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范文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1

智能卡从不同的角度有多种分类方法，例如，从智能卡的应用结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多应用智能卡、单应用智能卡。其中，多应用智能卡中又包含不支持动态应用管理的Native卡以及支持多应用动态下载的Java卡。Java卡是一种可以运行Java程序的CPU智能卡，使用Java卡平台创建的智能卡上存有Java applet，Java卡使多个应用程序被安装并且各自独立地共存。

目前，专一功能的智能卡覆盖了我国金融、电信、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改变了人们沿袭多年的现金支付方式，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效率。各行业发行的具有支付功能的智能卡应用于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不同行业的智能卡之间互不兼容，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与低碳生活的理念背道而驰；同时卡的种类和数量过度繁多，也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因此，多应用智能卡是智能卡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而且也符合了时下低碳、环保、节能的生活理念。

1 多应用智能卡的文件系统

目前，最广为人知的智能卡标准就是ISO7816，此标准主要定义了塑料基片的物理和尺寸特性，触点的尺寸和位置，信息交换的底层协议描述，以及跨行业的命令集等等。ISO7816标准支持两类文件：DF（Dedicated File）和EF（Elementary File），在下面的我们将对这两类文件做详细介绍。

智能卡中，用户的应用数据都存放在智能卡的EEPROM中，以文件形式组织。智能卡文件系统是由专有文件DF（Dedicated File）和基本文件EF（Elementary File）组成的。卡内数据的逻辑组织结构由专有文件DF的结构化分级组成。在根处的DF称为主文件（MF） 。MF是必备的，其它DF是任选的。基本文件又分为内部基本文件和工作基本文件。其中内部基本文件存放的数据由卡进行解释，即为了达到管理和控制的目的，由卡来分析和使用这些数据；而对于工作基本文件，卡不能对文件中的数据进行解释，而是由外界来使用这些数据。

对于智能卡文件系统中的三种文件类型：MF、DF、和EF，图1给出了这三种文件的关系。其中，MF（第1级）为根文件，是必须有的，卡片中只能有一个MF 文件。它是在卡的个人化过程被首先建立起来，在卡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一直保持有效，可存储卡片的公共数据信息并为各种应用服务。卡片复位后，自动选择MF 文件为当前文件。DF（第2，3，...级）是可选的。包含用户设置的系统信息和应用相关数据，在MF 下DF 的数量只取决与卡片容量和用户的应用，它也可以包含若干的DF。基本文件EF是文件结构的末端，只包含系统信息、内部数据或用户数据。基本文件EF从结构上可分为四类，分别是透明结构、线性定长结构、线性变长结构和环形结构[4]。

2 多应用智能卡形式化建模现状

在复杂的智能卡中，逻辑攻击是非常敏感的，也就是说多应用智能卡的安全极易受到威胁。以下列出了在设计智能卡过程中几条防止逻辑攻击的策略：

1） 结构化设计：在卡中构建小的函数模块，这样可以更加简单地理解和校验。

2） 形式化验证：使用数学模型去验证函数的稳固性。

3） 测试：对软件的运行情况进行测试。

智能卡应用系统的安全环境很复杂，对智能卡的保护仅靠以上三条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若在设计层面能尽可能地保证智能卡的安全性，在智能卡使用过程中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智能卡的不可靠性[5]。

智能卡的安全机制保障了所下载的应用是无害的，并且遵循与初始化及访问控制相关的基础策略。这样的基础策略均为所有的智能卡必须遵循的基础。所以，要来验证安全机制是否遵循了这些基本策略是很重要的。因此，一个智能卡安全的重要的形式化方法应用是验证平台，验证平台旨在提供Java平台和安全机制的抽象模型，并且验证智能卡的安全功能是可靠的。然而，这不能充分说明我们对安全功能的设计是正确的，更不必说我们还需要保证智能卡其它部分也是安全可靠的：Java卡的API和GP（Global Platform）规范的API是智能卡组成的重要部分，两个API的正确设计是对安全的核心需求。因此，对于平台验证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展示API是不是被正确设计了。

平台验证对于智能卡的安全保证来讲是最为基础的一步，并且是通用标准评估的先决条件。然而，Java卡安全机制所提供的保障都是限制性的，并且进一步对应用是否对基础设施合法使用进行了验证，同时不可以尝试任何敌对性的动作。所以，应用认证对智能卡的形式化方法来讲是另一个重要的应用。平台验证和应用确认是保证智能卡安全的两个重要方面[6]。

形式化方法是提高系统安全等级必不可少的保障技术。形式化方法使用谓词逻辑、集合、关系等数学元素和原理表达系统中的部件及其运动规律，形式化方法的使用过程及形式规范、求精和实现等几个阶段，可以用于保证系统初始规范和后续过程的正确性和一致性。目前比较著名的形式化方法有Z语言，和由Z语言发展而来的B语言以及Event-B语言。

下面着重分析多应用智能卡中形式化方法的研究现状。

2.1 Z方法

2.1.1 Z方法简介

Z方法[7][8]最初是由法国学者Jean-Raymond Abrial等人设计的一种基于一阶谓词逻辑和集合论的形式规格说明方法，它采用了严格的数学理论，可以产生简明、精确、无歧义且可证明的规格说明。

Z方法的核心是模式，它有两种模式：状态模式和操作模式。状态模式定义目标软件系统某一部分的状态空间及其约束特性。操作模式[9]描述了系统某部分的行为特征，它通过描述操作前该部分的状态值和操作后该部分状态值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系统该部分的一种操作特性。模式还可以修饰，模式修饰的作用是将修饰应用到被修饰模式的声明部分中所有的变量[10]。

2.1.3 Z方法的应用： 电子钱包

Z语言具有灵活且扩展性良好的特点，在安全应用系统开发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电子钱包系统规范就是运动了Z方法进行形式化描述。

电子钱包的形式化模型[11]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抽象模型和具体模型。在电子钱包系统的抽象模型中，描述了整个钱包和电子交易的过程（如图2） ，包括请求、支付和确认支付等步骤，表达了卡片必须遵守的安全属性。在具体模型中，反映了钱包在交、

抽象模型的大致构建思路为：单个的电子钱包包括余额。可能损失的数额两个组件，在单个电子钱包的基础上，可以将系统本身定义为电子钱包的集合体，在这里，每个钱包都有一个独立唯一的名字。在此基础上，建立从名字到钱包之间的映射，其自变量域是转账过程中要涉及到的已认证过的钱包，这样就形成抽象系统空间。电子钱包的操作模式有两类：输入和输出，即转入和转出。在抽象模型的基础上，对该形式化模型进行精华，可以对系统的组件和操作进行实例化，添加某种安全性质或消除某项安全假设，从而构造出更接近于实现的一个具体模型，并使其符合原有抽象模型的性质和要求[12]。

2.2 B方法

2.2.1 B方法简介

B方法[13]是一种用于描述、设计计算机软件的方法，支持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各个层而上对软件规范进行描述，覆盖了从规范说明到代码生成的整个软件开发周期。B方法定义了一套数学推理和符号描述，支持在不同抽象层面上对软件规范的内在一致性和功能正确性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人们已开发了一些商用和开源工具，支持基于B方法的软件开发过程，支持自动或交互式的软件规范证明.使用B方法进行软件开发与传统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工程师先在抽象层面上（而不是最终在常规编程语言层面上）严格描述软件功能，可以完全没有执行的概念，可以摆脱实现细节的干扰，只描述所开发软件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属性，并严格证明其性质，为后面开发出更可靠的系统打下坚实基础。而在常规开发过程中，前期工作一直用非形式文档，其内在一致性和功能正确性没有严格保证，只能靠人工检查.

用B方法描述软件的基本单元是抽象机，抽象机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抽象数据结构，包括：数据描述（常量、变量等）、操作描述（数据上的一组操作）、不变式（数据状态必须满足的一组关系）。

要保证一个抽象机M的描述是完整的无矛盾的，需要证明由抽象机生成的不变式定理：

1） M的所有可能初始状态都满足它的不变式

2） 从任何满足M的不变式的M抽象机状态出发，执行M的任何操作，可能达到的状态必定满足M的不变式。

3） 不变式定理和其他要证明的定理称为“证明义务”，如果能证明由抽象机M生成所有不变式定理，M就是无矛盾的。

2.2.2 B方法的工具：Atelier-B

Atelier-B是由ClearSy开发，操作使用B形式化方法的证明工业工具软件。用于由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等手工开发，对世界上各种地铁安全自动化进行建模。根据“通用标准”发展模型系统，由Atmel公司和意法半导体（ST）进行标准认证。也被用于其他一些行业，如汽车电子3个车型经营原则的建模。

Atelier-B中的主要工具及其关系如上图所示。其中，B Compiler是最核心的部分。用于分析B模型的语义，证明类型的统一性、构造规则以及模型在B项目中的可见性。因此，是一个允许新应用产生的强大的库。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Atelier-B的用户界面。在运行Atelier-B之后出现的界面中，主要显示项目中的组成部分以及证明结果，即类型是否一致，产生多少证明义务，以及成功证明和失败证明的数量。双击项目名称可编辑项目，即图中最上面一层窗口，会显示组成部分的具体信息以及之间的关系。图中中间一个窗口时证明窗口，显示证明义务是否成功证明，以及失败的原因。[13]

智能卡是由许多逻辑和物理组件组成，旨在在发行者控制的环境中，使应用程序具备安全性和互用性。

Java卡不提供标准的机制来管理卡中的应用。为了从这样的机制中获取便利，大多数的Java卡同样实现GP规范，GP给多应用智能卡的管理机制提供了已经的工具。GP机制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规格详细描述，两种分别描述卡的功能需求以及其相关的安全需求。智能卡的安全很强地依赖于GP的正确设计和实现，但是现在很少有使用形式化方法来分析GP的，B方法则是其中的一个例外。

参考文献：

[1] 王爱英.智能卡技术——IC卡[M].3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之津.智能卡安全与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 刘玉珍，张焕国.多应用安全智能卡结构的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2006， 52（1）： 87-91.

[4] 李晓航.认证理论及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Information Security Bulletin， 2002.

[6] Gilles Barthe， Guillaume Dufay. Formal Methods for Smartcard Security [R].page9

[7] Jean-Raymond Abrial. "Data Semantics" [C]. in Klimbie & Koffeman， Data Base Management， North-Holland， pp. 1-59.

[8] Jean-Raymond Abrial， Schuman， Stephen A； Meyer， Bertrand （1980）， "A Specification Language"[C].in Macnaghten， AM； McKeag， R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gra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2309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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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夏建勋，唐红武.需求分析的Z语言形式化方法[J].科学技术与工程，2008，8，（8）：2245-2248.

[11] 李改成.安全应用系统的形式化规范与求精过程研究[J].信息网络安全，2009（5）.

[12] Abrial J. The B-Book： Assigning Programs to Meanings[M]. Cambridge University， November 3， 2005.

[13] Global Platform[DB/OL].http：//globalplatform.org.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60-04

作者简介：桑丽（1980- ），女，江西上饶人，中共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中共义乌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由于现有文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阐述结构复杂、内容宏大，普通群众甚至领导干部难以掌握，因此凝练出简洁、易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句表述成为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学者们对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基本达成共识。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将从以上三个视角，对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作一述评，以期推动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当前学术界对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从理论意义看，现有研究着重从学科建设以及意识形态建构出发，论述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价值哲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的重大意义。有学者认为，“对该课题的研究既可丰富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使其更具体、更丰富，也可促进相关学科加深对经济转型、历史变迁、文化建设以及对价值观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1］。从现实意义看，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凝聚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有学者指出“在任何社会群体内，核心价值观都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整个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和文化规范力量”。［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3］；其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引向深入。大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述尚显概念冗长、结构复杂、内容宏大”［4］，“为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向深入，要尽快凝练出简洁明快、通俗深刻、易记便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语”。

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路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路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决定着凝练出的核心价值观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以及社会的认同。为此，学者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路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价值观是谁之价值观、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及其在文字表述方面的规定性。

（一）主体定位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国家。持该种观点的研究指出，“一种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分清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民生活价值观”［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而不应该是针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规范。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在统治阶级主导下形成的，反映的是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而不是针对公民个人的要求”［6］。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既是国家也是公民。持该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韩庆祥，他认为，“我们所需建立的是‘面向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既要针对并力求解决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根本问题，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本质特征”［7］。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分别从国家和公民两个主体的维度加以概括。持该种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多，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明。他认为，“基于国家这一主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称之为主导价值观，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具有引领和规范意义的价值观念；基于公民这一主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称之为共同价值观，能够深刻影响公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观念”［8］。

（二）理论基础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3

答：****是指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该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权利的总称。****具有三种形态，即应有****、法定****和实有****。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是每一个国家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的过程。由于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因此，宪政是发展****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的保障就只能停留于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之中。如果说宪法是应有****向法定****转化的关键，那么宪政就是法定****向实有****转化的关键。

2.简述宪政与法治的关系。

答：法治意味着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它包含一个国家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由静态到动态的运行过程。法治强调国家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依宪法和法律指示的轨道有效地运行。法治的集中表现是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即运用宪法的民主原则和法治精神来治理国家。离开了宪法和宪政，法治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丧失了生命和活力，权力也就不会服从于法律。因此，宪政是法治的基本标志，法治是宪政的必然结果。

3.简述有限政府与宪政的关系。

答：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内容。现代政治制度之所以要以宪法为基础，就是想通过制定宪法的形式为国家权力设定根本的规则——提供合法性来源，规定权力行使的根据、标准和程序，明确其界限和责任。按照宪政主义的基本要求，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根植于宪法当中，概言之，即必须建立有限政府，也就是说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首要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两项宪政原则：一是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论述题

1.试论宪政与宪法的联系与区别。

答：从英文词源上看，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与宪法(constitution or constitutional law)有不解之缘。《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即将宪法、宪政作为同一词目诠释而并未将其明确区分。从历史渊源看，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也曾交替运用宪法、宪政、政体等词语。在他那里，宪政与宪法的含义并无二致。但到了近代以后，宪法与宪政的含义在有联系的同时，也有很大不同。

(1)宪法与宪政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①从逻辑上看，宪政以宪法为起点，没有宪法便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②从内容上看，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宪政的产生、存在、发展和变化都必须服从于使纸上的宪法成为现实宪法的目的;③从价值取向上看，宪法和宪政都是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产物，都是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表现，都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指导宪政实践，宪政实践完善宪法。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2)宪法与宪政在具体含义、表现形式、内容范围和价值取向上又存在区别：①从外在状态的角度来看，宪法通常是指宪法典，或者指宪法性法律，因而一般是指静态的文书形式;宪政则是指立宪政治的实际运行，即动态的立宪政治。②从内容范围的角度来看，宪法是规定国家组织、活动的政治规范，但一国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所遵循的规范，并不限于宪法的规定。诸如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宪法典以外的规范，由于是在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是动态政治的产物，因而都属于宪政的范围。③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有宪法并不意味着有民主，但宪政则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如果不以人民主权为主导，从而将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全面真实地贯彻于具体的政治实践，那么，这样的政治状况绝不是民主宪政。因此，虽然宪法与宪政在根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上可能相一致，但也有可能相抵触。

2.试述宪法的实施与宪政的关系。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4

相对来说，对十七大报告提出、十报告系统阐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层面依据的理解要更容易些，而对此最权威的概括无疑是十报告的表述:“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因而有理由相信，上述三方面事实信息的充分公开本身就是对全社会公众的超乎我们想象的有力的社会政治动员。人们会更加确信，我国所遭遇的是对一系列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区域性“红线”突破的危机，因而面临的是从发展阶段性、发展模式到发展理念的一种综合性挑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层面阐释，是一个更为复杂、也会蕴涵着更多争议的问题，但对于如何理解其现实推进的政治动力异常重要。换句话说，我们只有搞清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设什么，才能真正明白如何从政治上去推动这一进程。依据十七大、十报告的阐述，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可以概括为如下四重意涵:其一，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其二，生态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则是指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适当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其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则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进一步说，前两点基础上的综合，应该是一种更为完整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概括。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概念内在地意味着或蕴涵着一种既“红”又“绿”的革命性变革。但客观而论，迄今为止的学术探讨都拘泥于或者“红”或者“绿”的议题领域，而明显缺乏一种实质性的“红绿”联盟或融合思路。后两点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不同学术视角和语境下的理论概括或表述，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对象实指(在现实中自然生态景观与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往往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一个逐渐被认同和接受的观点是，“建设生态文明”应该是一个同时包括生态文明的生态(自然)管理、经济(生产与生活)、社会(人居)、文化、制度的复合性系统。生态文明(建设)概念上述界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新型理论与实践的制度性挑战与变革意蕴。概括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在认识上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整体性理解，而且要致力于构建一种确保“五位一体”总布局得以实现的新制度体系和体制，也就是创建一种新政治。一方面，生态文明的政治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

它包括两个核心性要素:一是建立在一种生态民主的新民主政治基础之上，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就前者来说，我们要学会和通过不断“绿化”的公民政治意识，来主动地重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政治制度性关系;就后者来说，我们要逐渐学会和更多通过资源生态与社会财富的公正与公平分配，来尽可能减轻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开发利用压力。无论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还是“努力迈向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等提法，都首先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奉与承诺的一种表达，当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长远/根本利益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意愿的体现。因而，生态文明政治制度的建设过程，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道路与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推进离不开绿色的政治动力。创建或走向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建设”，而生态文明的建设举措和实际进展，都离不开绿色政治力量的推动。如果把生态文明划分为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人居)、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等五个构成性部分，那么所有这些构成性要素的萌生、成长与扩展，都需要适当的政治力量的积极推动。比如，生态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也许是市场，但无论是市场的培育管理、技术产品的研发，还是消费者的意识与行为转变，都离不开政府或非政府力量的政治推动。更明确地说，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首要政治目标，或者说“重中之重”，就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环境国家”或“生态文明国家”。“环境国家”是指现代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绿色契约”关系。国家(政府)依法享有对辖区内生态环境的保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管治权限与职能，而人民拥有对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进行赋(撤)权并行使民主政治监督与抗争的权利。具体地说，“环境国家”体现为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立法、生态环境执法和生态环境司法制度体系的总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承担着维护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健康与美丽的管治责任，而这种管治责任的大小及其行使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再)赋权和政治监督。生态环境尤其是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历史遗产的有效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接性任务，而这也是“环境国家”理应承担的首要责任。由此而言，强有力的“环境国家”，既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进展的重要动力。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生态环境或生态文明建设法规，是“环境国家”权能与管治能力的基本体现。从最终可能写入宪法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条款，到街道社区的生活垃圾分拣处置规定，真正体现的都是我们国家对一种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自觉意愿和政治追求。俗话说，“无规矩无以成方圆”，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断政策化与法规化，表面看起来是对人们行为自由的某种程度制约与限制，但从根本上说，则会有助于人们主动形成与接受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习惯、文化与文明。即使从文明的最原始意涵来说，它也不仅意味着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生存与行动自由(基于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组织改进)，还包含着人类对自身的诸多纯粹自然望的主动节制与约束。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如此。而必须强调的是，广义上的“环境国家”，除了包括一大批掌握先进绿色技艺、又具有生态意识自觉的企业，还应包括或依托于一个健全的“生态文明社会”。也就是说，生态意识自觉与组织起来的公民，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与主要推动力。一方面，就像文明的根本性体现是人的素质一样，生态文明的根本性体现也是人的素质。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素质的培育与提高。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和造就成千上万的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绿色新人”。另一方面，“绿色新人”只能首先来自那些率先实现了文化意识革新与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少数公民(群体)，而他们将会成为整个社会实现生态文明性变革的引领性力量。因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性前提，就是创造适当的经济社会条件，从而使之成为由少数“绿色新人”带动的、由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大众性事业。

2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构想

基于上述理解，即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治要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的“环境国家”或“生态文明国家”，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就是一个远为全面而深刻的“生态民主重建”进程，而不简单是一个“行政扩权”或“制度与政策经济化”过程。从宏观构架的角度讲，“环境国家”或“生态文明国家”建设，应特别强调如下四点:一是执政党“绿化”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分为16个部分、60项议题，最后一项、但也最为关键的一项，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对照《决定》第58－60条，如何把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如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如何更好发挥人民改革主体的作用，对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都至关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中组部出台了明确不再以GDP作为考核地方领导干部政绩主要依据的规定，以及全国各省市已广泛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试点，都是党中央加强与改善这方面改革领导的重要体现，尽管其长期效果还有待验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这个崭新的议题领域来说，中国共产党还首先是一个学习者和探索者。比如，近几年来由于雾霾频发而凸显的生态环境质量问题，需要全党作出一种更为积极的民生与民主政治回应。必须让全党充分认识到，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挑战，已很难简单通过污染治理与节能减排等经济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而是必须致力于从发展模式到发展理念的全方位转变，而实现这种转变的“理论武器”和“政策抓手”，就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执政党“绿化”建设来说，可以做的工作还有许多，但最根本的是对党政干部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的思想教育。十报告在执政党建设部分强调了“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而必须强调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样是党面临的长期的、复杂的和严峻的考验，生态环境管治失信(甚或失败)危险同样日趋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总之，必须像惩治腐败那样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实质性提高全党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当然，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从来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了后者的前两者都难以取得实效。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绿化”建设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展。二是环境法治政府建设。十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则进一步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以法治精神统领和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是，一方面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另一方面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尤其是司法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其审判权检察权。

具体到我国的环境法治政府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初步建立了一套以宪法、刑法、民法等相关基本法和环境保护法、专门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为基本内容的法律体系(当然还包括相关性国际法和地方法律规章)，以及负责法律制定、实施与监督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制度体系机制。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必须承认，我国的环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与不足，未能在促进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立法方面，环境立法精神与原则的严重滞后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一点在最近的《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已暴露无遗———仍不愿明确接受已成为国际通例的宪法性公民环境权益和基础性环境政治参与权利;在司法方面，生态环境法律的“软法”或“二等法”地位虽然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在我国表现得尤为严重，而这与司法部门长期过于谨小慎微的态度密切相关;在行政执法方面，对法律渠道本身的不信任和对行政处罚手段的青睐(“以罚代法”)，在进一步损害环境法律本身权威的同时，也严重弱化了环境行政执法的权威性与效力。解决上述问题的总体思路，还在于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既要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立法质量与水平，使之更加契合我国应对严重环境挑战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又要花大力气提高我们的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的质量和水平，实质性克服目前的“有法不依”和“以罚代法”问题。更具体地说，提高环境立法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更广泛地开展相关议题立法的民主辩论和公众参与。而改善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关键，则是真正保证司法与执法系统的独立性，同时大力强化对司法与行政系统的法律和民主监督，并对各种形式的渎职、失职或违法行为严加惩处。而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就是社会、公众与媒体的更充分和有序介入。三是环境行政监管制度/体制建设。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来说，目前这种条块分割的行政制度与体制并不是一种适当的模式，甚至有着许多内在性的缺陷。正因为如此，十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决定》和同志的系列讲话，都强调了应依据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来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努力建立一种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与监管体制。具体而言，我国的环境行政监管制度与体制至少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职权落差”———自2008年升格为部级的环保部依然是中央政府权力构架中的一个弱势单元，因而很难履行公众期待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的国家责任;“整体协调性差”———不仅不同生态环境要素，而且不同大气成分也可能隶属于不同行政部门的现实，使环保部与其他部委缺乏应有的既分工又合作，而大部分环境突发事件的失当处置所损害的都是环保部的社会形象;“体制不畅”———环保部目前的机构框架(主体司局、区域督查中心和附属性事业单位)，与其他传统型部委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而很难成为一种有效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议题的监管制度/体制;“能力较弱”———以环保部为核心的生态环境行政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政策管理、领导水平和职员素质，都存在着一个能力不足的问题，因而难以在协调各政府部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方面扮演一种领导者的作用。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的划定各种“生态红线”，其中许多领域的“红线”并不是目前的环保部一家能够划定的，而即便它这样做的话，也有一个所划定的“红线”会不会被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以合法名义突破的问题。改进我国环境行政监管制度/体制的总体思路也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整个国家制度框架的顶层设计上做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规划，比如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基本人权”写入宪法，设立“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或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目前的“中央文明办”工作范围)，组建更高行政级别的“国家生态环境与遗产委员会”。但所有这些制度性安排，不是为了简单扩大某一行政部门的权力，而是确保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真正按照“五位一体”的总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中，直至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种自觉的执政理念与行政意识。二是经过重建或整合的新环境部(或生态环境与遗产委员会)能够在组织架构(横向和纵向)、运行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比如，将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贯彻落实与行政监管责任更多转交给地方政府，将工作重点更多地转向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或可持续发展提出立法与政策建议，更多地扮演“环境国家”创建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管治平台提供者的角色，等等。四是“环境公民社会”建设。应该说，环境公众参与或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民主体参与，都是理论上不难说明的问题。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

十报告强调的是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作用，而《决定》强调的是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当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但客观而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动力要求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健康“环境国家”的基础与支撑的“环境公民社会”建设，我们还存在着一系列的突出问题。除了目前人们更为关注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成长问题，还有更普遍性的公民个体的基本环境权益保障问题、如何更好发挥环境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问题，等等。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仍处在一种非常初级性的阶段。政府支持性非政府组织的主导地位和草根性非政府组织的艰难生存状况，都不利于其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一种建设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多公众借助于网络技术(而不是非政府组织)对个体或群体环境权益的维权，大大增加了群体性环境事件发生的频率与不确定性，而且越来越具有一种“社会抗争”的色彩。此外，完全可以在国内外舞台上发挥一种更积极作用的“环境学术共同体”(“绿色智库”)建设，也需要更多国家层面上的推动。应该说，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政府近年来已经采取了许多举措。比如从2012年起放宽对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登记要求，逐渐增加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服务的购买，通过各种全国规划(像《“十二五”全国环境宣传教育纲要》)支持部分理论基地的建设，等等。但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角度说，国家还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促进一个健康活跃的“环境公民社会”成长。比如，环保部2014年下半年了进一步推动环境公众参与的政策文件，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鼓励组建各省的“环保联合会”，但问题是如何使之真正成为一个民间性、但又不会草根化的非政府组织;再比如，国家应该组建一批覆盖主要议题领域、学科和学术机构的部级“绿色智库”，环保部等部委的相关机构可以更多地承担一种组织、协调与服务的角色。综上所述，如果立足于一种明确的环境政治学立场，就不难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要求的“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必须在十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视野下，充分考虑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的目标与动力要求。相应地，它就不仅仅是生态文明的经济制度与体制、生态文明的行政监管制度与体制的建设和改革问题，还是一个内容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与社会的生态民主化重建进程。而对于其中的挑战与困难，我们必须同时做好进行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准备。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5

1.答题范围性错误。例如，试题要求用政治常识来回答，学生却用经济常识解答；试题要求用唯物论来回答，学生却用辩证法解答。

2.没有使用政治学科专业术语答题。例如，物质决定意识说成物质决定想法；国家职能说成国家做事等。

3.专业术语使用不规范。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写成公民代表大会制度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

4.文字叙述缺乏完整性、条理性和简洁性。

二、答题不规范的原因

直接原因是答题技巧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缺陷，根本原因是知识结构欠缺以及教法学法陈旧。

鉴于以上原因和表现，作为教师和学生都应注意在平时复习中积极培养答题规范化能力。

三、规范化答题能力的培养

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典型试题时，要先讲清解题思路，再让学生在课堂上作口头回答；或教师读参考答案，再让学生总结答题思路要点。最后由教师点评，并鼓励学生参与。平时教师阅卷时，既要从宏观上点评引导解题思路，又要从微观上逐字逐句修改完善，发现答题中的“闪光点”即时表扬，对答题中明显的“错误点”即时严肃纠正，做到“对症下药”。尤其是师生双方都要多做题，多研究题，做到手熟，才能生巧。

高考政治主观题中的“措施建议类”和“认识评价类”两个类型不管是大纲版还是新课标版都是常考题型，下面以这两个题型为例说明如何规范化答题。

1.措施建议类 （如2012年高考大纲版文综38题第3问）

首先，细读设问，明确主体和答题范围。要根据题目设置的情境，从不同主体出发进行多角度发散思维。经济常识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劳动者个人等；政治常识中常见主体包括政府、党、公民、人大等。

其次，做到“三联系”，确定答案范围。一是联系教材，寻找教材中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二是联系材料，注意寻找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如果材料呈现的是问题或困难，就要对症下药，提出措施；如果材料呈现的是成功经验，就要对材料中的措施与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使之与教材理论相符合。三是联系时政知识，从时政知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再次，简要概括理论知识或时政知识，将材料信息和教材知识结合起来作答。

例：2011年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自2011年4月份以来，温州频繁曝出“老板无力还债而跑路”的消息，进入9月份，“跑路”更有集中爆发之势。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存在深刻的危机。为从根本上化解债务危机，提升地方金融业发展水平，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开始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即1个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纲领性总方案及8个配套的具体子方案，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和债务危机问题。同时，要求企业立足自救，指出“救活”企业的关键是信心与诚信。

从经济常识角度看，你认为应该如何规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秩序。

解析：第一步，细读设问，明确主体和答题范围。设问没有限定主体，根据题意可知主体应包括政府和企业；答题范围限定为经济常识。第二步，做到“两个联系”。首先联系教材知识，根据设问中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秩序可知，本题主要考查如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可考虑市场规则、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以及增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等知识。其次联系材料，本题材料没有呈现具体措施，而是提出问题，需要考生针对问题总结相关知识。第三步，简要概括相关理论知识，并结合规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问题核心组织答案。

参考答案：（1）良好的市场秩序依赖市场规则来维护。规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形成良好的市场规则。（2）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诚实守信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形成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尤其要加快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3）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树立知法、守法以及诚信等观念，树立风险意识，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2.认识评价类（如2012年高考大纲版文综39题第6问）

首先，审读设问，明确答题指向，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分析，确定回答问题的角度。

其次，论证观点，明确态度。

再次，对“谈认识，谈看法”设问，可按照“判断表态（是什么）”“阐述道理（为什么）”“明确做法（怎么办）”这一解题思路来作答。

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外界有人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复杂心态：一方面对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表示认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发展模式感到恐惧，甚至提出了“中国”。

请你运用政治生活的有关知识，对材料中的“复杂心态”进行评价。

解析：第一步，审读设问，明确答题指向。本题主要是评析外界对中国发展表现出的复杂心态。知识指向：政治生活。因为涉及外界对中国发展表现出的复杂心态，所以本题主要考查国际社会的有关知识。第二步，阅读材料，获取信息。复杂心态包括认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提出“中国”两个方面。第三步，论证观点。认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可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提出了“中国”，这是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误读，应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等角度予以反驳。

参考答案：（1）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2）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对旧的国际秩序产生了冲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3）中国的发展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

四、规范化答题的两个关键

第一，确定答题思路。

1.确定大逻辑：要点之间的逻辑，包括有几个要点，要点之间如何排列。

2.确定小逻辑：要点自身的逻辑，即要点如何展开，包括有几个关键词，如何排列。

第二，写答案（我把它称之为“四个现代化”）。

1.层次分明，要点序号化——反对不分段落层次的“一块板”。

2.表达准确，语言学科化——反对使用文学化、生活化语言。

3.逻辑严密，表述简洁化——反对语句冗长，画蛇添足。

4.字迹工整，卷面美观化——反对字迹潦草，错字连篇。

（特别提示：突出关键词，突出得分点）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6

关键词:工程图样 设计 态度

中图分类号:TB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0082-01

一、工程制图的历史

根据历史记载,我国很早就使用了较好的作图方法,如在《周髀算经》中就有商高用直角三角形边长为3:4:5的比例作直角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的著作中也曾述及绘图与施工划线工具的应用,如在墨子的著述中就有“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横以水,正以垂”,矩是直角尺,规是圆规,绳是木工用于弹画直线的墨绳,水是用水面来衡量是否水平的工具,垂是用绳悬挂重锤来校正铅垂方向的工具;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还述及“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廷,作之咸阳北阪上”,就是说,秦国每征服一国后,就令人画出该国宫室的图样,并照样建造在咸阳北阪上。

二、工程制图的重要性

工程制图几乎是所有艺术设计院校中都需要进修的课程,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家具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等都有依据图纸来制作和实施。因为上述设计的造型、尺寸和做法,都不是纯绘画或语言文字所能描述清楚的,这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制图。如:在房屋建筑工程中,做初步设计时,要用到能简明地反映房屋建筑功能、特色的方案设计图;做施工设计时,要用到能详细地表达房屋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外形、内部空间结构等的建筑平面、立面、剖面图, 以及必要的结构施工图、设备施工图等。随着技术、工艺、材料和人们认识的发展变化,人们对所生活的环境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根据客户的需要,我们通常只需要在有关的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中加注文字说明或加绘一些局部详图就可以了。而现在因客户和设计师对布局、装饰和质量等有不同的艺术品味和要求,再加之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快速发展应用,之前的“附带说明”已不能达到设计表达的目的,于是工程制图更加凸显其重要性。

三、工程制图的教学新发现

(一)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工程制图的图样在表达初步设计、创意构思、便于交流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即从二维平面图样想象三维立体形态。这是很必要的练习,因为今后进行艺术设计创作,需要经常不断地将头脑中想象的形态落实到图面上,或由图面制成立体形态。从感性到理性,从技术到艺术,这是从二维思维到三维思维,又是从三维思维到二维思维的过渡。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反复的渐进过程,我们所生活的每一个环境空间的由来与塑造都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复与蜕变的过程。我们需要借工程制图这一课程训练这种思维方式和绘画技巧。

(二)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我们的设计教学理论必须和设计实践相结合才能学以致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材料的跟新速度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借助工程制图的详图和结构图绘制表现让学生将自己的设计材料充分和市场接轨,掌控材料市场更新变化,如:我们在布置作业时,可以限定其材料只能用近三个月市场和设计界最火爆的类型。这样激励学生自学积淀,从而养成自学习惯,提高自学能力,在初次工作时可以快速消除“毕业空白段”,是我们工程制图的另一个实践发现。

(三)培养学生严谨的设计和工作态度

设计的构思阶段是大胆的,设计的表现阶段是细腻的,二者的区别不容混淆和忽视。这可以说是一个优秀设计师内在素养的体现。整套设计方案的尺寸如稍有纰漏,很容易造成施工事故。最后的设计效果,除了施工工艺外,考究的就是设计结构。很多独特或是独树一帜的设计前提,便是设计师一丝不苟的对待,即便是一个螺丝的接口都可以塑造出无数的创意语言,形成整个设计的亮点。工程制图的练习过程就像是中国传统书画的作画过程,看似简单大意,其不然已是胸有成竹,只待泼墨抒情了。

四、结语

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在于能全面准确地表达设计师的创意思想,通过它一目了然的形式来评价设计方案的优缺点。“画意与文思都源于自然与人间的启示。自然太阔大了,与宇宙太空没有界限,于是人们创造了桥”。在二维和三维的转换世界里,工程制图就是这座桥,它将构思理念与图样交替编织,完美结合,以独特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一个又一个独特的视觉形象。

参考文献:

[1]何铭新.建筑工程制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7

论文摘要阐述了建设生态型河道的要求和特征，论述了生态型河道建设的必然性，探讨了生态型河道建设涉及的问题。

生态型河道是相对贴近自然，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水利工程。生态型河道以安全、可靠、经济为基础和前提，以满足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多功能开发为目标，逐步形成陆域草木丰茂、生物多样、自然水体鲜活流动、水质改善、具有多样水生物物种互相依存形成系统并能达到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的水利工程，其本身就是一个景观。

1建设生态型河道的要求和特征

1.1要求

生态型河道是符合防洪除涝安全要求的除害兴利工程。作为工程，安全始终是第1位的。生态型河道建设并不是要求我们刻意地追求某种形式，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概地排斥硬质工程，而是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河道整治，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力求形成河道形态的简洁朴素、自然通畅、水质改善、水体调活的局面。

1.2特征

（1）生态型河道应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型河道是亲水型的，在体现以人为本的同时，更加注重和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样可以避免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盲目性和投资的随意性，特别是避免水利工程园林化的倾向。

（2）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本地化。事实上，水利工程的建设本身是对自然原生态的一种破坏，只是在整体上权衡利弊得失时这种破坏利大于弊而值得干。生态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平衡的。因此，建设生态型河道时必须极大地关注恢复或重建陆域和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形态，尽可能地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硬质工程。河岸选择栽种的树种、草种尽可能用本地、土生土长、成活率高、便于管理的，即便是杂树杂草也不要紧。由此来充分体现河道整治的生态理念。

（3）生态型河道的整治应该是渐进式的。无论生物多样性的重建，还是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的恢复，在河道整治中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如果不注重生态而快速地实施环境水利工程，往往会导致自然环境的不和谐。

2生态型河道建设的必然性

生态型河道建设，是水利建设发展到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形态的必然结果。水利建设发展历来是与农业生产发展密不可分，并为之服务。我国的农业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低级的吃饭农业发展到温饱农业；由温饱型向综合发展的小康式的农业，又发展到种源、生态、装备的现代化农业。水利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单纯为农业特别是粮棉生产服务的温饱型农田水利，发展到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服务的“小康型”农村水利，又发展到综合型的农村水利。每个发展阶段对水利建设与河道整治的目标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20世纪的80年代以前，我们注重的是水利工程建设，而很少考虑水利工程与自然的协调，由于思维定势的作用，整治河道的方式似乎已经定格成为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河道整治有了新的发展，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追求豪华洋派，硬质工程比比皆是，投资规模日益庞大，河道整治出现了新的“硬伤”。于是，生态型河道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问题。21世纪初我国提出了水利要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资源型水利的河道，应当是生态的。生态型河道建设更多的强调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在水利建设中对河道整治做到江河不能断流，堤防不决口，河床不抬高，水质不恶化。注重生态河流具有自我修复能力。

生态型河道建设，是现代社会人类渴望回归自然、渴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迫切要求，是当前水景观建设的最简单直接、自然生动的客观反映，生态型河道本身就是一种景观。水景观建设是与城市的现代化相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是城乡一体化水利建设中体现水环境的重要方面。现代城市概念不再以高楼林立、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为唯一指标，应当体现生态、人文、活力。水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是生命之源，是资源、是财富、是生机、是文化、是景观，是城市文化底蕴和文明素质的象征。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生态型河道，就是在建设体现人文关怀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和农村。3生态型河道建设涉及问题

建设生态型河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重视规划，确定目标，科学论证，合理选项，规范管理，组织开展生态型河道建设，发挥整体效益。为此，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长远与当前、安全与景观、需要与可能的关系。

3.1河道综合整治涉及的问题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确立综合治理的观念。包括河道本身的疏浚，实现通畅；在安全基础上的陆域部分的绿化；水体的治污、调活、净化；污染源的截流、纳管和集中处理。最终实现标本兼治，使清水长流，永续利用。二是治理的过程中要注意反对形式主义，防止片面强调景观而导致水利工程园林化。即使是十分必要的景观建设，也要在设计中尽可能减少小品，减少污染物，减少硬质工程。要十分强调规划控制，在河道工程范围内的绿化和景观建设，也不一定都要一步到位，可以在主体工程完成之后，留出绿地和大片空间，以后通过非水利的途径再去营造景观。三是要处理好点与面、段与线的关系，可以一次确定目标，分阶段组织实施。四是建设程序规范化问题。当前特别要注重贯彻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实行政府采购，对工程决算的审价和对建设的审计。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后，要经过考验，实行建设效益后评估。对上述这些问题都要综合考虑，以扎实推进生态型河道的建设。

3.2管理中的问题

生态型河道的管理更是以前未遇到过的新课题，需要认真研究和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按照统一管理与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实分级负责的责任制；在管理过程中，探索管养分离的新机制，制定市场准入的规划和管养定额标准，逐步实行养护的社会化、市场化。二是落实管理的经费。任何管理都需要人和物的投入，管理也必须要有成本。管理的投入要根据工程的性质和管理责任权限，由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性投入配套组成。三是提高管理的技术含量和科学调度水平。四是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水平。

3.3投入问题

一是公共财政投入。它只能用于社会性、公益性、基础设施性的建设。因此，生态型河道建设的投入，不可能指望全部由公共财政投入来解决，只能是根据工程性质和分级负担原则，实行综合性配套性多元性投入。按照补、扶持性、引导性的原则，予以适当投入，以推进生态型河道建设。二是社会配套投入。这种投入是带有公益性意义的，是自愿的。三是受益者投入。按照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由受益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商、农业企业或者其他受益的企业和个人按照受益比例分摊投入。

4参考文献

[1]彭历.城镇河道生态化建设初探[J].山西建筑，2008（30）：349-350.

[2]牛松杰.生态景观河道建设新思路[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08（8）：25，29.

[3]胡方，杨利，赵静.论生态型河道的建设与发展[J].山东水利，2008（6）：49-51.

[4]李绪生，王金芳，谢斌.生态型河道建设理念在大连的实践[J].东北水利水电，2007（4）：49-51.

简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8

[关键词]二轮修志 ； 人物志

人物志历来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旧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曾说“邑志尤重人物”，把人物志看作“志中之志”、“书中之髓”。随手翻开一部旧志，都会发现人物志篇幅一般要占到整部志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常有“古来方志半人物”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中，人物志的篇幅占比虽然不比旧志，但由于人物篇的重要性、独特性和敏感性，篇幅仍然居全志前列，而编纂者在收集资料、编纂志稿，特别是志稿审核过程中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用心程度，也许都是志书成书过程中最多、最重的。

由于人物志与其他部类在资料收集、志稿编纂和内容审核上存在诸多差异，又考虑到人物志多有臧否，而多数以断代志形式出现的二轮志书收录的人物或者过世不久，或者尚健在人世，并且还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政治性和敏感性尤胜其他部类。这些都带来了人物志编纂中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事实上，已面世的相当部分二轮志书的人物志并不尽如人意。

一、关于人物简介的设置与编纂

在二轮修志中，人物志普遍分为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名录（表）三部分，三部分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人物传记述已过世的有影响人物，以人物简介、人物名录（表）的形式反映在世人物。这在中指组印发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作了明确，并对记述在世人物的内容提出了质量要求。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对人物简介的设置仍然存在较多的争议和众多的实际问题。

旧志编纂中，始终恪守“生不立传”这一重要原则，在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中，绝大多数志书增设了人物名录（表），少部分设置了人物简介，主要收录本地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在外工作的本籍高级别领导干部的简历、荣誉。对以录、表集约形式大量反映一地精英的人物名录（表），理论界普遍均能接受；但对人物简介，则认为存在变相为生人立传的嫌疑，而且人物简介多收录党政领导干部的任职简历，文字枯燥，无法凸显人物的业绩、技艺、操行。至于“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可能成为阶下囚”这一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很多已出志书已经着了道。某地一部志书已进入出版程序，正拟开机印刷，突然发现有位简介人物被媒体爆料遭纪委，于是赶紧删除相关内容。编纂部门还额手相庆：要是已经开机印刷，哪该如何是好？

虽然也有很多人认为人物简介为志书记述人物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对此问题，我仍然取传统的意见，志书编纂当然要创新、发展，但如横排竖写、越境不书、生不立传、述而不论等重要原则却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志将不志”，而是另外一种别的什么书体了。

诚然，二轮修志需要注重以人为本，需要记述人、反映人，通过志书的记述，反映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各级领导干部在推动一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非得通过人物简介这一形式入志，更合适的无疑是采用“以事系人、人随事出”的方式，在相关的篇章中，在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中予以体现，如此，还可以跳出人物简介成为领导干部专属篇章的窠臼。如经济部类可以写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政治部类可以写相关领域的杰出人物，写高瞻远瞩、心系百姓的领导干部，文化部类可以写一地的艺术家、医卫专家、教育能手、体坛健儿。二轮志书普遍新设的“精神文明建设”篇，则可以出现各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既见事也见人。但遗憾的是，现在已出的二轮修志成果中，“以事系人”难得一见，多为“见事不见人”，这反倒是需要加强的。

退一步说，如果非得设置人物简介，那这部分如何更好记述、编纂又是个问题。一方面，必须严格收录标准，党政官员、知识分子、模范人物，各选取怎样的人物，必须统一标准，严格掌握。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控人物简介篇幅和人选人物。对市、县志而言，人物简介如收录本地主要党政负责人，则属于尺度过宽，而且政治部类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组成人员均单设名录（表），如再简介就重复了。另一方面，从记述角度来说，人物简介主要略记人物履历及主要事迹，不求面面俱到，更不能将人物的所在单位等附属信息写得过多过细。记述语言必须客观真实、恰如其分，不溢美，不修饰，不夸大。

二、关于收录范围和标准

人物志编纂，历来容易出现的偏颇是重官轻民，重影响力大的名家巨子，轻名不见经传却又享誉民间的小人物。这一问题，在二轮修志已出的成果中体现得也很典型。

党政领导干部、各行业领域的名人名家，有时不单在当地，可能在全省、全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无疑比较突出，收入人物志理所应当，无可厚非。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平民百姓中不乏情操高洁、技艺超群、造福一方也名扬一方的人物，一定程度上，他们比部分业绩平庸的官员更值得入志。事实上，对普通人物关注得越多，越见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修志者的“志德”很大程度正体现于此，埋没这些平民英雄，是修志人的失责。作为全国二轮修志试点的《邗江县志》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好的典范作用，该志人物篇除为53人立传外，还设置了英烈表、能人巧匠名录等各类名录（表），收录人物多达4230人（次）。此外在各篇中还设置了随文人物简介，对各行各业有影响，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人从文出，随文附简介的方法，记载了种植能手、企业主、医技高手、宗教人士等共30人。更多的采用了以事系人法，在叙事中表现人物在事物发展中的开拓和带头作用。除了记载个体人物，志稿中还记载了5户“十佳文明户”，既树立了典型，又弘扬了新风。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志专设《能人巧匠》节，记载了60多位能人巧匠，其中有厨师、理发师、民间医师、雕刻工艺师等，多为“小人物”。纵观全志，字里行间自始至终活跃着人的身影，他们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姿的人物画卷，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杰地灵的邗江。同时，也使志书有了灵魂，有了血肉，增加了可读性，发挥了教化育人的作用。

必须说明的是，该志的随文人物简介，与其他志书人物篇中的人物简介有着诸多不同：首先是收录范围完全跳出了人物简介似乎“官员专属”的窠臼，在写法上也着重于表现人物在相关领域的专长和贡献，而不是常见的简历式。语言更生动、形象更突出，如果说对人物篇中设置人物简介，我持否定的态度，那对这种随文人物简介，我则持相对欢迎的态度：志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是应更加突出和追求“以人为本”理念，而这个“人”，应更多定位在普通大众。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正是通过普通大众体现的。

人物志的收录范围中，一个原本很重要的类型在二轮修志中被广泛弱化，甚至被完全抛弃，那就是负面人物。入志人物当然主要是正面人物、先进模范人物，但对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突出的反面人物，也要适当选取典型代表入志。这在旧志是一个通例，在首轮修志中也很常见，首轮修志的名志《绍兴市志》人物卷概述即云“为劣迹昭著者立传，则旨在警策后世”。《沙洲县志》也给投靠日军，横行乡里，并捕杀新四军战士和群众数十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汉奸杨春华立传记述，这丝毫没有降低志书的价值，反而为《沙洲县志》后来获得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加分不少。但在二轮修志中，也许是笔者目力所限，迄今仅发现湖北省《远安县志》收录了宜昌远林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云金、该县交通局原局长友两位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进入人物志。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跳出人物志，很多志书在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涉及犯罪分子概率较高的篇章中，以事系人写到相关人物，也大多以“姓+某某”的形式出现，而不出示全名。如果非说这也是“以人为本”，是不是太牵强了些。

志书的生命和价值在记录真实的历史，这点人物志并不是例外。

三、关于人物传的行文

地方志书常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传”这一体裁主要就体现在人物传中。由于使用体裁的差异，人物传和其他专业志在行文上既有着严谨、朴实、简洁、流畅等共性，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区别主要在人物传的内容和相应的表达方式。《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二十一条明确：“人物传记述传主的生卒年月、籍贯（出生地）、主要经历、典型事迹、个性特征、社会评价等。”有别于专业志的记事，人物志重在写人。记事重在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起因、经过、结果，而写人则要写清传主的生平，特别是凸显他的主要业绩、技艺、操行。在确保真实性、可信性的前提下，还要有一定的生动性、可读性，使人物形象生动、有血有肉、富于感染力。可以说，人物志是综合性志书中最可读、最耐读的部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列出的六大要素中的“典型事迹”、“个性特征”，需要运用描写这一其他篇目中基本不涉及的表达方式，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风貌，凸显人物的独特个性。另外，除了“社会评价”，人物传还允许有适量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性语言，在“述而不论”的志书中，更是特殊的例外。而人物传最常用的记述表达方式，也不乏突破“以时间为序”模式，而根据人物特点适当运用倒叙、插叙、补叙等叙述方式的例子。

但志书的人物传和作为文学样式的人物传记，在行文上又明显不同，人物传的生动、形象、细节都必须建立在严格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不能用文艺手法来“创作”，要严格区分志书人物传与文艺作品人物的界限和写法。作为文学的人物传记可通过适当的推理虚构故事情节，运用夸张手法来丰富和完善人物的形象，志书人物传则只能利用真实存在的人物事迹，通过巧妙的布局谋篇来实现感染人的目的，虽然要讲究一点文采，但总体语言风格仍旧是朴实、严谨、准确的。

要抓住人物的个性和特征，传达出传主的独特风貌，必须下功夫作深入的采访和调查研究，所谓“七分采三分写”。只要选材精当，事迹感人，文笔精炼，意韵深厚，就会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河北省《三河市志》的符懋垄传记符“历经武功12载，深得通臂拳之妙，内功、硬功均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程度。”一次，符回乡突遇一头500多公斤的牛脱缰冲向人群，眼看就要发生人命大祸，符见状“一个箭步避开牛角迎牛而上，抡起铁砂掌，对着牛肩颈处猛力劈去。强悍的惊牛遭此一击，原地转了三个圈，‘扑通’一声倒地，七窍流血而死。”这一段文字简练、质朴、生动，人物呼之欲出。人物传要以写业绩为主，写人物经历是次要的。有人认为业绩要大事不遗，琐事从略，但在我看来，大事不遗没错，却不能忽略某些看似琐屑之事的独特价值。《张家港市志》收录了郭守朴、陈嘉栋两位著名中医，原稿主要写了传主的生平和他们在医学上的贡献，但总感觉人物不饱满，后来从传主亲友处了解到不少诊治案例，择其要写入志稿，人物马上就“活”了起来。

不少志书的人物传都对上轮修志缺漏的重要人物作了补遗处理，还有一些地方的二轮志书为通合古今的通志，在记述到古代人物时，常会遇到如何处理旧志材料的问题。其一是内容，对旧志的内容往往不加分析、甄别，旧志人物传中错讹之处并不鲜见，有些甚至凭简单的生活常识即可辨识。某部志书写一人物，写他唱歌时游鱼跃出水面、鸟儿飞至船头，这种传奇式的旧志内容无疑应该摒除，其他的相关内容也应作仔细考证审核，确认无误后方能入志。其二是语言，常见生吞活剥原有志文造成半文半白现象。不少志书都把使用现代语体文写在凡例上，但到了人物传，似乎就可以搞一下特殊化。现代语体文是《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志书语言的基本要求，必须严格遵守，使用旧志内容，都务必把它转化成现代人容易接受、更易于理解的现代语体文。首轮《北京志》的人物传涉及古人众多，引用古籍非常普遍，但毫无文白杂糅的情况，这点上堪为表率。

四、关于“以事系人”

由于志书编纂必须遵守“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世人物的处理往往采用“以事系人”法。所谓“以事系人”，顾名思义，也即在记述事件的过程中写人。这是志书写人的传统做法，旧志如是，新志亦然。1981年9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之后，曾先后发出《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两个建议均要求对不便立传人物采用“以事系人”。董一博先生说：“必须书记者，一般在记事中解决。”在当时修志组织、体例、方案规划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各级方志工作者就已经执行这一基本原则，不少地方还将“以事系人”列入志书凡例。1985年4月《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二条明确：“在世人物不立传，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迹，应在有关篇章节目之中予以记录。”1997年5月《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三条强调：“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入志。”直至2008《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出台，首次明确可通过人物简介和人物名录（表）来记生人，但还是非常强调“以事系人、人随事出”的重要性。可遗憾的是，虽然多数志书都强调“以事系人”的作用，甚至大多把它列为凡例，但实际上体现得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力加强。

首先，修志者必须真正认识到以事系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看到，以事系人法既能解决生人入志问题，更能改变很多志书“见事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的缺憾。修志者要清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谓“以人为本”，首先就要突出人在改造自然社会中的作用。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志书把那些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各样人物的事迹如实地记载下来，才能更好反映历史本来的面目。人们通过阅读志稿，看到历史上不同时期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声有色的表演，不仅能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且从中可以受到启迪，得到教益。

其次，掌握必要的以事系人的技巧。一是思路上打开，志书五大部类均可以以事系人，而不能把以事系人仅局限在常见的文化部类。《张家港市志》在自然部类的“灾害性天气”节记1997年8月19日台风灾害时，写到了为抢救群众和集体财产，献出宝贵生命的共产党员陈留忠。经济部类的“税务管理”节写到了因个体工商户徐美琴提出税收听证申请要求，从而举行了全市首次税收听证会。社会部类介绍“种养名品”写到了多位特色名品的饲养人，如种植河阳山茶的下岗职工陈保英、种植葡萄的农民徐卫东等人。所有这些，既是珍贵的史料，更让不少看似平常普通的市民进入了志书，增加了志书的“人本”味道。二是需要更广泛地收集资料，在叙事中增加对“人”的敏感性。比如人口卷中可以关注百岁老人、新婚新育的典型，城乡建设卷中可以关注为城市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建设者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市民代表，综合经济管理卷可以关注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第一个私营业主，卫生卷中可以关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护英雄……如此，则志书以事系人的深度、广度都可以兼顾到，志书必然能因人而“活”，同时也让更多的平民典型入志，名载史册。

五、关于人物资料的收集及审核

古人说：“修志所难者人物耳。”其最难者莫过于人物资料的搜集及审核，这点只要参与过志书编纂，特别是人物志编纂的人，都会感触颇深。由于人物志涉及人物多，本籍外籍人物、境内境外人物分布广而散，可以参考的现有文献往往又比较少，故而资料搜集常常需要广泛发动社会的力量进行，组织难度较大。加上人物志的独特性、敏感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何考证、鉴别搜集到的资料，去伪存真，严防以假充真，以讹传讹，造成不良影响，就显得非常必要，其难度也显而易见。

对人物资料的搜集，范围可拓宽，待编纂的时候，可标准从严。考虑到人物资料的分布特性，资料搜集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以政府发文形式向各承编部门征集，这是绝大多数地方都会采用的方法。由于不少政府部门掌握有本条线、本部门的各类人物信息，有的还建立了相关信息库，因此向他们征集条线、部门性人物资料非常管用，如向民政局征集革命烈士，向工会组织征集各类先进模范人物，向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门征集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二是利用报刊网络向社会征集。考虑到人物志的特殊性，《张家港市志》在启动编纂之处，即在《张家港日报》先后两次刊登整版的《关于征集人物、著述类资料的启事》，请有关部门、知情者、家属、亲友提供相关资料或线索，并把征集启事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虽然实践证明，此举效果并不是太理想，但还是搜集到了部分人物资料和线索。三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向本人或家属征集。对在外地工作的本籍知名人物，由于不可能一一亲访，主要即通过此途径搜集资料。四是查阅地方档案文献。在搜集《张家港市志》人物资料时，《张家港人在海外》、《天南地北张家港人》等已出版书籍，档案、图书、博物馆等部门的家乡名人资料，都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五是调查走访知情人物。应该看到，由于人物资料搜集发动面广，社会影响大，在很大程度上对宣传地方志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收获。

入志资料的审核，是保证志稿质量的重要一环，对于人物资料则更加必要和重要。首先，每一位编纂者对已搜集到的人物资料，都要持审慎的态度，务必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人（哪怕是本人）。其次，要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可操作的审核方法。一是编辑部内部审核。这是人物资料审核的基础性工作，可通过多方资料互证，人物自然属性资料、社会属性资料等的常识判断进行。这方面，浙江省平阳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林顺道的《方志资料审核论稿》一书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总结。二是承编部门审核。主要是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提供的人物资料（主要是名录资料）进行认真复核。三是入志人物本人或亲属审核。立传或简介人物由于入志内容较多，事涉敏感处较多，这关不可省略。四是入志人物所在单位审核。对入志的领导干部，《张家港市志》均发函给人物所在单位或相关组织部门，请其对相关资料审核把关。五是地方文史专家审核。人物志编纂和审核，引进专家参与，运用他们的专业特长来找错纠谬，已被很多志书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最后，无论何种层面，所有的审核意见，特别是修改意见都必须有相关人员或单位的签名、盖章，并做存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