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变化范文
时间：2024-01-16 17:50:37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1
一、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
（一）对现行政策作用的评估，但对计划生育的效果，学术界众说纷纭。
1、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成绩显著，效果有目共睹。连续30多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使中国飞驰的人口列车终于逐渐减速，摆脱了“人口数量危机”，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由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在70年代以后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转变完成。
2、相关甚小。例如，梁中堂认为，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的原理在人口过程中顽强地发挥作用。“如果制订一个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接近农民生育意愿的宽松政策,不仅可能比实际出生的孩子还少,更重要地是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部分观点认为，鉴于我国在教育、医疗保健、妇女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都显著地取得了更大成就，我国的生育率同样下降很多。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划分了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政策差别，极有可能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的人口政策的多样性。
（三）现行生育政策的若干伴生现象——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升高、人口老龄化加速和难以维持人口正常更替。
1、关于性别比升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的资料公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高达116.9，超过公认的正常标准，0至9岁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1277万。性别比失衡将使未来少年儿童成长处于不正常的“性别生态”环境中，影响其心理和生理的正常发育。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引发“婚姻市场挤压”。虽然对计划生育与性别比升高的相关性有争议，但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选择确实可能有影响。
2、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我国目前有65岁以上老人近9000万人，203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3.57亿，2050年将达4.39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25%，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养老保障问题突出。使我们遭遇“人口结构失衡劳动人口减少”危机，劳动人口的减少，需要人赡养的老人增多，中青年负担增加等问题，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3、一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反比例增长问题令人担忧，城市居民实行“一胎制”，而广大农村地区“二胞胎”已是普遍现象；由此造成人口素质的逆淘汰。
4、计划生育引发了部分道德问题，社会上出现包二奶、假离婚甚至借腹生子现象。
二、调，还是不调——调整政策的百家争鸣
生育政策的目标涉及到“人口理想”与人口现代化，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代人的政策，不能“一百年不动摇”。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微调。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郭志刚认为，对调整生育政策的担心主要在于以下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一是仍有许多迹象表明1990年代的出生统计存在严重的漏报，二是顾虑生育政策调整本身可能刺激生育意愿的大幅度反弹，特别是顾虑历经多年严格的计划，现有大量育龄妇女堆积在只有一个孩子的状态，如果普遍放开二孩生育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出生高峰，影响到未来中国人口稳定发展，特别是30多年来计划生育的成就会不会毁于一旦。他通过研究指出生育政策调整不是渐变过程，而是突变过程。因此以往采用连续变化参数一是没有反映这种突变特性，二是预测方案其实并未模拟确切的政策调整方案，三是模拟方案的生育参数其实与生育后果是同义反复，因此后者不能认为是对某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的评价。
聂佃忠通过对我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市场生育优越性的阐述，建议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与市场生育相结合的生育双轨制，为最终确立市场生育的目标铺平道路。
牛祥兆认为，一些猛烈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如目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性别比例、逆淘汰等等，虽然关于它们是否是政策的副产品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无疑它们都是伴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人口政策难脱干系。他建议用温和的、相对宽松的、渐进的政策，以实现人口规模的软着陆。另外，间接引导要比强制性政策更人道，效果也更长久，国际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反感，而倡导尊重人权，实行指导性的“家庭计划”，也正是这个原因。
林毅夫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当前的人口政策重新认真思考的时候，至少在内部需要仔细讨论。因为在人口数量方面，现在的政策是从如何压低生育率、减少人口增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的。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但到底人多是负担还是优势？人多了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负担？其实，这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战略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发展的主要是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其特点是投资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少，连满足城里新增劳动力就业都有困难，以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用原始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效率与产出相应地处于低水平。事实表明，人口规模大并非一定会限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沿海地区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关键在于发展战略的转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我国应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不仅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又可以容纳最多的就业，创造最多的财富，使资本增加最快，产业升级速度也最快。按照这种发展模式，我国的人口规模幷非劣势。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的人口密度都很高，但其企业极具竞争力。相反，人口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罕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蔡昉等认为，在21世纪至少在21世纪前期，必须坚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点的总体人口发展战略，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仍然是人口政策的核心与关键。
三、建议——人口政策转变的选择
以时点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生育率为1.8，对此数据的争论暂且不论，已经可视为低生育水平，TFR低于1的地区，可进行城乡一体生育政策的试点，通过调整，若干问题可迎刃而解。JohnBongaartsandJudithBruce认为，良好的人口政策影响很大，不仅应当符合社会意愿，而且应当符合伦理道德，因此它应当谋求在降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同时，消灭对妇女的歧视，提高儿童的生活水平，应当加大家庭计划、生殖健康的投资（与我国提出的全面投资于人的理念不谋而合）来提高生产率，促进公民健康与福利。笔者认为，在目前已经确定“十一五”期间人口政策稳定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长远调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政策基础的转变。从两种生产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拓宽人口管理服务的领域，建立多部门联合的人口信息系统，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依据，使人口政策科学化、人性化；按照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人口发展规划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既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用于增进人口身体素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用于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各类教育投资应快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而且多年来这个比例基本没有多少变动，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三）反思与国际接轨，运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积极地借鉴发达国家在人口发展领域的经验。依法行政，政府要进行利益调节机制。国家通过教育政策、经济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间接地调节生育率、延长预期寿命。
（四）国家整体目标和区域人口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协调平衡，促进城乡平等、民族平等、区域平等、男女平等，完善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为强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重要举措，开展了独生子女保险、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险等工作调节群众生育观念，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缩小政策生育和群众生意意愿的差距，并有利于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人口发展的和谐。
（五）人口管理的内容市场化取向，符合“小政府”的公共管理取向。人们在核算生育的投入和产出时做出生还是不生、生几个的选择。政府在生育政策上逐渐放宽，通过制度建设来达到人口增长的自然减缓，最终由“市场生育”取代“计划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将完成工作观念和思维方式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型。
（六）加快人口城市化，建设节约型社会。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是降低生育率和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提高人口素质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方略，缩小城乡间人口政策的差距，可考虑先放宽城市的人口政策生意同农村生育政策一致，也有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七）把握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要恰当估量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社会负担、储蓄投资、消费伦理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实行可靠的老年社会保障特别是经济保障和健康保障，在人口政策未放宽之前，保持目前1.8的总和生育率，勿使之下降。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2
【关键词】城乡 计划生育 政策 比较
【中图分类号】R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2-0521-01
前言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城乡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增长上还是居民素质的提升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城乡计划生育政策上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当然，这些不同都是建立在统筹兼顾、均衡发展以及控制人口基数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比较探究可为我国将来城乡计划生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个导向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择从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以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这几个方面进行一番研究。
一 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
从上世纪开始，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代的更替，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传统观念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了不同于前的发展。从开始的以严惩严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手段到慢慢缓和的计划生育措施，发展到现如今的以惩罚多生超生和奖励晚育少生。这些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随着人们观念的发展以及我国人口增长的放缓，在部分发达城市，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使用了，新时代提倡的晚孕晚育晚生已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了，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城市老龄化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因此，如何解决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问题开始成为众多学者专家的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我国计划生育的重大改变和发展就在不远的将来。
二 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
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体现在具体的措施、以及社会效果等方面。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上来说：首先，在处罚政策上，虽然都有进行金钱上的处罚，但是其金钱的处罚力度却是有所区分的。处罚金的多少和个人的收入多少有关，这也就直接导致城市违反计划生育的居民接受的处罚比农村的重，其次由于城市的居民大多是有单位的，超生也直接影响其发展前途，特别是那些吃公饭的人们，多生可能直接导致其丢掉直接的铁饭碗。其次，由于在许多农村地方的传统，生男孩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的不可改变的人生大事，为此，国家在政策上做出了些许的特殊对待，对于农村的人们，在第一胎生的是女儿的情况下，允许其再生第二胎，而这在城市却是不可的。在社会效果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也有着极大的区别。由于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文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农村的，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支持度、执行力明显优于农村地区。其达到的长远社会效果也更好。这给城市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推进，但是还是有许多违反乱纪的实例。甚至造成了许多没有户口的孩子这样恶劣的影响。除此之外，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还体现在文化背景，人口发展趋势等各个方面。
三 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以及计划生育取得的积极效果，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人口基数虽然依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数量庞大，但是根据我国人口的基本国情，调整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已然势在必行。在控制我国人口基数的基础上，鼓励晚育晚生的政策是几十年不变的基本计划生育政策，其次，在某些发达的城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会进入到人口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阶段，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很有必要进行调整，适当的鼓励政策是十分的必要的。只要这样，才能保证城市所需的劳动力，保障社会秩序和安全。而对于农村地区，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基本还处于增长阶段，但是相对于上个世纪来说，计划生育的效果已不言而喻了。因此坚持坚定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更为缓和的计划生育和奖惩并存的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我国的人口基数控制工作带来极大的积极效果。
结语
通过上文从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以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这三个方面对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比较探究，我们对我国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措施以及影响等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时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相适应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将我国的人口数量控制在可调的范围内，为社会的秩序、安全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蒋莲莲.从罚到奖――试述农村计划生育的“调整”[J].改革开放 2012（8），
[2]王红晓.构建和谐社会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8（2），
[3]王金营，赵贝宁.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M].人口学刊 2012（4），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3
通过过去40年来实行的计划生育国策看来，近年来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而我国在世纪初已进入老龄化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约占14%，即人口构成模型向“倒金字塔”转变。故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六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决议》，该决议表示，父母之间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该夫妇即可生育两个孩子。依据该政策，至2014单独二孩政策在20多个省实施。 旨在通过该政策的实施来调整我国的人口构成，缓解因老龄化带来问题。
二、1960年代来我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纵观我国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70年代前和70年代后两个阶段。70年代前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并不明确，处于初步探索阶段。70年代后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逐渐更新和完善。
70年代前，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我国人口迅速增长。该发展趋势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期。直到大跃进失败，我国人口过多的严峻形式已经不容置否，且迫于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缓慢，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计划逐渐被提上政府议程。随即颁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的公告，在部分省县号召计划生育，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计划生育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我国的人口发展又处于了盲目发展的状态。
而70年代后，先是70～80年代我国逐渐形成了限制人口增长的“晚、稀、少”政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我国的经济逐渐下降，人口的数量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本来尖锐的社会问题更加显著。随后集中在整个70年代，该政策被提到议程上，进行了不断地丰富，对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惯性依然存在，80年代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有一定的增长。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即紧缩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开始推行。
进入90年代，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逐渐多样化和人性化。199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现实的生育状况和人口数量提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并对具体的人口数量做了预测。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使得原来的政策性规定更加法律化和规范化。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公布，该《决定》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和进一步完善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规定。[4] 该《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今后的政策调整和完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影响人口政策变迁的因素
自上世纪60年代来我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主要围绕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心。故主要围绕计划生育政策为主的人口政策为对象，分析前后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一）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则逐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此可见，人口政策调整是伴随社会结构的调整而调整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初，人口的增长带来的问题能够被及时提供的就业岗位所掩盖，而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国人口又一次快速增长，此时国家人口与资源矛盾突出，人口的增长不能适应社会的转型，故在70年代后进行了生育政策的调整。
（二）人口快速增长对社会经济的滞后影响
建国初，因生产力的解放，促使了大批失业人群就业问题得到解决，这使得当局的政府部门产生了偏差的认知，认为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能解决失业问题。对人口形成放任自由的态度，再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的概念导致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而伴随人口的增加教育住房就业资源等问题频出，人口快速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滞后的影响，使得当局国家领导者认识到需要制定相关政策限制人口过快的自然增长，故在70年代初期，成立计生领导小组、计生机构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启动。而在80年代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完善。
而新世纪来，伴随我国迈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自上世纪7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仅通过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发展模式实现了由“三高”向现代型的转变，实现了世界人口发展的奇迹。但是相同的这样的人口政策带来的结果也具有两面性，近年来就该政策的实施形成了功绩论和问题论两派。前者认为，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40 年的人口红利。[5]而后者认为，40多年计划生育特别是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人口安全隐患和经济社会风险问题。[6]于是有了2013年来新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修订。所以无论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曾一度放开的人口政策，或是在当今社会因面临老龄化社会而重新调整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都体现出基于人口发展对经济的影响，而相应需要做出的人口政策调整改革。
（三）社会变迁带来的生育观念的变化
由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作为物质基础，儒家传统文化为信念支持，加之维护统治需要及传统继承制度上形成的“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逐步转变为围绕“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形成的“晚生晚育，优生优育”观。
“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正处于传统生育观念转型时期，传统联合家庭中，老一代祖辈与当前年轻夫妻生育观发生剧烈碰撞，如何在这样生育观转变背景下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是给政府做好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四、社会工作视角下新时期下人口政策改进的政策建议
（一）基于改变生育观念的一般建议
当前国内研究成果中提到的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一方面强调依然要坚持国情的推进计划生育的国策。同时，政策的调整也应结合实际，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处理，因为我们的人口分布是不均匀的，因此人口政策不搞“一刀切”。具体又包括完善教育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而针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通过建立完善的养老体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与完善养老资金投资渠道等。在生育观念方面，强调加大宣传作用，从宏观层面营造“男女平等”的观念氛围。禁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提高社会经济水平，尤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通过改善生活物质条件，来影响原先根存于农村的生育观。
（二）社会工作宏观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的介入
宏观社会工作亦称做社会工作宏观实践，是指在机构和社区内引导积极的社会变迁的相关专业活动。主要包括社会政策、社会工作行政及社区工作三个方面，前两者的服务对象是机构而非直接的案主，又被称作间接工作方法，而后者的工作项目也来源于社会政策，同时需要借助社会工作行政的技巧进行实施。
1. 社区工作方法层面
社区教育主要是通过社区家庭教育模式在社区的婚育年龄成员间开展服务活动，它相信每个人都有学习和提高生活的能力，在社区中，工作者完全承担倡导者，组织者和各种教师的责任。对于新时期提出的人口政策，同时针对这一婚育群体当前的需求，包括结婚生子及接下来的教育抚养等，为了更好的使这一群体的需求在政策范围内得到更好的满足，社区工作者通过具体的在社区内进行政策教育的倡导，组织社区内成员进行“单独二孩”等最新人口政策的讲解分析并与社区成员进行分享讨论，使得适龄婚育的群体能够全面把握政策动态，并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生育，树立正确生育观。
此外，在社区教育的过程中，针对社区成员的“学习反馈”，社区工作者及时的进行整合，同时向上级组织反馈社区成员针对政策中的新要求，以此向外倡导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即实现人口政策与居民需求的充分结合。
2. 社会工作行政层面
是指将社会政策转换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具体到社会工作机构即通过一系列管理活动，保证机构的高效运转，输出有效社会服务的过程，其直接服务对象不是案主个人而是社工机构。
（1）政府层面的社会工作行政
是政府的社会福利主管部门按照社会福利的政策和法律，在他们的领域的各种技术和策略的使用工作中，解决、预防和治疗社会问题。在人口政策方面，各省、市、区政府的民政部门积极落实中央政策的工作内容，注重因地制宜，促进各地区的人口政策科学、有效的落实。
（2）机构层面的社会工作行政
承接政府层面的社会工作行政工作，就机构所在区域，明确辖区内符合政策要求的服务对象范畴，并制定服务方案及服务标准，进一步组织相关人员对有需求的服务对象群体开展具体微观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开展互助小组、个案访谈等。
同时，在针对人口政策的实施方面，机构本身要注重发展一套计划以建立和维持有效的社区关系，以促进具体服务的开展。此外在服务开展中要进行预算与设施维护，以及对服务成效进行总结评估，以提升服务质量，给相关部门及利益群体以交代。
3. 社会政策层面
（1）公共医疗卫生政策方面
具体包括公共卫生及医疗服务两个方面，针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在政策方面进行倡导维护其权益，特别是在生育二胎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相关医疗服务及生育后“第二孩”的医疗服务两个方面。促使建立新人口政策的配套服务政策。
（2）公共教育政策方面
同样的，政府有必要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确保新生人口能够接受充分的基础教育，同时设立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才。
（3）针对专门人群的社会政策体系方面
当代国际上的社会政策体系多以普遍的社会大众作为服务对象，其中涉及特殊的服务对象又主要是“老幼残妇”等这些群体。而伴随“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选择响应政策生育二胎的这一群体，可以作为新的“特殊人群”进行社会政策的保护。
五、结语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4
多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基本国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发展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到1980年“一孩政策”开始在城乡实施，并且逐步加大了惩罚超生的力度。到1984年，在乡村有调整，规定在乡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经过允许可以生育二胎，但是禁止生育三胎。对于少数民族，前期以宣传为主，后期有的规定为二孩政策，有的甚至不纳入计生范畴。可以看出，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是僵化不变的。2013年以后，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将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
一、清王朝“人口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问题，主张节制生育的，是中国人。中国是近代世界计划生育思想的故乡，是发源地。因为中国最早经受人口过多之苦。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最多，中国受到的人口压力也最大，中国人对于人口的思索也就最早。清朝时期，是中国人口崛起的大发展时期。清朝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洪峰”，“人炸”性发展，这使得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尖锐突出，统治阶级不得不思考和忧虑限制人口的问题。
乾隆：中国“计生皇帝”第一人
清朝初期以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力提高，中国人口急速增长，其速度和绝对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
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在乾隆6年（1741年），清朝政府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全国人口数量是143，411，559人。此后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55年（1790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3亿大关，总人口为301，487，115人，在近5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1.1倍多。而在此期间，耕地面积扩大有限。雍正2年（1724年），全国垦田数量是7，236，327顷，到乾隆49年（1784年）是7，605，694顷，在60年中仅仅增长了5%。
面对这种状况，乾隆皇帝曾经在一道上谕中写道：“朕查上年各省报名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清史稿・食货志》）
可以看出，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之间，就已经严重失衡，在当时农业经济条件下，“生育”与“生存”的矛盾开始凸现，这是中国产生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思想的客观条件。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皇帝的忧虑，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难题。
洪亮吉创“中国人口论”
中国有近代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他提出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早5年。
曾经担任清朝翰林院编修等职务的洪亮吉（1746～1809年），在乾隆58年（1793年）著成《治平篇》和《生计篇》，这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文章。洪亮吉面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状况，尖锐指出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倡导限制生育，控制人口。洪亮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以30年为一个周期，“则视30年以前增5倍焉，视60年以前增10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20倍焉”，但是田地和房屋“亦不过增1倍而止矣，或增3倍、5倍而止矣”。（《治平篇》）洪亮吉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必然导致民众生计越来越艰难，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他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认为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物质资料则会越来越少，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承平、治平之世必然不能长久。
如何解决中国“人满为患”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两个方法：一个是通过“天地调剂之法”，再一个是采取“君相调剂之法”，以缓和矛盾。所谓“天地调剂之法”，就是借助水、旱灾害和疫病流行等自然力量，来减少人口;所谓“君相调剂之法”，就是政府通过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税负，赈济贫困，禁其浮靡，抑其兼并等措施，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减轻人口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用今天的眼光看，洪亮吉的人口理论，过分夸大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看到近代工业提升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局限于自然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对人类在新生产方式下物质资料生产力提高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他也没有能够从节制生育的角度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真正实用管用的措施。
洪亮吉，是一个在中国、在东方最古老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农业人口学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其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互适应，而不能失衡。而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出现在西方世界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则是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工业人口学家，是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作为农业经济人口学家的洪亮吉，与作为工业经济人口学家的马尔萨斯，他们的人口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都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
汪士铎的“铁血计生方案”
中国有个提出控制生育最严厉措施的汪士铎，可以说，他是控制生育最早、也是最狠的政策措施设计者。
清朝官员汪士铎（1802～1889年）一生跨越嘉庆、道光两个人口大发展时期，他本人又出生和生活在人口稠密繁华的江苏南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有切身体验。他认为中国“天下人丁30年加1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达到极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整个社会将因为人口持续增加而陷于混乱，提出以强硬措施大规模减少人口。
汪士铎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严厉措施有：（1）强制晚婚晚育。规定“女子25而嫁，男子30而娶”，不到法定年龄而嫁娶者，“斩立决”。（2）对育龄妇女“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妇女生产一子后，“服冷药，使勿孕”。（3）对不节制生育者重罚，规定一对夫妇“可留一子，多不过二子”，对那些超过指标生育的家庭加倍征收赋税。（4）严格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对于有子女的鳏夫寡妇再婚者，皆“斩立决”。（5）政府大量修建寺庙观庵，鼓励民众出家，并且以法令形式强制每一个家庭必须选择一子或一女出家。
汪士铎主张实行生育条件的限制：有暴力倾向的人，不许结婚生子;有身体残疾的人，不得生育后代;新生婴孩，有“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即刻溺杀之。
为了降低民众生育兴趣，汪士铎提出：“广文学使人弱”，引导社会风尚向重商业、重文学倾斜;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减少“儿女柔情”。
汪士铎还提出：降低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恢复“族诛”、“连坐”之法，对于违法乱纪者，大量诛杀。对于参加和响应农民起义的村镇，斩尽杀绝。“以多疫为瑞”，让灾难和疫病蔓延。甚至建议朝廷分派杀人指标，地方政府每年必须杀够一定数量的“光棍游荡者”。
汪士铎把社会动荡归咎于人口过多，要大量消灭现存人口;把妇女看成是万恶之源，认为“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倡导溺杀女婴，认为减少女人能够釜底抽薪。汪士铎的措施残酷野蛮，在历史上被称为“人口屠夫”，现代则有人称其为“生育法西斯”。
二、新中国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
如果说，人类“计划经济”的第一个模式，是从苏联开始，那么，人类“计划生育”的第一个模式，就是从中国开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新中国，揭开了人类自身繁衍历史上“计划生育”的新篇章。
1953年，中国开启“计划生育时代”
人们通常说：“计划生育30年”。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计划生育的思想历史和政府抓计划生育的实践历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建国初期，共产党没有认识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从党的领袖到各级领导干部，都沉浸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观念中。这使得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50年的5.81增加到1954年的6.28。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50年的19.00‰上升到1954年的24.79‰，净增人口5070万。
新中国对节制生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的。这次人口普查，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中国人口总数为601，912，371人。这6亿人口的天文数字，引起了的高度警觉。从此以后，和在多次讲话中，都要求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从那时开始，的人口和生育思想，就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的生育政策也开始向计划生育的轨道转变。
1955年3月，卫生部撰写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党中央批示：节制生育是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要宣传这项政策（少数民族地区除外），使人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决策，成为执政治国的重要思想。
1956年公布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到乡村地区;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发展规划。
视野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
1957年，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物质的生产要有计划，而且对人口的生产也要有计划。他明确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他在《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发言提出：政府要专设一个部门来研究人口问题，并且为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具体步骤：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行，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规划，“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地生育。”
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以节制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的产生。
中国政府从1962年开始创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卫生部增设了计划生育处。各省、市甚至一些比较大的县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标志领导中国计划生育的组织机构臻于完善。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和主席发出的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号召，计划生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千百万医生和干部走进田间地头，进行宣传和服务。
1973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结婚晚，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子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74年12月29日，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80年，开启中国“独生子女”时代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由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进入“独生子女”阶段。从“计生”到“独生”，中国的计划生育战略达到了顶峰。
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计划生育的历史，可以看出，新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从1953年开始，已60年。这60年可以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的计划生育是相对宽松的“节制生育”，后30年把“计生”变成了“独生”，是以“一胎化”为根本特征的更加严厉的“控制生育”。两个30年，是新中国计划生育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前30年期间，虽然有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有的反复，有的干扰，但是对于节制生育的倡导是主要的。即使在1966～1969年最混乱年份，那时的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在时期，语录：“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到处张贴。从统计数据看，期间中国的出生率表现出稳定下降态势，说明那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仍然是有力的。
新中国计划生育历史沿革，建国后一部计划生育史，充分说明，中国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新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建国初期的1953年开始，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代开始。新中国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60年，其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所以，说中国计划生育30年是不准确的，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是对的。
中国计划生育30年和60年之辨的意义在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是在建国以后30年的计划生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人口减少的成就，不只是30年的独生子女化、一胎化政策的成就，而是整个60年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成就。30年计划生育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历史，而且也造成错觉，似乎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自由化，这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实际上，最近3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远远不是像宣传中说的那么大。在1980年中国实行更为严格的生育政策以前，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生率也已降低到相当的低水平，1980年后，一度上升，后来才又下降。
三、千秋功罪――如何评价“计生”60年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60年，从说服到强制，从紧绷到松动，人们对计划生育褒贬不一。正确评价中国计划生育60年，是坚持历史的客观和公正，也是坚实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
“市场经济”是西方贡献;“计划生育”是中国创举
不论是西方世界贡献的“市场经济”，还是苏联贡献的“计划经济”，都是对“物质再生产”的制度贡献。而中国贡献的“计划生育”，则是对于“人类再生产”的制度贡献。中国的计划生育结束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计划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人类计划生育，是一个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工程，是一个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特色的工程。但是，不论计划生育的具体形态如何发展变化，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将作为一种“计划生育文化”，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
当然，人们对中国计划生育一些情况的评价和估价，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表示不同的看法，提出一定的质疑，这是推动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提升到新阶段的动力，是一种源头活水。
当年，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是对千百年传统观念和做法的一种突破。现在，深入推进中国的生育工作，也需要新的观念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深化对中国特色生育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人口减少的成就，不能都归功于计划生育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控制人口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不能把这个成绩都“归功于”计划生育。在这方面，一些专家提出以下几种看法：
首先，对于人口减少的数量本身，是不是有那么大的成就。中国人口减少的数量是不是像宣传的那么多？人口专家易富贤说：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在说谎、造谣，比如，说中国生育率仍然有1.8，而所有客观数据显示只有1.2～1.3。他们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其实目前每年只增加400万左右，很快将面临负增长。他们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5亿，其实总人口连13亿都难以准确认定。
其次，中国人口减少，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计划生育到底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有专家认为，中国人口下降，计划生育肯定功在其中。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提供的数据分析，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城镇化进程，对外开放等因素的作用。中国出生率自从1965年以后总体上持续下降，“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发挥着主要、长期的作用，而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作用，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所以，把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完全或者主要解释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
其三，中国人口减少，计划生育有作用，但是计划生育的作用，是建国以来6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而不只是最近3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更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的功劳都算在“独生子女”政策头上。有专家提出，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生育实践证明，“一胎化”政策，不仅对减少人口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有消极作用。从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梁中堂，得到国家批准，于1985年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建立中国人口政策特区，进行二孩晚育试点。20多年的试点结果显示，在当地农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全县人口实际增长幅度和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的差别不是很大，这等于说，全国的农民实际上也生育了两个孩子。由于全国增长幅度和城镇人口结构都高于翼城县，说明全国有比翼城县更高比例的农民生育了多孩。这说明生育政策的差别在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他认为立即停止那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其四，对于这些年人口学界热炒的所谓“中国人口红利”，也不能过于夸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总值中，只有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是基本相当的。而这个人口红利，不是30年创造的，而是60年积累的。也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问题比成绩一点也不小，享受人口红利是暂时的，而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将更为艰难和长远。
可见，那种认为中国30年经济大发展，是由于人口大控制，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增长，解决了温饱、就业、教育等问题的流行性观念，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口的减少，计划生育的作用，是60年的积累，而不是30年的功劳。既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都归功于计划生育，更不能把中国计划生育成果，都归功于“一胎化”。
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不能都怪罪于计划生育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本和代价最高的一项公共政策。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强制执法、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新生婴孩“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综合症;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等，结果导致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与“婚恋危机”。
有人说，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中国畸形的人口结构，从而“独特”地影响着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中国人口锐减。他们甚至还觉得计划生育是几代中国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面对这场空前的、人造的民族危机，没有人是无辜者。需要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危机，挽救中华民族！
千秋功罪说“计生”，实事求是最重要。正如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成就都“归功于”计划生育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中国人口方面的问题都“归罪于”计划生育。无论是解决中国过去的人口问题，还是形成中国今天的“婚恋危机”，计划生育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既不能把计划生育“神化”得无所不能，也不能把计划生育“妖魔化”成为当今人口问题的“万恶之源”。应对和解决中国“婚恋危机”的希望，也不能寄托在“废独停计”上，不能指望靠停止计划生育、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婚恋危机，就迎刃而解。
当人们批评计划生育为解决中国人口数量问题泼了水，却又为加剧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浇了油，结果是“按下了葫芦、起来了瓢”的时候，其实应该想到，在中国急遽变化、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可能都难以摆脱“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范式与宿命。“按下葫芦”，是解决了旧的问题，是成绩;“起来了瓢”，就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创意和新的对策，再去创造新的局面。
四、“计划生育”不是终极真理
近几年来，人们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讨论和争论，深化了对中国人口生育和人口建设特点规律的认识，也为党中央调整和创新中国的生育战略，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和咨询作用。
基本国策不能成为研究的
1980年9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消除对于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曾经专门指出：“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1岁以下，65岁以下的老年人不到百分之一。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的研究结果，中国早在1995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当初国家的推断提前了足足25年。这说明人口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说明基本国策与时俱进的迫切性。而在今天，我们研究基本国策，已经不能只是研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了，今天的生育问题已经和老龄化问题、“婚恋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今天，基本国策已不再是“计划生育”的专利，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国策体系。基本国策包括婚恋基本国策，老龄基本国策，生育基本国策，起码是三大国策的统一。计划生育不能成为基本国策的垄断者，基本国策也不能成为计划生育拒绝与时俱进的挡箭牌，更不能把基本国策变成了某个垄断部门的基本利益。
学术争鸣，是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中的贯彻，是思想自由的充分表现，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是科学决策的智力保证。对基本国策的研究，不能成为。在基本国策决策前，要研究，以便为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在基本国策决策后，仍然要研究，为改进和调整政策提供学术准备。对于那些与现行基本国策不一致的研究成果，不能封闭，更不能封杀。
2008年以前，人口专家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呼吁人口政策调整。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随后，各类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他为什么最近没有去论坛。易富贤说：“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围绕基本国策的学术争鸣，之所以越来越活跃，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和婚恋危机的出现与发展。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在关于基本国策的学术争鸣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人口学者的学术“转舵”，中国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现在他们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体现了实事求是、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中国人口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现在进入一个转折点。应对国家人口问题，必须创新“基本国策”，转型“计划生育”。而要成功实现创新和转型，必须对中国人口问题基本矛盾的理解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
所谓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矛盾”，就是中国“人的再生产”和“物的再生产”的矛盾。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存在“物质再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矛盾。
所谓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则是指中国人口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人口主要矛盾，可以是人口数量矛盾，例如人口过多或过少，必须增加或减少;也可以是人口质量矛盾，例如人口素质不高;也可以是人口结构性矛盾，例如年龄结构失衡导致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导致“性别比”失调等。
关于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则是适应人口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有效解决人口主要矛盾的基本政策、基本对策。
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现在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到了一个需要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时刻，这是因为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建国后几十年来，中国人口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数量矛盾，是人口总量的高速增长，导致过高的人口生产率与相对不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矛盾。以限制生育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主要是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经过30年的强制控制与限制，中国大陆出生率持续下降，现在中国控制人口总量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提供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口增长比一些权威预测的要少，按照目前的生育政策继续下去，人口峰值将不超过14亿。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人口峰值估计不超过14.5亿，最多不会超过15亿，中国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在2020年左右。中国所承受的人口压力已经不是很大，这为中国改变高成本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提供了良好条件。
这说明，中国现在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已经不是数量过快增长、多生多育、人满为患的问题，而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失衡畸形、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是不婚不育、老龄化突出的问题，是男多女少、难婚难育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解决新的矛盾，必须要有新的基本国策，出台新的人口政策。
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一胎化概念不能混同
创新基本国策，必须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一胎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
这些年来，由于一种过度强势的宣传，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就是一种政策，只要被贴上了“基本国策”的标签，就研究不得、改变不得。这种宣传模式，更造成了人们认知的混乱，把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和“一胎化”三者等同，认为改变“一胎化”政策，就是取消计划生育，就是否定基本国策。实际上，这三者之间根本不能划等号。
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一个体系，何止一个计划生育？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也不是只有一个计划生育。除“生育”政策外，也包括“养育”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等。
计划生育作为国家对人类再生产的一种干预和调节，其干预和调节的手段，包括思想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计划生育要达到的目标，包括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也包括稳定生育、稳定人口，还包括鼓励生育、增加人口。其具体目标，要根据每个国家、每个阶段人口问题的具体情况决策。例如，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和控制人口的同时，西方国家实际上也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他们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但是在国家直接干预人口发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以，计划生育不等于限制生育，限制生育只是计划生育的一种形态。
计划生育，即使是中国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它的含义，也不能定格在“限制生育”上。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包括人口限制政策、人口稳定政策、人口发展政策、人口鼓励政策等。中国可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不论采取哪种政策，都是在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而不是只有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才算是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至于把“一胎化”政策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划等号，更是一种认识误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政策，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如果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那么，限制生育就是“具体政策”，“一胎化”更是特殊阶段的特殊政策。在一定时段，限制生育、推行“一胎化”，是为了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中国的人口稳定和人口发展，为了国家的大局和民族的未来，一个家庭必须生育一个孩子。然而，如果你搞“零生育”，一个也不生，那就是高度自私，不负责任，国家就要像过去对超生要罚款、要惩处一样，现在你不生，也要罚款、要惩处。因此，有人提出新的生育指标应该是：必须生一个，允许生两个，经过批准可以生三个，一个不生，要罚款、交重税。
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决不能局限于“限制生育”，更不能局限于“一胎化”。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本身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和体系，包括限制过高的生育率，保证适度的生育率;包括人口生育的数量，也包括人口生育的结构，要计划男女性别比例，保证中国男女性别平衡;要抓好结婚成家率，保证每个女人有丈夫、每个男士有媳妇，而且能够及时结婚成家;要大幅度降低社会“单身率”，大幅度减少家庭“丁克率”;要保证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能让民族人口萎缩，国家“后继无人”。
不论是“基本国策”，“计划生育”，还是“一胎化”，它们作为一种“国策”，都是由“国情”、“国势”的具体情况和形势所决定的，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也必然随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贴上“基本国策”的标签，就是永远固定不变的政策。
五、“计划生育”转型为“科学生育”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如何创新？关键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生育实践和生育战略中，实现从计划生育到科学生育的战略转型。
“科学生育”是“计划生育”的升级版
中国现在人口增量减少，生育率过低，人们的生育观念变异，老龄化加速，性别比攀升，说明传统的计划生育已不适应现在的中国国情，说明创新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审视基本国策，应该让“计划生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为基本国策创造新的概念。应该把“计划生育”升级为“科学生育”。
实行“科学生育”的基本国策，就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的生育工作，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决中国人口的发展问题。科学生育，即区别不同情况，推行弹性生育制度。例如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已婚夫妻可以生育二胎，人口负增长的地区，需要放开生育政策和户籍控制等。“科学生育”，要解决过度生育的倾向，也要防止不生不育、只顾当前减负、不顾长远隐患的急功近利倾向。一个家庭不能只顾上半辈子轻松无拖累，追求“年轻享受”，不顾后半辈子“老龄困境”。科学生育的基本国策，其宗旨是使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口资源保障。
把“计划生育”转型为“科学生育”的理由，在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其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新中国建立后，在物质生产领域，是学习苏联模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在人的生产领域，从1953年开始贯彻计划生育思想，改变千百年来人口自然繁衍的局面，也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1956年10月12日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时指出：“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文集》第7卷）而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不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计划生育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区别在于，计划经济越来越暴露出不得不改革的矛盾和问题，而计划生育则显示出继续坚持并且更加严厉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物质生产领域，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在人的再生产领域，恰恰是实行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转变，就是把“计划生育”由提倡性的“节制生育”，转变为强制性的“一胎化”，使计划生育的“计划”程度更高了。所以，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在物质生产领域和人口生产领域同时实现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战略转变。而现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都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拐点，这两个领域都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转变。在物质生产领域，也就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国必须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在人口生产领域，中国必须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由“计划生育”到“科学生育”的转变。
现在影响中国人口安全的最大危险，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结构，解决中国人口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心，成为中国“科学生育”基本国策必须担负的艰巨使命。传统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无力解决中国人口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将计划生育升格为科学生育，才能使中国走出人口危机的困境、突破婚恋危机的重围。
科学生育，是在计划生育基础上，中国生育政策发展的新阶段。
“科学生育”新涵义
适应从“计划生育”到“科学生育”的战略转变，应该对中国的基本国策，做出新的概括。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1982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从那时起，中国在人口问题上的基本国策的具体内容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人口问题新的基本国策――科学生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概括和表述？我们在这里提出6句话，试图为研究和制定新的基本国策提供参考。这6句话是：“计划婚恋，科学生育，统筹协调，改善结构，稳定数量，提高素质。”
所谓“计划婚恋”，就是强调基本国策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要首先大力解决中国年轻人结婚和成家的问题。“一胎化”所造成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身男女一代”。一方面是大量光棍，另一方面是大量剩女，亿万青年男女，结不了婚，成不了家。这不仅是未来的长远忧患，而且是当前的巨大危险。解决中国的“婚恋危机”，是个长期性历史任务，其所需要的时间，绝不比30年推行“一胎化”所需要的时间短。提出“计划婚恋”，是相对于“计划生育”而言的，意在强调：要拿出抓“计划生育”的决心和魄力，来抓好“计划婚恋”。
所谓“科学生育”，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人口生育工作，树立“科学的生育观”，切实根据国家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把中国生育纳入科学生育的轨道。避免生育观念上的主观片面性，解决生育政策上的僵化、一刀切等问题，防止“按下葫芦起来瓢”、“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局面出现。既不能多生多育，也不能不生不育，更不能导致多生男、少生女。要使中国生育能够保证中国人口良性繁衍、持续发展。“生育”问题，是国家人口问题的一个“源头”，源头的问题解决不好，后面的工作就难免被动。“科学生育”的概念，是相对于“计划生育”而言的，就是要在生育政策上，结束一个时代，开始新的境界，就是要实现从“计划生育”到“科学生育”的战略转变。
所谓“统筹协调”，就是要把人口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考虑男女老少、出生死亡。因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抓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是不行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到底，就是个“生小孩”的政策，而国家的人口政策，决不是一个生小孩的政策能够覆盖得了的。如果说，“生育小孩”，是人口问题的源头活水，那么“结婚成家”，就是人口问题的滔滔中流，而“养老送终”，就是人口问题的百川归海，这是一个链条，一个系统，基本国策，不能只管一段，而是要全程思考、整体设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口基本国策，起码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婚恋为中心，以“一小”（生育）、“一老”（老龄）为两个基本点，延伸到其他方面。所以，提出“统筹协调”，把中国的人口安全与人口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体系建设和体系发展。
所谓“改善结构”，就是改“控制人口数量”为“改善人口结构”。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已经不是控制人口数量，而是改善人口结构，就是要着眼于保持科学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区结构等，扭转中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结构决定一切”的阶段。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发出了警告：“未来二三十年，人口结构将会左右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这个警告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危机，正在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最快的老龄化社会，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难以结婚成家的“单身社会”。中国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其破坏作用将是颠覆性的。
所谓“稳定数量”，就是相对于原来的“控制人口数量”而言的。因为，现在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实的危险和潜在的忧患，是人口特别是青少年人口数量急遽下滑，人口负增长迅速到来。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口发展，在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不利态势已经显现。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持必要的人口规模和优势，决不能让“中国人口越少越好”的错误观念，误导民众、影响决策、祸害未来。
所谓“提高素质”，就是要着眼于把中国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国民。没有素质的人口再少也是负担;具有高素质的人口，再多也是财富，是资源。增强国家竞争力，保持国家持续发展潜力，人口数量是基础，人口质量是关键。
60年“生育大实验”――“人口生态平衡”任重道远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有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学和人口学这两门学科是否有必要存在？至少在中国，这两门学科还难以称得上是“科学”。
科学，是被认识、被把握了的规律。经济建设有规律，人口发展有规律，只要有规律，就可以成为被人类认识的科学。
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践。《八百万人的实践》，是中国专家顾宝昌等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该书介绍了酒泉、承德、恩施、翼城等地，在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在这些地区虽然实行的是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是多年来人口一直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实践说明，即使是在普遍可以生育二胎的宽松政策环境下，人们也并不一定非要生育二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生育政策后，中国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生育高潮。
其实，比《八百万人的实践》更大的实践，是新中国建国以后60年计划生育的实践，包括其中30年“一胎化”政策的实践，这是新中国从6亿人口到13亿人口的大实践。13亿人60年的人口大实践，是世界人口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实验。目前，这个大实验依然在进行。我们现在对一个正在进行的事物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这个大实验的成就还是问题，都是发展人口科学、把握人口规律、推进人口建设的宝贵财富。
中国人口大实验的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生育不是永恒的，它只不过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国家对于人口再生产的行政干预、权力干预。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以行政的杠杆和经济手段等，来影响、导向甚至强制国家的人口生产、人口稳定、人口发展方向，这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而成熟的社会发展境界，是人口生态的平衡。当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当社会实现了人口科学发展、平衡发展，当人口的生产成为一个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良性运行，成为一个“自然进行的过程”，而不再需要国家的干预，不再需要政权因素的时候，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就由一个自发的状态进入一个自觉的状态，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人类人口发展的历史长河看，计划生育的国家行为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恒存在。从计划生育思想历史来看，人类提出系统的计划生育思想，也就是最近200年内的事情。计划生育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必然产生，在一定阶段也必然消亡，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忆往昔，“计划生育”有功劳;
看今朝，“科学生育”最重要;
瞻未来，“人口平衡”是目标。
实现中国梦，必须为实现中国“人口生态平衡”而奋斗！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基层计划生育 内在联系
计划生育一直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其作为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各项法律与制度的完善，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了新时期，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计生工作的第一线面临着很多新形势和新问题，为了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基层计生单位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同基层计生工作的内在联系，积极开拓创新，通过各种贴近群众的手段加强方针、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工作。
一、我国基层群众生育思想同计划生育国策的矛盾
从总体上看，我国人口形势呈现出人口基础大，增长速度快且增长不平均，人口分布不均，城乡差距大等特点。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基本得到控制，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得到缓解。但就目前来看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仍面临长期压力。具体来讲，我国基层群众生育思想同计划生育国策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
自上世纪70年代计划政策实施开始，其已走过了近40个年头。这40年间，我国累积少出生人口4亿，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大部分群众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生育观念也发生了重要改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比例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的生育观念直接影响到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就目前来看，农村育龄人群总体文化素质偏低，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大，部分群众生育意愿仍较为强烈，这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矛盾。加之，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人口流动性大，一些人钻了管理漏洞的空子，在计生管理真空地带明目张胆地违法生育。如一些人经济条件较好，认为“罚得起”，而出现“富而思生”的思想，一部分经济状况较差的，因无钱可罚，而存在“穷不怕罚”的思想，这些都不利于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二）群众错误思想认识与依法行政之间的矛盾
随着全社会文明及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也由原来的“暴风骤雨”转化为现在的“春风化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执法方式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尤其是在“七不准”等一系列措施出台后，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更加亲民化。但这在长期接受计划生育高压政策的群众看来，认为是政府弱化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就行程了群众错误思想认知同依法行政之间的矛盾。此外，随着基层群众维权意识的增强，部分人在没有充分了解法律的情况下，软磨硬泡对抗计生工作，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阻碍了这一国策的有效推行。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在联系
由我国基层群众生育思想同计划生育国策的矛盾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基层群众的思想工作仍有待加强，群众思想状况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阻碍仍然存在。因此，深入研究思想政治工作与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在联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深入，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文明素质得到提高，维权意识有效提升，民主呼声愈加热烈，这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契机和新的挑战。一方面，群众的觉悟大幅提高，为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效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力条件，基层计生人员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的难度变小，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方法、工作思路日臻成熟，在基层群众观念引导、思想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对于计划生育工作来讲，思想政治工作同样能发挥这种功能，使这项国策的落实走向人性化、系统化，建立群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联系，扫清管理工作各方的沟通障碍，真正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二）计划生育思想政治工作是保障社会发展方向不变的保障和动力
近年来，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更近一步，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思想政治工作仍要当作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使他们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石，是确保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更快、更好发展的保障和动力，对于计划生育工作来讲也是如此。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加强思想引导，能够使广大群众的观念同国家的未来发展保持一致，能够使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得到统一，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克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基层计划生育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培养一支能打硬仗的高素质基层计生队伍
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各级政府要关注基层计生单位的人事任免、人才培养工作，打造一支素质精良、思想政治理论水平过硬的基层计生队伍。一方面，基层计生单位要对人员进行定期、分批培训，内容不仅要涉及计生政策、计生业务、规章制度等常规内容，还要涉及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技巧等；另一方面，在选配基层计生人员时，不仅要对其业务素质、思想政治水平进行考察，还要对其工作经验以及群众基础进行考察，选配最适合基层、更了解基层的工作人员。
（二）加强宣传力度，强化思想认识。近年来，各级计生单位加大了基层计生政策的宣传力度，几乎人人都知晓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其落实情况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目前来看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计划生育思想政治工作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如计划生育的宣传较少直接接触基层群众；宣传仍侧重于少生，而对优生的宣传不多；计生仍以政策宣讲为主，没有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缺乏双向沟通等等。这些均不利于群众进一步提高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视，不能使宣传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政策执行起来难度仍较大。这就要求广大计生人员换位思考，以群众的视角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多以周围的计生工作案例为切入点，引导群众了解政策的优势。如哪些家庭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家庭抚养子女压力较小，生活品质较高，子女受教育条件好，又有哪些家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家庭负担重，子女受教育困难等。通过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实实在在的例子做基层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通常能够收到比单纯政策宣讲更好的效果，真正让他们看到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的好处，提高政策落实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以耐心、细致的交流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
所谓耐心就是要在同基层群众的交流中，计生人员要始终保持一颗耐心，不急躁、不冒进，对群众思想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复疏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他们思想的转化过程留出足够的时间，真正把政策说到他们的心里。所谓细致就是要更细致地了解工作对象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收入情况，清楚他们的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开展计划生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工作对象提出的问题要细致解答，打消他们的政策疑虑，让他们真正理解国家政策，理解计划生育的初衷。尤其是针对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思想，要耐心疏导，细致讲解，决不能寄希望于一次的宣讲教育，而是要逐渐让他们了解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了解新时期的婚育观，逐步让他们接受优生优育的政策。
（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基层计生单位要改变以往的大会式宣讲教育模式，采用群众更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如以公告栏漫画、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或是建立基层计划生育社区网站、论坛，国家政策信息，同时收集群众的意见反馈，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让群众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了解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四、结语
思想政治工作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联系紧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稳定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基层计生单位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机制，不断提高广大计生工作者的综合素质，采用多种方法将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以更加高效、更加人性化的工作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助力。
参考文献：
[1]张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应用探讨[J].企业导报，2015，（05）.
[2]王春艳.深入做好计划生育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J].党史博采（理论），2008，（02）.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6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的转变。其中，节制生育政策也经历了从酝酿阶段、探索阶段、推行阶段、紧缩阶段到调整阶段、稳定阶段的演变。在对生育政策发展历程仔细回顾的同时，笔者发现中国生育政策的近于正弦函数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因此，笔者也对中国生育政策的未来发展做了大胆的预测。
关键词 ：正弦：生育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0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 0082- 04
一、引言
根据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要求，按照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撤并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职使命已经完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
2013年11月11日晚，新华社刊发题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40余年，我国少生4亿多人》的报道称，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而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单独”二胎政策被启动，开始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划生育的话题又一次成为热点。
回首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政策发展曲曲折折，在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教训吸取中慢慢成长。
本文就是从纵观角度，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希望可以找到政策发展的规律，为未来的生育政策的选择提供参考。
二、问题提出
结合对中国生育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笔者发现，该政策的发展历程符合正弦函数的变化规律。另外，结合正弦函数的周期变化，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生育政策也可能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规律如图1所示）。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生育政策的主体，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与计划生育的发展基本相当，所以本文主要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的讨论。
三、中国生育政策历程回顾
（一）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依旧薄弱的社会实践经验还不具备提出一项明确的生育政策的条件。再者，当时人口的迅速增长后果的滞后性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未受严重影响，无法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警惕。
另外，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新中国选择外交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新中国的建设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生育政策也不例外。当时，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这种做法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恰好这种鼓励生育的做法不仅符合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而且也迎合当时全国上下营造的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政治气氛。更主要的是，1950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元气损伤，国家需要鼓励生育，弥补人口损失，也要为工农业生产壮大劳动力队伍。
这一阶段的发展正如正弦曲线的正值部分，如图1，从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力度是正值，而1951年抗美援朝开战后达到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顶峰。而后，力度逐步减弱并向第二阶段过渡。
（二）1953年-1959年，节育酝酿阶段
1955年3月，《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族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6年底，党的八大”会议上，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这是我国控制人口的思想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
为什么从建国初期的鼓励生育话锋一转而要适当地节制生育呢？原来，1953年，我国组织进行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58260万人，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大致算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要增长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的增长率下供应问题会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再说，稀缺的耕地和庞大的农业人口，有限的工业设备和急增的城市人口，高达2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党和政府领导人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这一阶段发展正如图1中1953-1959年的这段曲线，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鼓励政策力度值渐渐为负，也就是慢慢开始节制生育。
1957年，时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他的人口观点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他主张计划经济的同时应该也要有计划生育。但如此先进的人口思想并没有掀起计划生育的浪潮，反而在反右斗争中，马寅初和《新人口论》被批判，收到极不公正的谴责。而由于对马寅初的批评，中国人口继续增长3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三）1959年-1969年，节育探索阶段
1962年12月，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提出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主要内容的人口生育政策，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次年10月，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慢慢被提上日程，蓄势等待着破土而出。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形成的过程困难重重，跌跌撞撞，但是政策从无到有的整体发展趋势还是乐观向前的，正如生育政策正弦曲线（图1）中1959-1969 -段，节制生育的力度在慢慢加大，依旧在摸索中前进。
20世纪60年代节制生育人口政策产生的两大动因：第一，1958-1960年，拔苗助长式的大跃进”运动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从而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为了克服人口增长和粮食紧缺之间的尖锐矛盾，国家一方面主张减少城镇人口，另一方面主张控制人口的增长，节制生育：第二，1959-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发生，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6.99‰，人口总和生育率是602，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继续攀升，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33.33%0和总和生育率750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为了更好地推进节制生育工作，1964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但是，好景不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实施节制生育工作的社会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也陷于瘫痪状态，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人口又一次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中。
（四）1969年-1980年，节育推行阶段
从图1我们看到，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力度逐渐加大，鼓励生育值逐步减小，节育力度值在逐步增大。
20世纪初，瑞典的经济学家威克塞尔、英国经济学家坎南和人口学家卡尔·桑德斯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提出“环境容量”人口承载量”等概念。在中国，人口居住相对较差的地理环境和人口过度增长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人口增长的巨大分母效应愈演愈烈，即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算，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使得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人口的持续增长对有限的耕地面积又提出严峻的挑战。考虑到自然环境、技术水平、民俗习惯和其他因素，以“提供按人平均的最大收益”来计算的人口适度数量”和适度密度”已经没有满足条件。另外，“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六个年头，这期间人口盲目增长，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2700万之间，全国净增人口超过1亿，1969年，中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已经远远超出1956年孙本文根据我国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就业情况而认定的8亿最适应人口数量。
面对如此挑战，国家已经到了必须推行计划生育的地步。197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想法渐渐形成了我国这一阶段晚、稀、少”的人口生育政策。晚”指的是男25周岁之后、女23周岁之后结婚，女24周岁之后生育，有这样一种说法，女24周岁生育比20周岁生育的最大好处在于，每100年里可以少出生一代人：“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同时，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有具体的处惩规定，比如，人事、劳动、教育部门应把实行晚婚节育作为考核干部、职工、学生的内容之一。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0年秋党中央、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止。
为了使晚、稀、少”政策有效落实，国家开始组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73年，国务院批准恢复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随后，各地区也相继恢复或成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f五）1980年-1983年，节育紧缩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紧急“加速”，当时的计划生育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就像路上稳步前进的汽车，为什么会如此紧急地加速”前进？原因是：一，为了实现1980年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下，为了争取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20亿。按照当时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 2个子女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20世纪末达到13亿，在2020年左右超过15亿：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也有所扩张，“多子多福”的观念依然盛行：三，“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在这一阶段开始进入育龄阶段，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会有所反弹：四，1978年，天津医学院44位女教职工发出的《独生子女倡议书》，这是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产生契机：五，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我国会在这一阶段推动计划生育的加速”前进，采取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办法，尽管这个方法有些激进。图1中看到，这一阶段，节育政策力度达到最大值，实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计划，正弦函数也实现了它的最小值。
激进的方法推行效果实现的同时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出现。比如，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略显粗暴和不当，有些地方出现强制孕妇引产等现象，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部分地方出现严重的对立冲突情绪。
1982年9月，实行计划生育确定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宪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自此确立起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将计划生育政策力度加到最大，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恰好符合图1政策正弦曲线的最小取值。
（六）1983年-1990年，节育调整阶段
面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农村的窘境，为了缓解干群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决策者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国家不得不对独生子女政策稍作调整，因此，提出了开小口，堵大口，刹歪口”的调整策略，正如图1中1983-1990年的曲线变化，生育政策已经越过了最严格的低峰”阶段，略作宽松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力度稍有减少。
这一阶段的政策调整主要内容有，一是在农村有控制地把口子”开的稍大一点，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第二胎，也称一孩半”：二是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三是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抓紧，而且要抓好，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就这样，计划生育政策已基本形成现在的政策框架。
计划生育政策摸索推行中总有磕绊。这一阶段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标准”，即放宽生育政策忽略了开口”的大小标准，忽略了一胎政策和一孩半”政策之间衔接，出现了抢生、偷生、超生”的现象，人口控制出现波动。
这种局面下，国家吸取山东省的经验，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农村独女户夫妇再生一个孩子。1986年12月，中央再次明确指出，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除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外，要求生育第二胎的独女户间隔若干年后允许生二胎。
f七）1990年一至今，节育稳定阶段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已成为现实。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在第13次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独女户可以间隔几年之后生二胎，这基本确定了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框架。
生育政策变化正弦曲线（图1）在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力度慢慢放宽，在人口增长率控制很有成效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重点渐渐转移，抑制生育的力度也在慢慢减小。
四、由现在及未来
“放开生二胎”政策已经在山东长岛实行30年，虽因二胎政策的放宽，出生率一度反弹，但是不久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且持续至今。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莱州市201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39万。而莱州市在200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9361万人。10年的时间，常住人口减少了5461人。
根据田雪原的中方案预测结果，全国总人口可由2000年的12 62亿，增长到2020年的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1465亿，随后人口规模有所减少，2100年会减少到5.56亿。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同时也验证了我国生育政策向图1未来段发展的前景。
现在，我国已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各省市自治区也陆陆续续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就目前二孩准生证的办理情况看，全国上下申请比例较低，并没有出现出生堆积的现象。符合条件生育第二孩的独生子女并没有蜂拥而上地办理准生证，可见生育行为不仅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经济、观念、受教育程度等。一直在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后、95前已经相继进入要育龄年龄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留下很深的印记。另外，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房地产价格的一再飙升，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与收入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从孩子养育成本的角度考虑，更多的年轻人只想生一个孩子，有的甚至愿意成为丁克”。长此以往，人口出生率会降低，相信在未来中国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当零增长或负增长持续发生，劳动力出现紧缺，老龄化愈发严重，那时，生育政策会再次出现鼓励生育的倾向，正如正弦曲线的未来段（图1），鼓励生育力度值会慢慢为正。 “单独二孩”政策只是生育势能的探路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育政策必定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笔者可以大胆的推测，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会出现类似于历史变化的过程，呈现出近于正弦函数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五、结语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7
关键词：正弦；生育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82-04
一、引言
根据党的十会议精神要求，按照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撤并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职使命已经完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
2013年11月11日晚，新华社刊发题为《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40余年，我国少生4亿多人》的报道称，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而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单独”二胎政策被启动，开始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划生育的话题又一次成为热点。
回首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政策发展曲曲折折，在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教训吸取中慢慢成长。
本文就是从纵观角度，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希望可以找到政策发展的规律，为未来的生育政策的选择提供参考。
二、问题提出
结合对中国生育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笔者发现，该政策的发展历程符合正弦函数的变化规律。另外，结合正弦函数的周期变化，笔者大胆预测，中国生育政策也可能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规律（如图1所示）。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生育政策的主体，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与计划生育的发展基本相当，所以本文主要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的讨论。
三、中国生育政策历程回顾
（一）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1]，依旧薄弱的社会实践经验还不具备提出一项明确的生育政策的条件。再者，当时人口的迅速增长后果的滞后性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未受严重影响，无法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警惕。
另外，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新中国选择外交“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新中国的建设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生育政策也不例外。当时，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这种做法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恰好这种鼓励生育的做法不仅符合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而且也迎合当时全国上下营造的“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政治气氛。更主要的是，1950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元气损伤，国家需要鼓励生育，弥补人口损失，也要为工农业生产壮大劳动力队伍。
这一阶段的发展正如正弦曲线的正值部分，如图1，从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力度是正值，而1951年抗美援朝开战后达到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顶峰。而后，力度逐步减弱并向第二阶段过渡。
（二）1953年―1959年，节育酝酿阶段
1955年3月，对《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族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6年底，党的“”会议上，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这是我国控制人口的思想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
为什么从建国初期的鼓励生育话锋一转而要适当地节制生育呢？原来，1953年，我国组织进行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58260万人，已经远远超过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大致算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要增长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的增长率下供应问题会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再说，稀缺的耕地和庞大的农业人口，有限的工业设备和急增的城市人口，高达2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党和政府领导人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这一阶段发展正如图1中1953―1959年的这段曲线，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鼓励政策力度值渐渐为负，也就是慢慢开始节制生育。
1957年，时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他的人口观点“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他主张计划经济的同时应该也要有计划生育。但如此先进的人口思想并没有掀起计划生育的浪潮，反而在反右斗争中，马寅初和《新人口论》被批判，收到极不公正的谴责。而由于对马寅初的批评，中国人口继续增长3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三）1959年―1969年，节育探索阶段
1962年12月，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提出“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主要内容的人口生育政策，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次年10月，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慢慢被提上日程，蓄势等待着破土而出。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形成的过程困难重重，跌跌撞撞，但是政策从无到有的整体发展趋势还是乐观向前的，正如生育政策正弦曲线（图1）中1959―1969一段，节制生育的力度在慢慢加大，依旧在摸索中前进。
20世纪60年代节制生育人口政策产生的两大动因：第一，1958―1960年，拔苗助长式的“”运动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从而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为了克服人口增长和粮食紧缺之间的尖锐矛盾，国家一方面主张减少城镇人口，另一方面主张控制人口的增长，节制生育[2]；第二，1959―1961年，全国性的发生，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6.99‰，人口总和生育率是6.02， 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继续攀升，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33.33‰和总和生育率7.50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2]。
为了更好地推进节制生育工作，1964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但是，好景不常，1966年“”开始之后，实施节制生育工作的社会政治环境已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也陷于瘫痪状态，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人口又一次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中。
（四）1969年―1980年，节育推行阶段
从图1我们看到，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力度逐渐加大，鼓励生育值逐步减小，节育力度值在逐步增大。
20世纪初，瑞典的经济学家威克塞尔、英国经济学家坎南和人口学家卡尔・桑德斯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提出“环境容量”“人口承载量”等概念。在中国，人口居住相对较差的地理环境和人口过度增长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2]。人口增长的巨大分母效应愈演愈烈，即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算，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使得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人口的持续增长对有限的耕地面积又提出严峻的挑战。考虑到自然环境、技术水平、民俗习惯和其他因素，以“提供按人平均的最大收益”来计算的人口“适度数量”和“适度密度”已经没有满足条件。另外，“”已经进行了五六个年头，这期间人口盲目增长，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2700万之间，全国净增人口超过1亿，1969年，中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已经远远超出1956年孙本文根据我国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就业情况而认定的8亿最适应人口数量。
面对如此挑战，国家已经到了必须推行计划生育的地步。197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想法渐渐形成了我国这一阶段“晚、稀、少”的人口生育政策。“晚”指的是男25周岁之后、女23周岁之后结婚，女24周岁之后生育，有这样一种说法，女24周岁生育比20周岁生育的最大好处在于，每100年里可以少出生一代人；“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同时，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有具体的处惩规定，比如，人事、劳动、教育部门应把实行晚婚节育作为考核干部、职工、学生的内容之一。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0年秋党中央、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止。
为了使“晚、稀、少”政策有效落实，国家开始组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73年，国务院批准恢复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随后，各地区也相继恢复或成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五）1980年―1983年，节育紧缩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紧急“加速”，当时的计划生育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就像路上稳步前进的汽车，为什么会如此紧急地“加速”前进？原因是：一，为了实现1980年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下，为了争取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20亿。按照当时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2个子女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20世纪末达到13亿，在2020年左右超过15亿；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生活水平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也有所扩张，“多子多福”的观念依然盛行；三，“”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在这一阶段开始进入育龄阶段，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会有所反弹；四，1978年，天津医学院44位女教职工发出的《独生子女倡议书》，这是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产生契机；五，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我国会在这一阶段推动计划生育的“加速”前进，采取“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办法，尽管这个方法有些激进。图1中看到，这一阶段，节育政策力度达到最大值，实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计划，正弦函数也实现了它的最小值。
激进的方法推行效果实现的同时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出现。比如，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略显粗暴和不当，有些地方出现强制孕妇引产等现象，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部分地方出现严重的对立冲突情绪。
1982年9月，实行计划生育确定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宪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自此确立起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将计划生育政策力度加到最大，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恰好符合图1政策正弦曲线的最小取值。
（六）1983年―1990年，节育调整阶段
面对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农村的窘境，为了缓解干群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决策者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国家不得不对独生子女政策稍作调整，因此，提出了“开小口，堵大口，刹歪口”的调整策略，正如图1中1983―1990年的曲线变化，生育政策已经越过了最严格的“低峰”阶段，略作宽松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力度稍有减少。
这一阶段的政策调整主要内容有，一是在农村有控制地把“口子”开的稍大一点，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第二胎，也称“一孩半”；二是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三是严禁，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计划生育政策不但要抓紧，而且要抓好，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就这样，计划生育政策已基本形成现在的政策框架。
计划生育政策摸索推行中总有磕绊。这一阶段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标准”，即放宽生育政策忽略了“开口”的大小标准，忽略了一胎政策和“一孩半”政策之间衔接，出现了“抢生、偷生、超生”的现象，人口控制出现波动。
这种局面下，国家吸取山东省的经验，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农村独女户夫妇再生一个孩子。1986年12月，中央再次明确指出，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除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外，要求生育第二胎的独女户间隔若干年后允许生二胎[2]。
（七）1990年―至今，节育稳定阶段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已成为现实。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3年3月9日，在第13次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独女户可以间隔几年之后生二胎，这基本确定了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框架。
生育政策变化正弦曲线（图1）在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力度慢慢放宽，在人口增长率控制很有成效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重点渐渐转移，抑制生育的力度也在慢慢减小。
四、由现在及未来
“放开生二胎”政策已经在山东长岛实行30年，虽因二胎政策的放宽，出生率一度反弹，但是不久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且持续至今。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莱州市201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39万。而莱州市在2000年的常住人口数为88.9361万人。10年的时间，常住人口减少了5461人。
根据田雪原的中方案预测结果，全国总人口可由2000年的12.62亿，增长到2020年的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14.65亿，随后人口规模有所减少，2100年会减少到5.56亿[3]。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同时也验证了我国生育政策向图1未来段发展的前景。
现在，我国已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各省市自治区也陆陆续续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就目前二孩准生证的办理情况看，全国上下申请比例较低，并没有出现出生堆积的现象。符合条件生育第二孩的独生子女并没有蜂拥而上地办理准生证，可见生育行为不仅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经济、观念、受教育程度等。一直在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后、95前已经相继进入要育龄年龄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留下很深的印记。另外，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房地产价格的一再飙升，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与收入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从孩子养育成本的角度考虑，更多的年轻人只想生一个孩子，有的甚至愿意成为“丁克”。长此以往，人口出生率会降低，相信在未来中国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当零增长或负增长持续发生，劳动力出现紧缺，老龄化愈发严重，那时，生育政策会再次出现鼓励生育的倾向，正如正弦曲线的未来段（图1），鼓励生育力度值会慢慢为正。
“单独二孩”政策只是生育势能的探路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育政策必定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笔者可以大胆的推测，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会出现类似于历史变化的过程，呈现出近于正弦函数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五、结语
回首中国生育政策六十多年来的演变，可以看到，生育政策一直“摸着石头过河”，呈现出类似正弦函数周期变化规律的生育政策具备中国特色，并一直在经验教训中努力完善自身体系。
参考文献：
〔1〕乔晓春，李建民，陈卫，段成荣，穆光宗，朱国宏.人口学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3〕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汤兆云.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5-50.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篇8
从国际社会层面看，很多国家，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在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都适时适度地推行了各种社会公共政策，而且这些政策都非常及时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社会经济的问题，劳动就业、家庭、教育、卫生和养老等等问题。就人口学本身而言，它也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性特征非常明显的学科，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
因此，当一个国家要面临去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到解决人口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动员政府的各职能部门进行综合治理，而且必须由最高领导或者说地方的一把手亲自调动各部门力量来配置好部门资源，政府各职能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匹配的公共政策来参与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最佳途径
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要实现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必须树立全新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理念。人口学的转变时代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目光来看待今天的人口问题，我们也无法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思考今天的人口问题，而且更加无法用传统的方法和政策来解决今天的人口问题；二是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尽可能保持一个适度人口规模，怎么操作？就是要继续改革创新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和运行管理体制，使这些政策一环扣一环，互相衔接，互相依托，互相作用，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推动力，其中首先要重视家庭政策。家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将永远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原动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和体制建设，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应该大力改进现有的机构设置，要真正找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动力所在和力量所在；四是运用社会政策，尽快消除和减小我国地区性和城乡之间显著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我们一直在说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不公平，城市人享受了社会保障，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而农民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是社会不公平。因此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解决人口总量、动力、路径和公平问题，实际上就是新的科学发展观所提到的五个统筹问题。
人口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当我们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增速过快的时候，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及时有效的，但今天在许多城市区域内长时期地出现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如上海自从1992年至今，每年的人口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有些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数量不断增多等。
面对这些社会状况，我们能不能对现行的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包括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换个角度来思考，是否可以比较大胆地去探寻一些新的机制或者用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从根本解决我国的人口总量和适度人口规模问题，解决提高人口总体素质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首先在一些城市或地区开展一些试点工作？
基于上述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框架下，面对当今我国人口与发展的实际状况，需要我们考虑的是：一是现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需要转型升级，二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
从广义上看，社会公共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组织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而在各种社会事务方面制定的各种政策的总和。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或者人口素质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如何根据本国或本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符合客观规律，与其发展基本相适应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来予以调控人口的出生变动，迁移变动和死亡变动，从而对人口的总量规模和人口素质实行综合治理和调控。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世纪50年代的出生高峰，60年代的困难时期，70年代初的迁移和上山下乡，80年代的改革开放，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流动等等，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些社会状况与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政策都有着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公共政策一般包括，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救助政策、婚姻家庭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户籍政策、生育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奖励扶助政策等等。
由于社会政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我们着重谈论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就业、住房、人口迁移和流动、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奖励辅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养老和医疗政策，都对人口未来发展带来影响
社会救助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这些制度政策对生育意愿转变的作用，包括我们2010年出台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从传统的处罚多生政策向奖励少生的政策转变，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更加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实现生育意愿转变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就业政策:针对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对自谋职业、自我雇用的劳动力提供有关的优惠政策——对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长期效应。
住房政策：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出台初期，独生子女家庭能享受到优惠。住房制度改革后原来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各种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对降低生育率的直接动力。但是住房市场开放后，管理层明显地淡化了这一政策。
家庭政策：家庭政策是世界各国为调节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社会政策之一，它在对家庭成员的生育指导，如养育成本、生育间隔、夫妇生殖健康、孩子教育、成年人职业培训以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直接效果。
生育政策：要构建完美的中国式家庭，就需要生育政策的介入。我们传统意义上出台的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行了30多年不变。我们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什么政策都在不断地变革发展，唯独这项政策长期不变，坚决不变。理由是：一、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总量规模大；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经济还不发达
户籍政策：传统的挑战与现实的改革。
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政策：从2000年开始，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从上述人口转变进程的情况看，与人口发展配套出台的系列社会政策看，它们对我国的人口发展和人口转变进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某些层面上分析，它们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如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我国在人口与发展上的社会机制问题，但另一个不能让我们忽视的现象是：人口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动情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与人口发展相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人口政策的周期性变动及其特点。
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如美国人艾克斯坦很早就发现中国存在着“政策周期”现象，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周期根源于中国的决策机构和价值系统。克拉克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框架时间是不断变小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计划延续2-3年的时间，然后作适当的调整和改进；在80年代中期，则缩减到一年时间；到了80年代末，就变成一个季度了。郑竹圆分析了1953-1981年我国的经济策略，发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增长战略能够延续6年以上。老百姓也晓得中国存在政策周期，“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种形象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政策易变性和周期性的普遍看法。
然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制定的政策，它们的变革周期在不断缩短。比如股市、房地产、利税、卫生、医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经常在变化，而且变得很快，唯独计划生育政策30年基本不变，这是为什么呢？一是那些政策受市场经济的主导，反过来它们必须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是全计划时代的产物，加上它的边缘性特征，再说一个最充分的理由是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必须被控制在计划之中。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三低”现象是在“两个不均衡”的情况下出现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严重不均衡，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城乡严重不均衡，城镇人口出生率较农村低。如今，城市居民大多能做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一对夫妇违规生三胎、四胎的现象极其普遍。二是东西部严重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较西部欠发达地区低。人口问题，不单单是控制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二者相辅相成，难分轻重。如果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步伐放慢，而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势必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的问题，且相互叠加，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问题交织，经济社会转轨时期不稳定因素增多，人口与发展问题更趋复杂。目前最突出的问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其次是出生性别比问题，第三是城市大量农民工集聚。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关于当前亟须解决的人口管理和人口政策的几个核心问题
战略是国家对一定历史时期重大的和具有全局性任务的筹划和指导，它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稳定性、平衡性和操作性等特征。人口战略是指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人口问题上给出的明确态度和预期目标。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目的在于帮助协调未来人口趋势和经济及社会发展趋势，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国在上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后，我们就必须去关注改革传统的各项社会公共政策，以实现战略目标。
社会公共政策是指政府用来处理狭义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或行动规范，它以社会问题为对象，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利益，谋求社会秩序平衡发展。虽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也力求照顾到弱势人群的各方面需求，但要做到十全十美毕竟不太可能。因此，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各项人口、社会和经济政策。要确保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实现，我思考以下几个不太成熟的建议，供大家批评讨论：
第一，建议将现在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与家庭计划指导委员会。奥运会以后，面对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将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为了树立更加良好的国家对外形象，为了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应当及时考虑更名工作。未来的人口管理部门，从省市、直辖市来说，应该设立人口登记管理处，人口统计处，计划生育工作处，政策法规处等。人一生出来就到公安部门报到，这真有点不合时代的气息。
第二，更名后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应当具有更加具体的工作职能。更多更具体地担负起人口管理和人口综合调控的职能，到底如何统筹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现在的趋向是，说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人口计生委就与人口研究机构抢饭吃，争着立项搞课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深入分析研究机构完成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结果运用到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依据。
第三，建议决策层领导今后应该让各级领导的一把手分管人口计生部门，要迅速改变现在地方各级都是由什么分管领导来分管人口计生委。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所有各个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从它的学科内容来说，其边缘性特征非常明确。中央提出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统筹了哪些问题？所以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一把手来动员各个政府职能部门。
第三，未来的人口计生工作要特别重视家庭问题。大家知道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最牢固的基石。对于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层，人们的生活港湾，我们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职能主管部门，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制定一系列扶持家庭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我觉得讲计划生育还不如强调家庭计划指导，同样提出更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如何针对每个个案家庭和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指导构建合理的家庭规模，是人口学转变时代最紧迫的要求。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构建一个完美的中国式家庭，一对夫妇最理想的子女数是拥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一个四口之家。这个美好的愿望如何来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主管人口计生的部门来深入思考了。
我本人觉得，一旦我们经过仔细研究和精心测算以后，全国范围内可以考虑逐步过渡到城市和农村根据政策，一般可以生育两胎的政策：一是每个家庭如果生育两个孩子，这正好达到了人口学意义上的替代水平，并不会产生新的生育高峰，中国现在的人口巨大规模是上世纪50年代鼓励生育政策造就的；二是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他们结婚后可以生育两胎的年龄段人口已经大部分进入婚育期，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生育两胎。第三是广大城市地区，随着养育成本的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下降，鼓励生育两孩对于部分年轻人而言没有作用；第四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生育两胎，甚至多胎的现象本来就普遍，现在的生育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生育，是一项非常消极的两孩政策，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去人为选择性别的动机，这样不但没有控制生育，而且性别比问题日趋严重。第五，在全国范围内允许生育一男一女的两孩政策，可以有效治理人口性别比问题，更加有利于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第六，可以有效减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向；第七，更加有利于新时期人口计划生育的全面展开，更加有利于开展家庭计划指导，更加有利于构建完美家庭，构建和谐社会；第八是更加有利于中国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国际上的形象。大家看到本届奥运会，俄罗斯为什么体育实力下降？这跟它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