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范文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1

《指导意见》顺应国际国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广泛听取、吸收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各利益相关方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和期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商业道德，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股东、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和自然环境负责，实现企业和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指导意见》指出，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全社会对中央企业的广泛要求，是实现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央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交流的客观需要。

《指导意见》强调，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牢记责任，强化意识，统筹兼顾，积极实践，发挥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更大贡献。《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创建和谐企业的表率，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

《指导意见》指出，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重点把握好三项原则，一是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相结合，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深化企业改革，优化布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立足基本国情，立足企业实际，突出重点，分步推进，切实取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效。三是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创建和谐企业相统一，把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营造和谐劳动关系，促进职工全面发展，实现企业与职工、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指导意见》要求，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重点把握好八个方面。一是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二是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三是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四是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五是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六是保障生产安全；七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八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这八个方面是立足中央企业整体特点，结合当前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的具体要求。各个中央企业根据所处的行业特点和企业特色，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在执行中按照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结合企业实际，落实各项措施，规范、有序地开展社会责任工作。

《指导意见》提出，为了积极推进这项工作，保障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持续有效开展，各中央企业要树立和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建立和完善履行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企业间交流与国际合作，加强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领导。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2

【关键词】 审计导向模式； 经济责任人； 行为责任； 报告责任

一、引言

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首要前提。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监督制度，是现代审计制度在中国的一种创新。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经济责任审计确立的基本依据可以用审计动因学说之“受托经济责任观”给予恰当的解释，它是审计产生之历史本原的回归。当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还处于探索与完善阶段。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理论方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仍然缺乏，尚待深化。经济责任审计的确立为我们创新审计导向模式提供了现实可能。本文提出的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是适应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而对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的理论创新，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加强干部管理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完善国家治理和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等方面的“免疫系统”功能。

二、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是关于审计前提与目标的一种普遍认同的审计动因理论。受托经济责任是现代会计、审计之魂。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不断拓展，是推动审计理论不断创新的内在依据。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委托人对受托人经管受托经济资源的要求不断变化，致使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从受托财产保管责任扩展到受托经营责任、受托管理责任，使审计目标从查错防弊转向会计报表的公允性、可信性，审计模式从账项导向审计模式发展到制度导向审计模式，再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审计种类从单纯的财务审计向经营审计、管理审计、“3E”审计、绩效审计发展，甚至使审计超越了传统审计的领域，如环境审计、社会责任审计等。

受托经济责任理论认为，现代审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其本质目标是保证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就是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并报告其经管状况的义务。审计产生、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

在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中，委托人自然希望受托人能够诚实地、令人满意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不仅要实现其受托财产（资本）的保值，而且要实现其财产（资本）的增值；而受托人也具有向委托人交待或表明其在诚实地、认真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以便继续获得委托（投资）的内在需要与动机。基于受托人的需要与动机产生了会计的需要，即借助于会计来反映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基于委托人的愿望和保证受托人会计反映的真实公允性或可信性，产生了对审计的需要，即委托人借助于审计来控制受托人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过程和状况，以及受托人提供的会计报告的质量（即真实公允性或可信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与受托人特别是经营管理活动存在着法律上、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分离性，以及专业知识障碍和时间、成本方面的若干限制，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控制受托人的受托经济责任履行过程和会计报告的质量，必须借助于一个独立的第三者来实现这种控制，即审计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受托人为了表明其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并取信于委托人，也愿意接受此种控制。

为了保证和促使受托经济责任得到有效的履行，就需要有相应的审计模式对委托人所掌管的经济资源及其投入和产出的结果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以如实反映受托人履行职责的情况。

受托经济责任理论着重研究了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本文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受托经济责任狭义与广义的阐释

1.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受托经济责任狭义的解释

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狭义的受托经济责任是一种法律概念，它是指经济责任人对资源的法定的直接利益所有者（委托人）的责任。这种法定的利益所有者包括股份企业或公司的股东、国有企业的国家（政府）、政府的纳税人、慈善机构的捐赠者等。按照狭义的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也称为传统受托经济责任理论），经济责任人应该向也只向委托人即直接利益所有者报告资源的经管状况――其所应承担并履行的受托经济责任。因此，在狭义的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下，责任的指向是单一的，因为其委托人是单一的。

2.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受托经济责任广义的解释

在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广义的受托经济责任是一种社会概念，它是指经济责任人对其有关的所有的利益关系人的责任。这些利益关系人是一个群体，除了特定的直接利益所有者外，还包括虽然不具有法定所有权但与经济责任人所代表的组织有着某种经济或社会联系的其他利益关系人。对于企业而言，除了作为其直接利益所有者的股东或国家之外，其他利益关系人还包括投资者、债权人、贷款人、供应商、雇员、消费者、政府部门、地方团体、银行、税务机关等等。按照广义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也称为现代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所有这些方面都是经济责任人应予负责的对象。这是因为，任何经济责任人及其所代表的组织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一方面，其行为将影响到其各种利益关系人；另一方面，其生存与发展又必然依赖于各种利益关系人，所以，其行为必须对包括直接利益所有者在内的所有的利益关系人负责。显然，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所指的受托经济责任是广义的。

3.保证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目标是确认和解除特定组织之经济责任人履行经济责任的状况，其本质是保证和促进其承担的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所谓“全面”，是指全面履行“行为责任”与“报告责任”，包括行为责任与报告责任的各项内容；所谓“有效”，是指每一项责任都必须得到切实履行，都要真正符合要求。在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就是要通过独立、客观、公正的检查，对经济责任人履行的经济责任状况予以确认，看其是否符合“全面有效”的目标要求，一旦发现偏离此目标要求的情形，即通过审计反馈进行纠偏，以促使经济责任人全面有效履行其承担的经济责任。

在账项导向审计模式、制度导向审计模式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由于在审计对象、审计目标、审计流程、审计方法、审计评价标准和审计报告等方面均没有明确针对受托人行为本身，因而对经济责任人履行经济责任的状况的纠偏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本文构建的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是对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的理论创新，是汲取账项导向、制度导向和风险导向等审计模式的成果，基于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形成的针对特定组织之经济责任人履行经济责任状况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审计行为活动的审计方式。

三、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的内涵剖析

具体来说，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就是指审计机构和人员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以界定、评价特定组织的经济责任人的目标经济责任为重点，在确定目标经济责任的前提下，决定审计测试的范围与程度，通过审查经济责任人的履责报告，对经济责任人履行经济责任的状况发表审计意见、作出审计评价、出具审计报告的一种审计组织方式。

对于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的内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与理解：

1.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主体是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按照审计主体划分，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类型包括政府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三种。

2.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客体是特定组织的经济责任人。本文所指的特定组织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按照对特定组织类型的划分，经济责任人包括从事公共管理的各级政府官员和非营利组织的各级负责人、从事营利活动的企业各级负责人。从理论上讲，凡是存在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受托方，均可作为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客体。

3.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目标是确认和评价经济责任人履行经济责任的状况。经济责任人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其中，行为责任是经济责任人经管经济资源的责任，目标经济责任是行为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报告责任是经济责任人通过履责报告解释说明其履行经济责任状况的责任。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目标表明经济责任人不仅应当全面履行包括行为责任与报告责任的各项内容，而且每一项责任都必须得到切实履行，都要真正符合要求。

4.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审计策略是为了实现确认和解除经济责任人履行经济责任状况的审计目标而设计安排的一整套措施。具体包括审计计划和流程的设计、审计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审计报告体系的改进等。

四、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概念框架

（一）责任的涵义辨析

研究责任的涵义有助于界定经济责任的内涵，因为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的涵义之所以不同，并不在于责任的涵义发生变化，而在于责任前面的修饰词“经济”，在理解责任的涵义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经济责任的涵义。

在古代汉语中，“责”与“任”连接形成“责任”的用法并不多见，常见单用“责”字。现代汉语中的“责任”是从古代汉语中的“责”发展而来的。“责”在古代汉语中是一个多义的概念，至少有六种涵义：一是求、索取；二是诘斥、非难、谴责；三是要求、督促；四是处罚、处理；五是义务、责任、负责；六是债。

在现代汉语中，《汉语大词典》认为，汉语中“责任”有三层涵义：其一，使人担当起某种职务和职责；其二，分内应做之事；其三，做不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的过失。第一层涵义，实际上仍然把“责任”作为复合词，大都见于古代汉语中。在现代汉语中，“责任”的涵义一般是指后两种。

张文显认为“责任”一词的基本语义有三方面：其一，“责任”即为分内应做的事，如“岗位责任”、“尽职尽责”等。这种责任实际上是―种角色义务，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责任”，其中心意思仍为“义务”。其二，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义务。如“担保责任”、“举证责任”。其三，因没有做好分内之事（没有履行角色义务）或没有履行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赔偿责任”等。

冯军收集了《法制日报》1993年4月1日至30日76个有关“责任”的用语例，并对所收集的用语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责任’一词是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的，即‘义务’、‘过错、谴责’、‘处罚、后果’”。

刘作翔、龚向和认为，“从语义的角度来分析，‘责任’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责任一般是指在政治、道德或在法律方面所应为的行为的程度和范围，在这里，责任是主体的角色义务或职责，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特定主体分内应做的事。狭义的责任是主体违反某种义务时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或不利的状态，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言的‘基于一定的义务而产生的合理负担’”。

张贤明认为责任包括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属于积极意义上的责任，说明责任与责任主体的社会角色是相联系的，是各种社会规范要求社会成员负担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行为，表明了社会对责任主体的行为预期；第二层涵义属于消极意义上的责任，说明社会对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成员所给予的谴责和制裁，反映社会对其成员不履行或没有履行好积极意义上的责任进行的处置，是社会成员因为没有做好分内之事而引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首先界定了前者，才有可能界定后者。

张贤明进一步指出，责任的两层涵义中包含着评价的因素，即对责任主体的行为是否做好了分内之事以及没有做好分内之事时应该受到何种处置进行评价。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认为，责任是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应该承担的过失。或者说是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做的事做了没有，做的效果如何。

综上所述，责任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它包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一，责任主体的分内之事；第二，责任主体没有做好分内之事时应受的谴责和制裁；第三，对责任主体行为的评价。这三部分都与责任主体的社会角色相关。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一样，责任主体的分内之事、评价的标准、应受的处置就不同，责任的具体内涵也就有所区别。

（二）经济责任涵义的界定

姜彦秋认为，经济责任主要是指作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全部法人财产及其净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承担的经营责任及其他经济责任 。

201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规定把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和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定义为：“本规定所称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因其所任职务，依法对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履行的职责、义务。”

陈波认为，经济责任其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受托经济责任”，即由于受托管理他人资产而承担的相对于委托人的责任 。

李三喜认为，经济责任分为三类：一是经济责任应当是当事人基于特定的职务而应承担或履行的与经济相关的职责、义务；二是经济责任应当是当事人对其与经济责任相关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三是经济责任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经济上的后果，如经济上的赔偿、补偿等。

笔者分析认为，上述有关经济责任涵义的界定并不是很完整，但对本文研究界定经济责任的涵义是有启发意义的。

事实上，经济责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资源委托与受托关系引起的经济权力与经济义务。在社会的分工协作体系日益细密的情况下，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现代审计赖以产生的基础。可以说，社会上的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承担着各种性质不同、内容不一的受托经济责任。从历史上看，基于产权关系和市场交易所产生的受托经济责任，很早就在人们的经济交往中得到承认和履行。因此，笔者认为在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将经济责任的涵义界定为受托经济责任更为完整和恰当。

（三）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受托经济责任的概念体系

根据现代受托经济责任理论，笔者认为，在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受托经济责任是指经济责任人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并报告其经管状况的义务。由此推论，在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应该明确界定包括经济责任人、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三位一体的受托经济责任的概念体系。

1.经济责任人

在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受托经济责任存在于一种委托与受托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至少存在委托人和作为受托人的经济责任人两方，委托人授予经济责任人管理和经营经济资源的权力并要求其对管好、用好该种资源负责；经济责任人接受委托人的授权或委托并承担起履行相应责任的义务。根据前文对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内涵的剖析，笔者认为，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中的经济责任人是指特定组织中受托经管经济资源的行为人，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和非营利组织负责人。作为承担并履行经济责任的主体，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中的经济责任人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委托受托关系以及与受托经济责任的关系如图2所示。

2.经济责任人的行为责任

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经济责任人的行为责任是按照委托人关于治理性、控制性、合法合规性、效益性、环境性、社会性等要求经管受托经济资源的责任。委托人的要求代表了其对经济责任人之理想行为所持的期望，反映的是社会的客观需要，而社会需要的层次与水平总是不断提高和发展的，因此，受托经济责任的内涵自然呈现出不断拓展的趋势。

经济责任人的行为责任一般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予以确立，从而形成行为责任的目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目标经济责任。目标经济责任既可以通过法律、法规、预算、计划或合同、契约等形式确立；也可以由习惯或习俗确立；可以是书面的形式，也可以是口头的形式。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治理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绩效责任、环境保护责任和社会责任。

3.经济责任人的报告责任

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受托经济责任应具有可计量性，即能够通过货币形式或其他标准予以计量，并通过报告的形式（如财政财务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对计量结果予以报告。报告的形式也将随着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变化而变化。

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经济责任人的报告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公允性或可信性的要求编报履责报告，以公允反映经济责任人履行行为责任方面的内容。

由于目标经济责任是行为责任目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经济责任导向审计模式下的履责报告实质上应该是解释说明经济责任人履行目标经济责任状况的报告体系，为了全面反映治理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绩效责任、环境保护责任和社会责任，履责报告体系应当包括财政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治理结构报告、财经法纪遵循报告、经济权力行使报告、经营活动报告、经营目标报告、舞弊防范报告、环境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如图3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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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春.受托经济责任――现代会计、审计之魂［J］.会计之友，2002（10）:15.

［3］ 蔡春.论现代审计特征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J］.审计研究，1998（5）:1-8.

［4］ 王成栋.政府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3.

［5］ 汉语大词典［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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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军.刑事责任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10-15.

［8］ 刘作翔，龚向和.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J］.法学，1997（10）：10.

［9］ 张贤明.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98:2-3.

［10］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理论与实务［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6.

［11］ 姜彦秋.谈谈经济责任审计［J］.审计研究，1999（5）:22.

［12］ 陈波.经济责任审计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J］.审计研究，2005（5）:84.

［13］ 李三喜，高雅青.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案例分析［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2.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 社会责任 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显。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源配置核心，承担着信贷资源的配置主体和货币中介的职能，其社会责任履行更是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环境下很大的垄断性，决定了它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何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价值观念，加强内部监管、提高银行经济绩效，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商业银行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一、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内涵和意义

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是对银行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其内容主要包括遵守法律、法规及国际惯例、保护环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等责任。这些社会责任应纳入到商业银行经营的战略核心，以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维护和增进金融业的稳定与发展。商业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首先有利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商业银行作为一系列契约关系的集合，应当建立兼顾各方利益的价值体系，并协调股东、员工、客户等各方利益，这将有效的促进形成独特的文化，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加竞争实力。其次，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对人才的吸引力。当今社会的竞争是对人才的竞争，商业银行也不例外，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和人才的加入，这符合社会传统道德规范。三是有利于增强客户忠诚度。当前，商业银行竞争优势的核心已经转向客户或消费者，如果商业银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稳定客户关系，提升客户的信任度，促进业务长远发展。

二、我国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与问题

（一）履行社会责任并未完全纳入到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中

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指南针，企业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是商业银行应承担的一定的义务，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在支持国家经济增长、支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始有意识的履行社会责任，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但总的看来商业银行由于对社会责任没有认识到较深层次，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缺乏系统性，过分追求一时轰动效应，履行社会责任仅成为商业银行进行对外宣传的一种工具，没有把履行社会责任放在银行战略发展的位置，使商业银行难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产生应有的效果。

（二）缺乏有关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

在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对于商业银行这一特殊企业，法律中更未明确其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义务内容不明确，应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确没有作出规定，使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缺乏相关法律的保障。虽然在《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开展业务，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但是没有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怎样积极的增加公共利益。而在2007年《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中，涉及银行义务的条款大多是“应该”，而基于法律保障的约束机制则没有具体规定。我国银行业协会在2009年公布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指引》，虽然加快了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立法的制定。但是，《指引》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只是一个行业标准，可造作性不强。

（三）对国际标准不适应

很多商业银行认为，广泛履行社会责任是要建立在赢利水平大幅提升之后，而与国外银行相比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经济效益、利润等有较大差距，暂时无法履行社会责任。而目前世界上商业银行自愿接受赤道原则的68家中我国只有兴业银行一家。另外，在近几年对外公布企业责任报告中，我国商业银行报告内容的重复率很高，并且在经营管理目标中很少有商业银行明确社会责任发展规划。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不够重视社会责任，应有社会责任没有贯穿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就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问题。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建议

（一）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平衡

1、利润最大化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矛盾与统一

商业银行唯一生存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传统的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如果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商业银行的唯一目标，则会容易忽视商业银行社会责任问题。因此，现代商业银行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应该关注，不能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的利润最大化理念作为目标。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是对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补充。从短期来看，由于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成本，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与其成功与否是密不可分的。商业银行若想长远的发展下去，应强调经营过程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和对环境和对社会的贡献，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为目标，以平衡商业银行的利润目标和公益目标两者之间的关系。

2、社会责任制度下的商业银行的治理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4

关键词 企业 社会责任 法律问题

作者简介：杜文晖，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起源很早，在18世纪末期西方企业中一些中小企业资本者们就开始经常捐助学校、教堂和穷人。原先的概念范围有些近似于企业参与社会慈善公益行为。然而，19世纪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企业生产力不仅有了飞速发展，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也在成倍增长，原有慈善企业社会责任就难以囊括这些内容。特别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用工矛盾的逐步尖锐化，也让企业该为社会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成为了社会方方面面关注的问题。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企业的相关制度也不断在完善，原先苛刻工人的情况不再普遍时，劳动阶层又提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更高要求，这就进入了现代化企业社会责任阶段，更强调企业作为社会个体所应当承担起的责任问题，也就更加接近法律法规所要调节社会行为范畴。尽管，现金许多国内企业不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甚至有时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持消极态度，但是随着社会进步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将成为文明法治社会的必要之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

责任起初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当成为调节社会行为的必须要件，并成为了权利义务对等关系时，也就进入法律问题的研究范畴。从大范围来说，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于社会公主所做出的持续承诺。这种承诺指的是企业应当规范经营，在谋取经济利益时，也要兼顾道德责任，比如要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要服务地方社区、要注重整体环境。就小范围角度上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就是做好企业应当在经济活动中所承担所有义务，比如：规范经营、健康发展、控制成本等等。

分析这些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发现有许多方面的责任，包括经济上的、道德上的、甚至是伦理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类的责任，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来调整企业所必须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比如，在企业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性，有质量方面、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规定；在企业生产与环境之间，有环境保护法、污染防治法等等作为保障。同时，由于不同地域、国家还有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均会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社会对于企业所有发挥的作用的期待，都是企业应当对于社会所承担起来的承诺。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经营情况应当是主要考虑的情况，要主动做到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就应当树立一种正确看待企业责任的视角。企业要认识到企业经营的确应当放在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角”位置，但是人力资源、劳资关系、员工福利、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都不是与企业经营环境站在了“对立面”。

首先，企业应当采用一种开明的自我利益观点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将经济运营利益与社会综合效益之间采用一种平衡和谐共同发展的处理。也就是说，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主动履行许多责任，是对于法律责任的主动履行，是对于社会道德责任的主动担当，更是为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共赢的有益贡献。就如在环境问题上，企业主动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中的有关法律责任，初期企业可能会面临许多技术转型的困难，会影响一些经济效益，但是当企业真正将环保作为自觉责任的时候，许多企业行为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对于今后的经济利益是有核心利益的。

其次，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应当有一种底线思维，企业作为社会活动主体也就是必须注意的方面，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都应当是企业的底线思维。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法律强加于企业身上的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科学观点，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企业自发融入社会活动、体现对于社会公众承诺和关怀。

最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件互动双赢的过程，社会责任的综合效应是会对企业运营的经济效应。最直接的体现是，一旦企业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对于企业的评价就会持续提升，逐渐好评会形成一种品牌共识，此时的责任效应已经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享受的权利，可持续性的发展成为了一种竞争中的关键性要素。

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法律分析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关系有许多，这些法律关系背后都是利益的博弈关系，表现为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博弈、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博弈、企业自身利益和相关者利益的博弈、企业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博弈。企业在这些博弈关系面前，对产生不同的认同。就如中小型企业，往往就只会关注眼前利益，放弃了可能会对企业有持续性发展的长期利益。

企业作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加上信息、资金、资金方面的优势，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着占据实质地位的优势地位。一旦企业在这些博弈关系中，过于看中自己利益、过于看中眼前利益，就很难要求企业能够主动看到企业社会责任，没有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的价值观，也不能将家企业及其相关利益者、企业相关社会责任和其他的社会公众利益中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

这种互相博弈、互相促进的关系，让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法律责任有了别样的意义。就如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企业必须履行的一系列环保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果企业能够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博弈关系中，真正将平衡中的快乐和价值，特别是在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共利益博弈中，获得了互动促进的有效效应。通过企业环保责任的履行，让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和价值，在平衡中体会到了竞合关系所产生了利益促进格局，也就是所谓开明平衡观。 可以看出，企业履行社会，从强制力的角度上，可以分出企业社会责任由硬性的方面，也有软性的方面，也就是说，有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的责任，也有道德范畴中规定的企业的承诺义务。无论是刚性责任还是柔性责任，都是以企业自主意识到社会责任为前提，以，企业经营利益为核心要素。由此，就不得不重视企业的经营利益中的关系。

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核心就是要获取利益。企业要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必须紧跟市场变动需求，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让产品更受到市场的欢迎，从而获得相关利益。因此，企业的核心利润价值成为了企业生存的关键。只有有了核心利润才能让企业重新投入生产、再次进行销售、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力、改良企业生产技术、提升企业自身管理水平，从而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利益。追逐利益是企业生存的本能，利益是企业生存的关键，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在这个中间，还存在一个互相利用、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促进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当企业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就表明该企业具有开明的平衡价值观念，能够正确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由此，当企业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就主动参与社会活动之中，企业一旦付出了金钱，成本，就向社会表明企业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在生产销售活动会认识到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这就为企业赢得了信任和品牌。就如企业能够做好员工福利，员工们对于核心价值观有共同愿景，能够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公众对于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具有好的认可和评价，从而为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很好的基础，从而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这就好比一个人，要是吃不饱就不用去谈什么琴棋书画之类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一个现实基础。只有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那么该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才会得到实现。

另一方面，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能够更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从许多实际实例中，可以看到只有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才具有一定的的企业经济实力，从而能够更好地主动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为自身品牌、社会认可度不断增加正能量。同时，如果企业经营中出现任何问题，有了资不抵债，濒临破情况，承担社会责任就是根本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由此可见，企业获得经营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履行社会责任。同时，结合以上请，企业有一定数量的盈利，才有可能尽其社会责任，才可能 获得社会认可度，才能够从社会认可度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正面激励的关系，让越是大型的企业越可能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中小型企业却受困于这种循环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不起任何积极的兴趣。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基础，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制约企业对利润的追求。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是无所顾忌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理解这点，我们不妨应用一下法律的思维，一个人的任何一种权利的实现都是另一些人权利的制约，也就是另一些人的义务。追求利润既是企业的本质也是企业的权利。企业能够获得利润是多方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追求利润的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权利得到了实现，那就是说有人的权利被制约了，他们履行了义务。同理，企业要实现它的权利，也要遵守一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它的社会责任。企业追求利润并没有错，但同时企业会受到社会责任的制约。

四、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了新时期必须要重视的要素，但是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有会遇到许多影响因素，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积极主动性不强、认识程度不够等问题。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法律责任的层次意义，许多法律责任是不容许推脱，就如环境保护是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要主动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从各个方面对于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

（一）强化政府监督

企业社会责任中包含了社会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纯粹靠自身动力是不可取的，必须需要政府的主动监督。政府作为社会活动的管理者，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者，特别是像涉及环境保护、劳动保护、人力资源等核心关键问题时，政府一旦出现监管不到位，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因此，应当梳理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区分对待不同监管等级要求的企业社会责任，根据这些企业社会责任，完善相应法律中对于这些责任的政府监督力度。同时，通过社会监督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和促进，将政府、社会和企业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政府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监督为辅助的有效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管理体系，从而全面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建立标准体系

我国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相比国外先进标准体系有相比，的确是落后了很大一段。国外许多国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都比国内早、比国内认识完整、建立相关制度也相应较为成熟。国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不仅仅包括了法律规定，还建立规范化的标准体系，比如美国欧盟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用于对企业应当对于保护员工相应权益的内容进行量化考核规定。现在国内许多外向型经济企业都已经开始执行了这些标准，以不断适应外向型经济贸易要求，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考核的标准。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提高国内企业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水平，就必须完善类似于SA8000这样的标准体系，量化给予监督企业推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从而真正形成行之有效的标准体系。

（三）完善相应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是企业、政府几家的责任，更是对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影响作用。因此，必须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应的机制规定。比如政府或者其他行业组织，可以制定一些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运用激励制度来鼓励和引导企业树立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旦在激励过程中，发现企业缺乏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动性，甚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存有抵抗情绪，就可以全面宣传、积极鼓励。同时，对于履行社会责任成绩较为突出的企业，政府应当予以公开表彰，予以奖励；对于履行社会责任不佳，如对环境保护、劳资管理中存在有问题的企业，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公开其违法行为。对于一些企业行为中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因素、员工权益的情况，政府一旦发现应当严肃处理，也要畅通对于这些违法行为的举报处理渠道，对于发现的情况要严格落实举证责任倒置，要求企业及相关责任方进行举证，尽可能保护相关个人权益，从而督促企业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5

[关键词]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履行辅助人；履行辅助人责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09-0091-09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5.09.010

履行辅助人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地区普遍规定的一项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也规定了类似的制度，只不过其将履行辅助人称之为旅游辅助服务者。2013年10月1日生效实施的《旅游法》则首次采用履行辅助人这一称谓。从旅游辅助服务者到履行辅助人，《旅游法》对《规定》的这一修改究竟在立法上和旅游实践中有何意义？仅仅是称谓上的细微变化，还是标志着我国法律体系对传统履行辅助人制度的全面借鉴和吸收，不无疑问。对于履行辅助人被首次引入《旅游法》，有学者对于这一立法举措似乎评价并不高。甚至有人认为，在我国《合同法》采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背景下，将旅游服务提供者界定为履行辅助人并无实益。有鉴于此，本文在比较《旅游法》中规定的履行辅助人与传统履行辅助人的概念与范围的基础上，对我国《旅游法》首次引入履行辅助人制度的积极意义做一探讨，并在分析《旅游法》履行辅助人制度不足的基础上就其未来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1 旅游履行辅助人的概念与范围

债务人履行债务，可以自己亲自履行，也可以委由他人履行。自近代资本主义以来，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及其公司组织规模的扩大化，债务人委托他人履行债务在现代民商事交易中司空见惯。代替或者协助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人，在传统大陆法系中被称之为履行辅助人。按照传统大陆法系理论，履行辅助人包括法定人、使用人。“所谓使用人指本于债务人之意思，为债务履行所使用之人。其与债务人有无契约关系？有关系时，是否有偿？其辅助系一时的或抑继续的？均非所问。因而债务人之家属、客人、甚至于债权人派来催债之人，倘债务人托其顺便将给付物带回（限于赴偿债务）时，亦不失为债务人之履行辅助人。”由此可见，履行辅助人的概念非常宽泛，其资格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履行辅助人是指依照债务人的意思事实上辅助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人。

考虑到旅游经营者通过履行辅助人履行债务是包价旅游合同的典型特征，为此，我国《旅游法》对履行辅助人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对旅游履行辅助人的含义，《旅游法》第111条规定，履行辅助人是指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协助其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实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或者自然人。与传统的履行辅助人概念相比较，《旅游法》规定的履行辅助人概念的内涵有了较大的限缩，履行辅助人需要与旅游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在外延上只能是法人、自然人，而不能是除此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

就履行辅助人的范围而言，对于独立给付提供人能否成为履行辅助人在学理上存在较大的争议。所谓独立给付提供人，指不受债务人指挥、监督的某些垄断业，如航空公司、大众捷运公司及游乐区等。围绕债务人对使用人是否具有干预可能性，学理上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干预可能性必要说”和“干预可能性不要说”。“干预可能性必要说”认为辅助人与债务人之间虽不以有支配、从属关系为必要，但债务人应当对辅助人有干预可能性。如台湾学者郑玉波即认为“依其情事，债务人对于履行辅助人之行动，无法干涉者，则不在此限，例如债务人将特定之物交铁路局或邮政局运递，如因铁路或邮政方面之过失致丧失者，债务人即不能依本条之规定负责。”“干预可能性必要说”在20世纪初的德国、传统日本和当今中国台湾都是主流学说。“干预可能性不要说”则是后来的学说。该说否定债务人对辅助人的干涉可能性。例如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惟鉴于债务人利用铁路或邮政，扩大其交易活动，对于是否使用此等企业仍有选择余地，而且依其情事可以经由保险或其他方式保障其请求权，故在利益衡量上，使债务人就铁路或邮政之故意或过失负其责任，亦有相当之理由。”比较法上来看，德国、法国、英美诸国不再要求干预可能性作为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的构成要件，现代经济社会以市场经济和大量生产为前提，高度劳动分工非常普遍，使得干预可能性必要说无法接受也无法维持。

从《旅游法》第111条和《规定》第1条无法推断独立给付提供人在我国是否可以作为履行辅助人。学理上，在我国存在一种将大众交通运输经营者排除出履行辅助人范畴的倾向。但是由于我国《合同法》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及其《合同法》第121条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理②，可以认为《合同法》对于债务人为第三人负责并不以债务人对第三人具有干预可能性为前提。因此，我国《合同法》采取的似乎应是“干预可能性不要说”。就履行辅助人来说，“《旅游法》也并未将‘干涉可能性’作为履行辅助人的条件，因此具有垄断地位、旅行社无法选择、无从干涉的铁路、民航、景区等，也属于履行辅助人的范畴。”笔者对此观点亦持赞同立场。虽然《旅游法》第111条没有明确这一点，但是《旅游法》第71条显然是采纳了上述观点，没有将大众交通工具的运营者排除出履行辅助人的范畴。该条立法取向应该说是符合履行辅助人学说世界发展的潮流，也顺应了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

2 我国《旅游法》引入履行辅助人制度的意义

《旅游法》第68条、第71条将旅游给付第三人称之为履行辅助人，并专门在第111条对履行辅助人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这一立法规定表明我国法律体系首次明确采纳了大陆法系“履行辅助人”的表述。采用履行辅助人的传统概念指称旅游给付第三人，是我国旅游立法的创新还是对传统的回归？实值得研究。我国学界对《旅游法》采用履行辅助人这一称谓似乎持积极声音的不多。有学者认为，履行辅助人是属于债法层面的概念，本应当规定在债法总则当中，我国却将其规定在《旅游法》这一特别法中，其妥当性令人质疑。更有学者认为，履行辅助人制度产生于传统民法对债务不履行采过错责任原则的背景下，履行辅助人的故意或过失视同债务人自己的故意或过失，因此，履行辅助人制度在过错责任原则的体制下有适用的价值。然而，在我国《合同法》采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背景下，将旅游服务提供者界定为履行辅助人并无实益。

当今社会，利用他人的经验、知识、专业等帮助自己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非常普遍，利用履行辅助人履行债务不光在旅游业，在其他各行各业当中均十分常见。立法例上，我国首次引入履行辅助人概念，却将其规定在作为特别法的《旅游法》中，确实值得商榷。依笔者之见，履行辅助人原本应当在债法总则或者民法典当中规定，而我国却在《旅游法》中作出规定实乃无奈之举。因为《合同法》当初制定时没有就此作出明文规定。尽管如此，《旅游法》首次引入履行辅助人的概念及其适用规则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2.1旅游给付第三人称谓的统一

《规定》将提供具体旅游服务的第三人称之为旅游辅助服务者。有人对最高人民法院所规定的旅游辅助服务者的涵义及其外延均表示不同的观点，而将提供旅游服务的第三人称为旅游服务提供者。由此可见，人们对于旅游给付第三人的称谓不尽一致，甚至有些混乱。笔者以为，用以表征第三人角色、地位的概念应当既能使人明确旅游经营者和第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又能明确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给付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无论纠纷发生前后，当事人都能迅速地厘清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显然，“旅游服务提供者”的称谓并没有将旅游经营者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第三人区分开来，第三人所处的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合同义务的角色、地位没有得以彰显，对旅游者而言二者都是旅游服务提供者，即该称谓未能反映出旅游经营者同第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旅游者同旅游经营者如出现纠纷时反倒给旅游经营者搪塞、推脱责任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中所称的“旅游辅助服务者”概念虽然能反映出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内外部关系和第三人所处的协助者的地位、角色，但是，该概念毕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自创的概念，为我国所独有，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立法例中并不能找到相同概念。如果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继续沿用该概念势必会影响我国沿袭大陆法系的概念、原理、制度等的传统，也不利于我国借鉴、吸收别国先进的概念、原理、制度及其法律交流。

因此，上述两个概念都不是表征旅游给付第三人的最佳称谓。《旅游法》引入传统大陆法系上的履行辅助人的概念则能较好地克服上述两个概念的弊端。该概念既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理解旅游经营者同其辅助人之间的内部分工关系，又能同大陆法系国家的概念、制度等保持一致，便于法律制度、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该概念的引入避免了旅游给付第三人称谓上的混乱局面。

2.2旅游者旅游给付请求权的落实

实践中，旅游者通常在合同订立时或出发前即已经交付旅游价金。因此，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不再负有任何合同义务，而只要作为债权主体享受旅游服务。债权在学理上通常认为具有4项权能，即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债权保护请求权和处分权能，其在债的效力上体现为请求力、保持力、强制执行力等。只有这些效力均齐备的债权才是完全债权，欠缺任何一项效力则使债权沦为不完全债权。在债权的4项权能中，其中给付请求权为债权的第一权能，包括债权人直接向债务人请求和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

已如前述，包价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通过签订旅游辅助服务合同将具体给付义务交由交通、住宿、餐饮、导游、娱乐等专业经营的第三人实际提供。第三人介入旅游给付使得原本简单的旅游合同关系突然变得复杂起来。此时，旅游者应当向谁请求给付旅游服务？旅游者能否直接请求第三人给付旅游服务？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旅游经营者与第三人签订的旅游辅助服务合同的性质的判定。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了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但该条并没有赋予第三人对债务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和诉权，《合同法》第64条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不同于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9条规定的利他合同。利他合同的特点在于“使第三人取得直接请求之权利”，《合同法》第64条规定的不是真正的利他合同，而是德国民法理论中的“经由被指令人而为给付”，“经由被指令人而为给付”虽具有向第三人给付契约的外形（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但不具备其实质（使第三人对于债务人取得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例如，情人节当天，甲向花店老板乙购买玫瑰花，约定由乙直接交付其女友丙。假设乙不向丙交付玫瑰花，甲的女友丙也不能直接向乙请求给付，更不能要求其损害赔偿。

因此，依据《合同法》第64条旅游者并不能对旅游给付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又因旅游者和第三人之间通常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旅游者也不能依据合同向其请求给付，而只能依据旅游合同向旅游经营者请求。而向旅游经营者请求时却面临着现实的障碍，因为此时旅游者很可能已经身处异国他乡。如此，旅游者的旅游给付请求权必将落空。但是，如果将给付第三人认定为旅游经营者的履行辅助人，则可以使旅游者的给付请求权落到实处。旅游者向履行辅助人请求也即是向旅游经营者请求，履行辅助人不得拒绝。履行辅助人的行为即是旅游经营者的行为，因履行辅助人的行为导致旅游经营者违约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向旅游者承担责任。旅游者对履行辅助人此项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以旅游者作出受益的意思表示而告确定，表示受益的意思表示无论明示或默示均无不可。故旅游者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亦得以单独行为为之。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9条第2款规定：“第三人对于前项契约，未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思前，当事人得变更其契约或撤销之。”新修订的2014年版《旅游合同示范文本》要求旅行社应当提供带团号的旅游行程单，行程单应当对地接社、交通、住宿、用餐等服务安排及其标准等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可以认为依照示范合同文本签订合同的旅游者已经作出明确的受益的意思表示，取得对履行辅助人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合同法》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导致债务人违约的其他人是否属于履行辅助人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导致债务人违约的其他人是否属于《合同法》第121条所规定的第三人。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从违约责任归责的角度出发，导致债务人违约的其他人是否属于履行辅助人也许并不重要，因为违约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旅游经营者。如果从旅游者享有的债权的权能的角度出发，则违约责任的追究只能说旅游者请求国家机关给予保护的债权保护请求权的落实，而按照前文分析，旅游者的旅游给付请求权必将落空。欠缺给付请求权的债权则会被沦为不完全债权。完全债权和不完全债权在受法律保护的强弱上，带给债权人的利益多寡上，是不同的。权利人绝不应当因为有了责任追究机制便可以躺在权利上高枕无忧，一个珍惜权利的人理应是在纠纷发生前积极主张和行使权利的人。

就保障旅游者给付请求权而言，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9条，德国民法典第328条、第335条均规定了真正的利他合同，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1970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旅行契约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5条第4款也明确规定：“旅行者就其所受到的损失之全部或补充性赔偿对责任第三人拥有直接诉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行《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第121条都没有很好地保障债权人的给付请求权，但《合同法》的试拟稿第68条及其《合同法》草案的第65条均仿照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9条赋予了债权人对第三人的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现行《合同法》显然是将其删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2.3我国履行辅助人制度初始构建的标志

《旅游法》关于履行辅助人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履行辅助人制度的初始构建。考虑到通过履行辅助人履行合同义务是包价旅游合同的典型特征，为此，《旅游法》对履行辅助人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非常明显，即当旅游合同违约或加害给付时方便旅游者在旅行社和履行辅助人之间索赔。这一立法动向意味着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明确履行辅助人身份及其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合同法》规定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没有明确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情况下，构建履行辅助人制度对于落实旅游者的给付请求权及其旅游者权益保护意义重大。

与德国、中国台湾等地民法典相比，我国法律体系既没有明确规定债务人为履行辅助人负责的规则，也没有通过规定利他合同赋予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旅游法》首次规定履行辅助人制度后，可以预见，为保护其他行业的弱势群体也有可能在其他特别法中规定履行辅助人制度。然而，履行辅助人制度不应分散规定在各个特别法当中，对于履行辅助人概念的内涵、外延、范围、适用规则、立法体例等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3 我国《旅游法》履行辅助人制度的不足

3.1履行辅助人概念受到了不必要的限缩

就概念的内涵而言，《旅游法》第111条规定的履行辅助人与《规定》第1条规定的旅游辅助服务者都要求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第三人与旅游经营者须“存在合同关系”。“存在合同关系”是否应是第三人成为履行辅助人的必备条件呢？通常而言，旅游经营者会通过与第三人签订旅游辅助服务合同委托第三人履行或协助履行包价旅游合同的义务。正因如此，有人指出“存在合同关系”是履行辅助人存在的典型形式的描述。换言之，履行辅助人还可以其他非典型形式存在。如前文所述，传统履行辅助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非常宽泛，可谓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只要是依照债务人的意思事实上辅助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人都可以成为履行辅助人。《旅游法》强调履行辅助人与旅游经营者之间须“存在合同关系”不必要地限制了履行辅助人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实践中许多实实在在不容否认的履行辅助人被排除在外，给旅游纠纷的处理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实践中，对于合同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往往并不容易操作，例如，合同关系是否存在、合同的效力如何、合同订立之后是否有可撤销、变更、无效事由等。合同关系存在与否本是旅游经营者与履行辅助人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与旅游者无涉，然而，拘泥于“存在合同关系”恰好给不诚信的旅游经营者以不存在合同关系为由拒认第三人是其履行辅助人从而为其搪塞、推诿责任找到了更好的借口。就概念的外延而言，《旅游法》第111条规定的履行辅助人的范围是“实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规定》第1条规定的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范围是“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的人。”不难看出二者所规定的范围都小于传统履行辅助人的范围，然而，从《规定》的旅游辅助服务者到《旅游法》的履行辅助人，其范围又进一步地受到了限缩，前者可以是“人”，而后者只能是“法人或自然人”。

3.2地接社没必要从履行辅助人中独立

《旅游法》第71条规定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违约或造成旅游者人身、财产损失的，组团社应当对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旅游法》将二者并列规定，可见《旅游法》并不认为地接社是履行辅助人之一。依笔者之见，《旅游法》完全没有必要将地接社从履行辅助人中独立。依照《旅游法》关于履行辅助人的定义，站在组团社的立场来看，地接社实际上即是组团社的履行辅助人。《旅游法》第111条第5款规定，地接社是指接受组团社委托，在目的地接待旅游者的旅行社。按照这一定义.其完全符合履行辅助人的定义，所谓接受组团社的委托即表明与旅游经营者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将地接社从履行辅助人中独立且与其并列规定意味着否认地接社是组团社的履行辅助人的法律地位，将使旅游者的旅游服务给付请求权难以落实，重新回到组团社、地接社相互扯皮，推诿责任的老路。如在叶飞凤等诉浙江上铁旅游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等旅游合同纠纷案中，被告衢州分公司答辩称：虽然旅游合同是其与原告签订的，但是旅客是由其委托给华运公司实际履行的，华运公司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最终责任理应由华运公司承担。华运公司答辩称：原告是在组团社上铁衢州分公司处报的团，上铁公司委托华运公司，之后华运公司又委托青海当地的旅行社，华运公司只是一个中介，辅助经营者，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华运公司已经承担了原告在青海大量的医疗费，不存在赔偿责任。

3.3《旅游法》第71条第2款但书规定实为一无益条款

旅游活动中，任何人侵害旅游者的权益根据自己责任原则都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共交通经营者侵害旅游者的权益并无特殊之处，只是该但书为其作出特别规定而已。如果立法本意仅在于让公共交通经营者单独承担责任，则该但书显然是一个无益条款。但从第2款最后一句来看，立法者似又有规定旅游经营者有协助旅游者索赔义务的意图。但如果只是为规定旅游经营者的协助义务则不应该在此处规定。

3.4责任承担主体本末倒置

根据上文可知，公共交通经营者是经旅游经营者选任的协助其履行义务的辅助人，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非常清晰。旅游经营者一方无论是因违约还是加害给付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都是主要责任人。正因如此，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既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否则，按照侵权行为自己责任原理，旅游者只能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责任，而不能要求组团社承担责任。然而，该条但书却规定，当公共交通经营者作为履行辅助人加害给付造成旅游者损失时，公共交通经营者为唯一的责任人，旅游经营者却成了只须协助旅游者索赔的协助者。最初时的责任人变成了最终的协助者，而最初的协助者却变成了最终的责任人。这种责任主体本末倒置的规定使得旅游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尤其在异地游、出境游的情形下，让不熟悉当地语言、法律规定的旅游者向实力强大的当地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显然是勉为其难。即便是换成旅游经营者直接向当地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其也不占有任何优势。在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闫作臣等旅游合同纠纷案中即可见一斑，上诉人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辩称：因为卡塔尔航空公司拒绝出具晚点证明，如果向被上诉人支付机票后，无法通过保险程序理赔。上诉人只是请求出具晚点证明，还不是要求索赔。

3.5但书规定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该条但书规定的立法本意应是公共交通经营者作为履行辅助人时排除债务人为其负责规则的适用。但是，对该规定人们的理解却不尽一致，大致有3种解读：（1）排除公共交通经营者作为履行辅助人。理由是鉴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垄断性地位，旅游经营者无法对其选任、监督和指示。前述“干涉可能性必要说”论者持此观点。一旦排除其履行辅助人的地位，自然公共交通经营者就是独立的责任主体。（2）排除“债务人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的适用。此种解读并不质疑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履行辅助人身份，但主张公共交通经营者不同于一般的履行辅助人，“债务人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不适用于他们。（3）排除旅游经营者享受法定赔偿限额利益兼排除“债务人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此种观点认为，公共交通经营者的损害赔偿责任大多有法定赔偿责任限额，旅游经营者按照一般损害赔偿规则赔偿旅游者之后向公共交通经营者追偿时，往往会遭遇到其法定赔偿限额的抗辩而面临追偿不得的困境，这对于旅游经营者是非常不公平的。为此，应当排除旅游经营者为公共交通经营者负责规则的适用。

4 我国《旅游法》履行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4.1关于履行辅助人的概念

我国应当采纳大陆法系广义履行辅助人的理论或学说。履行辅助人即指依债务人的意思事实上辅助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人。在种类上，履行辅助人包括人和使用人，人仅指法定人，因为意定人可以纳入使用人的范畴。旅游履行辅助人即指依照旅游经营者的意思事实上履行或协助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的人。因此，在内涵上应当删除《旅游法》第111条规定的“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的限定性用语。在范围上，他可以是实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的经营者，也可以是接受组团社委托在旅游目的地接待旅游者的地接社，而不应将其限定在“法人或自然人”。

4.2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应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

为贯彻私法自治原则，应允许当事人通过特别约定就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预先排除，即此项法律规范从性质上而言应属任意性规定，而不是强制性规定。旅游经营者可以通过预判风险、评估自身实力等与旅游者事先约定在某种特定情况发生下不承担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例如，在黄金周等旅游旺季，酒店、旅馆常常爆满一房难求，景区景点人满为患，寸步难行等。对于由此给旅游者造成的不快、甚至损失等应允许旅游经营者事先约定排除该规则的适用。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24条但书规定：“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1911年瑞士债务法第101条亦规定，“此项责任得预先约定、限制或废弃之。”民律草案第360条的立法理由书也认为：“准许有反对之特约，以保护债务人之利益。”不过，对于此项约定应注意两点：一是对于履行辅助人的故意、重大过失行为，旅游经营者不得通过事先约定排除其责任；二是旅游经营者只能通过与个别旅游者约定排除该规则的适用，不得通过在格式合同中事先排除适用，否则对于此项免责条款旅游者可以违反公序良俗或诚信原则主张该条款无效。

4.3《旅游法》第71条的完善

第71条但书为了达到排除适用旅游经营者为公共交通经营者加害给付负责规则的目的，或者通过排除公共交通经营者履行辅助人身份，或者基于旅游经营者不享有法定赔偿限额利益。笔者认为，该条对于诸多的独立给付提供人单单排除公共交通经营者，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公共交通经营者具有垄断性，但旅游活动中与旅游相关的垄断行业不只有公共交通经营者。况且对于何谓垄断也颇具争议。对该条但书的完善，笔者建议可以借鉴《公约》及其欧共体《关于一揽子旅游的指令》的相关规定。《公约》第14条、第15条规定，无论是旅游经营者本人亲自提供还是委由第三人提供相关服务给旅游者造成的任何损害，均应按照有关调整该项服务的规定承担责任。此项规定又可以称为公约的分离原则。如果调整该项服务的相关规定有赔偿限额时则依照该规定，如果没有规定赔偿限额时，旅游经营者还可以按照第13条第2款的规定享受赔偿限额利益。该款规定，在不损及决定谁有权提讼以及他们各自之权利的情况下，对每位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赔偿不超过5万法郎、财产损害不超过2000法郎、其他损害不超过5000法郎，各缔约国对通过其领土内的营业机构缔结的契约还可以规定更高的限额。《关于一揽子旅游的指令》第5条第2款第5项规定：“关于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一揽子旅游服务合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成员国可以允许赔偿额受到有关此类服务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责任限额限制。”德国民法典第651h条第2款也有相类似规定，“待由给付承担人提供的旅行给付，适用国际条约或以国际条约为依据的法律规定，且依照这些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仅在一定要件或限制下才发生或可加以主张，或在一定的要件下被排除的，旅行举办人也可以对旅客援用之。”《公约》的立法意图非常明显，即“公约之所以规定适用有关给付之规定，其主要之用意在于不使旅行包办人之责任大于此等给付提供人。”《公约》按照分离原则适用各有关服务的相关规定虽遭到部分人的批判，但却以此保障旅游经营者的责任不至于大于具体给付提供人。

综上，笔者建议，《旅游法》第71条可作如下修改：第一，删除地接社，将地接社纳入履行辅助人范围，不与其并列规定。第二，将第7l条但书修改为：履行辅助人在提供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时，对旅游者造成的任何损害按照调整该项服务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应按照同样的规定，对在提供这些服务时给旅游者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除外。第三，为降低旅游经营者的经营风险，就履行辅助人的行为给旅游者造成的非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允许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通过合同约定其赔偿责任限额。该责任限额可借鉴德国民法典第651h条的规定限制在旅费的3倍以内。第四，旅游经营者赔偿旅游者之后，可以对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履行辅助人进行追偿，旅游经营者有权代位行使旅游者对履行辅助人享有的一切权利或诉权。旅游者将其所占有的文件及其资料提供给旅游经营者，并协助旅游经营者向履行辅助人追偿。

5 余论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6

关键词：共享 国有企业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产生在美国。1895年，美国社会学鼻祖阿尔比恩・斯莫尔在美国社会学创刊号上呼吁“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随后，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延伸。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国际雇主组织等许多国际组织或企业，都力图定义符合全球化要求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据不完全统计，国际社会不同机构和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多达37个。但本质上大同小异，衡量标准基本上都离不开道德伦理、利益相关方、社会、环境、安全和经济等核心要素。

目前，比较流行的概念是英特尔公司在2012年12月提出的。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要利用其专业优势和各利益相关方实行跨界合作，利用新理念、新方法、新组织形式、新技术等共同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建设并分享“社会责任生态圈”，催化系统性的社会创新，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通过共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发展。

一、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因为其“公有性”，导致全社会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要求与期待。2006年初，国家电网了首个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着重突出公司对建设责任央企的主动承诺。时任国家总理批示“这件事办得好。企业要向社会负责，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2008年，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正式将社会责任的履行纳入到企业日常经营的范畴。

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遥遥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据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3）》，在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中，国有企业（43.9分）远远高于民营企业（16.6分）和外资企业（18.6分）。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于企业自身、于利益相关者、于社会公众、于社会发展都有很深远的意义。

第一，国有企业的表率作用，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国有企业在规模、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实力雄厚，具备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时，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频出，国有企业更应该有所担当，做好表率，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做出贡献。

第二，向股东履行责任，有利于国有企业增强投资回报意识，提高运营品质。相较于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意识没那么强，总觉得是花国家的钱。然而，社会责任的履行就要求国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变革，提高运行质量和运营品质，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向利益相关方公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增强企业透明度，赢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企业的发展。

二、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真正开始重视社会责任是近几年的事情，已经引起了国家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但外热内冷、虚假繁荣、实践困局等问题却不容忽视。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社会责任的内涵把握不准

国内外企业界对社会责任理念的接受程度异乎寻常，但是各方对其内涵理解的分歧之大同样异乎寻常。有的企业家认为，在大灾大难之时捐款捐物就是社会责任；有的认为，合规经营就是社会责任。诚然，基本的经济责任、环境保护、慈善公益、公平正义都是社会责任的范畴。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应该有更多、更广的内涵，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力、共享经济推动力等等都应该是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之所在。

（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不完善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改革的目标，社会责任被纳入国家意志，提高到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尚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理和推进体系。以中航工业为例，近年来都在反复强调社会责任的履行，但对于成员单位来讲，这个职责到底归谁管，宣传部还是经理部，如何履行等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些单位虽然发了文，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架构，但对于职责如何履行，如何推进、控制和评价等方面都不明确。

（三）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不统一

在中国，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一直以来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标准。虽然有一些研究机构（如中国社科院）或者媒体（如第一财经）出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排名，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能适合企业的指标体系。2015年4月，首批4个社会责任的国家标准。据悉，社会责任国家标准体系有望在“十三五”期间推出。

三、国有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日益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圈。尤其是十八届五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之后，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视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起点。

（一）基于战略的社会责任管理

要把社会责任在国有企业真正推行下去，必须要纳入企业的战略层面。首先，企业领导人要转变价值理念，在战略规划之时，将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业务相结合，选择最适合企业发展同时又能积极发挥社会责任的主题，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全新的投资工具，创造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竞争优势。其次，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要从组织结构上设立社会责任管理的专门机构，加强对社会责任的统筹管理。目前，在企业里面，与社会责任相关的职责广泛分布在经理部、经营计划、安全保卫、党群、法务等各个部门。要真正发挥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能力，必须成立一个能有效调动和充分利用各方资源的部门。譬如委员会，要能够覆盖到公司的各个层级和各个领域，并与公司运营体系有机融合。再次，在战略控制过程中，应将其纳入战略平衡计分卡范畴，突破之前以财务指标论英雄的业绩观，应综合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和其他非财务指标，从更高层面上评价企业的综合业绩，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度结合，最终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基于共享的商业模式创新

共享价值的核心要义在于，企业必须重新链接商业成功与社会进步，以崭新的视角发掘新需求、新产品、新顾客、新市场，以及有待创新完善的价值链管理方法。一要重新审视产品与市场。社会本身有着源源不断的巨大需求，围绕人的生活，譬如大健康、环保、教育、公共服务等都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创造共享价值的第一步就要以人为中心，持续探索社会需求，这样就有助于发现新商机，挖掘曾经被忽视的市场潜力，为国有企业变革和振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二要重新定义与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要和合作伙伴一起成长，相互强化，以实现协同效应。

（三）基于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营造

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十三五”期间，淘汰低端落后和过剩产能，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是最关键的任务。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国家战略。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环境中，国有企业更要抓住机遇，率先走出资源掠夺型发展之路，聚焦高精尖的科技领域，聚焦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领域，聚焦价值创造，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四）基于股东和员工利益的分配机制改革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的支持，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因此，企业要想长久发展必须与客户、员工共同成长。今年，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开始大力推行股权改革，要求成员单位在3年之内陆续完成，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企业与股东、员工利益的共享。对此，笔者有几点想法：

第一，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尝试新兴业务单元，发展混合所有制。通过股权投资和业务合作，寻求优秀合作伙伴，吸引整合外部资源，拓展新兴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公司各划小单元的经营自主性，增进责权利统一。

第二，改革生产组织模式，划小自主经营单元，打造自主经营主体。结合各成员单位的特点和业务性质，开展划小单元核算，自主经营承包试点改革等，对促进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公司可持续增长目标的全面实现以及企业员工客户价值的共同增长都具有核心意义。

第三，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利益共享的人才激励机制。结合各单位具体的业务特点和岗位属性，区分工作难度与强度，建立分专业、分岗位的绩效薪酬分配制度。对照外部同类企业的薪资行情，滚动调整公司岗薪标准，增加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有效保有内部人才。适时开展新兴业务单元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吸引并保有公司转型业务所需核心人才，建立人才长效激励机制，实施核心员工持股、虚拟股权、项目分红等多种激励方式，激发团队的活力和能动性。

责任永无止境。履行社会责任是党和人民赋予国有企业的重要使命。在目前国有企业“瘦身健体”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一种社会责任；如何做优做强主业，是一种社会责任；如何保住员工的饭碗，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如何回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还是一种社会责任。

四、结束语

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对于国民和国民经济的影响重大，特别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甚至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虽然很多国有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但是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将企业效益的增长与社会贡献最大化同步，将员工价值的实现与个人收入、企业效益同步，建立健全制度对此加以保障。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国国有企业还有很长、很艰巨的路要走，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国有企业也应作为表率和先锋，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排头兵”。

参考文献：

[1] 刘凤军，杨葳，赵先阳.关于大型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调查与思考――以国家电网公司为例[J].科学决策，2009（3）：24.

[2] 赵艳荣，叶，李响.基于战略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J].企业经济，2012（9）：8.

[3] 王勉，谭金琼.共生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与共享价值创造途径.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3（2）：15.

[4] 胡道成，张德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综述[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12.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7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限度/营利/科技水平/市场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对于在不同情形下社会责任的承担会有所不同。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条与《合伙企业法》第7条的规定，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1]

一、营利决定企业和政府职能的界限及限定其责任程度

（一）营利性界分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职能

“正当性的盈利目标追求……决定了在正当性的边界范围内，企业……优势在于提供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参与市场竞争。[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须以营利性为前提。营利性是企业与政府职能合理配置的依据。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转嫁到企业的头上，模糊企业和政府职能之间的合理边界。将使企业承担大量本应由政府履行的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义务，挤干企业利润。“在竞争市场中，长期为了利润之外的任何其他目标而经营将导致企业萎缩，甚至非常有可能破产。”[3]

法律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守法义务，与营利并行不悖。道德责任是企业营利前提下自愿地为他人或社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要防止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转嫁到企业的头上。

（二）营利水平决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甚至唯一形式就是增加成本。在一定期限内，企业利润是确定的，支出越多，利润越少。这就会削弱企业发展能力甚至威胁到企业生存能力，势必造成一系列复杂问题如工人失业、债权人利益受损、商誉等无形资产流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受营利水平限制。但这仅仅针对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而言的。

道德责任主要表现为捐赠。实际上，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捐赠的。目前，企业捐赠更多的是来自社会舆论、甚至地方政府的压力而非自愿。笔者认为企业道德责任应以自愿为其限度。这既是企业自由原则的体现也是社会道德所需。

应当明确，企业营利水平和法律责任没有关系。法律责任必须履行，只要企业本身存继。有学者认为，“强调公司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不加以区别，将大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也一视同仁强加给所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不公平现象。”[4]甚至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更可能是一种奢侈品”。[5]笔者认为该类观点只能适用于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道德责任遵循自愿原则，不存在“强加”的问题。法律责任不论企业规模、发展程度都必须履行。这是法治国家公民守法义务使然。当然，当法律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时，其应履行的责任当然会有所不同。但这是一视同仁的“必需品”，而不是什么“奢侈品”的问题。

二、科技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时空范围

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是受制于人类的理性水平的，尤其是当时的科技水平。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法律调整生活关系的范围扩大，新兴法律部门如自然环境法、太空法和原子能法的出现。任何法律是在彼时的人类认识能力基础上制定的，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就是说任何一部法律在制定的当时被认为是“科学”的。按照该“科学”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认识能力提高，“科学”的法律现在看来存在严重的问题。产品质量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在产品存在缺陷生产者免责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如果随着科技发展证明该产品存在缺陷并造成损害，该企业是否承担责任？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是按照现行有效法律行为的。或许正是因为此，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从一元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展到二元的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存。再如，环境保护法在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企业生产是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这意味着生产企业总是向环境索取、排放污染物的过程。虽然环境保护法规定废水、废气、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及“谁污染谁治理”等原则，即使相关的标准和原则被认真贯彻实施，对环境损害仍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情形下所造成的损害，不能认为企业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没有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其是按照法律的指引行为的。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将企业这种负外部

性内化从而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企业负外部性只能部分而不是全部地被内化。对于无法用金钱替代的损害如不可回复的环境损害、无法治愈的伤残及死亡，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完全内化的。那种认为负外部性可以完全内化的论调是金钱万能论的观点。

人有改善、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和权利。企业正是人类找到了改善生活、提高幸福指数的强有力武器。而企业在实现人类目标时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只要按照法律的指引从事行为，造成损害被认为是法律容许范围内的。我们不能抛开法律对企业作法律和道德上的非难。这是对法律的尊重，更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当然，对于造成的损害可通过相关制度由国家财政或企业自愿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来弥补或减轻。

三、市场机制决定特殊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

如果说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裁员或破产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就不应该存在。因为裁员或破产必然会损害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职工和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裁员及破产等法律就不具有道德基础。因此，无论在立法还是学理探讨都不能将企业社会责任泛化，否则就会出现笔者所说的这种看似荒谬的情形。笔者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企业只要按照法律行事就履行了社会责任。这是特殊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所在。

从整个社会来说，企业缩减规模、减员和破产是市场机制的必然选择；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经过程；是企业发展壮大和东山再起的阵痛过程；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必经过程。因此，裁员、破产等法律不仅是对市场机制的积极回应，同时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社会责任限于守法义务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和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7]“利益相关者理论”看起来如此之美，可以说兼顾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所有方面，像是济世安邦万灵药。给人一种若所有企业认真地履行了其社会责任，就不会出现食品或药品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社会就会出现安定和谐的繁荣景象的美好图景。学者们喜欢徜徉于理论上的完美和个人的喜好，全不顾现实直白和严苛。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不确定性使其在法律生活根本无法完全实现。实际上，利益相关者理论使企业社会责任向守法义务回归。

（一）利益相关者之间是零和博弈

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内，其利润量是一定的，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财产支出。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利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利润又是经由交易获得，利润多少最终都由消费者承担。在此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了吗？同时，企业是营利实体而非慈善机构，当其没有利润时不可能自掏腰包来履行所谓的社会责任。这就决定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终回归到守法义务的经济上的原因。

（二）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判断主体和标准难以确定

由股东、债权人、消费者、雇员（职工）、中小竞争者等构成的利益相关者是如此之多，由谁来判断企业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谁有权决定判断主体？对这些疑问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若企业对雇员履行了社会责任，而对消费者没有履行社会责任，那么该企业到底有没有履行社会责任？是采一票否决抑或经济抵消方式呢？这就牵涉到判断标准无法确定的问题。实际上，判断主体无论是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农夫山泉”商家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喝一瓶水捐一分钱”的广告，既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也体现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8]笔者认为该判断太过武断，有“一白遮百丑”之嫌。因此，只有相关的法律才是最为恰当的判断依据。因此，判断主体和标准难以确定是企业社会责任回归守法义务的原因之一。

当今企业可通过自行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表明其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自我评价方式很难甚至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从双汇瘦肉精事件前后看该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就可知自行社会责任报告的意义何在。[9]

（三）效率违约或违法使社会合约成假性

有学者从社会合约的视角论述社会责任的可实践性。“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得到社会认可、维护公司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合约的稳定性存在必然联系。若要阐释公司社会责任，就需要洞悉社会合作的存在，即资方、劳方、消费者、公众之间存在社会合作关系，在利益上彼此相关，构成利益相关者关系……利益相关者任

何一方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都可能导致公司经济目标难以实现。”[10]笔者认为，该种观点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是在和它事物的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企业也不例外。追逐利润是企业的天性。在营利的驱使下，当利润大于违约或违法成本时，企业就有可能选择违约或违法，破坏相关社会合约，使社会合约成假性。当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是不会违背所有社会合约的，它会有选择的去违背，前提是认为能获得利润。这说明了社会合约在解释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是有限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守法义务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形态。

（四）无法确定社会责任相对应的企业权利

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既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其相对的企业享有哪些权利？除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的权利外，找不到与社会责任相对应的企业权利。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回归到守法义务的原因之一。

既然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形态是守法义务，那么在法律上规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何在？很多学者认为，将企业社会责任写进《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是一种宣示性、倡导性规范。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其意义主要表现在：1．使法律体系完善，符合大陆法系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模式。企业社会责任统领其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处于该义务体系金字塔的顶端。2．弥补法律规范的局限性。众所周知，法律规范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当企业规避法律义务或法律不完善时，对企业不法或不当行为给予一种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以期能起到预防和舆论谴责的效果。3．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中有些是无法内化的。守法义务仅是最低限度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倡导企业在履行最低义务的同时，自我加压，提高标准，强化自己责任，降低负外部性。

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受制于企业营利本性及其水平，企业营利性决定了其和政府职能的界限，营利水平决定了其承担道德责任的程度；受制于人类理性发展程度尤其是科技水平，科技水平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时空范围；受制于市场机制尤其是竞争机制，竞争机制决定了在特殊情形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受制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含糊不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零和博弈，与此相应的是对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无法确定判断主体及标准，在营利冲动下效率违约或违法使社会合约成假性。因此，要正确地划清企业和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将社会责任限制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明确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合理范围且法律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主要内容。否则，就可能泛化企业社会责任，危及企业利益甚至存在，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注释:

[1]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性质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属性。参见楼建波、甘培忠主编：《公司社会责任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39页。

[2]甘培忠、吴元元：《转型中国语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分层》，载楼建波、甘培忠主编：《公司社会责任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3]［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46页。

[4]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5]伏军：《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实现路径选择》，载楼建波、甘培忠主编：《公司社会责任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6]参见甘培忠、吴元元：《转型中国语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分层》，载楼建波、甘培忠主编：《公司社会责任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276页。

[7]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8]周友苏、张虹：《反思与超越：公司社会责任诠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第57－63页。

[9]参见李冰：《双汇社会责任报告照抄去年只字不提瘦肉精事件》，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4/29/c_121362889．htm，访问日期：2011年8月10日。

[10]周友苏、张虹：《反思与超越：公司社会责任诠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第57－63页。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篇8

摘要：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状况是企业、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实现机制是企业、政府、与社会三方利益互动机制。基于政府、社会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博弈分析，探析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的政府治理策略和措施、中间组织建设和社会责任投资意识培养以及企业自身履行社会责任行为。

中图分类号： f270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

govern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ame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wu xu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key words: governance；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bstract: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 of csr is the result of the game among the corporati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ctually,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sr is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interest among the three. based on the game of the three, analyze governm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in corporate realization mechanism, middl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awarenes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csr.

近年来，台湾“塑化剂”、河南双汇“瘦肉精”、上海“毒馒头”事件等，牵动国人对食品安全乃至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生产者欺骗消费者和管制部门，甚或与管制部门合谋欺骗社会大众，不当得利。在大陆，类似事件之前就出现过“苏丹红”、“三聚氰氨”等事件，为什么打而不止呢？这就促使我们对建立一个长效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或实现机制进行思考。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来看，政府与社会的推动，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个外在的力量，政府与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规范与认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企业渐次退出“办社会”行列，似乎引起了责任问题泛滥之嫌。本文不局限于食品或医药安全类的这类涉及法律和道德责任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试图建立一个企业、社会、政府三方利益行为博弈模型，从此出发，探讨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是企业、社会、政府三方利益互动机制的结果，是政府治理、社会责任投资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三方行为互动的结果。

政府、社会与企业：企业社会责任三方利益行为的博弈分析

假设存在一个中央政府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有地方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参与的社会责任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是追求gdp或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在中国，尤其是地方政府大多如此，是公司主义的政府），社会结构是“强政府、弱社会”，企业是“四自”主体（推行政企、社企分开后企业存在状态）。模型假设企业首先行动，企业可以选择履行社会责任或不履行社会责任。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则地方政府与社会选择行动——认同或不认同。若企业选择不履行，政府将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企业严厉监管或不管；社会也将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选择行动——强烈的反应或者不反应。

假设企业本期利润为π。企业若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为c；地方政府与社会若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予以认同，则带来的企业收益分别是r1、r2，都是大于0的正数；无论地方政府或社会认同不认同企业社会责任，它们的收益都是客观存在的，地方政府收益为λr（r是政府与社会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到的总收益，λ为政府收益分额），则社会收益为（1-λ）r；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地方政府或社会的监管成本为0，或仅存在一个初始的固定监管成本（本文不考虑）。

企业若不履行社会责任，并用应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c用于下一期投资，增加收益为γc（γ为其投资收益率），但地方政府与社会可能实施一种惩罚，分别为r1和r2（实际上就是企业减少的收益）。地方政府无论管制还是不管制，假定税收是一定的，为t。若地方政府管制、社会强反应，政府管制成本为c1，即政府收益因监管而减少c1，社会监督成本为c2，即社会收益减少c2；若地方政府管制、社会弱反应，则政府的监管成本为c3（c3> c1）；若社会强反应、地方政府不管制，增加社会监管成本为c3

，即社会收益为﹣ c3；若地方政府不管、社会不约束，则政府、社会监管成本为0，政府收益确定为t，但社会损失为c4，即社会收益为﹣ c4。又因为地方政府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税收和gdp增长，其收益和其管制成本成反比，政府有放松管制的利益冲动；另外，只要社会选择强反应，政府就尽可能地减少监管成本，增加收益。所以，一般而言，c4＞c3＞c2＞c1。

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三方社会责任行为选择的扩展博弈，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扩展博弈图收益中，第1列表示企业收益，第2列表示地政府收益，第3列表示社会利益。

图1中a1、a2分别表示企业履行和不履行社会责任；b1、b2表示分别表示地方政府与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和不认同；c1、c2分别表示地方政府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行为采取的行动或策略：管制和不管制；d1、d2分别表示社会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行为所采取的行动或策略：监督或不监督。

先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社会和政府的收益无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认同与否都是客观存在的，图1中表示为λr和（1-λ）r。均衡路径就是a1b1b1，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与社会认同，则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同时企业收益最大。由此可见，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投资与社会、政府对企业的投资有很强的相关性，培养社会责任投资意识，是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重要措施。“投桃报李”将会使社会总收益最大。

再看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对企业而言，只要政府与社会选择不监督，则其必然选择不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而言，由于追求gdp和税收收入，企业选择不履行社会责任，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管制”，此时企业和政府收益最大，而社会收益最小。根据前面的假设，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于是社会只能选择“不监督”。在一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中，由于已知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必然选择不管制（c2），社会只能选择不监督（d2），企业必然选择不履行（a2）。该博弈的均衡结果就是（a2，c2，d2），企业、政府、社会的收益为（π+γc，t，﹣ c4），且较其他路径收益最大，所以这是该博弈的唯一均衡。但此时社会的收益为﹣ c4，损失最大。们考虑存在一个代表全社会利益的中央政府，它有可能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和地方政府的监管缺位现象进行处罚。为避免处罚，地方政府可能会采用混合策略，以某种概率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行为进行监管。同样，企业也可能会根据地方政府的行为以某种概率选择履行或不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形成混合策略动态博弈。［1］

如果中央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处罚力度，企业的期望收益将减少甚至为负值，企业将停止其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于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增大，地方政府的管理随之放松，不管制的概率将会提高，从而达到新的均衡。此时企业的期望收益又由负变为零，并将重新选择其混合策略。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央政府直接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处罚，只能在短期内降低企业不履责的概率，其最终可能带来地方政府更多管理上的懈怠。

如果中央政府加重对地方政府社会责任监管缺位的处罚力度，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将减少甚至为负（包括官员可能付出的政治代价），于是，地方政府将加强监管，企业由之减少其机会主义倾向，降低其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此时地方政府又恢复其混合策略，可能放松管制以追求公司主义政府的收益最大化，因为地方政府的收益是企业收益的增函数，企业社会责任投入越少，企业再投资就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追求的税收和gdp总量就会增加，达到新的混合策略均衡。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加重对地方政府监管缺位的处罚，尽管并不能在长期中使地方政府更尽职责，但其最终作用却降低了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

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政府治理行为分析

模型告诉我们，最佳均衡路径是a1b1b1，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与社会认同，则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同时企业收益最大。若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必须发挥政治人作用，以社会利益最大化，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政府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政策和制度，加强舆论监督，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伦理规范或价值观的变革在立法之先，但是，法律责任反映的社会的“条文化伦理”是由社会和立法者根据已经成熟的

、为大众所认可的伦理和信念，将之制定为法律条文。这是一项基本规则，企业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一旦违反，将受到处罚。如没有受到处罚，那将转变为政府或执法部门的责任。为了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政府（或立法机构）制定健全的法规、法律体系，充分发挥法规法律的规范作用，使企业在法律的规范下承担社会责任。在我国，应修订《公司法》，强化职工参与决策的立法。同时，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仅依靠《公司法》就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公司法》必须同其他法律资源配合，共同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应充分发挥《环境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担保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在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比如，在美国，半数的州受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影响已经修改了公司法，授权公司的经营者在决策时“可以”或者“必须”考虑公司员工的利益。此外，美国的法律还通过确立“经营判断法则”和“股东提案制度”等来保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政府应将经济政策与环境资源保护政策结合起来，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将经济政策与社区服务、职工利益结合起来，认识到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策略是有时效性的，以防形成路径依赖，维护劳动者权益；政府还应将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寻求一种途径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运用税收抵免或减免政策，降低慈善捐赠成本，诱导企业实行“善举”。另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可能成为一种游说的工具，以使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成为行业的标准，从而使外部政治生态符合企业永续经营的需要，极佳的政企关系和引领行业的标准将有助于企业获得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因而政府要主动迎合这一趋势，诱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除了法律直接规定的法律责任外，在宽泛意义上说是一种伦理道德责任。伦理道德（比如慈善捐款）是对企业行为更高要求的社会规范，当企业行为违反伦理道德意义上的责任时，企业并不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道德或慈善责任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舆论的作用来积极倡导企业承担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舆论监督被称作是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当企业的行为符合了人们所期望的、国家所倡导的道德时，政府就应给予奖励和舆论上的支持如设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金蜜蜂奖”，这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最高奖，其单项奖设置有：关爱员工奖、客户至上奖、生态文明奖、永读发展奖、责任导购奖和和谐贡献奖。，当公司违反这种道德时就应受到舆论的谴责。这样，使公司感受到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带来的好处，从而自觉自愿地去承担此责任。而且，媒体公开报道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有助于提高社会大众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产品的需求。“与正式教育紧密联系的是公众觉悟水平越来越高。虽然报纸、杂志仍是一部分人口要看到的，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媒体——电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整个社会里。经由电视，民众能得到有助于企业批评风气建树的信息。”［3］8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传媒的力量可能使企业更加“害怕”，大众传媒的报道将改变消费者的偏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目标的实现。

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中间组织与社会责任投资意识建设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愿与社会对企业的监督以及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是相关的，因而社会责任投资尤为必要。但就中国现实来看，社会组织不健全，社会监督弱化，社会责任投资意识薄弱。因而，从社会建设角度来看，主要是培育企业内“强社会”，加强中间组织建设；从社会监督角度来看，主要是社会审计与社会稽查；从社会认同角度来看，主要是进行社会责任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在我国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丁元竹（2003）认为，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而言，包括机会、责任和社会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除了政府推动和企业组织自我作为以外，必须加强社会中间组织建设，尤其是工会、职代会和监事会等企业内组织建设。

员工是与企业关系最密切的利益相关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员工还是利益共同者［4］），

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成败的利害关系人。因而要大力加强工会建设，工会不应只建立在企业中，私有制度下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应该建立在行业或部门之中。工会不能只是发发福利、搞搞联欢的机构，而是代表广大劳工利益、主张劳工诉求的“职工之家”。就股份公司而言，公司的一举一动不仅涉及股东的利益，也涉及到职工的利益。因此，公司的运营不能仅仅考虑股东的利益和要求（当然还要注意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获得的区别，实践上大股东经常损害小股东的利益），还必须恰当地考虑职工的利益和要求。职工是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的，他们对公司有长期的人力投入，并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应该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公司的决策或监督公司对决策的执行。在欧洲，公司的社会责任主要是通过职工参与公司决策机制来实现的。虽然我国《公司法》中对职工参与公司决策机制做出了规定，但却存在明显的缺陷（如职工监事的具体比例规定存在漏洞；职工通过参与监事会意义不大；《公司法》中仅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及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有职工董事，而对于其他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则未规定职工董事制度［5］），不利于公司对职工履行其社会责任。

为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需要大力推进职工代表参与制度，推行董事会、监事会的职工代表制，发挥职代会以及工会在企业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美国掀起了所谓的社会意识或社会伦理投资运动，近年来则已发展成为社会投资主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责任投资使用多种策略来过滤那些在环境和社会实践问题方面表现不佳的企业，迫使企业在对其赢利能力“合理”关注以外，同时也重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6］。但在我国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影响，社会责任投资意识和投资者严重不足。

社会责任投资，或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认同，要取决于社会稽查。社会责任投资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稽查”，寻求把资金投资到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的投资者，希望把他们认为对社会不负责的企业撇开，而对他们看准是对社会负责的企业积极投资。因为有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将对方组织的社会表现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这样做下来的结果对自己并非有什么不利；良好的社会表现事实上易引来大量的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投资者。”［2］39一般来说，社会对企业进行的是负面稽查因为进行正面稽查，一般来说非常困难。这是因为这种稽查要求某位潜在投资者要做出如下判断：什么样的企业社会表现水平应作为可接受或好的投资标准。另外，在我国还存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合法性”审查问题，比如中石油对汶川尽管捐赠力度很大，但仍然不被社会所认可。，诸如该企业是否提供公平就业机会、是否注意员工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是否重视环境保护、是否遵守国家法律、是否对社会紧急事件进行慈善捐款等。也就说一般社会责任投资者进行的是一种“惩罚性选择”。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伊利、蒙牛、光明乳业（或多或少都被检出掺杂有三聚氰氨）股票价格一路下挫（而三元股份，没有检出三聚氰氨，股票则连续9天封涨停）；双汇集团由于“瘦肉精”事件，从浮盈百亿到浮亏20亿。当然，也有“肯定性选择”，如汶川震灾，王老吉捐款1亿元，网友发出帖子，“买空王老吉，货架上有多少买多少”。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意识投资或社会责任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从企业自身角度的分析

企业选择行动——履行或不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或社会的收益是正相关的。企业作出的行为选择，取决于企业如何看待责、权、利的关系。产权经济学告诉我们，责任是基于权利而言的，权利包括权能（权力、职能或作用）和利益。

1.正确处理权力和责任的关系，树立企业社会责任形象

企业权力不是法律赋予的，而是其利用了某种资源（主导资源）而形成的。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1986，1990）认为物质资产所有者拥有的“排他性权利”可以间接地导致对人力资产的控制，因而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是企业权力的来源。马克思则明确地指出，资本（一种资源）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7］资本对社会的统治范围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向其他社会领域扩

，资本逐渐异化为现代的“社会权力”。

权力观是指企业在保障自身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行社会责任活动，不管企业所执行的是哪种社会责任活动以及程度如何，都会得到消费者积极的评价（brown and dacin，1997）。义务观是指企业必须进行某种社会责任活动，或必须将社会责任活动进行到某种程度，否则会引起消费者的不满。［8］当“权力/责任＞1”时，经过较长的时期，会出现外力削弱权力，使得“权力/责任=1”。在中国，由于体制改革形成的产权多样化，由此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权力和社会地位、实力的差别。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言，财产属于部分或全体劳动者所有，企业的权力来源于社会。另外尽管国有企业单位数量不多根据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全国企业法人单位中，按照登记注册类型分组，国有企业数量只占单位总数的5.5％。，但无论利润还是税收都占大头，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比民营企业还是高出不少以央企为例，2007年一年的利润是1万亿元，根据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说法，央企增速相当于一年诞生一个中石油。，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因而企业要正确对待权力观，确实履行社会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及其地位决定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对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在转轨时期，民营企业的财产形成有一定的“社会性”，原始财富的获取和财富的分配不一定绝对公正，甚至不一定绝对合法，所以在公众眼里，企业的私有性也不是纯粹的。［9］因为社会大众认为，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是不干净的，比如“挖国有企业的墙脚”、将私人成本转嫁给社会等。也就是说对于民营企业，社会可以不“原罪”，但企业必须“赎罪”。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具有必要性。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是其权利，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其义务。

2.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经营战略，提升企业的责任竞争力

责任竞争力是英文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的直译，国内还没有这个词与概念，因此对其理解难免见仁见智。“责任竞争力”概念国内在“2005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国际论坛”上第一次高频率使用。“2006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国际展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上海）国际论坛”上，政府高官和国内外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不约而同提出这一概念。但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竞争力是一个紧密的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共生共存，而责任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竞争力是企业运用各种资源或手段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市场力量，是与对手竞争而赢得市场、获得社会认同、获取利润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或者综合能力。就企业社会责任而言，这种“能力”的产生与企业社会责任密切相关。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多维的，例如人力资源方面(吸引贤能)，企业形象方面(广告效应)，企业关系网络方面(稳定客户，降低交易成本)等，最终形成企业独特的“能力”——责任竞争力。当然，企业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履行社会责任也受到关系、资源、能力与企业文化的影响。假定这些因素是已知的或确定的，只讨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则可建立如下责任竞争力模型：

ca=4i=1θif（xi（csr））（1）

ca表示责任竞争力，xi表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各种因素，包括企业的关系、资源、能力、企业文化；csr表示企业社会责任；θi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竞争力四个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这一模型中，csr并不直接引入责任竞争力函数，而只是通过xi引入。

笔者主要是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因而把责任竞争力作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一个独立因素，则有：

企业竞争力模型：cb=f（xi,ca） （2）

其中：cb表示企业竞争力。

综合（1）和（2）式，企业竞争力模型可以用以下函数表示：

cb=f（xi,4i=1θif（xi（csr）））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企业要想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获得责任竞争力，就必须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经营战略，将责任成本内生化，从而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

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真正信息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监管体系的重要特征，它可以成为影响企业行为和保护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的工具。当然，信息披露机制也可以有利于公众对企业结构和行为

、对关于环境和道德标准的企业政策，以及企业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等方面的解读，可以督促企业的管理阶层切实履行其勤勉、注意的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告知与企业有关投资决策等相关的信息。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内涵就是指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直接相关的信息。葛家澍、林志军（2001）认为，企业除了应提供正常经营报告之外，外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都需要会计人员提供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更多信息，诸如企业与环境保护、就业、雇员培训、反种族歧视、医疗劳保、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或所做贡献的信息资料。［10］目前，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是企业的财务状况。但是随着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财务指标已经不是衡量企业状况和未来的唯一指标。例如，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中规定，企业社会责任包括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职工权益保护，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等五个大类。为了加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应该引入社会信息公开机制。如企业的债务情况、企业内部员工权益的保护状况、商品质量及消费者的投诉情况、环境污染状况、社区关系情况、社会捐赠情况等定期向社会公开，形成全社会监督进而引领社会责任投资的局面，可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几点结论

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不仅是回馈利益相关者（政府、社会），而且希望得到它们的认同，获得回报。没有社会和政府的认同与回报，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政府应对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实现税收减免或其他政策支持；社会要加强社会稽查，提高社会责任投资意识与水平等。

第二，地方政府以gdp和税收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其结果就是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不管制”，由于中国社会组织不健全，社会功能较政府功能弱，因而社会只能选择“不监督”，于是企业必然选择“不履行”，其最终结果是社会损失达到最大。所以加强工会、职代会、股东代表大会、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社会中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建设，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尤为必要。

第三，由于存在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中央政府必须代表社会对企业“不履行”和地方政府“不管制”行为进行惩罚，以弥补社会损失。对中央政府而言，加大对地方政府的处罚和激励；同时，要防止地方政府或社区公众与企业出现合谋行为。对于企业所在社区居民而言，政府机构是与他们社区无关的局外人。根据社区逻辑，为了社区成员的利益而利用局外人的财产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11］；我们还要防止出现地方监管部门出现斯宾格勒的所谓“管制俘虏”现象，即管制机关被管制对象俘虏并受其控制。

第四，企业管理者要正确处理责权利的关系，要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同时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企业应该像公民那样，成为对社会福利与发展负有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

参考文献：

［1］ 杜兰英,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博弈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07，（1）．

［2］ 马学斌，徐岩.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技术应用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5，（3）．

［3］ 卡罗尔，巴克霍尔茨.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4］ 吴宣恭.正确认识利益相关论者的企业产权和社会责任观［j］.经济学家，2007，（6）．

［5］ 陈超,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6］ dacton d r，cosier r a. the four fac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j］.business horizons，1982，(5)：19-27.

［7］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2.

［8］ 黄敏学,等.企业被“逼捐”现象的剖析：是大众“无理”还是企业“无良”［j］.管理世界，2008，（10）．

［9］ 葛道顺.我国企业的捐赠现状和政策建议［j］.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6,（25）．

［10］ 葛家澍，林志军.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11］ 速水佑次郞，神门久善.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