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范文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1

关键词：经济类学术期刊 高品质作者库 构建 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92-01

众所周知，经济类学术期刊通常被归纳为图书馆藏当中的F类刊登学术论文期刊，其所涵盖的种类诸多，如经济学、中国经济、会计类以及工业经济类等。在新时期，要想有效地强化经济类学术期刊本身的影响程度与受关注的程度，最关键的就是要增强编辑的各项能力。为此，一定要构建高品质作者群，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论文刊登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完善期刊的整体质量。

一、以重要会议及论坛为途径发现作者

在构建经济学家或知名经济学者作者库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重要会议与论坛的方式来发现作者。如果将知名经济学家创作的文章刊登在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仅仅凭借作者创作稿件的方式，很容易出现周期过长或者是沟通难度较大的情况。而如果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利用这一方式而形成的学术论文，不仅可以对经济热点进行及时捕捉，同时，也能够保证经济学家的观点时效性更明显。[1]正是由于是会议发言，所以，更加通俗易懂，更方便读者阅读。另外，通过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能够向与会者提供完整的会议资料内容。同时，在文后可以把发言者所编著的书籍和文章当作参考文献，刊登在杂志中，向读者推荐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此，编辑应当对本年度重点的经济会议进行事先盘点。在此过程中，可以借助新浪财经频道的会议栏目进行查找，而且可以详细地查找出会议的名称、主办方以及地点等信息内容。在会议索引中，不仅能够联系到主办方的媒体联系人，而且能够参与到会议现场，同与会者的重要发言人互相交换名片，而获取经济学家的联系方式。这样一来，在会议结束以后，还能够通过媒体联系人获取相关的会议资料等，进而对发言实录予以全面整理与编辑加工，最终以学术论文的形式署名发言人姓名，将其当作论文作者。同时，需要陈列同发言内容相关的发言人编著书目与文章，或者是将发言当中所涉及的观念及相关书目等当作论文重点参考文献。另外，还需要同发言人与助手进行联系并确认文章，进而和经济学家构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2]

二、利用重要研究机构与作者联系

目前，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很多，而大部分机构举办方都是中央政府机关或者是比较知名的院校，所以，也被认为是国家经济问题研究的智库。同时，在民办智库当中，能够查询到为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服务公司。现阶段，我国知名机构主要是长城战略与和君咨询，而且可以对上市公司进行查询，特别是银行与跨国业务公司，其下设了研究部，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对机构官网进行搜索，可以查找到月度会与季度会。

除此之外，还可以了解重要的研究机构官网，并且深入研习其内设的研究部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中，列举出了所有的研究人员名单，甚至包括详细的联系信息与邮箱。这样一来，编辑就能够根据栏目文章的需要联系不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最终了解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内容，进而找出相应的文章，同作者构建联系。通常情况下，承担课题研究人员都是博士或者是博士后，属于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且自身具备研究成果发表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研究成果的发表，也能够实现研究人员与杂志的共同发展与成长。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重要研究机构内部刊物进行查找，进而联系到刊物的负责人，最终获得刊物，选择所需文章，而这样一来，也能够同文章作者建立联系，为经济类学术期刊作者库的构建奠定基础。

重要的研究机构通常都会在内部交流刊物中刊登研究人员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涉及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动态的数据，所以，具有极大的信息量。为此，将其刊登在公开性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也会引起相关行业研究人员或者是高校研究人员的兴趣，增强关注度。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品质作者资源数据信息库的构建直接影响着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所以，一定要予以重视。而要想构建高品质作者库，同样需要编辑的努力。为此，文章针对建立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重点阐述了高品质作者库的两种路径，希望能够为促进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参考文献：

[1]韦京.经济类学术期刊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路径分析[J].中国市场，2015，46：44-45.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2

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全党同志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保持了发展速度较快、物价水平较低、经济效益较好的势头，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成绩。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实践上有了新的进展。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党全国必须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调控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会议提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认识和工作重点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综合性、有效性，注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切实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各方面促进发展的积极性。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讲全局、谋长远，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继续推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确保“十一五”时期发展的良好开局。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3

体现科学发展

1992年7月24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了《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数年后，对该条例进行修改。2006年12月7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对市人民政府起草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在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后，根据新法律的规定，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对城乡规划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2009年5月22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条例，该条例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是北京市落实国家《城乡规划法》精神，结合北京市情修订的北京市地方性规划条例，是指导北京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期规划。

从1992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到现在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城市”变成了“城乡”，字之差，却有千壤之别。北京市社科院城市所所长黄序认为，“城市规划”变为“城乡规划”，将中心城，新城、乡镇发展规划全部统一到城乡发展之中，突破了原来的城市规划侧重于规划市区的发展，强调了中心城和郊区共同发展，将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城市体系建设中，是北京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突出城乡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规划先行。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基本完成后，郊区新城，乡镇和村级规划的制订和修编势在必行。据记者了解，到2008年，有关部门已经编制完成了11个新城规划(2005-2020年)，10个远郊区县村庄体系规划和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09-2012年)，完成了《北京市村镇集约化治污规划(2008年-2020年)》、《北京市村镇集约化供水规划(2008年-2020年)》等批专项建设规划。

按照本次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各类城乡规划应当在上层次城乡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中心城和新城规划，在中心城和新城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乡和镇的规划，在乡和镇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村庄规划，在相关城多规划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编著特定地区的规划和专项规划，补充深化有关内容，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中心城和新城、乡和镇应当编制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规划实施的需要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黄序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应该统筹中心城区和郊区共同发展，破除城乡壁垒，谋划整体布局，统筹整台城乡各种资源，推进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和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农村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北京经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黄序说，城乡规划条例将中心城规划新城规划 乡镇规划全部纳入城乡规划之中，按照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总体要求，站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统筹全市城乡发展规划，对于指导全市空间布局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城乡协调发展很重要。

明确指导原则

与原来的《城市规划条例》相比，城乡规划条例明确了指导原则。

城市规划第三条规定，北京市国家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北京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依据城市性质、体现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要求。

城乡规划条例第四条规定，本市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创造人居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区域发展，推定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合理规划产业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规划配套，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园要求，提高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就城乡规划和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五个统筹”原则等要求做出规定。

同时第五条规定增加了，“城乡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互衔接、协调一致”。经修改后，上述两条与条例第三条和有关城市性质和“四个服务”要求的规定、第六条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的规定构成了对城乡规划和建设直到原则和总体要求的全面规定。

黄序认为，《城乡规划条例》的指导原则体现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创造人居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合理规划产业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规划配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高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在古都保护方面，强调了保护功能，突出了尊重北京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

着力点在土地管理和利用

规划落地最终要落实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上。

关于农地管理，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引介绍，《城乡规划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城镇建设需要取得建设用地的，应当申请适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划农村地区的建设用地仅限于村民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个人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和村民住宅建设，在审议中，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本条对农村地区建设用地的规定可能限制外来资金对农村发展的支持，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建议删除，法制委员会认为，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地区土地的管理已有明确规定，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经农村改革发展，提出要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本条例可不做具体规定，建议删除本条，农村地区的用地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在城市规划用地方面条例规定，市规划行政住房主管部门应当以及近期建设规划组织编制规划年度实施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规划年度计划实施应当与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土地供应计划衔接，明确规划年度实施的主要内容，统筹安排重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和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建设。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4

【关键词】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

环渤海区域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地区处于日渐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和对外交往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中国北方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渤海地区具备良好的基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优势尤为突出，同时环渤海地区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洋经济”和“大陆经济”的连接枢纽，强大的创新能力、发达的金融业也使这里成为外商在北方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全球8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其中40%以上设在北京；而天津拥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有1万余家；大连的外资企业数量和质量在全国达到一流。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区。①

环渤海地区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环渤海地区在保持了诸如钢铁、原油、原盐等传统的资源依托型产品优势，同时新兴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发展迅猛。环渤海区域经济已进入到一个跨越式发展期，未来环渤海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渤海区域沿海经济走廊相互协作的逐步深入，环渤海5省市提速发展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明显。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由此带动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也将为“环渤海经济圈”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环渤海地区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环渤海经济圈是保证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是“三北”地区发展的引擎，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沿，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但随着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区域间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已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

二战后，随着区域合作组织如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非盟等等成立与发展，国际间这种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迅速得以发展，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有关国际上区域集团引起的“管辖权统一”的理论，“管辖权统一”对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制约，它极大地减少了贸易壁垒的长度，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奥尔森指出：“由于在相互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了自由贸易，就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强制权利来加强卡特尔组织所需要的对产出的限制了。同时，也没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国家中间再去建立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法律，因为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②奥尔森所谓的“管辖权统一”就是指国家间经济合作制度。“管辖权统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同样也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省市之间的合作。

（一）进一步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的作用，加大区域间政府的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加强区域联合发展已成为环渤海各省市的共识。目前，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为代表的协调机制。③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通过20多年来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为环渤海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环渤海乃至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2004年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系会通过了《2•12廊坊共识》、《5•21北京建议》、《6•26廊坊框架》，第一次将环渤海的发展与东北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一次建立了官、学、商共同参与的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的对话磋商机制，第一次实现了环渤海地区领导人联手打造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全家福”；2008年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天津倡议》确定了环渤海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给环渤海区域合作带来崭新的工作局面。

自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来，各成员市围绕《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天津倡议》和工作议案狠抓落实，环渤海区域合作不断扩大，经贸交流日趋活跃，合作成果日益显著，科技、交通、旅游、环保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同时，还分别成立环渤海区域环保合作网络组织、环渤海区域口岸合作组织、环渤海区域人才协作联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环渤海地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集中签订了16个合作项目，合作金额达182.69亿元。

（二）加强政府协调机制，逐步建立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区域协调机构

政府要在环渤海城市群中发挥协调作用，逐步由低层次松散型到高层次紧密型的环渤海区域性协调机构，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本着共同发展的目的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综合安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资源开发等内容，协调解决区域联合的重大事项，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指挥与协调权威性机构，以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政府协作、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等法律制度，保证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政府逐步实现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为了协调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计划的有效实施，各级政府还可以考虑成立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构或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为适应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渤海区域间政府应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市长联系会作用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建立环渤海区域间协调机制，包括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之间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系。还可以针对区域经济联合的具体合作内容成立相关专题工作组，协调区域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问题，以谋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区域间各级政府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走向成功的关键。目前，环渤海区域发展的种种制约和障碍清楚地表明，区域内各省市间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管辖权统一”，以消除地方壁垒，减小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促进区域“共同市场”的顺利形成。各级政府应当把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从提高区域间联合紧密度、健全统一的市场机制、建立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提升区域合作层次等方面入手，通过组建环渤海企业合作促进会，从深层次上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

二、充分利用环渤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力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开始形成。北京有中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成长为环渤海沿海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IT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各级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充分利用环渤海区域的强大科技资源优势，制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规定，鼓励本地企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各地政府应推动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加快建立区域科技项目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并且，结合本地实际，对与外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重大科研课题合作研发的当事人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包括提供资金资助、给予物质奖励、优先职称评定和聘用等方面，以此发展研发机构，建立科技服务体系，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技术研发转化能力。应建立健全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和区域性人才市场，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区域内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和保障人力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各地政府应该对流动人才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子女的入学入托等问题给予当地居民同样待遇。充分利用本地区高科技人员集中的优势，进一步发展跨区域、跨国际的科工贸、科工农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体，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

政府可以采取适当优惠扶持鼓励建立区域内技术市场，完善持续激励自主创新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体现技术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加大鼓励区域间技术服务优惠政策的力度，对科技中介机构开展区域间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给予税收扶持；加强区域技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市场公共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结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建立面向社会、辐射全国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支持区域性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口岸最集中的地区，是最大的粮食、煤炭、原油等进出口物资中转基地。要充分发挥本地区港口群的优势，扩大国内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尽快实现与国际市场对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联合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三、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制订区域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区域间各省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不正当竞争、地区保护和市场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要打破行政和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则必须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美国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为了对落后地区进行治理开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分别于1933年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流域开发法》、1961年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领导、组织管理和规划落后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这些立法举措，一方面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主体的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协调机制。④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注重依靠法律制度来保证其实施，这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措施，这一成功经验，也完全适用于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并且，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基本性宏观调控立法还处于空白。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从而也使得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制度难以建立，也就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尽快制订宏观调控基本法是极其必要的。但在没有基本法的前提下，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也应积极探讨制订相关的法律性文件，予以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实行联席会议制度，自2004年以来，环渤海经济合作联席会议通过了《廊坊共识》、《北京倡议》、《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即《廊坊框架》），以及《中国北方环渤海11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信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等专门性文件。这些文件就其性质来看，都是政府间的协议，属于行政契约，而不是法律性文件；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一些原则性规定，以及各省市政府间一种意向或共识，对于经济合作协调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并不多，且缺乏相应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文件相关的解释、合作争议的解决、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这种缺乏法律强制机制和实施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具有稳定性，也就无法起到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环渤海区域政府应当积极探索，本着合作的精神与共同发展的目的，达成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区域性法律规范文件，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环渤海区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四、建立并完善环渤海区域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促进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一个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区域层次乃至全国层次的健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其内在要求是确保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上上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规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要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各省市政府应当制订适合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制度和政策，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环渤海区域各省市政府要从区域大局出发，修改、制订或逐步取消妨碍区域市场一体化形成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资金扶持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政策上力争统一协调，保证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同等待遇；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环渤海地区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投资，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地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扶持和重视私有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经济，增加环渤海经济圈的竞争力。

注释：

①2010-2015年环渤海经济区产业投资环境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

②王昊.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路[J].新视野,2009,4.

③周立群,舒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建议[J].珠江经济,2008(7).

④赵颖.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法律机制的构建[J].河北法学,2009,9.

参考文献：

[1]周立群,舒萍.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建议[J].珠江经济,2008,7.

[2]王震,李宜良.环渤海区域经济促进政策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4.

[3]王昊.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路[J].新视野,2009,4.

[4]孙虎军.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与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对接思路初探[J].宏观经济研究,2007,3.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5

〔关键词〕东亚； 发展型国家； 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 国家形态

二战结束后，东亚的日本及新独立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挤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成就斐然，在制度建设上亦具有特色。当然，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路绝非平坦，在发展的进程中充满了挑战，有时候甚至是遭遇挫折。从 20 世纪90 年初开始，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失去的二十年”弥漫日本社会；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相继袭击新加坡、韩国，虽然受打击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迫使两国进行调整。笔者以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不但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而且也是检阅与丰富制度建设理论的机会。

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国家形态

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研究国家转型时提出了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依附型国家、发展型国家、自主型国家和工具型国家等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形态，而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的。具体来说，国家形态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 治理结构) ，以及由此政治形态而产生的政治过程和治理绩效。〔1〕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典型的发展型国家。〔2〕根据查默斯·约翰逊对日本经验的总结，发展型国家的构成要素有： 第一，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大、薪金不高，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队伍，其职责是识别和选择需要发展的产业( 产业结构政策) 、促使选定产业迅速发展的最佳方案( 产业合理化政策) 、在指定的战略部门中监督竞争以确保在经济上的正常运行和效率。第二，具有一种官僚队伍拥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即政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得超越“保险阀”的功能。第三，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国家必须注意保持竞争，但竞争的程度不超过经济优先的目标。第四，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3〕阿图尔·科利从三个维度概括了发展型国家： 第一，在国家结构的变迁上，具有清晰变迁议程的中央权威的建立； 权威的非人格化； 经由纪律严明的官僚的建立，国家权威自上而下的渗透到社会之中。第二，国家首次建立了许多经济机构，而且提高了国家指导经济的能力。第三，国家和社会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 在农村和城市，国家与有产阶级建立了联盟，一方面，国家欲求并成功地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增长，有产集团得到了足以保证持续盈利的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采取成功的压制劳工的策略控制农民和工人。〔4〕

结合约翰逊和科利等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发展型国家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出现，是这些国家在国家治理上的重大转型。一是治理权威的确立。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存在树立以发展导向的中央权威问题。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国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要解决的是更新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改革，完成了这一任务。对韩国和新加坡而言，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或者最高国家权威，改变过去国家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变迁等问题上无所作为，或能力低下的状态，使国家拥有调控社会势力、将自己的意志渗透进社会之中的能力。二是在治理体制上，限制、弱化立法、司法机关的作用，突出行政机关在发展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设立新的经济机构，作为国家落实经济发展议程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建立纪律严明的、精干的官僚队伍，保证其不受党派政治的左右，使其能够根据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提出并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 国家与城乡有产集团结盟，国家支持有产集团发展经济的活动，有产集团则对国家压制工人和农民的行为予以支持。三是在治理的内容上，国家将发展经济视为第一目标、第一任务，其他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发展经济展开。

要理解东亚发展型国家形成后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建设的过程之中去考察。对于东亚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美国学者康明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东北亚融合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建设”的意涵是，首先是国家的出现，伴随而来是自觉不自觉的建立工业、大商业的尝试( 比如韩国财阀就是国家扶持的特权) ，随后而且只有此时才会产生“社会”，即适于当代“现代性”想象所要求的群体。〔5〕康明斯所说的“国家”，是指能够推动发展的一整套国家组织及其权威，即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这一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首先是建立以满足发展“工业、大商业”即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经济指挥机构、管理机关，同时建立若干连接政府与企业的制度，协调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的发展与实现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保证发挥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在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安排上，突出行政机关的地位，抑制或弱化立法、司法机关的功能，将立法、司机关法的作用限定在保障行政机关在“安全阀”内活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个基础建立在工业发展之上的“社会”诞生。新社会的出现，要求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逐步由偏重于指导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发展、政治建设。当经济成长到无论是经济的总体水平还是产业的技术水平都靠近欧美国家的时候，东亚发展型国家面临着国家治理上的又一次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

所谓平衡型国家，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国家的作用与社会的作用实现了均衡，国家的力量与社会( 包括企业、个人) 的力量平衡推动发展。“英美的社会主导模式已经走向了社会与国家的平衡，法国—德国的官僚体制主导也走向了国家与社会的平衡。”〔6〕转向平衡型国家，东亚国家在制度上需要进行新的建设。第一，在治理权威上，中央权威有赖于为企业、社会，也包括为政府自身运行提供有效的制度及环境，而不是直接介入企业、社会的活动中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发展型国家是通过国家力量渗透进社会，对社会进行改组或改造而确立起中央权威，又通过行政机关及官僚为国家设定发展目标，确定发展议程维护中央权威的。向平衡型国家过渡，必须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长期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中央权威。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承认伴随工业化而诞生的新社会，并调整与新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这一社会的发展，国家需要放松那些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规则，甚至予以废除，同时在更高的起点上构建新的制度、规则。国家的权威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创建新制度、规则以及执行、维护这些制度、规则的能力。这样，法治自然会被推到制度建设的最重要位置上。第二，在治理体制上，形成能平衡国家与社会及国家组织内部各部分的体制。随着工业化而生成的新社会的成长，表达诉求是很自然的事情，国家必须在制度上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开通表达要求的通道，以便将它们的诉求纳入国家制度之中，使制度发挥整合新社会势力的功能。作为公民表达其诉求最根本的制度———代议机关或立法机关必然要凸显其作用。随着立法机关功能的增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立法机关不再满足于扮演“安全阀”的角色，而是以民众的支持为基础，以维护民众的利益和平衡民众( 社会) 与国家( 行政机关) 为目标。为此，立法机关必须将有关国家事务的重大决定权掌握在手中，不再像以往那样对行政机关提出的决策案只是在形式上加以通过，而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或给予修改通过，或予以否决。与此同时，司法机关的作用也相应加强了。这样，在中央一级，以突出行政机关引领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为立法、行政、司法相对平衡的结构所代替。在地方层面上，中央政府开始将权力下放，推行地方自治，从而使原来的中央—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三，在治理内容上，维护公民权利，进行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成为重要的内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家直接介入经济过程，依靠一系列的制度将资源强制集中起来，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把资源分配给那些它认为最有希望、最有能力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产业、企业。换句话说，发展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转向平衡型国家，就必须改变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继续推动经济的增长，纠正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结构失衡问题，保证社会各阶层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国家要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建立保证企业能自由进入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使经济的增长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化解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 推进政经分离，从根源上防治腐败。

二、发展型国家阶段的制度建设

日本战后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改变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型国家的实质，甚至变得更为牢固，〔7〕韩国和新加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分别成为发展型国家。在发展型国家，经济发展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围绕发展经济，这些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首先，在中央权力结构上，实行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为了保证经济决策能够得到迅速贯彻、执行，东亚发展型国家建立起迥异于欧美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力结构。从宪法的规定上看，国会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切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国会的审议通过。但正如约翰逊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国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真正办事的国会”，即不是“一个通过不断参与行政部门的工作而实施监督的国会”。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在别处完成，国会只是批准这些工作方案。〔8〕它表明，国会并不具有对政府经济决策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履行使政府经济决策合法性的手续而已。日本形成强政府、弱议会的局面，还在于自 1955 年起，自民党在国会中长期占有多数席位，政府为自民党控制。韩国进入发展型国家阶段后实行典型的强政府、弱议会体制。在朴正熙统治时期，为了保证经济政策得到有效而又迅速的执行，采取了限制国会的会期，剥夺国会的国情监督权和国情调查权，修改国会议员的产生办法从而保持执政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等方式。结果，国会沦落为“行政部的侍女”和“通法部”，丧失了作为宪法机关的地位，变成了“举手机”。国会的职能仅局限于，对由于政府主导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责难和冲突，在政治圈内进行缓和与稀释。〔9〕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利用内部安全法打击竞争对手社会主义阵线。1965 年 12 月，社会主义阵线 13 名议员被迫退出国会。第二年，其中的 11名议员正式辞去职务。〔10〕经过打压，人民行动党确立了在国会中的绝对优势。随着人民行动党“霸权”地位的形成，国会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议员实际上不能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国会无法对政府构成真正的监督，强政府、弱议会的特征突出。东亚这几个发展型国家，采用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不仅是因为政府能快速对经济问题作出决策和执行，而且还在于，经济起飞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迅速壮大经济实力，即发展经济而不是分配经济成果。议会作为公民的代议机构，它的基本功能是利益表达，或分配经济发展成果。显然，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更适合这些国家这一时期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建立经济决策权力集中的国家机关，主导经济的发展。根据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内阁应当是日本经济决策的最高机关，但实际上通产省、大藏省才是主导经济发展的指挥机构，尤其是通产省，通过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那些国家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韩国，朴正熙于 1961 年设立了经济政策核心机构———经济企划院，由一名副总理任企划院长官，负责制定国家经济开发计划。与此同时，朴正熙在总统府设立秘书室，在指导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亚于经济企划院，有“青瓦台小内阁”、“政府之上的政府”之称。〔11〕在宪政体制上，内阁决定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但扮演核心经济制度角色的是经济发展局( 1961 年成立) 。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12〕该局在确定先驱产业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东亚发展型国家建立权力集中的经济决策机关主导经济的发展，是基于这一基本的事实，即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处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为了缩小差距，甚至赶上欧美国家，有必要由国家来规划经济追赶的目标、步骤、方案及采取相应的措施。显而易见，由国家出面作出部署，比起企业的“无序”竞争来说，更有利于推动国家经济基本结构的形成和产业的升级。这样，经济决策机关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就极为重要。东亚发展型国家采用的做法是，将国家的资源首先用来满足经济决策机关的需要，因而经济决策机关云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在日本，通产省、大藏省官员主要来自东京大学等名校。在韩国，进入经济企划院的优秀技术官员在发达国家接受教育，具有从事制定经济政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良好的教育使身居经济决策机关的官僚们具备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

再次，成立官方和民间人士参与的协调机构，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在日本，政府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审议会”。审议会隶属于首相办公室或政府各部，其成员由大臣挑选的各界专家组成，负责调查和审议政府提出的政策和立法提案。审议会的作用巨大，在审议后，国会能做的也只是盖个图章而已。〔13〕从实际效果看，民间人士参与审议会保障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把民间发展经济的具体要求带进政府中，形成官方民间合作推进经济发展的格局。在韩国，设立了经济科学审议会议、政府政策评价委员会、长期资源对策委员会、重化学工业促进委员会等机构，由总理统管。同时，形成总统主持的各种会议制度。如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季度审查分析报告会议、月度经济动向报告会议。这里以经济科学审议会议和出口振兴扩大会议的构成略作分析。经济科学审议会议由常任和非常任委员共 37 人组成，其中 15 人是经济和科技部门的教授，14 人是前任长官或高级官员，8 人是财政金融界人士。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在 1962 年是由 8 个部门长官、两个主要经济团体负责人和另两人组成。1965 年扩大到 25 人。1977 年出席者范围再次扩大，出口企业代表参加。〔14〕从成员的构成看，涵盖了经济、科技和商界的代表，反映了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推进经济发展的努力。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呈现出“融合性”的特点，而这种融合性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过国家建立由官方与民间代表组成各种审议会、委员会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展现的。

最后，国家直接掌握一定的资本，保证资源的分配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达成。“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经济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政府依靠金融和货币手段，引导和控制私有企业活动”。〔15〕作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进入起飞时都面临资本相对稀缺的问题，〔16〕一旦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家再好的发展计划也无法实现。因此，将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成为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战后日本对金融的控制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金融规制体制。主要内容有： 银行与证劵市场分离、长短期银行业务及普通银行与信托银行业务分离、设立专门的外汇银行管理外汇、严格控制存贷款利率及市场准入和金融机构的活动范围。二是建立财政投融资体制。支撑这一制度主要是大藏省存款部( 后改为资金运用部) 、日本输出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等。〔17〕韩国在 1961年军事政变后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私有银行，政府没收用非法收敛资金购买的银行股份，限制银行大股东的投票权； 同时新设立或改组开发银行、中小企业银行、国民银行、外汇银行、信托银行、住宅银行等，形成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动员体系，确保资本投向国家希望的产业。

三、转向平衡型国家阶段的制度建设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面临着新的转型。在转向平衡型国家的过程中，东亚国家正在或应该进行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形成与工业化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即议会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相对平衡。伴随工业化而诞生的新社会，必然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且，这种诉求需要有稳定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显然，以往那种弱化议会与地方政府功能的制度安排和做法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在中央一级，就是要提升议会的地位，使之能够承担起整合社会各种利益、平衡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功能，而不再是政府政策的通过器。因此，必须调整议会与政府( 行政机关) 之间的权力配置，将中央政府内的一些权力从行政机关转移到议会，具体表现为议会立法功能的强化和对行政机关的牵制能力增强，实现议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某种平衡。作这样调整，是因为“在大众参与型分权体制中，多种异议来自市场，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应通过集体决策机构———议会最终得到解决”。〔19〕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实现中央与地方合理的分权，使地方政府能及时满足社会提出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韩国、新加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努力，推进形成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改革。

第二，构建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新关系。官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功劳巨大，政治家依靠他们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出台并执行各种经济政策，而政治家本身则“不参与政策的立案过程”。〔20〕官僚以才干和行动为自己赢得了推动国家发展火车头的美誉。〔21〕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形成了官僚拟定政策草案，政治家负责保证其在议会通过的关系格局。但是，当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接近欧美国家或者说基本完成追赶欧美国家的任务时，官僚们便不再享有往日的荣光，成功主导经济发展的光环消失了。以前，正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上与欧美国家存在着的巨大差距，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比较认清国家努力的方向，从而为国家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赶超战略。而今，当东亚国家站在新的起点上，几乎是与欧美国家在同一条线上向前迈进时，官僚们仍对企业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干预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官僚由经济发展的规划者、推动者变为阻碍者。究其根源，在东亚发展型国家跨越赶超阶段之后，国家需要的不是官僚们的“聪明睿智”，而是市场的竞争，官僚们的“聪明睿智”往往阻碍着市场竞争。因此，在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工业化社会成长起来，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原有的关系模式需要重新构建。政治家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在官僚提出政策方案后提交议会辩论、表决，而是必须根据社会的要求形成政策，即具备提出政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家提出政策，官僚负责执行的新模式。这就要求强化两方面的组织建设。一是政党。政党的主要作用由原来保障官僚们提出的政策议案在议会中获得通过，转向独立形成政策并争取在议会中得到通过。这需要加强政党有关政策形成能力方面的制度建设。二是议会。在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中，议会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政党提出的政策都要经过议会的同意，议会的立法功能、牵制政府能力的强化实际上是建立在政党不依赖官僚独立形成政策的基础上的。这就要求议会建立相应的组织，健全相关的制度。政党正是依赖议会的这些制度和自身的组织系统达到独自提出政策这一目的的。

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东亚发展型国家是在经济起飞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属于格申克龙所称发挥国家独特作用的时期。〔22〕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社会中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投向国家选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的快速成长和国家经济总量的提高。这种大量的资源由国家来配置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它是以国家落后并且能够从欧美国家大量引进技术，建立和扩大本国产业为前提的。当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产业水平接近欧美国家时，与欧美国家发生激烈的竞争无法避免，这种主要靠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道路便难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本国的企业在发展中成长起来，它们要求按照市场规则自主投资，而不是由政府来为它们作决定。正如池田信夫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日本开发主义体系就日渐保守、僵化，市场中的规制过多，阻碍了市场的发展。〔23〕因此，围绕保障企业自主决定权推进改革，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成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选择。具体说来，改革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应按照自由化、解除管制、重新建立管制的思路进行管制改革。〔24〕自由化就是放松管制，在条件尚不具备而政府的规则又不能废除时，放松对企业的管制，给企业宽松的发展空间； 解除管制是指政府的管制措施已经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必须予以废除； 重新建立管制是指在新的基础上，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外部的制度保障，即政府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活动过程，而是为企业提供公正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的竞争，促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二是将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控制的大部分资源公平合理地转移到私人企业手中。国家直接控制并配置大量的资源本属于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即本国的私人企业弱小、无力担当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重任的无奈之举，一旦本国的私人企业成长起来，政府就应当逐步将手中掌握的部分资源返还给私人企业。所谓“公平”，就是政府转让资源时把促进市场竞争放在第一位，勿使个别企业形成垄断地位。而“合理”则意味着政府应遵循市场规则，使转移出去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

第四，真正实现市场要求的法治。东亚发展型国家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实际上是官僚主导国家的发展政策。结果，有关限制政府集中、分配资源权力的法律不可能提出，即使偶然在议会中获得通过也很难执行。池田信夫认为，日本官僚擅长“将法律偷梁换柱改成政令，葬送改革的成果，让通过的法案成为实际的废案”。他忧心忡忡指出，现在日本好像已然是法治国家了，但只要还有这些官僚存在，接下来的 50 年，法律还是会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而我们也将仍处在“官治国家”的格局之下。〔25〕东亚发展型国家应遵循改变国家作用的方式，政府将属于市场的权力归还给企业，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这一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制定或修改法律，将政府的作用从直接配置大量资源转移到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上来。唯有如此，法治才能真正实现。

四、结 论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兴起及向平衡型国家的转变为我们考察制度建设提供了全景式的图景，而工业化、市场、国家( 政府) 是图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化必须依靠市场来实现，但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经济起飞或发展的初级阶段，东亚发展型国家鉴于与欧美国家的巨大差距，在承认、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突出国家动员资源、引导发展的能力，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国家因此强烈渗透进社会之中。制度建设围绕国家如何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集中资源、配置资源，加速工业化展开，国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市场，强政府，官僚主导发展的地位势属必然。然而，当东亚发展型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企业、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之后，整个国家需要依靠企业、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力量协同推动发展时，原来以突出国家作用为特色的那些制度就变成了发展的桎梏。东亚发展型国家需要进行转型，转向平衡型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在发展中作用的方式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要实现平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实践表明，从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径依赖阻碍着转型的实现。但是，发展型国家毕竟不是常态的国家，而是体质不健壮的政治经济体，在更高的起点上是无法与欧美国家进行长期竞争的。要想获得与欧美国家比肩的资格，就必须果断地舍弃已经阻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和社会的自主性、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建构适应国家新阶段发展要求的制度。

注释：

〔1〕〔6〕杨光斌： 《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第 150，245、242 页。

〔2〕本文所说东亚发展型国家，是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从国家形态看，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除非有特别说明，文中涉及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或东亚国家，均指这几个国家。

〔3〕〔7〕〔8〕〔13〕〔美〕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 1925 － 1975)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 351 －356、38 －39、53、51 页。

〔4〕〔5〕〔美〕禹贞恩： 《发展型国家》，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第 154、107 页。

〔9〕〔19〕〔21〕〔韩〕郑德龟： 《超越增长与分配———韩国经济的未来设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0、254、250 页。

〔10〕T． J． Belle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 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1970，pp． 96 － 97．

〔11〕〔14〕〔18〕〔韩〕赵利济： 《韩国现代化 奇迹的过程》，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9、72 －75、77 － 79 页。

〔12〕〔美〕斯蒂芬·哈格德： 《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 122 页。

〔15〕〔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 《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64 页。

〔16〕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7 页。

〔17〕崔岩： 《日本的经济赶超———历史进程、结构转变与制度演进分析》，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第 169 － 171，173 页。

〔20〕〔23〕〔25〕〔日〕池田信夫： 《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第 77、76、78 －79 页。

〔22〕〔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8 －36 页。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6

为期一天半的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经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已经圆满完成了大会预定的各项议程，就要胜利落下帷幕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也是一次凝聚力量、振奋精神、加快发展的大会。会议开出了新的思想境界，开出了好的精神状态，开出了求真务实的发展氛围。下面，我就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讲两点意见。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会议精神

县委十届四次全会，是在我县实现“十一五”规划良好开局，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的基础上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大家认真听取和审议了余书记代表县委常委会所作的题为《立足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为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建设进程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大家畅所欲言，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切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想法和建议。

这次会议集中体现了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是准备充分，有条不紊。会务组精心组织筹备，会前专门就会议主题报告的起草、撰写、修改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未成稿之前，在全县各级各部门广泛征求了意见，并反复修改完善后经常委会议讨论通过，集中体现了全县广大干部职工的智慧，是一份集中民意、反映民情，指导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会议期间，各项会务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与会同志严守会议纪律，气氛活跃但不失严肃性，讨论热烈而不失原则性，工作建议涵盖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二是主题鲜明，目标明确。这次全会确定的发展思路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县委常委会反复研究讨论后提出的，会议着重解决了在新的形势下我县经济社会怎么发展、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会议的主题十分鲜明，提出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十分明确，口号响亮，振奋人心，充分体现了县委对县情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顺应了县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进一步表明了县委加快发展的坚强决心。这对于全县上下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水平，增强发展后劲，加快推进和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县*年的主要工作，肯定了成绩，并客观地指出了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分析了对当前有利的发展环境。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必须按照县十次党代会确定的“123456”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立足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正确处理好“六个关系”，推进和谐*建设。报告工作重点突出，提出了围绕新农村建设目标，着力抓好农民增收；围绕工业强县目标，着力抓好增量扩张；围绕投资拉动，着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围绕建设特色城镇，着力抓好管理；围绕群众满意目标，着力抓好社会事业；围绕平安*创建，着力抓好社会政治稳定；围绕提高文明素质，着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围绕提高执行力，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这“六个关系”和“八个目标”为我们积极应对宏观调控新形势、破解制约发展新难题，走出一条符合我县实际的发展新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和积极有效的办法。

四是振奋人心，干劲倍增。这次全会着力解决了大家思想认识上的不足，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我县*年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坚定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大家一定要抓住当前的大好机遇，真抓实干，奋力开拓，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全会提出的各项经济指标和工作目标，努力推进和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二、突出重点，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这次会议是在我县实现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取得“十一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会议精神，结合乡镇、部门工作实际，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本次会议精神上来，统一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的要求上来，统一到坚定不移地实现我县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上来，抓紧、抓好贯彻落实。

1、统一思想认识。要统一对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的认识，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统领工作全局。当前，无论是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还是切实解决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都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县情、深化认识，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步伐，推动经济社会走出一条速度快、结构优、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建设目标及早实现。

2、迅速学习传达贯彻落实。这次全会重点指出要正确处理好六个关系，明确了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当务之急就是要抓好学习传达和贯彻落实。全县各级各部门必须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县委十届四次全会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省第八次党代会和市第二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召开会议，层层传达，营造氛围，掀起高潮，抓好落实。一是要切实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学习、教育和管理，通过班子会、职工会、支部会、党员大会等形式，认真学习余书记的《报告》，将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到每个干部职工、每一个党员。二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结合本单位、本辖区的实际，及早确定好今年的发展思路，制订好工作目标和措施，为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3、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县政府将对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分解细化，落实相关单位、部门和乡镇的责任，并切实加大重点督查督办力度。各乡镇、各部门要把全会提出的总体要求、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工作重点等具体落实到本单位、本辖区的工作中去，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管理体系，把工作责任与权利落实到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全县上下形成“众志成城谋发展，齐心协力抓建设”的良好氛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县委办要对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认真分解立项督查，各级各部门务必于*年1月30日前将学习贯彻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的情况书面报县委办督查室。

4、扎实抓好当前六项工作。今年是我县全面推进实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抓好年末岁首的工作，夯实工作基础，对于顺利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坚持把以人为本、全面落实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相结合，充分整合资源优势，继续承接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全力以赴抓重点、攻难点、促效益，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开门红”。

一要扎实抓好工业经济。要牢固树立无工不富的思想，适应新形势，抓住新机遇，为工业企业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各有关部门要围绕工业企业在生产用电、土地征用、移民安置、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的困难，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对利税大户和规模以上的重点骨干企业，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调度和协调，从关键环节和企业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着手，尽可能帮助协调解决突出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巩固、完善、提高、扩大生产规模，搞活企业运行机制，让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扎住根、有发展，确保企业与政府顺利实现“双赢”目标。

二要扎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要切实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坚持用工业的理念来谋划农业，落实好政策扶持、资金筹集、组织协调和科技服务等关键要素，抓好冬春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和秋冬粮食生产，及早安排部署春耕备耕，搞好以烤烟、畜牧、蚕桑、蔗糖、返季蔬菜为主的农业支柱产业“第一车间”的各项工作，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努力解决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三要扎实抓好招商引资工作。近年来，我县不断与外来大企业、大财团签订了一大批投资合同和协议，为我县财税建设输入了鲜活的血液。当前重点要抓好项目的履约率、资金到位率和实施率。对已签约项目，要安排专门力量，进行跟踪抓落实；对在谈项目，要继续开展工作，争取能够签约；对在建项目，要全方位落实好优质服务。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抓紧与上级部门的衔接，争取我县有更多的项目挤进国家、省、市重点项目建设的“大盘子”。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向外灵活推介项目，加强联络，融洽感情，招商引资，跑项争资。

四要扎实抓好人口与计生工作。各乡镇要充分利用外出计生对象将在春节前大量返乡的黄金机遇，加强力量，坚持经常性工作与集中突击相结合，进一步下死决心、花大力气扎实抓好“一放二扎”措施的落实，力争不留死角、应术尽术；计生主管部门要认真抓好计生医疗服务工作，协助、指导乡镇抓好“两帐”建设；政法综治部门要充分发挥好保驾护航的作用。通过齐抓共管，务必按时完成半年考核任务。

五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安全重于泰山”的责任意识，认真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广泛开展安全教育，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效益、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做到先安全后生产、先安全后取利，不放过任何一起安全隐患的排除，不放过任何一件安全事故的查处，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事故责任的追究，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各项措施。时值年关，“春运”即将开始，要重点抓好以道路交通安全、食品卫生、烟花爆竹禁放为主的专项整治，坚决预防和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六要搞好春节慰问活动。春节即将来临，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送到困难职工、困难群众、离休干部、特困退休干部和贫困老党员的心中。民政部门要尽快拿出慰问方案，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各乡镇和各部门要按照县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广泛开展访贫问苦和送温暖活动，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确保全县人民过上一个文明、祥和、欢乐、喜庆的春节。

同志们，学习贯彻落实好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既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平安*、和谐*、活力*的需要。全县各级党组织、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用县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完成今年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7

一、建议稿起草背景和过程

党的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央规划建议，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擘画未来发展蓝图，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为谋划我省“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制定和实施好我省“十四五”规划，事关治蜀兴川全局，事关长远发展大计。为此，省委决定召开十一届八次全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审议我省“十四五”规划建议，对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进行系统部署。今年8月，省委成立全会文件起草组，由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副组长，罗文、王一宏同志具体负责，38个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在省委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8月31日，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建议稿起草工作。

建议稿的起草，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注重统筹谋划推进。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会议、财经委会议、深改委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等会议，跟进学习中央有关重要会议精神，深入贯彻关于“十四五”规划编制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注重思想引领，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穿文件起草全过程；加强统筹谋划，同步推进规划建议、规划纲要、空间规划、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确保规划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集中力量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对省情实际和未来发展进行再认识再审视，省领导牵头重大问题研究，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广泛开展协商议政，各民主党派积极建言献策，省直有关部门分领域形成系列课题研究成果，为起草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的积极性，是建议稿起草的重要特点。省委先后召开4场专题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企业家、中央驻川单位、基层干部群众等方面意见建议。依托互联网、新媒体开设专栏，收到社会公众留言6000余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450余条建议并及时研究转化。这是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起草过程中，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精神，着重对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多次召开文件起草组会议反复讨论修改，并认真听取了省级有关领导同志意见。11月13日，建议稿印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并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从各方面反馈情况看，大家普遍认为，“十三五”时期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四川的战略位势更加凸显、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政策支撑更加有力，未来发展大有可为。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制定规划建议，对四川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总体谋划和系统部署，推出一系列具有支撑性引领性带动性的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改革，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奠定坚实基础。相信建议稿经本次全会审议通过后，将转化成为贯彻落实党的五中全会精神的四川行动，成为指导和推动我省“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同时，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在加强科技创新方面，建议更加重视原创性基础研究，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平台，推进科技赋能、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着力把四川科教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建议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壮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力量。在调动各方积极性方面，建议充分发挥中央驻川单位作用，更加重视集聚各类人才，推动更多资源要素汇聚四川。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建议更加注重公共服务补短板提质量，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更好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等等。

对这些意见建议，文件起草组逐条研究，有的直接采纳，有的整合转化，做到能吸收的尽量吸收，对建议稿增写、改写、精简文字410处，覆盖有关意见建议626条。一些具体事项留待编制规划纲要和各专项规划时统筹研究，工作层面的意见建议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经省委常委会两次召开会议审议，形成了提交这次全会审议的建议稿。

二、建议稿的主要考虑和基本框架

建议稿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把贯彻落实党的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鲜明主线贯穿和统领全篇，全面对标对表中央规划建议，紧密结合省情实际，明确四川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着力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四川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宝贵发展机遇。党的五中全会首次将其写入中央规划建议，对四川发展具有引领性和标志性意义。今后五年，是四川抢抓国家重大战略机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的关键时期。建议稿按照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极两中心两地”的战略目标来铺排基本框架，依据新发展理念内在逻辑来组织相关内容，统揽我省“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布局和各领域重大部署。这有利于指导各地、各部门抓住未来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寻求突破，加快把国家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动能，是这次规划建议的一大特色。

建议稿起草过程中，注重把握了以下原则。一是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考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的总体目标和“十四五”时期重点任务，明确破解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弱项的重大举措。二是整体谋划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既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出强调。三是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相结合，坚持“十三五”时期行之有效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提出新思路新举措。四是战略引领和落地落实相结合，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下，突出规划建议的方向性、战略性和指导性，强化重点任务部署和重大项目支撑，提升规划建议的操作性。

建议稿共8个部分、33条，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总论，即第一部分，主要是总结“十三五”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分析国内外环境和阶段性特征，明确“十四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要求。第二板块为分论，包括第二至第六部分，阐述了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重要经济中心、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创造高品质生活等重点任务。第三板块为保障，包括第七、第八部分及结束语，主要阐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等内容。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重点问题

建议稿围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路、重大部署、重大举措。这里，就几个重点问题作简要说明。

第一，关于“十四五”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党中央把五年发展规划和十五年远景目标一同谋划，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原则。建议稿全面贯彻中央精神，锚定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统筹短期和长期，从6个方面提出了“十四五”发展主要目标。考虑到省委的建议主要是管大方向的，并且未来一个时期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对有关目标采取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以利于引导各方面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编制规划纲要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研究提出一些较为具体的量化目标。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时代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四川发展趋势和历史方位，建议稿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四个高于全国”的相对目标，即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幅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幅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发展目标，既蕴含速度要求、也彰显质量取向，既强调培育发展新动能、也回应群众新期待，兼顾了现实需要和发展可能。从现实需要看，四川是经济和人口大省，必须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勇担使命、作出贡献；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自我加压、稳中求进；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列但人均水平不高，科教资源丰富但创新能力不强，民生持续改善但服务供给不足，必须保持适当高于全国的增速、努力实现赶超跨越。从发展可能看，“时”与“势”对四川总体有利。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正逐步缩小，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四川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期，市场腹地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十三五”前四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分别高于全国0.5和0.6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升幅度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于全国0.36个百分点，但提升幅度略高于全国。面向未来，国家重大战略在四川交汇叠加，新发展阶段支撑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更加凸显，实现这些目标是有基础、有条件、有可能的。

第二，关于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找准四川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和融入路径，事关全省发展大局，各方对此高度关注。四川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是我国西向南向开放门户，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六位，户籍人口近9100万，常住人口8300余万，市场主体超过680万户，科技实力居全国前列，产业门类较为完备，具有扩大内需的市场腹地、协同开放的区位优势、成链集群的产业基础，有责任有条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党中央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四川在全局中的战略位势。建议稿提出，四川要厚植支撑国内大循环的经济腹地优势，提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门户枢纽功能，强化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撑引领作用，积极探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需要强调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重点要找准自身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在融入上下功夫、做文章。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它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深化改革开放是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四川融入新发展格局，要多推创造型、引领型、市场化改革，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多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基于此，建议稿提出，全面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并对深化经济领域重点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作出部署。

第三，关于深化拓展“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部署。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以来，主干引领带动、多支竞相发展、干支协同联动的局面加快形成，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实践证明，“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符合新发展理念，切合四川实际，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下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予我们新的重要使命，有必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和更大空间尺度进一步审视全省区域经济布局，深化拓展“一干多支”发展战略。

建议稿重点从3个方面进行了深化拓展。在做强成都主干和极核功能方面，提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高质量建设“两区一城”，筑牢国际门户枢纽地位，推动城市内涵式、组团式发展，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能级和国际竞争力；加快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促进全省发展主干由成都拓展为成都都市圈；发展都市圈卫星城市，建设都市圈功能协作基地，促进成都平原经济区内圈同城化、全域一体化。作出这一部署，旨在提升成都发展能级、促进主干拓展、增强辐射带动。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方面，提出高起点规划建设省级新区，在环成都经济圈、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分别形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并明确了经济总量占比高、综合承载能力强、创新发展动能强、区域带动作用强“一高三强”的内在要求。作出这一部署，使培育全省经济副中心在空间区域和内涵要求上都更为明晰，蕴含着激励争先竞强、跳起摸高、竞相发展的导向。在促进区域协同方面，着眼更好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成渝地区分工协作，提出构建“一轴两翼三带”区域经济布局，即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强化成渝主轴支撑引领；加快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跨越发展，强化两翼带动；加快建设成德绵眉乐（雅）广攀经济带、成遂南达经济带和攀（乐）宜泸沿江经济带。针对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建议稿还提出，增强攀西经济区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能力，推进安宁河谷综合开发；提升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特色文化旅游功能，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发展。需要明确的是，省委十一届三次、七次全会对五大经济区和各市（州）的发展定位和功能定位，提出的深化川渝毗邻合作等重大举措，同这次全会深化拓展“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共同构成四川推动高质量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生产力布局，要一体推进实施好。

第四，关于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四川要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产业是核心支撑，创新是关键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我省培育核心竞争力、塑造发展新优势带来了重大机遇。我省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工业化率尚未达到全国峰值就开始下降，制造业比重仅占23.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必须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足之本，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力，以数字经济为重要引擎，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建议稿提出，着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承载能力，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并对完善“5+1”现代工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加快建设“4+6”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加快建设“10+3”现代农业体系、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等作出部署。

数字经济是未来发展制高点，具有强渗透性和高融合性，能够有效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已成为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核心力量。发展数字经济，主要比拼的是人才、技术、创新和市场，全国各地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我省具备一定比较优势，有望在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换道超车”。塑造四川经济发展新优势，必须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时代，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转型升级全面赋能，催生发展新动能。建议稿提出，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加快建设网络强省、数字四川、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塑造四川经济发展新优势，必须依靠创新促进动能转换、质量提升。建议稿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围绕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出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高标准规划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高水平建设中国（绵阳）科技城，聚焦空天科技、生命科学、先进核能、电子信息等优势领域加快组建天府实验室，建好国家实验室四川基地，争创国家实验室；提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培育建强科技创新主体、改善科技创新生态等重大措施。作出这些部署，就是为了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第五，关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五中全会首次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具有鲜明的民生导向，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不仅期盼物质富足，而且向往精神富有，关注的领域更广、品质要求更高。因此，建议稿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事关人民福祉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一老一小”、生态环境保护等进行了重点安排，积极回应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安全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实现安全发展，是四川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必须守住的重要底线。建议稿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四川和平安四川。提出这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就是为了使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相得益彰，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篇8

关键词: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向世贸组织报告的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93个?其中,在关贸总协定近50年历程中,共有124个自由贸易区(FTA);而1995年WTO成立后,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就达169个?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之一的东亚地区,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如何,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可行性,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未来应选择何种发展途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目前,东亚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正向着金融货币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两个方向展开?现实地看,东亚国家已经或者计划签订的贸易协议大部分是自由贸易区协议?如中国已经与东盟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之前与东盟发达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之前与东盟不发达成员国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韩同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中?韩国与日本的协定也已经在讨论中,并且双方同意于2005年底完成协议?另外,还有区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逐渐加入到双边或者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见下表)?相比之下,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速度却是迟缓的,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因素太多?因此,一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循序渐进?

    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全球化以及应对来自其他区域集团的压力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外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兴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区经济集团已成为一大趋势,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已蔚然成风,不仅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经济集团,拉美洲也在大搞自由贸易区,东亚却迟迟未能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使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一个有形的实际载体而缺乏实在感?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北美自由区向美洲自由贸易区扩展,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对于大多数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出口ICT产品依赖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东亚地区迫切需要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增强其整体实力来与迅猛发展的欧美特别是美洲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

    2.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APEC?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受挫促使了内在需求的提升?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亚国家,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损失,日本更是从那次危机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至今经济仍不见起色?而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APEC,所奉行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对于成员国没有约束性,加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在贸易自由化速度?范围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等因素上造成的差异,都使得APEC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困难重重,至今效果仍不显着?

    WTO虽长期致力于推进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发展,但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有着各自利益的一百几十个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92年12月举行的“千年回合”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多哈会议上各国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及WTO中仍是少数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得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仍是一场十分艰难的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