后证流程的影响

改革后实行“先照后证”，将办理工商执照作为烟草零售许可的前置条件，彻底改变了烟草零售许可办证的管理流程。这就意味着，若想进入烟草零售行业，必须先行取得营业执照，再行申请获得烟草专卖许可证。一方面，若烟草行政主管部门未能及时改进许可审批制度，使经营资格审批滞后于商事主体的经营活动，将产生监管的空档;另一方面，若经营主体法律意识不强，取得营业执照后仍从事烟草销售，将导致“有照无证”现象的增加，给卷烟市场监管带来新的压力。

（二）进入门槛降低的影响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要求根据辖区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卷烟零售点设置布局，以保证有序的卷烟市场环境，保护零售户和消费者利益。由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降低了注册登记门槛，大量商事主体进入市场，将导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潜在申请主体及实际经营主体的增加。在全球控烟的大环境下，这一变化将烟草零售许可证的总量控制和后续监管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

（三）经营资金认定的影响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条件之一是“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而且现代零售终端的建设，也要求零售户有一定的资金投入保障。烟草零售许可如何遵从商事制度改革精神，降低许可证的申请条件，是否取消资金的限制以及采用“认缴制”，同时，若按照起初认缴资金可以为零执行，是否会对日后烟草零售的经营资金链产生一定的不良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在实践中认真思考和科学应对。

（四）登记住址放宽的影响

改革后住所登记允许“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申请人提交住所使用证明即可登记，工商登记机关不审查住所用途和使用功能，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在商事登记改革的背景下，如何依法认定烟草专卖零售经营场所的固定性以及独立性，同时，由于许可证、营业执照在零售户经营地址这一登记事项上可能产生不一致，给后续的监管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五）电子登记制度的影响

实践中，申请人一般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对于申请人的申请，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经过形式审查后，认为申请事项依法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予以受理。之后再进行实质审查，包括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行全程电子注册登记制度，这也是烟草专卖许可需要与时俱进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优化改良的方向。

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加强烟草零售许可管理的对策建议

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烟草专卖部门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应立足于法律法规，顺应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要求，合理调整烟草零售许可监管制度，改进和加强管理，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烟草专卖制度。

（一）灵活处置，设定资金准入条件

1.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用对经营资金的表述是“相适应的资金”，对具体的数额并没有规定，各地烟草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总体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卷烟销售数等相关指数进行权衡确定。

2.采用资金认缴制。根据商事制度改革精神，应由实缴制转为认缴制。可以通过签订承诺书的形式实行经营资金的认缴，承诺其有必要的资金投入，顺利开展后续经营活动。

（二）区别对待，坚持营业场所固定、独立原则

通过区别对待的办法实现经营场所照址相衔接，属“一照一址”的，以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住址为经营住址，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属“一照多址”的，坚持一个住址办理一个烟草零售许可证;属“一址多照”的，按“受理在先原则”，为该住址办理一个烟草零售许可证。

（三）及时跟进，杜绝许可管理空档

1.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推广建立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准入机制和后续许可管理体系。强化应用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多渠道加强与商事登记部门的信息实时互通，有针对性地开展巡查监管，督促监管对象在办理许可后再开展经营业务，确保经营项目中含有烟草专卖许可审批事项的商事主体尽快申领专卖许可资格，实现登记、审批、监管三个环节信息的无缝对接。

2.加强并完善无证户管理。对于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的无证户，区别对待。对于符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条件和布局规划的无证户，应协助办理许可证;对于有条件达到要求但尚未达到的，在规定期限内达到专卖要求后，为其办理专卖零售许可证;对于不具备经营条件或不符合布局规划的，应坚决予以取缔，并函告商事登记部门变更登记范围或注销执照。

（四）创新流程，推行电子化审批模式

在形式审查阶段，逐步引入并着力推行网上申请、网上受理，通过网络对于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不予受理或不受理决定，程序终结;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申请人再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填报格式文本。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形式审查后，再对已受理的行政许可开展实质审查。此举一方面符合行政许可改革趋势，方便社会公众、降低办证成本;另一方面提高烟草零售许可的行政效能，在新形势下巩固专卖制度。

（五）依托改革，加强烟草零售后续监管

1.借助商事主体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加强监管。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的“黑名录”，定期向社会公布，提高企业“失信成本”。依托这一制度，将被依法取消经营资格的卷烟零售户，纳入异常名录，创造公平、规范与自律的卷烟市场秩序。

2.借助多元化的市场监管模式创新监管方法。改进市场检查工作机制，由以往的定期检查与日常检查方式转变为运用“5+2”、“白+黑”错时检查、交叉检查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辖区市场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的精准查处。同时建立违法行为曝光机制，定期在媒体曝光违法零售户，全面强化日常监管力度。

3.借助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监管。不仅要加强内部各部门协作，更要重视与公安、工商、运管等部门的深度联合，畅通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无证（照）经营、证照不符等行为监管情况通报制度，构建多元协同执法工作机制。

四、结语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4

一、中国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新突破

(一)立足建立宽进严出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4个自贸试验区将继续推进外资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2015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在上海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在总结上海自贸试验区1年多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基础上，作了多方面改进:一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备案与企业设立或变更的登记环节脱钩，即不再以备案作为登记的前置条件;二是引入信息报告制度，区内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均须履行年度报告义务;三是细化对外商投资的监督检查要求，明确检查机关、方式、内容，以及对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罚措施;四是建立外商投资诚信档案系统，在各部门之间实现备案、诚信信息的共享［1］。为引导外商投资，维护国家安全，国务院出台了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以加强对外资事中事后监管的需要。天津、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将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天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会完善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还将在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境外追偿保障机制。广东自贸试验区将在建立宽进严管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上加大试验力度，将探索健全社会诚信体系，根据高标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要求，强化企业责任。福建自贸试验区将致力于减少项目前置审批，推进网上并联审批。上海自贸试验区将试行统一内外资企业外债政策，建立健全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二)进一步扩大开放，部分领域还有新突破1．4个自贸试验区开放领域差异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开放。广东进一步扩大对港澳服务业开放，重点在金融服务、交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和科技服务等领域取得突破。天津降低投资准入门槛，重点选择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吸引外资。福建放宽外资准入，先行选择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及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吸引外资。2．共用2015版“负面清单”2015版“负面清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层级更高，4大自贸试验区共用此版“负面清单”。尽管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新版“负面清单”在内容缩减、透明度加大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与2014年版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比较，此次“负面清单”从139条缩减为122条，减少了限制性条款，扩大了开放领域，特别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例如，全部取消了农副产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致茶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制造业领域的条款，删除了“投资中药材种植、养殖须合资、合作，限制投资出入境汽车运输公司、禁止投资高尔夫球场的建设、经营”等内容，取消了“投资船舶舱室制造需中方相对控股”等多项“中方控股”要求;取消了“投资新能源汽车能量型动力电池”等多项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要求。2015版“负面清单”还有一个新的分类，即“所有行业”，不特指具体行业适用于所有行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负面清单”上没有的，外资就都可以做。2015年版“负面清单”更加明确说明未列出的8项包括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在内的相关特别管理措施，按照现行规定执行。3．个别自贸试验区某些行业比“负面清单”开放尺度更大根据2015版“负面清单”的说明，香港、澳门、台湾投资者将根据以往签订的协议享受更大的开放度。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设立独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而“负面清单”规定水上运输公司除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外都须由中方控股。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在国际船舶运输业也突破“负面清单”的尺度，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放宽合资、合作国际船舶企业的外资股权比限制。福建自贸试验区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自贸试验区内试点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提供离岸呼叫中心业务及大陆境内多方通信业务、存储转发类业务等，而“负面清单”中电信公司属于限制类，限于中国入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4．部分敏感行业外资准入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各个自贸试验区都重点关注的领域。其中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分别针对港澳服务业和台湾服务贸易的开放更为具体，特别是福建自贸试验区支持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下，对符合条件的台商在投资服务行业的要求比照大陆企业，在电信和运输服务、建筑业服务等领域的开放提出非常具体的措施，比较具有可操作性。金融业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较为敏感的行业，金融业开放也是自贸试验区开放的重点。除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业开放具体方案另行报批外，广东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推动适应澳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创新，天津推动外资参与金融制度创新和增强金融服务功能，福建研究探索对台资进一步开放，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

(三)继续探索外资管理法制保障，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4个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中都重点阐述了健全法制保障体系，都有提及暂时调整有关外资行政审批的法律规定。4个自贸试验区都需要及时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加强地方立法。广东试验区对如何优化法制环境有具体方案。涉及外资的主要有:加快形成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试点开展对内对外开放的司法建设，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发展国际仲裁、商事调解机制。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法制改革试验重点，在2015年方案中，提出要“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优化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度。”

(四)更加重视投资便利化配套措施4个自贸试验区都很重视投资便利化配套措施，特别是在人才服务上。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企业国际化发展需要的人才服务体系和国际人才流动制度。在支持中外合作人才培训项目、加大对海外人才服务力度等方面提供便利化的服务。福建自贸试验区促进两岸往来更加便利，在自贸试验区实施更加便利的人员、车辆、游艇、帆船出入境政策。广东自贸试验区着重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推进粤港澳服务行业管理标准和规则的衔接;研究制订自贸试验区港澳及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给予优待;探索粤港澳服务业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与社会保障的有效衔接。

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待突破的难点

(一)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实现还存在诸多障碍尽管4个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明确，部分开放措施比较具体，但目标的实现还存在诸多障碍。首先，多数相关规定还是原则性的，还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措施。例如，福建自贸试验区推动两岸金融机构合作，降低台资金融机构准入和业务门槛，但对于允许进入的具体门槛，还没有细则，期望待各个自贸试验区试验区实施细则出台后，政策可以落地。其次，福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已明确要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的有效对接可能起到政策叠加效应，但如何对接还在讨论中，仅限于战略目标的提出，如何操作还需具体政策的跟进。再次，台湾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还未通过，向大陆对等开放问题存在障碍，如果台湾开放政策不能与福建自贸试验区对接，则很难实现两岸深度合作，实现区域经济的整合。最后，4个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协调是难点。如何引导各个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不搞政策攀比，突出特色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

(二)“负面清单”需要持续升级“负面清单”已推出第3版，2015版“负面清单”与前两版比较虽形式更规范、条款更少，但离高水准的“负面清单”还有一定距离，需要在未来版本中继续升级完善。首先，2015年版“负面清单”第十五部分“所有行业”，实际上是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的鼓励类去掉，把禁止类和限制类几乎全部纳入，只是部分具体增加限制条件。内容虽比照2014年“负面清单”有所缩短，但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相比没有进一步放宽自贸试验区市场准入，起到扩大开放试验的作用。其次，范围过大的“兜底”条款可能与“准入前国民待遇”高标准的透明度要求不相匹配。如前表所见，2015版“负面清单”在说明中规定“未列出的例外”多达8项，这与2014上海版相比增加了多项内容，同时不明确的现行规定也可能让外资企业无所适从。还有，2015版中依旧有些特别管理措施没有给出具体限制措施，如锂矿开采、选矿，属于限制类;石墨勘查、开采，属于限制类;公路旅客运输公司属于限制类。如何限制没有具体描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直接变为禁止类。从而实际上缩小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力度，起不到先行先试的作用。再有，“负面清单”作为通行于国际法层面的外资准入管理办法，在我国作为特别管理措施依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经国务院批准，予以。实际上在我国国内法层面“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没有明确依据。“负面清单”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则体系，在“负面清单”之上还应存在调整、适用、解释“负面清单”的规则，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从而增加“负面清单”的稳定性，增强外资管理的透明度［2］。

(三)事中事后有效监管存在挑战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和“备案制”的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资的后续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2015年4月国家出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但也仅建立了监管的范围、内容等基本框架，具体政策、手段等配套措施还未完善，监管的可操作性还有待加强。例如，《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提出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与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要在信息共享、实时监测等方面形成联动机制，但具体机制尚未落实;金融改革是自贸试验区体制改革的重要看点，但外商投资金融领域的安全审查还未出台具体规定。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建立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等相关工作机制完善监管制度，但受原上海自贸试验区地域不大、产业单一等因素影响，监管体系尚未遭遇真正考验，向更大范围推广能否保障国家安全存在疑虑。广东、福建、天津都致力于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提出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如何对外资进行有效的全周期监管的同时做到简政放权不增加外资企业的负担，需要相关具体措施与技术手段的创新与支持。

(四)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经验，其他3个自贸试验区不能盲目复制自贸试验区以“负面清单”模式对外开放，在其它国家自由贸易园区中无先例可循，也区别于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试验，试验成功后如何复制、推广，现实中还是缺少理论指导。广东、福建、天津自贸试验区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扩容，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试验范围小，外商投资企业相对较少，部分开放措施没有试验对象，再加上其他3个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各有不同，对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措施和开放政策应是有选择的慎重复制。广东、福建、天津自贸试验区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复制推广，一定要因地制宜，绝不能盲目模仿。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复制推广应建立在有效的风险防范基础上。上海作为自贸试验区的“领头羊”应继续深挖改革潜力，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经验。

三、以自贸试验区为突破口继续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一)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要与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相结合中国已进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历史阶段，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改革最好的突破口就是建自贸试验区。所以，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要与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相结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在改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我国服务业一直开放度不足，具有巨大潜力。自贸试验区的服务业开放要体现开放倒逼改革。进入区内的服务业外资应能让改革中的国内企业有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而竞争的引入对推动服务业的改革也能起到推动作用。自贸试验区服务业的开放要优先与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生产业。其开放可推动自贸试验区贸易经济释放活力，从而实现转型升级。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建立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自贸试验区给予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在“负面清单”外的对内外资的公平对待。自贸试验区未来持续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营造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的竞争环境，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改革涉及多个部门，容易出现改革步调不一致，改革措施不统一、不配套、不协调的情况，需要将各项措施加以梳理，并逐步规范、透明。对外资的监管更要求高水平的透明度，不仅需要明确监管内容的详细信息，更要求监管过程的透明。

(二)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制度要对接国际投资规则在投资自由化程度高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倾向于制定高水平的投资规则，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署。美国正在积极推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是追求高水平的投资准入规则。为实现外资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自贸试验区的外资制度应与国际投资规则接轨。特别是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应注重符合国际标准。在NAFTA的影响下，各国“负面清单”至少包含两个附件，一是现有特别管理措施的保留清单，该附件包括所有在协定生效后东道国希望保留的措施;二是未来可以实行新的限制性措施的部门和活动领域，不论目前特别管理措施是否存在于这些部门和领域中。［3］2015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仍只有第一个附件，可能不利于明确保留对我国尚未出现的产业制定特别管理措施的权利。第二，关于外资进入后的保护问题。无论是区域投资协定还是双边投资协定均包含投资进入后享有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等条款，这些标准和原则发生争端既可以通过当地法庭判决，也可以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可在自贸试验区内对接国际争端解决规则，试行设立国际仲裁机构、完善仲裁程序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增强国际投资仲裁的透明度，提升对外资的保护。第三，保留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空间。提升国际投资保护待遇与保留政府的监管空间之间并非完全矛盾。国际投资规则中常通过例外条款、过渡期条款或特别管理措施等多种手段保留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空间。我国自贸试验区可通过引入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审慎措施、环境措施等例外措施，加强对外资的监管。第四，自贸试验区的外资体制改革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相互支撑的关系。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速了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进程，反之，自贸试验区在先行先试中形成的外资管理制度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一旦可推广复制，将形成中方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的要价。这就要求自贸试验区的外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尽量加快，因为从方案设计到实施，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需要较长的过程［4］。自贸试验区外资体制改革的重心和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方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和审慎监管措施问题。

(三)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要有试验性自贸试验区作为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试验性是其重要的特征。既然是“试验”就应是超前的改革。当然，自贸试验区的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是盲目冒进式的改革，而是有层次、有梯度、有策略的试验性改革。针对中国现行外资管理制度，自贸试验区可能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加强试验性:一是继续放宽外资准入。高标准的“负面清单”是自贸试验区的长期目标，在现阶段必须试验性逐步推行。第一步，初步试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先选择国内竞争力较强，在外资进入后能够通过有效监管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市场的有序竞争的行业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行备案制;第二步，随着管理经验的积累和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加大，逐步缩小“负面清单”范围，审慎对外开放;最后，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负面清单”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外资市场准入清单。自贸试验区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虽然已有3个版本，但仍处于第一步试验阶段，能否继续缩小“负面清单”还需实践的验证。二是摸索有效的监管制度。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体制改革致力于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实行备案制。为防止外商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要摸索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监管理念，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未来外资监管制度的试验要从监管机制入手，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监管协调联动机制，构建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监管信息互通;要创新监管方式，推进精细化监管、网格化执法，引入诚信管理，构建完备的信用评估体系，建立监管诚信档案，并将失信行为的成本提高到禁止性水平;要提升监管的社会参与水平，发挥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发挥市场专业化组织的监督作用，更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5］;要完善外资信息报告制度，创新方法提高报告信息的准确性。

(四)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要重视法制化自贸试验区除承担深化改革重任外，也承担了法制建设的使命。自贸试验区只有不断加强法制建设，才能保障引领改革、规范创新。首先，自贸试验区要尽快制定基本法。自贸试验区还未形成基本法，只有2014年8月施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其他3个自贸试验区还仅有“总体方案”。立法本身就具有引导、规范、促进及保障作用，自贸试验区立法也是如此。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先确立《自由贸易园区法案》后才建立园区。基本法容易赋予投资者以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性是其他规章制度所无法取代的。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涉及诸多机制障碍，只有确立基本法才能解决问题。法律的出台需要一个比较复杂过程，应尽快启动，以保障自贸试验区的长期发展［4］。其次，完善自贸试验区地方立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是上海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从管理体制、投资开放、贸易便利等方面，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规范。但也存在着不少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自贸试验区是以一地之力承担国家战略，上海、福建、广东、天津地方政府要紧紧围绕外资管理迫切需要突破的制度障碍开展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最后，在实践中形成的制度和规则，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承担着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经验的重要使命。在外资管理领域的创新举措需要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如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反垄断审查等领域都需进一步理清法律关系。同时对已成为改革障碍的法律法规，要综合运用改、废、释等不同形式，尽快废止或调整实施。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5

“做好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必须把握定位转型的内涵和要求。”外资司司长顾大伟表示，“我们必须持续调适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的理念、政策、方法，积极主动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

提升认识，积极对接

根据《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关于开展“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方案》要求，外资司党支部认真部署落实，扎实开展“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在司党支部书记、司长顾大伟的带领下，以党小组为单位，结合各处工作职能，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活动。外资司党员干部一致认为，开展“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两转三大”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续和深化，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提升发展改革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

顾大伟表示，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为引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顾大伟进一步分析说，从国际上看，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新趋势。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产业分工、贸易和产业链整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受全球经济影响，跨国投资复苏缓慢。各国积极吸引跨国投资，引资竞争更加激烈。自由贸易区和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更加活跃。国际投资规则呈现新的变化。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和扩大开放，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趋势。“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外部环境。”

从国内看，要主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利用外资进入转型期，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凸显，必须认清和尊重经济规律，及时转换动力，培育形成市场体系健全、行政服务高效、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备的综合新优势。随着“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正在由资本输入国逐渐转变为资本输出国。要加强对“走出去”的引导和服务，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定位转型必须是主动的、持续的，要切实提高对重大趋势的研判能力，把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作为首要工作，更加主动地开展原创性工作，拓展国际投资合作的领域和空间。”顾大伟指出。

提质增效，落在实处

“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项目审批上，如今，实施备案制度，我们就可以实时掌握企业办理备案的情况，指导监督地方备案工作，并可对全国境外投资备案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加强了对境外投资动态监测工作。”该工作人员表示，“备案管理网络系统启用以来，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明显提高。”

“除少数有特殊规定的项目之外，境外投资项目这次一律取消核准。这是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上的重大改革。”顾大伟表示，“一方面，这是中国经济投资体制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要扩大开放，通过这样的投资体制上的改革，来推进企业投资决策的自主权的落实。此外，要通过这样的开放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

以学习为契机，转变职能

据了解，外资司以“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为契机，将进一步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法、管理作风，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做好战略规划引导，深化跨境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加快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在外商投资方面，要重点研究负面清单模式下外资监管体系，完善外资产业和区域引导政策；贯彻落实《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放宽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准入；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核准管理制度改革，及时跟踪分析评估改革效果，既提高便利化水平，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修订、制定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促进内外资法律法规统一，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

在境外投资方面，要聚焦重大问题，开展“十三五”规划研究；彻底跳出项目核准和备案的传统管理思路，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指导协调服务上，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监管；健全境外投资法规体系，优化管理体系和程序；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机制，支持有关行业和领域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与重点国家合作，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6

一、推行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改革的主要做法

(一)示范引路，培训指导

在推行说理式处罚文书过程中，市局注重选好示范点，以试点单位的经验和做法，实施整体推进。一是先行试点，具体指导。市局选择丹徒工商局和市局经检支队为全系统推行说理式处罚文书改革的试点单位。各直属局、分局也分别选择了试点单位，全系统共选择15个示范点。随后，市局分管法制的局长带领相关处室负责人深入示范点进行调查研究，解决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去年8月23日，召开了全系统推行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现场观摩交流会，各单位交流了处罚文书改革的做法和经验。丹徒工商局采取“请进来，走出去”方式，邀请区法院行政庭领导，对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进行点评，帮助完善；走访乡镇法律服务事务所和被处罚当事人，征求意见，得到了很多启示。二是培训骨干，掌握技能。说理式处罚文书关键是理要说清，法要说透。我们把说理说法作为培训工作的重点，先后组织机关执法人员、基层工商分局(所)法制员，案件主办人培训班10多期，培训人员达320余人次。一方面邀请法制办、法院专家授课，使大家明白说理式处罚文书的具体内容、要求，进一步掌握说理说法的技能。另一方面，我们区分不同案件类型，编印工商部门常见案件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范本，发给每位执法人员，指导办案。

(二)完善措施，注重长效 这次行政处罚文书改革，我们紧紧围绕试点，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力求创出成效和特色。在试点过程中，相继制定和完善了《镇江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行政执法案件回访制度》、《行政处罚案件评查标准》、《优秀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评比标准》、《基层法制员行政处罚案件核审办法》等。这些制度和措施对规范执法行为，提高说理式处罚文书制作水平，促进依法行政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督查考核，扎实推进为了强力推进全系统说理式处罚文书改革，我们以强化督查，落实措施为抓手，建立市局、县级局、工商所三级督查网络，市局每季度督查通报，县级局两个月督查考核，工商所每月检查评比，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推行工作落实好的单位和执法人员给予表扬鼓励，对推行不力的单位限期整改。市、县两级把说理式处罚文书推行情况，作为法制和公平执法条线评比的重要依据，推行说理式处罚文书工作不力的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参加省、市局依法行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比，实行“一票否决”。我们还把推行说理式处罚文书与日常案件核审监督相结合，与案件评查督查相结合，与执法考核评比相结合，扎实有效地推进处罚文书改革。同时，我局还围绕改革试点，在全系统开展了“依法行政先进事迹”演讲比赛、执法案件互评互查、模拟说理式处罚文书竞赛和优秀说理式处罚文书的评选等10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了全系统说理式处罚文书的改革。

二、主要认识和体

(一)推行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是提高全体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行政处罚文书制作的质量，不仅反映了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而且直接影响执法部门的社会形象。提高处罚文书的质量水平，既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又是提高各级工商部门执法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执法人员办案技能、综合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制作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关键要写好事实和证据的认定理由，这就要求执法人员既有法学理论知识，又能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法规，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并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中所蕴含的法律精神，深入浅出的挖掘出来，为一般人所理解和信服。

(二)把握重点，突出说理，是做好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改革的关键环节 衡量一份处罚文书标准主要是看事实叙述是否清楚，证明事实的证据是否有力，说理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处罚内容是否适当。其中，说理是整个处罚文书最具创造性的部分，也是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改革的关键环节。一是论法理。就是运用法学理论，对案件的定性、情节、处罚等问题作透彻的分析说明。要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相结合予以说理。把行政违法构成的事实说清，尤其对于数个违法事实，要分别予以说明。对辩解意见的评析，应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应的法学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二是说情理。即对案件的分析判断要符合违法主体主客观方面以及案发的背景和社情民意，从而使处罚决定合乎情理。对自由裁量理由的表述也应合乎情理，除了把法律规定的裁量幅度、法定情节予以说明外，还应把相关酌定情节，如社会影响、认识态度等作出必要说明。三是讲文理。就是讲究文辞条理，顺理成章。说理结构要有层次性、逻辑性，说理对象要有针对性，说理用语要规范准确。说理用语尽量使用法律用语，杜绝使用有损人格的贬义词，不用与案情无关、与说理无助的形容词，说理语言准确清晰。

(三)强化督查，落实措施，是做好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改革的重要保证在改革实践中，我们从制定制度、强化督查人手，实行奖惩办法，完善考评机制，层层分解落实责任，统一标准规范，充分发挥了三级督查网络的督查作用，保证了说理式处罚文书改革的深入推进，进一步巩固、完善和提高工作成果。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7

【关键词】清末；法治改革；意义

清朝末年，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大规模的法制改革，它是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虽然清末法治改革是清政府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中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应对措施，但其客观上却促使了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其历史意义价值不可低估。

一、清末法律变革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删改旧的《大清律例》，制定新刑律

修律是从清朝最基本的法典――《大清律例》着手的。1902年清廷下令对自乾隆以来的《大清律例》进行删节和修改。经过几年的修订，1901年以《大清现行刑律》的名义颁行，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法典。其基本特点有以下几个：（1）删繁就简。刑律共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比旧律减少四十七条。（2）除掉民事内容。现行律将旧律中的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有别。（3）更定刑名，改革死刑执行法。将从隋至清沿用已久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为死刑、流刑、遣刑、徒刑和罚金，以示和各国办法无异。刑律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并规定死刑仅用绞刑的一种；笞杖改为罚金；充军改为遣刑、流刑；徒刑酌改为工艺；虚拟死罪改为徒、流；变通枷号并除站刑等苛刑。（4）适用上满汗划一。清代满汗在刑律上是不平等的，犯了同样的罪，对旗人处罚轻，对汉人处罚重。《大清现行刑律》规定：嗣后旗人犯罪一律科断。

沈家本认为“名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于是在修改《大清现行刑律》的同时，由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起草的《大清新刑律》也于1910年公布。这是旧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刑法典。刑法典使用通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原则。《大清现行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篇，总则规定了犯罪构成要件、刑罚等一般原则；分则规定了具体的犯罪和处罚方法。总则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把责任年龄规定为十二岁。最初草案规定：“未满十六岁者之行为，为不为罪”。后又改为十二岁。新刑律总则的另一个特点是一反我国旧律之体例，列罪名于刑名之前，以示罪因刑要，因果有序。

（二）改革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律结构形式

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中国法律的传统结构形式。这种形式到清朝末年已经陈旧、落伍，必须加以改革。清末修律过程中，除制订刑法之外，又分别制订了诉讼法、民法和商法。

（1）诉讼法。1906年，修订法律馆仿照资本主义国家诉讼法编成《刑事、民事诉讼法》，但未能颁行。1910年，修订法律馆又以德、日等国诉讼法为蓝本，分别编成《刑事诉讼法草案》和《民事诉讼法草案》，因清朝政府被，也未及审议颁行。

（2）制订商律。为了适应工商贸易发展的要求和“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的状况，商部从1903年起相继制订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则》、《公司律》、《破产律》等单行律则。1908年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学家志田钾太郎起草《大清商律草案》，仅编出总则和商行两编。1910年农工商部根据各商会所编的商律调查案，编订了《大清商律》，也因清政府未及颁行。

（3）民法。1908年，修订法律馆委托日本志田钾太郎、松冈义正协同中国官员起草民律，1911年8月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大体以日、德、瑞士民法为范例，其体例主要仿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是旧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它也未及交资政院议决，便爆发了辛亥革命未能颁行。

（三）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司法开始独立

在中国封建社会，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合一的，地方行政官兼理司法。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侵入，清政府认识到：“东西各国之萌芽，俱本于司法独立”。1907年，法部呈奏《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草案》，经清廷批准后，公布使用。1907年，修订法律馆草拟了《法院编制法》，经编审馆审核后，于1910年奉旨颁行清末中央废除“三法司”制度，改刑部为法部，专管司法行政不再兼理审判，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司审判。明确规定：行政主管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审判”。在地方，改省按察使为提法使，掌司法行政。审判机关设高等、地方、初级三级审判厅，连同中央大理院共四级，实行四级三审制。并建立了“复判”制度。地方审理的重大刑事案件归大理院复判。中央大理院和地方审判厅均设立相应的检察厅，在刑事案件中负责检察、公诉；民事案件中充当公益代表人和当事人。

（四）改良监狱

由于清朝的腐败，司法状况日益恶化，以致旧狱政积弊颇多，典狱吏卒常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清末在建立新的审判制度和审判机构的同时，也开始改革狱政。1907年，沈家本提出了改建新式监狱、培养监狱官吏、颁布监狱规章、编制监狱统计四项改良措施。1908年修订法律馆委托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起草了《大清狱则草案》。清政府按日本的方式设置新监狱，附设监狱工厂，容纳已决犯工作；又开监狱学堂。组织监狱官吏学习狱政学和日本监狱法等。但由于一些顽固官僚的反对，“狱政虽变之稍善，而未能竟其功”。

二、清末法律变革的历史意义

（一）从法律文化角度看，清末法律变革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开启和传统法律文化的终结

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中华法系传统被打破，标志着二千多年的陈陈相因的中华法系的终。文化的发展有着从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规律，现代文化同传统文化相比较，它无疑比传统文化更合理、科学和先进。清末法律变革就是使先进的法律文化即现代法律文化在同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激烈的斗争后产生发展的过程。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现代文化随着列强的入侵不断对中国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特别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影响还不是以动摇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不是以与传统文化相匹敌，而清末的法律变革则实现了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转变，使现代先进的法制原则、法律概念、法律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广为世人所接受，取传统法律文化而代之成为主流法律文化，进而使中国的主流法律文化与世界主流法律文化相一致，促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清末法律变革对其后的中国法律文化乃至当今的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比较深远。正如学术界所评论的那样，它为其后的民国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法律文化由于其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对社会观念特别是法律观念影响深远，清末法律变革后确定的以日本、德国为样板的大陆法系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法律文化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今的法文化发展起源于清末的法律变革，清末的法律变革是现代先进法律文化的基础。

（二）从法治发展的角度看，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中国近代法制建立的起点和尝试，起到了中国法制发展承前启后的作用

尽管清政府的变革是被迫的，被动的和具有维护其阶级统治目的的，但是其在变革中制定的有关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主要是依据近代资本主义法制原则制定的，包含限制皇权，实行，承认国民权利，实行现代刑罚制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法制的意义，同变革前的封建法制相比，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一变革是不完全、不彻底的，绝大部分变革措施没有实施，只是做了制定法律等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却为民国近代化的法制建立创造了条件，一些变革中制定的法律被民国作为过渡性法律暂时适用。上述历史过程是连结在一起的，应将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将变革与随后的民国时期建立近代法制联系起来，公正客观地分析变革对近代法制全面建立所起的作用，是完全可以得出清末法律变革是近代法制建立起点的结论的。没有变革的尝试，近代的法制发展在时间上将会滞后，法制的进程将受到阻碍，清末的法律变革在中国封建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变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从中外交流的角度看，清末法律变革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法律的吸收和采纳，在法制发展上具有首创和启迪意义

变革前，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封建帝国，从未接受过外来法律文化的影响，更不用说吸收和采纳外来法律了。法律变革改变了国人原有的思维定式，使人们认识到不仅仅物质文明西方比中国发达，而且在法律文明和制度上，中国也需要向西方学习。这种转变在近现代中外交流中属于首次，它促使国人能够正视自身创造的文明，理智地对中外法律制度进行比较鉴别，采取科学的态度认识自身法律文化和法制发展中的缺陷和不足，抛弃敝帚自珍和夜郎自大的陈腐意识，树立符合现实的认识事物的态度，这种转变人们意识作用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实践上，清末的法律变革开创了近现代中外交流中吸收采纳外国法律的先例，为后世法制发展上处理中外法律关系提供了借鉴和向导。自此以后中国的立法学习、借鉴、引进西方法律的事例比比皆是，使中国法制实践处理中外关系上形成了符合现实和发展的行为惯例。清末法律变革这种对待外国法律“拿来主义”的做法，历史地看是合乎时宜的，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也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自1987年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以来，银行业的发展和改革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指向标，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晴雨表。1993年12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要在我国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并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由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也全面开启了。这是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有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方向，这对银行业的金融改革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截止2015年，我国共有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12家全国性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131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70家的村镇银行，还有部分的合资银行、外资银行、港资银行和台资银行，商业银行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但在商业银行运作的过程中，2015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农行票据案”，这是继2013年“高山案”之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管理问题再次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以及商业银行体系初步建立之后，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行，为经济的发展贡献出力量，成为了银行业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原因探析

（一）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商业银行也加快了股份制改革的进程，商业银行资本构成的多元化和资本运作的程序多样性日益健全和完全，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纷纷追求上市。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之后，面临着现代金融业所带来的管理上的的挑战。我国商业银行，控股方是各级政府机构，这是为了保证我国在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确保我国的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在金融层面得到必要的保障。也就是说，在商业银行中，真正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决定银行发展战略的管理治理机制，都是基于政府的决策，而不是金融业和现代公司的正常发展机制。这种金字塔式的内部治理机制是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的提高的，首先是因为政府的决策考虑的是整个国家或者当地政府的整体利益，有时候便不得不牺牲商业银行一些其他股东的利益，但这种牺牲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起到迟缓的作用。在股份制改革迟缓的情况底下，必然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不通畅，即商业银行的股东不能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力，在参与商业银行的股份之后，投资回报率就无法做到真正的长期保障。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国有资产以对民间商业的管理来保证政治上的体制需要。

（二）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存在不正确的地方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尤其是上市之后，追求利润成为了其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股份制改革之后，银行的利润不再单一地通过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差额来获取储户的利润，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银行与一般的企业性质不同，它涉及着国家的金融安全，尤其是关乎到当前中国的经济能否软着陆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此，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应该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但是刚刚完成股份制改造的银行业，在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上在不断地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靠拢，从而丧失了银行业应该有的金融安全性和运营独特性。

（三）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营销方式

股份制改造之后，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不仅仅是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的差，银行也在商业化之后发明了比较多的金融衍生产品，诸如各类基金、信用卡、理财产品等。这些金融衍生产生在银行商业的进程中被退出来，在国内金融市场所经历的时间还比较短，金融衍生产品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清晰的推出思路。这往往导致金融衍生产品呈现卖方市场的特征，即银行在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上占有唯一的信息资源，这会导致金融衍生产品缺乏相应的市场基础，不能满足客户具体的金融需求。在此基础上，各大商业银行不得不走入营销模式。以银行内部员工为营销人员的商业银行营销模式，在工作效果的评价方式上，普遍采取“以业绩为唯一指标”的考核体系。而营销人员只能营销已经存在的进入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在某些程度上是与市场的需求有一定的出入性的，银行营销人员的工作压力便会上升，从而反过来营销进入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

（四）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技术比较落后，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风险识别技术上的优势

在商业银行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些金融犯罪案件之后，商业银行内部人员的监管给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因为看似是银行内部人员伙同家属、朋友一起犯罪，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在于银行在监管方面人认识的不足导致的。人们一般认为，银行业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外部，因此对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监管也主要以外部监管为主，这样商业银行内部便形成了一定的固有利益团体，这些固有团体在内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把银行的利益抛诸脑外。从银行的的管理层来说，这是因为在认识银行风险因素来源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而忽视了内部员工的风险。这种风险注意力上的分布差异，直接导致了内部风险识别技术的落后。在这种传统的风险识别技术上，对人的工作素质以及知识的要求非常高，但当互联网进入金融时代之后，互联网金融能够在风险识别上带来一些新的技术突破。例如，贪污者如果通过互联网进行金融交易，其犯罪记录将永远消除，但在传统犯罪中证据是比较容易消除的。

二、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缺陷的解决措施

（一）加快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持股比例一般是最高的，这是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因此在我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有资产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其他股份进入到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当中的。而国家的相关经济法律法规明确指出，促进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以外其他资本的活跃性，是促进整个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有效手段。加快商业银行的股权制度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一票否决制在股东大会上产生的负面作用，从而在商业银行内部形成民主的氛围，使商业银行可以形成内部互相监管和互相建议的良好运行机制。

（二）转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既要突出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式的优越性，又要强调银行业的特点

在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中，以及中小型商业银行成立的过程当中，银行管理经营理念的转变是其实现商业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这是为了银行能在管理层面上引进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从而为银行的发展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和潜力。在银行完成商业化的初期，银行的运营是相当地成功的。但随着金融市场的改革，金融业的本质特点不断被人们挖掘和认识到，这就要求银行业的运营也能符合金融业的本质规律。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当中，银行业的发展不仅仅应当朝着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发展，也要兼顾银行业的特点。金融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因此在金融业的管理上应该更多的考虑安全性内容，应当把利润性的因素降低，在保证商业银行股东预期利益的前提之下，把金融安全性的因素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理念的重点。

（三）规范管理金融衍生产品的内销模式，严格监督商业银行内部人员的购买行为

在诸多的金融犯罪案例中，银行内部人员所带来的损失占有相当多的比例，这是因为银行在形成自己的内部固有利益团体之后，银行内部人员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把金融衍生产品的购买方式修改，使其以购买金融衍生产品的方式发生腐败，这是金融犯罪中的一种常用手段。因此，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首先是要加强对内部人员的监管，在商业银行内部人员购买银行相关金融服务的时候，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审查，在其购买之后，应当对其使用的过程采取最为严厉的监管措施。

（四）充分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减轻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缺陷中的周期性风险

在我国的金融改革之中，金融衍生产品会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更新和换代也不断地产生，金融衍生产品中总是走在金融工具的后面。因此，通过金融创新，减轻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风险，尤其是周期性的风险，需要对金融工具进行创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已经逐步产生了，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进行改革，需要商业银行从战略层面提出一些可以执行的规划和策略。通过这些改革，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银行业中的运用，减少商业银行内部腐败案件的产生，是商业银行可以采取的途径之一。

三、小结

在我国金融业改革深入推进的过程中，相继爆发的几起严重的商业银行内部员工犯罪的案例，使得商业银行内部监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笔者在国内某家商业银行工作的经历中，发现了一些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缺陷，例如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营销方式以及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技术比较落后等等，这些内部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对商业银行本身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甚至有些因素是金融犯罪案例爆发的直接原因。笔者依据实际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加快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既要突出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式的优越性，又要强调银行业的特点、规范管理金融衍生产品的内销模式，严格监督商业银行内部人员的购买行为、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成功经验，提高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识别技术等具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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