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范文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1

关键词：紧缩政策 双顺差 扩大内需 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 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 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 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 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4. 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

不良资本的流入。

四、总结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当局更要注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充分考虑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个经济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有针对的对经济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调节与监管。调节的重点要充分考虑国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导经济走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常化，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克服短视的行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打击不健康资本。

参考文献：

[1]冯彩 刘玄：《中美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j].外汇管理与研究2008(2)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美联储；沟通

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降至0～0.25%。在政策利率处于“零利率下限”的背景下，美联储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通过改变政策利率以影响未来政策行动预期的空间非常有限，而这些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要求其对于新的数据和变化的预测做出不同于正常时期的反应。在此情形下，美联储不仅需要通过语言来引导预期，而且需要告知公众央行的反应函数以特定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Yellen（2012）[1]运用“革命”一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的“从不解释”转向“对透明度的高度重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沟通出现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为：2011年，美联储主席开始每个季度举行新闻会；2012年，首次《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正式确立了2%的量化通货膨胀目标；2012年1月，第一次“点图”，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位参与者对未来合适货币政策路径的预测；2014年秋，开始“点图”的中间值等，这些沟通工具的采用使得美联储的透明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面临的挑战使得清晰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在“零利率下限”的背景下，“中央银行沟通”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和使用频率得以强化。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与策略”的沟通2012年1月，美联储首次了“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StatementonLonger-RunGoalsandMonetaryPolicyStrate⁃gy）”[2]（以下简称“声明”），阐述了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在管理公众未来政策路径预期、降低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锁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联储通常被认为赋予的是“双重目标”——价格稳定和最大化就业。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其并未对“双重目标”的具体含义作出明确的表述。在这份声明中，美联储第一次给出了其物价稳定目标的量化值，认为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年增长率衡量的2%通货膨胀率，长期来看是与其法定目标最为一致的。同时指出，“通货膨胀持续高于或低于这一目标，都会引起美联储的担忧”，希望通过沟通这一具有对称性的通货膨胀目标，以更好地锁定公众的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但美联储并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量化就业目标。美联储认为，与通货膨胀长期内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不同，最大化就业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变化的非货币因素决定，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变化，也很难直接量化。尽管美联储未量化的就业目标，但却对最大化就业水平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也会随着经济前景的变化而调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17名参与者对长期正常失业率的预测，会在每个季度的《经济预测概览》中。比如，在2016年12月的预测中，参与者对长期正常失业率预测的中间值是4.8%。美联储指出，“最大化就业”与“物价稳定”两个目标通常是相互补充的。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力图降低通货膨胀与其长期目标值的偏离，以及就业水平与委员会最大就业水平预测值的偏离。当两个目标出现冲突时，会充分考虑目标偏离的程度以及回归目标水平所需要的时间跨度，采用平衡的方式来促进双重目标的实现。

美联储“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沟通

长期利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预期，而非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为了更好地引导公众未来政策路径预期与央行期望的路径保持一致，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需要提供某种形式的“前瞻性指导”。

（一）正常情形下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导”

美联储过去一直保持着“隐秘性”的传统。直到1994年2月，美联储才开始在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发生变化时，通过“会后声明”告知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发生改变；在此之前，公众需要根据市场状况去推测货币政策决定。1999年5月，美联储尝试在“会后声明”中使用“政策偏倚”来传递其货币政策态势信号，但这些措辞的时间跨度比较短，仅仅只是针对下一次政策决定的可能变动。“政策偏倚”的实践只有几个月，美联储并不满意金融市场对“政策偏倚”的反应。经济正常时期，美联储“前瞻性指导”的重点应该是货币政策决定的理由，而非特定的未来政策路径。通过“指导”，有利于向公众解释货币政策将如何对经济状况变化作出反应，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者应对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反应方式，以更有效地引导和管理公众预期。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前瞻性指导”

正常情形下，央行可以通过政策行动的变化传递未来货币政策走势的某种信息，将会对公众未来政策路径预期产生相应的影响；但在政策利率接近零时，央行难以通过政策行动的变化来影响公众预期，需要更多地依赖“语言”来引导公众预期。美联储的沟通——仅仅只是的文字声明，第一次作为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追溯到2003年8月。当时，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已降至1%，被认为已经接近下限。委员会担心市场参与者基于之前的反应模式会预期政策利率将遵循一个比较陡峭的上升路径，进而引起长期利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下降，带来严重的通缩风险和长期高失业。因此，宣布将“以可测量的步伐取消宽松货币政策”，希望市场认识到委员会对合适货币政策的看法是“非常平坦的利率上升路径”。2008年12月，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下调至0～0.25%，第一次面临接近零而无法再降的情形。面对疲弱的经济状况，委员会又一次认为有必要提醒经济主体“利率会长时间保持在低水平”，持续的时间会长于某些市场参与者基于从深度衰退中快速复苏的历史模式所预测的时间。美联储最开始使用的“指导”措辞比较模糊，即“经济状况可能需要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极低水平一段时间”（2008年12月），随后调整为“更长的一段时间”（2009年3月）。2011年8月，委员会认为其模糊的“指导”并没有被市场所理解，市场预期利率上升的时间要早于委员会认为的合适时间。为了有效沟通政策意向，传递委员会希望通过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更好增长的意图，委员会开始采用“基于时间的前瞻性指导”，指出“极低的联邦基金利率将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期”，后又调整为“2014年底”（2012年1月），“2015年中”（2012年9月）。但是，这一形式很难传递“指导”所面临的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可能会限制必要的政策灵活性。2012年12月开始，美联储将“基于时间的指导”转为更多“基于经济状况的指导”，将“指导”与其经济目标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宣布维持低利率的三个条件：失业率高于6.5％、未来1-2年的通货预期不高于2.5％以及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稳定。这一转变，不仅有利于更明确地表明委员会的反应函数，而且使得市场价格能够反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对第一次可能加息时间的影响。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提升25个基点至0.25～0.50%。这是自2006年6月以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同时标志着已延续7年的“零利率政策”结束。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会后新闻会上指出，“美联储后续加息步伐将视新的经济数据而定，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将是谨慎和渐进的，但并不一定以机械、均匀的速度推进”。她认为，美联储已经尽全力与市场进行了充分沟通，以避免加息的“溢出”效应给市场带来意料之外的波动。不同经济环境下，“前瞻性指导”的角色不尽相同。在正常经济环境下，“前瞻性指导”扮演的更多是“沟通工具”的角色；而在金融危机时期，在面临“零利率约束”的背景下，“前瞻性指导”成为了一项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

美联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的沟通

在联邦基金利率已接近零的背景下，美联储认为，仅仅依靠“前瞻性利率指导”还不足以达到刺激经济所需要的货币宽松程度，开始实施“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arge-ScaleAssetPur⁃chase,LSAP），也常常被称为“量化宽松”。Yellen（2013）[3]指出，资产购买计划的有效性也取决于预期。资产购买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公众对美联储计划购买证券总规模的预期，也取决于对美联储计划持有这些证券时间的预期。BorioandZabai（2016）将“资产负债表的前瞻性指导”单独作为一类“资产负债表政策”。

（一）LSAP的实施方式

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实施的具体方式不尽相同，其对沟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前两轮的量化宽松，事先宣布了固定的购买规模，而且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完成资产购买。固定的购买规模和时间段，使得美联储的沟通相对直接和容易，但却难以对经济前景的变化以及所需要的政策宽松做出相应的调整。2012年9月，美联储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宣布不再事先确定购买总规模，而是按照每个月400亿美元的节奏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将购买规模与委员会的经济目标联系在一起，指出“资产购买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在价格稳定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前景出现显著改善”。2012年12月，在“期限延展计划”结束后，美联储宣布每个月将额外增加购买450亿美元长期国债，自此每个月的资产购买规模达到850亿美元，指出“在决定资产购买的规模、节奏和类型时，将会充分考虑资产购买的成本和收益”。

（二）LSAP的作用机制

“大规模资产购买”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期限溢价”来影响长期利率，而“前瞻性指导”则是通过影响投资者对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预期来影响长期利率。Bernanke（2013）[4]认为，尽管上述两项非常规政策工具都可以支持经济复苏，但是这两项工具并非完全等同。相比“前瞻性指导”，美联储针对“期限溢价”的大规模资产购买实践非常有限，不仅对于资产购买节奏以及资产负债表资产存量变化对金融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而且对于期限溢价的决定因素也不是很明确。Stein（2012）[5]指出，相比未来政策利率路径预期的下降，同样幅度的期限溢价下降提供的货币刺激对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小。随着期限溢价的大幅下降，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发行成本较低的长期债券以买回成本更高的短期债券，而非将发行长期债券筹集的资金用于投资，意味着更低的长期利率会导致融资行为的改变而不会影响投资行为。

（三）LSAP的退出策略

2014年9月，美联储公布了新的退出原则[6]——先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随后才会考虑停止将所持到期证券本金进行再投资的政策，再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经过三轮量化宽松，到2014年10月停止大规模购债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扩张到4.5万亿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附近。2017年4月初的3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收缩其资产负债表。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庞大，如何缩减以及缩减到什么规模是市场十分关注的问题。“立即停止再投资”易于沟通，并能快速实现资产负债表的缩减，而“逐步退出再投资”则对金融市场影响较小，却加大了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难度。从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纪要来看，通过退出本金再投资，以渐进的和可预测的方式缩表是美联储内部的共识，在缩表前将会就美联储所期望在更长期实现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和规模与公众沟通。

启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非同寻常的经济金融环境，美联储通过强化与公众的沟通，阐明非常规货币政策行动的合理性、实施计划以及退出原则，凸显了特定经济金融环境下沟通的特殊工具价值。回顾美联储强化沟通的相关实践，对我国央行沟通的制度化建设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目标和策略的透明度

实践表明，中央银行沟通已成为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基本要素。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和策略”，阐述实施货币政策的系统性方式，帮助公众理解央行的“反应函数”，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公众的政策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为币值稳定设置明确的量化目标。为了更好地锁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我国央行可以考虑为币值稳定设置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并适时货币政策策略。

（二）积极探索加强预期管理的有效沟通形式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先后采用了三种形式的“前瞻性利率指导”，并强化了资产购买计划的实施方式、作用机制及退出策略的沟通，在特定阶段有效引导了市场的政策预期。2017年3月，在启动加息近一年半后，美联储正式开始考虑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缩减资产负债表最终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取决于缩表的方式和规模。在缩表的过程中，美联储需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并评估市场对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预期，建立一种逐步缩表的策略，并以可预见的方式实施。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越来越注重发挥沟通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在我国央行完善沟通策略的过程中，可考虑在货币政策报告中增加量化经济预测信息，适时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定期举行新闻会等，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决策的背景和理由，引导公众熟悉央行应对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反应方式，更有效发挥沟通的预期管理作用。

（三）协调好中央银行沟通与政策行动的关系

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公众对未来货币政策操作的预期，而非当前的政策利率目标值或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规模。金融危机背景下，当利率与资产价格表明，市场的政策利率路径预期与央行的预期存在较大程度的不一致时，美联储由于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难以通过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的行动来引导预期。此时，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在管理预期方面具有特殊的工具价值。在我国央行推进沟通制度化建设的进程中，需要处理好中央银行沟通与政策行动的关系。一方面，沟通能否引导预期朝着央行希望的方向变动，取决于央行是否具有较高的可信性，而可信性的建立和提升需要系统性政策行为的支持。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沟通而限制央行的政策行动。货币政策决策面临的经济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状况出现新变化，央行应该具有政策调整的灵活性，不能让沟通产生的政策预期限制央行的政策行动。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3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3/8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省略/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省略/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6] 李颖.基于流动性过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12).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4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摩擦;双反调查

中图分类号:D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252-02

1 中国遭受双反调查现状

自2004年4月13日加拿大对原产于中国的户外烧烤架首开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先河以来,迄今为止中国共遭受26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诉讼,以及4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

从调查发起方看,中国遭受半数以上的双反调查均来自于美国;其次是加拿大,迄今为止对中国产品共发起9起双反调查和4起再调查;澳大利亚近年来也尝试对中国采取反倾销与反补贴相结合的救济手段,分别对卫生纸和碳钢焊管发起双反调查,其中,2008年10月24日澳海关公告终止中国产卫生纸案的反补贴调查,但仍于2008年12月31日对中国产卫生纸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终裁;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例如南非,近年来也开始试探性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发起双反调查。

从涉案行业看,钢铁行业是双反调查的重点。其中,2009年4月美国对华输美油井管发起迄今为止中国遭受规模最大的双反调查,涉及200多家中国供应商,涉案金额高达27亿美元。一方面,以规模经济为特点的钢铁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全球性生产过剩,从而国际市场钢铁产品长期的供过于求,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钢铁厂商竞相低价出口,形成倾销的局面。另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钢铁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其国内钢铁产业造成冲击。迄今为止,中国向美国出口钢铁类产品高达32亿美元左右,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给予钢铁企业大量补贴最终造成产品倾销正是美国相关产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从裁决结果看,倾销和补贴幅度的判定在应诉和非应诉企业之间差别很大。例如2004年户外烧烤架案被诉企业的倾销和补贴税率均低于2%,其损害可忽略不计并终止调查;而在2007年复合编织袋案中,美国对于非应诉企业裁定的惩罚性反补贴税高达352.82%,高额惩罚性关税意味着完全丢失国外市场,企业生存更为困难。

2 中国企业屡遭双反调查的原因

(1)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应诉不利直接促成国外对华频繁发起双反立案调查。除少数企业外,大部分国内企业应诉态度消极,利益博弈和“搭便车”现象严重,企业间难以形成联合,再加上对反补贴调查知之甚少,企业应诉更为消极。而企业自身的经营方式存在缺陷也间接刺激了双反调查频起。由于开拓市场能力和开发产品能力差,企业容易陷入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中不利于长远发展,而且还给予进口国政府征收双反税的借口,对于整个行业而言造成巨大损失。

从中观层面说,现行的一些易被贸易伙伴定义为禁止性补贴或者可诉补贴的产业政策,特别是政策性贷款、对鼓励投资行业的税收优惠、各类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通过债转股对企业注资、土地使用费减免等等政策常成为外国贸易保护集团申诉的重点。虽然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对照WTO基本原则清理和修改相关的政策法规,但是各地政府变相对企业进行补贴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而对现行的易引讼的补贴项目一一进行清查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从宏观层面上说,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外贸发展模式面临的新问题与旧弊端共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因。在经济全球衰退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大出大进、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更暴露其弊端,以高耗能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出口额增长的模式更加剧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不平衡,带来了诸如人民币升值压力、市场开放压力和各种贸易救济手段猛烈打击。然而中国若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仍需经历漫长的改革。

(2)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是国外对华频发双反调查的外因。

在对华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存在许多不公正的做法,包括对反倾销规则的修改存在不合理性,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实践中无视案件所涉行业实际情况选取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为替代国候选国,其单独税率政策违反了WTO反倾销协议第6.10条等。而在反补贴调查中,加拿大调查机关同样拒绝认定中国相关产业属于市场导向,同时向中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而在反补贴个案中,加拿大调查机关甚至存在突破申请书在立案中新增调查项目的情况。

在一系列的不公正做法的背后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作祟,例如加拿大在中国出台对钢铁征收15%出口税后仍然坚持于2009年对碳钢焊缝管双立案。在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破坏进一步蔓延的大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把近年来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作为最好证明,综合利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汇率压力、知识产权、技术性壁垒等手段来达到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特别是反补贴作为发达国家歧视中国产品的新形式,填补了以往贸易保护中“不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的法律和实践空白,与反倾销相配合,适用范围更广,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冲击更大,是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打击中国发展的有力武器。

3 中国应对双反调查的策略

(1)企业行为的转变。

企业是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的直接受害者,应承担起应对反补贴的直接责任,并通过适当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从根本上防止诉讼的发生。

首先,企业应注意抗辩技巧积极应诉。国内企业对反倾销比较熟悉,各国的法律规定也提供了不少应诉 “突破口”,只要转换搭便车的心态,熟练运用反倾销法律原则积极应诉,争取零税率或者较低税率是有可能的。而反补贴对于国内大多数企业而言较陌生,但企业仍可以寻求应诉突破口,例如企业应当仔细研究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是否构成《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定义上具有专向性的补贴,或者某些政策表面上已经构成了专向补贴,但在实际中企业并没有享受到优惠;在调查的每个环节中企业都应积极配合,联合利益一致的其他利益关系方共同抗辩;若企业发现进口国的裁决不符合相关规定,还可以利用中期复审等后续程序改变不公正的结果等。

其次,企业需要转换经营战略。传统的“控制成本、削减价格”的营销观念不再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激烈的市场,企业必须转变营销策略,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努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综合运用包装、广告、服务等非价格竞争手段吸引客户等。其中,品牌战略显得尤为重要,企业通过树立品牌意识,培养顾客忠诚度,实施品牌营销将获得更大的利润和更长远的利益。此外企业还应增强开拓新市场的能力,特别是市场多元化战略既避免了单一市场过度竞争带来的压力,还能通过同一产品在不同等级市场先后流通获得更多的利润。

(2)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

行业协会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不能缺少的组织成分,更是中观层面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坚实力量。中国行业协会应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切实保护中国产业安全。

首先,行会应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既表现在强化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又表现在信息的收集、整理与传播。行会有义务代表企业向政府部门反映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以积极的方式影响政府制定补贴与反补贴政策的方向,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其信息优势,与政府、企业一起构筑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和反倾销反补贴预警体系,包括对国内产业遭受国外产品冲击可能受到损害的预测,产品出口可能招致进口国采取双反救济措施的监测,从而实现产业保护前制化。

其次,行会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功能,从根本上维护企业权益:组织企业开发新市场,协调出口价格;联合所有被诉企业应诉,并在应诉过程中为企业、政府及时提供信息;当国内产业遭受进口产品冲击时,行会也应主动承担起代表本行业上诉的责任,做企业的保护伞。

(3)政府的角色转换。

政府在应对具体案件、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都应发挥积极作用,为减少双反调查的数量而做出努力。

①在应对双反调查中,政府应主动配合调查,特别是在针对政府政策的反补贴调查中,从案件开始到结束的每一个环节政府部门都应当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注重与企业和政府上下级沟通,确保在调查问卷填写和实地核查中,政企、政府内部保持口径一致。

②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使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包括:重视人才培养,建立研究反倾销反补贴法律法规的平台,对现行补贴政策的有效保护性、与国际规则的相符性进行深入调研并仔细分析清查结果,坚决取消不能有效保护国内产业又与世贸组织规定冲突的政策;调整或修改有利于维护国内产业发展但容易引讼的优惠政策;保留不可诉的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补贴项目。总之,政府需在有效保护本土产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

③政府有责任引导企业行为,促进行会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从宏观上把握外贸的健康稳定发展。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而言是调整也是机遇,中国应积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政府需要加强对企业的管理,通过调整现有的外贸政策,诱导企业改变运营方式,从出口低价值、低档次产品转为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升级产业机构。然而光靠政府本身是不够的,因此政府还需促进行会和中介机构的发展,最终政府、行会、企业构成一个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最终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④政府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打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作为WTO成员,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改,利用有效的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政府应积极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APEC等区域经济组织的一体化进程,避免贸易进出口过分集中于某个国家的现象,重视区域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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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5

今年，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落实，全市人口规模将受到严控，增速保持低位。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度和力度加大背景下，全市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就业总量矛盾突出，但总体形势仍有望保持平稳。

以近年来0.3的平均就业弹性估算，按照2016年GDP增长6.5%，考虑非首都功能疏解因素影响，预计2016年北京市从业人口达到1200万人，同比增长1.7%，增速略有回落。

人口与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当前，全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首都面临的人口增长压力仍然较大。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几乎成直线上升趋势，到2014年已经达到54.8%。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突破60%。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有上亿规模的人口要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以及大量人口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势必会导致各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还面临着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的任务，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北京作为首都，是人口城镇化最高端的吸附点，具有强大的磁吸效应，必然成为人口流动和人口聚集的重要节点，未来北京仍将面临较大的人口增长压力。

与此同时，全国就业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外贸需求疲弱影响国内企业出口增长，这些因素都将对国内就业构成威胁。我国经济仍处在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阶段，新旧动力的转换也在进行之中，新动力还难以对冲传统动力下降的影响，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对就业的滞后影响将逐步显现。多家机构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可能继续放缓至6.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可能保持稳中略降。同时，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国企改革重组启动，将释放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上述国内外宏观环境均将通过对北京经济增长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就业增长。

此外，北京不断加快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度和力度将对人口流动和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市将持续加强人口规模调控，重点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伴随此类产业和功能向北京郊区、天津和河北省市疏解转移，伴随就业岗位的减少，各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和步伐均将加大加快，对就业规模、就业布局、就业的行业结构也均会产生影响。

户籍制度改革双重影响

2014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目前北京市已经审议了《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居住证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及积分落户管理办法，户籍制度改革对北京人口规模调控将产生双重影响。

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大户籍迁移人口增长压力。北京已沉淀大量外来常住人口，未来无论积分落户制度如何设计，都将有部分常住外来人口符合积分落户条件，成为户籍人口，加之这部分人群的配偶、子女、父母也将随之落户，必然会使户籍迁移人口较改革前增长更快；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的建立将让常住人口产生稳定预期，导致其定居北京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全国户改加快背景下，其他城市落户政策的放宽，可能会分流部分本市常住外来人口或潜在来京人口。北京相对严格的人口积分落户条件，可能促使部分人群去往落户条件相对较为宽松的城市落户，从而减轻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压力。影响大小将取决于北京和各地的具体实施细则。

目前，人口向超大城市集聚的态势仍将持续，外来人口增长压力仍然明显。在人口规模调控背景下，考虑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因素，户籍自然增长人口规模扩张压力日益凸显，加上户籍人口机械增长主要由人才引进、亲属投靠等人口迁入带动，难以在短期内明显减少，户籍人口年均增量将超过20万的规模。

北京市户籍人口与常住外来人口在全市不同区县间尤其是城六区与十个远郊区县间、全市与津冀省市间的迁移现象将增多，存量人口与增量人口相互替代的数量和频率均将日益突出，往年全市人口进多出少的现象有望改变，人口进出平衡的苗头逐步显现。综合上述因素，预计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较上年增长1%左右。

就业新增长区域逐步形成

近年来，由于不断压缩中央和全市留京户籍指标引导全市高校毕业生更多流向京外就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同时，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可能存在的“业走人留”现象将进一步释放低端劳动力，促使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较为突出。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减少与非首都功能疏解后产生的“业走人留”加剧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如城六区动物园、大红门等批发市场搬迁过程中，在就业岗位压缩外迁的同时，从业人员并未随产业的外迁而明显向外疏解，部分人员仍然滞留城六区或郊区，可能加大就业总量矛盾。此外，全市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与求职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存在偏差等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双创”背景下，服务性行业新业态置换传统行业就业的特征日益明显，就业新增长点逐步显现。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逐步拓展就业空间，服务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扩大就业容量。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双创”将保持持续活跃，教育、健康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领域政策约束将进一步放松，新技术与产业将加速融合，有望保持向好走势，带动劳动力需求稳定增加。另一方面，近年随着网购、互联网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等网络创业就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由此带来的新增就业不断置换传统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促使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既增强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也提升了服务业就业质量，有助于保障整体就业的平稳。

功能调整疏解背景下，就业新增长区域逐步形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明确向通州搬迁，城六区功能向郊区转移等，进一步推动就业布局加快调整。市行政副中心、新机场等建设本身将创造一定的就业岗位，搬迁后行政事业单位、新机场临空经济等配套服务需求旺盛，均需提前规划建设，将促使通州、大兴等成为新的就业增长区域。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6

关键词：斯旺模型；内外均衡冲突；人民币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1－0005－05

一、引言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明显特征，尤其是自2007年初起通货膨胀压力趋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外部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主要是汇率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又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克鲁格曼，1999），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追求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汇率稳定意味着在调解内外失衡过程中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将受到制约。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 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在稳定汇率这一外币政策之下， 当前内外均衡冲突有相互加强和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现行的外币政策没有变化，只要经济发生内外均衡冲突，本外币政策冲突就会凸现，而且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内外失衡。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 研究内外均衡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 探索协调本外币政策以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的途径和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 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 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 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见图1）。在图1中，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假设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时的国民收入为Yf，则Yf是国内支出A（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构成）和经常项目CA之和。 如果政府追求数量为X的经常项目盈余，则当CA=X时外部经济实现均衡。经常项目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增函数。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条件可用下式分别表示：

Yf=A+CA（EP?鄢/P，Yf-T）

CA（EP?鄢/P，Yf-T）=X

（其中，Yf是国内经济均衡产出；T是税收水平；Yf-T是可支配收入；EP?鄢/P是实际汇率）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鄢/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 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 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II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II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 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II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II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 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 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 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 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 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 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见表1）。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 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 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 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经济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Salvatore（1998）认为“内部均衡就是充分就业或每年的失业率不高于2%或者3%， 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于2%或者3%”。作为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因此在转型的制度背景下， 我国的内部均衡指经济处于物价稳定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而外部均衡在经济经历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其内涵虽然在不断演变，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具有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如果经济严重偏离了上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就认为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

从我国经济内部运行来看，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特征。 宏观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供应过多，M2/GDP不断增加，至2006年底M2/GDP已经达到1.69（见图2）。二是实物商品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上升（见图3），自2007年初起价格水平不断攀升， 至8月底CPI比去年同期增长6.5%，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8.2%。

外部经济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上。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 至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就成为当前外部经济失衡的典型特征。

更进一步地说，在汇率固定的制度下，当前的外部失衡加剧了内部失衡，产生了内外均衡冲突。多年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产生了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必须买进外币卖出本币， 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 在高额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情形下（见表2），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乘数作用带来数倍货币供给扩张，导致内部流动性过剩加剧。这一路径表示为：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国内宏观流动性过剩呈现与其同方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使得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国内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对我国当前内部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特征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内外失衡并存的状态。根据斯旺模型，经济正处于区间2的位置，即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 如果单独采用支出增减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只会使得内外均衡冲突进一步加剧。按照斯旺模型的政策搭配原则，此时应该同时采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部失衡，具体说来，应该采用减少国内支出和实行本币升值的政策搭配。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蒙代尔对斯旺模型的修正， 此时也可以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但是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 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了本外币政策的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失衡冲突。

四、 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货币当局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 而且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结售汇制度。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顺差，则货币当局有义务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汇率稳定制度就限制了支出转换政策调控经济失衡的可能性， 在解决内外失衡时只剩下支出增减政策可以使用。

鉴于当前经济失衡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假如区间2 中的B点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特定状态， 那么仅仅采用支出减少的政策会带来一个结果： 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下降比如到C点，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会进一步加剧，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结售汇制度下，流动性过剩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国内失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之下， 汇率稳定政策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应，本外币政策之间冲突凸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货币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求之间的冲突。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典型特征。只要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在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要求下，顺差必然会沿着上述路径带来基础货币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央行为解决流动性过剩，实现经济均衡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为此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贷款利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在汇率稳定的制度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张，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 而且这一增加基础货币的途径使得基础货币内生性增强，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变得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动完全被管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持续大规模顺差也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汇率稳定政策的冲突。为收回流动性，央行采取了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 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7.29%。 而利率水平的上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我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FDI、QFII、国际债务甚至虚报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在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驱使之下，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进一步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受到挑战。

第三， 实现内外均衡要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相配合的政策， 这对汇率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 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表现为外部持续盈余和内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根据斯旺模型，为解决盈余和通胀压力、实现内外均衡，需要同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 在没有适当的外币政策配合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盈余，带来外部失衡恶化。如果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发严重，这是“米德冲突”的再现。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了图1 中区间2和4的内外失衡状态（即通胀和顺差、失业和逆差并存），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之下，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冲突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货币政策效应就会被严重削弱，而且没有汇率政策配合的调控手段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因此，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分配理论在汇率稳定制度之下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内外失衡问题， 这就对当前汇率制度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从现时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内部流动性过剩看， 就要求当局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 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以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力争内外均衡同时实现。

五、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研究结论还处于矛盾之中， 但是根据斯旺模型，如果不进行人民币升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从B点向C点移动，外部失衡更加严重，而且汇率政策将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内外失衡，必须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即同时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使经济状态从图1中的B点向E点逐步靠近，达到同时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的目标。

第一，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本外币政策冲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要改变当前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依据“三元悖论”，如果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还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外币政策改革要选择一条“中间” 道路，也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逐步“改良”外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使它适应中国经济开放。正如Frankel(1999)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 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比较可行的中期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本币政策效应的约束， 改变现行外币政策下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与基础货币供应的天然联系，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售汇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结售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产生货币扩张的压力。在目前官方储备大幅增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实现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藏汇于民”转变、以及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制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种方式是实施渐进式改革，即开立意愿外汇账户，放宽、逐渐淡化乃至最终取消账户限额。另一种方式是实行彻底改革，完全实现意愿结售汇， 即企业持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自主选择外汇账户开户行，取消外汇账户限额。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国际收支预警和跨境外汇资金监测的电子信息联网和统计基础网络建设， 在贸易项下主要监管无贸易背景的结汇和付汇， 在资本项下主要监管短期投机资本的逃套汇。

第三，以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负效应。 当前的汇率政策以汇率稳定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 但是只要发生国际收支失衡， 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变化， 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必然对汇率稳定产生威胁， 因此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内外失衡状态下外币政策和本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关键措施。根据缺口模型理论， 当前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与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和依赖外部需求等经济结构状况高度相关的， 因此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干扰（项俊波，2007）。

六、结论

根据斯旺模型， 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 就要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配合。 除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进行人民币未预期的升值以外，实行财政政策配合也至为重要。当前财政政策的配合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控制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部平衡实现；为限制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开征“托宾税”；同时财政要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提高，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从长期看，本文认为要降低内外均衡冲突以及本币政策和外币政策冲突，就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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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7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4-019-04

2007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大“转向”：伴随中国经济长达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适时淡出，“从紧”货币政策正式走上前台。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转变，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必将对中国经济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宏观经济背景

（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使中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长期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而1978年以来，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化改革是使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呈逐渐上升之势的。

20世纪60、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使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推动了劳动适龄人口就业。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尤其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就业比重的增加使得整体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另外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使得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其要素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了经济的发展，主要以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形式存在的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和政府高收入下的高储蓄。

中国经济的高储蓄奠定了高投资的基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则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另外，资源价格改革滞后下的要素价格低廉，货币当局管制利率下的资金成本较低，土地政策、地方政府考核体制等存在的弊端，都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增长。然而，高速增长的投资仍然不能完全吸纳高企的储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尚处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进程中，债券市场的滞后发展、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弊端又极大地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以银行占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储蓄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经济运行长期处在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

从外部因素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使得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自身处于制造业的终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国际需求旺盛，而“人口红利”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还有“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出口导向的外资政策和“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等，都使得我国净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大规模增长，加上这个阶段利用外资的增加，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

（二）现阶段的汇率机制使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表象化

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联邦基金利率的下调又加大了这种预期。由于套汇和套利双重利益的驱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加剧，外汇储备猛增(见图1)，外汇占款也急剧攀升。

2005年7月人民币汇制改革前，我国实行实际的盯住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续购入大量的外汇，以平衡市场上的超额外汇供应，致使外汇占款和被动基础货币投放攀升速度难以遏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迅速增加。可以说，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以货币形式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

2003年起，央行开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了大量的“冲销”措施，以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2006年起,更是加大了调控力度，重磅货币政策频频出台。然而，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大幅增加，央行的对冲措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银行体系内流动性过剩，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趋势明显；资产价格迅速膨胀，泡沫化危险凸显；CPI逐月走高，全面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适时做出了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定，要求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两难处境

（一）“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的艰难与制约

伴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当局在利率这一操作工具的运用上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

从外部因素上看，如果进一步提高利率，将增大由于国际资本的涌入、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导致的货币供应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存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人民币升值三者相互交织、循环影响，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必然加大货币投放压力，成为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的爆发，使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纷纷减息。在这种背景下，理论上应降低国内存款利率，减少投机资金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缓解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压力，进而减轻由本币投放过多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然而，国内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又要求提高利率，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全面通货膨胀的发生：（1）我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由经济持续增长和奥运效应引起的社会总需求有增无减，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2）导致国际国内农产品及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的因素短期内不会消失，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3）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欧佩克限产、国际投机资金炒作等多种因素影响，原油、贵金属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各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1，而经济的高度外向性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前，要扭转负实际利率局面，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稳定通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必须提高利率。但是，利率的提高又会因为内外利差，吸引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进一步加快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可见，目前中国货币当局通过利率水平的调整来影响消费、投资需求，抑制通货膨胀，调控宏观经济的自主性及有效性大大降低。

从汇率机制来看，由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系列问题的内在根源和深刻经济背景，而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使内在的经济结构矛盾以外在货币表象的形式呈现出来。要想解决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从汇率制度看，就要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如此，多年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必然要集中释放。在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如果处理不好，又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尤其是，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经济扩张开始有所放缓2，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这增加了我国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如果此时人民币贸然大幅升值，必将会因货币和实体双重因素引起出口的减少，在我国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尚未解决之前，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面对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和外部压力，货币当局只能采取保守的方式，逐步增加汇率的弹性，人民币以持续小幅的形式升值，这就使得中国货币当局陷入了内外失衡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基础的持续存在和升值预期的自实现机制使投机的国际资本“伪装”成经常项目或者其他渠道涌入中国；另一方面，现行汇率制度下，为避免大幅升值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央行只能吃进外汇，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小幅升值，货币供应总量相应增加，这会使国内巨大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并与“转向”后的货币政策紧缩性取向背道而驰。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处境的原因分析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经济条件的开放程度，特别是相应的汇率制度将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外部经济状况和政策变化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变量。特别是利率、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等内部经济变量越来越紧密地与汇率、外汇储备等外部经济变量联系在一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因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从而使得“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两难处境。例如，现行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内生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国际收支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长，货币当局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而这又通过货币乘数成倍地放大了货币供应总量，这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降低了其政策工具的选择自主性和空间。

然而，在更深层次上，经济体制、制度、发展阶段等因素造成了我国经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这使得我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要根本解决现阶段涌现出来的问题，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涉及到政府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单独的货币政策所能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内、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外汇管理体制、资本监管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深刻变革，而这项改革，又要以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解决为前提，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另外，现行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既要照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还要承担起抑制通货膨胀的重任，也使得货币政策在操作中捉襟见肘，陷入上述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建议

在当前的形势和背景下，如何顺利地实现“转向”，更好地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考验着中国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艺术和调控水平。从中长期来看，解决现有的一系列问题，涉及中国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的变革；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中国经济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化解和经济内外部失衡状态的消除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一）“转向”后货币政策的近期操作思路

第一，坚持“对冲”操作大方向，注重数量型工具有效运用。从紧货币政策在近期的实施过程中仍然有必要坚持“对冲”操作的大方向，在操作工具的选取上要更加注重数量型工具。因为目前，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央行已没有太大的主动性：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已经降到了最低；央行所持有的政府有价证券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只能更多地在负债方进行调控，即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包括：①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在之前的“对冲”操作中，央行票据作为冲销操作的主要工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调控工具，在目前“对冲”金融工具缺乏的情况下，央行票据依然是“对冲”的重要手段。②特别国债对冲流动性作用或加大。除将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以外，央行还可以将持有的特别国债逐步卖出以调节货币供应量，缓解流动性偏多的难题，从而充分发挥特别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的功能。③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在2007年的“对冲”流动性操作中，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考虑到部分商业银行流动性已经偏紧，中间业务尚不能担当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重任，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3，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有继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第二，价格型政策工具运用趋于谨慎。在全球减息4的背景下，内外利差的加大会加剧热钱流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在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应该更加灵活审慎。相对于2007年，利率政策在2008年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可能有所弱化。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应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主要发挥其在抑制需求膨胀、稳定通胀预期中的作用。同时，为防止贷款利率过高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过大的冲击，可选择不对称加息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利率的作用。

第三，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2006年和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到要“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这预示着“从紧”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央行将再次把计划控制信贷纳入调控工具中。“转向”后的货币政策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回收流动性、控制信贷投放，以使经济增长节奏放缓、通胀压力逐步释放。而央行利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的“闸门”，有利于货币当局掌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且相对容易达到既定目标。当然，这种带有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往往会遮蔽市场信号，只能作为临时和辅的操作手段。

第四，加强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国内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避免国内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在这一政策选择前提下，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支出，同时采取配套政策增加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农民的收入以及转移支付力度，引导和拉动消费需求，有助于减轻“从紧”货币政策引起的投资和出口需求的减少对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夯实开放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

从长期来看，要提高从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利率和汇率的弹性，利用利率――汇率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第一，彻底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和现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导致货币供应连动性急剧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货币供应增长和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下国际资本的涌入对汇率失衡的放大，现阶段要大力加强资本流入的控管，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的监控，外汇资金流入、结汇的检查以及企业和金融机构短期外债的管理，阻断国际投机资本的涌入渠道，以保证紧缩性价格工具的实施效果。对于存量外汇储备，应该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同时，必须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供体制保证。这就需要放松对外汇的管制，藏汇于民，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外汇的格局，有效隔断外汇储备增长同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关于汇率制度，应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以减轻央行的“对冲”压力。从长期来看，增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完全的浮动是当今开放经济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自主性的最终选择。当然，这要以中国内在的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只有中国经济基本消除内部失衡，改变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的模式，汇率的自由浮动才有可能。否则，不仅会使多年累积的升值压力集中释放，使中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外汇储备大幅度贬值，而且还会因为对出口部门的较大冲击，引起经济的衰退。所以，现阶段更加现实的选择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选择适当时机引导人民币一篮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小幅升值，降低进口成本，促进国内企业更多利用国外技术设备、资源和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出口门槛，压缩国内落后产能通过出口继续生存的空间，加大推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畅通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和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紧密协调，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基础。而利率市场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将市场化利率引入实体经济，使得资金引导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外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制约。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清晰地反映主要市场参与者对汇率走势的判断，让其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主导地位。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资本项目管理体制应当逐渐适应二者的变革，促使利率汇率市场化联动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长期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已不堪重负。首先是货币政策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其次是资产价格泡沫、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也得程度不同地兼顾。这就很容易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因此，必须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在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转变。从该货币政策模式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广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虽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目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把抑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似乎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注：

1 2007年10月份美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达到3.5%，欧元区涨幅达到2.6%。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均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据统计，2007年9、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俄罗斯（10.8%）、南非（9.7%）、阿根廷（8.6%）、越南（8.1%）、印度尼西亚（6.9%）、印度（6.7%）、中国大陆（6.5%）和中国台湾（5.3%）。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4.9%（估计值）降至2008年的4.1%。其中，主要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欧元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日本经济增长也将有所减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会从2007年的7.8%（估计值）回落至6.9%。

3 尽管现在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14.5%的历史高点，商业银行还保留着一定比例的超额存款准备。

4 2007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三次下调，年内累计降息达到1个百分点。2008年1月21日，30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分别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75基点和50基点至3%。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7年12月6日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5%，为两年来首次降息。2008年2月7日，再次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25%（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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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篇8

【关键词】营改增；税收筹划 策略

对于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来说“税收筹划风险的防范”和“税收筹划方案的确立”是建立最优税收筹划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营改增”实行后，对企业纳税筹划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企业要细化自我分析，制定出详尽地同其特点相契合的完善度比较高的纳税筹划策略。

一、权衡全局计划纳税筹划方案

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核心是制定合理而可行的纳税筹划方案，依据企业的经营特点设置纳税筹划目标并依此执行。税务筹划的首要目标便是最大地争取多的进项税额扣除。企业实施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业务环节，还能够增强进项项目的抵扣效果，实现一举两得。同时，企业在采购原材料、燃料项目时，应尽可能挑选那些能够提供增值税发票的企业，从而实现增值税投入产出的配比，获得更多进项抵扣。税收利益只是企业选择筹划方案时考虑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减少企业支付的税费和企业整体的经济利益增加并不能划上等号。因此企业在选择筹划方案时应该关注的是企业整体的经济利益。还可能存在一些纳税筹划方案尽管会使物流企业某一时期的税负最低，但对企业长期发展不利，甚至还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破坏。企业在选择和评价纳税筹划方案时，应该从长远利益出发，而不是仅仅关注眼前利益。

二、善加利用营改增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加快推进实施营改增税收改革，各地政府出台了优惠幅度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营改增企业积极响应改革。各地推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为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以补充企业因营改增而增高的税负负担。尽管税收优惠政策不可持续，将来企业仍然会以全部税额缴纳增值税，但是税收优惠背景下，企业需要探索营改增后企业的税收成本来源，根据成本收支来对业务环节、业务流程以及税收发生的时点进行设计，优化业务流程和产业链条关系，着眼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设计自身的纳税筹划方案，平稳过渡。

三、合理利用固定资产减税增效

在实行“营改增”后，企业可以采取融资性售后租回办法，解决现有固定资产进项抵扣的问题。在融资性售后租回中，出售资产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而租回业务则可享受税收抵扣以及超过3%部分的即征即退政策。企业如果选择符合条件的公司进行上述业务合作，则不仅能够达到融资的目的，还可以解决固定资产的抵扣问题，有效降低经营的成本和支出。对于新增固定资产的使用，企业则可以选择融资租赁的办法来取得。在融资租赁方式下，交易双方都能够获得税收的抵扣或者返还优惠，较之于企业购置固定资产要更为经济合算。对于企业分散采购难以取得专用发票的问题，企业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四、优选上下游合作企业

营改增税收改革完成后，服务类企业将以缴纳增值税税目为主，通过开具和取得增值税来缴纳增值税。我国税法规定只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有资格开具增值税发票，因而服务类型企业在营改增背景下，应当在考虑到企业自身纳税时点和纳税方式的同时，优先选择能够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企业或个人来进行合作，避免因采购环节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而导致税收成本过高。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建筑业企业、运输业企业尤其应当注意甄别采购合作方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动提高合作门槛，这样不仅仅可以促进行业的规范和自律，也有利于行业上下游链条的完整性，实现更加深度的产业整合，也能够更加直接的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五、借助“外脑”，提高税收筹划的成功率

税收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和系统工程，要求筹划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和会计，而且还要通晓投资、金融、贸易、物流等专业知识，专业性较强，需要专门的筹划人员来操作。一些中小企业由于专业和经验的限制，不一定能独立完成。因此，对于那些自身不能胜任的项目，应该聘请税收筹划专家（如注册税务师）来进行，以提高税收筹划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完成税收筹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进一步减少税收筹划的风险。

六、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财政收入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政府为了鼓励纳税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已经把实施税收差别政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制定不同类型的且具有相当大弹性空间的税收政策、而且由于各地具体的税收征管方式不同，税务执法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企业要加强对税务机关工作程序的了解，加强联系和沟通，争取在税法的理解上与税务机关取得一致，特别在某些模糊和新生事物上的处理得到税务机关和征税人的认可。

七、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实现企业整体效益最大化

企业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任何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获取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实施该方案付出税收筹成本。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不能仅盯住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方案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的结果，优化选择的标准不是税收负担最小而是在税收负担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另外，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不能把眼光仅盯在某一时期纳税最少的方案上，而应考虑服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选择能实现企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税收筹划方案。

总之，税收筹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极广，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门领域。税收筹划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繁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理应引起企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营改增”之后，纳税筹划工作对于企业来说更是一项新的挑战，希望广大企业在正确引导、正确使用这项经济手段的过程中，抓住“双核”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凌志刚.“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的影响[J]. 合作经济与科，2016（2）：174-175.

[2]马祥山.“营改增”税负反增问题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2014，28（3）：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