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年度工作报告范文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1

三、如何处理一府两院的报告制度由于宪法对一府两院与人大之间的关系所作的不同规定，也由于宪法赋予政府与两院不同的职能，所以对报告工作制度应当分别处理。1.政府报告工作的制度应予规范化政府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的制度有充分的宪法依据，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应予保留并进一步规范化。理由是：第一，行政权力的内部结构的特点是首长负责制。由于实行首长负责制，同时基于职权与责任相对应的原则，首长应当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也应当承担报告不被通过的法律责任。第二，就上下级关系而言，行政机关实行上下级隶属制，上级机关可以对下级机关的工作下达命令甚至代行其工作。所以首长应对下级机关的工作承担责任。第三，行政权本身的主动性使得它有较大的危害社会的可能，所以人大必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政府向人大报告工作理所当然。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规范这一制度，特别是要确定否定的法律后果。对此，我们提出如下设想。第一，关于常委会否决政府工作报告的处理方法。第一个事例中，人大常委会在未通过报告的同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要求重新修改报告或者改进工作，并继续报告。第二个事例情况不清楚。这两个否决工作报告都是由人大常委会作出的，都是对某一（方面）具体的工作不满意因而没有批准报告。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是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进行的，一般来说是对政府日常工作进行经常性监督，一般处于政府实施行政事务过程之中。对于此类工作报告不满意并不批准的，由审议报告的常委会作出责令修改报告、改进工作并继续报告的处理是可行的。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在今后的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当然，人大常委会否决政府工作报告后作出的处理措施应当与宪法、法律的授权一致。至于设定法律责任，立法时可以考虑规定：人大常委会根据否决工作报告的具体情况，包括否决报告的次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程度、造成后果的影响大小、整改措施的方案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外在的干扰等综合因素作出不同的责任设置。比如，常委会可以向人大会议报告，建议人大质询和提出罢免案；对于严重的行为建议人大提出弹劾等。这样既考虑了实际情况不，又能有效地追究失职者的责任，将政治责任追究纳入法律的轨道。第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否决政府工作报告的处理方法。虽然至今尚未出现一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否决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情况，但是立法应当预见到这种可能。显然，人大不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后果要比常委会不通过工作报告严重得多。采取的对策措施也应当有所区别。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的事务较多，代表们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也难以估计。即使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也可能是不理智甚至是不妥当的。为了防止否决工作报告权力运行的无序性和可能导致的滥用自由裁量权，今后立法时应当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否决工作报告。否决工作报告后，如何处理未被通过的工作报告？能否如同事例三、四中由人大或者人大主席团作出决定，继续向常委会报告，由常委会审议，向下一届人大会议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妥当，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因为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 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对于这部分内容，继续报告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除非是工作作得确实不错，仅仅因为写报告的水平和质量问题有可能和有必要改写报告的（当然这并不表明书面资料的工作报告由于写作水平低下不需要承担责任），才有可能和有必要作出继续审议的处理措施。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中另一部分内容是下一年度甚至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工作安排和设想。我们认为如果仅仅是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设想和未来工作打算等内容不满意，一般不会也没有必要作出否决工作报告的决定，因为政府不可能对于未来的一切工作安排得周到完美，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靠代表们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安排未来的工作。可见对于报告不满意主要是对过去工作情况的不满意。代议民主制决定了即使议会的判断是失误的甚至是不理智的，责任者也应当承担责任。这是政治责任的特点。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萨孟武指出的，就政治上的责任而言，行政是否合理法律上没有任何标准，在民主制度下以公意为衡量标准，公意认为是就是，公意认为非就非，而表示公意的，直接为人民，间接为议会，所以政府对人民或议会负政治责任。（注：萨孟武：《政治学》，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160页。）当然这也过于强调政治责任的随意性。我们认为，考虑到代议制下民主的间接性特征，应当立法对政治责任作出相应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将来立法可以设置两条责任途径：一是人大在作出否决工作报告时，同时对政府首长 提出罢免的议案，交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根据表决结果再作出其他相应的决定。二是规定政府首长应当提出辞职，人大进行表决。当然，严重失职者还应当设置弹劾制。2.关于检察机关报告工作的制度由于检察机关的工作是“行动‘多于’裁判”的，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权力足以对社会构成可能的危害，检察机关的消极不作为又可能造成法制的空转乃至崩溃。因此，人大应当加强对检察院的监控，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构想具有合理性。但是我国目前检察院的横向领导体制却无法实行真正的检察长负责制度；（注：根据《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现行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制，即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是“报告工作”），受上级检察院领导。但实际上决定性的领导体制是以横向为主。）要对下级检察院缺乏实际控制权力的检察长承担全局性的工作责任是不合理的，也无法达到制度设计者的目的。因此，笔者建议首先改革检察院领导体制，将现行横向领导体制改为纵向领导体制，将检察院统一由最高检察院领导，实行“准军事”制度。在这方面，前苏联以及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可继承。在实行检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3.法院报告工作的做法应当坚决停止法院报告工作的做法之所以必须停止，除了上述宪法上的理由外，在法理上尚有如下理由。第一，责任形式与法院内部结构的矛盾行政机关是高度集权的，舍此不能完成行政职能，法院则不然。法院的结构必须适应高度分散的依法裁判的法官的工作需要，集权构成是对司法公正的最大威胁。因此，法院内部体系实行独立工作与独立责任的原则，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院长作为行政首脑，只应对法院的行政事务负责，他不应也无法对具体审判工作负责。因为既然具体案件的审判权由主审法官行使，责任也理应由他自己承担。（注：在现代国家，审判责任是豁免的，即在法官尽职的前提下，允许法官出错，因为法官非神。裁判的基础在于对事实的认定，而在事实不明的条件下一定要裁判，就难免出错。豁免审判责任的目的在于放手让法官依法裁判。至于法官在审判中故意枉法裁判，那是刑事责任或公务责任，而非审判责任。此类责任则更应由法官自己承担，而不能“株连”院长。）人民代表大会不通过法院工作报告，表明代表机关对法院整体工作不满意，这种评价的对象是每个法官工作的整体印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元的，绝大多数原因并非法院院长所能左右得了的。据此，要院长负责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也无法达到设立报告制度的目的。有人可能会说，不通过报告表明院长领导不力，这或许有些道理。但是不要忘了，院长权力有限。如果院长作为法官裁判不公，或作为院长领导不力，可对他提出罢免案甚至弹劾案，（注：我国目前无法官弹劾制度，这是立法上的疏漏。法官弹劾制是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制度。有人说，有了罢免制，何必又设立弹劾制。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其实不然。罢免只涉及职位之存在，而弹劾关乎罪与非罪。）这才有效且公正。从法院上下级组织形态来看，也不适宜实行报告制度。法院内部不实行隶属制而是实行审级制，法院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上级法院无法也不应该干涉下级法院的审判（审级及审判监督是例外，但那是针对个案）。法院院长报告的是全局性的工作。就最高法院院长来说，他的报告包括了全国各级法院的工作，高级、中级法院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十分明显 ：下级法院并不对上级法院负责，而出了问题却要上级法院院长承担，这是明显不公的，且也达不到制度设计的目的。第二，责任形式与法治国家里司法功能的矛盾依现存司法体制，法院院长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不但无法达到设置报告制度的目的，而且会将法院改革引向歧途。因为法院院长为赢得人大代表的赞成票，必然会强化对法官工作的干预，这必然会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趋势。这包括两方面：一是法院院长的行政首长化，法官成为院长的办事员；二是上级法院成为下级法院的行政领导，使审级制度虚化。众所周知，司法独立的实质是法官独立，在法律问题上应当由法官说了算，这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历史，特别是人治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法官自主地位的丧失必然带来法治无法建立，甚至是国家的灾难。因此，我国法院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根治组织行政化的积弊。而报告制度一旦真的起作用，其结果正好与法院改革的目标相反。第三，在法官评价之外再设一高于法官的评价权威的做法可虑如前所述，在法律问题上，法官应当有最终权威，那不仅是因为现代宪法赋予了这一权威，也因为法官 具有专业优势。法官群体受到专门的规范与观念的训练。同时司法评判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结果，判决只是法律所许可的众多“可能正确”的判决中的一个；而且诉讼双方对正确判决与否的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立的，甚至许多情况下由于双方从各自利益、情感出发对判决有过高的企求，因而双方都对判决不满。可以相信，即使在司法较清明的国家，有涉讼经验的人大部分都会对法官裁判不满。所以法院裁判的最终性是法院权威的保障，如果在司法权威之上再增加一个权威，必然在整体上损害司法权威。另外，我国的人大代表除基层以外，绝大部分为官员兼任，人大评价权威高于司法权威的做法起码使人们对行政诉讼及其它官民诉讼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应当指出，由于腐败难以遏制，由于人们对司法在反腐败中的期望，由于对司法腐败的批评之声日甚，目前的司法改革呈现出严重的情绪化倾向，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味强调对法院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这种做法不但与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不符，也与人们实现司法公正的初衷相悖。沈阳市人大否决法院报告的行为表现了人大对法院工作的关心，表明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对法院工作也会有促进作用，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评价本身只是民众当前对司法普遍不满的表现，是明显情绪化的。如果使之严格制度化，将产生对法院院长不利的后果（例如罢免、弹劾），那将会对法院院长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会通过院长的权威及行为传导给法官，将对司法公正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人大代表本身将成为超越司法评价的特权人物，这是深可忧虑的。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2

关键词：医院传染病；漏报；对策

【中图分类号】R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4-0595-02

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是卫生行政部门掌握传染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渠道，而医院的传染病报告是我国疫情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医院报告的质量至关重要，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医院传染病报告工作得到空前重视，2006年我院开始实行传染病24h网络直报，但仍然存在漏报现象?为防止传染病漏报，我院预防保健科每月对全院住院病人和门?急诊就诊病人都进行传染病漏报调查，制定一系列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和奖惩制度?2013年开始全院门诊日志电子信息化管理，漏报率明显下降?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12年1月～2013年12月出院诊断为传染病的病例和门?急诊就诊病人的门诊日志上诊断为传染病的病例，以及实验室结果查询为阳性的病例?

1.2 方法

预防保健科人员每月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传染病漏报调查?查门诊部?急诊科门诊日志和住院病人的登记簿，将上述登记簿上诊断为传染病的与预防保健科传染病登记本及网络直报病例数进行核对；通过实验室查询结果为阳性和影像科摄片提示为结核的病例与传染病网络报告病例进行核对，定期到医院病案室按疾病分类查询出院诊断为传染病病种的病例与传染病网络报告病例数进行核对，没有上报者均为漏报?

2 结果

2012年1月～2012年12月我院计报告各类传染病1193例，共漏报20例（内科门诊5例病毒性肝炎?泌尿外科2例淋病?输血科1例梅毒?儿科9例手足口病?妇科门诊3例尖锐湿疣），漏报率平均为1.67%?

2013年1月～2013年12月我院计报告各类传染病毒1181例，共漏报6例（感染科2例病毒性肝炎?妇科2例梅毒?儿科2例手足口病），漏报率平均为0.5%?

3 漏报原因分析与讨论

1.部分临床医师对传染病疫情报告认识不足，法制观念不强，执行医院制定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力度不够?医生认为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增加了自己额外工作负担，因此对传染病报告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责任性不强，如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确诊某种法定传染病，到出院时才报告，造成迟报，甚至有些出院时未及时上报，没有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个别病人曾入住普通病区，因诊断未明确，最后造成漏报?

2.门诊日志管理存在缺陷 2012年门诊日志是手工登记，临床医生超负荷工作，部分医生对登记门诊日志的认识不足，认为登记意义不大，造成漏报，因门诊日志登记不全，预防保健科无法准确查漏?

3.检查科室与感染科医生?防保科之间信息反馈不及时 检查科室查出阳性结果后，病人拿了结果没有到感染科医生处就诊，门诊日志又没有详细记录病人信息或无记录，检查科室与感染科医生和防保科之间没有及时信息反馈，医生因而不能及时进行填写传染病报卡，预防保健科疫情人员无法追踪，造成漏报?

自2012年8月开始，我院加强医务人员的传染病疫情知识及报告的培训，特别是对新上岗的医生进行岗前培训，向每个医生发放传染病报告与管理相关知识材料，制定严格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和奖惩制度，要求门诊医生必须按盐城市疾控中心要求填写门诊日志，对没按要求填写的医生进行一定的处罚?2013年我院实行HIS系统管理后，把传染病报告纳入系统管理，门诊日志电子化管理，大大减轻了医生工作量，同时门诊日志登记率达100%?科室医生?预防保健科工作人员每天在HIS系统上可以查看所有就诊病人信息，督查各类传染病报告情况，并通过查看检验科信息，查询到病人阳性结果，及时反馈给临床医生，执行首诊医生负责制，要求医生在规定时限内报出传染病报卡，从而保证防保科疫情人员实行传染病24h网络直报?

4 对策

目前人类面临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做好传染病报告工作任重而道远?为防止传染病漏报，确保传染病能在规定时限报告?具体措施如下：

4.1 加强传染病法规培训

进一步加强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和学习，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明确报告疫情是每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特别对新进人员进行岗前培训，认真掌握传染病断诊标准，明确传染病报告的报告时限和报告病种?

4.2 加强传染病报告管理

加强传染病报告制度和奖惩制度的执行力度，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发生传染病漏报追究首诊医生责任，并进行一定的处罚，所属科室科主任也负连带责任?对传染病报告?转诊及时的临床医生进行相应的奖励?

4.3 加强传染病督查力度

疫情报告专职人员充分行使自已的职责，利用每天下科室收卡时机，提醒?督促医师及时报卡，发现问题立即找本人修改或重填，加强和临床医生?检验科的联系，及时将传染病阳性检验结果反馈给临床医生，通知首诊医生及时报出传染病报告卡，同时坚持按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规范的要求，每月进行传染病漏报调查，检查各科室门诊日志，传染病登记本以及住院病例，发现漏报及时反馈给漏报医生，及时补报?

4.4 加强传染病网络建设

进一步完善门?急诊的门诊日志登记工作信息化管理，建立各种疾病监测登记簿?避免以前因手工登记字迹不清的弊端，既减轻了临床医生工作量，也方便了预防保健科人员对传染病报告工作的督查和管理?同时在电脑管理系统中设置报病预警程序，在医生诊断传染病时能自动提醒医生报告传染病卡，以杜绝传染病漏报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冯玮；林庆能；陶芳芳；；民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传染病报告知识行为调查[J]；上海预防医学；2013年03期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3

关键词：国家审计模式；受托责任关系机制；公告障碍；公告原则

一、不同模式的审计公告制度的比较分析

国家审计公告制度，指最高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存在问题的事实、意见、结论和建议，采用适当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的制度，包括公开审计过程及结果、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实行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既是公共受托责任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反腐败机制的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与法治程度的标志。在不同的审计体制之下，审计公告制度存在差异。这里的审计体制指最高审计机关归谁领导、对谁负责，以及最高审计机关与地方审计机关之间的关系。世界上国家审计体制主要存在四种模式，即立法模式、司法模式、行政模式和独立模式。以下笔者分别对不同审计模式下的审计公告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一）立法模式的公告制度

立法审计模式指最高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机构（议会），如美国的政府受托经济责任署。美国的政体是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共和国，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构成，国会、政府和法院职权不同，相互制约。根据美国法律，在国会之下设最高审计机关。早期的美国国家审计体制是行政模式，后来改为立法模式。1789年3月，美国颁布了国家宪法，规定一切公款收支的账目和报告，应该经常公开。政府各部门的预算需经过设在财政部内的审计官员审核以后，才能报送国会。这种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审计作用极其有限。从1800年至1920年这120年间，美国最高审计机关一直隶属于政府，即在美国财政部内设首席审计官办公室，负责政府审计工作。首席审计官办公室是美国会计总署的前身。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案》，同年6月10日，成立了美国会计总暑（GeneralAccountingOf fice，简称GAO），建立了真正独立意义上的最高审计机关。GAO完全独立于美国政府，其审计经费来源有专门的预算，由国会直接审核。

2004年7月7日，美国会计总署更名为政府责任署（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简称依旧为GAO）。美国审计总署早期的工作主要是协调国会加强预算与会计管理工作，后来随着国会对政府的经济监督的需求扩大，其审计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单纯的财务与合规性审计，发展到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

审计长是GAO的最高领导。正副审计长由国会特别委员会向总统提出候选人名单，由总统提名，交参议院审查同意后加以任命，任期为15年。审计长一经任命，总统不能随意将其罢免。在美国，许多人把国家审计机关看作国会的调查机关。

GAO负责国会委托与分派的审计工作，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财政报告、法律制度的遵循情况、政府工作的经济性和效率性和项目的效果性。政府审计的类型主要包括财务与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两种形式。

在美国，审计机关没有直接的审计处理权，审计报告便是审计工作的最后结果。立法机构和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一般是公开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果想要知道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结果，都可以向审计机关索取审计报告。为了保证国家元首和立法机构及时和综合地了解审计工作情况，GAO每年都要向立法和政府机构报送综合审计报告。综合审计报告应该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审计机关各项审计情况，并以简洁的语言予以高度概括，置于综合报告的醒目的位置。

（二）司法模式的公告制度

司法审计模式指通过将国家审计法治化，达到强化审计监督的目的，如法国的审计法院，故又被称为法国派、大陆派。司法模式注重以法律形式来强化最高审计机关的权威性，它借助于审计机关的监督力量来对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法国的审计院。

法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是国家元首，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可以行使立法权。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最高审计机关是审计法院，它是最高的行政司法机关，地位很高，相当于最高法院，它不隶属于内阁政府，而是一个独立于立法和行政部门之外的司法机构。法国的审计法院是在拿破仑时期根据《宪法》的规定，于1807年9月设立的。早期的审计法院，其审计范围仅限于为行政当局检查公共账目，主要由法院来实施这项工作，国家审计带有很明显的司法特征。1814年，法国专门制定了《审计法》，审计真正开始摆脱了行政附属的地位，从而承担起独立审计监督的责任。审计法院根据各部门的审计业务设置了7个专业法院，在全国设立了24个地方审计法庭，其审计活动均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进行。审计结论由司法判决和行政结论组成，没有刑事判决权力，对涉及刑事责任的案件需要提交司法部处理。

法国审计法院由法官组成。法官在工作中由助理审计人员及行政人员协助。法官分初、中和高三个等级。审计法院的首席院长（第一院长）、下属各法庭庭长和高级法官均由内阁会议通过决议，经总统使命，而其他法官则在财政部部长和总理的提议下，由总统任命。首席院长一旦宣誓，即成为法官，享有终身制的特权。终身制的确立，使法院的法官能够不屈服于任何威慑权力，公正无私地行使审计司法权力，完成宪法赋予的使命。

法国的审计法院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财政收支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事后审计，结合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利于被审计单位改善工作，并且可供国家各个职能及决策部门在决策时参考。同时，审计法院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公共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公共会计账目的准确性、合规性和真实性以及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审计。审计法院的审计对象主要包括政府各部门及其公共机构、社会保险机构、国营企业及国家拥有部分资产的合资企业和国家给予财政补贴或享受国家税收优惠的企业。

1958年法国宪法规定，审计法院通过对财政法规的执行情况的审计，协助议会和政府工作，而年度财政法是由政府提议、议会通过的，因此，撰写对财政法规执行情况的年度审计报告是审计法院的义务。法院第一法庭负责组织对财政法规执行情况的审计及撰写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于每年11月底或多或12月初经高级法官委员会讨论通过，成为正式文件，并移交议会，成为议会发给每个议员的资料。

审计法院每年6-7月公开出版年度审计报告，首席院长分别向共和国总统和议会提交。审计法院和地方法院一年有上千份审计报告，需要根据重要性原则进行筛选，对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公告。每年的8-9月份，审计法院成立一个公共报告委员会，由一名高级法官任报告员，对各法庭和地方法院所推荐的审计报告进行审核，而后由首席院长主持公共报告委员会进行讨论，最后确定公共报告的内容。审计法院只有权对犯有错误的会计人员进行罚款处理，而没有对犯有错误或管理不当人员和被审计单位的负责人进行任何处罚的权力。当公共审计报告出版后，舆论界将对严重的管理问题进行猛烈抨击，这对政府机关的行政人员是一种精神上、名誉上和威信上的重大打击，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

（三）行政模式的公告制度

行政审计模式指最高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行政机关，其独立性相对有限，但由于在宪法及其他有关法律中专门对审计监督地位予以明确的规定，因而对一般的被审计单位来说，还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较高的权威性。行政模式的审计机关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它可以不必专门为立法机关服务，因而可以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政府公共资金的监督检查之中，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水平，如中国国家审计署。

（四）独立模式的公告制度

独立审计模式指最高审计机关完全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之外，它直接向国家元首负责，具有非常高的独立性，如德国的联邦审计院。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联邦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原则，联邦权力高于各州的权力。各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上具有广泛的自治权力。联邦德国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很长。早在1714年，普鲁士国王弗德里希。威廉一世设立了“总会计署”（后改为最高会计署），作为独立的审计机构，其工作不受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最高会计署的任务是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审计，提出合理化建议，向国王报告工作。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审计院成立，负责审计德意志帝国账目，但并没有取消最高会计署。作为普鲁士的审计机构，最高会计署继续存在至1945年，在这一时期，德意志帝国审计院院长同时兼任普鲁士最高会计署长。二战结束后，原德意志帝国审计院汉堡分院率先恢复工作，并在以后以“专职审计院”的名义继续工作。1948年，联合经济区审计院在法兰克福成立，这便是联邦审计院的前身。1950年专职审计院被撤消，由根据联邦宪法成立的联邦审计院取代。

德国《联邦宪法》规定，联邦审计院独立地检查政府的账目，其审计目标是检查财政活动的效益性和合规性。根据1985年修改的《联邦审计法》，审计院不属于议会和政府，而是介于议会与政府之间的独立机构。联邦审计院依法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财政收支等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和咨询服务，向议会和政府提交报告。联邦审计院成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法律地位。联邦审计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名，由总理提名。议会选举产生，由总统任命，局长由院长提名，报总统批准任命，处长由联邦审计院决策机构讨论提名，院长任命。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4

一、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员）的确定。据了解，两地法院对此都不约而同地先后进行过一些类似的尝试。最初是让控方即公诉人负责这项工作，但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规定和解释，公诉人往往认为该社会调查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不是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且与其指控犯罪的职责也不相协调，徒增加工作量，故不同意负责调查。即使同意调查，也不是很积极，致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其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也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意义。后来，法庭又尝试让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员，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辩护人倒是比较积极，配合也较好，但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同时，实践表明，其他个别地方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调查员的做法也存在诸多弊端，不仅与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给外界留下“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审判不公”等不良现象。

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兰考县法院进行了在其青少年庭内，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之外，设立一名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的探索，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2000年6月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兰考县人民法院青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社会调查工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兰考规则》）。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它在第四条规定：“青少年法庭设社会调查员，负责社会调查，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参与法庭审理，跟踪帮教考察等工作。”

同时，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和原因，却探索了一条与兰考县法院的做法截然不同的道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总结，长宁区法院认为，由法官之外的人承担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是一种比较妥当的做法。于是经过多方协调，最后确定由长宁区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来负责这项工作。

二、社会调查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兰考县法院和长宁区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内都设有社会调查员的席位。但不同的是，兰考县法院是将社会调查员设立在审判台与被告人席之间，与书记员并列的位置上（见《兰考规则》第五条）；而长宁区法院则是将社会调查员席与证人席相对应，在被告人席与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席之间单独设立一个席位。同时，在长宁区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社会调查员是不被视为证人的，可是在出庭方式以及在法庭上停留时间方面却又等同于证人：在法庭调查即将结束之际，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其所撰写的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宣读完毕后即退出法庭，并不得参与旁听。据该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庭长称，这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缘故。然而，《兰考规则》却规定“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在法庭上，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和角色介于证人和法官之间。开庭时，法庭调查的最后一项由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征询控辩双方的意见。宣读完毕后并不退庭，仍然参与庭审，直至宣判。

三、社会调查员的职责。长宁区法院的做法是：社会调查员负责庭前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并制作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在法庭调查时出庭宣读该报告。从《兰考规则》的内容上看，兰考县法院的社会调查员的职责范围要比长宁区法院广泛。具体来说，兰考县法院的社会调查员除具备长宁区的社会调查员所具备的上述职能外，还要在法庭教育阶段主持整个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工作，并可以向合议庭提出对被告人如何适用刑罚的建议。同时，少年法庭在宣判后对该未成年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回访帮教措施也都由其承担。兰考县法院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其一，解决了审判人员”先入为主“的弊端，与”控辩式“诉讼方式相融合，使得控、辩、审三方各司其责，保证了社会调查的客观公正。其二，社会调查员承担了判前延伸及判后延伸等各项工作，使审判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审理好案件，实现了当前所提倡的”精审判“的工作重心，同时使少年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迈上了审判与矫治各自专业，专一化的轨道。”

四、社会调查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两地的做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由于社会调查内容多，涉及面广，加之案件审理期限的约束，所以两地的社会调查员均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可以分别采取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的时候可以各种方法配合交叉使用。对调查内容一般应当制作成笔录，特殊情况下可以事后追记。为了确保调查工作的质量，《兰考规则》第十条还规定“在调查时，社会调查员应由二人同往”。

五、社会调查报告。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就此调查而形成的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报告，即为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在调查内容上，两地法院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同时，两地法院均认为，该报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刑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少年法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少年法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否则，无的放矢，没有意义。第三，该报告也为少年法庭在宣判后对该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两地在法庭上宣读社会调查报告的时间是相同的，都是放在法庭调查即将结束之时。但就该报告的性质而言，据长宁区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庭长介绍，他们通常并不把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认为是否是证据不要争论为好，如果将其纳入证据领域则会增加认识的分歧。因此，如果被告人当庭对报告提出疑问时，社会调查员不要回答。当然，该法院同时认为，不对此进行质证，并不等于不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所以，在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退庭后，由审判长逐一询问诉讼参与人的意见。与此不同的是，兰考县法院是把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的，并允许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提问题并当庭回答，质证。对社会调查报告，两地法院均要求其内容要客观翔实、全面完整、准确公正。在社会调查报告中充分注意保护被告人的隐私等合法权益。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审查一下报告内容，即便是事实，隐私方面的内容也不允许当庭宣读。在报告的用语方面，力求避免歧视性、侮辱性词语，多用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

六、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两地法院均认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非经社会调查，并提出社会调查报告，不得宣告刑罚。另外，作为全国惟一的一家青少年刑事审判庭，兰考县法院青少年庭还规定已满18周岁不满25周岁的青年犯罪案件，是否适用该制度，由主审法官确定。（见《兰考规则》第六条）

通过以上比较，笔者认为：两地法院的具体做法，在笔者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其中个别地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具体来讲：

1、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二者的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各有利弊。兰考县法院由合议庭之外的法官担任，适合经济尚不甚发达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县城，因为这样做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的现实，即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尚不存在长宁区所拥有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那样的社会团体，即使有也只是形式上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长宁区法院由司法机关之外的社会团体-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承担社会调查工作的做法，是该制度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各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组织和团体会越来越多，而且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少年法庭效仿长宁区法院的科学做法。但就目前我国的现实而言，值得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推广的，还应是兰考县法院的做法。

2、关于社会调查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及其职责，笔者认为，兰考县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与书记员并列的做法值得研究。他们的做法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误解，误认为社会调查员是合议庭成员之一，从而对判决是否公正产生不必要地怀疑。而长宁区法院将社会调查员的席位置于被告人与辩护人、法定代理人之间的做法则比较妥当，因为社会调查员既不是合议庭成员，也不完全等同于证人，放在此处比较合适。但是，该法院让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即退庭的做法不妥。首先，当合议庭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疑问时，无法得到回答和解释。其次，由于社会调查员进行了社会调查，因而就整个法庭而言，他是最了解和熟悉被告人的成长轨迹的人，由他参与针对被告人进行的法庭教育，恐怕效果应该是最理想的。不让其参与法庭教育，实在可惜。最后，让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和法庭教育，并不会违反有关规定和不公开审理的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隐私权，是相对而言的。只要社会调查员参与了法庭审理过程，他就是诉讼参与人之一，他也就因此被赋予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和隐私的义务。

3、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笔者认为应当视为证据。该报告既然是社会调查员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存在不准确、不公正、不客观、不全面的嫌疑。所以，应当允许合议庭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提出质疑，进行质证。该报告一旦被采纳，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如果不视为证据，不当庭质证，很难让被告人和社会信服。当然，社会调查报告的用词一定要注意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切忌偏见和歧视，要注意尊重被告人，注意保护其隐私。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5

对审议意见处理情况进行满意度表决,在海曙区已实行了4年。

新表决器背后的新制度

时间回溯到3年半前。

2006年12月19日,海曙区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陆续进入会场。他们发现会场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桌子上的表决器被更换了。褐色、簇新的表决器在灯光照耀下,显得十分醒目。原来长长的电线也不见了,表决信号全部改成无线传输。

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同志表示,之所以更换表决器,目的并不在于追求会议设备外在的美观,而是为了满足实施审议意见满意度表决制度的需要。新的电子表决系统专门设置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表决页面和选项,弥补了原有表决器的不足。

审议意见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和审议本级政府和“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后提出的意见。审议意见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力度和监督实效。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落实情况的报告,通常只是作为常委会会议的参阅材料,放置在会议正式文件之后,因而很少引起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同志坦言,由于一般情况下无需“一府两院”口头报告,也难以引起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重视,材料的质量也不能保证,责任担当更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审议意见办理制度难免流于形式。

如何提升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功效和约束力?海曙区人大常委会的做法是:修改审议意见办理办法,建立对“一府两院”办理审议意见的满意度表决制度。

2006年6月,该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审议意见办理办法,规定,“一府两院”关于办理审议意见的报告,列入区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并进行审议和表决,表决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选项。

办法还明确,“满意”和“基本满意”票未过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半数的,为审议意见办理结果不满意,区人大常委会向办理单位发出《海曙区人大常委会监督通知书》。办理单位应认真研究,重新办理,并再次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常委会会议对重新办理情况的报告将再次进行表决。对重新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结果仍为不满意的,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根据《海曙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案。

满意度表决带来新气象

海曙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审议意见办理办法的新规定实施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个普遍感觉是:“一府两院”对审议意见的落实更加重视了。

据悉,对于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一府两院”都建立了更加严格慎重的审核和报告制度。以政府为例,报告由相关部门提出初稿后,需经过政府办公室的审核,再由分管区长核准后报常委会办事机构。在常委会会议上,一般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受政府委托,向会议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而“两院”则由院长或检察长亲自报告。

变化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办理情况的报告中,一些措施、计划和目标更加明确、具体和可操作。如针对人大常委会对财政预算执行工作的审议意见,区政府在办理情况报告中提出:在预算编制和支出安排上,要充分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确保民生及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占全年预算支出的比例达60%,当年新增财力的70%以上用于安排保障民生及社会事业投入。这些明确的表态,表明了政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态度和决心,也为常委会监督提供了标准和依据。

审议意见表决制度的实行,还促成了政府和“两院”之间在一些事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上的相互协作。2008年4月,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法院执行工作时发现,法院执行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既有法院自身的原因,也有人员保障不足等客观原因。因此,区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意见中强调:法院要进一步加大执行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配强配好执行队伍,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同配合,有效整合信息资源;同时,还要求区政府要大力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切实解决区法院事业编制人员问题,发动各部门积极发挥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的作用,加强协助执行网络的建设,形成执行工作的合力。

在常委会的监督下,两个月后,法院和政府均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法院进一步健全执行工作机制,加强了执行队伍建设;政府对执行干警配备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为法院增配了科级干部和事业编制人员。对此,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投下了满意票。

“基本满意”引发的话题

在海曙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政府提交的关于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审议意见办理情况,二是关于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审议意见办理情况。在分组审议后,各组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均未发表批评意见。

从表决结果看,虽然总体满意,但也显示出部分组成人员对政府工作尚有一些看法,因此产生了6张基本满意票。但这些“基本满意”到底对政府的哪一块工作而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还是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显然,从表决程序中,我们无从知晓。从这个角度看,满意度表决虽然反映了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总体评价,但它无法充分、完整、准确地表达常委会组成人员个性化的审议意见,也无法引导“一府两院”找准工作中的不足,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从实践中看,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分组审议时,各组汇报的审议结果往往显得比较笼统,一般只反映大多数组员的意见。一些组成人员或许在小组审议时有尖锐的观点,但常常被汇报人忽略或有意识地“过滤”。在各组汇报后,会议虽然也为组成人员提供了个别发言的机会,但经常是无人响应。因此,要取得好的审议效果,光设置满意度表决程序还不够,最终还要取决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监督勇气。

此外,在表决选项设置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对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表决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选项,这也是各地人大常委会的通常做法,甚至是民众评议政府工作的通常做法。对此,有人提出,这一选项设置天然地对评议对象有利。因为在这三项选择中,有两项――“满意”和“基本满意”都是对评议对象的肯定,只有一项――“不满意”,才是否定性的意见。按照常理推测,如果有人对评议对象的评价是折中的,他也往往只能选择“基本满意”。公平的做法应该是在现有的选项上再增设一个“不太满意”选项,纳入结果不满意的统计范围,这样,才能让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表决中体现平衡和公正。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6

【关键词】 综合医院；传染病；报告；漏报；分析

疫情报告是早期发现和有效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重要环节[1]。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卫生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于2004年1月1日在全国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2]。该系统的启用使得我国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发生了质的飞跃，传染病爆发的早期识别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分析和利用更为迅速和便捷。但传染病网络直报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传染病漏报、迟报等[3]。现就市级某综合医院2007年-2009年的传染病信息报告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找出薄弱环节，为解决疫情漏报问题提供建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市级某综合医院门诊部、住院部,查阅2007年-2009年每月的传染病疫情报告自查小结、传染病疫情登记本和疫情直报网络传染病导出表。

1.2 研究方法

采用普查法。对传染病有关的记录和登记进行检查。

1.3 研究内容

调查每月的出院病人登记表、门诊病人登记本、检验科和放射科的结果登记及形成的书面的自查小结。判断标准为医生在对患者诊疗时所做出的传染病诊断。凡临床诊断或实验室诊断为传染病，接诊医生没有报告的，视为漏报。疫情报告时限以《新传染病防治法》及卫生部：卫疾控发[2006]332号文件为执行标准[4,5]。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统计指标包括传染病报告率、漏报率。运用SPSS 16.0统计软件将数据录入，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检验水准 = 0.05。

2 结果

2.1 2007年-2009年传染病漏报情况

三年间全院应报病例为4253例，漏报68例，漏报率为1.60%。其中，2007年应报1576例，漏报36例，漏报率为2.28%；2008年应报1447例，漏报21例，漏报率为1.45%；2009年应报1230例，漏报11例，漏报率为0.89%。据此可以看出每年漏报率均不同，且逐年降低 详见表 1

表1 2007年-2009年某综合医院传染病报告自查汇总

年份 查出传染病总数 报告例数 漏报例数 漏报率（%）

2007 1576 1540 36 2.28

2008 1447 1426 21 1.45

2009 1230 1219 11 0.89

合计 4253 4185 68 1.60

2.2 2007年-2009年门诊传染病漏报情况

2007年-2009年门诊查出3327例，报告3285例，漏报42例，漏报率1.26%。其中，2007年应报1340例，漏报20例，漏报率为1.49%；2008年应报1028例，漏报14例，漏报率为1.36%；2009年应报959例，漏报8例，漏报率为0.83%,据此可看出每年漏报率均不同，且逐年降低。详见表 2。

表2 2007年-2009年某综合医院门诊部传染病报告统计

年份 查出传染病总数 报告例数 漏报例数 漏报率（%)

2007 1340 1320 20 1.49

2008 1028 1014 14 1.36

2009 959 951 8 0.83

合计 3327 3285 42 1.26

2.3 2007年-2009年病区传染病漏报情况

2007年-2009年病区查出926例，报告900例，漏报26例，漏报率2.81%。其中，2007年应报236例，漏报16例，漏报率为6.87%；2008年应报419例，漏报7例，漏报率为1.67%；2009年应报271例，漏报3例，漏报率为1.11%,据此可以看出每年的漏报率不同，且漏报率逐年降低。详见表 3。

表3 2007年-2009年某综合医院病区传染病报告统计

年份 查出传染病总数 报告例数 漏报

例数 漏报率（%）

2007 236 220 16 6.78

2008 419 412 7 1.67

2009 271 268 3 1.11

合计 926 900 26 2.81

2.4 2007年-2009年门诊与病区报告情况比较

对2007-2009年门诊和病区报告情况比较得出，c2 = 10.94，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近三年门诊与病区传染病漏报率有差异，且病区漏报率高于门诊漏报率；门诊漏报占总漏报的61.76%，病区漏报占总漏报的38.24%。详见表 4。

表4 2007年-2009年某综合医院门诊与病区报告比较

查出传染病总数 报告例数 漏报

例数 漏报率（%）

门诊 3327 3285 42 1.26

病区 926 900 26 2.81

合计 4253 4185 68 1.60

3 讨论

综合医院病人与病种多，因此作好综合医院疫情报告工作，可以提高传染病发病率统计的准确性，为制定科学的防制措施提供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3.1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年漏报率逐年下降

近三年，由于医务人员对传染病报告重要性认识逐渐增强，传染病报告法制意识不断提高，新的《传染病防治法》正式实施和传染病网络直报工作的正式运行，使该院传染病报告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传染病报告管理的各项指标不但提高，漏报率逐渐降低，传染病报告质量显著提高，各项管理制度更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传染病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从以上表格中可看出，近三年漏报率为1.61%，漏报率逐年下降。传染病管理人员对所查出的漏报病例均及时进行了网络直报。

3.2 传染病报告重点在门诊，病区漏报率高于门诊漏报率

从传染病报告管理中可以看出，传染病报告管理重点在门诊。病区的传染病漏报率高于门诊部，门诊部医生大都是本院副主任医师职称以上医生，经过反复培训，疫情报告意识较强；病区由于病人多、病情复杂、医生工作量大，且新进医生、进修医生和轮转科室的医生多，人员流动性较大，易发生漏报。

3.3 重点监测的传染病漏报少

2007年-2009年中，艾滋病、乙脑、流脑、麻疹、狂犬病、新生儿破伤风等一些重点监测传染病无l例漏报。由于这几种传染病或是各方面宣传力度大(如艾滋病)，或是由于医生对属于“儿童计划免疫相关疾病监测”中的传染病(如麻疹、新生儿破伤风、乙脑、流脑等)重视程度高，报告意识强，因而漏报少。

4 建议

4.1 加强培训，严格考核，奖罚分明

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在全院医务人员中开展《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的学习教育。每年对新上岗医务人员进行传染病管理的岗前培训，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医院有关规章制度及传染病报告卡的填写与报告制度，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对疫情报告管理专职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巩固已有知识，了解和掌握新知识、新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医院领导重视，完善各项制度

任何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都离不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医院领导参与检查体现了领导对疫情管理的重视，同时也提高了医务人员对传染病防治重要性的认识。医院应成立领导小组、建立疫情管理网络，分管院长负责全院传染病疫情报告领导工作，各科室主任对本科室的传染病管理和疫情报告工作负责。

传染病报告与管理是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工作。随着人们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和防病工作的不断深人，对传染病疫情报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医务人员、疾病控制人员共同努力，只有各级人员重视疫情报告工作，才能有效地控制传染病漏报情况。

参考文献

[1] 霍云艳.传染病漏报原因分析及对策.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4,14（5）：515-516.

[2] 马家奇.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信息化建设.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05,2（2）：4-6.

[3] 李琳,单爱兰,高璐,等.天津市2004年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估.疾病监测,2005,20（11）：587-589.

[4]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卫生部《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第一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04：79-99

[5] 卫生部文件：卫疾控发[2006]332号,卫生部关于修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卫生部第37号令）的通知,卫生部办公厅．2006年8月24日.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7

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是我国传染病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2004年1月1日始实行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工作已长达8年多，这标志着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综合管理措施，做好传染病疫情的报告及管理工作，杜绝了漏报、误报疫情的发生，使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工作质量不断提高，现将我院采取的主要措施归纳如下。

1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明确工作目标和职责

成立了由主管院长任组长，由预防保健科、医务科、内科、外科、检验科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院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工作目标领导和评估考核，传染病疫情管理与报告与科主任任期目标考核挂钩，并明确由预防保健科负责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工作，包括日常管理和网络直报工作的具体实施。为确保传染病疫情报告的及时性，节假日预防保健科设专人值班及时报告。

2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为确保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我们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卫生部的相关法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系列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制度，如传染病疫情管理及报告制度、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自查制度、传染病报告流程等，并结合这些制度制订了相应的考核方案和奖惩细则，规范管理。我们还按规定在相关临床科室设立了门诊日志和传染病登记簿，检验科还建立了传染病阳性结果登记簿。

3加强培训，提高相关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

近年来我院每年均派人参加各级疾控管理部门举办的传染病诊治和疫情信息报告培训班，及时掌握国家有关传染病诊治、信息报告的相关法规和技术规范，同时及时了解其他地区和单位先进的工作经验，用于指导本单位的实际工作。我们还定期和随时对本单位的业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认识，增强疫情管理的意识，每年进行全员培训，特别是对新上岗的医护人员和岗位转换人员和内科、儿科、急诊、肠道科和皮肤科的临床医生进行重点培训。培训的内容为传染病报告的种类、责任报告人、诊断标准、报告方式、时限和程序等国家相应法规内容，并对培训效果进行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允许从事相应的专业工作。

4加强传染病疫情信息数据管理，确保传染病疫情报告的准确

我们要求临床医生在发现传染病病例及疑似病例时严格首诊负责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时要详细询问、认真填写、并与病人仔细核对，尽量做到项目齐全、内容准确，特别是学生、托幼儿童一定要填写所在的学校、托幼机构的名称和班级，以利于我们判定是否有聚集性病例发生；对于患者的家庭住址，农村要求详细到村屯，城市要求到具体街道、路号码和门牌号，以利于确定地域的聚集性；对于14岁以下传染病患者，要求填写家长姓名和联系电话，以利于病例的追踪随访。同时要确保传染病纸质报告卡、门诊日志、临床科室传染病登记簿三者登记主要内容相同，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专职干事在录入传染病网络直报卡片前，需要再次认真审核报送纸质卡片，对存在空项、漏项及逻辑性错误卡片及时与报卡医生联系，在录完每例报告卡核对无误后再确认保存，以最大限度地确保传染病录入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篇8

“常规武器”的力量

在人大历史上，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一直是监督的“常规模式”。

说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是“常规武器”，是因为使用频率高，为各级人大常委会使用，并且还是监督法中四种经常性手段之中的“经常”。资料显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中共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41个专项工作报告，15个决算、审计和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而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五年中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达到130项。

当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步入常态时，人们更关注其实效，即如何走出“蜻蜓点水”的仓促和“说了白说，一审了之”的窘境。

可喜的是，近年来人大常委会审议渐渐成了一种实质性讨论，对报告内容的具体审查也更加广泛而深刻，通过交办和督办审议意见等形式，努力提高监督实效。比如说，从2003年10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开始整理、交办《审议意见》，使人大监督工作更有深度、更具实效。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后，积极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促进了出口退税拖欠问题的解决。根据常委会的建议，国务院连续四年从超收收入中共拿出2422亿元用于解决出口退税历史欠账，及时作出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拖欠出口退税问题的解决。

建立通畅的监督系统

用好人大监督的“常规武器”，关键是监督“入口”和“出口”能够通畅。“入口”不通，议题不准，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缺乏针对性，缺乏民意基础；出口不通，审议意见落地无声，监督缺乏实效。

监督法规定，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根据七种途径反映的问题来确定，包括常委会执法检查、人大代表建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反映、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调研、、社会关注的问题，以及“一府两院”要求报告专项工作。

在监督议题来源的路径中，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调研的问题和“一府两院”要求报告专项工作往往受青睐。而代表建议、反映的问题没有与监督议题对接到位。这就造成代表建议年年提、群众重复比较集中的倾向性问题无法有效解决。资料显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共受理群众来信47万多件次，接待来访21万批次。在省级人大，一次人代会上代表提出的建议有上千件，群众每年的达上万件次。代表建议、反映的问题事实上成了人大监督的信息资源库，这里面包含监督法所提“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利用好这些信息资源，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更有现实针对性，可以促进社会关注问题的解决。因此，应充分发挥专委会、办事机构归集信息的作用，注意分析、综合代表建议、、舆论反映比较集中的信息，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人大监督的议题，以便从制度上、源头上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近年来，有的地方流行通过媒体在短期内向社会征集建议议题，这种做法引起了公众关注，也起到了收集一些社情民意的效果。但是，匆匆征集民意也有量少、面窄、质量不高的问题。笔者认为，人大监督应着重用好制度内的信息渠道，重视民意舆情的日常归集和分析，而不是另辟蹊径，大路不走抄“小路”收集监督议题。

按照监督法规定，处理审议意见是人大常规监督的一着重棋。审议意见是联结监督程序与监督结果的纽带。处理审议意见是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出口”，直接关系到监督实效。监督“出口”若遭遇“瓶颈”，监督效能就很难释放。因此，交办审议意见、处理审议意见、督办审议意见、报告审议意见处理情况这些环节应当见诸实效。

对于特别重要的专项工作报告，常委会可以直接作出决议，要求政府、“两院”执行，解决问题的力度和成效更大。比如说，2008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情况的报告》，作出了决议，要求“举全国之力，扎扎实实做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践中，人大常委会就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的次数极少，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另外，监督法设定了监督公开原则，要求常委会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应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证公众对人大监督的知情权，促进人大监督不断增强实效。监督公开原则，尤其是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公开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启动，这是执行监督法、保障监督系统通畅的应当填补的空间。

表决报告及问责之争论

近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听取和审议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表决在一些地方渐渐推开。一项调查表明，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直管市中，有9个城市实施了对“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满意度测评，并在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中作了相应的规定。

因为表决不“过关”，常委会否决工作报告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说，在2006年，有甘肃省金昌市、夏河县，湖北省荆州市，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否决了交警、检察院、政府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看病难代表议案办理等报告。当年2月，因政府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存在严重问题，海南省临高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了政府关于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报告。而更由于一些单位和部门敷衍了事，不做实质性整改，该县人大常委会于一个月后又否决了县政府的整改工作报告。郑州市政府办理看病难议案的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事件更是位列“200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之中。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还规定，对被否决工作报告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将启动质询、辞职、撤职等问责程序。

这些表决和否决专项工作报告的案例，为媒体和民众所称赞。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表决专项工作报告是否合乎法理之争。

有人认为，常委会对报告进行表决，是完善人大监督工作程序的制度创新，增强了人大监督的刚性和实效。监督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表决工作报告与监督法并不相悖。

有人则持不同意见，认为表决专项工作报告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要慎重行事。

应该说，地方人大常委会这种提高监督效能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监督法在规范人大监督的同时，也为人大监督工作创新预留了空间。如果把表决专项工作报告简单定性为“违背监督法”恐怕不够审慎。但是，表决单项工作报告确实面临着“妥当”、“科学”与否的问题。笔者认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如果对法律实施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的工作不满意，可以启用质询等监督手段，表决专项工作报告应慎用；对于事关大局、需要大力整改或推动的专项工作，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有关机关必须执行人大常委会的决议。这样一来，既没有法律障碍，又可以解决审议疲软的问题。

2002年8月底，首次提交审议的《监督法》草案曾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未批准工作报告的，可以由大会主席团提出处理意见，提请大会决定。”草案中还规定“工作报告未被批准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当于两个月内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提出报告的机关根据代表审议意见再作的报告”。

但是，2006年8月通过的监督法却没有工作报告“未通过”的规定。对于工作报告未获通过是不是启动问责程序这一问题，200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针对某省人大拟在《议事规则》中作出“工作报告在省人大或者常委会会议上两次未获批准，报告机关负责人应当提出辞职请求的规定”作出的答复是：“法律没有规定，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暂不做规定为宜。”工作报告未被通过，说明人大常委会对政府某一方面的工作不满意，而不是说报告的形式要件、文字表达有问题。有专家认为，若工作报告两次仍不被通过，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应立即提出辞职，“这是一个责任制政府和一个负责任的官员应当做的。”

笔者认为，工作报告未被通过，有很多情形，比如说工作条件、法制环境等等，有的并不完全是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工作原因。人大应区别对待，不宜断然启动问责程序。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的“真空”导致“未通过”案处理棘手的同时，也为地方人大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空间。可以预见，在监督实践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对“一府两院”报告“未通过”及处理程序，相关法律会作出更加规范而成熟的回应。

审议意见的效力和形成

关于审议意见的效力问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在其主编的监督法学习问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1版）一书中有明确的界定：“审议意见从性质上说，不是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6年9月，《全国人大机关贯彻实施监督法若干意见》将审议意见界定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人员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决算报告、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的意见、建议”，“《审议意见》要努力做到真实、全面、准确、鲜明。不同意见要如实反映，供‘一府两院’研究整改时参考。”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关于该意见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审议意见》是出席、列席常委会会议同志发言的综合，是对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的总体评价和对被监督单位工作的建议、批评与意见。盛华仁将审议意见的功能定位为“参考”，即被监督单位改进工作的参考，提供给干部管理部门作为考核了解干部的参考，报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参考。

监督法规定，“一府两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而不是执行。可见，审议意见并不具有实体性的约束力，只有程序性的约束力，即“一府两院”必须研究处理，并书面报告处理情况。

在明确审议意见的效力问题之后，需要把握审议意见的内容和制发程序。实践中，对此有不同的做法。

在审议意见内容方面，一种是包括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人员的意见、建议，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另一种只包括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笔者认为，既然审议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把列席会议的人大代表意见列入其中“参考”也并无不妥之处。

审议意见的形成和交办大体上有三种途径：一种是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归纳整理后送请有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核阅后，报秘书长签发，分送“一府两院”研究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这种形式。另一种是由有关专委会或者其他工作机构整理后经主任会议审议后交办。如2007年11月，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办法规定，“由有关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及时整理，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形成审议意见书。”第三种是审议意见经由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后交办。

笔者认为，审议意见是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的综合表达，审议意见无法也无须上升为常委会的统一意志，常委会表决审议意见明显不妥。主任会议负责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由主任会议通过并交办审议意见程序得当。

如果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和书面报告不满意怎么办？有的地方采取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报告进行表决的方式来测定，并设定了问责的规定。笔者认为，审议意见本身带有参考性和包容性，由会议对其研究处理书面报告进行表决，类似于表决专项工作报告。这种做法，同样需要慎重。如果大多数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工作不满意，可以启动监督程序，包括质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