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范文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1

（一）保本基金实际上是一种低风险的半封闭式基金

从资金的运作模式看，保本基金（principal guaranteed mutual fund或guaranteedreturnmutual fund）强调的是在一定的保本周期内，通过投资债券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市场的对冲操作等方式，给予基金投资者一定比率的本金的保证（通常是100％或者90％）；同时，通过股票市场的杠杆投资，获得市场上的高风险投资收益。这使得保本基金具有结合防守和进攻的投资的独特特点。同时，因为保本基金存在一个保本的周期，因而可以归类为一种半封闭式基金产品。

从整个基金的产品线角度看，保本基金首先强调的是通过稳健的投资方式获得基本的保本保证，同时在条件具备时进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操作，因此实际上保本基金是一种低风险的基金类别。按照其投资策略和成熟市场的实践看，通常保本基金在低迷市道是比较理想的投资品种。

（二）保本基金本身就是对一些传统的共同基金理念的突破

一些基金公司在论证保本基金的合理性时，通常过于强调保本基金在海外市场的大规模。实际上，从总体上看，保本基金在成熟市场基本上是一种不占据主导地位的、或者说是边缘化的基金产品。传统的共同基金通常是严格限制基金管理者对投资者承诺保本或者收益的，也很少采用保本基金所采用的结构性的投资策略。从主要的成熟市场看，保本基金在美国市场上的发展也仅仅是十多年的历程，传统上只存在于退休计划中，而且美国保本基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依赖自动加入的退休计划。地区的保本基金也是刚刚得到监管机构的审批，并且对于其信息披露、基金的担保等作出了十分严格的限制。中国香港地区保本基金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香港结构性大调整、股市的低迷和利率的低企的背景下出现的金融结构调整的反映，未必具有典型的意义。因此，从总体上看，保本基金所占据的市场力是有限的。

同时，保本基金也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对于传统的共同投资基金理念的突破，特别是在资产组合、投资结构方面。因此，如果以传统共同基金的理念和标准对保本基金进行衡量，必然是存在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

（三）保本基金实际上存在多种保本的形式

从发展历程看，保本基金实际上起源于保险公司，以GIF保本基金为代表的保本基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形式，通常由保险公司设立保本基金，管理人将基金资产全部投资于一个共同基金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增加保本承诺和银行等的担保，构成一个完整的保本基金。在具体的投资组合上，为了达到保本的目标，有重点地将基金资产的大部分投资于债券来保证本金、剩余资产通过放大效应博取更高收益的投资策略，还有的保本基金更多地依赖金融衍生工具产品，也有采取相机抉择的方式动态地调整资产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等之间的分布。因此，不宜以单一化的方式来理解保本基金。

二、保本基金在当前发展的积极意义

据了解，近期积极打算推出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基本上是在进行市场调查之后才决定推出保本基金这种形式的基金产品的，在市场调查中，一些代销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对于基金市场的了解也积极建议基金管理公司开发此类产品。看来，保本基金等低风险基金产品的现实需求是不小的。

从海外成熟市场保本基金的发展看，保本基金所具有的低迷市道中吸引市场资金的功能在当前中国的市场上同样存在，但是，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保本基金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积极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此。

（一）保本基金具有良好的储蓄替代功能

当前中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元，同时还有继续向银行体系集中的趋势，这种金融资源过分向银行体系集中的金融结构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如何分流这些储蓄？最为关键的是提供与这些储蓄者的风险偏好接近或者一致的储蓄替代品。看来，保本基金就具有较好的储蓄替代功能，因为当前居民的储蓄中，有相当部分是基于社会保障、、医疗等对于保本有强烈需求的储蓄，保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性能够较好地与其契合。

（二）保本基金具有培育投资者的功能

保本基金在证券市场低迷时，能起到培育资产管理行业的作用。在中国，公众对投资基金了解甚少，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基金品种为成长型基金，高收益伴随高风险，难以为普通投资者接受。相对而言，保本基金风险比较低，公众通过投资保本基金，了解基金的基本运作方式、而且基金公司的经营风险容易控制。所以，保本基金实际上起到了扩大基金投资的渗透力，培育潜在投资者的作用，这对我国年轻的基金业的迅速、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基金投资者结构的现状看，现有基金过度依赖机构投资者，这种投资者结构不仅不合理，而且蕴含了一定的风险。保本基金的推广，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通常来看，大多数基金业发达国家的基金品种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低风险产品向高风险产品发展的过程，此时低风险基金产品的主要作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扩大基金对于公众的渗透率，推动投资者教育的进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开发风险逐渐增高、收益潜力也越来越高的基金产品。目前，我国基金市场上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居于主导的地位，这实际上也使得基金这一大众投资产品的公众参与程度有限，显然是不利于扩大投资者队伍的。

（三）保本基金的发展有利于构建更为完整、连续的基金产品线

保本基金作为一个新的投资品种，有别于我国基金市场上的其他品种。首先，保本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债券等风险相对不高的投资品种，基金保证投资者在保本期结束时可以取回本金，符合市场大多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其次，该种基金还可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率，回报源于将债券收益乘以放大的倍数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低风险类产品在目前仍然是投资者选择的重点之一，具有避险概念的产品将更容易为投资者认可，有利于弥补低风险产品不足的基金产品线方面的缺陷。

三、不必高估保本基金的风险

（一）具有保本性质的金融产品已经有了相当活跃的实践

从当前的金融市场看，实际上已经有多种保本性质的金融产品存在。例如，有一些投资公司、银行、集团公司甚至地方财政也对一些信托产品提供第三方收益担保。由于信托产品均采用“预期收益率”或“目标收益率”等不具约束力的陈述，因此所有名义上提供收益担保的第三方实际上承担了保证收益承诺的第一责任。同时，目前也较多地存在着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为债和可转债提供担保的实际案例。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基金公司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风险控制更为清晰严格，因此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平台具有更好的条件来推行类似性质的金融产品。

（二）要区分整个保本基金的亏损和主动投资部分的亏损

当前一些者之所以容易高估保本基金的风险，原因之一是常常混淆保本基金中的两个不同的亏损概念，其中一个是整个保本基金的亏损率，另一个是其主动进行相对较高风险投资部分的亏损率。基于特定的资产结构安排，整个保本基金保证不亏损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而高风险投资以博取收益的投资部分出现亏损则将可能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

（三）保本基金并不必然存在管理人承担或者分担投资者亏损的制度安排

常见的对于保本基金的批评之一，是其可能以其保本的承诺挑战了共同基金长期形成的“管理人不承担风险”的惯例。实际上，从保本基金的运作机制看，保本基金并没有要求基金管理人分担或保证分担投资人的亏损，实际上通常是从基金的资产中列支担保费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保本基金更多的是一种严格地向投资者承诺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纪律，以便严格地控制基金出现本金亏损的危险。即使可能出现亏损的风险，真正承担风险的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而是担保的机构。

有的分析者认为基金一旦有保本的经营目标，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很难勤勉尽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是一切以保本为出发点，而拒绝可能的收益。这可能是对保本基金的一个误解。保本基金就其风险收益特征而言，本来就是一种低风险的工具，这种金融工具强调的是保守的保本与进取的博取高收益的结构性统一。如果保本基金的管理者过分强调保本而忽视收益，其业绩表现必然显著落后于其他经营更为积极的保本基金。担保机构的引入，实际上是对基金管理人的表现引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监督主体，只不过这个主体更为关注的是整个基金出现亏损的风险，但是显然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担保机构对于整个基金运作的力。

（四）在缺乏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环境下，保本基金同样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来达到保本的目标

常常有人以为，因为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因此保本基金的环境不成熟。实际上，从保本基金本身的发展轨迹看，并不是所有的保本基金都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在保本基金的多种表现形式中，同样存在通过资产配置来达到保本目标的保本基金类型。反观当前中国的证券市场环境，尽管我国的证券市场缺乏通过衍生工具进行对冲的机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也并不发达，但是，保本基金同样可以依靠资产配置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标。

仅仅以当前的市场环境为例，保本基金可以选择的操作之一，就是通过购买一定剩余期限的债券，从而锁定风险。同时，管理人将安全垫（风险损失限额）进行放大投资于股市，并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股票资产价值的变化，不断调整风险损失限额，根据基金净值和风险资产值的变化，适当调整放大倍数重新计算股票投资上限后，按新上限相对于老上限的变化进行股票买入或卖出的动态调整。在具体操作上，确保基金保本的关键就在于保证股票在完全平仓后，其损失不超过安全垫。只要股票开始下跌，基金经理就会开始减少股票仓位，因此当股票损失接近安全垫，股票数量已经不多。因此当股票损失接近安全垫时的平仓即使有流动性损失，其损失也不会超过安全垫。根据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轨迹进行模拟，保本基金按照保本机制投资的保本概率几乎都相当高，不能保本的风险极小。从欧美、香港等市场实际运行情况看，至今尚未出现一例保本基金出现亏损、担保机构赔付的事例。

四、对于保本基金的担保，其风险程度明显低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担保，因而在初期阶段可适当扩大符合资本要求的担保机构范围

从对保本型基金的保本策略或保本机制上看，即使在中国这样缺乏衍生产品的市场环境下，基金也可以用债券的到期收益为限进行少量的股票投资，其风险已经锁定，本金不存在损失的可能性。对保本型基金到期的本金安全提供担保，可以说风险是相当小的。对保本型基金担保的风险在于如何控制基金管理公司严格执行其所承诺的投资策略，一旦其投资操作偏离既定的投资策略，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参照基金托管银行对基金操作进行监控的办法，基金担保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进行严密的监控。监督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契约规定进行操作的情况，防止基金管理人因违反保本机制而导致本金亏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实际上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引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监督力量。当然，在具体业务执行过程中一定要突出基金担保的特殊性，有关的担保条款必须要列入基金契约之中，尽向持有人明示的义务。

实际上，由于保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策略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所具有的比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更为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其担保的风险实际上是小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担保的。因此，从上说，只要能够提供商业担保的机构，在其风险承受范围之内，都可以承担相应的保本基金的担保。当然，监管机构可以设定信用评级等方面的准入门槛。在目前情况下，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为保本基金提供担保还存在着理念认同等方面的障碍，因此，为了促进保本基金的发展，在保本基金的起步阶段，可以适当放宽能够对保本基金提供担保的机构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机构、证券公司、以及大型集团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对象。特别是一些证券公司、企业集团参与发起了基金公司，有的还是基金公司的大股东，对于基金公司的经营状况本来就有持续的监督和了解，因而由这些基金管理公司的有实力的大股东等机构提供担保，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从香港市场看，许多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保本基金基本上都是由金融控股集团下的银行或者控股公司来担保，这些同一控股集团旗下的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具有良好的信息沟通，可以降低担保机构的监控成本。

五、目前条件下推行保本基金并不存在，但从发展阶段上应只属于探索阶段

实际上，包括《信托法》、《担保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基金试点办法》等在内有关法律法规都没有保本基金的禁止性条款，因而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保本基金不存在法律障碍。

国务院1999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或其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不得为证券、期货或其他衍生金融工具提供信贷资金或担保。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往往容易导致分歧，不过，市场上金融机构对于可转换债券等的担保显示，金融机构为保本基金提供担保也是完全可以的。另外，《担保法》中一般性企业对债权性担保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目前情况下，大型企业集团等非金融机构为保本型基金依法提供担保也是可以的。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即准则五号的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开披露基金信息时不得“保证获利、保证分担亏损或承诺收益”，该款的立法用意应当是规范基金的信息披露，防止虚假陈述和不正当竞争，而不是禁止设立保本基金。实际上其后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已对上述规定作了修改，其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投资人保证获利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特殊品种的基金除外”，实质上已经为保本基金这一特殊基金品种留下了创新的余地，作了一个例外规定。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2

一、资本利得税对比现行税制的优越性分析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4.开征资本利得税需要证券交易税制整体调整的配合。从全球税收制度与全球证券市场税收体系的变革上看，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功效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若只开征此税也无法作到拓展税基、降低税负的效果，还需要有行为税等其他税种的配合，而我国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税制的困难较大。最后，即使开征资本利得税，也宜采取轻税、判别税率原则。如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允许以证券投资利得弥补其纳税年度的经营亏损，未冲减的损失可以在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冲减；在日本，除被视为营业交易或营业分配的证券利得外，对出售证券的资本利得采取免税的政策，其课税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大额与频繁交易的投资者。同时，各国对资本利得税一般采取差别税率，如法国以2年为界限区分长短期证券，长期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只是短期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的60%。这种差别化的的资本利得税制对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有重要推动作用。而在我国，利润的确定尚存在相当大的技术性困难，要在这基础上实行差别税率，则尚需要在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征管的现代化方面进行一段较长时期的努力。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3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4.开征资本利得税需要证券交易税制整体调整的配合。从全球税收制度与全球证券市场税收体系的变革上看，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功效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若只开征此税也无法作到拓展税基、降低税负的效果，还需要有行为税等其他税种的配合，而我国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税制的困难较大。最后，即使开征资本利得税，也宜采取轻税、判别税率原则。如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允许以证券投资利得弥补其纳税年度的经营亏损，未冲减的损失可以在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冲减；在日本，除被视为营业交易或营业分配的证券利得外，对出售证券的资本利得采取免税的政策，其课税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大额与频繁交易的投资者。同时，各国对资本利得税一般采取差别税率，如法国以2年为界限区分长短期证券，长期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只是短期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的60%。这种差别化的的资本利得税制对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有重要推动作用。而在我国，利润的确定尚存在相当大的技术性困难，要在这基础上实行差别税率，则尚需要在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征管的现代化方面进行一段较长时期的努力。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4

依笔者之见，公司设立门槛降低包括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公司设立实质性条件的宽松化；一个是公司设立程序性条件的简便化。前者比如发起人或者股东人数的最低法定要求的下调、最低法定注册资本的降低以及出资方式的放开等。后者主要是指公司设立时登记手续的简化，也就是登记核准事项的压缩以及公司经营范围限制的减少。而在上述诸多的门槛降低事项中，笔者认为，资本门槛之下调是公司法对公司设立门槛修正的核心环节，也是公司法治和法治公司的必然要求，我国公司法修该应降低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门槛。

（一） 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资本在形成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公司资本制度与公司治理制度是公司法治化进程中的两大重要制度，对后者的探究早已形成了一股理论热潮，而最近学界对前者的关注也达到了空前之程度，归根结底皆因资本制度在公司法治中的支柱地位。公司资本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公司法律制度，其中，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门槛问题是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基础性环节。目前，我国现行公司法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且最低法定注册资本数额偏高，而大量的公司实践证明，这一门槛设置实际上削弱了有些投资者的投资机会，也超出了有些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不利于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到公司这一市场主体中去。笔者认为，在资本制度这一问题上，应该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归零思考”（笔者理解为突破传统立法旧框）和“朝底竞争”（笔者理解为实现投资环境最优）的立法思路，同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实际和商事活动之现状，采用一种比较折衷的立法思路，引进授权资本制，改进法定资本制，即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让出资人在一个法定资本门槛上，按照一定比例出资，允许出资人分期缴付出资，从而降低公司设立的成本，最大限度的吸纳投资，给公司资本注入新鲜的血液，给公司生命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从而构建既适合我国公司实践这一国情，又贴近国际潮流与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公司资本制度的形成机制，从而完善我国的公司资本法治，构建优良资本环境下的法治公司。

（二）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人格在诚信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诚实信用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和要求，笔者曾经指出，诚实信用是人之为人的人格堤坝，是商之为商的交易后盾。为人，不讲究信用，就会滋生人际交际障碍，错过人际交际机会，从而阻断人际交际道路；为商，不讲究信用，就会丧失商事交易市场，损害商事交易利益，从而葬送商事交易前途。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从商事法角度观察，公司具有商事主体的地位，享受完整人格的立法待遇，因而必须遵循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诚实信用原则，早就公司人格的诚信机制，而公司诚信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公司自治，说到底是公司人格的自治。如果对进入市场的公司人格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预，那么就会因为缺乏竞争而使诚信打折扣，反之，如果赋予公司人格以合理限度内的充分自治，那么将会为公司人格之诚信理念培育提供内在张力，从而有效构建公司诚信机制。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要靠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要靠强化公司人格的自治程度，单纯通过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将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过高的固定下来，这与市场主体的灵活性、自主性这一性格特点相背离，削弱了自治就等于诚信机制丧失生存土壤，不利于公司诚信机制的建立。所以，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又是公司人格在诚信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三）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行为在竞争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公司主体一旦进入市场，就要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大量的经济行为，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要求建立正当的竞争机制。所以，现代法治环境下的公司必须在法律规则框架内发生公平、自由的正当竞争行为，而参与竞争的前提是公司取得准入市场的平等和自由资格，公司法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私法二元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商法是私法的一个基本分支，平等、自由是私法的基本理念，而公司法属于商事法律部门，自然应该包含平等和自由的私法理念。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降低，会使“平等准入、平等竞争”、“自由准入、自由竞争”的法律环境更加优化与宽松，从而发挥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现代商法的激励功能，激励更多的投资者实现资产的有效运用，做到“物尽其用”，如此以来公司这一市场主体数量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进入到市场，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健康发育和协调发展。可见，法治环境下有序而合理的竞争机制的形成，客观上要求市场上出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竞争主体，这对提高经济效益、反垄断、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四）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主体在市场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法治环境下的市场机制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公司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只要依法成立，合法经营，只要其数量规模能被一国市场所容纳，那么，对带动整个市场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之路，对构建我国完善而成熟的市场机制，都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推动意义。比如，大量的公司发生商事行为可以活跃金融市场，公司就业岗位的增加可以拉动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等。单就劳动力市场而言，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了部分下岗失业工人，政府非常重视他们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为他们顺利就业提供各种便利，其中创办企业、开设公司是好多下岗失业工人的一个理性选择，然而，理性的选择却在筹集资金不足、投资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面前甘拜下风，好多人没有能力按照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进行出资，无法跨越过高的资本门槛，如果公司法修改后能够降低这一门槛，就 可以有效地缓和这部分计划投资者“强烈的投资愿望与过高的资本门槛之间的矛盾”，从而通过设立更多的公司来吸纳更多的投资者和劳动者，不仅壮大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也会协调的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五）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立法在发展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最后，从公司立法角度看，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公司立法的发展机制，从各国立法主义的发展变化趋势中就可以看出。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公司设立上先后实行过四种不同的原则，即自由设立原则、特许设立原则、核准设立原则和准则设立原则。这是公司设立的立法发展脉络，反映了公司设立的历史演变规律。横向角度观察，现代各国公司立法也是由国家本位逐渐过渡到公司（自治）本位，比如50年前的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要求公司设立需要达到法定的最低注册资本，但是现在大多数州已经废除了这一限制，给公司设立行为以高度自治。究其原因，是因为公司资本不过是公司成立时注册登记的—个形式意义上的抽象数额，而不是公司任何时候都现实拥有的实质意义上的实际资产，有学者也指出，公司资产与资本的脱节是公司财产结构的永恒状态。另外，从公司的商事责任能力角度来看，公司财产才是公司的商事责任能力的保障，公司资本不应被看作是公司承担对外清偿责任的法律指标，公司的信用应该由资本信用走向资产信用。所以，公司之成立与其实际资本没有多大关系，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也没有实际意义。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5

［关键词］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相关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0-0042-01

自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准进入北京设立代表处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已经发展了30余年。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引发了外资银行抢滩中国市场的热潮。同时,中国对外资银行在政策上的限制也在进一步宽松。2006年,WTO规定的中国银行开放过渡期结束,外资银行可以向本地公司以及个人客户提供人民币服务。同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出台,这标志着对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上的限制将进一步放松。经过几年的发展,对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进行一定的探讨,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遇到的问题

在中国投资的外资银行受到中国银监会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在登陆中国市场的初期,很多外资银行都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目前,中国内地的外资银行很多,但是市场份额却并不大,2010年的调查显示,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大约在1.7%。笔者认为,当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法规的限制较多。外资银行包括外国独资和中外合资两种。外资银行虽然出资人在国外,但是它自身确是在中国内地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因此必须遵守中国境内的法律法规,比如《商业银行法》和《储蓄管理条例》。除此之外,作为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还必须遵守从2002年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而这些针对外资银行的条例,大都是以中国的国有银行为假设约束对象,因此难免会存在着管得过死、过严的现象。因此,很多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后都感觉到“水土不服”。

(2)面临中国银行的激烈竞争。在与中资银行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外资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资金不足。目前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仍然单单局限于本币存款和同行拆借。但是根据中国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外资银行在增加分支机构的同时,还需要相应地扩大本金,同时还受到地域上的限制。这使得外资银行不能像中资银行那样通过庞大的分支机构来吸纳公众存款。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在资金成本上仍然处于劣势。

(3)政策法规的约束性。作为金融企业,外资银行在办理外汇业务的过程中享有相应的权利,同时也要遵循一定的义务。但是,在外汇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很多部门在政策理解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外汇管理局和银行之间、银行和银行之间都存在着多重标准。这使得客户会在政策执行比较宽松的银行办理业务,而严格按照程序操作的银行反倒处于不利地位。

2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我们在看到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外资银行自身的优势以及它广阔的市场前景。前不久,一项全国性的金融调查显示,在外资银行进驻中国之后,有73.5%的人愿意选择国内银行,而大约有11.9%的选择外国银行。同时该调查还显示,外国银行最大的优势就是“服务好,质量高”。也就是说,良好的信誉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已经成为外资银行自身的标准定位。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13亿人口蕴涵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外资银行有必要做好准备在中国市场上有所作为。笔者认为,当前,外资银行应当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发展。

(1)抢占零售市场。中国各大银行都表示,国外银行进驻中国市场使国内的银行业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威胁主要表现在零售业务上。实际上,外资银行在中国扩张的武器,正是他们最擅长的零售业务。银行的个人零售业务,主要是以存款为基础的个人汇兑、结算、人业务、投资业务、咨询评估、家庭理财、信用担保和承诺等各种金融服务,是商业银行实现赢利的重要渠道。早先进驻中国市场的汇丰、花旗、东亚等外资银行,大都将零售业作为打开银行市场的突破口。而在2006年,花旗银行与中国人寿等组成的花旗财团成功收购广发银行,展现了外资银行通过占有股份的方式来获得银行零售业务窗口的新渠道。而当前很多国内银行都没有对个人零售业务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大多数的国内银行而言,批发业务一直是主体业务。但是,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个人零售业务已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美国的个人贷款已经占到贷款总数的40%以上。从中国的市场格局来看,虽然中国的企业贷款仍然占到贷款总数的90%,但是个人贷款也在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国的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信用卡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获得了大幅度的上升,并且上升的潜力还很大。而在美国,传统业务在金融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缩小,而证券交易、银行投资等业务正逐渐变成市场的主流。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带来居民财富的增长和储蓄的增加,这便为个人零售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外资银行应当瞄准零售业务市场,特别是高端客户理财市场。

(2)开展人性化服务。针对目前外资银行市场份额不够的现状,外资银行应当充分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开展人性化服务。各种营销手段的利用一直是外资银行的强项,因此外资企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开展人性化服务。首先,应当对市场进行细分,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够大,因而更应当将业务做好做“精”,通过精品服务来吸引客户。其次，应当优待优质客户。实际上,从一个现有客户身上获得收益,要比获得新客户容易得多,因此外资银行应当优待优质客户,以期同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最后，应当充分利用有限资源,降低成本。目前中国法律对于一些新的业务项目的法律约束比较小。因此外资银行的服务重点,应当放在金融创新上,金融创新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突破某些法律对外资银行的发展设立的障碍,从而获得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同时新的服务项目也有利于外资银行降低成本。

(3)力求通过合作实现共赢。针对中资银行强大的压力,外资银行更应通过合作来达到共赢的目的,而不是单纯的通过竞争来竞争。渣打银行就是这方面很好的典型。渣打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是随着客户的足迹到来的。因此,它的脚步从中国沿海开始发展到内地省份。渣打进入中国市场,更多的是寻求长期的战略合作与发展,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例如,渣打推出了一些产品,也希望能够促进当地银行推出类似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合作者都在市场中获得利益。

3 结 论

笔者对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一定的解决策略，希望能对具体的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崔海潮.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策略［J］.企业经济,2007(12).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6

中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就是为国有企业提供支持，这种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设置，使得中国证券市场从一出生就是畸形的。“圈钱”成为企业上市融资的代名词，而作为证券监管机构的证监会则成了众矢之的。按照中国行政机构的一贯思维，股市的问题在于监管不严。于是，我们的监管机构为了摆脱公众的指责，祭起了严管的大旗。当我们指责证监会审核上市公司不严，他们就保密发审，连审核委员都成了机密，于是就出了“王小石事件”；当我们指责上市公司疯狂“圈钱”，他们就出台了募集资金不可以超过净资产两倍的规定，然而却不知道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市场定价的原则；而当我们指责对上市公司审计不严的时候，他们就规定，要上市的公司必须聘请“四大”来审计，可他们却忘了国民待遇、进入歧视。于是，每一次严管规则的出台往往事与愿违，疲软的股市并没有由于这些规则的出台而略显坚挺。毕竟集监管与发行的双重身份是不可能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进步提供帮助的。

于是，经过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新的IPO管理办法。新的《管理办法》被很多人理解为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发行方式上逐渐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标志。那么究竟这个新的《管理办法》有什么新意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新老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的对比，看看新、老《管理办法》与境外(以香港市场为例)上市规则有什么区别。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管理办法》与老《管理办法》相比主要在五个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分别是盈利、净现金流要求、辅导期、筹资限额和再融资的时间限制。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信息披露的提前预披露制度的引入，亦为证监会的市场化发行提供了一个基础。

新旧《管理办法》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对监管者而言，由于有了硬性的规定，其寻租的空间比以前小了，对投资者而言，其基本的盈利情况还是可以支撑企业的发展。而对于发行人而言，欲上市的企业也可以使得其对上市的指标有所了解，可以更好地控制自身的成本，在经过符合上市规则的审计之后，完全可以判断自身是否具备上市的基本条件，并判断是否继续走上市之路。

从新《管理办法》与香港主板上市规则对比来看，我们发现，两个上市规则在盈利要求方面已基本一致了，只不过香港的上市规则对盈利的要求更高一些罢了。具体盈利标准的制定对监管机构、发行人、中介机构而言更具有操作性，从而使得上市行为更具透明度。

此次取消原有IPO政策中的融资金额限制，将筹资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两倍的行政性限制条款取消，并且取消辅导期和再融资时间的限制，把原本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事情还给市场，这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证监会为平息上市公司疯狂“圈钱”而设的融资金额限制是对市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反动，尽管这一条的确使得上市公司“圈钱”行动有所限制。但控制发行却导致了投资资源缺乏，是一、二级市场存在严重的高额溢价的主要原因，同时，这种行政规定使得好的企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溢价，降低了境内市场对发行人的吸引力。

为期一年辅导期的规定是对发行人耐性的一种考验，企业是否可以上市与是否经过一年的辅导几乎没有关系，只要符合上市规则，何必非要等待这一年？很多去境外上市的企业往往为了这一条款而放弃了境内发行而奔赴境外上市。这次证监会取消这一条行政规定，给那些准备境外发行的企业多了一种选择，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在境内融资。

境外发行的一大好处是，只要发行人有很好的项目可以回报投资者，那么在首次募集之后，就可以很快进行再融资。这种机制可以帮助企业迅速的发展，这也是直接融资平台本身应具备的功能。而当我们非要给这种功能设一个限制的时候，也就限制了发行人的融资空间，限制了发行人在市场上的随机应变能力。证监会对这条规定的取消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直接融资市场，以适应企业的发展需要。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信息披露的提前预披露制度，这个制度改变了以前的“黑箱”审核，使得审核有了透明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是证监会的聪明之举，当“黑箱”审核越来越被人诟病，证监会承担越来越多压力的时候，相对透明的审核也使得证监会可以少承担这些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压力。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7

上市公司业绩历来是研判公司股价的重要依据，但市场上涨到目前的阶段，业绩增长以及市盈率等估值评判标准已经不能给出满意的解释，应该说当前的上升更多是资金过剩与牛市预期所主导，由此未来行情的判断重点也应该放在这两方面。当前市场资金充裕，投资者情绪亢奋，虽然出现了一些波动因素，但短期内应该有惊无险，后市应该还有加速上冲。但在这种整体上扬的行情趋势下，我们认为投资者目前需要做足功夫防范风险。目前来看，股市短期的风险应该集中在:

一、舆论左右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左右市场行情走势，而目前对股市的看法分歧正在加剧，泡沫论再现。本轮的牛市行情从2005年6月的低点998点启动，之后一路飙升，到2006年收盘价2698点，累计上涨1700点，累计涨幅170%；2007年指数高调开局，最新高点为2994点，在2006年基础上再度推升296点。在指数一路上涨过程中，受前几年熊市思维的束缚，上证指数曾经在1300点、1600点出现过上行暂停，但支持市场走强的种种因素最终化解了疑虑，之后的上行便一路顺风。新一轮牛市开始，“黄金十年”的说法开始得到市场认同。

但是进入2007年，市场意见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从既往经验来看，这很有可能是市场变盘的前期征兆，毕竟牛市也需要调整。意见分歧造成股指波动，而股指波动反过来强化意见分歧，市场上涨到目前位置，博弈加剧，未来投资者需要关注分歧的程度以及双方力量的对比。因为舆论的力量，往往能够左右市场的预期，而市场的预期，将直接影响市场的走向。

二、资金缺口问题。本世纪初出现的一轮前所未有的全球同步减息，造成了历史罕见的超高资金流动性，这种流动性过剩首先体现在国际原油市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飙升。2006年，国际市场流动性逐渐退潮，但中国A股市场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却越来越突出。在国内A股市场缺乏做空工具的情况下，在股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在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投资标的价值已经不是评判的主要依据，充沛的资金成为推动市场上涨的主导因素，未来只有当资金的过剩出现明显的减退时，市场才会降温。

近期，招商证券一份报告认为2007年市场将出现250亿资金缺口，这个结论给火热的市场泼了一盆冷水。市场扩容马不停蹄，众多大型企业等待上市、限售股份解冻等等，可以预期的压力给市场带来了焦虑。但从M1的增长率、开户数的激增、新发基金入市、社保基金入市、私募、QFII不断申请扩容、银行资金变相入市、券商自筹资金入市等等方面来看，可以明显感觉到当前市场资金充沛，甚至可以说资金供大于求。这将有助于保持市场强势。然而资金的变动有其不确定性，尤其公认股市中现在有很大部分属于热钱，见势不妙可能马上选择撤退，从而给判断市场走势带来了麻烦，需要投资者时刻加以关注。

三、指标股左右大盘，只赚指数不赚钱。数据显示，2006年10月份以后，指数的上涨主要来源于指标股的拉升，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二八现象”，但正当市场从“只赚指数不赚钱”的抱怨声中向逐步接受“蓝筹股溢价”理念转变时，市场风向突然扭转，前期上涨的指标股出现急促下跌，而与此同时，其他个股开始活跃。指标股的由强转弱，甚至出现跌停走势，带给市场不小的冲击。可见，一方面没有绝对正确的投资理念，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市场已经进入明显的博弈阶段，可能预示着阶段性顶部已经不远了。由于指标股的权重优势，需要给予重点关注，它们的走势很可能就是未来市场的运行方向。

四、市场情绪。随着近期股指的剧烈波动，市场看法也忽左忽右，给人的感觉是情绪异常激动。表现在，第一，市场成交量空前活跃。沪深两市近期连续多日成交量达到千亿元以上。虽然随着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大盘股的不断加入，市场成交放大属于正常，面对当前8万多亿的A股总市值，日达千亿的市场成交量并不算什么，“天量天价”的观点需要及时加以修正，但成交的放大足以表明当前市场人气的旺盛。第二，市场涨停股票增多，市场活跃度很高。虽然近期指数上下震荡，但涨停股票急剧增多，有时一天达到上百只，上涨幅度“超大”的股票更是比比皆是，赚钱效应明显存在，市场做多氛围浓厚，据此判断，在此情绪推动下，市场短期不会出现逆转。第三，期货市场上窜下跳。虽然当前股指期货处于模拟交易阶段，有失真的成分存在，但是通过期货市场可以感受人气与预期的变动。此前股指期货合约品种一直呈现稳健的上行，但近期多次出现：涨停再涨停开板急跌封跌停。涨停到跌停的迅速转换，反映了市场的异常情绪，一般来讲这种情绪出现意味着行情接近阶段性顶部，由此造成投机气氛加重。由于目前4个合约品种仍呈现升水状态，表明后市依然看涨；但合约品种的升水幅度有缩小之势，预示后市的看涨预期减弱；而波动的加大也在提示风险。由于期货对现货具有提前预示作用，因此近期以及未来的变化需要特别关注，从期市的变化中可以提前发现股指逆转的信号。

五、业绩带来的波动。近期年报已经开始披露，业绩预增的股票也频现报端。从历年来看，年报期间市场均围绕年报展开或大或小的行情。如果市场本身处于强劲上升中，年报行情就不明显，如果行情本身较弱，年报行情就成为亮点。

由于本轮的牛市超强，因此今年的年报行情不会十分抢眼，更多表现为个股的跳跃。

有媒体报道，2006年沪深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有望突破4000亿，与2005年同比增幅达到40%以上。2005年净利润为2825亿，2006年的增长主要来自新上市大盘股的贡献。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上港集团、大秦铁路、中国国航、广深铁路、大唐发电、招商轮船、北辰实业等新上市的大盘股2006年将创造1166亿利润，由此推升2006年整体净利润提升。

如果将业绩的增长与市场上涨幅度对比，可以发现，市场的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越业绩的增长，业绩增长因素早已在价格上涨中体现，甚至已经透支。如果是基于业绩上涨判断股指上涨，那么有可能业绩公布完毕就是上涨结束之时，但如果认为是资金过剩及牛市预期推动上涨，那么未来上涨可能还将继续。

个股方面同理。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早就一目了然，2006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已有显示，股价也已大幅飙升，由于业绩公布与股价的时间差，业绩公布之时，可能预示着股价将要下滑，即所谓的见光死。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之前没有明显征兆，业绩出现突然转变的股票，业绩转变主要是由于新会计准则带来，或是资产重组效益体现，这类股票业绩公布会推升股价。

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看法篇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2005年第3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8．7万亿元，同比增长17．9％；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3．8％。消除季节因素后，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月环比折年率为15．2％，比上月末高2．9个百分点。央行表示，M2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增长幅度高于预期目标，而各项贷款增长总体上控制在合理区间。整体经济运行再次呈现“宽货币、紧信贷”格局。

中期看，突破“宽货币、紧信贷”格局有赖于直接融资的发展

“宽货币”的原因没什么好讲的，在于外汇占款投放过多。

“紧信贷”则源于国内商业银行顺周期的偏好、资本充足率的硬性约束以及当下银行缺乏有效手段对信用风险进行甄别以及对贷款进行合理定价。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顺经济周期的偏好。即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商业银行预期乐观，信贷投放冲动较强。在经济发展的低谷期，商业银行预期悲观，转而采取谨慎贷款行为，企图以减少信贷投入规避风险。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某种程度强化了银行顺经济周期的偏好。

2004年2月，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明确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并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最后达标期限为2007年1月1日。据有关估计，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标的话，需要补充1．7万亿元的资本金。商业银行弥补资本金缺口，可采取五种调整办法：上市发行股票、发行具有资本性质的债券、通过银行利润补充、发展表外业务、调整资产结构。这五种方法中，前两种方式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操作复杂；而目前银行的利润率普遍不高，通过利润补充只能是杯水车薪。发展表外业务，对于目前以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商业银行而言，也非一日之功。所以，目前调整资产结构，控制风险资产的规模，是保证资本充足率尽快达标的一个最容易操作的办法。2004年的宏观调控使今年经济景气度有所降低，2003年超常投放的贷款风险也开始显露，商业银行放贷趋向谨慎。而对资本充足率的硬性约束，将使商业银行慎贷行为进一步加剧。现实中，调整资产结构，控制信贷规模，也确实成为多数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选择。可见，当前的信贷收缩具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变化带来的内生性。

最后，当下商业银行普遍缺乏自主定价的能力，很难有效管理其资产负债，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这与现行体制性因素密切相关，金融体系在软预算约束、管制利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会考虑定价技能，或者根本不用考虑定价问题。此外，从技术上讲，商业银行要具备自主定价能力，必须要有足够长时间的这方面的经验和系统性、周期性的数据积累，包括分类的企业违约状况及其产生原因的数据。即便是长时期的数据累积，数据分析的结论也还必须经历过经济周期波动的检验，否则很难据此判断风险定价的合理性。简单横向借用和移植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模式，是没有用的。我们估计这个过程不会很短。

简言之，从中期(五年)看，我们认为“宽货币、紧信贷”格局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格局的打破，取决于汇改的进程和效果、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包括法治、社会诚信环境的改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种种有利于金融债权保全的因素的出现)、以及银行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

“宽货币、紧信贷”环境――直接融资发展的机遇

从当下的情形分析，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取向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放任银行间市场的这种低利率现状，并未出台明显的紧缩政策，甚至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

从无意上讲，“宽货币”的格局中期(五年)内是否出现改变，实际上取决于当前央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这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密切相关，随着汇改的逐步推进，央行是否依然有相当大的把握对冲外汇流人的压力。变数较多，很难预知。

从有意上讲，“宽货币、紧信贷”格局使得大量资金流人债券市场。央行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比如推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使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获准在银行间发行金融债券、推动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推动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上一周期结束到下一周期重启)，利用银行“惜贷”的倾向，保持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这对于着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提供了很好的时机。

首先，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前提，特别是短期融资市场的发展将为存、贷款利率的彻底市场化和金融结构转向以直接融资为主铺平道路。事实上，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之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之后有了飞速发展，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的相互促进效应，从而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居民的短期资金越来越多地直接流向货币市场；另一方面，优质企业的流动性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多地依靠在货币市场发行商业票据。为此，存款、储蓄机构不得不被迫改变一味地被动负债方式，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Q法则存款利率管制，寻求主动负债渠道，大量发行CD、金融债、次级债、各种形式的现金管理账户等等，以适度调和资产负债的期限缺口，缓和或避免极端的流动性压力。如此，直接融资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显然，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乃至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金融结构的调整也必然要经历这一过程。

其次，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对于理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非常必要。可以看到，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中，银行间市场因其涵盖了众多金融、非金融机构，业已成为利率决定的主导性市场。但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依然难以有效影响到实体经济，形成所谓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两张皮”现象，实体经济信贷紧缩的同时往往银行间市场资金非常宽裕，利率低企，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内循环。未来直接融资(债券市场)的发展将金融机构、企业、居民乃至政府都纳入到同一个市场中，如此，央行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将能够立刻影响到各个经济主体的投融资行为，将有助于理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

最后，直接融资的发展有利于改变银行顺周期的行为特征。从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积累的时间序列看，中国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形成于经济周期向下的转折时期，这是由于中国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融资模式，导致系统性风险在银行体系累积。

故此，从未来金融改革的政策取向看，支持直接融资发展的措施和力度在中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个质的变化。银行主动性负债(大额可转让存单CD、理财账户、金融债、次级债等等)的渠道会较大程度的拓展，银行信贷的证券化改革的步伐将加快，更为前瞻地看，当局可能考虑修改有关法律，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这是防止地方政府争用金融资源、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