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1

一、粮食安全观的内涵

粮食安全观来源于“粮食安全”概念的提出，而粮食安全的中文名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FoodSecurity”翻译而来的。由于粮农组织提出“FoodSecurity”的背景是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并且提出的粮食安全（FoodSecurity）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中国学者认为保障生存和健康的最基本的食物就是粮食，食物安全本质上就是粮食安全。因此，国内约定俗成将“FoodSecurity”翻译成“粮食安全”，而不是直译为“食物安全”。这种翻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粮食安全观。但是如果直译为“食物安全”又无法体现出某些食物（主要是粮食）在保障人类生存需要方面的特殊性，过于泛泛而指。所以，本文仍然沿用“粮食安全”的翻译，但并不特指粮食②。“粮食安全观”这个名词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进行解释：“粮食”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特指某种农产品或所谓的“粮食产品”③，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保障人类生存的食物，但又不是全部食物，必须是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或者说当地居民食物链中最低层次的农产品，是生产其他农产品所必须的原料。它所包含的食物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安全”是人的一种不受威胁的心理感受，粮食安全就是没有因为“粮食”而受到生存和经济威胁的感受。“观”就是对事物的看法、认识。那么“粮食安全观”就可以解释为对于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不受威胁的认识，是有关粮食安全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组合，包括什么是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标准）、对当前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如何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成本的态度等内容。虽然粮食安全的层面包括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世界五个级别，但是国家粮食安全是个人及家庭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成为探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本文将粮食安全定位于国家层面。那么粮食安全观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属于一种集体价值观。它将指导有关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整个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

二、旧粮食安全观的产生背景及其内容

（一）产生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粮食安全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其视为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建国后不久，就提醒全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阐发过“粮食生产丝毫松懈不得”的思想[1]。1972-1974年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国内也就开始了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1996年美国学者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中预测中国未来将无法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旧的粮食安全观是在我国粮食供不应求的年代产生的，沿袭了中国传统粮食安全的观念。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出现了几次粮食生产的波动；再加上国际社会不断质疑中国的粮食保障能力。这就是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以粮食供不应求为基本前提。

（二）主要内容

在粮食供不应求的背景下产生的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数量型的安全观念，它认为只要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有充分的国家储备，就实现了粮食安全。所以，旧粮食安全观强调粮食总量的增长，追求一种短期的数量安全，要求国家掌控粮食资源，实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心理安慰；而不关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不注重粮食供求品种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合理性，不考虑保障粮食安全的经济社会成本。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粗放型的安全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范畴没有明确界定，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所有的粮食作物，似乎所有的粮食作物都应该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发展重点。二是过分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从而延伸到对耕地面积的片面追求，导致我国有一段时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等行为的发生，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动摇了粮食安全的生态基础[2]。三是不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的经济社会成本进行约束，由于过分强调粮食安全的国家整体利益，其意义被无限放大，再高的成本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相比也是微小的（赵予新，2008）。因此，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粮食发展观，不符合新时期我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三、当前国内外相关经济社会形势

（一）世界粮食安全观念不断更新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FoodSecurity）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到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重新作了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可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粮食生产的发展，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表述更加严密，提高了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相比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第二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不仅强调了粮食的数量要充足，还强调了粮食的质量要“安全和富有营养”，粮食品种要满足“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

（二）世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明显

随着国际油价的提高和世界能源的日益紧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用粮食制作生物燃料代替石油，从而加剧了世界粮食供应的紧张程度。粮价和石油价格形成了紧密联系，当石油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生物燃料的生产就是有利可图的，制作生物燃料的粮食需求就会猛增，形成了“人与车争粮”的局面。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还未完全恢复，经济发展前景仍然不明朗。国际资本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紧盯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粮食日益成为热钱集中的投资领域，炒作之风愈演愈烈，粮食价格波动加剧。粮食的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增加了全球粮食供求的不稳定性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复杂性，使得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三）外资对中国农产品产业链的控制不断增强

我国加入WTO以后，外资逐渐进入我国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乃至生产领域，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力不断增强。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食用植物油产业，外资在加工领域占到80%的份额，并掌握了定价权。2008年外资进入中国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设限消除以后，外资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规模、先进的管理模式、庞大的购销体系，逐步拓展业务并延伸到中国的粮食加工网络，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收购粮库等基础设施，企图控制粮源，对中国粮食产业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陈芬菲和李孟刚，2011）。同时，种子产业成为外资控制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其中转基因种子的生产销售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最大。以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主的转基因技术开发商急于将技术转化为利润，在全球大肆推广转基因农产品及其种子。孟山都公司资助了我国很多科研机构进行转基因研究。根据绿色和平（theGreenPeace，2009）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的8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专利所控制，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将面临重大危机[3]。

（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口粮消费逐渐减少，而人均食用油、肉、蛋、奶、水产品、水果、蔬菜①的消费逐渐增加。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食品结构演进时，将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谷物消费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现象称之为食物革命。王恩胡和李录堂（2007）认为目前中国城市的食物革命只是初步的，而中国农村食物革命才刚刚开始，中国城乡食品消费结构日趋高级化、现代化的进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从营养和能量平衡的角度来看，非粮食消费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粮食减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使粮食安全风险得以缓和[2]。口粮的消费已经成为满足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居民的食物需求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口粮的消费。同时，我国居民的粮食内部消费结构在过去的20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大米消费量增长达83%，以大米为口粮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0%；由于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深加工需求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我国玉米需求快速增长。

（五）我国粮食生产、储存地区趋于集中

我国粮食生产存在进一步向北方产区集中的趋势，北粮南运的购销格局今后可能长期存在。1997-2007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7个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36.2%上升到43.5%，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6个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比重由36%下降到31.6%。由于生产日益集中，导致我国缺粮省份增加。1998年我国产不足需的省份只有14个，2002年上升到17个，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与此相伴的是粮食储存地区趋于集中，13个粮食主产区国家商品粮食库存占总库存的87%，7个粮食主销区商品粮库存仅占全国库存量的1%；13个粮食主产区农户存粮占全国农户存粮的69%，人均存粮405公斤左右，7个主销区农户人均存粮只有154公斤，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户存粮水平与1998年相比减少了40%左右[4]。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强了粮食宏观调控，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和扶持销区多存粮，以优化库存布局，但整体而言，产销区之间库存比例变化不大。而同时主销区和部分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较大，有些地区的缺口还有扩大的趋势。一旦粮食市场出现波动，调控市场粮源主要从产区购入，产销衔接和保证粮食市场稳定的压力加大[5]。

（六）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减弱

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可持续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资源环境对我国粮食生产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由于长期投入农药、化肥，我国的耕地出现了土壤板结、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农业生态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导致化肥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整体下降；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据王宏广等（2005）的研究，到2030年，中国人均耕地可能减少25%左右，降至FAO规定的人均0.053公顷耕地警戒线以下；人均水资源下降20-25%，水资源将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也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条件对粮食生产的约束也越来越显著。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来多，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年龄偏大，再加上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偏低，种粮积极性下降，劳动力将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还没有出现新的突破，常规技术的增产效应逐渐减弱，粮食单产突破性增长的难度很大。

四、新粮食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单纯通过保障数量就可以实现粮食安全了。所以，我国也要顺应世界粮食安全认识的新发展，树立一个符合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的新粮食安全观。新的粮食安全观应该是一种全面的结构型、效益型的粮食安全观，除了保证粮食供给数量以外，还要保证粮食的品质，优化品种结构，加强价格调控，确保合理的粮食安全成本，建立粮食流通体系，注重生产的可持续性等更高层面的内容。

（一）粮食结构安全观

我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不可能再按照旧粮食安全观将所有粮食品种都作为发展重点，而要将粮食安全置于食物安全的大环境中，根据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变化和食物功能对食物进行等级划分，将重要的粮食品种作为发展重点。海外在研究食物消费结构时，根据功能将食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热能食物，以供给热能为主，主要指谷物和食用油，它们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另一类是保护性食物，以调节生理功能为主，主要是指诸如瘦肉、蔬菜、水果一类富含无机盐、维生素、优良蛋白质的食品，它们是保持健康所必需的食物。保护性食物对于修复人体细胞、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具有保护作用，是每日膳食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保护性食物只有在摄入足够热能食物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故二者必须适当的配合达到平衡，不可偏废[6]。因此，根据食物功能的划分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程度，这里将保证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热能食物口粮作为第一等级，将满足热能需求的油料作物作为第二等级，将保障肉、蛋、奶生产的饲料作物作物第三等级，将满足饮食多样性需求的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保护性食物作为第四等级，将满足奢侈消费需求的工业用粮作为第五等级，详见表1①。这样进行划分以后，新粮食安全观首先要确保的数量安全就不是所有的粮食，而是集中于口粮。正如国家粮食局专家组顾问李思恒教授等建议的，应该把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口粮方面，主要是大米和小麦。国家应首先保障大米、小麦的供应，尤其应该重视大米的供应[7]。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基本食物需求的范围发生了改变，口粮已经成为最基本食物需求的最低标准。应该说当前我国最基本食物需求的农产品范围应该包括口粮、油料作物和饲料粮。这是因为油料作物生产的食用植物油，可以满足居民对油脂的营养需求；同时压榨后剩余的饼粕成为养殖业的饲料来源。饲料粮可以满足肉、蛋、奶、水产品生产的需要，为居民提供蛋白质营养。油料作物和饲料粮都是动物养殖的重要原料，在整个农产品生产中位于基础地位，满足上文的“粮食”定义，属于粮食安全的范畴。所以，现阶段可以将“FoodSecurity”更精确的翻译为“粮油安全”①。

（二）粮食价格安全观

由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及粮食逐渐能源化、金融化，粮食价格不再单纯受到供求因素的影响，而是与世界粮食价格、石油价格、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密切联系。多种因素的影响将使得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成为常态。即使国内的粮食生产保障能力不断加强，粮食价格仍然会不断波动，粮食价格将超过粮食生产成为决定粮食可获得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新粮食安全观应该在保障口粮、油料作物和饲料粮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将保障价格的稳定作为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一个完善的全国性的粮油价格监控预警体系，包括覆盖国内外的价格监测网络、价格信息的即时机制、价格分析预警模型、价格宏观调控手段等。加强对国内外影响粮油价格的各种因素的监测和分析，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国家对价格的调控能力。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粮油期货市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转移功能。

（三）粮食成本安全观

旧的粮食安全观认为，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可以不计成本，从而忽略了对粮食安全成本的核算。而这种不计成本的粮食安全观并不能真正保障粮食安全，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造成粮食危机的隐患。因为在这种不计成本的粮食安全观指导下，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也往往不计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出现自然资源隐患对长期粮食安全的压力，以及由于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而导致耕地和农民等资源的流失（赵予新，2008）。另外，粮食安全成本高就说明效率低下，而这种效率低下本身就是由于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从而为粮食安全埋下了隐患。如果不计粮食安全成本，将粮食安全建立在政府财力的基础上，一旦政府财力不堪重负，整个粮食供给体系就会崩溃。因此，不考虑经济社会成本的粮食安全观在保障粮食安全上是不稳固的。随着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不断增大，旧粮食安全观指导下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粮食安全成本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应遵循“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将保障合理的粮食安全成本作为粮食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制度设计，提高粮食安全成本的效率。

（四）粮食流通安全观

我国粮食生产、储存地区集中的趋势增强了销区粮食可获得性的难度，同时，外资进入粮油加工流通领域不断挤压我国本土的粮油加工物流企业的生存空间，成为保障我国粮油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挑战。所以，只有建立了强大的粮食流通体系，我国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粮食安全。新粮食安全观应该把粮食流通安全放在和粮食生产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树立粮食流通安全观。国家应该加大对粮油流通领域的投资力度，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行粮食的储存和周转；完善铁路运输系统，建立粮油运输专用通道。同时，发展壮大本土粮油加工企业和物流企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加强对外资进入粮油加工、流通领域的监管，运用《反垄断法》防止其对我国粮油加工、流通的垄断经营。

（五）粮食持续发展安全观

旧粮食安全观指导下的粗放式粮食生产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鉴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减弱，我们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的粮食安全观，即更加关注粮油生产的可持续性。这就需要改变以往通过一味的追求粮食产量来确保粮食安全，从而出现了毁林造田等破坏生态环境发展粮食生产的情况，而要将粮食安全寄于生产能力安全当中。在粮食市场供应充足的时候耕地可以用来耕种经济作物，当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时则用来耕种粮食作物。政府部门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力度，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从粮油生产本身来讲，需要转变粮油生产方式，发展集约化生产，包括加强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大力推广循环农业模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同时，种子是种植业最基本、不可取代的生产资料。失去对种子的控制，就将失去对整个粮油生产的保障，粮食安全更是无从提起。因此，要加强对粮油种质资源的控制，保护本土种质资源，培育本土种子企业，加大良种推广力度。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粮食检验；必要性；影响因素

现如今粮食安全是国家工作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市场经济发展中，粮食资源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粮食检验工作是极为重要的，能够实现高效的粮食资源利用。

1粮食检验的必要性

现如今粮食问题在国家、社会中十分突出，粮食是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前人们对粮食问题逐渐提高重视，粮食检验是极为重要的。粮食流通需要将粮食的质量检验作为基础性的工作，如今粮食流通逐渐市场化，要认真落实执行国家出台的各种粮食质量标准，做好粮食的检验工作，使得粮食流通更加顺畅，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1]实现粮食产业的创新发展，优化粮食产业结构，使得粮食的生产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放心的粮食。近些年来，人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全社会都在关注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是人们关注和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我国的规章制度中提出要强化食品、药品以及餐饮等方面的卫生监督管理，使得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安全得以保障。食物链中，粮食是处于首要位置的，粮食的质量对于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产生直接性的影响，与国家社会安全也密切联系。

2影响粮食检验的因素

2.1粮食质量问题

生产粮食时，由于技术、气候以及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粮食会产生一定的质量问题，使得粮食安全受到影响。粮食流通过程中，由于流通过程中环节比较复杂，因此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使得粮食流通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粮食质量和安全出现问题，后期加工过程中，无法保障粮食的安全与质量。一些粮食加工企业没有严格控制粮食的质量与安全，甚至存在非法经营的情况，使得粮食安全问题受到影响，进而危及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所以必须要对粮食进行检验。

2.2粮食检测体系问题

粮食是人们的生活基础，粮食的质量和安全控制是极为重要的，当前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粮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粮食加工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粮食质量，完善粮食检测体系和能力。但是在实际的粮食质量检测过程中，检测机构中缺乏完善的检测体系，[2]使得粮食检测水平也会受到影响。城市化水平不断推进，粮食质量和安全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优化粮食管理机构，使得粮食检验更加顺利。粮食检验设备日渐老化，缺少更新维护的资金，粮食检验的效果并不理想。粮食检验体系不够完善，人员水平不高，无法保证粮食检验的整体水平。

3强化粮食检验的建议

要进一步优化粮食检验效果，为粮食生产提供优质服务，就需要进一步强化粮食的质量调查，做好粮食品质测报工作，使得粮食的质量情况信息被全面的掌握，这在如今的粮食检验中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与相关政策，使得粮食的宏观调控顺利推进。调整粮食生产结构，使得粮食的生产与销售相结合，促使粮食生产能力得到提升，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粮食质量的调查、测报，实现标准化的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质量，满足人们的食用需要。做好政策性的粮食检验，更好地开展粮食监管工作。当前粮食流通市场改革不断推进，要强化政策性的粮食质量检验，对其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粮食的整体质量，使得粮食市场更加稳定，满足军民粮食需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粮食卫生指标进行检验，把好粮食的质量关，对粮食的生产、加工以及储存等进行卫生检验，明确原有的粮食卫生情况，科学的评价粮食质量，了解到粮食中是否有添加剂或者是违禁的药品，明确粮食中是否有重金属、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粮食加工之后有害物质还有多少残留，成品粮中有害物质的残留是怎么变化的。对粮食进行抽样检查，并将检测的数量公布出来，[3]对粮食生产和流通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使得粮食卫生监督有科学的保障，让消费者能够吃上安全、放心的粮食。将粮食的质量检验工作与粮食的储存技术相结合，实现绿色的粮食储备。对于正规储存的粮食需要做好质量检验工作，客观的评价粮食质量检测的相关数据，对粮食的储存、应用等提供技术保障。科学研究不同地区、仓型、储存方式条件以及粮食储存期间品质变化规律等，结合粮食的质量数据对粮食储存的技术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得粮食的储存质量达到标准，满足绿色服务需要。通过粮食质量检验更好地服务粮食储备技术。除此之外，还需要强化粮食检验机构以及检验体系的建设，使得粮食检验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优化粮食检验机构以及网点的建设，做好粮食质量检验人员的聘用与培训，提高检验人员的素质水平，强化资金的投入力度，使得粮食检验的条件以及办公水平得到提升，优化管理，通过实验室进行资质认定，获得社会出具的公证数据资格。在粮食检验过程中要做到快速准确，使用现代化的检验仪器设备对粮食进行检验，国家要强化自主研究，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快速检测的技术与方法对粮食中的有机农药、食品添加剂、黄曲霉毒素、有害重金属等进行检验，[4]使得粮食的质量检验效果以及效率得到提升。粮食质量检验部门需要对粮食的检验进行科学的对比，使得粮食检验的结果更加准确。

4结束语

现如今，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粮食检验效果并不理想，使得粮食的整体质量水平降低，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会起到一定限制作用。所以必须要做好粮食的质量检验工作，完善检验标准，使用科学的检验技术与方法，提高粮食检验的整体水平，使得我国社会实现更加稳定、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凤艳.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粮食检验效果———粮食检验的必要性及影响因素分析[J].硅谷，2013，24：106-107.

[2]李晶波.粮食检验的必要性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村实用科技信息，2015，05：43.

[3]何秀丽，刘文新.东北商品粮基地县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及增产途径分析———以德惠市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4，35：304-309.

[4]王火根，周波.粮食单产影响因素及空间技术扩散效应分析———基于中国30省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J].粮食加工，2012，05：5-10.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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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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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胡岳岷.中国未来粮食安全论——兼评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j〕.当代经济研究，1998，（5）.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4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粮食仓储设施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基本载体，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我市绝大部分粮食仓储设施使用时间长，仓房破损严重，储粮设施和技术比较落后。全市现有可用粮食仓容中完好仓容仅占33%，需维修改造仓容占67%，严重影响了储粮安全和粮食流通功能的发挥，加上我市没有国有粮油加工企业、应急保障能力很弱，不利于确保我市粮食安全。地处边海防地区，既是国防战略要地，也是缺粮销区，在当前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新形势下，加快我市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完善粮食流通体系，对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切实增强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抓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工作。

二、我市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总体目标

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布局，加大投入，逐步完善市本级储粮设施，建设或改造市、县区级中心粮库和基层收纳库，提升市、县区级中心粮库储粮条件和流通功能，到“十二五”期末，全市形成以市级直属储备粮库为重点、县区级中心储备粮库为支撑、基层收纳库为基础的仓储体系，进一步增强我市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全市粮食安全。

三、我市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我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桂政发〔2012〕54号）精神，各级地方行政首长要担负起落实粮食储备、保证本地区粮食供需平衡、保障市场供应的责任和任务，是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加快本级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责任，从确保粮食安全和保稳定、保民生、促发展的高度，将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工作列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着力解决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规划立项、项目用地、资金来源、优惠政策等问题，进一步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四、我市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资金渠道

根据桂政发〔2012〕54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筹集和落实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资金。

（一）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本级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

（二）各级国有粮食企业原有的旧仓房及其他划拨土地，可结合实际，采取出租、出售或置换的办法进行处置。处置原有资产所得资金（包括各级政府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企业取得的收益），除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和支付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外，全部用于新建粮食仓储设施。拆除旧仓房异地征地建设的粮食仓储设施，其土地使用面积不能少于原有面积，仓容不能低于原有仓房仓容。

（三）根据桂政发〔2012〕54号文件精神，合浦县作为产粮（油）大县（区），要从获得的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中，按规定安排不低于15%的奖励资金用于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并逐步提高调整奖励资金用于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支出比例。合浦县财政、粮食部门要尽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确保产粮（油）大县（区）奖励资金中用于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资金落实到位。

（四）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集中用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1〕786号）精神，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集中用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促进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各级财政、粮食部门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继续落实中央财政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粮食晾晒烘干设施建设，用于推广应用充氮气调、低温储粮等绿色储粮技术，降低粮食损耗，提高储粮保鲜能力。

（五）中央和自治区对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实行项目申报办法。对于建设条件成熟且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积极性较高的县、区或单位，可按照国家、自治区专项补助资金的申报办法，申报争取国家、自治区专项补助资金的支持。

（六）通过其他途径落实的资金。

五、加快完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加快推进我市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一）粮食仓储设施属于社会公益性基础设施，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纳入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优先安排项目建设用地，适当减免相关建设费用。积极支持国有粮食仓储企业招商引资，异地征地建设新粮库与旧粮库进行置换。

（二）各级人民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因城镇规划或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对原有粮食仓储设施进行拆迁的，或者“退城进郊”需要占用粮食仓储设施场地的，应按照“谁占谁还、占一还一、占补平衡、先建后拆”的原则，安排符合建库条件的土地建库置换，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储粮安全。

（三）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改变土地用途，建设各类粮食仓储物流、批发市场、配送中心项目，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区城镇化跨越发展的决定》（桂发〔2010〕33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享受资金安排、费用减免等相关优惠政策。

（四）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桂政发〔2012〕54号文件精神，牵头研究制定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建设、资金变现、土地置换等具体优惠政策，报各级人民政府审定实施，在本级政府权限内减免项目建设和经营的相关费用。

（五）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项目前期工作的若干意见》精神，各级发展改革、财政、建设、土地、消防、粮食、环保等相关部门要在依法审批的前提下，优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请材料，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为项目提供必要的建设条件。

六、加强对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资金和项目的监管

（一）各级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设施建设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各级财政部门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工程进度和规定程序拨付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挤占、挪用或延误拨付项目资金，确保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

（二）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的程序申报、审批，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建设法律法规和粮食仓库标准及规范，按要求进行设计、招标、监理、施工和验收审计，保证实施效果。各级发改、财政、粮食部门要高度重视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完善督导检查机制。

（三）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如实上报建设有关情况，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严禁弄虚作假。必须按规定认真做好工程项目相关资金的档案保存工作，严格做好原始票据留存归档，以便抽查核实。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5

为加快我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确保粮食安全，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快我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粮食仓储设施是国家加强粮食宏观调控、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基本载体，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我区大部分粮食仓储设施使用时间较长，仓房内外破损严重，储粮设施和技术比较落后，严重影响储粮安全和粮食流通功能的发挥，不利于确保我区粮食安全。在当前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新形势下，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充实地方粮食储备、完善粮食流通体系，对保障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切实增强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抓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工作。

二、我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总体目标

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布局，加大投入，逐步完善自治区本级储粮设施，建设市、县级中心粮库和基层收纳库，提升市、县级中心粮库储粮条件和粮库功能，到“十二五”期末，全区形成以自治区直属储备粮库为龙头、市级直属储备粮库为重点、县级中心储备粮库为支撑、基层收纳库为基础的粮食仓储体系，建成一批集粮食储备、加工、交易、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园区，进一步增强我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全区粮食安全。

三、我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我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各级地方行政首长要担负起落实地方粮食储备、保证本地区粮食供需平衡、保障市场供应的责任和任务，是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加快本级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责任，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保稳定、保民生、促发展的高度，将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工作列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着力解决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规划立项、项目用地、资金来源、优惠政策等问题，进一步加快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四、我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资金渠道

根据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筹集和落实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资金。

（一）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本级国有粮食企业仓储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对于建设条件成熟且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积极性较高的地方，自治区将采取一定的形式予以适当支持。

（二）产粮（油）大县（市、区）要根据有关文件精神从获得的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中，按规定安排不低于15%的奖励资金用于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三）各级人民政府处置已经完成人员分流安置任务的各级国有粮食企业旧仓库及其他划拨土地获得的收入，其中，各级人民政府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扣除相应的处置成本费用和按规定提取有关专项基（资）金后，全部用于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国有粮食企业取得的收益，除按规定优先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安置职工外，应当用于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四）通过其他途径落实的资金。

五、加快我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优惠政策，加快推进我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一）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纳入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优先安排项目建设用地，适当减免相关建设费用。积极支持国有粮食仓储企业招商引资，异地征地建设新粮库与旧粮库进行置换。

（二）各级人民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因城镇规划或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对原有粮食仓储设施进行拆迁的，或者“退城进郊”需要占用粮食仓储设施场地的，应按照“谁占谁还、占一还一、占补平衡、先建后拆”的原则，安排符合建库条件的土地建库置换，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储粮安全。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6

徐绍史充分肯定了2016年粮食流通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全国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方针政策，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粮食流通和市场运行保持平稳，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得到较好落实，粮食流通效率明显提升，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他要求，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握好坚持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保持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三个方面，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深入谋划、系统设计，统筹协调、扎实推进，深入推进粮食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粮食“去库存”，全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动粮食行业培育发展新动能，坚持统筹融合业务党务队伍建设，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抓好2017年粮食流通工作。

现将徐鸣的工作报告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这次全国粮食流通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2016年粮食流通工作，深入分析粮食流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安排部署2017年粮食流通重点工作。

一、2016年粮食流通工作成效明显

一年来，全国粮食系统着力推进粮食流通各项工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努力。

（一）面对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流通运行平稳健康

2016年，南方遭遇了1998年以来的特大洪涝；东北和华东的超强台风，局部地区的地震，都给粮食收购、储存、供应带来了严重困难。粮食收购方面，全年各类粮食企业共收购粮食9200亿斤。针对夏粮受灾较重情况，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新疆等地出台省级临储、专项收购、设备购置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积极抓好超标小麦收购，有效防止了农民“卖粮难”。“去库存”方面，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临储玉米划转轮换销售、超期和t囤储存粮食定向销售、2013年“分贷分还”临储玉米和大豆销售等。2016年累计销售政策性粮油1185亿斤，同比增加216%。江苏、安徽两省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对企业竞买国家政策性粮食给予补贴。储粮管理方面，面对超高库存的巨大压力，始终把储粮管理放在突出位置来抓。保供稳市方面，加强市场调控和产销对接，市场供应数量充足、质量良好、价格总体稳定。受灾地区群众和救灾部队的粮食供应得到有力保障。北京、天津、河北建立了京津冀一体化粮食局长联席会议制度，协同保供。

（二）“粮安工程”极大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粮安工程”去年投资53.7亿元，加上前3年中央投资累计达300多亿元，带动地方和企业配套投资近1000亿元，极大改善了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条件。一是粮食现代仓储体系基本形成。近年来新建仓容1582亿斤，其中去年新建近200亿斤，现代化仓型比例大幅提高，“危仓老库”维修改造带动了功能提升。二是粮食物流设施得到加强。近年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3亿元支持建设粮食物流设施，形成了一批多功能粮食物流园区。南宁中国―东盟粮食物流园区、西安粮食物流枢纽、贵州西南粮食城等项目积极推进。三是行业信息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安徽、江苏、湖北已率先开发建设了省级综合信息平台。四是粮食质量监测体系进一步健全。

（三）省长责任制强化了粮食安全的制度保障

如果说“粮安工程”极大地奠定了粮食安全的物质保障，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2016年启动了考核工作，各省区市政府都出台了考核办法，成立了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天津、山西等省区市将粮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纳入省政府绩效考核。

（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开拓了粮食工作的新空间

去年全国粮食流通工作会议提出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后，各地积极响应，努力推进。山东、湖北粮油加工业总产值均超过3000亿元，河北、黑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广东、四川等8省超过千亿元。各地积极推动品牌化、集约化发展，山东涉粮企业有中国名牌产品40个。湖北的“荆楚粮油”经过几年发展，品牌效应开始显现。黑龙江省政府明确粮油加工业由省粮食局负责管理。西安爱菊、天津聚龙、上海良友等一批粮食企业集团“走出去”，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五）深化改革为粮食流通工作增添了新的动力

近几年，各级粮食部门高度重视改革，去年取得了新成效。一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取得突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战略部署，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改革的内容是取消玉米临储政策，改为“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国务院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20个部门参加的部际协调机制，明确由国家粮食局负责日常工作。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粮食部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制定工作方案，协调落实鼓励加工转化、强化信贷支持、加强运力调度等政策措施，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三家央企坚持始终在市均衡收购；销区粮食部门积极组织企业到产区采购，共同推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顺利开展。目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二是推M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改革目标和重点任务，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湖北、贵州、云南、安徽等省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意见。三是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取得新进展。去年全国国有粮食企业实现统算盈利110亿元。湖南已有6家粮油企业上市。

二、准确把握当前粮食流通新形势

总的看，粮食形势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流通能力显著提升，为我们做好今后的粮食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宽松环境，但粮食高库存、供需结构的不匹配对粮食行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从生产看，粮食生产连获丰收，但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我国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8613亿斤增加到2016年的12325亿斤，且连续四年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我们整个粮食行业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产量大幅增长的同时，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显。品种上，玉米、稻谷阶段性过剩特征明显，小麦优质品种供给不足，大豆产需缺口巨大。布局上，粮食生产日益向东北等水热条件并不占优的北方核心产区集中，13个粮食主产区占全国粮食产量的75%以上，粮食跨区域流通和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产量与产能的关系上，产量高是好事儿，但资源环境牺牲大，持续保障粮食安全的生产能力还相当薄弱。产量与效益的关系上，高产量与低效益并存，特别是去年种粮纯收益开始下降，有的经营主体已经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如何通过改革，发挥流通对生产的引导作用，促进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升级，保护农民利益，是我们粮食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流通看，粮食供应充足，但“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的“三高”压力沉重。近年来，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调控机制不断健全，在国际粮食市场数次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保持稳定。但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完善，资源要素配置扭曲，粮食流通环节“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问题十分突出。当前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而且库存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中，占到85%以上，其中中央事权的粮食又占88%，财政负担重、资源浪费大。一方面是“高库存”，另一方面又“高进口”，特别是大豆和玉米替代品进口大幅增加，这既有生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有市场价格扭曲等流通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还有“高成本”，受流通现代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流通成本偏高，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要高1倍多。加快粮食流通改革发展，有效化解“三高”并存问题，是摆在我们粮食部门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从消费看，城乡居民粮食消费需求加快升级，但绿色优质粮油供给不足。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观念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仅满足于“吃得饱”，而且要“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突出表现为绿色优质粮油产品的消费需求旺盛，但当前这方面的缺口很大。粮食产品低端“大路货”多、高端精品少，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要求。比如，面包、糕点、饼干等强筋粉、弱筋粉制品的消费增长迅猛，但强筋小麦、弱筋小麦国内供给明显不足。粮食的流通方式非常粗放，“千人一面”、“万人一米”，与“盯人定量”的柔性精准流通方式距离甚远。从田间到餐桌的粮食质量安全体系还很不健全，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霉烂变质等粮食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现在不单有人到国外抢购“马桶盖”，也有的购买价格昂贵的进口大米。这就说明老百姓对质量可靠的高端粮油需求是很强烈的。如何实现从解决“吃得饱”到满足“吃得好”的“华丽转身”，这是我们粮食部门的新使命。

从改革看，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相比依然任重道远。强调，“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粮食生产了。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什么时候都要绷紧，一刻也不能放松。”这几年，随着粮食出现结构性、阶段性供过于求，国家粮食安全已经过关的思想苗头开始抬头，这是很危险的。从长远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仍然任重道远。在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双重约束趋紧的背景下，粮食稳产增产的难度不断加大，粮食产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对于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必须始终绷紧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这几年，粮食流通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相比，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粮食流通改革的差距还相当大。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与之相适应的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去库存、降成本也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实施。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粮食安全意识，真心实意地深化粮食流通改革，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从开放看，国内外市场加速融合有利于我们利用国际资源，但外部压力和挑战也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粮食行业也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扩大开放。这有利于我们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提高流通效率，拓展发展空间。但开放带来的外部压力和挑战也显而易见。特别是近年来全球粮食生产连续丰收、供给充裕，粮食价格持续低位运行，2017年粮食供需仍将保持宽松局面。由于价格倒挂等因素，国外的粮食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进口压力很大，势必要冲击我们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同时，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反全球化倾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我们必须加快粮食流通改革，推进粮食流通现代化，不断提高竞争力。

三、2017年工作基本思路和总体安排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是粮食流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做好粮食流通工作，要以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提升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加快粮食行业转型升级，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胜利召开。

（一）切实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粮食工作的主线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粮食系统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全力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国内粮食流通存在的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在于供求结构性失衡。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简单地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尤其行不通，必须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的办法解决结构性矛盾、破解难题。今年，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扎实有效推进收储制度改革。这是使市场在粮食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价格机制和收储制度不改革，农民生产的粮食国家“照单全收”，就不会有动力优化种植结构、提高粮食品质，结构性矛盾也就缓解不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改革玉米临储政策入手，下一步还要研究完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这是继1993年粮改、1998年粮改、2004年粮改之后，粮食行业的又一次重要改革，而且是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主动用市场化的理念推进粮食改革，把保障粮食安全建立在更加牢靠的基础之上。东北三省一区要继续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进一步激活购销主体，保障收购资金，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防止出现大面积“卖粮难”和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实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地区，要深入研究如何完善政策，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引导调节作用，更好地保障口粮绝对安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高端需求。

二是加快玉米“去库存”。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想方设法加快消化玉米库存。这是粮食行业贯彻“三去一降一补”最重要的任务。配合做好扩大燃料乙醇产量和使用区域工作，并且要深入研究探索消化玉米库存的新门路。结合发展产业经济，加大力度支持玉米加工转化。要加快政策性粮食竞价交易，鼓励多元主体收粮，鼓励企业和农民多存粮，努力减少政策性库存增量。协助有关部门在鼓励加工产品出口的同时把握好进口，坚决打击粮食走私。尤其是沿海沿边省份的粮食部门，要引导企业多用主产区的粮食，短期内虽然成本可能高一些，但对保持和增强主产区粮食的可持续生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大局。

三是切实增加有效供给。指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优胜劣汰、质量兴农。”粮食部门要发挥职能优势，主动作为、高掌远跖，探索建立“优质优价”的粮食流通机制。优质，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升的中高端粮油消费需求；优价，让种粮农民通过市场增加收入。我们粮食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引导农民调整粮食品种结构，推动粮食加工业改造升级，增加中高端产品和精深加工产品供应，由保障“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转到推动“种粮能赚钱、吃粮促健康”。

四是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要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加快改制步伐，积极稳妥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粮食经济。支持企业以资产为纽带，组建跨区域、跨所有制的粮食企业集团，开展全产业链经营，提升企业竞争力。

（二）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进粮食流通现代化

提升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的工作，也是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的主要抓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粮安工程”建设，使国内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迈了一大步，上了新台阶。针对粮食行业的“短板”，今后实施“粮安工程”，不再搞量的扩张，而是在质的提升上做文章。根据收储制度改革的新形势，集中力量再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管理的现代化，大力发展绿色储粮、生态储粮。要着力提高行业信息化水平，积极实施“互联网+粮食”，推进粮库智能化、管理数字化、调控信息化、交易网络化，尤其要加快构建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要着力推行“四散化”运输，发展多式联运，建设物流园区，打通重要节点，加快完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要树立大流通观念，各地粮食部门应利用行业优势促进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大力发展粮食加工转化，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在深化改革中完善粮食市场调控体系

总理强调，“面对复杂局面和多难抉择，我们要统筹处理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国扔牍外的关系，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有针对性地出招发力。”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粮食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更多粮源将由政府的粮库转到社会主体手中、转到市场上，粮食宏观调控需要逐步由依靠直接调控，转向以政策引导为主的间接调控。要切实转变观念，创新方式方法，加快构建与改革相适应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

一要完善粮情监测预警系统。这是市场化条件下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石。要健全涵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预警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全面准确掌握市场行情，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建立预测预警数据模型和粮食安全决策支持系统，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要完善储备粮吞吐调节机制。这是粮食部门的看家本领。要发挥好储备粮的“调节器”“蓄水池”功能，灵活运用收购、销售、轮换等方式，有效调节供求，合理引导预期，保持粮食市场稳定。要与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积极配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和价格等手段的调控作用。

三要建立市场化收购资金保障机制。要在继续发挥好政策性银行主渠道作用的同时，鼓励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收购、加工等信贷业务。在这方面，江苏、河南先跨出了一步，设立了用于粮食收购的风险担保基金，已运行两年多，效果不错。按照国务院要求，东北三省一区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中，分别设立了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对解决多元主体入市收购的融资发挥了作用。要认真总结经验，探索形成市场化收购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还要高度重视“粮食银行”等粮食金融模式的发展，以及粮食保险业务。金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粮食部门的同志一定不能墨守成规，要主动学习掌握我们陌生的调控管理方式，在改革大潮中站稳脚跟、发挥作用。

四要加强产销衔接。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支持和鼓励产销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形式多样、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促进区域间粮食供求平衡。

五要建立粮食运输协调机制。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中，国家粮食局与铁路总公司等单位建立了玉米运输协调机制，东北三省一区也与当地铁路局等建立了相应机制，共同制定运输需求与运力供给对接工作方案，统筹运力安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调运是粮食工作的一项老职能，只是实行托市政策之后淡化了，适应收储制度改革。要总结推广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过程中与铁路等部门协调合作的经验，全面建立与铁路、交通、物流等相关部门长期稳定的统筹协调机制，确保粮食运输及时、快速、安全，满足粮食调控需要。

（四）强化粮食市场监管推进依法管粮

托市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效地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后，成千上万的多元主体进入市场，必须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各地要充实监管力量，增加必要的经费，满足新形势下的粮食市场监管需要。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运用多种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粮食经营者信用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防止出现压级压价、“打白条”等坑农害农现象，坚决打击囤积居奇、欺行霸市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切实做到“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确保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到实处。要推动《粮食法》立法进程，加快修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做到有法可依，任何监管都要依法进行，并自觉接受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里，特别强调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这项制度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要做好考核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做好各环节考核，确保“首考”圆满。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推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五）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风险底线

指出，稳中求进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我们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化底线思维，牢牢守住四条底线，及时有效化解行业风险。

一是确保不发生大面积“卖粮难”。无论怎么改革，都不能影响粮食的生产能力，尤其不能出现大面积“卖粮难”，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底线之一。要按照完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的要求，抓好政策落实。强化玉米等市场化收购的监督检查，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坑农、害农行为，确保粮食卖得出、卖得好，全力维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是确保储粮安全。这是我们粮食行业“看家”的业务，如果储存的粮食都看不住、管不好，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粮食系统负责管护的粮食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我们一定要树立红线意识，全面实施“一规定两守则”，继续深入贯彻全国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化库存安全监督检查，层层压实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责任，既要做到安全储粮，又要确保安全生产，坚决避免发生大的粮油储存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

三是确保质量安全。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不出现大的粮食质量安全风险，是我们粮食工作的一条重要底线。我们要全面贯彻《食品安全法》和《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按照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管理要求，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加强对粮食流通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建立污染粮食处置长效机制，做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库存粮食的处置工作，严防流入口粮市场。

四是确保不断档脱销。粮食供应形势再好，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加强市场监测和跨区域调运，坚决防止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和价格大幅上涨。要进一步健全应急供应机制，完善应急供应网络，落实成品粮油储备，充分做好粮油应急准备工作，确保关键时刻靠得住、调得动、用得好。

四、认真抓好七个“突破口”

强调，“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明确了2017年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攻方向，还要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在七个方面精准发力，带动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一）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体系

总理指出，要“推进农I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专业化水平低，是我国农业的一个短腿。建立经营性的粮食产后服务体系，有利于增强市场化收储条件下农民售粮的议价能力，有利于粮食提质进档、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减少粮食损失浪费，有利于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后服务体系以开展代储存、代烘干、代质检、代加工、代销售“五代”业务为重点，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的建设主体以国有粮食企业为主，支持农业合作社、有实力的粮食经纪人、工商资本联合粮食企业共同建设或单独建设。建设方式上，以基层现有粮库为基础进行功能改造，配置清理、烘干等相应设备，提升粮食保鲜储存能力。原则上要盘活存量，不再新建库容。2017年将选择一批产粮大县开展试点，根据粮食产量、商品量、布局等情况和需要，每县建设3―5个产后服务中心，并给予必要支持。

（二）建设广覆盖的粮食质量检验检测网

明确指出，“当前，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的最大关切是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为了解决市场化收购条件下的质量安全问题，按照“机构成网络、监测全覆盖、监管无盲区”的要求，将质量检测功能向市县延伸。从今年开始，在人口大县（市）、产粮大县建立粮食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完善检验检测功能，开展第三方检验检测。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将粮食质量监管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加强粮油全产业链质量安全监测，及时排查粮食质量安全隐患，适时粮食质量安全信息。到2020年，新建1000个以上市县级粮食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三）建设智能粮库

粮库是实现粮食行业信息化的基础。前两年，中储粮在全系统推进信息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不少省级粮食部门去年下了不小的功夫，取得了积极进展。今年，要以地方储备粮库为重点大力推进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这是继“危仓老库”之后推动粮食仓储现代化的又一重要工程，我们一定要精心规划，务实推进。要明确智能粮库的几个主要功能并制定标准，重点建设。为了避免形成“信息孤岛”，降低建设成本，通用功能的软件尽可能统一开发，硬件也力求标配。建设智能粮库不能为信息化而信息化，一定要克服盲目性，坚持实用、管用、好用的原则，不搞大而全、花架子，更不搞形象工程。必须杜绝漏洞、严防腐败，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7

一、进一步健全粮食质量安全监管体制机制

（一）健全粮食质量安全监管体制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粮食质量安全工作，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健全机构，强化职能，充实力量，确保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快捷高效。

按照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原则，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将包括中央储备粮在内的各种性质粮食的质量安全纳入监管范围，强化层级监督和监管重心下移。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联动机制，建立健全粮食行政执法体系，不断提高粮食行政执法能力。实现粮食质量安全“机构成网络、监测全覆盖、监管无盲区、系统无风险”的工作目标。

（二）完善粮食质量安全工作机制

进一步落实和细化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门要坚持开展例行监测、专项监督检查。市、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对粮食经营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并为粮食经营企业和售粮农民粮食烘晒、清理及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无害化处理等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

建立和完善粮食质量安全工作信息报送制度，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向省级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和国家粮食局报送粮食质量安全工作信息。报送内容包括本行政区域的粮食质量安全工作重要动态、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重大项目建设成果、案例分析、粮食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和处置情况、工作建议和研究成果、新情况和新问题等。对于粮食质量安全突发事件、例行监测和专项抽查结果，要及时报告省级人民政府，并向有关部门通报。

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妥善应对与处置群众关心的粮食质量安全热点问题，正确引导舆论。

（三）强化基层粮食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推进粮食质量安全工作重心下移，落实粮食质量安全地方责任制，强化地方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监管队伍、监管能力建设，突出抓好县级粮食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力量建设，充实基层粮食检验监测力量。

二、加大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四）深入开展粮食质量安全治理整顿

加强粮食质量安全重点环节整治，突出源头治理，落实库存粮油分类储存制度、储粮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制度，严格管控粮食收购、储存、出库、销售等重点环节的质量安全。加强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管理。继续坚持开展全国库存粮油质量安全专项检查。从修订标准、完善制度等环节着手，排查和治理“潜规则”问题，防范系统性质量安全风险。

（五）严厉打击粮食质量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粮食收购、储存活动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中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加大粮食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排查粮食质量安全隐患。在原粮收购、储存环节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中发生的粮食质量安全案件，一经查实，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并从技术鉴定等方面配合公安、司法等部门依法从严惩治粮食质量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六）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

进一步加强粮食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坚持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将隐患排查与日常监管、风险监测和专项抽查等工作相结合。对收获粮食质量的安全监测，要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切实掌握粮食质量安全总体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导粮食收购，促进科学合理利用粮食资源。进一步强化出入库粮食质量监督抽查，严防质量不安全粮食进入口粮市场。

（七）加强粮食经营监管

进一步加强粮食收购资格审核和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工作，完善军粮、救灾粮和其他政策性粮食经营单位资格管理制度。对质量管控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要限期整改；对限期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则取消其相应资格。

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执法检查和日常巡查，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重点企业要加大抽检力度，提高抽检频次，增加抽检样品数量。对规模以上的粮食经营者，要重点检查其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是否落实，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健全，质量管理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执行是否严格，质量安全保障措施是否有效。

加强粮油加工行业管理。配合有关部门深入开展米、面、油等加工企业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完善米、面、油及主食加工行业准入条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大粮油加工企业技改项目支持力度，支持加工企业食品安全检验能力建设，提升产品质量。

充分发挥粮食行业协会的作用，推进“放心粮油”工程，加大“放心粮油”进农村、进社区力度，积极开展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增加服务网点，进一步推进主食产业化。

三、落实粮食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八）强化粮食经营者质量安全管理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粮食经营者的指导，督促粮食经营者进一步落实粮食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健全粮食出入库检验、索证索票、质量档案以及仓储单位备案、相关从业人员定期培训和持证上岗等制度。加强对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检验，规范自检行为。严格执行粮油标准、技术规范、操作规程，严防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推进仓储信息化建设，实现仓房设施标准化、技术装备现代化，确保储粮质量安全。

（九）落实企业负责人的责任

粮食企业要明确质量安全主管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责任，切实将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到位。对于违法违规经营企业，依法追究企业法人代表、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与粮食收购资格、代储资格以及其他经营资格审核挂钩，强化惩戒措施。

（十）加快粮食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大力加强粮食企业守法经营宣传教育工作，加强粮食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开展示范库点活动和粮油加工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开展粮食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提高粮食企业诚信意识，规范经营行为，营造行业诚信环境，推动行业自律。

四、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

（十一）加强监管队伍建设

大力加强基层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队伍培训、考评机制。定期、适时开展粮食质量安全监管队伍法律法规、业务技能教育培训，建立《个人学习档案》，实行规范化考评，提高监管执法能力，打造一支素质较高、执法规范、响应及时、应对得力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队伍。同时，要不断提高质量监管执法的装备水平，争取财政资金投入，重点增加现场快速检测、调查取证等设备的配备，提高监管效力。

（十二）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宣传和组织实施，进一步强化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做好标准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价工作，积极参与相关技术研究和标准制修订工作。

（十三）健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

建立健全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体系，扩大监测范围，增加监测频次、监测指标和样本量。严格监测质量控制，提升样品采集、检验的时效性，确保检验数据准确可靠，切实提高数据分析及研判速度，保证监测数据的代表性、连续性和系统性，提高发现粮食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的能力。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的统一协调下，粮食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会商机制，统一制订实施风险监测计划，统一监测管理体系和工作程序，统一数据报送、归集和分析，完善数据报送网络，实现数据共享。

（十四）加强检验监测能力建设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在现有粮食检验资源基础上，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国家粮食局2012年9月印发的《全国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能力“十二五”建设规划》的要求，做好组织落实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各级粮食检验监测机构要加强自身管理，发挥行业优势和技术优势，拓展业务范围，扩大服务领域。

（十五）加快粮食质量安全信息化建设

促进粮食流通数据平台的互联互通，提高粮食质量信息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水平。落实国家粮食局《推动粮食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在粮油仓储管理、粮油加工、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和粮食监督检查等方面，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纵向贯通和横向连接的全国粮食质量信息化网络体系。

（十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与完善粮食质量安全应急预案，明确事故分级和处置原则、措施；健全组织机构和应急处置体系，明确人员，明确职责；完善事故预防、应急准备、监测预警、事故报告、指挥协调、信息、应急保障、应急响应和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应急指挥决策、应急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提高预警预判和危机管理能力。

五、完善相关保障措施

（十七）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政策法规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规章制度，特别是针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以及生芽、生霉的粮食，要积极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收购和处置的政策建议。

（十八）争取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地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粮食质量安全工作，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力争将质量监管人员经费及行政管理、设备购置、风险监测、监督抽查、科普宣教等各项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十九）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科技支撑

加强粮食质量安全学科建设和科技人才培养，建设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专业化粮食质量安全的科研队伍。充分利用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科技资源、科研力量，开展粮食标准、无害化处理、检验技术研究和相关仪器开发，积极推广应用粮食质量安全科研成果。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组建粮食质量安全专家委员会，为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研判、预警和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六、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二十）加强宣传和科普教育

根据《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2～2015年）》，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利用“世界粮食日”、“放心粮油宣传日”、“食品安全宣传周”和“粮食科技活动周”等活动，普及粮食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介绍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成效和典型经验，加强宣传引导，树立公众消费信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十一）推行粮食质量安全有奖举报

研究建立粮食质量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细化具体工作程序，公开投诉举报渠道，严格执行举报保密制度，鼓励和推动社会公众对粮食质量安全工作的参与和监督，构建群防群控工作格局。

七、加强粮食质量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十二）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粮食质量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职能机构，认真履行职责，主动防范、消除粮食质量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切实解决各种粮食质量安全问题，使各项粮食质量安全工作落到实处，推动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再上新台阶。

（二十三）严格责任追究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8

一、对现行国家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先后启动了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沃土工程、种子工程、植保工程、节水农业、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等项目，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连续9年出台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粮食直补政策，启动实施了良种直补、农机购臵直补、粮食最低收购价、农资综合直补等措施，由此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这些政策主要针对种粮农户，以粮食生产为重点，属于普惠性的粮食产业政策，它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和增加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4%以上，商品粮数量占全国的80%以上。为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从“六五”末期开始到1992年止，原国家计委在粮食主产区建设了362个国家商品粮基地县。1993年，国务院通过了原国家计委提出的扶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的九项政策措施，在基础设施和仓储设施、“三高”农业、良种引进、小城镇建设、农业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从1994年起，国家每年安排65亿元专项贷款，扶持商品粮棉大县发展经济，其中粮食大县523个，棉花大县150个。1995年，中央提出“要有重点地选择若干片增产潜力大的地区，集中投入，建成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从1996年起，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在粮食主产省区以地市为单位，集中连片建设国家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截止2007年底，国家累计安排中央投资39亿元，先后在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区，建设了60多个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2009年国务院通过的《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提出从13个粮食主产省区选出680个县（市、区、场），着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2010年9月，国务院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全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座谈会，明确国家支持“三农”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要进一步向主产区倾斜，农业发展项目要优先安排给主产区，资金投入要重点用于主产区。2012年，在财政部安排的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资金中，粮食主产区占61.0%，比上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涉及粮食主产区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支持商品粮基地建设和产粮大县发展的相关政策；二是中央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的普惠政策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这些政策虽然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尤其是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但由于没有考虑到粮食主产区的特殊性，至今仍缺乏一个独立完善的国家粮食主产区政策，致使粮食主产区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成为当前中国主要的关键问题区域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这种只有单一的粮食产业政策而没有完整的粮食主产区政策的中央援助政策，日益暴露了诸多弊端。

1.忽视了粮食主产区的特殊性。目前，中央支持粮食生产的相关政策大都是普惠性的，而且主要局限于粮食生产和粮食产业发展，局限于生产性的政策范畴，即围绕扩大粮食生产而出台各种惠农政策，忽视了粮食主产区除粮食产业之外的其他区域性政策需求，由此导致主产区粮食生产与加工转化之间的不协调，相关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滞后，地方财政包袱沉重，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更重要的是，面对粮食主产区长期存在的多方面利益损失，至今仍缺乏一个完善的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这种利益补偿机制是建立主产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粮食主产区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2.加剧了粮食主产区的萎缩趋势。建国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由南方持续向北方转移，由东部、西部逐渐向中部推进，其中东南沿海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主产区的边界明显地呈现出缩小趋势，粮食净调出地区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伴随着粮食调运由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中国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顾莉莉，2011）。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30个省市区中，有21个是粮食输出区（包括江苏、广东、浙江在内），而到90年代初中期，全国只有9个省份粮食可以外销（陈文科、刘田喜，2004）。目前，在国家确定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能够大量调出粮食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区，江苏、湖北、四川已经成为粮食短缺省份，其他5个省份（辽宁、山东、江西、湖南、河北）只略有盈余。很明显，近年来粮食主产区的萎缩已经严重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

3.激化了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矛盾。种植粮食的比较利益低，为保障粮食生产，主产区地方政府给予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包括地方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农业科技支出、各种配套资金以及落实各项补贴地方财政支出等。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落后的主产区把其生产的粮食调往相对发达的主销区，实际上也伴随着粮食补贴和利益的转移，由此形成了“穷区”补贴“富区”的不合理现象。譬如，2010年安徽省用于粮食的各种支出162.19亿元（不包括市县两级配套），其中省级支出78.3亿元。按全省生产粮食616亿斤计算，每斤粮食含有补贴0.263元，其中省级补贴0.127元。当年安徽省共调出省外粮食190亿斤，据此推算，全年流往省外的粮食补贴共50亿元，其中流出的省级粮食支持补贴24.16亿元（张谋贵，2012）。这种补贴转移和利益流失，无疑加剧了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矛盾。

4.不利于发挥政策综合集成效应。目前，在支持粮食主产区建设中，各部门多头管理，重复建设，资金投入分散，难以发挥政策的综合集成效应。特别是，受现行条块分割体制的影响，中央支农资金分属不同的部门分配和管理，各部门均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部门间协调配合难度大，导致支农资金在分配、使用和管理上渠道紊乱，甚至出现重复建设、多头建设的现象。如农业部门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包括水利设施投资，水利部门也有水利建设资金，两块资金在主产区因渠道不同难以捆绑使用。显然，部门分割的惠农政策造成了粮食生产发展各环节苦乐不均，如水利部门过剩的扶持资金难以用于粮食仓储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加剧了资金使用的分散，降低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不利于粮食主产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央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理论基础

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对中央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已经没有异议。但中央政府究竟如何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国家各种支农资金和政策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这也是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近年来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做法。如前所述，单纯的“向主产区倾斜”的做法，并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主产区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且容易滋生诸多方面的弊端。另一种看法是主张“在新的扶贫战略中把粮食主产区作为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设立专项扶贫资金给予重点扶持”（张辉等，2009）。虽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相当部分集中在粮食主产区，但粮食主产区与贫困地区毕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区域，二者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目标均具有较大的区别，因而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家扶贫政策来解决粮食主产区的所有问题。粮食主产区是一种独立的关键问题区域，其所面临的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主产区的问题，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实行专门的国家粮食主产区政策，全力支持粮食主产区尽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所以要实施专门的国家粮食主产区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粮食主产区承担着国家战略功能。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准公共产品，粮食安全具有正的外部性。由于粮食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实现粮食供求均衡（杨建利、靳文学，2012），往往需要政府支持以保障稳定供给。同时，粮食也是一种弱质产业，其比较利益低。为保障粮食安全，通常需要政府给予大量补贴。2009年，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生产者补贴）高达2520亿美元，占农业总收入的22%，其中美国该比重为10%，欧盟为24%（邵立民，2011）。粮食主产区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区，承担着生产粮食产品和生产生态产品的双重功能。按照2010年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粮食主产区是一种农产品主产区，属于限制开发区的范畴。这类区域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要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障农产品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显然，粮食主产区以生产粮食为主体功能，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剥夺”了粮食主产区的开发权限，限制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如果粮食主产区单纯从经济利益出发，像过去东南沿海某些地区那样，改种粮食为“种房子”，肯定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因此，中央应对粮食主产区因被“剥夺”或丧失开发权限，承担国家战略功能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做出的牺牲进行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耕地保护补偿；二是提供生态产品的生态补偿；三是因“剥夺”开发权限而造成的利益损失补偿。从这一点上讲，实施国家粮食主产区政策，其核心就是建立完善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2.粮食主产区是一类关键问题区域。目前，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困人口较为集中，“三农”问题突出，农产品加工转化滞后，地方财政包袱沉重，资金入不敷出，是一种典型的关键问题区域（魏后凯等，2011）。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原因是粮食主产区承担了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的重任，没有以牺牲粮食和耕地为代价去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除此以外，由于中国粮食生产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在没有合理的转移支付或补偿制度安排的前提下，粮食主产区必将因粮食生产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2009年，全国1052个产粮大县人均财政收入低于本省平均水平约100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215元（李方旺等，2012）。黑龙江省70个产粮大县（包括国营农场）中，有43个县财政收入不足亿元，有21个属于贫困县（联合课题组，2012），其县域经济发展能力低下。相反，粮食主销区则通过对农业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排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胡靖，2009）。其结果，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2003年，粮食主销区人均生产总值为31380元，主产区为9788元，二者相差21592元；到2010年，粮食主销区人均生产总值迅速提高到82152元，而主产区只有31216元，二者相差52936元。在1995年之前以及1997-2005年间，主产区与主销区人均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也出现扩大趋势。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投资不足，加上缺乏自我积累的内在机制，导致主产区农业基础脆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缺乏。因此，对于像粮食主产区这样的关键问题区域，必须借助国家干预的力量，实行特殊的区域援助政策，采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综合政策手段，帮助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之尽快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3.粮食主产区遭受着风险和利益流失。粮食主产区为确保粮食生产，不仅承担了种粮的各种自然风险，而且还要承担各种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由于粮食产品的特殊性，即非完全市场性、社会效益性、政治目标性，造成主产区所承担风险的报酬不能通过市场获得，而必须通过政府采取政策手段给予经济补偿（史忠良等，2006）。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粮食主产区所创造的价值和利益通过一系列不合理的机制流向了区外。一是粮食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受国家定价制度的影响，中国粮食价格长期偏低，而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价格近年来迅速上涨，这种价格剪刀差导致粮食主产区的利益大量流失；二是粮食价格与粮食加工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主产区提供的大多是廉价的粮食原料及初级产品，而城市和主销区则利用这些廉价原料进行精深加工，生产价格较高的粮食加工产品，由此导致粮食主产区创造价值和利益的转移。显然，如果没有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主产区把其生产的粮食全部就地转化，自然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但这会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三是主产区粮食生产、储存和销售需要承受巨额费用。如前所述，主产区地方政府要为粮食生产支付大量的补贴，同时为完成储备粮任务，地方政府及粮食企业还要承受巨额仓储、损耗、利息等费用（联合课题组，2012）。因此，伴随着主产区大量粮食的调出，实际上隐含了主产区补贴和利益的流出。这种补贴和利益主要流向了较为发达的粮食主销区。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客观上也需要中央政府制定实施综合性政策措施，对粮食主产区给予经济援助和补偿。

三、当前粮食主产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粮食主产区是商品粮生产、供应和储存的重要主体。从我们对江西省南昌、九江等地的调研看，近年来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粮食主产区建设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现行政策不完善，当前粮食主产区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1.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中国粮食主产区除东北区外其余绝大部分地方粮农生产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户均耕地面积少，经营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技术落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至今仍滞留在有限的耕地上，严重制约了粮食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千家万户式的小规模种植生产模式，造成粮食品种繁杂，不利于收购储存。仅南昌县粮食品种早晚稻多则16个，少则10个。由于品种存在着差异，收购价格不一，收储存放不一，导致收储存放难度加大，粮食品种混存现象时有发生，给粮食储存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在利益驱动下，农民生产的粮食水分偏高，杂质超标，导致粮食标准难以执行，质量难以控制，给粮食保管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2.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化水平低。目前，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大部分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能老化，配套不全，保障功能下降。即使是南昌市，农田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大部分保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急需更新改造。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力度，推进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现代农业标准良田建设、基本农田示范区建设、增减挂钩试点土地整理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项目，但由于部门利益多单位分头实施，规划不合理、不配套、不达标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同时，主产区粮食加工增值率低，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不高，至今仍未改变初级产品加工企业多、规模小，精深加工水平低、企业少的局面。国家对主产区粮食产业化扶持资金少，部级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实力不强，缺乏引领粮食产业化经营的真正“龙头”。此外，粮食市场和物流业发展滞后，也严重影响了粮食产业化进程。如南昌市作为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既是产区也是销区，粮食流通量大，但至今全市没有一个大型的上规模的集批发、交易、物流为一体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中心。

3.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在粮食主产区，由于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加上农资和用工成本快速上涨，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2008年以来土地租金、农资、人工、机耕等价格大幅上涨，种粮成本迅速增加，由此降低了农民种粮的收益，影响了种粮的积极性。相比之下，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涨，而粮食价格又保持相对稳定，致使种粮收益与种植经济作物收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大部分农民除了种植满足自己口粮的粮食外不愿多种。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构成重大威胁。

4.仓储设施投入不足，政策性粮食保管标准偏低。国有粮食企业是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中央储备粮、托市粮和国家临时储备三大政策性粮食轮换收储任务。但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地方国有粮食仓储设施改造维修资金几乎没有投入，导致地方国有企业仓储能力逐年下降，仓储设施陈旧老化，市、县级储备粮规模不到位，政策性粮食在民营企业储存，直接影响到政策性粮食收购任务和粮食储存安全。而民营企业保管技术缺乏，又无专业技术人员，储备粮储存安全难以保障。同时，自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粮食储备制度以来，中央政策性储备粮轮换费和保管费标准从未作调整，随着粮食市场收购价格逐年上涨，收购成本增大，中央储备粮轮出轮进粮食差价拉大，致使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粮食轮换出现普遍亏损，加上现有人力成本、保管药品成本不断上涨，国有粮食企业轮换粮经济效益微乎其微，甚至粮食企业承担着亏损的沉重包袱。

5.粮食补贴方式不完善，操作成

本高、监管难。2004年以来，为扶持粮食生产，国家先后实施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臵补贴等惠农政策。这些政策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补贴资金分散、实施环节多、工作成本高、监管难度大等问题。一是补贴方式不完善。除种粮大户外，目前各项补贴资金均是采取普惠制办法发给农田原承包土地的农户，并不与是否种粮挂钩，严重影响了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操作成本高，工作经费缺乏。目前出台的补贴政策项目多，实施面广量大，操作程序复杂，涉及申报、统计汇总、公示、资金兑付、建档立册等诸多环节，工作量大、成本高，而国家补贴又未包括此项工作经费，由此加大了政策落实难度和地方负担。三是农用水费和电费难收。由于实行了粮食补贴，导致部分农民在共用投入方面不愿出资，农户多年拖欠集体的农用水电费难收。由此造成部分村用补贴款扣留抵水电费的违规做法。

6.地方财政包袱沉重，乡镇债务风险较大。粮食主产区农业比重大，地方财源短缺，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往往是“产粮大县、财政穷县”。2010年，全国458个粮食生产大县平均每县实现粮食总产量达5.6亿公斤，是沿海开放县和长三角经济区县的2.07倍，而平均每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相当于沿海开放县的46%，长三角经济区县的29%，平均每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也仅相当于沿海开放县的72%，长三角经济区县的52%，地方财政自给率仅有49.5%，远低于沿海开放县和长三角经济区县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乡镇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数多，人员经费支出大，乡镇财政债务风险较大。据我们实地调查，截止2009年底，江西南昌县乡镇级共有财政供养人员13690人，平均每个乡镇856人；全县乡镇共有各项债务33016万元，平均每个乡镇2064万元，占乡镇级一般预算收入的81.3%。

四、中央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的政策导向

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中承担着核心作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粮食主产区发展步伐，当前亟需在进一步完善国家粮食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以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和国家区域补偿政策为重点，制定实施专门的国家粮食主产区政策，把普惠性的粮食产业政策与特惠性的粮食主产区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有机融合。普惠性的粮食产业政策主要针对种粮农户，以粮食产业发展为重点，以保障粮食生产和安全为目标，属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范畴；而特惠性的粮食主产区政策主要针对国家划定的粮食主产区，以刺激地区发展为重点，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属于国家区域政策的范畴。在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只有把粮食产业政策与粮食主产区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主产区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使主产区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的同时，能够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小康和现代化。显然，这是关系到中国三步走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问题。

1.明确粮食主产区的范围和标准。目前，中国对粮食主产区并没有明确的范围界定。在现有政策操作中，通常以省域来界定粮食主产区，如国家认定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显然，以省域划定粮食主产区具有诸多弊端。一是省域范围太大，这样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各省区内部差异明显，无论是主产省区还是主销省市，都可能存在粮食主产县；三是以省域划定主产区，容易使现有主销省市逃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是主产省区和主销省市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从提高政策实施效果的角度看，粮食主产区应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地域单元。当前，可以考虑根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商品量（率）、粮食增产潜力等指标，划定全国的粮食主产县，以此作为国家实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依据。在一定时期内，对粮食主产县集中连片的主产区，国家应给予重点支持。无论是粮食主产县还是非主产县，都应该划定粮食主产乡镇。

2.科学制定粮食主产区发展规划。粮食主产区既是一类保障粮食供给的主体功能区，也是一种面临诸多问题的关键问题区域。作为一种关键问题区域，粮食主产区目前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单纯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迫切需要中央给予有力支持的特殊问题。对于这类区域，既要明确其主体功能定位和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应给予其相应的权利，确保其应有的经济利益，做到责权利相统一。为此，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尽快制定实施《全国粮食主产区发展规划》，科学界定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明确新时期全面推进粮食主产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边界，为促进主产区科学发展，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明方向。应该认识到，提高粮食主产区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主产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的责任。

3.完善粮食主产区援助政策体系。要根据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对现行的国家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的各类援助政策进行整合和调整，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工具，构建完善的国家粮食主产区援助政策体系，全面推进粮食主产区建设。一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对粮食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应直接拨付到县。二是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低税或减免税政策。鼓励外商、主销区和区外企业到粮食主产区投资，对从事公共基础设施、节能环保、粮食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资经营所得，实行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三是按照摸清情况、分类核实，区别对待、消还并举，各级共担、逐年化解的思路，建立粮食主产区乡镇债务消除和控制机制，防范和化解乡镇财政风险。四是增加信贷资金对主产区农业的投入，扩大主产区银行的农业贷款规模，调整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扶持对象和范围，加大对主产区种粮大户、非公有制粮食营销和加工企业的扶持。五是建立政策性粮食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和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对主产区农业政策性灾害保险应逐步降低农户出资比例，并提高财政保费补贴标准。

4.加快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护耕地和粮食生产的特殊使命，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全国农产品供应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为全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当前，很有必要按照粮食净输出（入）量标准，建立多元化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让中央和主销区承担更多的粮食安全责任。一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国家粮食主产区建设专项资金，重点加强粮食主产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粮食补贴，提高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二是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引导粮食主销区建立商品粮调销补偿基金，对粮食主产区进行补偿。该基金规模应以粮食净输入量为依据，由主销区地方财政按每公斤粮价10%-15%的比例提取，转移支付给输出粮食的主产区地方政府，主要用于加强主产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种粮补贴和农业产业化，从而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供应能力，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户种粮的积极性。同时，要率先在粮食主产区推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并将粮食主产县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的范围。

5.进一步完善国家粮食补贴政策。要明确补贴对象，完善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简化补贴程序，增加工作经费，建立形成长效机制，确保各项补贴稳定化、长期化和制度化，消除政策的不确定性。一是明确补贴对象。按照谁种田谁受益的原则，进一步明确把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资金发放给种粮农户而不是承包田主，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二是完善补贴方式。实行与种粮规模和粮食产量挂钩的直补方式，将现行按计税面积补贴改为按种植面积、单产水平和商品量给予补贴，使粮食补贴向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倾斜，促进粮食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进一步完善农资补贴方式，采取对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等进行直接补贴的办法。三是扩大补贴范围。将主产区玉米、水稻、大豆、马铃薯等全部纳入良种补贴范围，并对主产区农用水电费和粮食企业烘干设备购臵给予适当补助。四是提高补贴标准。继续增加粮食直补资金，提高良种补贴和农资补贴标准，至少使补贴标准与物价和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同步。五是增加工作经费。将粮食补贴工作经费纳入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加大经费投入。

6.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一是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项目要优先安排给主产区，资金投入要重点用于主产区，以增强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减灾能力。二是加快推进主产区公共事业的建设，提高交通通信、科技推广、文化教育、广播电视、医疗养老、环境卫生、社会救助、清洁用水等公共产品服务能力，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以县为基础，对现有各项国家和省级农业发展项目进行整合，集中资金、人力合理规划，以村为单位成片建设，搞好配套协调，提高标准良田的基础地力。四是实行国家和地方联合投资，重点建设和批次建设相结合，突出抓好主产区粮食生产大县和增产潜力大县建设，优先建设一批示范性的产粮基地县，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五是继续加大对主产区中低产田改造的投入，重点扶持开发潜力大的粮食生产大县，并提高项目区亩投入标准，建成一批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粮食核心产区。

7.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