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5 17:21:14
论文摘要：生命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中处于独立的首要位置，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上，公权力为保护公民生命权而设置。具体警察权的行使应该以生命权优先的理念为依归。
2006年3月1日下午，“超级玛丽”组合成员罗惊、韩萱的朋友刘然与两人联系未有回音。晚上十一点多钟，刘到两人的租住房外打电话仍未能联系上，怀疑煤气中毒，于3月2日凌晨报警。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潘家园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刘提议破门施救，未被允许。到上午九点多钟，由房东用手中的钥匙把门打开后，罗惊和韩萱已昏迷不醒，遂将二人救离现场。io月l5日，罗惊死亡，韩萱一直神志不清。4月11日，“超级玛丽”家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朝阳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2006年l2月26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告公安局“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驳回“超级玛丽”家人的诉讼请求。韩罗两家当庭提出上诉。2007年11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虽然该案已过去几年，但“超级玛丽”案留给人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如何认识生命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如何处理危险状态下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如何规制警察权的合理行使等，都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生命权的宪法地位
(一)生命权是独立的宪法权利
首先，生命权是否为一项宪法权利，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wwW.133229.cOM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从而在 法律 上确认了生命权为一项民事权利。但这里的生命健康权与宪法上的生命权不同，前者是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而后者是从公法角度的规定，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强调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截至2005年2月底，在184个国家的现行宪法(含不成典宪法)中，共有153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占83％。世界有关人权的法律文件也都把生命权写入并给与高度的重视。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项民事权利，又是一项宪法权利，但最主要的是宪法性质的权利。
其次，生命权有无独立的价值，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权是人格权或广义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有 者指出：“广义的人格权则同时还包括构成人格本质的个人的生命、身体、精神以及与个人的生活相关联的利益等其他内容。”这是把生命权纳入广义人格权的范围里，其蕴意在于生命权没有独立的价值。笔者认为，生命权与人格权有很大区别，人格权强调的是精神、名誉或非物质上的利益，而生命权更强调的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存在利益，两者不能混同。
第二种观点是将生命权纳人生存权的范围，即生存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休息权和获得生活救济的权利等。”也有学者认为，“生命权是生存权的主要内容，有时二者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对此，笔者认为，生命权是人得以生存的前提，是公民享有生命以及对不法侵害的自卫权和请求保护权，而生存权是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权利，二者显然不能等同，没有人的生命谈不上生存权。生存权更强调的是在现有的生命存在状态下，生命的质量达到最低的限度，主要是一种社会权。同时，生命权是个体的权利，而生存权更强调集体权利。
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自杀、 自然 灾害、矿难事故等，公民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这时的生命与财产、自由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生命却处于延续还是丧失的两难境地。抢救生命本身就意味着公民获得了享有财产、自由权利的前提，也彰显国家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实际上我们在处理自杀、自然灾害等给公民生命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也是不惜一切代价来救助的。因此，生命权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宪法权利。
(二)生命权处于宪法基本权利的首要地位
第一，从人类社会 发展 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的存在及其人体中存在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活动能力，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从而达至人类生存完善的境界。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物质前提，然后才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没有了人的生命，社会的任何活动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从人类追寻的发展目标看，“人的生命是一切人类社会价值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没有人的生命就丧失了创造社会财富的可能，没有生命不会有社会关系或使一定的社会关系归于消灭。
第二，从宪法价值的层面看，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是人权的保障书，宪法的最高价值就是充分保障人权。在人权谱系中，生命是人权的基础，人权的其它内容都源自人生命的存在，因此，为了追求人类的最高价值，必须将生命权置于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首要位置。
第三，从生命权与其它宪法权利的关系上。生命权优先于其它 政治 自由、 经济 、社会、文化等权利。“人身自由权是为了生命的自由自在，确保生命的物理空间；平等权是为了生命的尊严；财产权是为了生命的物质保障；受 教育 权是为了提升生命的价值；言论自由权是为了精神生命的成长；监督权是为了防止生命权和相关权利受到公权力的损害，等等。”如学者指出，“生命是自然人享有一切权利的前提，自然人的任何其他权利均须附有生命权这一‘法定条件’，即便以主体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或利益也无法换回生命，侵害生命权会导致主体权利能力的丧失，自然人一切权利随之消灭，其损害无法准确计量，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逻辑上不证自明。”因此，可以说生命的存在预设了其他基本权利的最终意义。
总之，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宪法的价值追求，以及生命权与其他宪法权利的关系等角度可以看出，生命权在宪法中必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各宪法基本权利之首。
(三)危险状态下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
所谓危险状态主要指公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生命处于将要消失的紧急被动状态，包括自然灾害、地震、意外事故等危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权与其它权利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本案中主要的冲突在于“超级玛丽”住在一个出租的楼房里，存在生命权与财产权、隐私权、住宅权的紧张关系，就与这三种权利的冲突来讲，由于存在着首要的生命利益，应遵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
西方法谚道，“私宅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以私人住宅为标志的合法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并称为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因此，警察不能贸然进入公民的住宅，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权衡住宅权与生命权的关系上，不能以牺牲生命来维护所谓名存实亡的住宅权和隐私权，也不能以财产权对抗生命权，“对生命而言，财产只是在服从生命、为生命所利用时才有价值；对财产而言，生命永远是无价的。生命高于财产，不仅因为生命只有一次，而是因为生命是财产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因此，当公民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应选择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的理性思维。
二、危险状态下的生命权与公权力
在一般情况下，生命权表现一种排他性，即只要他人不去实施侵害行为，公民的生命权就可以自动实现，或者在能够自力救济的情况下，生命权也会得以保障。但在危险状态下，自立救济已无法保护生命权，公民就有权利请求公权力的介人。
(一)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
1、从生命权的性质来看。“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的生命不被他人非法剥夺，国家有保障其生命及其安全不被侵犯、剥夺的义务。”它既是一项积极权利也是一项消极权利。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是人们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引人人权法和宪法学领域后所作的分类。消极权利是指要求国家相应的不作为的权利，它禁止政府的干预，其特点是保护自由。作为消极权利，具有防止国家权力侵害的性质，这也是早期生命权人宪的原因。
而积极权利则是指要求国家权力相应作为的权利，它要求国家和社会承担保护的义务。如果消极权利是公民躲避政府的堡垒，那么积极权利就是要求政府为公民提供服务。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生命权，一方面要求国家消极尊重而不侵犯，比如，公民自主求医医治病患、自力排除威胁生命的侵害行为等。另一方面，还要求国家的积极保护。比如，在地震、洪水或突发事件等，就要求政府给予积极的救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曾特别声明，生命权不应被理解为仅仅针对国家的一种消极权利，它更要求采取积极措施来确保其实现。
2、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来讲，作为宪法首要权利的生命权，理应得到国家的尊重并给予绝对的保护。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石，公权力或行政机关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主体，当出现危及公民生命的危险时，公权力或行政机关实施救助是履行保护公民生命义务的具体表现。因此，公民享有宪法生命权，意味着国家必须履行宪法义务，否则，公民的生命权就无法得以实现。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有义务通过公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一般情况下，公民以自力救助就可以实现生命权，但当公民已失去自力救助能力的时候，就可以求助公力，而公权力具有不惜任何代价给予救助的义务。况且，公权力也有能力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来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到损害。有关国际文件已指出，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应当积极地保护生命。ll而警察负有救助生命的具体义务，违背救助义务可产生国家赔偿责任。
(二)公权力如何保护生命权
公权力机关在履行保护公民生命义务时，应树立正确的理念，灵活理解 法律 文本的内涵，以保护公民生命为第一要务。
首先，要树立生命权优先的理念。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也是对生命实施救助的主要公权力主体。在执法中要树立“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而这样的理念，对于执法人员从更高的层次上理解行政机关的救助义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个别执法人员之所以漠视生命，就是因为没有生命权优先的理性思维。
其次，正确理解法律规范。固守法律规范的文本当然重要，但不能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行政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如需要解释法律，应当作出合乎保护义务的解释，以积极作为的形式保护处于危险状态下的公民生命。
第三，将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作为执法之前提。从现实层面看，只要出现了公民生命遭受损害的危险，公权力或行政机关就应无条件介入，以履行保护公民生命的职责。
三、“超级玛丽”案中警察权行使的思考
在“超级玛丽”案中，警察遇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现就本案中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第一，从规范的角度分析。《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这就给警察规定了在公民的生命处于危难情形下应如何作为的义务，那就是“应当立即救助”。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和对正在发生的民警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处警民警接到110报警服务台处警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而本案中警察却寻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在等待了8个多小时以后被动地迎来了惨剧的发生。
第二，警方遇到的关键问题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协调。对一般案件来讲，只有经过事实判断才能进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只有查清事实真相才能决定是否进行处置。在危险状态下是不是也要遵循这一原则是值得探讨的。这里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危险存在的标准，二是如何处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关系。对此，警方似乎存在重大误区。
按照法院的判决，民警通过询问刘然(并作了询问笔录)和现场查看所掌握的情况，未得出存在危险的可能性，“警方强行破门属非常规措施，应当是在有明显迹象显示情况紧急或危险存在时所采取的特殊措施。”显然，法院是将“有明显迹象”作为危险存在的标准(当然，法律尚未详细规定紧急或危险的标准)。这是值得商榷的，对于生命的救助，不能待有明显迹象显示情况紧急或危险时才实施。生命只有一次，当用各种方法去证明所谓“有明显迹象显示情况紧急或危险存在”时，生命早已不复存在了。本案中刘然虽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危险事实的存在，但警方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没有危险存在。因此，在危险谁都不能证其有也不能证其无的情况下，只要有危险存在的可能就应实施救助。
在如何处理价值判断与事实认定的关系问题上，应本着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思维，当出现有危险的可能时就应进行事实推定。通过现场勘查和询问刘然已经有证据表明存在危险的可能性，此时就应该推定危险事实的存在，从而积极地实施救助。可是，警察还要进一步查清事实，然后才实施救助，显然警察是存在过失的。
第三，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角度。追求程序的合理和正义必须是在保障实体正义的情况下才是值得肯定的。本案中，警察过分地强调程序，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了毫无意义的调查上，纠缠于受害人与报警人关系的真实性上。事实上，在调查中已有证据表明刘然和受害人有密切的关系，仍然武断拒绝了刘然等人提出的破门救人的请求，告诉刘然要等天亮上班后再想办法联系房东。由此看来，警察是把程序放在了第一位，但毫无纰漏的程序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却无任何意义
第四，从生命权优先的角度。虽然没有明显的危险，但通过各方面证据证明，至少是存在危险的可能性。为了保护生命，警察应排除任何妨碍实施救助的因素。本案中，警察遇到了房东的财产权、邻居的休息权以及受害人的住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一般情况下，这些权利都应给以适当的保护，但当生命权与这些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生命权的优先性，其他权利就应降到次要地位(当然受益人也要给与必要的事后补偿)，但警察并没有本着生命权优先的理念去行为。
关键词：艺术；透视；生命；透视主义；隐喻
中图分类号：J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10-13-2
一、透视法的起源及其演变
从词源学上看，“透视”概念来自于中世纪拉丁语的“perspectiva”，指“光学”（Optics）。它是由动词“看”（specere）加上介词“通过”（per）组成，意思是“看穿”。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词被用于表达一种绘画技法，即通常所谓的“透视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对于透视点的选择非常关键。并且，艺术家还把单点透视看作是描绘空间的合乎自然规则的方法。这种对特殊视点的要求在西方思想中是独特的，西方世界科学的优越性在这里可以窥见一斑。
今天人们对透视法的研究，还注意到其权力效用，认为透视点的选择，要紧的不是几何学的精确性，而是传达“视觉权力”的能力。透视法只不过是画家藉以获取并表现视觉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就是阿尔贝蒂在他的《论图像》中，也把从眼睛到图像的直线描述为光线之“王”。在文艺复兴时期，国王是各城邦国家的统治者，也是艺术的委托人。17世纪，透视法被运用于法国的皇家宫苑凡尔赛宫，国王路易十四的宝座就坐落在这条线上，这样就惟有他一人拥有最佳的视点位置。“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早期现代的宫廷文化中，理想的观看者和实际的观看者经常是同一个人――即国王、王子和其他权威人物，艺术就是为他们而创作的。”①
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早期，透视法被应用于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以身体控制为核心。这种控制同样是通过站在某个监视点上实现的。这就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规训社会”。比如18世纪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的“圆形监狱”。在圆形监狱的中心塔上的监视者通过可见性把被监视者尽收眼底，而被监视者却无法看到监视者和其他牢友。这说明了透视法有利于现代的一种理想的社会控制模式，这种控制被广泛应用到军营、学校、工厂和监狱等场所。“这是一种关于复杂的关系权力的物理学。这种权力不是在国王身上而是在能够用这些关系加以区分的肉体中达到最大的强度。在理论上，边沁确定了另一种分析社会肌体及遍布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做法。从实践角度，他规定了征服各种肉体和力量的做法，这种做法应该在实践君主统治术的同时增加了权力的效用。”②所以，与早期的王权象征的单眼透视相比，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了另一种视觉权力的形式，只要个体始终可以被看到，那么谁在看也就无关紧要了。
二、尼采对透视法的隐喻使用
在尼采的思想视野中，文艺复兴代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的理想和一切高贵的价值观得到了光辉灿烂的复兴。尼采将文艺复兴看成是上个千年的黄金时代，对文艺复兴的赞颂，当然是因为它是古典艺术的复兴。
尼采经常表示，他的“艺术”概念应当理解为“艺术家的意义”。埃斯库洛斯、阿里斯托芬、荷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其继承者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都是尼采所颂扬的伟大艺术家。在《快乐的科学》中的一则“向艺术家学习什么？”的标题下，尼采说：“与事物拉开距离，直到看不见它们的程度，如果我们还想看到它们，我们的眼睛可以补看；或者变换角度观看，将之裁剪并放到框架中；或者使之部分地相互遮蔽，以便我们使用建筑上的透视法；或者用有色玻璃观看，在夕阳的余晖中观看，或者赋予事物一层不完全透明的表层。凡此种种，我们都应当向艺术家学习，并且争取在其他事情上比他们更聪明。因为这种微妙的力量通常随着艺术的中止和生活的开始而终止；但是我们想成为我们生活的诗人――首先是最细微、最日常的生活。”③我们应当向艺术家学习各种看事物的方法，透视法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这种学习目的是要将艺术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做生活的诗人。
透视艺术与创造这种艺术的艺术家相比，显然后者更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像艺术家对待艺术那样来对待生活。所以，当尼采在其他地方讨论透视法的时候，他更多情况下不是专指这门技艺，而是隐喻用法，比如他经常说“生命的透视法”、“生命的光学”、“生命的透视―光学”等。这些隐喻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一切生命都根据自我中心来确定远近关系。不仅存在着一个透视中心即生命自身，而且还存在一个透视范围，即视域。尼采将上述透视中心和透视范围结合起来，就是他所谓的生命的透视法。这种透视法被他看成是一切生命的基本条件。“你应当学会一切价值判断中的透视法――移植、曲解、视域表面的目的论，以及属于透视法的一切……你应当学会理解一切是非中的必要的非正义、与生命不可分割的非正义，理解甚至连生命本身也是以透视法及其非正义为条件的。”①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正如在镜子中反映的一样，都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被我们改变了的事物，“移植”、“曲解”和“视域表面的目的论”等属于透视法的一切，决定了我们不是如其说是地反映事物。
三、走向透视主义
尼采上述对透视法的隐喻使用，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即透视主义。我们所意识到的世界必然是经过我们的透视法改变的世界，即是我们在镜子中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兴趣、利益和生活方式的投射，不是世界本身。尼采经常将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幻觉、错误、谎言、欺骗、艺术的世界，这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世界，是我们自身条件投射的世界。像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都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幻觉，即属于我们的“透视―光学”的产物。“全部生命都是建立在外表、艺术、欺骗、光学以及透视和错觉的必要性的基础上”②。
关键词：高中生物课堂教学生命教育
高中阶段的生物教学应当教什么？又应当怎么教？对于教师而言，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课题。近年来，许多优秀生物教师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对此发表了极具价值的观点和看法，但大多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个维度的目标作为主要教学目标来进行研究。从理论层面上看极为科学，但是否能通过实践的检验则不得而知。而近日，笔者也结合教学实践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由“学而知”所构建的过程体系中，“三维”目标处于体系的最顶端，即最难达成、最难评价以及最难维系；而在教学过程中，加大对生命的诠释力度，并加强生命关怀教育，反而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索意识，进而感知生命的珍贵，最终实现“三维”目标的达成。对此，笔者现将论证过程阐述如下。
一、强化诠释生命的意义与方法探究
从本质上说，生物本身就是一门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学科。在生物课堂上，几乎每节课都与生命有关，每节课都是对生命的诠释。然而，这仅说明我们已达成了诠释生命的事实，严格来说，教师在课堂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满足生物教材的需要。学生虽然知道生物与生命有关，但却极度缺乏生命意识，只是将生物课程当做一门纯知识的课程来学习，难以提升学习效用，而这正是由于教师不注重诠释与渗透生命意识所导致的。因此，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强化诠释生命的意义在于让学生掌握生物课程的基本内涵，并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学生的生命意识。
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应用哪些方法才能切实提升学生的生命意识呢？笔者认为，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加强引导。
第一，在理论层面上，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全面灌输与渗透生命的可贵，并加强生命与生物之间的联系，采用探究式实验教学来加强学生对生命的认识。
例如，在讲“光合作用”时，笔者随手抓住一片从窗外飘来的树叶（或课前准备），提出问题：我们知道，光合作用是通过这一片小小的树叶来完成的，那么，树叶有生命吗？它是一种生物吗？为什么？上述两个问题，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的；既与“光合作用”有关，又与“生命”诠释有关。而对于学生来说，要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就必须要给予学生一定的探究时间，并为学生提供一些提示，如从分析生物的概念和生命的特征入手等。只有经过深入的探究，学生才能得出“树叶具有生命特征，但却不属于生物范畴”这一结论，并在探究中积累生命意识。
第二，在实践层面上，教师应引导学生在课外探索生物世界的奇妙，以任务驱动式教学为主导，让学生在探索中感受生命的成长和凋谢，进而加强学生的生命意识。
例如，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植物的种子，让学生在课外种植，利用所学过的生物知识培育植物的生长。当学生看到自己亲手培育的种子发芽并渐渐长大时，他们会将植物的生命与自己融为一体，最终养成热爱生命的思想意识。
二、生命教育与学生探索意识的关联性探析
在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与学习对象构成了学习的主体与客体，而知识仅是预期达成的结果。众所周知，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而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习，即如何学，以及怎么学。然而，假如学生没有学习动力，那么教师又应当如何引导呢？因此，在学生为获取知识而所开展的客体研究中，教师必须要为学生的“求知”意识创设足够的动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更坚定地对学习对象进行探索，从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开展生命教育与加强学生探索意识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严格来说，人的一生是由无数次的生命活动所构成的，如工作、学习、购物等，而生命教育即是对学生的生命活动产生影响的教育过程。其中，它诚然包括为学生的学习创设动力源泉，而从生物课程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这一特质来看，加强生命教育的意义不尽于此，更包含了“阐释生物课程的基本内涵”这一重要作用。在生命教育下，学生有足够的学习动力，有全面的课程认识，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因此，可以说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主观辩证法；生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4-0088-2
我们常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乎生命精神的。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精神，是谁的生命精神，或者说这种生命精神是属于个体生命还是人类生命，生命精神的意义是什么，仍然是我们理解辩证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当然要从黑格尔开始。马克思提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①并且把辩证法看成其最后成果，给予重视。而其对于主观关系的论述是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因此主奴辩证法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为我们理解黑格尔以至马克思的辩证法敞开了重要维度。
一、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是自我意识的展开过程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绝对精神的运动经历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最后达到绝对知识这个过程。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论证是在自我意识这一阶段展开的。在意识扬弃了与对象的一切差别，从而能够揭示对象本质时，它意识到自我是必然存在的，意识从对象返回到自身，进入自我意识领域。
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需要对方的承认或确证。两个自我意识的关系是对立的，要获得对方的承认，就必须经过“斗争”，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斗争是主奴关系的开始的基础。“由于生命同自由一样重要，所以斗争首先作为片面的否定而以不平等告终，即战斗的一方宁愿选择生命以保持自己的个体的自我意识，而放弃获得认可的要求，另一方则坚持其自我肯定的关系而为前者所认可，前者是被征服者。——这就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②
争斗之后，主人成为自由自为的存在，在对奴隶的统治中享乐。主任和奴隶——两种自我意识的关系是以物为中介的，主人支配物，奴隶被物性束缚并执着于物，所以主人也依赖于物统治奴隶。“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能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③此时，奴隶一方面怀着对死的恐惧和对主人的恐惧，另一方面，在劳动中，奴隶的意识却回到它自身，奴隶不再受欲望束缚，延迟了“满足的消逝”，“劳动陶冶事物”。④也就是说，奴隶作为自我意识的否定性环节，在劳动中，由被动转为主动，“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同时，劳动对于恐惧也具有否定意义，它使奴隶意识到否定性正是他的对象，在陶冶事物中，扬弃了与他相对立的存在着的形式，摆脱了意识的个别狭隘性，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意识成为普遍的和无限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自由意识，奴隶成为主人。主人一方面要活在奴隶对他的承认中，依靠奴隶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依靠奴隶的劳动，并直接消费掉了奴隶的劳动成果，因此，主人活在对奴隶的完全依赖中，主人也就成为奴隶。
黑格尔正是以自我意识通过否定的艰难历程实现了意识的自由，而正是这种自由意识，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把自由意识还给了人，实现了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扬弃。
二、马克思对主奴辩证法的扬弃
人们通常重视马克思不满于黑格尔把辩证法仅仅停留于意识领域，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神秘的、倒立着的、窒息了的，而马克思拯救了辩证法，把辩证法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这种看法是值得肯定的，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不仅在于两个领域的差别，而是包括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辩证法是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辩证法，马克思将黑格尔思想与内容的同一改造为历史与逻辑的同一。一方面，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全部历史思维的生产史，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世界里，劳动甚至包括奴隶的劳动，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劳动，黑格尔以哲学家的眼睛看世界，他当然不知道奴隶劳动的苦难。事实上，劳动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现实的人的生活过程，是人类的全部生命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肯定方面，却没看到劳动的否定方面，即劳动的异化。奴隶在劳动中感到的不是自由和快乐，而是痛苦和折磨，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则处于这样的奴隶的地位中。劳动的异化就是人的异化，人的异化必然要走向对异化的扬弃，任何人都不是可以屈从于主人的奴隶，人的劳动必须是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才能是“陶冶”。
马克思虽然指出了黑格尔把人等同与自我意识的错误，但他并没有抛弃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任务——生命的自由自觉。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表现出对黑格尔自由意识的认同，赞美人类自由意识的至上性，不过区别在于：黑格尔看来，奴隶的劳动已经使奴隶获得了自由自觉，而马克思看到，工人阶级没有自觉意识，只有在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直观的思维方式，如果工人一旦掌握了资本，也会像资本家一样进行疯狂的剥削和掠夺。资本的逻辑控制了人，马克思欲以革命的方式寻求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特殊阶级的解放，是历史上一切主奴关系的扬弃和结束。因为在革命中，才能瓦解资本的逻辑，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自觉，“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弃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⑤马克思关注并不是抽象的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现实的人的解放。
三、辩证法的生命意义在于人的自由自觉
辩证法，在其生命意义上保证了人的批判性与革命性，进而使人实现自由自觉。批判、革命与否定是辩证法的灵魂和气质。“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马克思要把辩证法从神秘形式中拯救出来，确立其合理形态。批判性和革命性是辩证法的本质，而辩证法批判与革命的目标正是摧毁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遮蔽了人类的超越本性，让人们顺从资本的逻辑，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无所谓主人与奴隶，每个人都相信现实合理性，随着资本的脚步亦步亦趋。而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要打破现实中在人们头脑中凝固的资本逻辑的思维框架，使生命重新找回创造性和超越性，只有这样人才能真正的从奴隶的状态走出来。
辩证法是生命的原则，只有人才是辩证的本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对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⑦辩证法是发展的辩证法，这是由人的生命本性决定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人，人是要不断超越自身和完成自身的人。生命最终将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否定，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人也必将扬弃一切抽象的同一性，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张通过社会暴力革命的方式，在革命中唤醒人的自由自觉，恢复辩证法的地位，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自由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自由权利的自由，超越了黑格尔抽象神秘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由，是全人类的自由。而人作为资本的奴隶获得解放，这并不是某个阶级的解放，它正是一切人的自由与解放。
辩证法从来都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关乎生命精神的。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全人类，要想摆脱现代性的生存困境，找回自己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就要以思想去拷问现实，坚持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重新挺立生命的辩证法！
【注释】
①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③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真维斯楼 校园楼宇 态度
一、绪论
（一）概述
本文主要针对校园楼宇命名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式的研究和分析。虽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涉猎商业楼盘名并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大学校园的楼名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在借鉴人们对商业楼盘命名研究的基础上，从清华大学“真维斯楼”事件入手，对校园楼宇命名的依据、社会态度等问题进行考察，力求从新的视角来窥测楼宇命名的新走向。本文之所以选取“真维斯楼”事件作为社会调查的切入点，主要是因为它不仅是社会热点话题，更是校园楼宇命名中的个例。文章从该个案出发，深入考证大学生对校园楼名的态度差异。
（二）研究方案
1.调查过程
本文对于校园楼宇命名状况的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为了使调查结果更有参考价值，本文调查取得样本100个，访谈取得样本2个。调查的问卷100份，回收问卷100份，回收率达100%，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100%。①样本的详细构成情况见表1。
本文抽样的整体状况，女性样本略多于男性样本，年级分布较为均衡，基本保持在20人以上。专业分布的差异则较大，文科的调查对象较多，占到40%，而艺术类和其他类合计还不足20%。另外，从总体上看，大学生对清华大学“真维斯楼”事件的知悉度有所不同。在所选取的100个样本中，有44人不知道“真维斯楼”事件、有19人听说过但不清楚“真维斯楼”事件、有26人听说过也了解过一些有关这个事件的情况、有6人比较了解“真维斯楼”事件、有5人十分清楚这个事件。可见，大学生群体对于“真维斯楼”事件引发的校园楼宇命名的关注程度还是很高的，占40%左右。
2.研究方法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要想对某个社会语言学问题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就必须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定性研究重视主观描述却忽视量化的数据统计，而定量研究可以很好地弥补定性研究的缺陷，这样就使得研究中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本文以定量研究为主，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性别、年级、专业差异在校园楼宇命名中产生的影响展开，每个问题基本上都使用五级以上的程度级，这样既便于被调查者更好地表达观点，也利于后期的分析整理。文章中选用“对学校楼名态度、命名好坏、命名因素”等变量对其进一步研究。调查中采用的访谈法只是对整个调查起辅助作用，通过更细致的访谈发掘大学生对校园楼宇命名的看法。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都是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的，对于不愿作调查的人员并不予强求。接受调查的人员基本上能够认真对待该问卷，并能够大致反映出自己对校园楼宇命名的态度。
二、校园楼宇命名研究
（一）对校园楼宇命名态度的性别差异
在对校园楼宇命名性别差异研究过程中，共取得男性样本32个，女性样本68个。虽然取样数量有限，但仍能从中看出性别差异对校园楼宇命名态度上的差异。
调查中针对目前热门的“真维斯楼”事件进行个案分析。通过调查发现有多数大学生都知道“真维斯楼”事件，但是对其如此易名的态度问题，男、女表现出一些差异。
女大学生对易名“真维斯楼”更多的是持不赞成态度，共占51.5%，超过了半数以上，而男大学生虽也有很多人不赞成，但比之女生还是少的。并且，男生有接近半数（即46.9%）的人对易名“真维斯楼”持无所谓的态度。这从另一角度可以说明，相当一部分男生对于楼宇命名不太关心，他们更多的是把校园楼名看作是一种区别性的符号，只要能够满足实用功能即可，这可能也与男性自身的气质、性格有一定关系。在调查中发现，偏向不赞同易名的大学生多是因为“真维斯楼”过于商业化。“真维斯”这一名字本身就是商业利益的集合体，人们看到这个名字时的第一反应就与某商业品牌挂钩。而作为赞助商的“真维斯”品牌也是将商业目的放在首位。商家为的是更好地宣传自己的品牌、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虽然说商业化会给大学带来更好的经济前景，但是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影响大学校园的文化氛围。大学生中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有半数甚至半数以上的人反对其易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其他的影响因素则基本上是由过度商业化衍生出来的，而男、女对其他影响因素的选择比例也基本上保持一致。对于赞同易名的大学生来说，超过50%的男、女生都认为“真维斯楼”有创意，它的标新立异之处就在于将品牌名冠以楼名，在全国大学校园里尚属首例。
在校园楼宇命名这一问题，男、女所持的态度、看法都有不同，从上文的基本情况调查分析看，大部分男生比之于女生更重视校园楼宇命名的实用性。③他们认为校园楼宇命名的可知性、实用性更重要一些，这样才可以让人一目了然地知道某所教学楼的真正用途。例如，与“星晔会堂”相比，男生更易接受“文体馆”这一名称，这正是男生更注重楼名实用的结果。当然，那些既典雅又实用的楼名也是男生与女生共同追求的，如“艺馨楼”的可接受度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达到100%。这也就说明男生也并不排斥美好而典雅的楼名，校园楼名若能做到既实用又典雅，则自然会被广泛接受。
（二）对校园楼宇命名的态度与学生所在年级的差异
本文是对大学校园楼宇命名进行的调查研究，其中调查对象的年级主要分布包括大一、大二、大三及大四。对大一的样本共抽取28个，大二样本28个，大三样本23个，大四样本21个。每个年级抽取样本相对平均，对校园楼宇命名的年级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对校园楼名性别差异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男生与女生对“真维斯楼”事件的反响有所不同。下面以“年级”为参考项来考察学生对这种命名方式的看法。
除大二学生较特殊以外，从大一新生一直到大四学生对于易名“真维斯楼”问题都是随着年级的增长，不赞同的人数越多，对其持无所谓的态度的越少。可见，对于以品牌命名的校园楼名越是高年级持否定态度的越多，而大二年级学生在表现无所谓的态度时相对特殊化应是取样数量有限所致。这也进一步说明低年级学生在校园生活时间较短对校园楼名的想法、认识还很少，而高年级学生对校园楼名的关注增多了，对楼宇命名的质量也提高了，从单纯把楼名作为交际符号转变为要求楼名更美观、悦耳。
在对校园楼宇命名的年级差异进行分析时发现，越是年级高的学生越重视楼名的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结合，他们在把楼名作为一种享受的同时还强调楼名本身应具备的实用性。当然，低年级学生也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只是有些时候读起来流畅且有美感的楼名更容易被人接受，例如“星晔会堂”可能就会比“文体馆”一类的名字更吸引眼球。然而，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有如“星晔会堂”一类的名字既难识又难记，被改换的“星晔会堂”随时间的推移变成了高年级学生口中的“文体馆”。不同年级的学生对于楼宇命名的看法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学生对楼宇命名的看法实际上是随年级的增长而不断变化的。要想更好地证明这一点，可以对这些学生进行跟踪式调查，以增强说服力。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低年级学生有时也能更好地看待美感和实用有机结合的楼名。例如“艺馨楼”作为美感与实用的完美结合体则受到各年级学生的追捧。学生的态度往往只是主观的，好的楼名则能从客观上打破学生的传统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校园楼宇命名的设计者们在命名时尽量做到最好。
（三）对校园楼宇命名的态度与学生所学专业的差异
本文将大学生所学专业大致分为文科、理科、工科、艺术类和其他类。其中对文科生的取样有40个，理科生取样28个，工科生取样16个，艺术类取样14个，其他类2个。④由这方面的调查可以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校园楼宇命名看法的差别。不同专业学生对“真维斯楼”的看法可参看表4。
理科和工科的学生对于易名“真维斯楼”问题持无所谓态度的数量相当，分别占46.4%和43.7%。艺术类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的比例最大，达到64.3%。而文科学生对于将教学楼易名为“真维斯楼”更多的是持否定态度（占60%），持无所谓态度的只占27.5%。这也能从侧面显示出文科生对于文字问题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理工类和艺术类学生，他们对楼宇命名更关注、更在意，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校园楼宇命名实际上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情，不容忽视。
在借助“真维斯楼”事件对校园楼宇命名进行调查分析时，我们能够发现许多问题。首先，文科生因对文字接触较多、较为敏感，所以对文字形式的校园楼名的关注度高，而理科类和艺术学生则相对差一些。其次，文科生与艺术生在对校园楼宇命名主导因素的认识上很相似。他们都认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楼名才更能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而理工科类学生则认为校园楼名更多的是为分别不同学科而设，因此应将学科特色作为校园楼宇命名的首要考虑因素。另外，因调查中渗入了一些学校的楼名，而被调查者在面对本校楼名时基本上都会下意识地进行自我保护，因此对其评价也相应提高，这是调查过于主观的结果。最后，调查中因取样数量有限，致使有些专业调查统计数的空缺，这样对分析各专业的态度的可参考值就降低了。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以“真维斯楼”事件作为个案对校园楼宇命名状况进行研究，具体地说，文章从性别、年级和专业三个方面来分析大学生对“真维斯楼”事件的看法，进而剖析大学生对校园楼名的态度问题。
通过对“真维斯楼”事件的调查，我们发现学生的性别差异对校园楼宇命名的态度主要集中在实用性认识差异上，男生更多的将实用即楼名可知、易记作为校园楼宇命名的主导因素，至于是否有美感则要在服从实用性基础上来进行，而女生则更多的追求校园楼名的典雅美观。但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对于楼名典雅的内心期待值是相同的。在对年级差异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对校园楼名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是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提升的，越是高年级的学生，对楼名的实用与美感相结合的要求就越强烈。而低年级学生在对校园楼名的自我判断上则将富于美感看得更重一些。学生专业差异也使他们对校园楼名持有不同的态度。文科生对文字相对敏感，对校园楼名的关注度也较高，并且他们和艺术类学生都更关注文化内涵对于楼宇命名的作用，而理工科学生则更多认为以学科命名的楼名才更好。
在对校园楼宇命名的调查中发现有49人（占49%），即近半数的学生希望校方在对校园楼宇命名时应该征求学生的意见，因为在校学生应是校园楼名使用的主力群体和直接受益人，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时都会时不时地引用楼名来表意，学校在为校园楼宇命名时不妨征求学生的意见，以保证该楼名更具生命力。另外，学校在对已有楼名易名时应谨慎，因为某个楼名一旦进入交际层，则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种固有态势，要想打破这种已有的约定俗成就必须保证新的楼名更易接受、更易识记，否则易名就流于形式，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新的楼名又被旧有楼名取代。
当然，在这次对于校园楼宇命名的考察中过多地掺入主观因素，使得研究的结论不够客观，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不能及时地跟踪调查，对研究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在后期工作中希望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缺憾。
注 释：
①因本次调查对象都是大学生，所以其配合程度较高，这样就使得
问卷的有效度相应提高。
②所有统计数据都按照小数点后保留一位小数来记录。
③这个结论排除一小部分男生因个人性格、生活环境等不同而导致
的非实用性观点。
④因其他类样本较少，所以在分析时将这一类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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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关键时期，对社会主义事业理论根据的重新学习和思考就会成为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李瑞环同志的《看法与说法》一书的出版可以说适逢其时。在这部新著中，李瑞环同志关于“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的论述提醒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上理解改革开放，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则改革开放便会因为理论上的迷惘而失去动力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会因为离开了实践而失去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一、改革是一场革命 李瑞环同志的新著《看法与说法》一书中贯穿了他在各个时期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他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阐述了改革开放的目的、性质、内涵和意义，分析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评价了改革开放的成效，阐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些阐释虽然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谈话和讲话中，但却是对改革开放理论根据的系统论述。这些论述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回答了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的问题。
在李瑞环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根据的系统阐释中，最根本的是论述了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一致性。他突出强调的是，这种内在一致性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去理解，也需要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出发去理解。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去理解，就是要阐明改革开放本来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出发去理解，就是要阐明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回答这些新问题。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中，至关重要和非常基本的一点是，李瑞环同志从“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重要论断出发，将上述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深刻地阐释了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不理解李瑞环同志的这一思想，就无法深入理解他关于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的全部论述。本文也就从这一具体问题出发，谈几点粗浅的学习体会。
李瑞环同志说：“改革是我们全党和全国的头等任务，按小平同志的讲法，是一场革命。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改革非常重要，具有革命的性质；二是改革非常困难，是一个探索过程。”这些话虽然是李瑞环同志在近三十年前讲的，但即使在今天仍然非常值得深思。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革命始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变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讲革命，讲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列宁以革命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不仅讲革命，而且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在这里，“革命”都是指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实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也就是说，革命指的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过程。
正是以此为根据，有些人认为“改革”就是“改良”，而马克思主义只讲“革命”不讲“改良”，无法在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也就无法容纳改革开放的内容。这种认识推导下去，就是认为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阶级斗争式的革命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人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的活动，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发展的停滞，甚至有可能造成倒退，因此过去的革命是错误的，社会的进步只能靠不断的改良完成，应该“告别革命”。社会主义事业果真应该“告别革命”吗？革命与改革开放果真是相互对立的吗？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改革和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仍然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上述两种认识看似相反，实质上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同一错误理解之上的，即错误地将革命和改革对立起来，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只讲阶级革命的理论。以这一错误认识为基础，完全无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根据。它的理论后果是：要么认为改革开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改革开放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李瑞环同志关于“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的重要论述有力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认识，也从根本上破除了为这种错误认识提供掩护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双重魔咒。
二、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瑞环同志强调，只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才能理解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一致性，他说：“就本来的意义上讲，改革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的一场革命，它应该表现为稳定状态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带来的应该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李瑞环同志的这一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也是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革命不仅仅是改变社会形态的暴力斗争，也包括通过改革开放进行“稳定状态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样理解“革命”才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全面理解，才是立足于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在一个与我们今天不同的时代讨论革命问题的。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将革命理解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变革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将革命的唯一含义解释为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的社会形态变革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解释并没有错。如果没有那样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事业。否定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否定了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的历史。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人们可以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实践，也可以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理论，但却不可能告别历史。
在这里，关键是要理解革命的本真含义。所谓“革命”，是指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指社会形态的变更，也可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以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变革为标志的社会革命是一种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这种形式的革命。我国所进行的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各方面体制的深刻的变革，无疑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性变革。一些人之所以对革命持否定的观点，除了非历史主义立场和态度外，关键之点还在于他们对“革命”这一概念的偏狭理解。而另一些人之所以对改革开放抱着怀疑的态度，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共同的问题是，抱着以往形成的一些具体理论结论不放，抱着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解释不放，不能从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李瑞环同志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错误的方法论根源：“从马克思主义运动史来讲，从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出坚持改革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要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这种完善和发展，就是我们所讲的改革。不讲发展，抱住某些过了时的具体结论不放，这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而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李瑞环同志的这些论述，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出发，也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阐明了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内在一致性。在与尼克松对话时，李瑞环同志正是运用这一观点回答了尼克松的疑惑：“去年10月我会见尼克松时说过：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了的。他感到很新鲜，说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讲过改革开放？我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认识也要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深化不断地认识真理，但永远不能穷尽真理。”m
在这部新著中，李瑞环同志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论述了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他对尼克松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不断变化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不断地、经常地进行改革，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本来之义。”关于这个问题，他还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当然，如何将二者在实践中更好地统一起来，还要很好地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承认世界上各种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依据这一观点，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也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不需要改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李瑞环同志的这些论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清楚地回答了改革开放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之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革命的更根本含义是与变革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李瑞环同志正是从这一根本含义出发回答问题的。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看，“要加快发展，就要实行改革开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改变与它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中国的情况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个适应还是不适应的问题。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怎么能称得上是先进的呢？农业只有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真正找到了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才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样的生产关系比‘人民公社’好，就是好的生产关系。”l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在两个社会形态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之内进行。同一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变革，只要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就属于革命性的变革，需要发扬革命的精神才能完成。当前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开放，涉及生产关系、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带来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变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这个全方位的、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毫无疑问是一种根本性变革，毫无疑问是一场革命。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改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其困难程度并不比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性变革小。如果改革遇到了问题，就怀疑改革，就放弃改革，重新回到过去已经习惯了的老路上，或者重新回到书本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根本没有出路的。所以，李瑞环同志说：“改革非常困难。”这种困难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都会出现，而且问题也会各不相同。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大而又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李瑞环同志总是强调，要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必须始终坚持用实践和发展的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关于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李瑞环同志说：“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要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敢于依据实践检验理论、完善理论和发展理论。”同就拿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或者说侧重点是不同的，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其具体内涵是什么或者其侧重点是什么，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去理解。当今历史条件下，只有从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运用
李瑞环同志强调，要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要使改革开放的实践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认清形势，不脱离实际，而要认清形势，不脱离实际，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李瑞环同志说：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我们才能看清当前的形势，不脱离当前的历史实际，将改革开放的事业进行好。他说：“看待形势必须有正确的观点。”树立正确的观点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有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唯物主义观点最基本的体现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二是要有全面的观点，既要看到各个方面，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三是要有发展的观点。对形势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看，要看到长远，要看到发展趋势。”李瑞环同志的这些论述是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通俗表达，是来自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活内容。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就必须培养良好的学风。对于马克思主义，要学明白、讲清楚、能运用。
李瑞环同志一贯重视学风问题。《看法与说法》这部著作本身就是好的学风的典范。李瑞环同志强调，研究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形成正确的看法，要能够说清楚才能让别人理解，让人理解之后才能在实际中运用。“我们之所以突出地提出学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普遍真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因为它是领导我们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我们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应当说，李瑞环同志的这些论述很有现实针对性。当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教条主义的、脱离实际的学风，非常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一些人以学术研究应当尊重经典为理由，提出“应当原原本本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应当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如果仅仅是为了历史地呈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思想，这种说法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人却将这种研究方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二法门，似乎舍此便无马克思主义研究，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学风。李瑞环同志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主张凡是老祖宗说过的不能动，凡是老祖宗没说的不能做，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说，李瑞环同志的这些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李瑞环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55周年院庆的题词“真学学真”，就是强调学风问题，就是强调要用真诚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为南开大学哲学院重建50周年院庆的题词“传授原理，引导应用”，更是对教与学的关系的精辟概括。他强调的是，作为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师，不仅自己要弄懂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引导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如何看待生命伦理学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可能”的前提性反思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层面对其“话语”进行还原分析。先从历史语境看。我们从一种历史的本土知识学的文化语境上产生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问题。一个无需赘言的明面上的事实是: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必定是由“中国话语”所铺展的生命伦理学。然而，一个令人感到吊诡同时又发人深省的事实乃是，汉语文化圈中的生命伦理学却一直存在且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一方面，不能否认，生命伦理学是在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晚出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与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等关涉医疗、卫生保健和人类生命质素之改善的科学技术(包括医学)的最新进步密切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和前沿问题领域。它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思想触觉，既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结构，又有后现代性解构批判的锋芒，总是通过追踪最新的生物学(包括遗传学或基因工程)、神经科学、医疗技术等生命科技进步带来的重大难题和挑战以回应“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深度追问，思考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以及回应我们在此时空境域中“应该如何在一起”的前提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两大课题: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叙事中真实地展开我们自己的生命伦理学话语?这要求我们在话语方式上不能仅停留在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拿来”或“借鉴”，而必须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核心价值层转出一种全球视野和国际表达。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生命伦理学不是一种与本土文化传统或具体历史语境相隔绝的知识领域。生命科技及医疗技术实践的前沿领域的进步，在不断地将我们对身体、卫生保健、生命质量、疾病的意义和死亡的威胁等问题的认知引向深入的同时，敞开了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维度。如果仅就问题的浅表看，进步似乎给现代人带来了更多的新的选择，并带来了以往未曾遇到过的一系列道德上的两难。但就问题的深层看，它往往又是自古就有的根源性问题，与文化的核心价值、生命的信仰本质和人们理解人性、尊严、公正和健康的生活的理智形式和精神感知息息相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总是在“与己相关”的历史文化境域中产生自己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即使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向往或憧憬依然源自一种浓郁的家园之感和本土文化情结。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才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或正视的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方面。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另外两个至关重大的课题:生命伦理学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变迁及“传统—现代化”的断裂及延续的问题?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话语中兼容中国视野和中国表达?这要求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语境和中国现实。然而，当我们这样说时，前提条件是，而且只能是，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①从理论逻辑看，生命伦理学从理论话语的逻辑层次上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背景是现代性道德世界观的破碎［1］19，人们从各自选取的某些道德理论的片断出发进入生命伦理学论题，带来了恩格尔哈特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领域长期存在的“文化战争”。这在理论逻辑方面，表现为多元化的道德话语之间互不相容、不可通约以及在极为不同的理论层次上相互攻讦的“诸神之争”。中国生命伦理学面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文明难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实质上是道德共识之坍塌及理论逻辑之混乱的表现。这无助于生命伦理实践问题的真正解决。比如，它在“应用论”(应用生命伦理学)、“建构论”(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和“实践论”(实践伦理学)等各种理论进路上分出纷繁复杂的理论和方法，以至每一种理论都可以找到理据驳斥其他理论为“不明所以”或“幼稚无聊”。［2］中国生命伦理学因此成为各种理论话语的试验田，且直观地呈现“大杂烩”的知识学面貌。［3］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从事各种理论方法的创建或论证时，一种质疑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对待的。邱仁宗如是问:“现实的、实际的伦理问题能够从伦理学理论推演出解决办法吗?”［4］这一朴素的追问，指向我们在理论逻辑方面未曾深究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在理论逻辑层面如何学会“说中国话”。第三，从实践旨趣看。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往往通过具体的生命伦理学论题使价值观得以赋形。因而，人们在解决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问题时，亦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研究表明，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主要体现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要素中。按照易于为人们理解的方式表述，就是四个环节:1)在实践中发现伦理问题;2)对相关理论进行关联分析以澄清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或原则;3)将探究结果转化为政策;4)实现生命伦理学之目的。①在上述诸环节中，实践旨趣所呈现的价值观诉求，既不能脱离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资源性支持，又不能脱离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它所蕴含的价值观赋形其实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关联、反复博弈的价值实现过程。而对于当代中国的总体实践旨趣而言，它的最大的价值实现过程就是“现代化”。明乎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内核就不能脱离“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关切及其问题症结。因此，无论具体情境中的“殊案决疑”，还是对规范和原则的理性论证，抑或是关于信仰问题的深度辩论，各种表面上看来相距甚远(甚至互不相关)的异质性的生命伦理学探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意识到还是未曾意识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轴心展开: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凸显。而与之相关的根本实践旨趣乃是:在“遭遇中国现代性”中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
二、语境难题及“语境突围”的问题
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的“话语症候”的初步分析表明:“语境突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程序共识”和“中国现代性”问题，是推动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关键。循此，透过一种道德形态学的视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谱系，就亟须进一步思考与之相关的紧要问题:1)我们如何寻求“语境突围”?2)我们如何达成“基本共识”?3)我们如何应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这三大问题由于关联到中国形态的生命伦理学在“话语”、“理论”、“实践”三个方面碰到的“普遍性—特殊性”之两歧的难题，如何定位这些问题的性质便需要先行予以说明。该问题的详细展开有待于一种“道德形态学”的理论视野之构画。②［5－6］我们这里仅限于指出，“道德形态学”是从物质形式的结构化及其过程出发，对道德话语、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形态过程进行观察或探究。从道德形态学视野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紧要问题，就是从生活世界本身出发揭示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的改善是如何呈现为相关的话语方式、理论模式和“合理化形式”上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如何反作用于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之改变的。依此而论，我们需要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在道德形态学层面遭遇的“语境难题”进行分析，以回应一个日益紧迫的与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相关的现实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总问题。这个问题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寻求“语境突围”?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双重意义上遭遇“语境难题”。一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本身即是建立在“语境差异”的基础之上，并以解决“语境难题”为优长。二是在相对特别的意义上，中国生命伦理学还面临自身特有的“语境难题”。就前者而论，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关于生命伦理学的各种定义，就会明了我们遭遇的“语境难题”的症结。生命伦理学通常被理解为:“运用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为、政策等进行的系统研究。”①［7］42克劳泽(Clouser)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8］115－127亚洲生命伦理学联合会给出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从生物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于人类社会和生物圈中提出的哲学的、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治疗的、民族的、宗教的、法律、环境的和其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②邱仁宗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解是: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要与其他学科一起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处于伦理学与科学技术、医学的交集处，是规范性的、理性的、应用性的、世俗性的、讲求证据或立足实践的学科。［3］这些定义(或理解)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相似之处，即强调“跨学科”或“跨文化”的特点，或是同时强调二者。如果从形态学视角看，我们还会发现它在某些论题的探讨或挖掘方面有“跨时代”的一面。［6］这使得生命伦理学往往在极为不同的语境层面展开，其话语的差异性分布异常广阔，涉及科学技术对人类价值之影响的诸领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道德前提、不同价值诉求的实践主体互不相容的诸理论歧见。单就学科层面的语境差异而论，就分为四个公认的研究领域:1)医者与患者间共同面对的临床生命伦理学问题;2)关于律例与指引的规范生命伦理学问题;3)关注理性基础的理论生命伦理学，它来自哲学、神学，但也包括生命科学，如生物学，尤其是在传统医学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基础;4)关注精神基础的文化生命伦理学，它把生命伦理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探讨生命伦理学如何反映主流文化、核心价值和世界观。［6］［9］3语境差异从医患关系、政策法规、道德原则，再到文化根据，往往呈现出大异其趣的面貌，且各自在话语方式上也大相径庭。仅就文化根据而论，就呈现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儒家生命伦理学、伊斯兰教生命伦理学等宗教语境层面的区隔。此外，即使处在同一语境层面(例如在医患关系层面)，也可再分出普遍主义话语类型和特殊主义话语类型的语境问题。生命伦理学的多重语境及其重组、重叠和分形演化，包括“大语境”或“小语境”的复杂格局，必须看成是它在跨文化条件下的沟通理解、跨学科条件下的交叉凝聚和跨时代条件下的传承转化的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语境差异的存在，才产生了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时代条件下的生命伦理学。这表明，正视语境差异，进而尊重差异，而不是无视差异或削平差异，才是解决“语境突围”的关键。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得以可能的前提。由此，深入到语境差异发生的肌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语境突围的关键要素在道德形态学视域得到描画。按照笔者一贯的理解，将之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素。第一，通过跨学科条件下的分类方法进行“问题域还原”［10］，突破单一学科语境下问题方式的话语僭越。“问题域还原”是要看清楚问题由以发生的语境以避免无谓的纷争，将各学科的话语资源调动起来融入多元视角，将道德见解或行为引向一种伟大的跨学科的智识平台。第二，通过跨文化条件下的比较方法进行“认知旨趣的拓展”［5］，突破单一文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以揭破权力的道德伪装。认知旨趣的拓展就是要突破狭隘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真实地面对道德多样性现实，将一种互镜式道德探究和互证式伦理商谈融入伟大的跨文化理解之中，于价值图式上进行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诊断和价值扩展。第三，通过跨时代条件下物质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行道德形态过程的探究，突破单一时代语境下伦理生活的“话语盲从”以祛除的幽灵。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话语批判”中锁定“语境突围”的根本目标:应对道德分歧;重新发现传统;通过“道德形态过程”澄清概念。①对于中国生命伦理学来说，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语境难题”同样存在，而且表现日益突出。从生命伦理学由西方发端而扩展成为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它关注的问题是那些跨越文化差异、学科差异乃至于时代差异的关乎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如“知情同意”就被视为一条全球公认的处理医患关系的医学伦理学规范。生命伦理学“四原则”(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也被视为具有标杆性的普遍原则。［11］13应该看到，生命伦理学的这种普遍主义诉求是为了建立一种特定实践的平台。我们称之为西方普遍主义模式。从这种普遍主义话语看，任何一种带限定词的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佛家生命伦理学”乃至“中国生命伦理学”都似乎是多余的。②［12］255由此形成了一种“普遍理论—中国应用”的探究模式。简化地表述就是:“1)从与某些社会群体或整个人群的健康、福祉或基本人权相关的伦理问题出发;2)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法律、条例或政策的缺点或不足提出挑战;3)在通过论证和辩护进行伦理学探究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法律或政策改革的有用建议。”［3］不难看到，这是一种由“问题—挑战—建议”构成的简捷明了的“应用伦理学”范式。然而，它用来鉴定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则主要来自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这产生了从中国视野进行“语境突破”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化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比如说，备受公众指责的“手术签字制度”是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这问题本身就是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压迫下产生出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的“手术签字制度”具有中国特色。李恩昌等评论说:“知情同意的病人自主模式到中国演变为病人家庭决定模式是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国情的。……家庭的这种功能是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也无法给予的。”［13］78－79然而，在2007年发生了“孕妇李丽云致死事件”①后，面对公众对现行“手术签字制度”的指责，当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辩称:“……我们国家现行的签字制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也是实行了手术签字制度”［13］77。这里，我们把这个案例的是非曲直放到一边，单就一项在中国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的知情同意的语境探索模式(即“知情同意的家庭决定模式”)却要用“符合国际惯例”(实际上是符合欧美惯例)的辩词为之进行辩护而言，就足以表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压迫。事实上，一种通过“传统的重新发现”以突破西方普遍主义话语霸权的学术努力，一直是中国生命伦理学为自身条件寻求语境辩护或语境突破的特有方式。它强调从传统或本土的文化视角上理解生命伦理学，遵循“中国传统—现代建构”的建构主义进路。这一进路的探究模式所示范的语境回归(即回归中国传统以开出其现代性样态)使生命伦理学直接面对中国语境中“传统与现代性”的跨时代条件下的伦理生活的根源性难题———即从传统中开出现代性的问题。然而，相对单一的文化视角，使得建构论者所诉诸的“语境突围”策略往往受制于与“语境选择”相伴生的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例如，以目前养老制度改革问题所带来的生命伦理讨论为例，建构论者认为儒家家庭主义理念再加上“孝道”伦理可以为当前中国社会开出“养老”药方———即回归儒化的“家庭养老模式”。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脱节，它更像是从儒家学说中转化出来的一种说教，带有明显的传统话语的压迫性痕迹。不难看到，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本身特有的语境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话语压迫，即“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特殊主义”。这种日益紧张的“话语张力”，使得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似乎充斥着“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之间无妄的纷争。但换一个视角，透过其背后的语境难题，则不能不承认，它又是一种与“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远见紧密相关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张力”。在其深层，展现了一种世界历史观下话语展开之可能。可概括为与“语境突围”有关的两句话:一是“世界在中国”(即把世界看成在中国之中的世界);二是“中国在世界”(即把中国看成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前者是通过在语境上突破“特殊主义”的局限，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能够海纳百川，具备包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胸怀，这是我们文化生命的根系之所在。后者是通过对“西方普遍主义”进行解蔽，使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体现中国价值或“说中国话”的同时，真正成为世界或全球生命伦理学跨文化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就是要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既要以“世界在中国”的中国话语转出我们的“国际化表达”，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生命伦理学来消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暴力;另一方面，又要以“中国在世界”的国际视野开放出我们的“中国化表达”，以跨文化对话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对各种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
三、两大挑战及其应对:基本共识和“中国现代性”
总结起来，话语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性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三大紧要的问题。其中“话语与现实”在道德形态学视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属于道德话语对现实的表征，因而同样也是“理论难题”和“时代性问题”的症候之表征。在这一意义上，问题的性质得到了界划:即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紧要问题，归结起来，集中体现为一个问题，亦即最为突出的问题———“语境突围”问题。“理论/实践”、“传统/现代性”除了作为问题症候呈现在语境层面而外，它们还是用以实现“语境突围”的问题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如何实现‘语境突围’”问题上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达成基本共识;二是如何应对中国现代性。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前所未有地遭遇“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挑战。出路在哪里?有各种不同的回答。笔者认为，生命伦理学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只有借助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找到应对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方法。事实上，生命伦理学对跨学科、跨文化、跨时代条件下的伦理学问题的探究，有着鲜明的以“实践”为导向(或以“问题”为导向)的特征，已经先行蕴含了求解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线索。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面向实践的学科，它优先强调从实践出发面对道德分歧。在生命伦理学视域中，伦理学问题通常被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实质伦理问题”，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它旨在解决“道德朋友之间”的共识难题。第二层次是“程序伦理问题”，回答“应该怎么做”的程序问题。它旨在解决“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共识难题。两种伦理解决各自范围或各自语境中的共识难题，互不僭越，各得其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分层方法”。如果将上述伦理分层方法运用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问题上，就会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通过伦理分层界定“大小语境”，是解决“共识难题”的关键;第二，确立“程序伦理”优先于“实质伦理”的分层原则，是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关键。第一个结论的要点，在于区分“语境的大小”。我们之所以会面临“语境突围”的难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混淆了语境的“大小”。当人们把“小语境”范围内解决“道德朋友”之间共认或共识的理论和原则，放大到去解决大规模陌生人社会(可称之为“大语境”)的道德分歧问题，就会出现“话语压迫”。例如“儒家生命伦理学”有其基于共同理念的“小语境”预设，而当人们主张用儒家家庭主义的理念提供公共保健政策方案就属于“以小搏大”的语境不当了。另一方面，当人们把“大语境”范围内解决“道德异乡人”之间共识难题的标准当做唯一的标准，也会形成“话语压迫”。例如，从西方普遍主义范式衍生出来的应用伦理学模式就完全否认“儒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通过伦理分层方法区分“语境的大小”，正是为了匡正这两种“话语压迫”之偏，以利于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简要言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程序伦理的层面，寻找突破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压迫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从实质伦理的层面，寻找突破中国传统的文化特殊主义话语压迫的路径依赖。第二个结论的要点，在于确立“语境排序”的原则。“传统与现代性”是中国生命伦理学无可回避的两歧困境。人们常常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说成是“古—今”之异，并混同为“中—西”之别。即，把“中国的”视同为“传统的”(古)，把“西方的”视同为“现代性的”(今)，再附加上一些价值评判，就很易于陷入的泥淖。这样一种思考“传统与现代性”的方式，同样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在“语境问题”上遭遇复杂的中国现代性难题。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即从伦理分层的方法视野看，就会发现，“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并非是“古—今”之异，也非是“中—西”之别，它们只不过是“实质伦理”与“程序伦理”在一种社会样态中的语境排序不同而已。所谓“传统”，是指先行预设了“实质伦理问题”优先于“程序伦理问题”的语境排序的一种社会质态或一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人们秉持这种价值理念生活，就是传统类型的人。所谓现代性，则正好与之相反，是指先行预设了“程序伦理问题”优先于“实质伦理问题”的语境排序的一种社会质态或一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同样，现代人类型的存在，亦可从此种生活样式或价值理念获得说明。如此界定“传统与现代性”的相互关系，就不会使“中国现代性”问题陷入“传统与现代性”的过度纠葛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指认，“语境排序”的原则与“语境区分”的原则是紧密相关的，二者提供了实现“语境突围”以推进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原则之指引。行文至此，想到了孔子的两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对于反省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逻辑及其语境原则，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一句话是说，不要因为“相远之习”的阻隔，而妨碍了“相近之性”的邻近。事实上，一切理论话语上的断裂、异质和分歧，不应该成为人们孤离分隔的原因。如果人们愿意从“相远之习”的内里去理解各种异质性理论话语的背景条件和问题症候，就可能找到尊重差异的契机。第二句话是说，“同而不和”只会谋划一个“小人的国度”，“和而不同”则可成就一个“君子的国度”。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唯有理性地看待人们彼此之间的纷争、歧见和不同，才能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中面对每一种理论的真实关切及其功能展现。“和而不同”是一种君子之风，它要求从尊重差异中求“和谐”、从捍卫多样性中求“完整”。在这一意义上，“和而不同”这条儒家古训，足可以引以为我们面对分歧时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理论话语原则。如果把孔子的这两句话与生命伦理学的两类伦理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实质伦理与“我们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详加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和而不同”的理论逻辑中隐含着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洞见，即“程序伦理”要比“实质伦理”居于优先之地位。如果我们从这一视野正面看待中国现代性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理论话语的意义，那么在“我们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方面寻求共认的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或“说中国话”之正题。这就要求，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之下，搁置具体内容的生命伦理学的道德争议，聚焦于一种程序合理性之共识的达成。
国内各大保险机构随即展开力度空前的自查。8月3日上午，富德生命人寿由董事长方力亲自动员讲话并提出回头看不仅仅是单纯的业务检查，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五大要求。随后公司召开了“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专项检查工作启动会。
会议中，富德生命人寿总经理张汉平回顾了2015年公司开展“两个加强、两个遏制”检查工作整体情况，传达了保监会下达文件的主要精神，布置了本次“回头看”工作的主要任务，并宣布了公司落实“两两”回头看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张汉平提出务必要确保此次“回头看”工作查细、查全、查到重点、查出关键，真正摸清风险底数，为富德生命人寿以后工作的有序开展打好基础。会议建立了富德生命人寿回头看专项工作联络沟通机制的具体要求，联络协调工作的组织形式也进一步确立，总公司“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总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各分公司班子成员及各分公司部门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
此役打响，富德生命人寿全系统联动，统一思想，明确责任，果断出击，认真贯彻落实保监会文件和会议精神，全力部署、自查整改、督导检查、汇总上报回头看各项工作，全力达成“加强内部管控、加强外部监管，遏制违规经营、遏制违法犯罪”的目标。
“两两”回头看，业务部门全线亮剑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各级人员品质意识，加强品质管控工作的深化落实，富德生命人寿总公司保费部于8月4日至6日举办了2016年富德生命人寿续期条线首届品质日宣讲比赛。品质日宣讲比赛是“两个加强、两个遏制”的具体落实措施之一，旨在对内加强内控、对外加快落实监管要求，遏制违规经营、遏制违法犯罪。
作为保险机构与消费者连接的窗口，8月份，富德生命人寿电话中心启动了“关于开展电话呼叫中心重要指标专项提升工作”，开展针对首访完成率及转办件结案率两项重要指标的提升工作。并将为各机构每日通过微信、邮件提供数据支持，协助机构加强追踪。而总公司客户服务部举行了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工作，这意味着公司客户服务逐步由应急处理转为主动预防和强化内部教育，是“两两”回头看工作的具体落实措施之一。
在关键的核保核赔方面，下一步富德生命人寿两核将根据保监局及公司的相关要求，逐项安排部署推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贯彻落实，稳步提升“大运营”风险管控能力。
分公司守土有责，开展拉网排查
富德生命人寿董事长对“回头看”工作提出的五点要求中，要求各分公司要守土有责，切实防范区域性的风险。
启动会后，富德生命人寿各分公司纷纷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启动各自“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专项检查工作。目前富德生命人寿35家分公司均先后进行了专项检查工作，逐条、逐项开展自查，完善和健全公司内部管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富德生命人寿各地分公司采取纵横交叉开展拉网排查，边学边改，形成联动，确保猛药去疴、不留死角，为公司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