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范文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1

[关键词]世界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3.4/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49-05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21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所呈现的多重发展趋势，不仅构成当代世界经济的总的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和前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市场变化的走势，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信息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0世纪后期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并且逐渐主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信息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科技革命的先导。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例，1946年2月，诞生于美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5 000次；到2007年。美国IBM公司发明的超级电子计算机――“蓝色基因，L”，其运算速度已经达到每秒280.6万亿次。而发达国家还在研制每秒上千万亿次甚至上万万亿次的电子一光子计算机。

其次，信息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进步的动力。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对于整个经济而言，信息产业的发展，既加重了自身的分量，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

最后，信息网络的发展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1982年，互联网开始出现。到1999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2.6亿户。到2007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更是达到11.7亿户，即世界人口近1/5已经融入互联网。目前，以信息网络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的素质。

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各国基于本国国情，适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社会生活信息化进程，以便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先行一步。西欧小国爱尔兰仅有几百万人口。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该国推行信息化及新经济发展战略，其人均收入很快上升到2006年的3.5万美元，30年间增长了30多倍。

然而，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技术差距”、“数字鸿沟”愈益成为南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继续加剧的基础和突出表现。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显示，富国和穷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比起国民收入数量，相差还要悬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93％；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其人口也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0.2％。

发展中国家只有努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规划本国未来的信息化发展，力争尽早建成世界信息技术大国。

最近10多年来，中国的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相当迅速。互联网是在1994年进人中国的。到2000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就达到2 250万。到2007年底，这个数字超过2亿。

更重要的是，中国信息化发展的路径愈加明确。本世纪初，中国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力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六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就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等核心产业”，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十七大报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这意味着，在今后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加快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着力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信息技术应用与传统产业改造相结合。

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和进程：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自由大量结合式的流动与配置，使各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和相互依存，使各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变动越来越紧密和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内涵是经济资源跨国流动。其特点，一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自由，即弱化国家界限，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二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全面，即包括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各种资源在内；三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大量。即流动速度加快，借以流动的国际市场容量增大。四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结合，即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成一体，而非各自互不相干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各国经济相互影响。随着世界贸易增长超过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全球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1950年为5％，1990年为18％，2007年达30％。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也突破了20％。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受制于外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基础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既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关系状况。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

在历史上，正是由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分工才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国际分工，‘并且通过世界市场把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联结起来，促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化(那时还不叫“全球化”)发展。各国经济因而越来越具有世界性。

在当代，也是由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国际分工的广度、深度才得到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各国经济的联系、交融愈益广泛和深入，经济国际化因而表现为强

势发展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可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人为造成的。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必然的和必须的。

国际分工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国际化的性质，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主要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生产关系的性质。且不说最初的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就是在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参加者。尽管这些国家仅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一成，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近两成，但体现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对外投资额、国际信贷额，以及国际技术专利申请额等，均占世界相应总额的七成、八成、甚至九成。因此，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性质，主要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也就具有不平等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世界经济获得总体发展，并且给所有国家提供发展机会：也可以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但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并非是通向各国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不仅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南北两极分化，甚至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继续走向更大的落后：或者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内，失去经济自主性，得益不多，受害不小；或者被排除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化国家。

其实，上述危险正在变为现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经济全球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南北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随着不平衡的全球化继续发展。世界经济还将继续分化。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世界上将只有20多个富国和20来个不断缩小同富国之间差距的新兴国家。而其余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穷国，其中最穷的50个国家会更加落后。

面对全球化和两极分化的挑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战略选择。其一。切实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才能更广泛、更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其二，正确处理国际经济合作与国家经济利益、经济安全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扩大开放、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必须采取适合本国实际情况、又符合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的保护手段，以保护本国的产业、市场和国家经济利益。特别是注意运用当前各国普遍通行的“技术壁垒”做法(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世界经济区域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1世纪之初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两大趋势――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在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区域化趋势。相应于这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各国要在不同层次上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第一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全球多边经济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流动，在广阔的国际空间中合理地配置资源。有效地运用比较优势，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与此相应，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首先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全面发展同各类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关系。事实上，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已经波及世界的各个地方。并且还要继续扩大、不断完善。而加入全球性经济组织，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开展国家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具备的国际体制保障。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在全球性经济框架之下，积极发展本国与他国的多边经济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区域化――发展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区域多边经济关系。

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同根共生的并存发展趋势。全球化比区域化的范围更广，区域化比全球化的一体化程度更高。经济一体化的规律在于，它的范围与内部差异成正比，与整体程度成反比。全球化由于其范围广泛，参与者众多，差异巨大，利益协调比较困难，一体化程度就不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地缘经济关系密切。相对经济差异较小，从而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一体化及其相应的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便蓬勃发展起来。

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必须足够重视区域一体化。因为。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既是全球多边的，也应该是有区域重点的。我国参与经济区域化，既要继续参与现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种地区经济论坛性质的组织框架，也要构建新的、范围更小而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有实质性内部优惠安排的区域多边组织框架，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这种合作机制。2001年11月，几乎是在加入WTO的同时，我国提出要在10年之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而我国签署协议的自由贸易区已有5个。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还有7个。可以预期。发展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世界经济多极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排斥、甚至加强多极化。

全球化增强大国的利益倾向，为多极化注入新的动因。由大国主导的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利益关系，不是“零和”关系。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全球共同利益，更有各自国家利益。由于相互利益寓于共同利益之中，所以全球共同利益最终要分解到、归属为、化解成各个国家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排斥各国的国家利益，反而加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利益分野和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近年来发生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具体体现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与斗争。在利益分配、利益争夺之中，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大国，不仅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制造的好处，而且会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加剧大国的实力消长，为多极化提供新的条件。大国之间的动态经济发展速度，从来都是不平衡的。由大国需求所支配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同时孕育着、放大着各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风险。各国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一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更容易受到国外不利因素和不测事件的冲击，造成该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下滑：或者更合理地配置本国资源、更方便地运用国际资源。推动该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现有大国之间

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已有经济实力基础的准大国乘势而上。跃升为新的大国。

总体上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极化世界的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同时还有新的经济力量中心正在崛起。

(一)美欧日经济三极的发展与变化

在上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里，当今世界经济三极出现的一大变化就是。美国与日本发生了动态增长速度的位置互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实力呈上升态势；欧洲经济增长居中；美国经济增长最慢，经济实力呈相对衰落态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变成最快，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却变成最慢。在这10年里，就年均GDP增长率而言，美国为3.5％，欧盟为2.2％，日本仅为1.3％。

美国经济为期10年的动态增速优势，使其到1999年前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然而，自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的增幅陡然下滑。2001年第一、二季度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3％和0.3％。第三季度遇到9・11事件的冲击，更是给增长乏力的经济雪上加霜，出现了1.3％的负增长。从2002年初开始。美国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0.3％到2002年的2.4％，再到2003年的3.1％、2004年的4.4％，之后由高点下降为2005年的3.5％、2006年的3.4％和2007年的2.2％。与实体经济相应，美国虚拟经济――如纳斯达克股指在同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然，美国经济中的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低储蓄率，特别是次贷危机，也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预计美国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比上个世纪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呈增幅回落的态势。

欧盟经济年均2.2％的增长率持续了10年。然而，在2001年，欧盟经济也同美国经济、日本经济一样陷入不振。2002年、2003年，欧盟经济只有1％的低增长。2004年、2005年，欧盟经济有所恢复，但欧元区经济的增长率仍未达到2％。2006年、2007年。欧元区经济发展大大加快，增长率分别达到2.8％、2.7％。预计欧盟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与过去lO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大致持平。

日本经济的不振状态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年。受到美国9・11事件和美国经济疲软、衰退的影响，2001年，日本经济陷入10年来的第4次衰退。2002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开始走出谷底，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6％。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年均增长分别回升到到2％、2％和2.4％；2006年、2007年。年均增长率又分别回落到2.2％和2％。日本经济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经济周期的原因和经济的影响，也有严重的内在结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日本经济在2l世纪第一个10年里，只会是中低速增长。显然，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稍慢，但后一个10年比起前一个10年，年均增长率则呈上升的态势。

(二)正在崛起的其他经济力量中心

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经济三极之外。目前还有实力规模较大和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继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这几个国家也可能不用多久的时间，就会分别在多极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毋庸置疑，现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尚不具备分别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的条件。因为如此，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巨大的国民经济总量。即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以上。二是要有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即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本国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以上。这“三个5％”，是世界经济大国的经验数字。而现时的美国、欧盟、日本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可谓当今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三极。其他国家则还不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

(三)中国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各约占世界相应经济指标的3％，而人民币还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在迈进新世纪门槛之时。我国还不具备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需的“三个5％”的条件。

然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我国的生产、贸易、金融的实际水平，正在使我国愈益接近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须具备的“三个5％”的衡量标准。

从生产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逾10％。2007年，我国的GDP总量达到24万多亿人民币元，按照当年年末的汇率折算，约为3.4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逾6％。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不低于年均增长率7％的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GDP总量将达到6.5万亿美元左右(人均4 500～5 000美元)。这样，从国内来说，将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从国际来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生产总值的近10％。

从外贸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长率为24％。2004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1 548亿美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首次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2007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进一步达到21 73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8％。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年均增长率10％的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近6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10％。

从货币金融发展看，1996年，我国的人民币就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远不像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那样，是完全可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预见，今后十几年，随着外汇市场的发展、外汇管理的改进、外汇储备的充实、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人民币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朝着完全可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方向发展。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战略目标；战略重点

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却呈现经济发展失衡的态势，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Rato首次在正式场合提出“Global Imbalance（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世界经济失衡不仅表现为各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失衡，还表现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失衡，并引发了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主要表现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产生严重阻碍。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这一共同挑战，世界经济中最主要的20个主体组成了新的全球协调机制——20国集团（简称G20）。在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上，G20已经着手研究如何调整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及降低其不利影响。

以投资和外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内外经济失衡，因此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当事方。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互利共赢，增加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协调合作的实际收益，同时促进内外经济平衡。在参与世界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应选择何种战略对策以实现上述目标，这是学者和政府决策人员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结合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分析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以期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二、 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战略目标

1. 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

针对G20机制的新特点，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中国应通过强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促进非国家行为体的机制化建设、追求更加公平的治理模式等措施，完善G20框架下的全球经济治理。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下的G8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造成沉重打击，各发达国家迫于经济实力消长变化，纷纷酝酿以G20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既反映当前全球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符合全球经济权利结构中日益增强的多极化趋势。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使得G20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案和建议更具备合理性和权威性。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全面参与并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均衡、普惠、共赢”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努力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中国积极参与了G20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多哈回合谈判等国际对话和合作机制，努力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及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不断加强与新兴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

2. 维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自身利益。

世界经济失衡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之一，中国与其他国家同样承担着该结果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获益者之一。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同时也是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利用世界经济失衡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在世界经济失衡日趋严重、其负面作用日益显现的当前，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不仅要继续保持和增加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能力，还应确立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我国应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一方面参与世界经济调整，履行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为减少全球经济与金融不平衡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应该在参与世界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改善和消除本国对内对外的经济失衡，实现本国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地增长。具体而言，我们在对外经济往来中应该优化出口结构，实现出口核心收益由我所得；积极扩大进口，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游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取消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引导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流向，更多地向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产业领域实施政策倾斜；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中国对外加工贸易顺差。在参与世界经济交往过程中，中国已逐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倡导者和制定者，具备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经济稳定的能力和条件。因此，中国应确立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组织和机制的目标和战略，以有效发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开放，同时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战略重点

1. 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伟大复兴;圆梦

2013年10月在对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欢迎和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使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昔日的光彩。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战略思想，不仅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惠及周边国家，实现邦交惠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圆梦”。

一、“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多元文明融合，构建和谐、包容、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时过境迁，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日益白热化的地区冲突，国际新秩序仍处于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阶段，中东乱局、乌克兰危机日益升温足以证明国际形势依然纷繁复杂、跌宕起伏。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日益加剧，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暴力恐怖势力等所谓的“”在中东地区日益发端，不仅造成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而且间接影响了周边国家伊斯兰信仰错位，造成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日益猖獗，这些现象的产生无一不是美国直接或者间接插手中东政局的结果。

“一带一路”建设贯穿欧亚大陆，再次恢复古老丝绸之路文明多元共荣共生的世界景观，从实践上展示了中华文明传播倡导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境界与追求;增进了沿线各国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和中亚文明、印度文明等世界多种文明有机融合，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张力性。“一带一路”建设倡导通过加强贸易来往和经济交流实现互联互通，在经济交流过程中实现中国儒家理念和多元文化交融并存，折射出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为构建和谐、包容、开放的国际新秩序输入正能量。

二、“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贸易结构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中心开始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欧美等国虽然表现出阶段性复苏迹象，但总体仍未摆脱发展的困境。

加快推进“一路一带”建设能够有效化解我国“产能过剩”危机，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对全球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实现亚洲互利共赢。中国具有资本和技术实力雄厚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惠及中国周边国家。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参与国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加快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内陆和沿海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振兴伟大中国梦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一路一带”建设向西开放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快推进中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贸易结构调整，共同提升中西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内陆沿边开放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的重要内容，将进一步推动和落实内陆开放政策，进一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结合我国周边外交的发展重点，通过开放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全面提升内陆和沿边开放性经济水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扩大中西部开放、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因此，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全面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贸易结构调整。

三、“一带一路”建设致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打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动则构筑贸易壁垒、利用经济制裁手段制造贸易摩擦和贸易封锁，企图建立单极世界。以此形成鲜明对比，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打造“同命运、共呼吸”命运共同体。

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冷战对峙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各国之间加大合作力度，不断增强战略互信，贸易往来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共识，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旋律，构建和平、开放、包容的国际新秩序更需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一带一路”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实际举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和丝路基金的启动足以证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推动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体系，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与各国携手合作加强货币稳定、投融资、信用评级等领域务实合作，确保金融领域安全和能源资源安全，构筑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地区多种文明融合，推动了和谐、包容、有序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增强了各国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了各国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有效化解各国战略误判和摩擦升级，为把握我国重要机遇期营造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在经济发展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将大幅度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化解我国“产能过剩”危机，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切实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和丝路基金启动等实际举措将实现亚洲互联互通，打造互利共赢、精诚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基础，切切实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梦”。

[参考文献]

[1] 中央文献研究院主编：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

[2]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

[3]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4

一、外交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全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战争等特殊情况除外）；必须紧紧围绕本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才能使本国最大限度获得经济利益。否则，如果脱离这一主要工作方向，很可能使经济发展遭受挫折，甚至导致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换言之，一个国家必须使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在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考验一个国家大政是否偏离主航道的试金石，也是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繁荣和富强的重要手段。

二战后的日本，长期把维护并赢得本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目标，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外交的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有所发展，靠自给自足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如果发展内向型经济，工业资源等必须依赖进口，如果只进不出，必然使经济发展失衡。只有走加工贸易的道路，建立外向型经济才是日本最好的选择。战后日本正是根据这种国情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使本国的工业资源依赖国际市场，把本国的工业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日本经济外交正是抓住了日本经济两头朝外的这种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矛盾，为寻找和稳定海外工业资源对本国的供应，以及本国工业产品向海外市场销售全力以赴展开活动。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赔偿外交，还是70年代的石油外交，以及日常大量的一般经济外交活动，其主要任务往往离不开“市场”和“资源”这两个主题。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一时期，日本从一个后进国家，追赶成先进国家；从一个破落战败国，变成发达经济大国。在这种后进赶先进，落后追发达的过程中，单凭本国还较为弱小的企业力量，不仅无法同大的国际垄断资本竞争，而且由于企业的原料、燃料等必须依赖国际市场，企业自身没有能力保证这些工业资源的稳定进口。因此，日本政府不仅从金融、税收、行政指导等宏观经济政策上对企业的成长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对外还由政府直接出面，通过与对方国家政府友好交往、协商或专业性谈判、签订协议等，促使对方国家对本国商品减少贸易保护，开放市场，或者为本国提供必要的工业资源。政府主导的这种经济外交活动为日本企业顺利开展进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并由此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但是，在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发生转变，由追求经济大国转向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其经济外交由以追求本国经济利益作为第一要务，逐渐转向追求本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和国际政治地位为重点，用金钱铺路，向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目标努力。这虽然推动了日本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资源过多消耗在尚不能短期内顺利解决的政治课题上，不仅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而且忽视对经济利益的直接追求。日本为了得到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提携，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无偿支援美国130亿美元。这种做法，是以前一向重视经济利益胜过政治利益的日本政府政策的重大改变。正因为如此，加快了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衰落。

从日本的这一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得到深刻启示，一个国家要始终把维护并赢得经济利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坚持这一目标的突出地位，往往就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取得，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国在制定经济外交政策，开展经济外交活动时，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分析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从外交的角度全力推进，长期坚持，方能收到大的成效。

当本国的经济实力成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或在特殊时期，虽然可以适当对国家的其他利益――如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增加外交资源的投入，但仍然不可轻视经济利益这一重点。否则，很可能导致或加速本国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日本90年代以后的经济衰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二、在谋取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注意，应以不损害对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前提，追求双赢。否则，损人利己的经济外交难以长远维持，甚至可能损害本国的长远经济利益。

近代，发达国家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外交，往往以武力为后盾，不惜损害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一种普遍的殖民压迫体制。但这些国家的自我民族意识觉醒以后，通过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在内的多种形式，打破这种损害自身利益的殖民压迫体制。二战以后，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东南亚、非洲殖民体制的最终瓦解即说明这个道理。

在五六十年代，日本依仗本国比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阶段超前的优势，通过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等做法，将其作为日本的工业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片面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不顾东南亚当地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70年代，使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遭到极大损害，东南亚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在泰国、印尼等国出现烧毁日本汽车、国旗等民众的反日事件。表明日本片面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损害他国经济利益的经济外交政策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因此，日本福田政府在1977年及时转变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政策，开始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互利的经济合作，并向其大规模提供官方开发援助，改善并发展了日本同东南亚的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外交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必须限制在正当与合理的范围内，不能因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损害对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那种零和博弈的做法必定带来严重后果，不能长久。所以，经济外交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一定要适度照顾对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争取双赢，才是长久可靠的发展和利益途径。

三、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一般外交、外事工作人员，都要以推行经济外交为荣耀，把维护、赢得本国经济利益作为重要职责。一个经济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才能持久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作为领导人，没有理由不把经济外交作为自身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努力加以推行，不应因为本国谋取经济利益而感到耻辱，恰好应因此自豪，并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样才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获得，有利于本国人民福祉的提高。

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做得十分到位。1997年5月，法国希拉克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为这次访问取得重要经济成果，尤其向中国推销空中客车飞机，希拉克总统曾以此项议题能否达成协议，暗示作为访问中国的先决条件，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事前联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大张旗鼓地推销诸如波音公司飞机等美国公司的产品。这表明现代西方领导人对经济问题和本国经济利益的高度关注。正因为如此，从1993―2000年，克林顿总统在位期间，美国经济保持空前的长期繁荣。虽然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能保持长期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否认，克林顿总统对美国经济问题和美国国际经济利益的重视，是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外交的关注却很不够，甚至，不屑于搞经济外交。1962年11月，日本池田勇人首相访问欧洲，其主要目的是要消除西欧国家对日本的贸易歧视，打开欧洲市场。这表现日本领导人重视经济，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务实精神。但由于他过于关注经济问题，因此，被欧洲当地的报纸讽刺为是日本半导体推销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恼火。这反映，在一些大国政治家羞于使自己陷入通商事务，而以把握政治、军事大方向引以为自豪的年代，日本的最高领导人却频频涉足对外经贸事务，在国际上被看作另类。日本领导人虽然尽量推进经济外交工作、为本国赢得经济利益，但他们自身仍然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局限。在国际社会不崇尚、甚至贬低一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政治交往场合专注于经贸问题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日本领导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当本国产品的“推销商”。这和90年代以后，一些大国领导人以作为本国产品“推销员”自豪的情形大相径庭。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主席曾很自豪地与他谈起哲学问题，当然，最主要谈的是国际政治问题、两国政治问题等，对经济问题几乎很少涉及。这从另一方面印证当时（冷战年代、革命时代），伟人、大政治家往往从较高的政治层面、上层建筑的角度看待国际问题、外交问题，对于经济基础、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1963年12月，总理和副总理兼外长访问摩洛哥王国。发现，摩洛哥一家由意大利技术建立的炼油厂和中国兰州炼油厂生产能力相同，但是，人员投入却反差极大，中方的职工达6000人，而摩方包括技术培训人员在内，仅有300余人。当时就指示，回国后，要派石油部技术专家前来考察。访问时，还发现，摩洛哥的柑桔品种好于中国，即决定派专家考察，如条件允许，把优良品种的树苗运回国内。在的指示下，数月后，不仅石油部派专家前往摩洛哥考察炼油厂，广西、西双版纳的柑桔专家也赴摩考察，还聘请当地的法国专家来中国讲学，引进300株、30多个品种的树苗。总理的这一活动，可以说是在那个革命、一切围绕政治、阶级斗争的年代中，在外交、国际场合关注具体经济问题，从事经济外交的典范。但在那个年代，这种外交毕竟不占主流或重要地位。这当然是过去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纵观历史和当今，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外交中，特别关注经济问题、关注本国经济利益，重视经济外交，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容易获得较好的发展。反之，则难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成果。因此，我们提倡，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应该以更多的精力关注本国经济问题；在国际场合从事经济外交；在涉及宏观和全局的国际经济问题上，为本国赢得经济利益。这样，才有利于加快本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

四、一个国家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必须始终把维护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经商权力、使他们个人富裕，作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目标。外交人员不仅要培养国本主义思想，更要树立民本主义的观念，以民本主义代替国本主义。俗话说：小河涨水，大河满。一个国家的国民富裕起来，国家的富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与后盾，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否则，仅仅强调国家富裕，而百姓得不到更多的利益和实惠，国家的富裕则是空中楼阁，难以持久。小河无水，大河涸。

发达国家从近代开始，其外交机构和人员就十分注重维护本国商民在国外的经济利益。近代，英国驻在世界各地的领事，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本国侨民的经济利益。在19世纪末，英国的一些领事经常向本国政府报告德国贸易代表与英国商人的竞争情况。1888年，俄国驻波斯公使还因为波斯政府把卡伦河的航运专利权给予英国的“林茨兄弟”公司，不断向波斯政府施压，甚至，不惜以动用武力相威胁。最后，迫使波斯政府授予俄国商人有在里海恩泽利港附近波斯领海的自由航行权，并把波斯领海经营渔业的专利授予俄国资本家亚诺佐夫兄弟。

这种重视维护本国公民经商利益的外交努力，是发达国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传统延续至今。只不过，在当代和平民主的国际关系条件下，压迫、强权外交的色彩有所减弱，大多能在国际法允许的框架下进行。

过去我们经常用“大河涨水小河满”来比喻国家富裕才能带动民众个人富裕的国本主义思想教育干部群众，实际这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念。中国应该改变过去国本主义的政治理念，以民本主义代替国本主义。或者既提倡民本，也提倡国本，但应把民本置于优先地位，民本之后才重视国本。虽然国本与民本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一对辩证关系，但两者在追求目标方面的确存在一定差异，有不同效果。

五、利用并创造多种机会，适当举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举行直接以国际经济交流为目的和内容的经济展览会、经贸洽谈会等博览经济活动，有益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加大力度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国际经济洽谈会、国际经济博览会等创造国际商机。

日本政府通过举办大型国际文化活动，来达到促进文化、经济交流，发展经济和向世界推销日本的目的。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办大阪世界博览会，以后又多次举办性质类似的活动。为成功举办这类活动，不仅要投入大量社会资本，以此刺激经济发展，而且举办这类体育文化活动本身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如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界博览会，不仅向世界介绍日本，使世界人民了解日本的发展状况，而且用门票、广告、旅游、出租场地等方式回收资金，赚取外汇，促销本国商品。

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成功举办悉尼奥运会。悉尼奥运会的投入是30亿美元，出售转播权盈利6亿美元，旅游收入增长15％，与奥运相关的经济产业增收40亿美元。中国在2001年取得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格和权利，拟投入200亿美元用于有关设施的建设。特别是要实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的目标，将极大带动现代环保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2002年12月，中国上海成功申请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有助于推动上海地方经济的发展。

另外，没有文化招牌的国际经贸交流会、展览会等博览经济，在世界也被各国广泛利用，尤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外交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举办了几十年的广交会，以及后来举办的哈尔滨国际经贸洽谈会等，直接以经贸往来、投资洽谈为内容的博览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向各国促销产品，增进经贸交流的重要渠道。

除带有国家全局性质的国际文化经济活动以外，还要大力倡导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特点和实际，大搞国际文化经济活动。

这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直接以经济交流为内容和目的的经济博览活动，促进举办国获得经济和商业利益，尤其值得国际文化活动和博览经济还很薄弱的中国和各个发展中国家借鉴，并适度提倡。

六、对外援助兼顾本国经济利益。任何发达国家或大国在决定对外援助时，都不能不考虑其援助对本国的意义。真正“无私”的援助非常罕见。在实施对外援助时，适度照顾本国利益，尤其兼顾本国的经济利益，不仅有其合理性，也使援助带有互惠性质，容易使援助长久坚持，并达到相当规模，对受援国也有利。否则，仅仅单方面馈赠和付出的援助难以长久。

由于援助国、援助时代及援助内容的不同，各国援助政策与活动的出发点有很大不同。日本1973年石油危机以前的对外援助几乎完全为本国的经济发展考虑。因此，这时日本对外援助最常用的方式是对外商品贷款。它以受援国必须购买日本商品为条件。所以，它的真正援助对象实际是日本产业。这种援助形式在80年代中期以前经常采用，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改变。美国的对外援助和日本如出一辙。在援助时，美国对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决不亚于日本。长期以来，美国的双边援助大都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挂钩，美国负责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机构――国际开发合作署援助支出约80％花费在美国。

当然，日本、美国在援助上的这种做法，有过分谋取本国私利之嫌，其他国家不应全部照搬，但可以借鉴。在援助中，适当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谋求双赢，有合理之处。

1981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执政，让・皮埃尔・科特出任法国合作与发展部长，计划开始大量增加法国官方发展援助，由1980年占GNP（国民生产总值）0．35％，增至1988年的0．7％。他宣称：援助必须是无私的，不能借经济援助之名，行扩大本国影响之实。并且以受援对象是否维护“人权”等作为标准，而较少考虑法国的经济利益。此后，法国的对外援助虽然升至1988年占GNP的0．5％，1991年占GNP的0．56％，但因法国的经济力量有限、经济利益有限，没能达到预期目标。

石油危机后，日本增加以本国经济安全为目的的援助，但安全援助往往也同时兼顾本国的经济利益。对建设项目的日元贷款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直到90年代中期，它仍是日本对外援助最主要的一种形式。这种项目贷款对发展中国家的建设有很好的经济与社会效果，对日本也有很多益处。首先，70年代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国内存在大量游资，通过日元贷款消化一部分游资，对经济平衡发展大有好处。其次，这种日元贷款虽然有很多没有附加条件，但受援国家一般还是将其还流给日本。实际上间接支持了日本的产业。第三，尽管贷款的还期比较长，但毕竟不是白送，等于把国内剩余游资放到国外储备。第四，贷款援助对援助国家来说，便于实施，手续简便，行政成本支出小。

日本ODA的这种实际情况，说明日本在进行对外援助时，始终没有忘记本国的经济利益。因此，日元贷款这种形式的援助一直占其对外援助的主要部分。这特别值得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大国的中国借鉴。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更多力量进行对外经济援助。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对一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或暂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些国家又不能不进行援助，尽到作为世界大国和友好国家的责任。那么，中国应当借鉴日本的经验，采取向对方国家援助的同时，也使本国经济受益的做法。这是作为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的权宜之计。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则更应该加大赠款和技术援助的比例。

七、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注意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维护并支持本国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利益和发展需要，如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同时，应该支持世界正义和进步事业，这对保证本国利益有帮助。但要量力而行，不可超出本国经济实力勉强为之。

以经济手段在国际上维护并赢得本国的政治、安全、文化等利益是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被普遍应用。早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按照“租借法案”把中国列为受援国家，他说：“中国同样显示了亿万平民反抗肢解其国土的伟大意志。”“美国已经讲明，中国将获得我们的援助。”从1938年12月―1940年11月，美国给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贷款即达1．7亿美元。显示美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支持。此后，美国继续支援中国抗日，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这对美国自身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战场之一，牵制大量日本侵略兵力，减轻美国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美国为了维护其中东政策，保持与盟友以色列的关系，每年给以色列约1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美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着眼点不在经济利益上，而主要是让中东地区惟一一个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相同，又与美国坚定友好的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包围的大海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保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据点，维护并扩张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需要和利益。因此，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外交是在用经济手段维护本国的世界战略及国际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

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具有一定实力以后，在国际上，都要拿出一定的经济力量用于维护本国经济以外的利益，但这种做法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同时，也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顺应历史潮流。美国六七十年代，对南越等世界上腐朽政权的支持，就是为了本国的政治、安全利益，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却导致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衰退。

八、根据形势变化和矛盾转换，适时调整经济外交步骤与重点，不断与时俱进，才能获得最佳政策效果。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由于日本经济尚处于追赶阶段，日本政府担心本国资金和经营力量外流，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实行极其严格的限制。到60年代末，日本基本完成对先进国家的追赶，国民生产总值从1968年开始即位居世界第三。日本企业在国内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急于到国外拓展经营空间。这时，日本政府及时放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于1969年10月允许每件在20万美元规模内的投资可由日本银行自动批准。接着于1970年、1971年和1972年连续三次实行对外投资自由化措施。对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不仅很少限制，还鼓励企业向东南亚等地进行直接投资，利用那里廉价劳动力，赚取海外利润。

日本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上的这种转变，适应了70年代日本经济已经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并有一定剩余资金这种国情。这时，单靠扩大贸易刺激经济增长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本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加以促进。

80年代，由于日本同欧美国家贸易摩擦日趋激化，影响相互之间的全面关系。为减缓贸易摩擦，日本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向欧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同时，还想借此利用欧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发达的信息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建立本国的世界经营体制，以便进一步增强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实力。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既相对稳定又不断调整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国要根据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不断转化，适时调整经济外交政策与活动。在矛盾没有转化的时候，要保持政策相对稳定。一旦形势变化，矛盾转化，经济外交政策与活动也要相应改变。没有永恒固定的矛盾，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

九、不能闭关锁国，适时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必要，中国因为过去闭关锁国政策，迟滞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适时建立全面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和日本等的经验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中国过去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有利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做法，成为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从80年代开始，努力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把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同时，增强本国总体竞争力，努力规避可能带来的风险。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发展十分显著。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8％，成为经济发展迟缓的世界经济中的亮点。另外，由于中国不断调整吸引外资政策，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再加上政治稳定，是世界各大国中最具活力、恐怖威胁最少的国家，因此，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到中国投资设厂。2002年，中国实际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达527．4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2．51％。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根据外经贸部投资管理司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全国进出口总值达6207．85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1．77％，其中出口总值达3255．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30％；进口总值达2952．16亿美元，同比增长21．20％。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3302．23亿美元，同比增长27．45％；其中：出口额达1699．37亿美元，同比增长27．55％；进口额达1602．86亿美元，同比增长27．35％，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项下进口企业自用设备171．44亿美元，同比增长18．07％，占其进口总值的10．70％。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外交一直致力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具有活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作为西方阵营国家，在经济上很少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往来。而西方阵营的一些国家又对日本实行贸易歧视政策。这对日本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交往十分不利。日本政府认识到，要想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必须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不能自我封闭。那么，加入对国际经济大循环起重要调节作用的几大国际经济组织，自然就成为日本的目标。

日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IBRD）、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本国市场。日本政府在要求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时，既不为加入一味地向其做不顾本国利害的妥协，也不固执本国的原则，墨守成规，而采取一种灵活务实的态度，根据本国国情变化，调整加入活动。由于战后的特殊情况和日本经济发展不成熟，日本得以带有保留条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全项加入。

日本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同时，着力在本国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这也是成为几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全权成员的必要条件。50年代中期，日本市场的自由化比率只有约40％。随着日本经济成长和国内企业竞争力增强，政府对企业提出开放市场期限，督促企业提高竞争力，并按计划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规模取消进口配额限制，实行商品自由化，使自由化比率达到约80％以上，同时实现汇兑自由化等。日本在开放市场时不忘对本国经济保护。通过关税、行政指导、政策法规和一些非关税壁垒等，对本国经济薄弱环节，在开放中保护。这使日本经济既能在开放的经济体制中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跟随先进国家的发展节奏，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发达国家经济对日本民族经济的损害。

上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开放的经济体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不能闭关锁国。要想如此，首先必须加入具有全球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但是，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和建立开放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既要以大局为重，不失时机地抓住本国的大利与大益，又不可急于求成；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参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善于妥协；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在开放中适时适度地保护本国经济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和部门。

十、经济、政治与安全等利益兼顾的经济外交值得玩味。经济外交的各种功能要相互协调，适度发展，对本国才最为有利。

日本经济外交政策与活动很多一箭双雕或一举数得。日本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即带有此种意义。在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发展援助）中，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东盟各国始终是重点。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安排？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该地区援助可获得多重利益。第一，该地区是战后日本传统工业原料、燃料、粮食供给地。通过对该地区的ODA，不仅加快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很多ODA项目针对日本所需的工业原料、燃料和粮食项目进行。这种援助是让日本能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是对日本自身的援助。第二，该地区控扼日本石油航线要道。通过ODA增进与该地区国家友好关系，对保护日本石油航线安全十分有益。第三，从日本的视角来看，对该地区援助，特别是对东盟国家援助，可使日本获得战略性平衡的政治、安全效果。70年代以前，日本对该地区援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使该地区的经济得到“健康”发展，以促进其社会稳定，达到对抗中国等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目的；70年代以后，则含有抗衡苏联对这里插手，抵制越南扩张的考虑；冷战结束以后，则有谋求该地区获得新平衡的打算。第四，日本一直把东盟、东南亚地区看作本国在亚洲及世界发展政治、经济势力的基础。日本要在国际政治上有所作为，离不开这里一定数量小国的支持。要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区域合作体制更需要这些国家配合。所以，对此援助有利于日本长远发展。第五，通过对该地区援助，日本可以把在本国已落后，但还需要的夕阳产业转向该地区生产，以使本国集中力量发展更高级的产业。

法国和日本同是对外援助的重要大国。长期以来，法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非洲法语国家，即前法国殖民地国家。非洲法语国家占法国对外援助的比例，1980年为61．9％，1982年为60．4％。1984―1988年，非洲获得法国官方援助占法国对外援助的比率为57．2％。法国在对外援助上为什么要实行法语国家优先、非洲优先的政策呢？原因很复杂，关系法国的多重利益。第一，从近代开始，法国与非洲殖民地有密切交往的传统；第二，这些国家是法国重要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第三，对利比亚等阿拉伯产油国援助，涉及法国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的战略能源――石油的供应问题；第四，法国在90年代，以“民主化”、“自由化”为援助条件，其用意在于向非洲国家扩展法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法国对法语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和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密切相关，是能给法国带来多重利益的经济外交行为。

经济外交有为本国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服务的功能。在这些功能之间必须相互协调，不可过度倚重一方或偏废一方，只有形成适度的平衡关系，对国家才最有利。但适度的平衡关系决不是使各种功能进行简单的数学平均，而应该是在追求国家根本利益之下的战略均衡。

石油危机以前，日本经济外交几乎完全专注于本国经济利益，追求本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或很少考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谈不上以经济外交手段增进日本经济安全。石油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才强制性地迫使日本政府以一部分经济外交政策活动增进日本安全。同样，90年代，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急于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表现为经济外交有些过于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倾向。这样，势必削减经济外交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功能，就或多或少地损害本国的经济增长。

由此可知，在经济外交的各种功能之间，必须保持一种战略均衡。不能过份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否则，会导致国家利益失衡。

总之，在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外交政策与实践中，一举数得，能获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重利益和效果的经济外交，往往被当作重点，长期坚持执行。日本对东南亚、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援助就是例证。值得我们借鉴。

十一、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不协调，阻碍国家利益最大化。

经济外交除要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以外，它最原始、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功能是为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由于这一特点，经济外交要打破一切可能损害本国经济利益的束缚，充分发挥自身的基本功能。但是，它常常受制于各种因素，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不能协调发展即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从服务于本国经济利益而言，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本可以在中国大陆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展风采，但日本政治外交的基调是继续与台湾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封锁中国共产党政权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允许其经济外交在这些国家施展。而中国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潜力极大的市场以及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地域关系，本应是日本开展经济外交的极好对象，但由于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的这种矛盾，在战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不得不舍近求远，偏执地向东南亚发展，图谋替代中国。从经济外交立场上来说，对中国和东南亚应该兼顾，而政治外交却强使其舍去一方，不得兼顾。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经济利益的一大损失。

在对北方领土问题上，日本长期坚持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束缚了对苏、对俄经济外交的发展。前苏联和俄罗斯都曾多次表示希望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开发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地区。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日本极其需要西伯利亚的资源。日本企业家想在投资与开发西伯利亚中大获其利。但日本政府因北方领土这一政治外交问题限制对苏、对俄经济关系的发展，最终损失最大的还是日本。韩国等捷足先登，已经开始抢占俄罗斯投资市场。

美国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美国长期以来执行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这种政治外交政策使美国同阿拉伯产油国产生深刻复杂的矛盾，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威胁美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有害。美国的这种中东政策，使美国在中东政治和经济利益难以协调，甚至处于矛盾状态。因此，受对以色列传统政治外交的牵制，在中东地区，美国的经济外交难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所以，从经济外交角度而言，只要对本国经济有益，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就应该尽可能地打破一切束缚和界限，逐利而行。政治外交追求的国家利益目标，其基础必然包含本国经济利益。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使政治经济目标协调，这样，才不会偏执一方，相互兼顾，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十二、对本国市场过度保护，不仅容易引起与外国激烈的经济贸易摩擦，也会影响某些产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很多消极后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日本限制进口的非关税壁垒严重阻碍外国商品进口，引起越来越多的指责。日本的非关税壁垒包括政府的行政指导，政策法规限制，舆论导向，商业习惯等等五花八门的层层阻碍。关于大米进口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以致美国、欧盟等关于日本开放市场的谈判，每次都争吵得十分激烈。虽然日方在每次谈判中都能拿出看似有理的理由，不肯轻易让步。但实际贸易中存在严重出超以及这种激烈争吵的谈判，不仅给日美、日欧关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也使本国有些经济部门因缺乏激烈国际竞争，难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日本经济技术、经营水平、劳动力素质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可以更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有能力和力量应付更激烈的竞争。但日本却固执地进行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不能不引起它国政府和民众的反感。而且，像对大米市场等过度保护，使日本大米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也损害日本消费者的利益。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作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时适度保护本国市场，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利大于弊；那么，当今作为发达国家、经济大国、贸易出超大国的日本，这种保护贸易的做法则弊大于利。发达国家和有希望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兴工业国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以此为戒，认真总结日本在贸易保护方面的利弊得失，要适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促进竞争，增加经济活力。

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把开放本国市场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本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逐步加大开放力度，以至于最终基本实现完全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在竞争中形成各种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不能与世界经济同步竞争，就不能获得与世界经济的同步发展。所以，开放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但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应本国的国力和国情，切忌盲动。否则，不顾本国承受能力的盲目开放，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对本国经济的监控能力，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殖民地。

十三、制定和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政府各部门要密切协商，政策与行动相互配合，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在日本经济外交中曾出现过因内部意见分歧，损害本国利益的情况。1988年，在关于牛肉、柑桔自由化的交涉中，外务省等部门想通过妥协使谈判尽快结束，以便在较为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与美方达成协议。但是，农林方面的自民党议员们却坚决反对外务省的做法，他们压迫在谈判中起主要作用的农林水产省，要不惜与美方在关贸总协定中一争高下。恰在此时，美方拒绝外务省比较支持的增收附加税代替关税的主张。外务省和农林省想用附加税代替关税，名义上的解释，是为调节进口牛肉和柑桔的公司在日本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上的收益，而实际上，因为附加税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整变动，很容易成为日本政府限制自由化的手段。农林方面的议员们却连这种有利于日本的妥协也表示反对，对农林省施加压力。因此，主要负责谈判的农林省对此没有过于坚持。这使日本在谈判中失去最好的选择时机。在美国日趋严厉的压迫下，1988年6月初，不得不向美方全面让步。即决定从1988年10月起逐渐放宽进口限额，每年增加进口6万吨牛肉和2．2万吨柑桔，到1991年4月实现全面自由化。牛肉在头3年保持70％、60％、50％的高税率。

1980年3月―1981年6月，日本与欧共体关于汽车对欧共体出口问题争吵得十分激烈。欧共体委员会主张由欧共体对日本汽车进口实行统一限制。日本内部出现很大分歧。通产省主张日本实行自主限制，而汽车各大厂家和汽车工会却坚决反对通产省意见。这使通产省原来以自主限制方案为基础，对欧共体国家分别做工作，与各国单独达成协议的计划受挫。按原计划于1981年5月底出访欧共体国家做说服工作的通产省天谷审议官，因日本国内无法确定统一意见，在出访时拿不出任何明确方案。日本内部的分歧，直接影响对欧共体的交涉与谈判，损害了解决这次摩擦的效果。欧共体最后对日本汽车进口采取监视制度。这比由日方实行自主限制严厉，对日本不利。

日本政府内部的这种分歧、甚至表面化，对其经济外交效果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也使日本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这类教训极其深刻。在制定经济外交政策或进行经济外交活动时，政府各部门以及民间各利益团体等，相互之间一定要进行充分协商与协调。不仅要尽可能照顾各方利害，而且一定要以国家大局为重，用国家全局和整体利益来统筹和约束各部门、各方面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方案和计划，采取一致步调，相互配合，一致对外。这样，对本国才最有利。否则，相互掣肘、自相矛盾，或步调不一，是国家之大害。

十四、以政治盟友的形式换取经济利益是经济外交的一种变相手段。

一些弱小贫穷的国家为赢得经济利益，往往与大国、富国结成政治盟友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不仅能够得到对方的政治提携和保护，而且因为其对大国、富国的政治支持，往往能得到大国、富国给予经济利益上丰厚的回报，这又成为它们长期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这些大国、富国的原因。因此，这种形式上是政治外交，而其中隐含谋取经济利益目的的外交，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经济外交，它能给弱小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好处。

日本在战后作为美国坚定的政治盟友，深受美国青睐，得到大量经济利益。战后初期，美国不仅向日本提供大量经济援助，而且因为日本对美国的政治效忠，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向日本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设备持鼓励态度，廉价向日本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这对日本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非洲、加勒比海等地区的一些贫穷小国，为了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通过政治上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或在联合国表态等行为获得台湾大量的经济援助。某个太平洋小国向中国政府暗示，因为台湾的经济拉拢，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否则，可能转向求助台湾。这也是一种用政治筹码换取经济利益有效的经济外交。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5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利益观念;冲突;调适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01-02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消除了国际经贸活动的体制障碍,拓展了国际分工,使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互补的同时,也使得民族国家间的经济利益问题愈来愈突出。这样,不同的人们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从而使存在着分歧的观点和论调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

一、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经济利益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一)民族国家利益消失论与民族国家利益永恒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在商品与资本输出、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掩护下,打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推销“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经过时”、“民族国家的观念已经过时”的论调,这些论调潜移默化地淡化了人们原来的国家认同而产生全球意识,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可以放弃或忽略。

也有人提出,虽然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渗透,但谋求本国经济利益是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原因是尽管跨越国家界限的因素日益出现,但国家之间的界限、利益差异等依然存在。因此,这些差异和界限必然在一定条件下激发出经济领域中的民族国家意识。”[1] 不同的国家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主动地还是被动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但只有民族国家经济利益才是各国追求的最根本的利益。

前一种论调主要来自西方学者,他们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承认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等的合理性,在经济发展时依附于发达国家而放弃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后一种论调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过程中的融合主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市场、资本的融合,而决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利益的消失。

(二)封闭型经济发展观与开放型经济发展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国内工业体系、商业流通体系和金融体系,只需要自我独立发展,没有必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样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并且可以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有人提出,WTO的自由贸易原则要求其全体成员互相开放。中国加入了WTO ,中国的经济活动日益渗入国际经济活动的各方面,开放的性质也应当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应将由有限范围的开放和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球性、全方位的开放。

前一种论调主要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想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发展自己都是不可思议的。后一种观点虽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建立西方国家的、稳定而持久的利益收益机制,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开放度不断加大的同时,要保证经济不受任何外界不利因素的打击,必须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三)公有制一统论与全盘私有化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中流砥柱还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实力越强,在与国外经济的竞争中越有优势。因此,部分人希望走回头路,仍然恢复公有制一统中国的局面。

也有人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实行私有化。发展中国家要想富强也必须走这条路,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全部私有化。

公有制一统论的排外、抑私思想表面上看有利于维护我们的国家经济利益,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的时候,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只能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中国也不能实行全盘私有化。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私有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东欧国家等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经济急剧倒退,国家实力的削弱,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动乱。

(四)传统的政府计划论与自由竞争万能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有人认为,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上,应实行政府计划、行政指令,组建大的经济集团来对抗国外的跨国公司。

也有人认为,自由竞争是万能的,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只需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自由竞争,中国经济就可以发展。政府是缺乏效率的机构,对市场的干预有弊无益,它妨碍了个人自由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前一论调既反映部分人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也反映了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势力单薄,需要政府保护的现实状况。后一种论调其实是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盲目认同、完全照搬,忽视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致命弱点。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在其研究中都已经论述过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都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自由主义更是频繁地、周期性地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上述这些矛盾与冲突既是中国经济利益观念变革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同时也会导致价值选择的多元化,难以形成价值认同,从而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凝聚力,甚至可能产生价值选择的错位,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应当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又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利益的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

二、构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

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既坚持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又主张经济的开放性,它将促进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中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它符合未来全球化条件下新经济秩序的建立,体现了中国国家经济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一)坚定的国家意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拥有坚定的民族国家意识,捍卫民族国家界限,把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根本的利益来追求,独立自主地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才能在经济上不受制于人,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在历史上已多次被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建议往往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顾及当事国的国情。如拉美债务危机时,IMF与16个拉美国家签订贷款协议,要求其实行经济调整、减少赤字等政策,反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东南亚金融危机时,IMF开出了同样的经济紧缩药方,使其危机加重;俄罗斯经济转轨时,采用西方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迅速减少了一半。这些政策过后反思都很荒谬,但当时却为多数人所接受,不合国情的建议竟被采纳。在手里非常重要,比如1998年香港联系汇率制度遭到攻击时,香港依靠祖国的支持渡过了难关。如果当时按照西方观念行事,就会出问题。我们应根据国内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开放政策、开放顺序,在金融开放、汇率、多双边等方面把握主动,不屈从任何外部压力,坚决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1]

(二)开放的经济安全观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使全世界人们都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果互相开放的各国都能遵守国际规则,增加相互了解、沟通与合作机会,减少相互敌视和以邻为壑,就可以联手防范风险,共谋经济安全。

确立经济安全观念,积极保障中国经济安全应当做到:其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果没有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早晚会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国家的和民族的独立就难以保障,就会丧失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其二,在尽可能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同时,还要通过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度的调控和引导,而不能把经济运行完全交给市场来进行自由调节,否则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就会导致经济危机。其三,一心一意谋发展,增强保障经济安全的实力和能力。国家强盛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保证,经济实力是经济安全的基础。只有加快发展和增强实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其四,积极地预防风险,争取将风险消灭于无形之中;有效地化解风险,一旦出现危机则能够反应及时、应对得当,从而遏制事态扩大。其五,要把金融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把提升竞争力作为产业安全的保障,把保持稳定作为市场安全的日常目标,把粮食和资源能源安全作为长期任务,把海外资产与人员安全作为新要求,积极应对气候、生态、环保等非传统安全 [2]。

(三)合作的互利共赢观念

合作的互利共赢观念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理性选择,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明智选择,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唯一选择。中国依靠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日益崛起为一个贸易和经济大国,这一方面给全球贸易带来巨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竞争和压力,这就造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正面临与以往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追求的根本利益,只有当自由贸易通过互利共赢的途径,给各国带来最大的民族国家经济利益时,才能激发各国开放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各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性,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另外,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良好外部环境。正如主席在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上所指出的:“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没有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中国的经济也难以保持稳定、持续、快速地发展。

上述新型国家经济利益观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经济利益最大化,推动公正合理、平等互利国际经济新秩序形成的思想保障。它既主张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又倡导全面开放,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又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尊重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既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王锐生.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矛盾[J].哲学研究,1999,(7):5-11.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6

[关键词]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34―05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30年来，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对外贸易增长可谓是突飞猛进。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8.7％，占全球总贸易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8年的约8％。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高达25616.4亿美元，居全球第3位；其中，进口11330.9亿美元，全球排名第3位；出口14285.5亿美元，位居全球第2，与出口额位居全球第1的德国仅相差270亿美元。从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贸易大国，国际社会将更多的关注目光投向中国，一时间“中国机遇论”、“中国”众说纷纭；同时在这30年间，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也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回顾反思对外开放的成败得失之时，在国外纷纷揣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走向之际，中国充分肯定了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指出：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2006年中国在《十一五规划(草案)》里第一次提出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它明确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规则，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唯一选择，更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迁，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与时俱进。

一、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内涵

如果说2003年首次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外开放”，强调中国要提高对外开放效益，那么在2006年将“互利共赢”作为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则表明不仅仅要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效益，使自身长期收益最大化，同时要关注中国的对外开放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自身的利益所在，同时也关乎世界他国利益(第2页)。鉴于“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三项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最主要内容，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是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观在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体现。

“互利”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体现了国际贸易中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非零和博弈的结果，强调贸易双方能够公平地分享国际贸易红利，它是交易双方愿意长期交易的经济保障(第3页)。“共赢”，则在互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它从全球的角度出发，要求一国将自身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统一起来，实现全球协调发展的目标。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含义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要提高效益，符合中国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与贸易伙伴公平分享贸易利益，而且要考虑到中国的进出口对世界的影响，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协调统一起来。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战略包含着“单边 双边一多边”三个层次的目标：

第一，“单边”即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提高中国自身对外贸易效益，追求动态的、长期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双边”即从中国和贸易伙伴的角度出发，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上，实行贸易双方的互利，与贸易伙伴共享中国对外开放的红利和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

第三，“多边”即从全球的角度出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顾及自身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将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统一起来。

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战略是以上三个层次目标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由于贸易是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只有贸易双方公平分享贸易利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双边贸易交往；而提高对外贸易效益，是追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和公平分享贸易利益的前提；同时通过提高对外贸易效益，将追求自身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二、实施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必要性

客观上来看，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两大主要特点，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创新的外在动力。主观上来看，一方面提高对外贸易效益，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需要中国调整其以往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顾及自身的进出口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实现对外贸易的互利共赢。

(一)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不可复制的内外部条件，即恰逢产业转移的浪潮在全球展开之时，亟须工业化的中国国内建设资金极度短缺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以此为背景，在对外开放初期，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千方百计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创汇”成为当时的政策导向。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逐年攀升，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创新高”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它是时代的产物，与有利的国际环境、国内资源禀赋及政策导向密不可分。为了吸引外资、增加出口创汇，对外开放初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低廉的土地转让价格、宽松的环境法规约束、偏低的资源定价等“让利”措施，成就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国地位，同时也给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

首先，一系列辉煌的统计数据无法掩饰中国对外贸易效益不高的事实。对外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地确立了“世界制造中心”的国际产业地位。但是，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中国目前仅仅是世界的加工厂和生产车间，主要承担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的生产，所获取的是低廉的加工费，而与此同时，不少国内企业只注重眼前利益，满足仅仅做跨国公司的“代工厂”，自主创新意识低，技术进步有限。“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贸易方式以及由此引起的“只重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企业行为，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效益不高。

其次，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战略在积累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带来国内流动性过剩、对外贸易摩擦频发等问题。在实施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在进出口额率创新高的同时，中国贸易收支逐渐由赤字转向盈余，尤其是1990年以后，除1993年外，中国对外贸易年年处于顺差状态，并且顺差有逐年扩大之势，直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急剧攀升。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约1.95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巨额外汇储备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风

险；招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领域摩擦不断。以反倾销为例，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再者，以规模扩张为主、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虽然对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功不可没，但这种粗放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是以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不仅使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约束，而且一定程度上带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给其他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互利共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减少对资源的依赖，为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应对世界经济失衡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合作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日益紧密。正如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的，“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就是开放的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由于这个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不仅仅只关系到中国的发展，而且也是世界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开展对外贸易，不仅要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提高本国国民福利，而且要考虑它对世界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占GDP比例不断攀升，2006年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5％；而与此相对应，中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却呈现大额贸易盈余。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盈余2954.6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盈余1709亿美元，约占美国2008年贸易逆差的25％。以贸易收支失衡为表象的世界经济失衡使全球经济面临着经常账户调整的风险。首先，就目前情况看来，作为全球主要的贸易盈余国和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国已经开始承担失衡的调整成本，2005年汇改至今，人民币累计升值已愈20％。其次，从历史经验来看，经常账户赤字一旦超过可维持的临界水平，会发生经常账户反转，而经常账户的反转又往往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观，一方面可以避免单方面承担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世界经济失衡加剧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而且体现了其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贡献。

(三)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需要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曾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是时候让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了”。虽然中国并不完全接受美国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但中国也不否认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的进出动必然会对世界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品种丰富、价格低廉的出口产品增加了进口国消费者的福利，降低了进口国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和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也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压力。中国的出口不仅仅挤占了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而且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有失公允的“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itz曾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于世界而言决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WTO前任总干事拉米曾说，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从中国的开放中受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而且会为世界发展创造机会，为全球所有国家带来福利。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提出向世界传达的讯息是，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有影响的贸易大国，中国开展对外贸易旨在实现互利共赢，其中包括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有助于肃清“中国”，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实施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重点

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战略，一方面，需要正确认识本国在对外贸易中的收益与成本，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效益，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开放利益的全球共享，与贸易伙伴进行公平贸易，在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兼顾本国和他国的利益，协调本国发展和全球发展。改变对外贸易目标、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协调是实施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重点。

(一)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意味着改变过去以量取胜的外贸增长方式，减轻中国出口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不仅有助于中国提高对外贸易效益，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是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对世界的贡献，即不以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作为发展的代价，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联系起来。

(二)对外贸易目标由出口创汇转变为追求贸易平衡

近年来，追求进出口平衡已经成为中国外贸战略调整的关键。该调整不仅仅通过重新审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修正了单纯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而且暗含中国旨在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适当增加进口不仅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给中国的汇改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之可以遵循“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而且也高姿态地给与发达国家出口技术、设备、软件和其他知识密集型产品的机会。

(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

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战略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开放战略，是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它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扩张掠夺式的对外战略，也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自利独赢、赢家通吃的对外战略，其核心就是兼顾本国利益和别国利益(第6页)。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形成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也层出不穷，但不可否认，当前的国际经济协调仍旧是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核心的。在实施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并主张和保障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实现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中国应该遵守真诚、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帮助改善当地基础设施、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当地劳动力的技能，并注意保护当地环境。

四、实施互利共赢对外贸易战略的具体措施

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战略包含着对利益的追求，但并不止于对利益的追求，它的着眼点是通过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好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协调发展(第5页)。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互利共赢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项能够付诸行动的主张。

(一)建立体现对外贸易效益的考核指标体系

长期以来，在出口创汇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在评价各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外贸业绩时，过于强调贸易额、贸易收支、增长率等规模指标和速度指标，而诸如贸易结构、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环保效益等体现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相当程度上被淡化了。提高中国对外贸易效益、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要清理与规模挂钩的出口鼓励政策，取消不分结构、不考虑效益的普惠性出口奖励政策，建立一套完

整系统的反映对外贸易效益的指标体系。在该体系中，进出口规模、速度指标的权数要恰当，并纳入出口产品的技术密集度、单位出口能耗、出口环境成本等效益指标。

(二)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鼓励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

为了促进贸易平衡，缓解世界经济失衡，保障中国对外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应该继续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有效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严格执行劳动、安全、环保标准，规范出口成本构成；必要时开征资源税和环保税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同时，调动进口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需求，加大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优惠贸易待遇

在出口方面，要实现市场多元化，在巩固、稳定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开拓拉丁美洲、非洲市场，积极扩大独联体、东欧国家市场，从而避免出口过于集中而带给进口国的压力；在进口方面，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并分享发展的经验教训，促进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保护知识产权，加大自主创新步伐，提高中国技术水平

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水平，为提高对外贸易效益提供源动力，而且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利益，有助于缓解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摩擦，促进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完善，出台更有效的财税、金融、保险、退税鼓励措施，支持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推动中国知识产权的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

(五)推动多哈谈判，倡导自由贸易，促进相互开放市场

成功的多边谈判会促进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避免全球保护主义兴起，使各国居民享受到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提升。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频频受挫的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切实促进多哈回合谈判，并主张发展中国家利益，促进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推进国际贸易的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2]胡艺、陈继勇：《迈向互利共赢的开放之路》，载《亚太经济》2008年第6期。

[3]张幼文：《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实力――以“新开放观”看开放效益的评估方法》，载《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7

第一，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全球化的推进，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使国际贸易在总量和规模上不断扩大，贸易政策和体制更加趋向自由，有力的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活动、金融活动、投资活动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形成；

第二，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全球化对一国的国内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已经超越国界，全球化在本质上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和重组，会直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全球化会让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进一步得到传播，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独立受到严峻挑战；全球化还会导致全球范围内政治权力结构向上和向下的移动；

第三，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伴随着文化产业全球化的兴起，文化的输出与交流也日趋频繁，文化产品的输出也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对我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球化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造成影响，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努力深入推进对外开放战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重大影响，全球化要求更加开放自由的世界市场，我国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就必须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也有很大影响；

第二，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很大影响；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挑战；全球化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形成重大挑战；

第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全球化使得西方强势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宗教观念正一步步摧毁与颠覆着中国国内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宗教观念；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民族凝聚力的增强都会形成重大挑战。既然全球化对于我国的影响和挑战如此重大，尤其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很大挑战，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怎样发展自己的文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要抓住全球化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契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努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也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文化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第四，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第五，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第六，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第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第八，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第九，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提高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科学化水平。

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去行动，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调动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和借鉴优秀的外来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国就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中华民族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不再是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会实现。

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篇8

第三届进口博览会开幕式11月4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再次发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倡议，展现中国发展新蓝图，宣示开放合作新举措，传递了新时代中国坚定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和与世界共享美好未来的积极信号。

第三届进博会总展览面积比上届扩大近3万平方米，世界500强参展企业数量达到往届规模，30个最不发达国家参展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报名采购商达到40万人规模，而且参会的产品和技术等档次更高、品种更全、内容更丰富。

进博会是一条路，进博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走到老百姓身边。进博会展出的商品和服务，涵盖衣食住行、科技、环保等方方面面，都是最新最好的产品，让日益富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不出国门，就能通过进博会了解世界。

进博会是一个平台，进博会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广泛交流、互通互鉴的机遇，让世界更加认识到互利共赢的价值。进博会是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不仅能够让中国的产品走出去，还能让其他国家的产品引进来，是开放共赢的有效途径，参展国家的大幅增加也充分证明了进博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