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1

[关键词]“双减”；教研供给；教育质量；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教研工作是我国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建立教研制度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教研员的主要任务是教材教法的指导。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育观念在发生变化，教师教的行为在变化，学生学的方式在变化，教学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总之，教研观念、理论、手段以及人才成长的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教研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近期，党和国家为推动教育与新时代同行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对新时代的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加需要教研人员不断追求教育改革的新愿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把育人目标具体化，强调课程育人，突出立德树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直击社会、家长关注的教育热点和敏感点。“双减”政策，对教育的挑战和影响意义非凡。作为基层教研管理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时掌握党和国家对教育改革的新愿景、新引领，研究赋能，为学校、教师提供教研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

一、“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存在的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多次颁发有关政策文件，对教育发展、育人方针、办学质量等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规划。新时代教育对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面临着转型升级，教研工作面临新的供给问题。

（一）教学研究的导向性不足

根据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教研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研人员要遵循教育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深化本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以更高品质助力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就“双减”政策来看，从宏观上，这是一项关乎人民福祉、关于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性举措。因此，教学研究需要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基于生命成长规律，打通学科育人的主渠道，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横向融通、课内外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二）教学研究的系统性薄弱

“双减”政策更加强化学校的主阵地，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因此，高质量的育人应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注重达成的结果、实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优化等系统科学的研究。注重整体学科质量体系、新型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因此，教研工作要系统突出全面的育人研究。一是更加关注学生如何学习。从以往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研究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以及学习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创设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学习环境。二是更加关注各学科课程的育人价值。落实好各学科课程是完成全面育人的关键，要引导教师基于学科的本质特点、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课程内容模块或主题进行相应的课程开发或教学方式改革。三是更加关注教育教学全过程研究，要在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程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指导学校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要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三）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度欠缺

“双减”实际上是检验和修炼学校教育的内功，更是对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的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教研注重基于事实和数据，立足数据的精准分析，立足学情的精准定位，带动研究的准确定位，聚焦教育教学核心地带，精准发力，助力学校和区域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再发展。因此，从教研的方式来看，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基于个体经验走向基于实证的研究，证据支持教研，用项目组织教研，运用数据、案例、经验三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研究。二是从粗放教研走向精准研究，服务实践需求，服务学生发展。面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采取主题教研、问题教研、“订单”教研等多种形式，坚持问题导向，以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问题的解决为主攻方向，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微创新。三是从零散教研走向系统研究，加强教学诊断力、理论支撑力、行动改进力，深化对教育教学改革规律的认识，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育人方式、突出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统筹性。

二、“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方向分析

“双减”政策下，需要思考教研如何面对问题，实现教研转型，提供科学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双减”政策文本中，“减”出现24处，同时“加”也出现24处。经过细致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在“不可为”背后，提供给了学校、老师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策略，其“可为”之处正是教研着力的方向。面对“双减”政策，教研供给不仅需要引导教师在头脑中拉起“警戒线”，对于文件中的禁忌做到不越边界、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更要从“可为”中读到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路径。文件中，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切，同时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教研管理人员，应该采取更加稳慎而又积极的思维方式，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客观分析、科学调整，从研究的视角引领教学管理，做好“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双减”政策的扎实落地。

三、“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教研供给对策

（一）增强系统观念，探索平衡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的综合配方

具体而言，“双减”对深化课堂改革、倒逼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市中区教研工作为例，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不就事论事，研究力求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解决学生作业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与作业管理等要素直接相关，还与课堂学习效率等密切相关，最终指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1.基于学生成长的“一点三线”“一点”即小学低年级零起点教学，区域内所有小学均已开设入学适应性课程，形成优秀适应性课程教学案例50余项。区域制定了一年级语文、数学学科教师实施指导建议，低年级教学紧扣兴趣和习惯，突出课堂“六有”特质：教学设计要有情有趣，策略实施要有道有法，目标达成要有效有意义。学校编写《零起点入学指导手册》“学生篇”与“家长篇”，注重与家长的沟通、引导，保持教育的一致性。零起点教学的导向让教师尊重规律、科学启蒙，让教育行为落地更理智、更科学。“三线”是在教学过程中，坚守减负红线、成长绿线、质量底线。市中区教研室坚持科学完整的质量标准、健康正确的人才标准，建立起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并行的常态调研机制，实施科学多元的绿色质量评价，形成“诊断、分析、反馈、改进”的质量提升机制。大量借鉴国家质量监测方向和做法，内容既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能力，还包括学习状态、学习体验、学业负担等基本要素，积极运用基于大数据的评价结果，引导教师用科学、理性和人文的方式达成教学的高质量。质量的提升，是在共同的质量观下，教学常规、教师、学生诸多要素对于目标支持的过程。“一点三线”，不是简单、机械的累加，而是如同立体交互的有机体，始终引领、规范着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发挥着综合统筹的作用，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2.以学生立场来研究课堂从“双减”政策来看，学生自主的时间、空间被最大化地释放。教师必须立足学生学习的视角，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品质。既关注学习的共性规律，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分析，以“学生立场”来研究教学，帮助学生形成主动学习的新样态。（1）探究“真实学”的要义。教学研究中要努力从片面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系统探究“学生的学”。结合小学生学习特点，在以往课堂研究基础上，重点强化了三个维度，即愿学、会学、学会。愿学指向动机与感受，是否帮助学生对课堂和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感受。会学指向理解与联系，是否指导学生将新知识与他们已经掌握的内容联系起来，对新信息进行组织。学会指向生成与应用，是否能够有意义地运用知识，通过问题解决、实验探究、系统分析等路径，培养关键能力和达成核心素养。（2）拓宽“真实学”的路径。一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基于课程标准，聚焦“启发式、个别化、自主性”三个关键词，加大问题导向式、“教—学—评”目标一致性等教学方式的研究，以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二是针对以往知识为结果的课堂，大量刷题的现象，提出以恰当的生活拓展为外延，鼓励教师创设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项目式学习，释放学生的思维力、研究力，学习力，让学习真实发生。三是善于捕捉不同差异学生的认知动向，开展精准学习支持和学习辅导，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确保每一个学生享受在学习之路上的自我升级。（3）设计“强课提质”路线图。研究中，学科组设计专项的观测量表和记录表，分析课堂问题、学生表现，围绕观察与数据展开评课、教研，建构从教到学的自主学习新生态、新手段、新方法。区域教研管理过程中，紧扣课堂主阵地，开展基于学习的诊断和会诊，突出三条路线：各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基于学科教学的学情会商，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学校要健全教学工作例会制度，校长至少两周召开一次教学工作例会，课堂学生学习效果随堂监测达标率达到80%以上；区域内每学期开展一次所有学校领导干部的听评课和参加教研活动情况展评活动，促进学校及时分析探讨教学工作形势和任务，以此引领每所学校实现强课提质。

（二）强化问题导向，重审作业功能，促进品质提升

“作业”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以往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与管理。现在从学生学习角度重新审视作业功能会发现，作业是从有教师指导的课堂教学，过渡到没有教师指导的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依靠自身的能力去理解、内化和掌握学习内容的过程，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过程。1.强化作业的管理机制区教研室从把握功能、严控总量、提高质量、强化管理等方面持之以恒的整体性推进，打出富有针对性与操作性的“组合拳”。以学校作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相继出台了《市中区中小学作业管理意见》《市中区中小学学科作业管理规范》。探索和构建了“学科研发+年级统筹”提质控量的管理模式。学科教研组关注作业的质量研究，研究一周作业清单，做到统一进度、统一内容，统一形式。年级责任人关注作业的数量控制，整体协调，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筹，形成符合班级实际的每日课时作业清单。“控量”是要切实减掉低效的、过重的学生负担；“提质”是为充分发挥作业功能，使作业练习更精准服务于学生的学习。2.提升作业研究的品质通过“四步走”研究模式，实现作业设计与教学设计同步。第一步，教师初备，将作业设计融入教师的个人备课，每课备课之后，要有针对教学目标的作业初步设计。第二步，教研集备，利用好每周的学科集体备课时间，对作业进行专题研讨。学科教研时，立足梳理教材体系，研磨教学目标，精准优化作业质量。第三步，实践微调，各班级根据授课时反映出的学情状况，组内微教研适当改进、作业微调整，力求更加切合学生需求。第四步，统筹反思，汇总学生作业问题，力求更加精准地导向新的教学策略，实现教、学、作、评的一致性。3.优化作业结构在“双减”政策下，减去的是机械重复，效能上要体现“三多”，即多应用、多探究、多分层。通过周末学科拓展作业、每日劳动实践活动清单、假期探究实践作业等方式，链接学生的生活，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聚焦关键环节，探讨过程评价力求多元可视

必要的考试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义务教育学校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功能。认真学习落实《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关系。“双减”后，政策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书面纸笔考试，义务教育三年级以上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减少考试次数，怎么知道学生到底学会没学会？1.探讨低年级“闯关”实践评价在低年级期末监测评价改革中，聚焦学生的生活经验，探索情景式、开放式的多元评价方式，初步形成对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动态考察。2.加强学习过程评价完善学习过程评价，鼓励实践性评价，重点通过开展课堂观测、随堂练习、实验操作、课后作业等方式，开展学生学习情况的即时性评价，通过定期交流、主题演讲、成果展示、学生述评等方式开展阶段性评价。3.全面提升教师命题能力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命题，通过对命题方向、评价标准、评价形式、评价手段、反馈方式等研究，培训和指导教师从以知识为本、结果为本的评价，走向核心素养的评价，突出真实情境与问题导向，关注学生的深度思维，使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得以表现，从而更加趋向于科学。

四、结语

新的形势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升教研品质，实现教研的科学供给。面对“双减”，我们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致力于探寻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树立大教研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益导向,在育人价值研究、课堂教学变革、学习方式改变、区域整体实践等方面，不断提升教研品质。

参考文献：

[1]余慧娟.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J].人民教育，2021，(22)：12-15.

[2]吕玉刚.做优做强学校教育，全面提高落实“双减”工作水平[J].人民教育，2021，(24)：12-14.

[3]伍学明.落实“双减”，学校该“减”什么？“增”什么？[J].人民教育，2021，(23)：49-51.

[4]夏胜先，张先义.新时代基层教研转型的起点与重点[J].中小学管理，2021，(11)：34-36.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2

关键词: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中美贸易;对华贸易政策

近十年间,中美贸易往来密切,两国经贸关系愈加紧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渐融入世界贸易大家庭、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美国则经历了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政权的过渡,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及其原因分析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内容

布什于2000年底上台执政,在其掌权的8年里,中国加入了WTO并逐渐完成过渡期。在此期间,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布什上台初期(2000年年底至2001年),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前后对华贸易政策有着明显差别。“9・11”事件后,美国急需在其倡导的反恐联盟中寻求盟友,为此美国决心以“接触”为手段拉拢中国。美国前国务卿佐力克曾说过“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布什也表示“中美之间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完成与世贸组织和美国等相关国家的谈判工作,加入了世贸组织,进入以WTO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

第二阶段(2002年至2008年),中国积极适应和遵守有关的入世条款,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增加。

自2002年始,中美贸易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两国贸易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投资等领域。双边贸易额由2002年的971.9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37.4亿美元。中美双方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贸易格局。

而这一阶段也是双边贸易摩擦加剧期。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27.1亿美元,截至2008年就达到1709亿美元。中美间逐渐拉大的贸易差额使布什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趋紧。

自2006年开始,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作为“WTO新成员”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崛起为新兴的世界贸易强国,必须完全兑现“入世”承诺,同时还应为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发挥应有作用。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不但要遵守入世规则,更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强国积极、全面地参与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有关贸易协议,加大开放国内市场的程度与力度。

布什对华经贸政策具体表现为: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减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2003年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借人民币汇率浮动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自1993年来,中国持续对美保持贸易顺差且数额呈逐年扩大趋势(见表1)。布什政府一直敦促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其贸易赤字。

第二,布什政府期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壁垒呈逐年上升趋势,且越演越烈。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遭遇11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其中9起为反倾销、2起特保案,涉及金额高达18.5亿美元。2005年美国的对华发起的冷冻和罐装暖水虾反倾销案,涉案金额4.3亿美元,致使中国出口相关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已经成为反倾销案件的重灾区,反倾销也成为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

(二)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原因分析

在对华事务中,布什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即“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引导”与“塑造”并举。“接触”与“遏制”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干。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与其开展反恐和经济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它希望中国成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接纳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崛起的中国。在对华贸易上,布什政府同样采用了双重标准。

第一,美国积极推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认同中国经济繁荣符合自身的利益。2005年,中国为美国GDP提供了0.5%的贡献率。来自中国的低价产品有效缓和了美国的通胀压力。据美国经济研究所估计,每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给美国居民带来近1500亿美元的福利。

第二,美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担心美国利益会因此遭到削弱。美国认为中国产品享受政府补贴、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好处,使美国产品失去了竞争力。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一)奥巴马上任时的背景与双边经贸发展

2009年1月美国总统改选,黑人领袖奥巴马上台执政。奥巴马一上任,就面临深陷于金融危机困境的复杂形势:国内失业人口攀升、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下降、贸易赤字问题严重、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奥巴马政府对其贸易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不同于布什的保守主义和遏制政策,奥巴马领衔的美国政府在经贸政策上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协作。奥巴马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重建美国道义与政治上的领袖,他主张与中国全面接触,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在G20峰会上,奥巴马表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继续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经贸领域问题。”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从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在危机中遭遇重创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互动,牵动着世界。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对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

奥巴马主张实用主义自由贸易政策,既非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实用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1、奥巴马政府支持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奥巴马明确表示任何经济条款都不应引发贸易战,美国不能向世界传递保护主义信息。他声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让“邻居成为乞丐”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只会使世界贸易进一步缩减。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表示:奥巴马愿同各方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奥巴马十分重视中美经贸的发展。宏观上,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现保八增长的目标,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客观上为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微观上,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商品出口的增长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其发展潜力广阔。奥巴马政府愿意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奥巴马的实用主义策略

实际上奥巴马实行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在他的施政理念中还贯穿实用主义的风格。即贸易政策不只服务于跨国公司,还须服务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现行的贸易政策应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建立。社会责任包括由全球贸易变化引起的工人援助问题,提高工人阶级地位、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证扩大贸易不以牺牲工人的福利为代价,提高竞争力不应以剥削工人为基础。奥巴马致力于推行对美国劳动者有利、能够扩大就业计划以促进美国工人收入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展望》的数据:美国失业率由2006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5.7%,2009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7.2%。部分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是美国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低工资水平使美国就业机会外移且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其家庭的生活水平。

于是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时,奥巴马政府对华发起和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尤为典型。2009年6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了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在三年内分别征收特别关税。2009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对中国进口的轮胎依次征收35%、30%、25%的特别关税。该举措明显出于安抚美国钢铁工会等工会团体利益的目的。

2009年7月,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9年8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征收0-264.98%的反补贴税和154.72%-386.28%的反倾销税;2009年9月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反补贴调查案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10.9%-30.6%不等的补贴幅度。在奥巴马上任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并未能如其政策表述一样出现消减,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愈演愈烈。

第二,奥巴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减小美对华贸易逆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暗示奥巴马可能对中国汇率采取强硬立场。他将使用所有外交途径,寻求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

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利用汇率工具来减小其贸易逆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签署的“广场协议”。时至今日,奥巴马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三、两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点

1、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

布什代表富人阶级的利益,他主要得到跨国公司和财团等大型企业的支持,美国前500家大企业绝大多数支持布什。由此布什在制定政策方面会偏向这些财阀集团的利益。而奥巴马生长于夏威夷的多元文化环境,加之其血统原因,其生长环境更贴近于美国中下层民众。由此在制定贸易政策上面,他着眼于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关注劳工问题。

2、施政的理念不同

布什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采取“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意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并且在对外政策上秉承“先发制人”的宗旨,推行保守主义。而奥巴马上台之际,正值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无法自拔之时,国际地位相对削弱,由此他放弃了“先发制人”的思想,积极与中国等新兴崛起的大国合作。

(二)相同点

1、对华政策的核心意图没有改变

尽管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没有改变――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美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它的核心内容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贸易政策也会随之相应调整。由此即使奥巴马在施政理念上与布什大相径庭,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上是一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是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最终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2、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为了消除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均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这期间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数量达到历史的巅峰。布什时期,美国对华反倾销案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奥巴马继任后,又连续对华发起三反调查。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奥巴马政府愿意推进中美战略合作,中国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但制度上的差异和战略性的竞争关系将长期制约中美贸易关系,中美贸易冲突必将长期存在,中国对此应做好相应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建新.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J].国际论坛,2009(11).

2、李嘉美,赵辰等.改变美国的奥巴马[M].东方出版社,2008.

3、赵放,冯晓玲.布什政府对华“新阶段”贸易政策浅析[J].当代亚太,2007(8).

4、张建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3).

5、沈国兵.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2007.

6、徐丽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D].上海师范大学,2009.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3

大量的补习班纷纷关门，家庭作业的数量也减少了，学生们的休息时间变多了，学习上的压力自然也就得到了缓解。

而如今学生和家长们，好不容易适应了“双减”之后的学习生活，教育部门又再次发出消息，表示要大力推动“双增”政策，这波操作，让家长们表示有点摸不到头脑。

其实“双增”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它和“双减”之间不仅没有发生冲突，而且还会给学生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教育部新消息，“双减”之后又迎“双增”

所谓的“双增”在近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会上，由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同时他还表示，要在落实“双减”政策的同时推动“双增”政策。

在“双减”减作业、减补课的基础上，利用学生们剩下来的空余时间，实施“双增”，让学生的课余时间变得丰富起来。

“双增”一是增加学生们的体育、艺术、户外运动以及劳动的机会，其次是增加学生们体育、音乐、美术课外培训的时间和机会。

并且鼓励音美体机构办学，鼓励学生参加体育、美育等培训，“双减”政策意在减轻学生在学习上的心理负担。

而“双增”则是增加学生在体育、美育方面的活动、锻炼以及培训的机会，这样可以从多方面帮助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家长们对此看法不一

很多家长对推行“双增”表示大力的支持，因为学生们的课余时间变多了，比起让他们成天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还是让他们多参加一些活动会更加的有意义。

而且“双增”也会让学校更重视，音体美的课程，学生们再也不用担心被占课了，同时增加了户外活动也能增强学生们的身体素质，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却表示出了担心，原本音体美应该算是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如果不感兴趣可以不去尝试，也不会影响到其他方面。

而现在开始大力鼓励音体美的教育，鼓励参加培训，甚至开始逐步准备变成中高考的必考科目，这反倒是给一些学生增加了负担。

想要学好音体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要参加培训，音体美培训的费用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让一些条件不是很好的家庭更加难以承受了，将来在这个方面，难免就又会出现新一轮的“内卷”，虽然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双增”也是教育发展下的必然趋势。

“双增”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虽然我国一直采用的都是“应试教育”，但是也一直想要往“素质教育”方向发展，而对于“素质教育”这方面，我国也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双增”的提出，也是发展下的大势所趋，家长们应该要放平心态，理智去看待这件事情。

毕竟让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今增加了音体美方面的比重。

也可以让学生们在学习之余得到一些放松，让大脑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这种方式要比玩一整天的手机强的。

其实说到底，教育本身就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见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将目光局限于书本中。

“双增”推行后，不仅能够让学生们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同时也能放松学习时的紧张情绪，并与“双减”政策相互配合，让孩子们更加快乐的学习。

写在最后

总的来说，“双增”对于学生们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但是其对学生的正面影响，可以足够盖过这些小问题了。

在“双减”和“双增”的共同作用下，不仅能够减轻学生们的学习压力，还能帮助学生培养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素养。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的栋梁，而教育部也是本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台了各项对学生发展有利的政策，可谓是用心良苦。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4

一、“噪音”干扰

把香农――信佛的传播模式中的“噪音”概念结合到国家农业政策这样一个社会传播过程中，同样适用。我们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即“技术噪音”和“人为噪音”。

1.技术噪音：

以广播电视传播手段为例，还存在技术上达不到的地方，比如偏远山区，收不到电视信号或广播信号。又以组织传播为例，国家政策的下达需要通过许多层级，层级越多，损耗的信息就越多，比如我们发电站发出来的电压都是几千几万伏的，但送到用户的家中都是220伏，这是因为要考虑路途远近及电线的损耗，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技术上的“噪音”。

2.人为噪音：

所谓人为噪音是指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为故意错误地传达、歪曲传播者的意图，或受传者故意错误的理解传播者的意图。农业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有人会为了私己的利益，故意扭曲中央政府政令。国家三令五申对农村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减免贫困家庭的学杂费，但事实上有很多真正贫困的学生得不到这样的优待，被减免学杂费的学生往往是村干部的子女。

3.“噪音”与“冗余”

社会传播中消除噪音干扰的主要做法有加大正面信息的传播量和传播次数、这样就会增加“冗余”，也就是对重要信息进行反复传播，但需要传播者做到一个综合平衡，以免“渠道超载”，使信息被当成“噪音”屏蔽掉。

二、传播符号的歧义

符号是人类社会交际、思想传达、情感沟通的文化工具，它包括声音、语言、文字、图像等传播信息的载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传播符号发出以后是离开传播双方独立存在的，特别是在传受双方没有共同的经验基础的时候，它就不能使传受双方产生共同的含义时，就会产生传播的障碍。也就是说，传播者要把―种思想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受众，首先得把思想、观念编码，转换成双方都能理解的清晰的符号。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非语言符号的场景附着性带来的误差。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 非语言符号的意义不亚于语言符号。在政策传播过程中，常伴随着非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是短暂即逝，无法保存与复制的，是与当时的传播场景紧密结合的，离开了当时的场景，非语言符号也就离开了特定意义的空间，这也使得传播过程中出现对符号理解的误差。

三、传受双方的差别障碍

差别障碍是指由于传播双方的各种差别而造成的障碍。差别内容很丰富，主要包括生活经验、教育背景以及心理因素等。

对农政策传播是一种下行传播，受众对政策作出的反应不仅受传播者意图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农村受众本身的综合媒介素养。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全国8507万文盲人口中，城镇文盲有1842万，占城镇人口的4.04%；有6665万文盲在农村，占农村人口的8.25%。文化知识的匮乏，限制了农村受众接受现代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怪圈。因为文化素质的不足导致农村受众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的劣势，也使用得农民在接收国家颁布的政策的信息时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这也导致了政府与农村受众在共同的意义空间上存在障碍。

四、传播渠道不够完善

“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

在此我们可把农业政策类信息传播分为组织传播渠道和非组织传播渠道，可用以下图来表示。

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传播是国家农村政策信息传达的主要途径，是各级党政部门从上往下逐级传达。其传播效果失真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1）信道网络不健全。由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缺陷,我们的信道模式基本上还只是以层层传达最高领导层的指示为主, 并没有真正建构成一个科学的信道网络。（2）信道经常受阻。受利益驱动, 政策执行者对某些政策不贯彻不执行, 造成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肠梗阻”和“走样”。（3）信道不规范。政府决策者没有必要的参照标识, 政治权力就极有可能陷入过分迷信自我或无所适从状态, 更多地导致“唯长官意志”。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构成了非组织传播。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大众传播方式，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5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4%。尽管大众媒体机构在报道农村信息方面有一定成绩，但在大众传媒的报道对象中，“农民”基本处于“边缘”状态。

在农业政策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人际传播渠道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传播形式上主要是口头传播，我们知道，它有许多优点，比如方便简单、随时可传；亲近生动，富于人情味。但口头传播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那就信息无法固定，容易产生扭曲，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变形，它最容易使政策的传播完全走样，也最容易产生谣传。此时，适时适量的正确舆论导向显得格外重要。

五、社会舆论环境对传播障碍的扬抑

传播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舆论是相关的。舆论的形成与大众媒介是分不开的。舆论，即在社会变动中产生的某种信息从信源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扩散开来，获得一定范围的信息接受者，形成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意见，并对社会事件产生影响。以三农问题为例，自从政府传达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来解决的精神之后，媒体便加大报道力度，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三农问题，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比如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由于政府、媒体都一条心去解决问题，使得对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所以，好的社会传播环境会抑制障碍的产生，相反，差的社会传播环境会滋生传播的障碍。媒体的舆论导向是利于培养好的社会传播环境，也利于减少传播障碍的。

六、对策：构建良好的对农政策传播体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关于对农政策传播障碍的原因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能够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传者、信息、传播媒介和受众四个要素的作用，可以针对上述的分析采取：①减少传播层级，使传播渠道更畅通；②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宣传，使传播信息的透明度更强；③传播符号更规范，语义更明确；④加强农村基层的文化教育；⑤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⑥改进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水平等微观方面的措施。

在宏观上：①充分发挥政府在建立良好的对农政策传播体系的引导作用；②发挥大众传媒在对农政策传播中的纽带作用；③引导农村受众的主体认同感，提高农民朋友的媒介素养。以此来弥合农村信息传播鸿沟，打通农村舆论，合力建设农村信息交互传播体系。

参考文献：

[1] 赵晓春主编.农业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2]施拉姆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5

一、目标任务

以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双女户父母光荣证为载体，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全面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并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的兑现落实。

二、项目内容

1、按照市上要求，在全县推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双女父母光荣证》管理制度。

2、兑现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

3、兑现落实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年人均600元标准的奖励扶助金（已超过60周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

4、兑现落实减免独生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期间杂费，双女绝育户两个孩子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各50%的杂费。

5、兑现落实自愿放弃二孩生育指标的独女户一次性奖励金2000元。

6、兑现落实其他优惠政策。

三、资金来源

1、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计生资金中列支。

2、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具体负担比例待省奖励扶助实施意见下发后依据执行。

3、减免农村独生子女户、双女户义务教育期间杂费由县财政在教育经费中列支。

4、农村放弃二胎指标一次性奖励金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计生资金中列支。

5、分配扶贫资金时，优先扶持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保证资金总额的15%用于计生贫困户。

6、制定社会救助政策，发放救济款，要倾向计划生育家庭。

四、方法步骤

1、年6月底以前各乡镇要在广泛宣传实行独生子女、双女户的优惠政策、放弃二胎指标奖励及县上实施光荣证管理，兑现优惠政策的具体措施的基础上，按照“经父母申请，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签发”的原则办理光荣证，然后将独生子女、双女户和放弃二胎指标户底子分门别类摸清、摸准，按照标准兑现独生子女保健费、兑现奖励费等所需费用，并列入本年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计生资金项目预算。

2、年7月底以前，各乡镇要对具备以下条件的奖励帮扶对象进行调查、核准：①本人及配偶均为农村户口或界定为农村户口；②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1973年至2001年期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③现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④年满60周岁。并将审查结果上报县计划生育局。

3、年8月底以前，县上统一印制《光荣证》，并将兑现优惠政策的相关资金落实到位。

4、年9月底以前，逐人兑现困难家庭独生子女、双女的义务教育杂费等。

5、年10月底以前，由县计生局对奖励扶助对象予以核查，将印制的光荣证发至独生子女和双女父母手中。

6、年11月底前，兑现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

五、组织领导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6

关键词:外部董事;博弈论;政府股东;国有企业

作者简介:高航(1983-),男,山东政法学院经济管理系教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2-0007-03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引入外部董事制度是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措施。外部董事加入国有企业董事会,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推动企业经营绩效提高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所谓博弈论,是用来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选择能够共同影响每一个参与者行为的方式,它是研究参与者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论的指导思想是,假设在你的对手研究你的策略并采取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时,你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新的策略来对付对手的策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该理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参与者、行为、信息、策略、支付函数、结果、均衡。参与者是指博弈中选择行动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决策主体,而行动是指参与者的决策变量。

一、引入外部董事对政府的意义

引入外部董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政府股东利益和增加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但在外部董事聘用阶段,外部董事与政府股东的矛盾冲突尚未体现,对双方来说,目的和要求都很明确,即政府股东是要聘请一个听话的、合作的外部人作“外部董事”; 政府股东是否会聘用特定的外部董事与外部董事候选人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外部董事候选人若选择配合即被聘用,另一个结果是选择不配合即不受聘用。因此,二者之间的信息状态是对称的。

我们拟构建政府股东与外部董事之间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引入外部董事对政府的意义。在该博弈中,政府股东的战略集为{聘用,不聘用｝,外部董事的战略集为{积极作为,消极作为｝。此外,以S表示外部董事所获报酬,积极作为时为S1,消极作为时为S2,显然,按常理有S1>S2。以T表示外部董事作为时的成本,聘用条件下积极作为时为T1,消极作为时为T2,?琢为外部董事消极作为被发现的概率,外部董事发挥积极作用时在各方面的投入均较大,而在消极作为时其成本是很低的,再加上消极作为被发现的概率0

由于在通常情况下政府股东聘用外部董事的净收益W1-C>0时,W2-C>0,那么,很显然政府股东的优势策略为“聘用”。在政府股东选择“聘用”策略的情况下,他所希望的结果为外部董事积极作为,而实现这一结果需要另一个必要条件达到S1-T1>S2-?琢T2时,即外部董事积极作为时,其自身的净收益大于消极作为时自身的净收益。当S1-T1>S2-?琢T2时,外部董事的优势策略为“积极作为”,他将在企业的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当然,政府股东的优势战略为聘用这样的特定外部董事,从而实现完美均衡解{积极作为,聘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S1-T1>S2-?琢T2是实现完美均衡解的一个关键的必要条件。我们下面将为实现这一必要条件提供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减少一些量的数值,这些量包括T1和S2。T1代表外部董事在聘用条件下积极作为时的成本,我们可以通过为外部董事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合理安排会议时间、将各种文件资料在送交外部董事之前合理整理归类等途径减少外部董事积极作为时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等。S2代表外部董事在聘用条件下消极作为时的收益,我们可以通过制定董事职责指标、规定其工作时间、检查董事会会议出勤情况等方式来削减其消极作为时的收益,促进其由消极作为转变为积极作为。第二种思路是增加一些量的数值,这些量包括S1,?琢和T2。S1代表外部董事在聘用条件下积极作为时的收益,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更加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制度、提高各种合理的津贴、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等方式来提高外部董事的收益水平,鼓励其更加积极作为。?琢为外部董事在聘用条件下消极作时为被政府股东发现的概率,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更加严格和合理的监督制度、加强外部董事向政府股东的汇报与沟通机制来提高?琢,减少外部董事消极作为的净收益。T2代表外部董事在聘用条件下消极作为时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声誉成本等,我们可以通过在政府股东与外部董事间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通过各种报告的公开提高董事会的透明度来从物质和声誉等方面提高外部董事在聘用条件下消极作为时的成本,促进其向积极作为转变。

综上所述,可以进行一系列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促使外部董事配合政府股东,促进外部董事的积极作为,这些制度安排主要包括通过加强其积极作为时的净收益,减少其消极作用时的净收益等途径实现。这样一来,引入外部董事制度对政府的意义将是十分重大的,这些意义主要有:第一,它是维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新的有效手段。第二,它是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有力措施。该制度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做了实质性的铺垫,为吸引战略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第三,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与竞争力的新的制度保障。第四,它是政府为转变经济管理职能进行的新的有益尝试,打破了政府“老板加婆婆”的尴尬困境,政府将有更多的精力来履行其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

二、引入外部董事对国有企业的意义

在国有企业运营中,外部董事很可能迫于经理人的压力和诱惑,不报告他们的违约行为从而与之“合谋”。作为理性人,外部董事必须权衡报告与不报告违约行为的得失。

我们可以用外部董事与经理人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引入外部董事对国有企业的意义。假设经理人与外部董事都是理性人,风险中立,其效用等价于货币收益, 他们相互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但与债权人、政府股东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我们进一步假设:(1) 经理人有两种行为选择:“诚实”与“违约”;外部董事在收到经理人的行动信号后也有两种选择:“负责”与“合谋”,外部董事选择行动后博弈结束。(2) 这个博弈的支付函数是:①在经理人选择“诚实”,外部董事选择“负责”的情况下,支付函数为(U,R);外部董事若选择“合谋”则会有一个声誉损失Pa,此时支付函数为(U,R - Pa)。②经理人选择“违约”的情况下,外部董事选择“负责”,会受到来自管理层的压力,如更换外部董事等,这会给外部董事带来Ra 的“准租金”损失,经理人也会有一个声誉损失Pm,这时支付函数为(U - Pm,R - Ra) ;若外部董事选择“合谋”,这时管理层与外部董事可能分别获得U′和R′的收益, 但双方的“合谋”可能受到查处,假设合谋受到查处的概率为x,这时双方的损失分别为Fm和Fa,此时支付函数为(U + U′- xFm, R+ R′- x Fa ) 。外部董事与经理人的博弈矩阵如下:

这个博弈可看作一个动态博弈,经理人先进行选择。首先,若经理人选择“诚实”,如果外部董事选择“负责”,那么他的效用为R;如果外部董事选择“合谋”,他的效用为R-Pa,显然这种情况下外部董事会选择“负责”。然后,若经理人选择“违约”,如果外部董事选择“负责”,其效用为RRa;如果外部董事选择“合谋”,则其效用为R+R′-xFa。这里分别有两种情况:(1) 当R-Ra>R+R′-xFa(*),表明外部董事选择“负责”的期望收益大。(2) 当R-Ra

那么,让我们具体来分析决策经理人到底将如何行动。经理人知道,如果他选择“诚实”,外部董事将选择“负责”,经理人的效用为U;当他选择“违约”时,此时若(*)式成立,外部董事会选择“负责”,则经理人的效用为U-Pm;若(**)式成立,外部董事会选择“合谋”,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的效用为U+U′-xFm。其结果如下:

当(*)式成立时, 由于U>U-Pm,则经理人选择“诚实”的期望效用较高,经理人理性的选择是“诚实”,这时,此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诚实, 独立}。

当(**)式成立时, 要分两种情况:(1)若U>U+U′- xFm,即U′

综合以上分析,当R - Ra < R + R′- xFa式和U < U+ U′- xFm式同时成立, 此博弈出现惟一的一个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违约,合谋},即双方“合谋”;只要此条件不成立,此博弈的均衡点就会离开“合谋”点。也就是说,外部董事能否保持“负责”是外部董事和经理人基于合谋可能的收益与成本上的理性选择,是一套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加大违约成本或降低合谋收益,将促使双方的博弈均衡点离开“合谋”,从而使外部董事保持其独立性。

国有企业中的外部董事制度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均衡结果{诚实,负责}是必要的。而要实现这一均衡结果就要防止R- RaU+U′- xFm式成立。我们可以把上面两个式子化简为xFa> Ra+ R′和xFm>U′。

我们下面将为实现这一条件提供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减少一些量的数值,这些量包括Ra,R′和U′。Ra代表经理人选择“违约”的情况下外部董事选择“负责”会受到来自管理层的压力,带来Ra 的“准租金”损失。这种压力包括管理层干预更换外部董事、为外部董事开展工作设置种种障碍等,可以通过严格限制经理层的职权、合理进行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分工、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等措施来减小Ra。R′和U′代表经理人选择“违约”的情况下外部董事选择“合谋”,外部董事与管理层分别获得的收益。这些收益可能包括受贿金、侵吞的公司资产、不合法的关联交易收益、经理人给外部董事的闭口费等。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等的监督作用、规范经理人和外部董事的职能职责、规范公司的经营与交易行为等减小R′和U′。第二种思路是增加一些量的数值,这些量包括x,Fa和Fm。x表示在经理人选择“违约”的情况下外部董事选择“合谋”,双方的“合谋”可能受到查处的概率。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独立董事的事前监督、内部监督和决策过程监督职能来提高x,也可以通过加强监事会的事后监督、外部监督、经常性监督来提高x,还可以通过完善企业的各种制度来约束经理人与外部董事的“合谋”。Fa和Fm表示在经理人选择“违约”的情况下外部董事选择“合谋”,外部董事和经理人分别受到的损失。这种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声誉损失、法律损失等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严格的罚金制度、加大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在公司设立常驻律师等途径来增加他们的“合谋”损失。

综上所述,在通过监督、控制、完善制度等途径减少外部董事和经理人的合谋收益或增加他们的合谋成本损失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外部董事能够有效履行其职能,促进国有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总的来说,外部董事制度的引入对国有企业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加速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第二,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第三,推动国有企业高管素质的普遍提高,使他们变得越来越专业与高效,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第四,越来越多具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人士加入国有企业董事会,大大扩展了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视野,有利于国有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确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李维安. 公司治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 胡金焱、丁士祥.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博弈分析[J]. 山东大学学报, 2003,(03).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7

关键词：竞争政策；贸易政策；WTO；非违反之诉

中图分类号：F740；D99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5-0117-07

WTO虽然对竞争政策本身没有进行直接规范，但是对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间的关系问题一直给予密切关注。国际层面要求在WTO框架下解决竞争政策国际协调问题的呼声很高，在WTO的新一轮谈判策划中，试图将竞争政策作为谈判新议题的努力再次展开。1996年12月WTO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决定成立了一个竞争政策工作小组，几经周折，2004年8月1日通过的WTO总理事会《多哈工作议程决定》将竞争政策从议题名单中撤除。尽管如此，在WTO框架下协调竞争政策的努力已经展开。在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尚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之前，存在着利用WTO非违反之诉将竞争政策全面引入WTO框架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一旦付诸实施，将会对WTO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 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

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市场正当的竞争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竞争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法律化的经济政策，而竞争政策主要是通过法律来实施，因此，竞争法构成竞争政策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竞争政策首先体现为国家对市场竞争予以规范的意愿和程度，国家可以选择制定实施竞争法，也可以选择不制定竞争法，这是国家基于其自身经济政策的要求而做出的选择；其次，一般认为，作为竞争政策核心的竞争法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主要规范对市场竞争构成阻碍的垄断行为，其目标是确保市场的竞争性。尽管各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但基于国内经济政策的不同需求，其内容和方式存在很大差别，但其规范范围即垄断行为的类别大同小异，例如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规范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禁止经营者利用不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因此，限制竞争行为、垄断行为、限制性商业惯例等相关概念均可以统括在竞争法或竞争政策概念之中。

竞争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存在着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关系，二者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助于促进竞争政策的实现，而如果没有竞争政策的辅助，贸易自由化的实现也将受到阻碍。“在国家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减少后，要真正实现自由贸易的目标，还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竞争政策来配合和补充，以防止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在政府障碍已被消除的领域建立起新的市场障碍，形成所谓货物与服务虽可以自由进出国境但仍无法进入他国市场的尴尬局面”。因此，在贸易自由化取得实质进展之后，竞争政策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否则WTO所取得的贸易自由化成果可能会被私人企业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所抵消。这种起到抵消作用的限制性商业惯例被称为“与贸易有关的私人部门活动”（TRAPS, trade-related activities of private sectors）。

日本消费胶卷案的起因充分说明了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之间的这种关系。美国柯达公司认为，日本富士公司在日本市场实施的一系列反竞争行为违反了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律，但是日本政府执法不力，对富士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纵容或容忍，使富士公司操纵了日本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市场，阻碍了柯达公司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根据WTO取得的贸易自由化利益由于日本的竞争政策而受到抵消。为此，柯达公司于1995年5月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指控，最终导致了美国依照WTO争端解决程序日本的日本消费胶卷案。

二、 以GATT/WTO作为竞争政策国际协调框架的努力

由于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关系，对竞争政策在国际层面进行协调的需要伴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运而生。

旨在创建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哈瓦那的起草者已充分认识到竞争政策对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意义，因此，哈瓦那第五章专章规定了限制性商业惯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先行、哈瓦那紧随其后的计划落空后，GATT协定联系哈瓦那有关章节包括第五章规定的第29条失去了意义，因此，GATT缔约方于195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删除GATT第29条，但由于一个缔约方没有批准该决议，致使GATT第29条的条文仍然予以保留，只是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其指向的哈瓦那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第五章对缔约方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尽管如此，将竞争政策纳入GATT/WTO框架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中。早在1955年，就有缔约方代表提议在GATT中设置规范国际贸易中限制性商业行为的条款，但因时机不成熟而没有获得通过。1958年，GATT决定成立一个专家组研究GATT是否以及在何程度上规范限制性商业惯例，专家组通过了一份研究报告，建议为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提供一个进行磋商的机会。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未能对竞争政策进行讨论，将“国际反垄断法典草案”作为诸边协议而纳入WTO框架中的专家动议未能成功之后，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纳入竞争政策议题的努力和计划也相继落空。目前的状态是，在WTO框架下展开竞争政策谈判未能实质性启动，这种谈判今后能否启动以及何时启动取决于WTO成员方能否就其分歧较大的立场达成妥协。

从目前的情形看，将竞争政策纳入WTO框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具体进程还很难预料，主要的困难在于各成员方的观点和态度存在很大差别。发达国家关注的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竞争政策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具有市场竞争性，以免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因发展中国家缺乏市场竞争机制而受到减损；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注对反倾消措施进行控制以及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美国坚持认为反倾消措施与竞争政策无关，拒绝就反倾消问题进行谈判。可见，各成员方的立场差异还是很大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寄希望于通过制定竞争政策规则而使非违反之诉的适用退出这个领域，还不是很现实。

三、 GATT/WTO的非违反之诉制度

非违反之诉(Non-violation complaint）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项规则。非违反之诉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形：如果一成员方实施了某项措施，并致使另一成员方依照WTO协定而合理预期的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即使该项措施并没有违反WTO协定，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的成员方仍然有权依照WTO争端解决程序提起申诉，如果裁定非违反之诉成立，被诉方虽然没有义务撤消被诉的措施，但有义务与申诉方达成满意的调整或进行补偿。非违反之诉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签订时就规定在GATT1947第23条1（b）中，在GATT近50年的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小组通过具体案件裁决对非违反之诉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阐明，乌拉圭回合谈判又进一步将其适用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其他多边贸易协定。

GATT1947“非违反之诉”的概念源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系列经济会议有关贸易政策的讨论，以及后来同一时期主要是美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在恢复经济的努力中，对贸易自由化的认识并不存在分歧。为落到实处，国际联盟于1920年设立的经济委员会主持了一系列讨论，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签订贸易条约降低关税，即所谓的“关税停战”（Customs truce）。但达成此目的必须解决普遍存在的“间接保护”（Indirect protection）问题，这样才不致使关税降低的利益被关税外的其他替代性措施所抵消。“间接保护”在当时不但十分盛行，而且花样繁多，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成为讨论中的关键。最初的设想是要先列出应予禁止的“间接保护”措施，但1933年的伦敦货币与经济会议否定了这个设想，因为各国逐渐认识到，全部列出此类措施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以一个原则性的条款即“公平待遇条款”（Equitable treatment clause）来解决。在此背景下，美国代表Fred Nielsen为会议准备了条款草案，并被伦敦会议所采纳。在这个条款中第一次使用了“抵消或损害”的用语，形成了“非违反性抵消或损害”（Non-violation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NVNI）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其后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得到普遍推行，在此基础上，通过其提出的作为ITO谈判基础的“建议稿”，美国使这一概念引入了ITO进而GATT谈判中。有意思的是，美国在其建议稿中，仅意在使“非违反之诉”适用于ITO的“商业政策篇”，这样做的目的是计划将“商业政策篇”作为一个独立的协议，作为首轮关税减让谈判结果的协议框架。这一目的因GATT1947的先期临时生效而实现，从而美国将“非违反之诉”仅适用于关税减让情形的初衷彰然若揭。

从非违反之诉的根源及被写入GATT的背景看，显然是为了维持关税减让承诺的实际利益或作用，从而使通过关税减让而促进国际贸易这一当时惟一可选择的途径不致落空，因此，关税减让利益的维持是非违反之诉的核心和整个设计的全部目的所在。GATT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成员方间互惠关税减让，由于当时在国际贸易领域许多实体规则的缺失，名目繁多的“间接保护”措施可能轻易地令GATT的根基受到动摇，因此，以非违反之诉的设计防止成员方利用非关税壁垒或其他政府措施抵消关税减让带来的利益。日本胶卷相纸案的专家组对此曾明确：“第23条（1）b的目的是，通过对GATT规则没有规定、但却抵消或损害一成员方关税谈判合法预期利益的政府行为予以调整，保护GATT的减让平衡。”

非违反之诉如从字面理解，与“违反之诉”相对应、并列，似乎“违反之诉”之外的情形均包含在其中，适用范围应很宽泛。但事实上与GATT/WTO历史上共300多个案件相比，非违反之诉是极少量的。虽然从字面上看不出这层意思，但从条款的设定背景和目的看，起草者们并没有将非违反之诉视为常例，本意是要将其作为特例对待，这一层意思随着国际贸易政策规则化范围的扩展而日渐清晰。在“日本胶卷案”中，专家组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精神：“虽然非违反之诉救济是WTO/GATT争端解决中一个重要的、被接受的手段，并已‘载入书本’近50年，我们注意到只有8个案件专家组报告实质性地对第23条1（b）申诉进行了裁判。这表明，无论是GATT缔约方还是WTO成员方均谨慎地适用该救济措施，并实际上将其视为例外的争端解决工具。我们注意到，在这一点上，欧盟油菜籽案及本案中的欧盟和美国均确认‘非违反抵消或损害’（NVNI）救济应谨慎适用，并应视为例外性的概念。理由很简单，成员方谈判议定其同意遵守的规则，只例外地因未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而受到挑战。”

毕竟非违反之诉的规定字面含义宽泛，规定模糊，上述例外对待的原则只能通过具体案例予以体现，因此，通过专家组的判例裁决，基本确立了非违反之诉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1）存在一成员方政府的措施；（2）申诉方在谈判时无法合理预期会实施前述措施，或从另一个角度讲，对一成员方的减让存在合理预期的利益；（3）该利益因上述措施受到抵消或损害，即上述措施不利地打乱了减让所确立的产品间的竞争关系。

日本消费胶卷案（Japan-Measures Affecting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r）是WTO第一个非违反之诉案件，虽然美国提出的非违反之诉没有得到支持，但专家组报告对非违反之诉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包括非违反之诉的目的、构成要素、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这是专家组在总结GATT以往实践的基础上对非违反之诉的理解。对专家组的这些理解还存在很多争议，值得专门进行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通过对本案事实的大致了解，有助于更具体地认识非违反之诉的含义。

1996年9月20日，美国根据WTO争端解决谅解第4条及第6条的规定，请求设立专家组，以解决其与日本间有关消费胶卷和相纸的争端。美国认为，日本的某些法律、法规、要求和措施影响了进口到日本的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分消、允诺消售和国内消售，对美国应从日本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所作的消费胶卷和相纸关税减让中取得的合法预期利益造成抵消或损害，因此依照GATT第23条1（b）的规定提起非违反之诉。

美国在申诉中提出的对其利益造成抵消或损害的日本政府措施共有21项，大体分为三类：（1）分消措施：鼓励和便利形成一种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使进口胶卷和相纸被排除在传统分消渠道之外；（2）大型零售商场法：通过限制大型零售商场的设立，限制了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替代性分消渠道的发展；（3）促消措施：通过限制促消而使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美国认为，日本的这些国内措施虽然并没有违反GATT的规定，但对其在关税减让谈判中的预期利益产生抵消或损害，因此符合非违反之诉的成立条件。专家组报告认定美国提出的非违反之诉不成立。

前面提到，非违反之诉字面上看来范围很宽泛，但事实上却是作为例外来掌握的，因此，无法望文生义地理解。这里选择美国申诉的其中一项措施――“大型零售商场法”――来进一步认识这一点。

日本国会于1973年10月1日通过“大型零售商场法”，1974年3月1日起生效。该法主要是对大型零售商场的设立予以监控。根据该法的要求，新的大型零售商场计划完工和开张前12个月，须向有关部门提交通知，有关部门就该商场是否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做出通告，商场只能在此通告7个月后才能开业。向有关部门提交前述通知后的4个月内，必须向有关部门、地方商会、当地零售商或其协会、消费者就商场设立计划进行解释。商场开业前至少5个月，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通知，该有关部门确定新商场的设立是否可能对中小零售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是，则有关部门可要求减少商场面积及/或推迟开业时间。美国认为，大型零售商场更乐于消售进口消费胶卷，因而是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重要的分消渠道。“大型零售商场法”限制、制约了新的大型商场的设立，从而限制了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另一分消渠道的发展。

专家组认为，构成非违反之诉应符合三个要素的要求，即被诉方政府实施某项措施、申诉方具有合法预期利益、损害及因果关系。就“大型零售商场法”而言，第一个要素是具备的，它属于日本政府实施的一项措施；关于合法预期利益，美国认为是其源自日本消费胶卷和相纸关税减让（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的对市场准入改善的合法预期，而专家组认为，从实施措施和关税减让的时间看，美国仅对源自肯尼迪回合的关税减让有改善市场准入的合法预期；关于损害和因果关系，专家组认为“大型零售商场法”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一具体产品或某一来源的产品，因此，并未破坏进口及国产消费胶卷和相纸的竞争关系，不存在损害。因此，裁定美国提出的非违反之诉不成立。

四、竞争政策国际协调对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的影响

非违反之诉的适用范围向来是对非违反之诉的意义和价值持有相左观点者均重点关注的问题，或呼吁缩减其适用范围，或力主扩大其适用范围。在GATT/WTO立法及实践中，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变化都发生过，体现了对非违反之诉限制主义和激进主义不同力量的作用。考察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变化过程，对于认识这种制度的作用、价值和未来趋向应该会有裨益，尽管这个变化过程显得杂乱无章。

竞争政策被纳入WTO框架后，势必形成有关竞争政策的实体性纪律，对贸易的市场准入产生影响的竞争政策需要符合这种实体性纪律的要求，否则将构成对WTO协定义务的违反。因此，有关竞争政策争端将主要以违反之诉的方式解决，非违反之诉在这方面的适用机会大大降低。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受到这种影响的现实性取决于竞争政策纳入WTO框架的可能性。

而在目前阶段，如果扩张非违反之诉的适用范围，通过非违反之诉全面解决竞争政策引发的贸易政策问题，无疑将对违反之诉的适用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GATT虽然认为应该对限制性商业惯例采取一定的行动，但并不倾向于利用其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竞争政策问题。如前所述，GATT于1958年11月指定了一个专家组（Group of Experts）进行研究，以确定GATT是否、在何程度上以及如何对国际贸易中的限制性商业惯例采取行动。专家组随后提交了研究报告，认为GATT缔约方全体在这方面应该采取行动，而且认为GATT缔约方全体是对限制性商业惯例采取行动的恰当的、适格的机构。但在采取行动的方式上，专家组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按照大多数专家的意见，作为限制性商业惯例方面的专家而不是GATT法律问题的专家，专家组不能判断对限制性商业惯例是否适用GATT第23条。大多数专家确信，尽管如此，应建议缔约方全体不要依据GATT第23条采取行动。多数专家不建议采纳GATT争端解决条款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理由是，“这样的行动会引发根据第23条第2段的报复措施的严重风险，而采取这种报复措施所基于的判断可能是在缺乏足够的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事实信息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做出的，从而对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为此，多数专家建议采取双边磋商方式，以求消除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不利影响，但GATT对这种双边磋商不主动参与，亦不采取实质性行动。少数专家的意见与其他专家的意见大体相同，差别在于建议GATT积极主动地参与双边协商，如果有关双方经过磋商没有达成一致，则缔约方全体指定一个专家组参加上述磋商。并且认为，如果仍无法达成一致，将向缔约方全体进行报告，缔约方全体可以根据GATT第23条第2款的规定提出建议，但是不进一步采取GATT第23条第2款第二句所规定的其他措施。可见，专家组并不建议通过GATT争端解决条款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少数专家的意见归根到底也不是利用GATT争端解决条款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

GATT随后又指定了一个工作组（Working Party）对上述报告进行研究，工作组最后提交了一份经各方妥协的草案，缔约方全体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11月18日通过了《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决定》，中心思想是表明GATT目前无法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控制，但考虑到对GATT贸易自由化进程构成阻碍，建议开展双边磋商，如双方认同有关限制性商业惯例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则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这种影响，如不能达成一致，则通知秘书处，由秘书处转达给缔约方全体。

上述决定是以GATT不插手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为基调的，否则，该决定对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有关描述和处理原则使人感觉非违反之诉是最接近的可用机制。

时过境迁，当GATT觉得可以插手限制性商业惯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非违反之诉。世界银行1993年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竞争、竞争政策及GATT》体现了这种思路，巧合的是，该报告的作者之一为GATT秘书处法律部的Petros C.Mavroidis教授。该报告的中心论点是，为了促进全球竞争，与其协调各国的竞争政策，莫如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实施现有的GATT规则；现有的GATT规则和判例法适用于有关竞争政策问题的争端解决，既可以针对缔约方实施其现有竞争法律的行为，也可以针对缔约方不实施有关法律的行为；对于与竞争政策有关的争端，应该更积极地利用GATT现有的非直接途径，如非违反之诉这个具有强大潜在功能的工具。

倡议适用非违反之诉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Jagdish Bhagwati教授。Jagdish Bhagwati教授提出WTO应审查竞争政策问题，其动因是美国将“外国政府容忍企业的系统的反竞争活动”（the toleration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of systematic anticompetitive activities by enterprises）列为可启动“301条款”的情形之一，认为竞争政策问题已经引发了国家的单边措施。Jagdish Bhagwati教授建议，GATT通过适用非违反之诉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问题纳入到GATT的管辖范围，这样做的优势在于通过争端解决实践迅速确立竞争政策方面公认的最低要求标准，形成判例，同时又缓解了单边措施带来的问题。

五、不宜通过非违反之诉将竞争政策全面纳入WTO框架

非违反之诉并不是不能适用于有关竞争政策的措施，如果成员方实施了一项有关竞争政策的措施，对另一成员方依照WTO协定合理预期的减让利益造成了抵消或损害，没有理由不能提起非违反之诉。但是，上述倡导适用非违反之诉处理竞争政策争端的建议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期望通过非违反之诉全面地将竞争政策的有关问题纳入到GATT/WTO框架下，这种做法势必将突破非违反之诉正常的适用限度，只有通过赋予非违反之诉新的涵义才能实现，从而带来相应的一系列问题。这种解决路径的实质是解释现有的协议，需要WTO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或者WTO总理事会的正式解释。

如果通过非违反之诉全面地将竞争政策的有关问题纳入到GATT/WTO框架下，会产生如下的问题：

1.需要对非违反之诉做出突破性的解释

构成非违反之诉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包括政府实施的措施、具有合法预期的利益、该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但适用于竞争政策时，在能否满足“政府实施的措施”这个要件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非违反之诉要求被诉的措施必须是由政府实施的，这样才能将有关后果归责于政府。落实到竞争政策的情形，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实施者往往是商业公司，按照一般的原则，这种纯粹的私人行为不能成为GATT/WTO争端解决程序审查的对象。为了克服这个障碍，达到将私人行为归责于政府的目的，倡导者们对限制性商业惯例提出了不同的观察角度，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公司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或者需要政府的批准（如反托拉斯豁免），或者需要政府的支持（如贸易壁垒）。另一种类似的版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在支持及或帮助私人机构的限制性商业惯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这个论断对一部分限制性商业惯例可能是适用的，而且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将其作为一般性的判断则缺乏必要的理性，至少缺乏可信的经验数据支持；竞争政策只是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从政府实施管理这个角度看与其他方面的管理不存在质的差别，为什么只在竞争政策方面做出这样的判断？再者，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大量存在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深为忧虑，苦于不能有效控制，难道可以将这种行为归责于作为受害者的政府？可见，上述论断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在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中，曾提出过将部分私人限制性商业惯例归责于政府的标准，且不论这个标准是否恰当，由于日本政府管理经济的特殊文化场景，将这个标准适用于具体个案中涉及的日本，可能得出肯定性的判断，但在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中，这个标准可能都不会获得满足。因此，还不能认为专家组确立的该标准肯定了倡导者们的上述论断。

“措施的实施”（the application …of any measure），从用语上可以肯定，是指积极的行为，例如制定法律规章、采取某种行动等，因此政府不作为（Non-action）应该不属于措施的“实施”。因竞争政策方面的原因导致成员方协定下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的情形中，很多涉及到政府对限制性商业惯例予以容忍，或不实施已有的竞争政策，或不制定竞争政策，这些都属于政府的不作为。“根据GATT/WTO法，成员方竞争法执行机构的容忍或不作为似乎与政府行为的关联太过遥远，还不能将其纳入争端解决程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观点认为，“措施的实施”是产生利益抵消或损害的手段（Means），设计非违反之诉制度是为了解决成员方对竞争条件受到改变的担心，竞争条件的改变源于其他成员方的积极行为，然而，如果将重心放在引起所禁止的结果的手段上，而不是放在结果本身上，那么结论是只有引起抵消或损害的部分政府行为（Government action）受到了规范，而其他部分则不能得到规范，这个结论与设计非违反之诉的目的不相符。因此，按照目的论的方法解释更为适宜，既然关键是利益的抵消或损害，那么对引起这一结果的手段应以灵活的方式进行解释，这样，只要对竞争条件造成了抵消或损害，不仅积极的行为而且消极的容忍都能适用非违反之诉。这种解释难以令人信服。非违反之诉规范的对象是政府的某种行为，之所以对其进行规范，是因为这种政府行为造成了利益的抵消或损害，因此，前面提到的“手段”与“结果”是不能割裂的，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受非违反之诉的规范，也不是所有造成利益抵消或损害的原因都受到规范。从解释方法上，这种解释不但违背了文义解释的原则，而且也违背了有效解释的原则，因为“措施的实施”在这种解释中变成了多余的文字。再者，如果对“措施的实施”用语不必理会，那么“合理预期”岂不失去了意义。看来这种“灵活方式”实质是随意的方式(注：这一观点的作者对“灵活”的重要性作了专门标注，认为“灵活性”不仅是GATT法解释中的关键概念，而且可能是GATT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2.争端解决机构立法引发合法性问题

如上所述，适用非违反之诉全面解决竞争政策问题，必然涉及到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赋予了非违反之诉新的内容，意味着为成员方在竞争政策方面设定了新的义务。但是根据DSU第3.2款的规定：“WTO争端解决体制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一个核心因素。各成员方承认该体制的作用在于保护各成员在涵盖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可见，争端解决机构只能是解释、适用WTO的各项规定，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为成员方创设协议中不存在的新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就超越了全体成员方给予的授权。在GATT时期，专家组的报告获得通过需要全体缔约方的一致同意，任一缔约方的反对都可以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通过，从这个角度讲，专家组只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工作机构，是名副其实的“专家”组。而WTO制定的“反向协商一致”原则对此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根据这个原则，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几乎等于自动通过，争端解决机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裁决机构。WTO的规则取向特点主要是由这一点决定并通过这一点表现的，而DSU第3.2款的规定正是因应这种变化而对争端解决机构权限的限定，超越这个权限，争端解决机构报告的合法性将出现问题。

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其中核心之一都会涉及到如何在竞争政策价值与贸易政策价值之间进行协调，如何在贸易自由化与成员方通过竞争政策管理国内市场的自由之间进行平衡。在对这个核心问题没有形成任何国际共识的情况下，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利用一个并不恰当的制度去人为地形成规则，不但严重影响WTO体制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也不利于竞争政策国际协调的进程。因此，在与贸易有关的竞争政策问题上，争端解决机构不能越俎代庖，具体解决方案应着重考虑如何有助于维持和强化WTO体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

3.突破了非违反之诉的特定目的性

非违反之诉制度的设定具有特定目的性。GATT1947是为缔约方达成的关税减让成果提供一个协议框架，其中各项规则的目的都服务于保障关税减让成果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出发，非违反之诉针对那些尽管不违背GATT的规定但对关税减让利益造成抵消或损害的政府措施，其目的在于保护关税减让平衡，而不是对这些“合法”措施本身进行规范。因此，非违反之诉并不是为了填补GATT规定的漏洞（loophole），这些漏洞的存在不是GATT考虑不周造成的，而是GATT特意将其留在了规范范围之外，竞争政策问题也在此之列。这些留在规范范围之外的领域，在具有现实需求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多边贸易体制规范的对象。因此，竞争政策问题纳入GATT/WTO框架有其正常的路径，而不能通过非违反之诉的大门进入，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入口。非违反之诉的功能是特定的，不能把它作为解决疑难问题的万灵药。WTO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为成员方处理国际贸易中的新问题提供了一个多边谈判和洽商的平台，非违反之诉不具有这个功能。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试图通过非违反之诉将竞争政策问题全面纳入WTO框架的方案是不恰当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部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政府措施成为申诉方启动非违反之诉的正当理由，当应当严格掌握。

参考文献：

［1］ 王先林.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齐虹丽，徐鹏.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3）.

［3］ Bernard M.Hoekman ，Petros C.Mavroidis,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GATT［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Working Paper，1228.

［4］ Frieder Roessler, Should Principles of Competition Policy be Incorporated into WTO Law through Non-violation Complai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999,（2）：414.

［5］ Robert E.Hudec.A WTO Perspective on Privat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in World Markets［J］.New England Law Review, 1999, （34）：96.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篇8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际关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就已初见端倪，只是这种对抗尚不具备全局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对全球的影响则把这种对抗推向了一个高峰。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关系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大国强权政治相交织，使两个阵营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这一局面不仅取决于两大集团军事实力的较量，还与美苏两国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与资本主义形态相伴随。借助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二战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美国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价值观念，抱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态;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对抗西方列强的土壤中得到了特殊的培养，尽管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与经济路线有其消极的一面，但经过工业化改造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已形成了坚定诚挚的信念。在“冷战”时代一些极端反动分子，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狂潮的推动下，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使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更趋白热化。

在另一方面，上世纪60,7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80,90年代“全人类利益”意识形态的崛起等则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有所减缓;东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经济调整，如60,70年代欧美各国的社会化、国有化改革和苏联东欧各国在计划经济中引入的市场机制与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80,90年代它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念的突破等也有利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弱化。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既有利于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又有利于双方以温和的、渐进的心态处理相互关系。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三和路线”，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尼克松主义”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观念等，对于淡化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坑都功不可没。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模式演进

当代国际关系中，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动荡中不断趋向缓和，在前进中又时有曲折倒退，甚至倾斜失衡。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拉大时，一些西方大国蓄意强化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使国际格局转型期间的外交关系更趋复杂。以下笔者主要运用“博奕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几种演进模式。

(一)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或游戏理论)及其模型设计

它原是数学运筹学中的一个支系，用于严格地处理在战略博弈中参与者最理想的行为和决定结局的均衡，或是使具有理性的竞赛者找到他们应采用的最佳策略。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在特定条件下争取其最大的利益。博弈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某个参与者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参与者如何行动。不同的参与者有时利益一致，有时又彼此对立。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就是博弈游戏中的双方。两者间既有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又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由于在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在博弈游戏中的角色，博弈竞技中的利益得失，将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共同面临的问题。

早在1913年，沃德拉格夫就首先提出了博弈论的“最小最大”策略原则。博弈论常分以下几种类型:

1.“双方零和”，即一方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双方互相抵消。

2.“双方非零和”，即一方所得并非另一方之所失，双方都可能赢或输。

3.“多方零和”，游戏中有若干个竞争者，在游戏中得失相抵。

4.“多方非零和”，即若于个竞争者之间得失不相同，得与失之和不等于零。

在现实政治中，博弈往往是冲突和合作的成分兼而有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过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政营博弈中的典型例子，给社会主义道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正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吸取的教训。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几种演进模式

1.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中的“胆小鬼”博弈

假设A(资本主义国家),B(社会主义国家)各驾驶一架飞机，在一条极狭窄航道上相向驶来，如果双方不躲闪，两驾飞机必然相撞而坠毁或造成两败俱伤的残局。但如果任何一方在撞机之间躲闪避让，他就成了胆小鬼和输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胆小鬼”博弈可能有四种情况:

(1)双方坚持不让，两败俱伤。美国和前苏联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两国之间外交属于该情况。

(2)A方躲闪，成为胆小鬼，而B方则因坚持而成为赢家。中国成立初期坚持独立白主的外交战线，属于此情况。中国制定“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独立外交政策，要求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前提条件下，与各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事宜。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国策奠定了中国当今作为政治大国的地位。

(3)B方躲闪，成为胆小鬼，而A方坚持，成为赢家。美国的和平演变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属于该类型。

(4)双方均躲闪，没有赢家。

在博弈中，双方均想赢而避免输。A方的理想结局是(3),B方的理想结局是(2)，但A,B双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躲闪，又担心双方互不躲闪而同归于尽。所以，宁可做出收益较小，但损失也较小，相对稳妥的选择。

2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中的“猎鹿”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