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审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商事审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1篇

法院审判委员制度是司法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 法律 制度，是一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最高审判组织。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运行着，审委员的组成人员由院级领导和部分业务庭的负责人员构成，按照“一州管三县”的方式，统辖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在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的迅猛 发展 ，以及与这种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审委会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在注重诉讼活动的民主、注重对当事人的同等尊重、注重裁判过程的公开和透明的新的司法理念日趋形成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增强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还是从专业化要求上，审委会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已彰明较著的确需要进一步补缺和完善。藉此简述自己对法院审委会制度完善之建议，与同仁商榷。 一、审委会制度存在的弊端

审委会制度存在的不足也就是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委会讨论案件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作用，滋长合议庭将矛盾上交之弊。《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审委会职能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是讨论决定拟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重大、疑难、复杂或新类型的案件；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其它案件均无需报审委会讨论，使审委会有充分的时间 总结 和研究审判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提高法院法官的整体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水平。但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审委会都是以讨论案件为主，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使审委会根本无暇顾及对法院全局性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监督。而合议庭的审判职能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合议庭能敲定的案件也不作结论，而是报请审委会讨论决定。如有的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时，明知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规定明确，但碍于各种因素，不能坚持原则，将矛盾转移；有的合议庭对案件大小事项，有意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以“慎重”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且造成了重复劳动；还有的合议庭把关不严，把一些事实不清的案件也报请审委会决定，事倍功半，久拖不决等等。审委会受理案件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合议庭则成为一个“过场”和形式。究其原因，一是审委会把关不严，没有相关配套制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限制，使审委会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造成“困难”。特别这几年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受执法环境的影响，审委会把一切工作的重点都放在个案的审理上，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审委会忽视管理，不能不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二是业务部门负责人管理不严，责任心不强，每年把大量的合议庭能够决定的案件，都报审委会讨论决定，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造成目前现状的重要原因。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业务庭负责人和办案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淡化了，而且使合议庭的审判职能、作用降低了，久而久之，使审判人员在思想上“患”上了“矛盾上交”之弊。

（二）、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几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但是却得不出相同的结果，使审委会面临尴尬境地。对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经原审和终审审判监督程序后，判决结果经常出现不一致，而这些案件又都是经过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二审程序对原审判决的维持或改判或发回重审，再审程序维持或改判终审判决，审监程序对原审、终审判决的改判或维持、撤销，这在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在案件事实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就是不正常的。许多案件的判决往往是原审判决张三“对”，终审判决又是李四“对”，审判监督程序又改判是张三“对”。改来改去，没有结论，七判八判，莫衷一是。有一个当事人因析产纠纷整整在法院打了十三年的官司，上级法院审监程序作出的最后的一份判决，却维持了基层法院原审判决的内容，令人十分费解。十三年对一个 自然 人来讲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其愤怒和辛酸难以言表。这说明各级法院审委会运行中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不仅使广大公民对法院的公信力失去“信心”，也使人民法院应有的公正、高效、严谨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使当事人从怨气逐步走向对立，甚至经常发生谩骂围堵法院机关的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审委会处于“难堪”的境地。在此情况下审委会将做出如何选择，审委会新的决议总是对上次决议的否定，那么被否定的决议，其法律责任应由谁承担，说来道去还是由审委会承担。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同时 也说明了存在于法院内部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故意“炒”作案件。如果说社会上有“官倒”、“商倒”，法院是否也有“法倒”，办“人情案、关系案”。长期以来审委会对此却无能为力而处于尴尬之地。

（三）、审委会成员多为庭长兼任，在审委会讨论决定时，有先入为主之弊。长期以来，各级法院审委会委员均由院长、副院长以及有关业务庭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做为有关业务庭主要负责人为审委会委员的，在以审委会委员身份表决本庭案件时，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1、合议庭是法院的内设机构，按照分工承担着不同的审判任务。由于其负责人既是审委会委员又是该机构的庭长，在审委会讨论本庭案件时，其身份是庭长还是委员说不清道不明。2、业务庭庭长为审委会委员，对其本庭报请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必然带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如果其意见并不正确，与合议庭意见存在分歧。但在审委会讨论时，由于其特定的委员身份对该案件决议的形成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自然形成了有效的一张支持票，不利于审委会公正处理案件。有先入为主不利公正审理案件之弊。

（四）、当事人对审委会委员无法行使法律规定的申请回避权，有引发不廉之风之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审判人员自行回避权和当事人回避请求权，一旦某个委员和当事人行使了回避权，当事委员就应当回避而不能参与案件的表决。但是，审委会对委员的自行回避从来没有或很少有实例。委员对回避制度也是讲的多，落实少。甚至有的委员错误地认为当事人主张回避权，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重，尽管法律规定非常明确也不屑一顾。当事人也很少行使请求委员回避的实例，即使当事人主张回避权，常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被轻易驳回。总之，审委会活动对实施回避制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反映了审委会制度本身给当事人行使回避权所带来的困难，也反映了这个制度容易使委员产生潜在的特权思想，最终导致不正之风的滋长蔓延，有引发腐败问题发生之弊。

（五）、审委会成员“统管”刑、民、行、执等各类案件，有不利于专业化管理之弊。刑、民、行、执等各类案件，是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形成的，各类案件都有其各自的专项法律规定和特点，尽管在运用法律方面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毕竟是不同类型的案件。而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知识或能力仅能侧重某一类型的案件，或刑事、或民事、或行政、或执行，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不论研究什么类型的案件，都是这些审委会成员，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虽然审委会采取的少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度原则，但实际上采纳的却是个别审委会成员的意见。如刑事案件就以从事刑事的审委会委员的意见为决议意见，其它委员仅仅是表表态而已。这种决议议程既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又违背了集体讨论决定案件的原则，很难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有不利于专业化建设之弊。

（六）、院领导参加审委会过多，影响了院领导对其主管事务的全面顾及，有顾此失彼之弊。法院现行的审委会组成人员主要由院长、副院长以及个别业务庭的一把手组成。每周工作日为五天，其中三天在参加审委会会议，有时时间更长。而其它重要的管理工作很难顾及，这些工作都是院级领导必须考虑和抓到位的工作，如政务、行政、队伍建设和纪律 教育 等方面工作，无法有充足的力量和时间认真地抓好。当选为审委会委员的各业务庭一把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每周有多少时间 来抓同样重要的其它工作。工作任务是个不可变量，已经安排的工作任务都必须完成。而人的能量也是不可变的，在同一时间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件事情。这种“疲劳作战”，难免不在工作中出现顾此失彼之弊。

（七）、审委会制度本身之弊。1、审委会制度违背了公开审理的原则。对案件公开进行审理是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做了明确规定，除第二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不予公开审理外，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但是，审委会在讨论案件时，并非是对当事人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仅要求案件承办人和负责承办该案的相关负责人列席参加，由案件承办人向审委会汇报和解释合议庭意见，相关负责人或庭长对案件情况进行补充汇报。而合议庭其他成员与此无关，审委会怎么决定就怎么判决。同时，委员们在讨论中，案件承办人和列席的相关负责人，对审委会委员发表的意见正确与否不能发表不同的申辩意见。当事人侧更是无奈，既不能面对审委会讨论过程，也不能了解审委会的讨论情况，更不能行使开庭时的抗辩权。这种“暗箱操作”的方式难免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其次，“暗箱操作”救济程序艰难，一旦发生不公正判决，当事人只能通过上诉审程序或申诉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寻求公正判决，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几年当事人上访数量不断增加，与此项制度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关系。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增加了法院的业务负担，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2、审委会制度造成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合理现象，不符合逻辑 规律 和审判工作的实践。审判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对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是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承办法官审理了几十天的案件，然而在审委会做决定时仅凭一个审理报告就能定案，难免不出差错或不够全面，有些案件反复审理、反复判决正是源出于此。它违背了审判工作直接判决的法律规定和客观要求。

3、审委会制度有行政化倾向。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各委员先发表意见，最后以主持人的 总结 结论定案，似乎各委员发表的意见仅为主持人形成最终结论的 参考 意见，而实际是按首长负责制由主持人说了算的讨论决定形式，这种讨论方式给人以强烈的行政感觉。

二、对现行审委会职责应当进行改革。 对现行审委会制度立即予以否定，至少目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是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却十分必要。根据审委会工作的实践，本人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 （一）、审委会实行院审委会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相结合的办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为特别，审委会专业审核组讨论案件为一般，分流案件，体现专业化。法院拟对现行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各级法院将其审委会分为院审委会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两个层面。对于通过某项涉及全省法院适用 法律 方面和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的决定，拟判处死刑以及、复杂、重大或新类型案件可召开院审委会讨论为特别，由院长主持进行，不分案件类型，只要符合重大、疑难案件条件的，均可以报请审委会讨论。审委会专业审核组实行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赔偿专业审核制为一般，由主管院长主持进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实行以案件类型为主的专题专案会议，可分为刑事组、民事组、行执组。平时审委会活动一般均以各专业审核组活动为主，每组成员以奇数5至7人编制（包括主持人）。各组编目和排序以各组案件类型编目号，如审委会刑字第×号、审委会民字第×号、审委会执字第×号、审委会行字第×号。增强专业化管理，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

（二）、设专职审委会委员，取消各业务庭庭长兼职审委会委员的旧的做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审委会是一级法院内部依据法律规定，按照级别管辖审理案件的最高审判组织，并没有对其委员在行政职务上有要求。因此，专职搞好本职工作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客观要求。因此，院审委会、院审委专业审核组的成员不应当由有关业务庭庭长兼任，而应由从事审判工作时间长资历经验丰富，法律理论功底深厚的审判人员专职组成。由于审委会委员都是来自各审判庭，因此在审委会讨论本庭案件时，一般不能参加审委会活动。如果需要列席参加，不能以委员身份行使表决权。充分发挥审委会对合议庭的有效监督，切实实现两者之间的监督关系。以加强审判工作专业化建设，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三）、建立审委会成员回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对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还不够全面，在目前有关业务庭负责人“双重身份”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建立相关具有针对性的回避制度。该庭负责人为审委会委员的，在审委会讨论本庭审理的案件时应当自行回避，不能行使表决权，确保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公正性。如果实行审委会成员由审判人员组成的新制度也应建立这种机制，意在加强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乱行使监督权则是更危险的权力。回避制度本身就是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审判权监督，二是对监督权的监督。因此，只有坚持审委会的回避制度，才能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否则，他不仅使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和人民法院公信力大打折扣，也容易引发“官司已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负面影响，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就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就会造成“不信法律信后门，不信法律信关系”的不良后果。 （四）、审委会应当加强对审判工作总结和指导，充分发挥合议庭审判职能。审委会应当把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和指导审判工作及讨论重大疑难案件作为第一要务，如制度建设、审判经验总结、案例选编等方面，从宏观上加大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减少对个案的管理。充分发挥合议庭的审判职能，加大对合议庭的监督力度。

（五）、建立审委会报案审查和提审制度。合议庭审委会应当由专门的审判人员组成，级法院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最高权力决策组织。审委会与合议庭并非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法律规定的不同层次的相互独立的审判监督关系。如果合议庭意见统一或者院长未提交监督决定，合议庭不能上报审委会讨论决定。审委会主要实行提审制度，对合议庭上报的案件应当进行审查。为了防止错案的发生，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对当事人反应强烈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一级法院发现下一级法院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本级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做出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通过提审制度有效地监督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提高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六）、汇报案件取消只由案件承办人单独汇报的做法由合议庭全体成员参加。审委会讨论案件在目前还无法对当事人公开的情况下，应当先予合议庭公开。一来体现公开原则，二来有利于审委会对合议庭分歧意见能够直接完整的了解。案件汇报材料应注明合议庭成员姓名和案件承办人姓名，合议庭成员直接听取审委会对本合议庭案件讨论的情况，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贯彻审委会决议精神，公正处理案件。 （七）、审委会应加强合议庭职能作用，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审委会应重视合议庭的工作，从督促和监督两个方面进行管理，达到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的目的。合议庭是最基本的审判组织，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讨论原则履行其审判职能，它既具有独立性又受审委员的监督，其审判职能作用不容忽视。1、合议庭成员固定化，这是案件得到公正审判和执行的组织保证。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做了明确规定，合议庭成员的变更应当报请院长或庭长决定，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成员固定化有利于成员了解和掌握案件事实，有利于把握案件进展情况，有利于发表自己对案件认识和处理意见。合议庭以案件定成员，在案件未审结和执结前成员不得变更，院长或庭长也绝不能随意更换和调整（因回避而需要调整的除外），相互公开 、相互监督过程中。2、议庭评议意见记录必须记载完整，包括案件承办人陈述案件情况基本清楚，评议人意见完整，决议主文明确。3、合议庭评议意见有分歧须报审委会决议的，其提交委会的案件报告定稿合议庭成员都必须过目并签字署名，案件承办人个人单方所写的报告未经其他成员同意，不能作为提交委会的案件报告，所产生的任何责任亦由案件承办人承担。审委会在受理时亦应予以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商事审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2篇

我国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审判制度中的一大特色，它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合议庭和独任庭所审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作出决议，从这一制度设立以来，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增强，法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该制度的存在已经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等等 。继续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因此，本文从分析这一制度创设过程及曾经发挥的作用入手，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的审判实际，分析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废的利弊，全面阐述了作者本人关于该制度应该废除的理由以及即将废除和废除后的设想。

引言：

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如此重罪而轻判，怎么不令世人发指！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笔者虽深知该制度一时还难以取消，但其与现代司法理念有很多相悖之处，到底还能保存多久很难保证。为此，笔者再来谈点个人之见，以期与学者、同仁商榷。

一、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创设的原因及其作用。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进行审判。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 195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法官的素质整体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当时的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也都延用原来的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案件的作法。

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自设立以来，曾在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确实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新中国几十年来审判活动的总结和审判经验的结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以形成决议，这既有利于发挥审判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的积极性，使每一位委员都积极参与案件的讨论，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又有利于集思广益，集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委员的的正确意见，形成集体的决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又克服了个体既有的局限性，依靠集体的力量，形成正确的决定。

其次，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法官对案件的初步意见，完全有可能不被审判委员会采纳，即使案件已经审结，相应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也有可能被审判委员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这就有力地监督、约束了法官。法官只有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其意见才不会被审判委员会否定，并形成最终的判决；法官也只有努力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才能正确判案，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才能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一致。这样，审判委员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理。

第三，法官们在审判工作中，经常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因为法官也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熟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农村的基层人民法院，整个市区人口就不多，法官往往又都是本地人，加上工作关系、同学关系、亲戚关系、部门关系等等，法官们认识的人就更多了，法官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保障他们不受社会干扰的“隔离带”。“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托人”，更何况从确立“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来，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就要求法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各种关系就更复杂了，法官们在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影响也就更多了。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无疑分担了法官们所面临的一些压力，甚至是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压力。当法官们顶不住外部的压力时，就将案件交由审判委员会定夺，自身卸了包袱。

另外，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就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下发的大量的司法解释而言，审判委员会就功不可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也在总结本院及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断探索、拓宽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还“主动督办案件”，敦促审判人员在审限期内结案；一些地方法院还由审判委员会制定在本辖区内统一的审判规则，在一定区域内统一了执法标准，便于法官们准确及时地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审判委员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给审判委员会的继续存在找到了看似十分充分的理由。

二、关于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弊端。

《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作为法院内设的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它担负着对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对审判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其他与审判工作相关事宜指导的重任。自设立至今，在抵御司法干预，保障司法独立，把好案件质量关以及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选任，合议庭作用的有效发挥，现行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它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等等。因此，继续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悖。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诉争的权力，它应当是独立的、超然的，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法庭，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的实践表明，它一直按行政方式管理审判组织、管理案件，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但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院长的司法职权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审判委员会本身的功能大为走样，法院院长往往在遇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以注意办案的社会效果为由，主动把案件提交给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拿意见，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审判委员会。显然，审判委员会并不能发挥帮助法官抵制外界干扰的作用，反而成为行政权等外部权力影响司法权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也使得合议庭制度、独任审判制度流于形式，法官独立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悖。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实体公正则又是程序公正的体现。而审判委员会制度恰恰在断案程序上严重违了程序法。一方面，它违反了审判公开原则。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活动应当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还要将审理案件的人员予以公开，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同时，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具体由哪些委员组成，一般不予公开，当事人也无权参与，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它严重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也称直接审判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然而审判委员会审断案件，往往不去亲自阅卷，对认定事实的证据也不是从法庭上直接获得，没有听取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而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间接了解案情，在法庭审理外进行认证，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另外，审判委员会制度还违背了回避制度。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那些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别关系的司法人员回避。申请回避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案件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活生生的人，司法人员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从脱离各种人际关系。设立回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司法人员在当事人间的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塑造司法独立、公正、公平、民主的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且不定期进行，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何时讨论，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并不知道，而且我国法律对于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没有任何规定，因而当事人无法对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此外，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组合议庭审理，这是对再审和重审案件规定的一项特殊回避制度。但是，如果该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审或再审时，同一法院不可能再另行组成审判委员会去审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目的无法达到。

第三，审判委员会制度有碍于司法效率。市场经济要求通过社会对资源进行合理、高效的配置，追求效率是其本质。司法也存在是否快速有效的问题，存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这就是司法效率问题。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着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又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程序在法律上存有巨大的缺陷，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随意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造成司法实践中，只有当需要讨论的案件积压到一定数量，并在各委员有充分的时间后才予启动，法院的年终“突击”、“会战”并不鲜见，这样不仅司法程序遭到破坏，无法保障司法公正，而且也造成司法效率低下。

第四，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的确认不尽合理。审判委员会是审判组织，应由符合其自身特点和职责要求的人员组成，而现有的审判委员会则沿袭了我国行政管理机制的传统模式，委员们基本上是由院长、副院长、审判业务庭庭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如负责纪检的、党务的等人组成。即看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很少考虑其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高低，委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而取得了资格的又是终身“享用”，除非是退休或调出；并没有去根据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而选用现有法官中的优秀者，而是依职权论资排辈，甚至为平衡而将委员资格作为一种荣誉授予一些老同志，这些委员往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接受新知识慢，法学理论水平较低，仅靠老经验办事，难以胜任飞速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如某基层法院现有委员9人，真正具有法律本科学历或具有法律知识的其他本科学历的仅为1人；50岁以上或接近50岁的却为8人，年龄结构老化，知识结构低下。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一个相应的考核约束机制，一方面，有的案件汇报人不能及时提交案件审理报告，也有的委员事前根本没有看案件审理报告，往往是临阵磨枪，打无准备之仗。另一方面，疑难案件大多由于事实难以认定，证据难以取舍，适用法律难以确定，裁判难以作出。而现在的委员们往往只注重精通或熟悉某一方面的法律业务知识，对其他门类非常陌生，讨论到自己熟悉、关心一块的案件时，尚能积极发言，可讨论到其他门类的案件时，冷眼相观，人云吾云，没有主见，出了问题，往往是由审判委员会这个集体来承担责任，而实际上谁也不负任何责任。有的承办人汇报本身就没有抓住案件的重点、焦点和难点，委员们听汇报自然也就成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难以全面了解案情；也有的承办人汇报时故意带有主观片面性， 往往将委员们引入“歧途”，难免使委员们的表态出现误差，福建省周宁县法院所办理的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少女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五，审判委员会没有真正当担起总结审判经验的责任。总结审判经验是审判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审判方式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委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忙于应酬待人接物，忙于对个案的讨论，没有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往审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有的审判委员会年初虽然也确定了总结经验的计划，但是到了具体的工作中，委员们没有去留心观察，去深入收集审判实践中的好做法。一年下来，两手空空，但他们却以长年累月忙于行政事务为借口而感到未完成总结经验计划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有的委员虽然有总结审判经验的这种想法，却因自己的年龄偏大，素质偏低，难当此任。也有的委员虽有这份能力，也有这份热情，但他们既怕落个好出风头、好显露自己的“坏名声”，又怕一次提交了总结经验材料，下次还得“能者多劳”，不得不也缩起头来。长期以往，大家也都习惯于只讲个案指导，很少搞审判经验总结了。

三、关于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及其废除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因此，我们应该要把握好契机，积极稳妥地建立起新的工作机制，切实当担起实现人民法院世纪主题的重任。虽然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要彻底废除还很困难，需要经历一个缓冲阶段，但是废除是一个必然趋势，不可避免。那么，现在如何做好这里面的衔接工作及废除审判委员会后的审判工作呢？

首先是要进一步缩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只有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或指令再审的案件，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和抗诉的案件以及新类型的案件，法律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案件，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才可予以讨论，其他案件一律不得入内。

其次是要严格执行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规程。凡提交讨论的案件应由院长或分管副院长把关，否则不予讨论。委员们收到审理报告后，应认真阅读，设立专门笔记，理出发言提纲。讨论案件时，应让合议庭成员列席审判委员会，补充承办人汇报中的不足。或有意不汇报的内容；必要时还可特邀检察长或一些审判骨干列席会议，允许他们发言，认真听取他们对个案的具体处理意见，但不赋予他们最后对案件处理的表决权。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仅让案件所在庭庭长列席会议现象，因为原来的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概念和界线。

第三、审判委员会应该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每年都应确定总结经验的计划，并落实到每个委员，每年按不同的审判专业，每个委员或几个委员共同完成一定数量的针对性的经验总结。同时，注意学习借鉴上级法院，兄弟法院的先进审判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结合本院实际提出改进意见。对总结出的不同类型案件的审判规律，各类案件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应归纳汇总，建章立制，真正发挥总结经验的作用。使审判规范、科学、合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第四、审判委员会废除后应设立专业化审理、研讨、咨询案件小组。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各小组组长，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第五、进一步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的作用。选派理论功底深、办案速度快且正确率高的优秀审判人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并根据全院审判工作量和在编人数确定设置若干个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职位，一般以不超过全院总人数的20%为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审理案件，撰写裁判文书，其他工作交由审判辅助人员处理。这样，既提高了审判效率，又注重了办案质量。

第六、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以便更好地统一司法尺度，保证案件质量。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公布案例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予以借鉴，但是中国现行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判例制。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障碍。也使得在审判委员会取消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可能对同类案件作出极然相反或有重大区别的结果。因此，要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客观规律设计、制定中国的法律制度。

即在坚持以成文法为主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判例制度，以判例制度的典范性、互补性和即时性，弥补因成文法过于原则、抽象所造成的僵死或者滞后。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即不应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不应该割裂自己的历史传统，更应当按照规律办事。以成文法和判例相结合的法治体系，是符合立法、司法客观规律的，是当代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大趋势。

当然，我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法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其一，判例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或者经其认可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权力需全国人大的授予。其二，判例与制定法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只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不完善时，才能适用判例，以判例弥补法律的漏洞。其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判例的适用行使法律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判例的适用有立法监督权，即有权审核并废止某一判例。其四，判例的运用，原则上限于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参考书目：

1、《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苏力的论文《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

2、《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法律系副教授陈瑞华的论文《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

3、《人民司法》2001年第2期朱建新的论文《浅论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4、李晓辉.《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几个问题》.当代法学，2000，(1)。

5、蒲坚.中国法制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6、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第三辑.重庆:西南政法学院,1982。

7、肖建国，肖建光.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2。

8、张步云.审判委员会制度亟待改革.中国律师，1997，（10）。

9、江平，陈桂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商事审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3篇

(一)民事执行监督的现状

对于民事执行这一项与当事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司法行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大而化之，仅作了程序意义上的制度设计，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规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来自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依据宪法的规定，各级人大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各项活动进行监督，然而由于我国立法上的缺陷和人大权力软弱的传统，各级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既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定，更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其监督权的体现往往局限于每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法院工作报告的审议，针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也在不断萎缩，使得人大监督形同虚设。2、来自党委的监督。中国的司法行为始终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监督，法治理念教育更是明确提出“党的领导”，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坚持的。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对法院的监督不断强化，然而这种监督更多地体现在对设立组织机构和树立司法理念方面，而不是具体案件的监督。社会现实中，某某党委领导对具体个案的批示，在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种对个案的监督，而是一种指示，甚至是一种干预。3、来自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一方面具有渎职案件侦查职能，随着反腐行动的不断深入，不少枉法裁判的渎职法官被绳之以法，另一方面具有包括民事执行监督在内的民事法律监督职能，然而这项职能的行使却差强人意，存在着种种障碍，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4、来自舆论和社会上的监督。随着改革的进程，法院的审判行为不断向媒体和社会公开，透明度不断增加，来自舆论和社会的监督作用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具体个案上甚至能够影响法院的裁判，然而这种监督由于社会传统和人为因素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较重的感彩，能否真正地公正值得探讨。从以上监督方式不难看出，民事执行的监督方式缺少相关的具体监督规定，可操作性差，不足以遏制民事执行过程违法乱纪行为的出现，愈演愈烈的“执行难”、“执行乱”便是最好的注脚。

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几年中，为规范民事执行工作相继做出了一些司法解释。1998年7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专门规定了“执行监督”一章，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程序、方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规范民事执行工作、破解“执行难”的难题，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民事裁判的顺利执行，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也看到，规定中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在现实操作中已经异化为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一旦法律上的监督关系演变成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后，法律监督与制约的能力就会大大削弱。这种监督职能由审判机关独自享有，那么在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审判机关往往会考虑维护自身形象、自身利益等因素，司法公正的价值观难以得到保障，并且自我监督的模式在一定程序上会导致监督主体对违法现象的“心慈手软”。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纠正和处理执行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的规定，只是人民法院系统内部的规定，这些规定能否得到正确有效的实施，完全取决于各级人民法院自身。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理力度，也缺乏透明，消除不了人们对在系统内部的处理是否能够依法处理的合理怀疑。而且在事实上对违法执行的人员的处理结果存在具体操作上有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努力强化系统内部对于民事执行工作监督的同时，基于种种因素，对于民事检察监督这一缕自外部的“阳光”，以提高诉讼效益、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权威为由，相继出台多项司法解释，排斥和抵触民事执行检察监督。1995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从立法学的角度看，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都有违宪之嫌，因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一切执法活动都享有监督权，民事执行行为自然也不能例外。”凡是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违法现象，检察机关都应当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人为地、单方面地对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加以限制或说不。宪法既巳授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虽没有配套的相关具体规定，但处于被监督者地位的法院不断出台司法解释限制监督者的监督范围，在实际上“抗衡”和“蚕食”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权，不免有越权之嫌。

(二)制约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因素分析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颁布生效至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开展已经十几年，应当说，在维护司法公正，纠正法院错误判决方面取得了积极而有效的成绩。但是，困扰民事检察工作的种种消极因素也逐渐凸现，严重阻碍了民事检察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对民事执行监督这一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更是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严重缺位

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着总则规定的监督权力的广泛性和具体监督方式的狭窄性的矛盾。我国宪法和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对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从这个层面看，检察机关不仅有权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也当然有权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能。然而，对于监督的主体、对象、条件、程序等问题，分则中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规定，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陷于“无法可依”的境地。部分学者援引《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规定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认为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都属于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民事执行过程中的裁定因此当然可以抗诉，值得注意的是该条规定是列在“审判程序”一编，而不是“执行程序”一编中，多少有些张冠李戴的嫌疑。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检察机关同样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使”的原则，检察机关对于民事执行的监督缺少具体法律规定的支持，这在根本上阻碍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施和发展。

2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直接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法检两家出于对民事诉讼法的不同理解和各自的权力争夺，长期争论不休，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直接限制了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职能的发挥。对于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不予受理。对于先予执行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检察监督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抗衡来自检察机关的民事经济检察监督，左一个解释，右一个批复，对可以抗诉的生效裁判的范围不断蚕食，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而使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频频受阻，其影响是极坏的。”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单方面做出的明显超越权限的“司法解释”，不断地“攻城掠地”，检察机关消极对待，缺少相应的制约措施，既未及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以巩固自己的监督者地位，更未将上述司法解释提交具有最高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审议其合法性，致使这些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完全阻止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渠道。

3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研究薄弱

目前学界对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主要存在两种声音：其一是全方面监督说，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应贯穿于民事案件从、审判到执行的全部诉讼过程；其二是有限监督说，即检察机关只需监督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确有错误，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是否有重大违法行为。有些激进的学者更是提出彻底取消检察机关业已存在并逐渐成熟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学者黄剑峰认为“来自法院之外的各种国家权力以所谓法律规定的监督之名，行干预民事诉讼之实以扩张自身权力范畴的现象却仍然得不到有效遏制，一定程度上甚至有扩大化的趋势”，“应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法律制度的存在弊大于利。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意味着市场经济主体依法享更广泛的自由，在私法领域的国家干预势必走向衰弱，诉讼效益必将大大提高。因此，取消现有的民事诉讼抗诉制度势在必行。”学界理论不统一，甚至取消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观点甚嚣尘上，而且法律又没有对民事执行检察的方式、范围等做出具体规定，使得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中举步维艰，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大。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缺乏确定的前进方向和理论支持，这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在目前难以有所作为的理论障碍。

4审判机关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的影响

虽然民事检察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但改判的案件多了，必然会影响审判机关的形象和威信，影响各级人大代表对审判机关的评价。“目前障碍民事检察监督机制应有功能之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在于审判自身。也就是说，从法院系统的整体层面上来讲，普遍地尚未理顺与法律监督机关的相互关系，不习惯接受来自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甚至于对民事抗诉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法院以审判独立为借口，视检察机关的监督为一种干预，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拒绝监督，有人甚至认为“在特定具体事件之审理程序终结或确定以后，就其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或裁判内容当否，不允许对法官进行批评、调查或追究责任。”以上种种观点，从根本上讲，这是法院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出发，认为民事检察监督“侵犯”了其固有的领地，与所谓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是检察机关为扩大自己的职能权限而采取的扩张措施。实际上恰恰相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不是为了监督法院工作而存在，其根本目的在于与法院一道正确实施民商法律，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检察机关自身监督能力的限制

民事检察监督的力量配备相对薄弱，监督者的能力与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涉及的法律知识面广，法律关系复杂，对于检察干警的知识结构要求更高。相对于法院精于民商事审判和执行而言，检察机关对刑事领域业务较熟，其主要职能长期定位于刑事公诉及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上。人民法院则是长期以民事审判和执行为主要业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已开展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一支学历较高、谙熟法律、业务精通的法官队伍。人民检察院从1988年才开始民事检察监督的试点工作，有的地方此项业务甚至还尚未全面开展起来，人员的配备也相对薄弱，有的检察院民行部门人数尚达不到要求；有的地方人员年龄较大、学历较低；有的地方配备的年轻人又缺乏工作经验。总体上分析，现有的民事检察队伍对民商法律知识的掌握不够深不够透，对证据审查不够准确细致，办案经验不够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法律水平和业务能力。作为监督者，只有具备比被监督者更高的水平，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监督意见，才能提高监督的权威和效果，才能全面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

6对实践中已经进行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缺少全面、系统的分析、指导

在我国的民事检察工作实践中，部分省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与人民法院达成共识，有的单位已经联合行文，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四川、重庆等地已将检察建议作为具体的监督方式以会签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郑州则实际进行民事执行的现场监督，这都是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取得的可喜进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不受检察监督的。然而，各地方检察院仍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最高人民检察院目前尚没有对其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监督效力等进行系统分析和理性整理，并上升到司法解释的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民事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实践。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法理依据与现实必要性

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律监督职能，是实现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在崇尚法治的今天，作为民事检察监督一部分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因为民事执行是保障人民法院裁判是否真正得以落实的最后手段，与公众权益的息息相关，更加凸显其重要性。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法理依据

1的要求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在前苏联，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拥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不仅在刑事诉讼中拥有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而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有监督权。在现行的俄罗斯《宪法》和《检察院法》中，也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民事审判和执行监督的权力。”我国现行宪法第129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认为，这里的“法律监督”，不仅应当包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监督规定，还应包括《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包括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在内所有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虽未在宪法中以具体条文的形式直接加以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该制度是符合宪法应有之意。因此，民事检察监督职能是宪法赋予的，不是检察机关凭空捏造产生的。它是我国多年来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也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权力和立法权，有权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我国的检察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存在本质区别，“三权分立”制度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与平衡来实现监督和制约，检察权只从属于三权中的“行政权”，检察机关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行使特定的行政权。在我国，检察权是与审判权、行政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不依附于行政权。因此，在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处于核心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完全不同，法律监督体系结构也有差别。人大有权对执行机关的立法和执法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督。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类国家机关的分工是必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既有理由也有必要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立法和执法活动实行全面监督，但由于繁重的任务又使它难以全面地担负起这一责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采取一种授权方式由一个国家机关代为行使这种职权。检察机关就是这样的机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检察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在法律监督方面的执行机关。”可见，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法律确定的权力对法院的所有诉讼行动实行一定的制约和监督，是宪法应有之意，因为“法律监督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是一种权力——一种强大而独立的权力。”因此，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检察权组成的一部分，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必然选择。

宪法之所以对我国的政体做出如此规定，原因在于它是为了保证国家机构的运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全局性作用。宪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司法制度的良性运转，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的统一，从而保证国家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前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从根本上决定了权力配合和权力制约的重要性。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任何国家机关必须接受监督，包括法律监督。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仅仅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宪法并未赋予人民法院以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独立审判权。民事检察监督正是权力制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直接体现，是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检察机关被授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具体反映。不受任何法律监督的民事诉讼活动，其结果必将是使司法独立走向极端化、绝对化，随之也必然会带来司法专权和专横腐败的产生。因此。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程序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是由其宪法定位和在国家权力分配中的属性决定的，并且有利于增强人民检察院司法机关的属性，提升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形成人民检察院更为全面、合理的法律监督体系结构，从而将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落到实处。同时，基于我国体制对检察院和法院的定位，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在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中处于监督地位，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在我国的结构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同为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它对人民法院的监督应当是全方位的。我国这种二元司法结构所确定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的职能分工决定了人民检察院不仅有权对法院直接的审判活动进行活动，也有权对作为审判活动延续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这也是我国体制下法律逻辑的必然结果。

进行监督不仅是宪法规定的权力，也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定义务。

2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要求

“权力需要制约、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的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权力制约权力，是指公共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强调的是在各种不同权力的关系和运作上的分权与制衡，通过权力之间在职能上的相互牵制，防止某一权力被某个人或某个公共组织所垄断、滥用。

权力制约权力理论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其在《、政治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历经波里比阿、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华盛顿等一大批思想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该理论的内容不断地丰富与充实。该理论对建立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国家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尤其对美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的理论出发，并且为了矫正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所出现的弊端，对“三权分立”理论有过深刻的批判，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三权分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马克思在1831年对黑森宪法赞扬说：“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高级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且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也不得例外。”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人民民主的国体，但它在现阶段也只能用人民代表制作为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就客观上出现了权力所有的主体与权力行使的主体不相一致的情况，而且权力固有的恶性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完全消除，因此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不出现违背人民意志的异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必要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种权力制约理论不仅运用在宏观的权力行使中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运用在微观的具体的权力行使中，也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民事执行权属于国家公权力，具备公权力本身固有的管理性、权威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其也需要接受监督、制约。

现阶段，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治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限制权力。没有权力的相互制约，所谓法治只能是虚伪的法治。实际上，法律监督就是权力制约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法治精神在我国的表现形式之一。民事执行权属于公权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对其没有监督，那么必然是不符合权力制约理论要求，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更不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民事执行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正确认识民事执行权的构造是准确把握民事执行规律的前提。对民事执行权构造的认识也曾一度不统一，出现了多种观点。一是民事执行权即执行实施权，二是将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三是将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四是将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命令权、执行调查权、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五是将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立案权、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执行内部监督权，六是将民事执行权分为司法审查权、执行命令权、执行保全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执行管理权。200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要按照执行工作规律要求，探索建立执行实施权和裁决权两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执行权运行机制。至此，民事执行权的构造基本达成共识，将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一般说来，执行裁决权具有司法属性，执行实施权具有行政属性。执行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既非单纯的司法权，也非单纯的行政权。其实，无论是三权分立国家、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力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划分，权力往往以复合形式存在为常态；法院、政府、立法机关等尽管以执掌某类权力为标识，但都是拥有复合权力的集合主体。总体说，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法院以行使审判权为使命，人民检察院以行使法律监督权为使命。民事执行权包括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是双重属性的权利，是法院权力集合中的一部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民事执行权进行分权运作，注重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之间的分立、制约、协调。民事执行权分权运行，有利于克服执行员对案件的全程包揽的弊端，防止执行工作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权分权运作理论与机制，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民事执行权需要制约、需要监督。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现实必要性

总体上看法院民事执行情况是好的，法院自上而下关于民事执行改革的实践也是卓有成效的，民事执行的有关司法解释陆续出台，民事执行的具体程序不断得到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现象，遏制“执行乱”现象，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法院民事裁判在一定期间和一定地区由于执行的原因而成为“法律白条”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使得当事人经法院裁判所确认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实现，同时也对法院审判权威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概括而言，我国民事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执行难”和“执行乱”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层面上。在通常情况下的表述中，“执行乱”被涵盖在“执行难”中，是民事执行监督的重中之重。

1民事“执行难”的主要表现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民事裁决执行难的现象较为普遍，人民法院的许多生效裁决得不到全面及时有效的执行，甚至成为根本无法执行的“法律白条”，在很大程序上影响了法院既有的审判权威。本文试从执行法院和执行法官以外的视角，对民事执行难的表现及原因简要概括。

(1)我国的民事执行立法不完善。我国民事执行的主要依据是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中的第三编——执行程序。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方法上分析，强制执行法是公法，把具有明显的公法特征的强制执行制度放在典型的私法中加以规定，显然存在着立法上的重大缺陷。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单独的强制执行法，不但导致了执行实践中的许多方面缺少依据，而且明显表露出如下缺陷：一是我国对执行程序设置具有职权主义色彩。二是许多规定原则性强，在实践中的操作性却很差。三是执行程序规定的不完整性。

(2)民事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较低。在设有执行机构的法院，尽管其执行庭或执行室等在名义上与审判庭平行，但是实际上其法律地位远远低于审判庭，“重审轻执”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必然成为执行难的潜在因素。(3)民事执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良莠并存。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执行由执行员负责办理。然而，“执行员”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对于执行员的职权范围、任职条件、具体分类等问题，现行法律都没有做出规定，部分法院甚至将审判业务能力不强、学历不高等难以胜任审判工作的法官调任执行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行员这一群体的整体素质，进而影响到民事执行工作的开展。

2民事裁判“执行乱”的主要表现

(1)执行程序乱。即在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或执行员不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司法解释确定的程序执行，执行行为不规范，随意性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对执行标的大、影响广、有利可图的案件，不同的法院争夺管辖权，而对执行标的小或执行难度大的案件，不同法院互相推诱扯皮，甚至拒绝受理执行；部分执行员故意拖延执行，使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实现；在执行过程中不依法出示有关证件、法律文书，不按规定通知必须到场的人员到场；随意变更被执行人，任意执行案外人财产；对同一标的重复执行；超标的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财产等等。如某县人民法院在执行标的为4.5万元的案件中，执行员超标的查封被执行人刘某两间商业旺铺，并违反《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操作规程，私自联系评估机构对刘某的其中一间商铺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18万余元。该案执行员在未将评估报告副本送达被执行人、未通知被执行人参加竞买、未将两次流拍后降价的情况告知被执行人的情况下，将该商铺以13万余元的价格拍卖，致使被执行人受到重大经济损失。

(2)执行措施乱。即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一是不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办事，任意增加、变更执行措施，最为典型地是“以拘促执”、“以拘代执”，以人身作为执行标的或执行手段，逼迫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有的甚至造成被执行人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二是滥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给被执行人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三是超额查封、重复查封；四是执行员及其他执行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行为粗暴，严重损害审判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等等。

(3)执行管理乱。即在民事执行过程中，部分执行法院的执行款物管理混乱，不设立统一账户，不设专人管理；对执行员的监督不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致使执行款物不能及时过付给申请执行人，部分法官甚至替换或截留、挪用、私分、侵吞执行款物。如某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原执行员李某某，利用法院执行制度的漏洞，7年间贪污执行款4485万余元，受贿22万元。再如，某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员孟某在执行案件中，将执行款划到某私人账户，改用劣质茶叶抵顶执行款。

(4)执行收费乱。即在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不按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标准》的规定收费，巧立名目乱收费，个别法官甚至向当事人吃拿卡要，直接侵犯当事人权益。主要表现有：一是部分执行法院以办案经费紧张为由，要求申请执行人给予赞助，名为自愿，实为强迫；二是个别执行法院明确提出要按比例从执行标的中提成，将执行工作搞成“有偿服务”。

(5)消极执行。即在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案件的有关人员故意地不积极履行工作职责，或者执行人员徇私枉法，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使得被执行人转移、毁损、隐藏、变卖财产或者逃匿，造成生效民事裁判所确定的权利长期得不到实现，甚至永远无法实现，给申请执行人造成经济损失。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构想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

1有限监督原则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同时，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在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各种监督尽管对象、范围和方式不同，但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不能被其他监督所替代，同样也不能替代其他监督的作用。只有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才能有效地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其次，由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是由法律规定的，因而对超出法定范围的违法现象，检察机关无权进行监督。同时由于法律监督具有规范性的特点，法律关于监督程序和手段的规定是否完备，也会影响法律监督的效力，制约法律监督的作用。

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是有限的，不宜对所有的民事执行活动都进行监督，这是由民事权利的特点所决定的。从执行的案件性质看，由于该类案件都是民事案件，执行的标的具有私权性质，当事人对私权享有处分权。因此，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当事人的意志仍贯彻在其中，在执行过程中虽有违法或不当行为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当事人对此不予主张的，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就不宜主动追究，否则有可能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不当干预。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执行监督程序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其次，法律虽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地位，但检察机关最主要的职能是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主要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如果在民事执行中检察机关开展全方位的监督，则必然加大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可能会影响检察机关核心职能的行使。至少短时间内尚不具备对所有民事执行案件开展检察监督的条件，现阶段可以有重点地开展执行检察监督，侧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当事人申诉、控告的案件。

2依当事人申诉原则

民事执行不同于刑事执行和行政执行，涉及私权的处分，依照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和案外人有权处置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在当事人和案外人没有提出申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应当介入。为了避免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以及妨碍民事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检察机关不应主动启动监督程序。检察机关的监督应当视为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应遵循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原则。因此，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执行监督程序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原则。

3事后监督原则

检察监督是执行程序结束或某一法律文书(如中止执行、变更被执行人裁定等)作出之后，而不应是程序进行之中。程序结束是指某一阶段程序，如受理、准备程序之后，而不是全部执行完毕。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方式

1民事执行监督的审查范围

在局部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试点中，对监督的范围一般都不是很明确，处于一种发现一件监督一件，抓到篮子里都是菜的阶段。根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现阶段应重点对以下几类情况进行重点审查监督：

(1)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所作出的生效的裁定、决定违反法律规定

执行机关可裁定的事项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执行过程中的程序问题，另一方面是执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有关实体权利问题，如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裁定，有关实施执行措施的裁定。执行机关在执行过程中作出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可能会直接侵害了当事人的有关权益；有些裁定虽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但对当事人的权利没有造成侵害的或者影响不大，对于前面一种情况，从检察监督的主要目的来看，检察机关应该给予积极监督。

(2)强制执行行为违法

我国民事案件的判决后当事人自愿履行的较少，大多数都是申请执行，通过强制执行使判决内容得以实现。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享有执行权，占主动地位，而当事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实践中所出现的执行乱的现象主要集中在法院在执行中的执行措施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这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的重点所在。

(3)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

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有些是由于执行人员本身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所造成的，而有些则是个别执行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人为的变相执行或不执行。执行人员徇私枉法使得被执行人利用机会转移、毁损、隐蔽、变卖、逃匿财产，造成生效民事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无法实现。对于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执行行为应该作为监督的重点。

2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以下几种监督方式：

(1)纠正意见。对象为确有错误的裁定。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在执行中所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所作的裁定确有错误，指令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的对象可以有以下几类情形：

在执行程序中所作出的通知(包括协助执行通知)、决定有瑕疵的；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准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可以建议法院暂缓执行；对执行人员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的，建议法院更换执行人员；对于执行管理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完善。

(3)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执行人员有严重违法的，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并追究当事人的纪律责任。

(4)刑事调查。发现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截留侵占执行款物或执行费、、等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涉嫌犯罪的行为，可以进行初查和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设计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时应该以现有的民事检察工作机制为基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主要包括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以及保障机制。

1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

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包括了申诉案件的管辖、审查及审查终结等机制。

(1)申诉案件的受理

检察机关受理。民事执行目的是为了使生效的民事判决内容得以实现，从工作性质上属于民事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的职能是由检察机关的民检部门来行使，因此，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机构设置来看，没必要设立新的机构，可以由民检部门行使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权。

案件的来源。从案件的来源看主要包括是检察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发现提出的。执行活动的标的具有私权性质，当事人具有自由处分的权利，为了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由的不当干扰，在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诉的情况下，原则上检察机关不宜主动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错误，以及法院的执行侵害其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另外，对于民事执行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发现后应当查处。

(2)案件管辖

在级别管辖上，实行同级监督为原则。民事执行活动周期短，强调的是效率，如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监督，则无法及时对错误民事执行活动进行及时纠正，会影响监督的效果。因此，对于民事执行活动通过同级检察院的监督从时间上更为及时。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工作已开展多年，已形成一支高素质的民事检察队伍，办案质量已得到保证。因此，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级别管辖上应采取同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如上级检察院认为必要，可主动对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下级检察院认为需要的，也可提请上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在地域管辖上，采取执行法院所在地检察院管辖原则。民事执行活动主要就在执行法院所在地进行，因此，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检察院进行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执行法院和当地的同级检察院因为地域关系，开展工作时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协调，监督效果更为明显。

(3)案件的审查

民检部门受理民事执行案件的申诉之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首先是从程序上进行审查，包括申诉主体的适格、申诉的材料等。其次是从实体上审查执行行为是否错误有且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之内的。

适格的申诉主体。在通常情况下，民事执行申诉案件是由民事主体提起的。提起申诉的民事主体必须符合形式上的要件和实质上的要件：

从形式要件来看，可以提起申诉的主体为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及案外人。执行当事人包括了申请执行的当事人和被执行人，原则上是依照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内容来确定，即为生效法律文书所记载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另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债权债务主体的变更，即由，执行当事人以外的人继受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债务，此时，继受了债权债务的人就成为执行当事人，这种当事人称为继受人。执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可以作为申诉的主体。这里的第三人是指主张其合法权益受执行行为侵害的案外人。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的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害。通常情况下，第三人与执行程序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第三人可能与孰行行为发生关系，成为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被执行人的债务人等。

从实质要件来看，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主张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侵害且与执行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除了符合形式上的要件外，提起申诉的主体还需具备实质上的要件。其一，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侵害的人。如果认为执行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权益，则元权提起。其二，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与执行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其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直接影响的人。

申诉的材料。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应当提交申诉书、人民法院的执行文书，以及证明其中诉主张的证据材料。

(4)审查终结后的处理

办案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期间内进行审查，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按规定的手续办理。审查终结后，区分情况及时作出决定。民事执行行为没有错误的或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申诉人实体上的权益的，应做好申诉人的息诉工作。法院的执行确有错误的，根据具体情况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通知书等。

比照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案件办案期间，执行监督案件宜在3个月内审查终结。如果需要刑事调查的，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

2监督保障机制

(1)必要的调查权

为了取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效果，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应的调查权。

调查执行文书的权力。执行人员在从事执行活动时必须依照相关程序进行，执行文书是执行人员活动轨迹的书面记载。执行文书包括法院在执行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等。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审查首先应是对执行文书进行审查。对于已经终结执行程序的案件，执行人员已将案卷归还档案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直接调阅案卷。对于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申诉人提出申诉的，相关资料未装订成案卷，或执行程序虽终结但执行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归档的，检察人员可以直接向执行人员借阅案卷或复制相关材料，法院执行人员不得拒绝。

调查执行中相关事项的权力。申诉人在提出申诉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如认为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则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裁定违法。但是，民事执行活动存在很大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在很多情况下除了能提供初步的证据外，申诉人欲取得确凿的证据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如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未经评估和公开拍卖程序的，低价出卖财产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需要进行调查的，也可依职权主动调查。对于一些执行申诉案件中，申诉人并没有向检察机关提出调查申请的，检察机关认为确需调查的，也可调查。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违法对当事人采取拘留、罚款的强制措施或其他滥用强制措施的，该行为对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都造成了极大的侵害，影响较大，检察机关都可以职权主动进行调查监督。

刑事调查权力。对于执行人员严重违法或者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查、侦查等。

(2)监督效果的保障机制

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并发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后，法院应当尊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积极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组织人员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检察建议或者违法通知书进行研究，并及时整改。比照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执行的监督，法院应当在一个月内向检察机关反馈接受监督的情况。

(3)配套以下机制

检法工作机制。一是建立检、法两院的民检部门与执行庭定期联系制度，两院主管领导每季度至少协调工作一次，互通情况；庭、科长每月沟通一次研究工作；案件承办人每案联系一次，分析案情，对于认识不一致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由院长、检察长协商解决。二是建立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讨论执行案件制度，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检察长可以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执行案件的裁决过程，发表检察机关监督意见，但不参与表决过程。三是建立个案执行督促催办机制，促使法院认真、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并将结果通知检察机关。四是建立执行息诉工作机制。对于执行机关的执行裁定及执行行为正确、被执行人不服的，检察机关应做好申诉人的说服解释工作，依法公开进行审查，做到澄清问题、消除疑虑、明辨是非、消除矛盾。

提请上级检察院监督机制。如果法院拒绝接受监督或者拒绝反馈，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报告同级法院拒绝接受监督的情况，提请上级检察院监督。在上报上级检察院的同时，应当附上开展该项执行检察监督的案卷，以利于对上级检察院对执行检察监督进行全面审查。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的执行监督得正确的，应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同级法院对其下级法院监督；如果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的监督不当，可以责令下级检察院撤回监督文书。

提请人大监督机制。如果法院拒绝接受监督或者拒绝反馈，必要时，可以向同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题请示汇报。汇报检察机关开展该项执行检察监督的情况、以及法院的态度，争取人大的支持，保障检察监督的有效开展。

结束语

民事执行是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正确执行与否直接关系当事人民事权利的实现，直接关系诉讼目的实现；离开正确的执行，诉讼将失去它的现实意义，裁判就变成一纸空文。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执行权力的行使具有监督的责任。局部地区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试点证明，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不仅有助于弥补执行救济匮乏的不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化解群众不满，支持和保障执行工作依法进行。检察机关介入执行工作，有利于增强法院裁判的公信力，更容易使当事人服判息诉，推动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检察监督还有利于增强法院对地方保护主义等地缘、人缘因素的抵抗力，促进案件的公正执行；通过对民事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纠正执行中的不当、不法执行行为，发现并查处执行不公背后的司法腐败，正本清源，从而促使法院更谨慎地行使执行权。

在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立法完善以前，我们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院尽早制定统一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操作规范，明确监督原则、方式、范围、程序以及如何确保执行监督的效果等。尤其是，建立必要的效果保障机制，避免有错不纠，或者建立对有错不纠行为的制约机制。这对于实现有效监督的目标来说极为重要，也更有挑战性。只有这样，执行监督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效果保障程序的内容，既包括建立法检两院有效沟通机制以化解不必要的意见分歧，也包括在两院不能通过正常沟通解决意见分歧时建立由上级机关或者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解决的机制。

摘要：造成“执行难”、“执行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缓解“执行难”，解决“执行乱”，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立法、完善执行体制、提高执行人员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建立和强化对执行活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来予以改善。加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就是重要的外部监督途径。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既有法理依据，也存在现实必要性。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需要明确其原则，确定合理的范围、可行的监督方式，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