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范文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1

从事电视新闻的业内人士都知道，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就是电视记者在新闻现场直接向观众口头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形式。现场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记者直接“出镜头”，当面向观众叙述所见所闻，这就打破了电视新闻过去那种现场画面加解说的传统报道格局，从而开创了电视新闻独特的播报方式。

笔者认为，现场报道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传播优势：

一、电视记者与观众直接交谈，进行“一对一”的传播，使观众倍感亲切可信

电视新闻的现场报道与一般现场实录的新闻片的主要区别在于：记者直接出现在现场向观众作实地口头报道。电视记者通过现场报道，就好像把新闻现场和新闻人物一齐带到了观众面前，向观众当场阐述所发生的一切情景。比如：2001年伊春电视台的《警察用救人质 劫匪当场毙命》、2003年《人工增雨作业 灭山火显威力》两件现场短新闻，都是以记者现场报道的形式进行播报的，不仅大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可视性、可信性，而且还分别获得了“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奖”的一等奖。这种传播方式有一种超越媒介的穿透力，产生了当面的、一对一的直接传播效应，这就大大缩短了传者与受者的距离，增加了电视新闻的真实感和亲切感。

二、电视现场报道强烈的现场感，能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参与感、介入感

电视记者作为新闻事件的目击者甚至参与者向观众讲述现场的特定环境，气氛甚至种种细枝末节，除了电视画面已揭示的内容以外，都可由电视记者向观众作口头报道，使新闻事件的发展变化展现在观众眼前。在“汶川地震”、 “北京奥运”“玉树地震”期间看电视新闻，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新闻事件现场进行现场报道的记者们。通过他们现场报道，仿佛把人们带到了新闻事件现场。正是因为电视记者们的现场口头报道，才使广大电视观众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也唤起了全民族空前的爱国激情、空前的凝聚力。

三、传播速度更快,双向互动传播

除了上述几点优势之外，现场报道还具有传播速度快、现场感强、信息量大、双向传播等优势。

1.现场报道是“采摄分家”。记者在事前深入采访的基础上，设计好具体的报道计划，拍摄相应的报道画面，记者可以在现场与事件发生、发展的同时，进行现场直播式的报道，这样，省去了后期剪辑、播音等道工序，观众在银屏上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场报道，时效之快是传统的报道形式所不能比的。

2.现场感强、可视性强。现场报道之所以现场感强，是因为现场报道采用现场抢拍、现场采访，记者与采访对象面对面的交流，记者在现场即兴主持，即兴采访，真实的现场音响，富有动感的现场氛围，赋予报道浓郁的现场感。如：2006年吉林市化工厂事件，使松花江水受到严重污染。当时，黑龙江电视台黄晓丽等记者就有好几篇连续的现场报道格外引人关注。一是现场采访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专家，由权威专家鉴定水污染治理情况，大大增强了报道的权威性；二是抓拍到省领导现场喝水的画面，是报道更具可信性；三是几篇报道都是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口头叙述，完全没有后期播音员的解说，再加上相得益彰的现场画面，使整个报道更具有可视性。通过几篇连续的现场报道，使观众对整个事件的过程和事件进展更加清晰，也使观众有参与、亲临其境之感，它缩短了新闻事件的传者与受者的心理距离，得到了观众的接受和理解。

3.声画结合，信息量大。在电视新闻报中长期存在的弊病之一就是声音与画面脱节，各行其是，结果是互相抵消了预想的传播效果。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第增长，对新闻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闻传递信息的总量不断加大。新闻报道千方百计地在短时间内传播更多的信息，记者在现场对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作的简要的介绍和评述，突破了新闻短、信息量窄的局限，记者在现场采访过程中，通过现场口头报道使新闻报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传递给观众的信息量明显增加。

4.双向传播，情感交流。记者在现场报道中，不仅向观众作语言传播，而且也借助面部表情、动作姿态等与观众进行交流。这些表情、动作虽然本身没有明确的文字概念，但是它与记者的口头报道浑然融为一体，就收到了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现场报道中，现场的环境、气氛、音响、记者和被采访对象的表情、神态这些非语言符号也都在传递信息，并进一步增强了语言传播的信息作用。观众受画面上新闻现场的特定场合和气氛的影响，也受记者与新闻人物、新闻事件的情绪影响，也就顺理成章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这种情感的交流对观众的心理起到了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所以说，现场报道对观众情绪的影响要比其他报道形式更直接、更强烈。

四、现场报道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笔者认为，对从事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的前方记者最起码要做到以下几点：

1.从事现场报道的电视台记者要格外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包括言谈、神态、举止、仪表等等。

2.从事现场报道的电视台记者，要在新闻事件发生、进展的现场，迅速准确地选择新闻事件与新闻人物，或口齿伶俐、语音纯正地现场口头报道有关新闻事实，或访问有关新闻人物与知情人物，还要指挥摄像记者及时捕捉到有价值景和感人特写画面。

3.从事现场报道的电视记者，不仅要负责现场报道的开场白、串联词、结束语等工作，而且每当遇到突发性事件、新闻事件发生重大转折以及重要的新闻事实时，前方记者既要进行即时报道，也要进行即时评。这就要求从事现场报道的电视新闻记者起码应该是集采、编、播、评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2

关键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经济总量已经排名全球第二；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态度，中国的决策随时牵动世界各方政治力量的关注。但是，与中国国际大国地位不协调的是其传媒机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影响面都很微弱。拥有13亿人口、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安理会五常之一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主要还是通过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体来描绘，来定调。以前中国是“人微言轻”，而今“人重”了，可“言”依然轻。

当今传播全球化其实质就是传播美国化，这种格局已经、而且将要继续影响中国来之不易的复兴崛起之路。没有舆论主导权，任凭美国主导的国际传媒来描绘中国，其结果就是中国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可见度低，在媒体中的形象仍然以负面为主。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必然在国际事务中追求更多符合自己利益的诉求，而这种诉求将不同程度与这些国际传媒强国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冲突，渴求在利益冲突中让对方控制的媒体为自己说公道话，那无疑是与虎谋皮。国内有研究机构曾经对美国三大主流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的全年涉华报道进行定量内容分析，发现这三家主流日报全年对华报道只占其总版面的1%到2.2%。怪不得前些时候，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开播《中国周》电视栏目后，中国同行居然当成新闻广泛报道。而就在这微乎其微的涉华报道中，相当部分内容还是负面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副主任王国庆曾经公布一数据，对美国三大主力日报涉华报道抽样调查，发现在涉华的243篇抽样报道中，正面报道25%左右，负面报道34%左右，中性报道40%左右。中性报道占多数，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这同上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报道占比60%到70%相比，有一定改观，但妖魔化中国仍是西方一些媒体时隐时现的主题。

以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将继续维持下去，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传媒集团军必须首先认清自己的不足，盘点自己的优势，研究应对策略，从而在当今国际传播格局中谋求自己应有的地位。

我国传媒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现状

在中国传播全球化的征程中，其主要生力军主要有四家单位，即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和国际频道，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和国际频道通过美国新闻集团旗下覆盖全美的直播电视集团进入到美国多个城市和十多所大学。央视英语频道和西班牙语、法语国际频道的广播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基本可以覆盖全球。但是中国电视媒体在国际新闻传播和对外新闻传播方面与西方传播强国相比，其差距很大。在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突发重大新闻事件中，我们的电视媒体通常出现集体缺席和失声。有时候央视不得不连线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的报道，但这种报道没有现场鲜活的图像，更不是英语直播，这都让我们的电视媒体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落于下风。如果不能抢第一时间，同时也没有图像直播，怎么能让受众相信你的新闻报道是及时，客观，公正和全面的。

在美国的朋友反馈回来的信息说，在美国要看中央电视台4频道和英语9频道等中国大陆其它频道还是很不方便，因为这些频道都是附加在美国主流频道之外，还要再单独收费。在美国许多城市和酒店根本就收看不到央视英语频道和国际频道，如果要收看，就要花数百美元通过专门的公司安装接收设施。这都让观众知难而退。

在通讯社方面，我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境外设有140多个分支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覆盖全球的新闻信息采集网络，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用中、英、法等8种文字，向世界各类用户提供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和经济信息产品。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是新华社主办的跨国新闻电视台。开通的中文台、英语台24小时不间断播出新闻节目，节目信号卫星覆盖亚太、北美、欧洲、中东、非洲等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55亿人口，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新华社对外新闻稿的国际落地率仍然较低，国际主流媒体如美国CNN和各大主流报纸采用新华社稿件很少。对外稿件在国际上落地率低，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有些活就是白干了，其结果就是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大大降低。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际同行竞争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我们非英语国家编辑的英语稿件可能也不符合外国受众的口味。

在广播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使用43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截至2006年底，每天累计播出节目1100多个小时，遍布世界各地的听众组织已达3600多个。虽然广播是所有传播媒介中最便捷的传播形式，但是，在当今卫星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它并不是一种便捷的传播信息接收形式。很少有人随身带一个广播接收器，收音机等装置。如果有的话，多存在于老年听众，以及非洲、拉美等不发达地区。而这样的受众群体对于我们诉求的国际传播战略，显然影响有限。另外，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竞争同行如BBC等几乎都是隶属于大型综合传媒集团，无论是在技术，资金还是信息来源的丰富性上远不是中国国际台所能匹敌的。

在报章宣传方面，《中国日报》是我国对外宣传的主要英文纸媒。《中国日报》目前发行到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近一两年也在国外抢滩布点，在美国和中国香港开办分社，在英国和比利时也设有站 点。但《中国日报》的外宣阵线主要集结于中国境内，报纸发行也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大城市，是给来华的外国人提供了解中国信息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还有一个更大的外宣平台，就是《中国日报》网站，这个网站无论从内容含量还是每日访问量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英文网站。在目前国外同行纷纷由报转网的背景下，《中国日报》网站在我国对外宣传方面将会大有作为。

中国传媒在全球传播中的策略思考

为了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竞争力，加强我国新闻传播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打造中国国际传媒的航母，使我们的国际传媒军团在任何国际重大新闻事件中，总能做到首发报道，独家报道，权威报道，深度报道和无遗漏报道，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瓶颈问题需要解决。最紧迫的、需要改进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内部协调，整合资源。上面分析负有中国国际传播职能的单位主要是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社。这几家单位任何一家媒体在国际传播格局中都不能与美国CNN，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BBC等国际传媒巨头抗衡。这些国际传播巨头大多同时拥有电视，报纸，通讯社，广播和网络，基本集电视新闻报道，文字报道、广播报道和网络图片视频报道于一身。与国际巨头在资金，技术和外语新闻人才各方面相比，我们都不占优势。即使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联合起来，也不可能达到CNN，BBC任何一家的国际传播规模和效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分散作战或各自为战，不能把有限的力量拧成一股绳，那么，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将继续毫无压力地维持下去，这种超级传媒巨头垄断的不合理的国际传播局面将进一步加强。垄断意味着超额“利润”，而利润能诱发人的贪婪，在贪婪的驱使下，我们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已经获得的、来之不易的那块阵地，也可能被蚕食殆尽。

当然，国内媒体如央视，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平时在工作中也有协调合作，资源部分共享。但这种合作是有限的，仅仅局限于新闻图片和稿件的买卖，新闻口径的统一协调。这四家单位，各有自己的小家，各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比如新华社的前线记者采访到重大突发新闻，但新华社电视网络有限，我们能迅速地将新闻图像在第一时间传输给中央电视台吗？同样，《中国日报》的前线记者在布鲁塞尔或伦敦采访到独家重大新闻，但因为报纸的时效性弱，我们能把新闻资料第一时间传输给央视和国际广播电台吗？这样做会使得我们辛苦采到的独家新闻在第二天见报时已成了“旧闻”，在这种各自小家利益被“牺牲”的时候，我们能否做到心平气和？

但为了提升我国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话语权，保证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现场报道，独家报道，首发报道和无遗漏报道，这首先需要我们的媒体在全球各大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多的摆摊设点。而新华社，央视，国际台和《中国日报》在世界各地设置的记者站加起来也不超过250家，在如今“影像专制”的新闻时代，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在海外只有14个记者站，这太少了！而新华社在海外有140个记者站，如果央视与新华社海外记者站能实现互通有无，人员、设备、资讯共享，那局面将会大为改观。以前那种依靠改编，摘编或综合国外已经见报或播发的稿件的采编手法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要求每一家中国国际传媒机构都能做到在国际传播中首发报道，独家报道，无遗漏报道，那是强人所难，也不现实，但要争取做到在重大国际事件的独家报道和首发报道中总有中国媒体的身影。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所有负有国际传播职能的中国媒体机构联合起来，同心同德，一定能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取得成效。

借船出海，开展国际合作。跟国际同行合作，利用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成熟的媒体传播渠道，传播我国的新闻信息内容，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在这方面都有尝试，而且效果初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09年12月同加尔维斯顿KGBC签署租赁协议，开始播放中国相关内容节目。另外，国际台每天还在美国和加拿大20个城市内进行一至两小时的广播，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西部珀斯市有两家调频广播。

《中国日报》负责的“中国观察（China Watch）”是《中国日报》受中央委托，由《中国日报》编辑制作，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欧洲范围）发行的国家形象工程。其中，“中国观察”在《华盛顿邮报》每月固定出版6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每月固定出版8版，在《纽约时报》不定期出版2版或4版。“中国观察”在弘扬中国文化，向欧美政府高级官员和广大的企业界、经济界、金融界人士介绍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贸易合作，加强相互理解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借船出海在目前来看是我国国际传播“走出去”战略的快捷形式，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我国的电台，电视台，主力日报社尤其是英文《中国日报》要加快在全球各主要国家建设记者站，设置印刷、发行网点。因为借的船终究是别人的，在重大国际问题出现认识分歧，或出现国家之间重大利益争端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能否允许再上别国的“船”，还未可知。总是搭别人的船显然会威胁到我们在国际上的传播宗旨，那就是：发表我们独立的见解，传播中国自己的声音。怎么办？运用资本的力量，开展国际并购，在海外拥有自己的船。

资本运作，开展国际并购。中国传媒通过国际并购，合并或投资美国等西方主流传媒公司应该是今后我国传媒军团寻求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有效手段。中国传媒进军美国等西方国家传媒市场的过程中，要运用资本的力量，市场化的手段，同时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建立大型跨国传媒集团。默克多的传媒帝国就是通过投资或并购一步一步从澳大利亚的小传媒公司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虽然他在英国，在美国的一系列并购引起英美国家的敌意和抵制，但默克多靠顽强的毅力和超凡的资本运作手段，成为今天全球排名第一的传媒巨头。同样，华裔女性方李邦琴1979年在美国创办第一份英文《亚洲人周刊》，1987年，他们又买下社区报纸《独立报》。1993年春季，方家又一举收购了原在芝加哥报业集团名下的中半岛地区覆盖19个城市的11种英文报纸。2000年3月17日，方李邦琴成功收购了美国的主流英 文报《观察家》报，并成为这家英文报纸的第一位女性华人董事长。当然，美国对带有国家资本背景的机构在美国收购传媒公司会有限制，但现在的管制相对10年前已放宽许多。法国，德国资本在美国收购传媒公司的案例时有出现，中国传媒应该相机而动，随时出击。尤其在时下美国报业不景气，停刊风潮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或许暗藏很多有利机会。政府背景的资金出面收购或有不便，但中国民营资本可以率先尝试。中国民营传媒公司阳光媒体投资集团于2008年3月全资收购美国著名娱乐刊物《今日娱乐》，这便是一个成功的案列。

打造国际传媒产业集团。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的宣传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这里的新闻规律包含内容丰富，但它必须包含一点，那就是新闻规律也必须符合市场规律。我国国际传播媒体现在拓展对外传播之路还是“烧钱”之路，鲜有市场回报。现在全球排名前四的传媒公司巨头如时代华纳，沃尔特迪斯尼，新闻公司和贝塔斯曼公司每年营业收入都在250亿美元以上，即使BBC广播和电视不播放广告，但他通过其它手段如出版，音像制品，教材等也赚钱不少，其2009年的净利润也超过5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中国国际传播军团在初期打天下花钱不赚钱可以理解，但它终究是要赚钱的。不赚钱是违背新闻规律的，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能赚钱才是成功媒体标志之一，能赚钱，说明有市场，有市场说明受欢迎，受欢迎说明受众多，受众多何愁不赚钱。当然，受欢迎，受众多，我们媒体国际传播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

国际传播和传媒产业是互为依存的，那种只关注媒体内容，关注渠道而不关注市场的媒体是走不远的。隶属于媒体或独立的大型国际传媒产业集团应该伴随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甚至应该走在前面。我们企业的国际形象需要媒体来包装宣传，我们的文化音像制品需要传媒产业集团来对外推广，我们的演出节目，电影电视要占领世界舞台，需要媒体产业集团来铺路。抢占世界话语权是一方面，推介中国和中国产品，服务于中国经济也是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构建稳定，自成体系、受拥戴的价值观念。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向以崇尚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念为荣，常常以抢占道德价值观念“制高点”的优势向其他国家发难。他们所提倡，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在现实中是不是虚伪暂且不论，但长期以来，他们宣扬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还是颇能迷惑大众，因此跟随者多，拥戴者众。这样的价值观念随时都在通过他们的媒体潜默移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受众。我们在抢夺国际话语权，争取国际传播格局主导者地位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宣扬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不是排斥美国西方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我们目前正在为建设民主、自由、让每个中国人活得有尊严的这会主义国家而努力。我们对外传播的价值观念应该在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基础上，超越或是升华这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我们的价值观念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融入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立场态度，来自传统却又紧跟时代的思想精髓，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意志和情感，同时，这种价值观念在国际传播中也便于其他国家人民理解和接受。

中国的价值观必须体现一种有体系的价值观，这种体系必须具有一致性，稳定性，我们对外宣传才能清晰，才能够坚定。如果没有体系，没有雄厚人文基础的价值观很容易随波逐流，会混淆国外对中国声音的理解和记忆。比如我们历史上曾经尊孔，而后文革又批孔，如今把孔子像请进天安门广场，不久又撤了回去。我们自己都徘徊，犹豫，怎么能让现在于各国纷纷开办的孔子学院所要宣扬的中国文化在国外生根发芽，被人信服和传承？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3

关键词　谣言　灾难谣言　新媒体时代　传播特点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通过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虽然这样的传播效果与范围是有限的，但还是能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同样没有消灭谣言，反而使谣言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播。

近年来谣言借着互联 网络 、手机等新兴媒体快速扩散。其影响力不再像先前的口语传播会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它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传播路径也更为复杂。显然身处新媒体时代的谣言比起前新媒体阶段的谣言来，危害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

一、灾难谣言的定义以及产生缘由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开始系统研究谣言，对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国内民众士气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g.w.allport和l.postman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在某些区域的人们之间以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却缺乏相关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r.knapp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w.peterson和n，gist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国内学者胡钰则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上诉四种定义较为接近，都涉及到谣言与现实的事或人有关联，都是为了竭力使人信服。

灾难谣言作为谣言在灾难时期的一种形式，是针对灾民对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谣言，出现在地震、水旱等天灾人祸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但它并未脱离谣言的基本特点，随着媒介技术的 发展 。新媒体时代的灾难谣言的传播方式除了以往人际口头传播外，更加依赖于互联网络、手机等方式，在各个方面上都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增强趋势。

美国社会心 理学 家g.w.allport列出了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卡普费雷指出，“谣言永恒的循环再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时间而现实化的结果”。

面对灾难，民众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无能为力，会缺乏安全感，人心思危。即使社会各类组织开始行动救援，但迫于共同体的共同权利意识，民众内心的困惑没有在短时间内消失。灾难谣言正是抓住能够满足民众对于了解不明朗的情况、信息缺乏的高度渴望而产生的，它也能够让在民众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宣泄情感。

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滋生了大量灾难谣言，诸如“大地震的发生是因为触怒了神灵”等。尽管这些谣言在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对当时唐山震区一带还是引起了恐慌。

二、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特点

1　传播渠道多元化

当互联网、手机媒体尚未勃兴之际，灾难谣言的传播通常依靠人际传播。由于人际传播的特点，传播效果与范围有所限制，主要局限于灾难发生地及其周边地区。如唐山大地震后，灾难谣言主要在其震区及周边一带传播，经过近1年的时候，才传播到其他地区。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途径主要分口头、互联网络、手机短信三种。除了人际传播外，传播渠道有：(1)通过网络 bbs 、留言板等进行群体传播。(2)通过 电子 邮件、qq、msn等即时聊天工具进行人际、群体、组织传播。(3)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了人际、群体传播。(4)若谣言在网络上成为热门的讨论议题时，可能成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对象。当谣言经大众媒体披露后，不使用新媒体的受众也会得知消息，使得影响的层面更为扩大。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在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中同时传播，渠道也从人际传播延伸至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呈现出多元化渠道传播趋势，传播范围更大，速度更快，危害与控制难度随之加大。

2　传播效果最大化

随着灾难谣言传播渠道多元化的发展，传播效果呈现出最大化。其一， 现代 化的通讯手段直接导致灾难谣言传播速度空前快速，以往较长的传递时间段极大地缩短。技术的保证让社会成员能在相近时间段内参与到同一事件中，增大了谣言传播的信源基数。唐山大地震后的部分谣言历经一年多才从周边地区扩散开，而汶川地震后，仅仅在几天时间内，大量灾难谣言通过各类媒介传递至各个地区，甚至于境外部分国家、地区都有所耳闻。第二，

5　传播内容自我消亡化

正如卡普费雷所言“所有的谣言都是注定要消亡的”。谣言具有的一些娱乐性质能够吸引公众，但正如同新闻所具有时效性，谣言自身也具有一定的时效周期。一旦公众获取了官方权威信息，失去了对谣言的兴趣，那么谣言将消失于大量的新闻信息量中。

为了能够引起民众的兴趣与好奇心，灾难谣言通常夸大其辞。一旦好奇心过去了，消退的兴趣就需要更多的刺激与夸张性来弥补。灾难谣言需要为一个小细节而夸大整个事实，这样反而导致了谣言不堪一击。

充满夸大性的灾难谣言过了时效性，一旦没有新的内容补充，其将自行消亡。

三、新媒体时代对灾难谣言的控制防范

灾难谣言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为我们研究如何控制防范提供了依据。

1　政府主流媒体加大报道力度，加快报道时间。

首先，政府主流媒体应该重视报道新闻信息的及时性。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报道应该在灾难谣言传播之前，第一时间消除民众对于相关信息的需求。其次，主流媒体应该在民众关心的话题疑问上提供解惑答疑的功能。这样就减小了灾难谣言产生的空间。最后，主流媒体在报道新闻信息内容上应该更详尽，选取面更广泛，消除民众对于灾难认识的模糊性。根据g.w.allport的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的公式。减小事件的模糊性将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

2　编辑强化“把关人”意识

web2，o时代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以往较高的入门门槛不复存在，人人都能在 网络 中信息，报道新闻。大量的灾难谣言正是通过网络这个渠道快速地传播，甚至部分门户网站成为了灾难谣言传播的阵地。网站编辑的把关人作用需要加强，不能片面地追求点击率而忽视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即时聊天工具与手机短信传播限于当前网络管理的局限性，对于谣言内容传播的管理方式和办法有待于日后网络管理法制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3　民众媒介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作为谣言传播的主体，民众尤其部分年轻人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完善。在主流媒体官方信息之前，民众应该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甄别，在如今 科学 昌明、技术发达的年代，民众尤其年轻人应该拥有证伪谣言的意识。

四、结语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4

河南电视台是河南省的主流媒体之一，河南电视新闻既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也是宣传河南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近年来日趋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河南电视台以卫星频道的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致力于增强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力图在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大合唱”中，成为“主声部”。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不论是日常的新闻报道，还是重大新闻宣传战役，河南电视台都以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做好省委、省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鼓舞人的高度，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在《河南新闻联播》这一重要新闻栏目里，切实做到了以正面宣传为主，在其他新闻栏目做到了帮忙不添乱，较好地把握了重要新闻的播出时机和播出“度”，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向外界宣传了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蓬勃发展的河南，为建设富裕中原、美好中原、和谐中原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为河南在实现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新闻宣传理念与时俱进

河南电视新闻宣传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成绩，关键在于牢牢地把握了主流新闻媒体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一根本方针，强调新闻宣传理念的与时俱进，以“三贴近”的原则要求自己。在2002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新闻宣传“必须进一步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重要导向作用”。在2003年12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从舆论导向的角度指出：“新闻工作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唱响时代主旋律，在全社会形成和发展积极健康的主流舆论。”正是在新时期党的新闻宣传思想指导下，从2003年起，河南电视台在引导舆论、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方面有了较大的作为。

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实践告诉我们，在众多传播渠道中，主流媒体是中坚。它承担着引导舆论、凝聚人心和参与国际舆论竞争和斗争的重任；它营造的新闻“舆论场”比其他意识形态更直接、更广泛地影响着政府活动、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因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就目前的新闻传播格局而言，党报（包括卫视新闻）作为主流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丰富、宝贵的来自权威部门的“政经”资源，这是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以及及时准确地把党的方针政策、重要会议精神宣传出去，解读好党和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大政方针，引导舆论。主流媒体要创造出一种这样的传播态势――公众不是想要了解大政方针吗，你不看党报不行，不看电视《新闻联播》不行；你要想捕捉权威信息，不看党报不行，你不看电视《新闻联播》不行；要想在河南发展、做生意，不看党报不行，不看河南电视台的《河南新闻联播》不行。靠权威吸引领导干部、精英人士的眼球，让主流媒体成为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辅佐。具体到电视新闻，我们要充分体现出省级卫视和央视《新闻联播》作为权威信息载体、平台的不可替代性。

2003年以来，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新一届党组从传媒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的高度，实行了战略性调整。广电未来的发展，必须在媒体日益市场化的进程中，利用好媒体的双重属性，尽快寻找突破口，选准突破口。通过大量调研，2003年河南广电改革的突破口选择了电视，电视围绕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实施了多次战役性报道和大型主题性系列报道。年初，新闻部抽调精干力量，专门成立了“先进性教育活动宣传特别报道小组”，通过精心组织、精心策划、精心采制、精心编辑，形成了长时间、高密度、全方位的宣传攻势，用贴近实际、生动活泼的报道，有力配合和推动了河南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主打新闻栏目《河南新闻联播》中先后开设了两个专栏：《保持先进性奋力奔小康》、《我身边的共产党员》；同时充分利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个宣传平台，扩大了宣传范围，扩大了河南在全国的影响。全国“两会”在京召开之际，我们以“中部崛起”为主题，围绕“六省联动”做深做足文章，策划了六省代表议崛起的系列报道《六省联动促发展》，先后采访了湖南省省长，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六省政协主席、副主席，中部五省的发改委主任，中部省份省会城市市长及北大学生等社会各方面群体，全方位宣传了中部六省鼓足劲头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分析了各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趋势，并理性地阐述了中原率先崛起的观点，使节目形成立体效果。一时间，由河南电视台发起的“中部六省议崛起”采访行动和新闻节目在“两会”上掀起了热潮。接受采访的六省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称赞说：“中部崛起，新闻先行！”当年9月份，为全面贯彻落实河南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的讲话精神，河南电视台新闻部策划了大型电视新闻系列报道《中原崛起正当时》，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对河南省一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报道，集中反映了河南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的蓬勃风貌。不管是主题设计还是表现形式，系列报道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增强了吸引力和感染力。2005年10月26日，省委书记徐光春对系列报道《中原崛起正当时》作出批示：感谢电视台的出色工作，希望进一步改革创新，为中原崛起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省长李成玉指出，作为新闻单位能够切入“中原崛起正当时”这个主题，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从正面鼓劲、宣传、动员的角度，不断地报道河南基层的一些发展，起到了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10月21日至28日，新闻部又成功地举办了“中原崛起正当时”全国电视新闻记者异地采访活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等12家知名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共聚河南，用镜头见证中原迅速崛起的进程，有效地扩大了宣传范围和影响，有力地宣传了河南的发展与进步。12月9日，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为了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宣传好，河南卫视《河南新闻联播》大胆创新，连续两天用会议报道、新闻特写、新闻背景链接，以及专家访谈、群众献言等多种形式，对会议精神进行了宣传和解读，形成了宣传强势，在省级媒体中独树一帜，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除了在组织、策划一系列主题性报道上通过创新加强主流舆论的影响力外，河南电视台还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大力推行新闻现场直播，扩大主流“舆论场”的作用与影响。2005年春节期间的《〈中国新闻〉在开封》直播以及“龙门石窟佛首回归”现场直播，2006年的“新郑黄帝拜祖大典”直播以及五一期间的《精彩中国・江山如此多娇――嵩山篇》，还有刚刚结束的高考直播等，河南电视台牢牢抓住“两个屏幕”，充分利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央视与河南卫视两个屏幕一起上，不仅为河南的电视新闻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同时为如何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扩大主流舆论影响力积累了经验。

整合新闻资源，提升影响力

虽然近年来我们的电视新闻宣传从质和量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发展变化的形势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全面落实“新闻立台”思想，充分利用好中央台和河南卫视“两个屏幕”，全面提升河南卫视新闻的影响力，2005年11月，在广电局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河南电视台全面启动了整合卫星频道新闻资源的工程，成立了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下设新闻部、新闻评论部、新闻专题部及对外联络部。

组建新闻中心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形势发展需要的情况下作出的新闻宣传改革和创新，新闻中心的成立，对形成新闻宣传合力，营造舆论强势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保障。电视新闻改革的目标定位是：河南电视台的新闻必须在全省的新闻传播媒体里抢得主动、抢得先机，创造出自己的“营养生态位”（媒体自身独具的特殊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河南电视台的卫视新闻要树立“两个屏幕意识（中央电视台和河南卫视）”，做到“两个屏幕”一起抓。这是河南广电人在新闻改革中迈出的关键一步。

创新主流新闻报道，营造舆论强势

电视新闻系列报道《中原之变》的策划就是上述定位的具体显现。该报道是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河南电视台新闻部联合摄制的，2003年9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开始播出，2003年10月4日播出完毕。播出时机正好是“十一黄金周”前后，从片子的播出时长看，五集片子最长3分28秒，最短也达到了2分零3秒，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地方发展新闻的实践看，播发河南的新闻创造了记录。报道播出后在省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荣获2003年度河南新闻奖（电视类）一等奖。现在回头反思一下这个系列报道的策划与播出效果，你会发现它所传达出的信息为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在全国观众面前树立了一个崭新的形象，观众可以从片子中看到河南发生的巨变，播出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河南电视新闻传播内容蕴含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折射出的影响力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主流媒体的本质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反映社会发展动向和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影响较广泛的受众群。因此，必须用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场”，引导百姓的“口头舆论场”，进而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大局稳定、有利于百姓生活的社会舆论。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强调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维护、保障、贯彻这种执政理念的主流新闻媒体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引导舆论，责无旁贷。

从2003年的新闻改革起步以来，河南电视台可以说一年一个台阶，在创新和探索中不断营造出主流舆论与影响力。

2004年5月，河南电视台新闻部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根据局、台的部署，举办了“聚焦新河南”全国电视新闻记者河南行大型采访活动，在全国有影响的卫视频道上集中把一个改革开放的河南、一个真实的河南、一个正在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河南传播给全国观众。同年关于河南艾滋病救治帮扶的系列报道、登封市公安局原局长任长霞的系列报道、“三夏”时节走中原系列报道等，一个个大的宣传战役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新闻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统一起来，形成了强势舆论，为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新闻舆论支持。比如，艾滋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采访他们不仅要把握好政策的尺度，还要做好心理准备，用平常心和平等的采访视角采制新闻。接到任务的记者没有畏难情绪，知难而上，连续十几天奔波在艾滋病重点救治帮扶村，把省委、省政府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和一系列救治帮扶举措，用令人信服的事实，通过河南卫视新闻联播和央视新闻联播向全世界作了正确传递。

2006年，对于河南电视台的新闻宣传来说更是“留下脚印一串串”的一年。河南电视新闻宣传继续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动摇，牢牢把握团结奋进、昂扬向上、开拓创新、安定和谐、求真务实的宣传基调，努力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主动出击、加强策划，为新闻宣传提供了新的平台、新的发展空间，为河南电视新闻宣传再上新台阶奠定了体制、机制方面的基础。近一年来，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按照局党组的要求，正确把握统和分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强调统一，对于重大宣传战役、重大报道任务坚持统一组织、统一筹划、统一调度，形成宣传合力和舆论攻势；另一方面发挥各个部门和节目样式的积极性和优越性，形成了“统分结合、适时适度”的新闻宣传局面。

现在，省委、省政府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从自身做起，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为使河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从中部崛起贡献力量。河南电视台的新闻宣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如何把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和全省人民拼搏求发展的事实圆满地传播给公众，并且利用媒体引导舆论的功能，为河南人民干事创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仅仅满足于现状，很难持续地营造并传递出主流舆论及其影响力。

传播学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何时何地，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具体体现。马克思曾把报刊比做社会舆论的流通“纸币”，认为宣传报道的目的是“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因此，我们在正确引导舆论时，一定要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作者为河南电视台台长、总编辑）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5

一、方言播报新闻的优势

方言形式的新闻节目收视率节节攀高，各地电视台竞相推出此类节目，它的魅力不言而喻。

1　方言播报新闻主要集中在地方性的民生新闻节目中。

方言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它承载着和记录着这方土地上的历史和人们的情感，很容易被这个环境中的人群所接受并产生共鸣。例如南京电视台《听我韶韶》、扬州台《今日生活》、苏州台《天天山海经》等，此类大量使用方言的新闻节目，都是以地方及周边地区为辐射范围。且都是在市级电视台播出。地域限制是方言节目无法跨越的障碍。

《听我韶韶》主要是讲述老百姓生活难题，百姓所关心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及其他社会现象的民生新闻。使用方言本地人听起来感到亲切，更容易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该节目自播出以来，一直保持同时段南京可接收频道节目收视率的榜首。

2　方言播报新闻有浓厚地方特色。

美国著名新闻学家麦克道格尔说过：“在报纸发行范围以内发生的事情，比在这个范围以外发生的类似事件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将新闻内容本土化便成了众多媒体吸引受众的主要方法之一，用方言来播报新闻不得不说是一个好方法。听到主持人用方言告诉受众什么事情，会让受众感觉是自己人在说话。既然是自己人说的，可信度就要高多了。

3　方言播报新闻贴近受众。

求近心理是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最基本心理因素。研究表明，受众在亲近友好的状态中，双方心理协调的情况下，最容易接受新闻信息，传播效果也最好。近些年来的新闻改革提倡平民文化，改变原来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式报道。主持人不再正襟危坐，也不会板着面孔，形式都较生动活泼。

方言播报新闻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运用大量诙谐的语言，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叙事简洁明快。节目具有亲切感。此类节目主体是站在百姓的角度。热心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难题。受众在观看此类节目时，不自觉产生一种与主播台靠近的感觉。

4　方言播报新闻新鲜感浓。感染力强。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地方，有特殊的音节、词汇体系。有极富感染力的一面。这一面对听不懂的人来说像一道墙，而对于熟悉的人来说，却是最为生动贴切的。用当地的语言讲当地的事。极富感染力。

总之，方言类新闻节目出现在以普通话节目为主的新闻节目里，令人耳目一新。

二、方言播报新闻的弊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有利就有弊。方言播报新闻也是如此。其不足之处和它的优势一样。也是显而易见的。方言本身是具有信息传播功能的，在普通话没有形成之前，地域性语言就是表达信息的符号。平时在人际传播中。方言一点都不妨碍重大新闻事件的传播，但是到了媒体上就会感觉别扭。那是因为受众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种观念，用于大众传播的正式语言就应该是普通话，因此也就不习惯用方言来接受重要信息。只有在内容和形式上找到与受众的心理契合点，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才能取得双赢的传播效果。

1　方言播报新闻题材的局限性。

由于方言播报新闻形式活泼，调侃意味浓厚，题材自然也就受到了局限。它只适合做一些轻松活泼或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题材。如果在重大题材上应用则会令受众产生不正规、不正统的感觉。这大概也正是所有这类栏目都被放在非主流的新闻栏目的因素之一。《听我韶韶》从字面上理解。它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说”，也就是说新闻的形式，其次才是方言。本身“说”就对新闻进行了口语化的处理，再加上用方言“说”就更加口语化了。这类新闻在选择题材上有其特殊性，不适宜在严肃的时政类节目上播。

时政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江苏新时空》和江苏影视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此类节目受众较广，使用的语言就必须是通用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替代它。此类节目如果采用方言播报则会显得滑稽。不仅庄严度欠缺。也由于语言的障碍传播不开。

2　方言播报新闻具有强烈的排外性。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教授邵培仁从理论的角度对方言说新闻的形式提出了质疑：“方言新闻节目人为地设置了语言障碍。抬高了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形成了方言形态的话语霸权。”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用方言播报新闻，无形中会排斥一部分人。同乡人用方言交流倍感亲切。对外乡人而言是倍感别扭。人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在公众场合少数人用方言交流。对多数听不懂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尊重。这是比较忌讳的。

江苏是一个方言很多的省份，没有一个地方语言可以代表整个江苏文化。地方台偶有采用方言播报节目，无可厚非。但是，受众较广例如省台的方言节目能免则免。江苏人口众多，听得懂南京方言的江苏人只占其中一部分，许多在南京工作的外地人，不会说南京话，用方言说新闻会造成交流困难。甚至产生隔阂。在方言地域范围内，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的人群会感受到语言上的歧视，这种歧视会产生外地人对该地区的排斥感，这将不利于来自不同区域的人群的交流与融合，更不利于各地区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最后，也就阻碍了本地的发展进步。

3　过多地使用方言，会导致人们视其为时尚，盲目模仿，使其沦为低俗。

如今在地方上方言成了一种时尚的象征。在街头巷尾广泛使用。更有甚者，许多外地人也说起了当地语言，往往还把当地语言夸张化。尤其是年轻一辈。就南京而言，常出入酒吧此类场所的部分外地年轻人多使用南京方言。从他们嘴里说出夸张版的方言。充满了怪异、低俗感。

4　方言的大量使用，不利于普及普通话。

国家推广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并不存在冲突，但要平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早在50年代。国家就号召人人要说普通话。电视台是起舆论导向作用的。一个国家必然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没有普通话作为全国的沟通语言，后果不可想象。相邻的方言区之间交流可能没有多少障碍，但不同的方言区之间交流难上加难。普通话对于加强各地交流功不可没，推广普通话还要不断加强。

三、总结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6

关键词：媒介生态 “排气阀”理论 领地占有

2010年9月11日，万峰在做客杭州电视台《有话大家说》直播节目时，主持人现场连线富阳市发改局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局长袁高亮，询问富阳停车乱收费的问题。袁局长的回答“态度不好，也欠妥当”――一会儿说知道，一会儿又说不知情，万峰发怒，当场破口大骂“你不知道当什么局长？那你当什么官？撤你的职。就因为这些官，你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你下去，滚蛋！谁叫你当官的？”当袁局长申辩，不是所有的事情自己都应知道时，万峰再次炮轰“这样的官员不要脸！不配当这个官！”袁局长当场挂断电话，节目草草收场。

万峰是浙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被称为“电波怒汉”、“大龄愤青”，以硬、尖锐的主持风格而出名，他总结自己的主持风格为“就是厉害一点，疯一点”。

“万峰怒骂局长事件”（以下简称“万峰”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本研究将“万峰”事件这一暂时性的流行事件与严肃的理论研究联系，旨在探讨在新闻理论背景下，“万峰”事件得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后果、影响等问题。

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改变是“万峰”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

Media Ecology的中文直译为“媒介生态”，何道宽教授将其意译为“媒介环境学”。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和西方的“Media Ecology”名同而实异，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

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为“鱼”，社会为“水”，侧重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组成的社会大环境对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而媒介环境则以社会为“鱼”，媒介环境为“水”，着重研究媒介环境对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深远影响。①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至少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催生了“万峰”事件的出现。

媒介生态的变化，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内容成为可能。“万峰”式的表达内容，主要体现在主持人（记者等）通过直播节目、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个人对政府官员的好恶。新闻工作者能够在“直播”中表达个人对于官员的烈不满，这说明，要么这段“万峰”事件的内容没有“被延时”、要么就是延时之后通过了审查。

“延时播出”是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直播类节目作出的专门规定。《关于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必须延时播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第二条明确规定：群众参与的各类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包括新闻、体育、文艺等），一律延时播出。没有延时设备的电台、电视台，不得播出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所有群众参与的电视直播节目一律延时20秒以上播出。延时的目的是为监播人员提供一定的监播时间，以防止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画面及语言播出。

按照《通知》精神，万峰的表达内容显然通过了监播。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传递这样的信息，固然有万峰个性使然的因素，但假若袁高亮的答复出现在30年前的电视节目中，恐怕即便是万峰，也是不敢对其这样直言不讳、断然批评的。

崔保国教授用“媒介是条鱼”来形容媒介与周遭环境的关系，鱼本身也许并未感知水的重要性，一旦水干涸，鱼才知道水的存在。

媒介环境的变化，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形式成为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骂人”，不是没有先例。比“万峰”事件效果好的，也大有人在，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就被誉为“堪比蔡锷的护国军”。但显然，梁启超和万峰“骂”的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文人论政式的慷慨痛斥（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者则更具市井中走夫贩卒的“骂人”特点（滚蛋、不要脸），和我们以往接触的新闻批评相比也有很大区别。

“万峰”式的“骂人”方式，早在万峰主持的广播节目“伊甸园信箱”节目中就有表现，“混账”、“该打”甚至“王八蛋”，这些“不文明”的词汇常常从万峰的嘴里说出。

而这种更加市井化的言说方式，不但在广电节目中越来越常见，在更为传统的报纸媒介中同样有所反映。2010年11月10日以严肃著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用了“给力”这一网络用语――《江苏给力?摇“文化省”》。“给力”一词的网络属性与《人民日报》严谨平实的风格产生了烈的反差，不少人为《人民日报》的头版编辑“担心”。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就在他的微博里发问，不知道编辑的检查写起来是不是也“给力”。对此，《人民日报》视点新闻版主编何炜在微博中幽默地回应称：“顾虑很给力，不过神马都是浮云……”

在更加市民化、口语化的媒介环境的感染作用下，整个社会对媒体上这种表达方式的宽容度随之增加，电视直播中出现“万峰”式的“骂人”倒也在情理之中。

传媒“排气阀”作用的必然结果

“排气阀”功能在社会学中也称为“安全阀”理论或“减压阀”理论。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形象地将社会比做大锅炉，气压太高时要通过排气阀排气，认为“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使这种情绪不断堆积，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一个社会，需要设置一类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以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以及发泄不满情绪，它将保障社会运转的安全，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②而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媒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

“万峰”事件中，在短短几分钟里，尽管多次被主持人和另外一嘉宾劝阻，但万峰还不依不饶地骂了数次。这种痛骂“情绪上、情感上令公众感到爽快、解气，是因为公众原本不可能愤怒，而有人通过媒体公开、当面地实现了他们的愤怒”。万峰的公开怒斥，显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官员不作为这一矛盾激化。而矛盾的激化在某些时候，正可能成为解决矛盾的催化剂。因为“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对群体关系有积极功能，而只是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及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不相矛盾的冲突才有积极功能。对立群体的互相依赖和这种社会内部冲突的交叉，有助于通过互相抵消而‘把社会体系缝合起来’，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要分裂线的崩溃”。③

“万峰”事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的冲突、百姓对于某些官员“不给力”的不满，以相当尖锐的形式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出来，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加速作用，对社会矛盾的化解起到了作用。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袁高亮就组织人员对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最安全的意见环境是多种意见并存的环境，较为极端的意见在这种环境中往往被稀释，其作用的发挥变成非常有限。”④实际上，受众对“万峰”事件也并非都是叫好之声，对于万峰在媒体上“胡乱骂人”、袁高亮是不是该被“撤职”，也同样成为舆论热点。

“领地占有”与新闻伦理

不论是袁高亮对乱收费整治不力，还是万峰对袁高亮的刻薄批评，都显然没有达到需要法律惩治的程度，在伦理层面解决和讨论更有意义。本文以下的讨论都是指向“新闻报道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善恶是非”。

“对主持人或嘉宾来说，演播室是他们的‘家’，观众是其后盾。而对官员来说，面对镜头是陌生的，拎出一个官员到电视面前，感受一定不如在办公室接受采访舒坦。”⑤

电视直播间对于主持人和嘉宾来说，更接近于“次级领地”，而对于袁高亮来说则是置身于“公共领地”（没有个人从属关系的地点和物体）。“次级领地”表现为，个人与某个地区或物体具有某种关系。次级领地不具备排他性，但是个体会觉得自己与该领地有某种关系。⑥我国的新闻媒体为全民所有，由新闻工作者具体地使用和管理。在大众传媒面前，万峰作为新闻工作者对于媒体环境更加熟悉，有备而来，理应表现得更加轻松、自如和主动。

电视台打电话是晚上9点多，袁高亮已经睡着了。接到电话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询问，袁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听到“滚蛋、撤你的职”后挂断电话，则表现出袁对大众媒体这个“公共领地”的生疏和紧张。在“公共领地”里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妥当、言语是否礼貌等，即言行、举止是否符合身处“公共领地”的标准。

反观，当袁挂断电话后，万峰更为尖锐的“不要脸”指责，袁既不可能听到，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传媒上当即反驳。

假若，万峰和袁高亮的对话，不是在新闻直播间里，而是在袁高亮的办公室；不是在袁高亮已经睡觉的晚上9点，而是在万峰刚下节目的凌晨，恐怕万峰和袁高亮的表现都将会有很大不同。

从这个角度讲，新闻工作者对毫无防备的批评对象给予呵斥，不但缺失新闻伦理，也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在新闻直播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记者将镜头对准打架后暴跳如雷的当事人、失恋后痛哭流涕的女子、街头醉酒后丑态百出的青年等，镜头将当事人从“私人领域”一下子带进“公共领地”，相比衣衫整洁、镇静、理智的记者，这些受访者往往躲躲闪闪、不愿面对镜头。这倒不一定是当事人本身的行为有多么见不得人，而是出于对在“公共领地”的“他人面前”，受访者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良好形象的要求。

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尤其是突发性的、负面性的），记者在“次级领地”的优越感和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公共领地”的生疏感，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新闻工作者如果能够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就应该对批评对象、曝光对象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

至于，万峰该不该在电视直播中这样“骂”袁高亮，笔者认为刘建明教授所倡导的新闻良心，应该足以回答。新闻良心是报道修养的内化规范，表现为特定的善良动机，“新闻良心由诚实、呵护、正直、理智、清廉、宽容、仁爱、指导”构成。丁柏铨教授同样认为，“对有关当事人负责，既包括不容许以不实报道使其名誉和精神受损，也包括在报道中不容许使用带有侮辱性、蔑视性的语汇，避免使有关当事人受到精神伤害”。⑦倘若，我们再花过多时间探讨，新闻人能否利用新闻权利在新闻媒体上、口无遮拦地“骂人”，就实在是有辱斯文、贻笑大方了。

有后续报道称，“万峰”事件对袁高亮“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包袱”。想必，万峰先生是该做些伦理反思了。

媒体及新闻工作者拥有支配版面、节目时段资源的相应权力，掌控着新闻刊播权，可通过报道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造成或扩大正面影响，也可以影响社会对此所作的评价。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力――媒介权力。如何规范新闻伦理、正确使用媒介权力，“万峰”事件应该带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思考。

注 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②④陈力丹、宋子婧：《从传媒“排气阀”作用看网上意见现象》，［N/OL］。

③L・科塞著［美］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⑤“电波怒汉”：《万峰骂官，公众为何喊爽？》，［N/OL］。

⑥理查德・韦斯特［美］、林恩・H・特纳著，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⑦丁柏铨：《论新闻伦理对新闻活动的制约》，《江苏社会科学》，2007（5）。

（作者单位：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7

把握形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影响干部群众思想的因素和渠道越来越复杂多样。因此，广播电视宣传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政治家办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正确把握时代旋律，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着力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要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紧扣党委、政府的重大部署以及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搞好理论宣传。提高新闻稿件的思想性、理论性、权威性和指导性，提高广播电视的社会公信力。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引导解惑上下工夫，在凝聚人心上下工夫，在鼓舞士气上下工夫，努力营造干事创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舆论氛围。

落实“三贴近”，服务人民群众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新闻宣传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要求，也是新闻宣传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新闻宣传只有做到“三贴近”，才能增强针对性和服务性，才能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广播电视新闻宣传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准确把握人们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按照“三贴近”原则和频道专业化、栏目特色化的要求，创新栏目、精办栏目。面向社会集思广益，倡导自主创新，大胆启用新人，鼓励名主持人、名记者挑头办栏目，努力推出一批个性鲜明、独具特色、受众喜爱的名牌栏目，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的影响力。要建立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鼓励采编人员“身”入基层“心”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要增强新闻宣传的服务功能，开辟服务性栏目，刊播服务性新闻。要增强新闻宣传的群众观念，在采访报道中，把镜头对准基层、把版面留给群众，多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多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反映群众的切身感受，多运用群众熟悉的语言、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创办栏(节)目时，要广泛吸引群众参与，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努力做到信息简明、理论通俗、政策易懂、典型可学，使宣传报道更入耳更入脑、更可亲更可信。

尊重新闻宣传规律，增强宣传效果

用事实说话、真实客观报道、反映群众关注的人与事、讲究时效等，是新闻宣传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新闻工作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甚至损害党和政府以及媒体自身形象。为此，广播电视宣传要吃透“两头”，既要深刻领会上级精神和意图，又要准确把握基层动态和意愿，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在具体工作中，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说老实话，报老实事；要增加新闻的信息含量，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要提高新闻宣传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剔除冗余信息，着力报道领导关注、群众关心的事情；要提高新闻宣传的时效性和服务性，及时满足群众对重大事件的知；要增加新闻宣传的可读(听、视)性和趣味性，注意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报道新闻方式，要提高新闻宣传的实效性和艺术性。

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探索新途径

新形势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以往那种口号式、说教式以及概念化、格式化的报道方式已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广播电视媒体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新闻宣传的特点和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改革和创新。特别要在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和创新手段上下工夫，积极探索新闻宣传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宣传创新要围绕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来选题，围绕主题，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组织实施大规模的、连续性的重大战役性宣传，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观念冲击，对广大群众进行舆论引导，使党的大政方针和工作思路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和掌握并形成共识。同时要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在报道的选题角度、取材和立意上求新，在报道的广度、深度和时效上挖掘，突出地方特色，保证宣传效果。

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搞好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广播电视宣传应加大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用大局观念去引导群众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实现群众利益。着力改进舆论监督工作，坚持建设性监督、科学监督、依法监督，确保舆论导向的正确，确保事实的准确，确保舆论监督报道的适度、适量，做到有利于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做到帮忙不添乱。要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做到先入为主、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当中，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担当起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的职责，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淄博人民广播电台的《政风行风热线》、《大伟热线》和淄博电视台的《政务现场》、《市民热线》、《新视窗》等节目，就是通过在党、政府与群众之间搭建桥梁，建立畅通便捷的民意表达渠道，从而发挥了及时有效的沟通与联系作用。

强化品牌意识，提高公信力和影响力

品牌体现了媒体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是媒体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物化力量。媒体品牌与舆论导向作用紧密联系，品牌决定着媒体舆论导向作用能否发挥及发挥程度。媒体只有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才能提高感召力、吸引力，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如果媒体的品牌形象差，它的权威性、公信力将受到严重挑战，主流舆论的形成遇到障碍，舆论的引导会十分困难，甚至造成受众的逆反心理。反之，如果传媒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会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威望，表现出对节目的高度信任，引导舆论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媒体只有凭借其品牌形象，才能建立与观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亲和力，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观众，促使新闻报道及节目中表达的立场观点在受众中放大，形成声势，有效转化为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重要力量，最大限度地统一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人们的意识和行动，引导、激励、动员、组织群众投身于和谐社会建设。

口头新闻传播的局限性篇8

但相对于报刊、电视，广播评论的发展仍然落后。由于对新闻节目配发评论的认识不一致，加之节目播出时间往往不固定，导致广播评论地位薄弱；许多电台编辑记者仍在按照报刊手法写作评论，形式上缺乏生气，内容上偏向轻、软，广播评论整体质量参差不齐。

由此可见，广播评论的创新还有很大空间，而广播评论的相对弱势，并不是说广播评论缺乏可听性、思想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广播评论的潜力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要做好这一点，就必须按照广播规律来创新广播评论。

今年两会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播”和“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推出了全新评论栏目―“两会时评”。这个节目新闻时效性强，内容紧贴两会热点，观点鲜明集中，更重要的是其形式新颖，结合广播媒体传播特质与评论语言、评论方式等因素所进行的探索，对于广播评论节目创新有启示意义。

“快、高、深”，抢占舆论制高点

广播的一大优势便是传播迅速，新闻快评更是一种适合广播特点的体裁。当今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广播媒体要取得一席之地，谋求长远发展，就不能在“显示媒体话语权”的评论上懈怠或失声，广播评论节目要发挥媒体优势，快言快语，显示实力和影响力。

在第一时间，充分利用广播媒体的快捷之便，先声夺人，成了“两会时评”创新的发力点。很多情况下新闻刚刚发生甚至正在进行当中，相关时评就已经在策划和组织中了。如3月6日，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的新闻会在下午5点10分左右结束，当晚6点30分开始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两会时评”就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旗帜”为题对会进行点评。这样的时评，做到了短、平、快，新闻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都很强，是深具广播特色的作品。

“全国新闻联播”与“新闻和报纸摘要”是中央台的名牌栏目，“两会时评”这种新节目先借助于成熟平台，借势而发，到定型形成品牌效应，再到相互借力生辉，大大缩短了评论节目的成长路径；再加上“两会时评”邀请的都是首都各大媒体的资深评论员，他们的观点透彻、到位，权威性强，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评论的质量。3月10日的“两会时评：以‘三项意识’清新政风”，便是凭借《人民日报》评论员较高的政策把握力，对“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三项意识”这条时政新闻，做出了快捷、权威、准确的反应，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随后，“三项意识”成为各大媒体的议论焦点。

评论是对事件的深刻解剖，是对问题的深入解析。一度有研究者认为，单从媒体特性看，以听觉为主的广播，搞评论难度较大，效果有限。这一观点的依据之一是：广播有声语言稍纵即逝，受众接受的方式主要是伴随性理解，不具备反复收听和停下来思考的可能。但无数实践都已证明：广播评论节目只要和媒体的本身特点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完全能发挥良好的影响和效果。

借助于一个“深”字，“两会时评”完成了报道与评论间的相互搭配，即观点源于事件，又高于事件。在内容编排上，“两会时评”往往紧接在同一事件新闻之后。这种新闻与评论的关联，解决了听众印象不深和报道内容不深的问题。

说清事实，判明是非，解释政策，这是一般评论的特征。“两会时评”的“深”还体现在敢于触及听众瞩目的重大问题，其论题是两会进程中的热点，从住房、环境到耕地保护，往往事关改革、发展的大局，事关群众的生产生活。“两会时评”以权威的声音，为听众释疑解惑，这样不但增强了评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也有助于提高节目在听众心目中的地位。

“两会时评”以“快、高、深”的特点充分地发挥了广播快捷、便利的媒体优势，突出了广播时评短小精悍、内容扎实、精准锐利的尖兵风格，同时又通过对事件内容的分析“加深”，评论“增厚”，弥补了声音语言稍纵即逝等不利因素。节目轻装上阵，指向明确、先声夺人，迅捷抢占了舆论高点，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

口语化、音响化，突出广播传播特点

长期以来，广播评论基本上是报纸评论的声音版，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写作与播音工作是由不同专业人员承担的。于是一种尴尬的局面由此产生：要么时评以浅显明白为长，但深度挖掘不够；要么文章语言书面化，或者是播音员在二次创作时，对断句、重音处理等口头表达上与作者的意愿不符，导致收听效果欠佳。而“两会时评”的一大革新就是突破了写和读“两张皮”的现象，评论主体部分，由作者亲自说出，从而实现了写作者与播音者的两者合一。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有意无意间强化了评说的感觉，而且不同的人因为语言风格不同，还形成了各具特点的表达风格，不论激昂还是沉稳，都迥异于播音腔，更像生活中的朋友或师长，在发表观点，娓娓而谈，进而突出了广播口语化的特点，可听性更强。

另外，“两会时评”还有着新时期适合广播传播特点的节目形态，每一期节目都包括统一的栏目曲，固定的节目结构以及相近的节目风格，更为重要是其中的声音元素相对丰富，如大气的栏目曲、带有背景音响的引言部分（女声），各色口音的主体评论（男声），这摆脱了以往广播评论播音员声音一气到底的单一、纯粹声音语言的单调，节目整体性、品牌感更加突出，形式更加灵活，手段更加广播化，收听效果也更加突出。

以开放的理念打造大广播

在广播业内，以往那种“单打独斗”的办节目风格被称作是“关起门来办广播”，这其中存在着节目与社会和现实相脱离的风险。节目脱离现实，闭门造车，造成了内容的空泛；节目脱离社会，则容易陷入“力所不及”的窘境。因此本着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敞开大门，走出去，全方位合办广播”成了新创节目的一个重要理念，社会化也为节目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生机。

“两会时评”首先在解放思想、开拓评论题材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论题都是针对听众关心、关注的时事热点，题材涉及面广，宏观大论与微观细说兼而有之。这样的时评更加贴近现实，满足了听众需求。再者，“两会时评”在“开门办广播”上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其评论员全部来自电台以外，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因此在观点的把握上、内容的权威性上优势明显。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顺应了时展趋势，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开放的思维，加强与社会的合作，互相借重，在合作中求发展，而“两会时评”正是这种“大广播”理念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视察两会报道时，对“两会时评”利用社会资源的做法进行了肯定，他认为这个栏目找到了多年困扰广播评论的突破口。借助社会的力量发挥了广播的特点，集思广益，凸现了新时代“大广播”的概念，是与时俱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