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范文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1

目的总结过去、分析形势、展望未来、推进发展。这次市委扩大会议是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

既肯定了成绩，这次会议是推动解放思想的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也指出了存在问题，既展望了未来，又提出了发展措施，符合客观实际。会议不仅自己与自己比，而且与周边地市比，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催人奋进。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情绪，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努力破解发展中的难题，这次会议是鼓励开拓创新的会议。会议要求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当年，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条件异常艰苦，同志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不仅赢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经济建设和苏区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赞誉它为“式”革命根据地，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苏维埃模范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同样需要我不断开拓、不断创新，才能破解发展难题，才能全面正确地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发展过程中要坚持科学地处理各种关系，这次会议是坚持科学发展的会议。努力达到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既追求增长速度，更注重增长效益；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更注重全社会协调发展；既追求生产力的提高，更注重环境保护，建设绿色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次会议是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会议。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

包括政协工作都提出了更实、更新的要求，这次会议对做好今后的各项工作。所以必须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为此，政协机关要在近段时间，集中时间认真组织学习，各位主席、党组成员要带头学，县级领导要自觉学，办公室、专委会要组织学，务必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切实把握六个基本要求：

1切实把握学习精神的基本要求

党史研究长期探索的结果，爱国、创造、清贫、奉献是精神的实质。对精神的八个字”概括。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公认。精神对我当前的各项工作都有现实指导意义，会议要求我学习精神，就是要全面学习和把握这四个方面。

2切实把握“一个枢纽、四个基地”基本要求

提升区位优势，一个枢纽”就是要把建设成为赣浙闽皖交界区域综合交通枢纽。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提升开放水平。

为建成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四个基地”就是要把打造成产业承接基地、优质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旅游休闲基地和商贸物流集散基地。

报告的主体部分，市委蔡书记报告中提出的以上要求。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的连续性，对相当长时间发展的战略思考。报告还就实现以上目标提出了四个具体“抓手”部署了具体措施。这些都是市政协为市委、市政府当好决策参谋所要把握的重要内容。

3切实把握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基本要求

既是贯彻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的要求，会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也是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会议强调中心城区的建设，要求在城市发展理念上要坚持贴近时代、贴近市情、贴近市民，让老百姓有家园感、归属感、幸福感；要按照“控制老城区、做热开发区、做靓三江区、做旺中心区、连接城东区”总体要求进行空间布局，都为中心城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搞好决策参谋服务所要把握好的又一重要内容。

4切实把握努力改善民生的基本要求

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保证中央、省、市各项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实处。上半年市政协很好地完成了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议对继续解决重要的民生问题做了具体的部署。推动科学发展”调研任务；下半年，要着重就“关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开展调研。调研过程中，一定要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精神，根据省、市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筛选出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

5切实把握建设生态经济区的基本要求

省委、省政府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建设生态经济区。对的长远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今年4月份，省委、省政府提出这一战略初期，与省政协举办了环生态经济区论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赞誉。苏荣书记在报告上作出了批示，充分肯定了论坛取得的成果。之所以能这么快就策应省委、省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关键是去年就进行了有关《促进滨湖三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调研，为我第一时间里办好这个论坛奠定了基础。因此，调研一定要结合实际选好题，要有前瞻性。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建设生态经济区的调研力度，多出成果，为我市全面融入这个经济区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6切实把握对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

做到树正气、讲团结、重表率，要认真按照市委全会报告的要求。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政协党组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切实把市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到政协工作中去

作为政协组织来说，1以精神为指导做好政协工作。市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学习精神的要求。就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来抓好贯彻落实：第一，要始终以推进科学发展为政协工作的主线。第二，要始终把顾全大局、服务大局贯穿于政协工作全过程，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和重要决策履行政协三项职能。第三，要始终坚持开拓创新提高政协工作水平。这既是精神的体现，也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时代赋予的新任务，还是市二届政协成立以来的经验总结。第四，要始终发扬清贫廉洁、无私奉献的精神。政协组织虽然没有决策权和执行权，政协机关也是清水衙门”但按照政协章程的规定开展工作，仍然可以做到没有权力有活力”要学习同志的奉献精神，象那样把能为党工作当作最大的幸福。

2充分发挥政协优势推动市委决策的落实。

打造“一个枢纽、四个基地”和推进城镇化、改善民生、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组织好调研，一是集中民智的优势。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库、智囊团的作用。深入研究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认真了解和分析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积极探索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新措施、新办法，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多献良策。

很多来自基层，二是反映民意的优势。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和群众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能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所以，各级政协要加强社情民意的解反映工作，紧紧围绕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广泛搜集各种社情民意，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为市委、市政府正确决策提供多方面、多渠道的信息。当前，关键要加强信息员队伍建设，提高各级政协委员的信息意识，各专委会要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经常检查委员反映信息的情况，加强通报督促，广泛发动委员反映社情民意。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2

一、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

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不仅指严格意义上按照法定程序提出立法的议案，而且包括对地方立法的项目提出建议的机制。地方性法规的提出与立项是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工作，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对于整个地方立法工作至关重要。

从一个地方来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地方立法来保障和推进；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地方立法来规范和调节。因此，地方立法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紧紧围绕本行政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立法决策同改革、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地方立法，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需要用法规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为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现在，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快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促进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应当成为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主体就越趋多元化，利益关系变化就越大。原有的利益格局打破以后，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这些都需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我们在制定地方立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和安排地方性法规具体立项的时候，都要把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为原则。要由以往“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模式转变为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制定一个。凡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规，就要积极立项，加快起草制定，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发展中亟需用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应该采取“急用先立”的办法，及时立项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子在加快，在地方立法中，不仅要注重法规的规范保障作用，而且要发挥法规的导向功能。地方性法规的立项和制定，不能仅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矛盾进行规范和调节，而且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进行展望，对发展过程中即将或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进行预测，对发展市场经济中应兴应革的事情超前立法，积极引导。因此，要加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加强立法预测，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趋向，要有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预先考虑安排立法规划。

改进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要发挥好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继续发挥好政府及其部门在地方性法规提出机制中的作用。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肩负着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了解全面，尤其是经济综合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哪些方面需要及时运用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掌握更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更有针对性。要把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或议案作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调动他们这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其在这方面的责任感，强化政府这方面的职责。二是权力机关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在执法检查、调查视察等行使职权过程中涉及各方面工作的面比较宽，了解情况比较多，而且具有比较超脱、不受部门利益局限的优势，因而能够及时客观地提出立法的建议或者议案。要改变以往在地方立法中被动等待政府提出议案的局面，发挥权力机关主动提出立法议案的职能。三是发挥人大代表在地方立法提出机制中的作用。人大代表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第一线，与人民群众朝夕相处，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为关注，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最深，因而也最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好的立法建议。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建议和议案最主要的途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都能提出很多好的立法建议。如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建议，要把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地方立法的重点，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并建议就企业改制后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城市下岗事业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民生活保障、公共建设中被征地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问题，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都是改革和发展中需要及时通过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重要问题。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就要对人大代表关于立法的建议和议案，高度重视，认真采纳，积极实施。四是重视人民群众在地方立法中的意见和建议。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他们对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对于用地方立法来规范这些问题要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对于地方立法不乏真知灼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和立项时，要认真听取和采纳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要畅通这方面的渠道，广泛地听取民意、集中民智，通过人民意见征集、信访、走访座谈听取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于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特别要注意多听取弱势群体对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在制定地方立法五年规划时，更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可以面向全社会公开征询地方立法的建议项目。

二、改进地方立法的起草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立法的步伐难以跟上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跟不上。现在，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基本上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承担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起草部门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或是迟迟拿不出法规草案，或是可能更多地站在本部门的角度，在法规草案中过多地强调自身的利益。由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政府部门享有很大的权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都涉及到权利的再分配，而一些部门往往倾向于把本部门原有的权利和利益合法化。而且，几千年来“人治”的传统和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立法就是用法律法规来“治民”的思维定势，在法规草案的起草中还存在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政府部门起草法规草案，工作是难以做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一些急需的法规难以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应当在继续发挥政府部门在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改进法规草案的起草机制。

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性法规起草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地方立法权是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而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法规起草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应增加自主起草法规草案。目前，地方性法规草案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规草案，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的还比较少，但实践证明其效果和作用都非常好。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江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时，考虑到这一地方性法规事关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这一工作涉及到政府的多个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决定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带队，组织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的同志，深入基层，走进农户，不仅听取农村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法规草案。由于情况掌握得准确、全面，规定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充分保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同时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这一法规制定颁布以后，得到了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施行以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多年来，地方人大积聚了一大批立法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完全有能力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发挥“挑大梁”的作用。二是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要提前介入。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可以提前介入到政府部门的法规起草中去，把大量的工作做在法规起草过程之中，把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这样，既可以保证法规草案的质量，也能够提高立法的效率。

发挥各方面专家在地方性法规起草中的作用。在地方立法中，有很多事项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技术问题，起草这类法规，仅有一般的工作知识和经验远远不够。为了保证这类法规草案能够及时、准确地起草，必须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起草工作。可以邀请专家对正在起草中的法规草案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有些专业性很强的法规，可以打破常规，采取委托起草或者招标起草的方式，直接把法规草案交给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起草。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地方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等法规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将《湖北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省社科院起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发挥人民群众在地方性法规起草中的作用。人民群众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通过地方立法解决的很多问题，有着切身感受和独到的见解，对制定有关的地方性法规有迫切要求。近年来，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来信来访中，关于立法的建议日见增多，有的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递交了法规草案。这些草案虽然粗糙，但贴近实际，内容实在，有其独到之处。这类法规，如果得以立项，可以吸收建议的提出人参加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或者直接将提建议人提出的草案作为法规草案的蓝本。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3

2014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

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人群体的收人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20**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人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会议强调，尽管我们面临不少困难，但我国内部需求的潜力巨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较强，世界经济调整为我国加快结构升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等带来新的机遇。只要我们及时果断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就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年经济工作5项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确定20**年经济工作5项任务∶

(1)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3)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形成发展新优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4)要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5)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三、解析20**年中国经济新看点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20**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准确领会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把握好20**年经济工作的要点，对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意义重大。

“保增长”是头等大事逆境中把握住机遇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经济“保增长”成为当前头等大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

对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经济增速过慢，就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缓解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

“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下，保增长是重点也是难点，这显得尤为重要。”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表示，本次会议还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清晰判断。这为20**年更好地应对危机、保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指明了方向。

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完全有条件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

“中央作出的这些重要判断，让大家心里有了底，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张其佐说，凭借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市场空间，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扎实工作，20**年中国经济保持8％至9％的增速不会有太大问题。”

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做足“消费”这篇大文章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能力已明显减弱。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11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均大幅回落，特别是出口在近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今后我国外贸形势将更加严峻。

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的情况下，20**年中国经济必须要在内需上做足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表示，目前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且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他举例称，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多，而在美国却一直在70％左右。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等于抓住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牛鼻子’。”专家们还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居民储蓄超过了20万亿元，进一步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此次会议在“刺激消费”方面提出了诸多措施∶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会议中明确了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就为扩大内需消除了后顾之忧。

宏观政策继续“灵活审慎”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发力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宏观政策的保驾护航。鉴于20**年经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提高调控的科学性、时效性。

继中央在2014年11月初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此次会议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细化，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专家们指出，20**年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将持续发力，全力促进经济发展。

会议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几个重点∶“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带动效应”。

专家表示，会议还强调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的功能，同时提出“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从而有效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合力。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专家刘煜辉评价说，强调“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格外注重“有保有压”，也是20**年财政政策的一大特点。

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重在“调总量”。这次会议提出，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20**年将继续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节资金供求，积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促进股市和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也是20**年宏观调控的着力方向。会议提出，要“增强投资者信心”“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凸显了股市和房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资源价格等诸多改革“齐头并进”深化改革开放添活力

发展需要活力，活力来自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年要“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

会议部署了20**年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涉及资源价格体制、公共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等诸多领域。

其实，对20**年一些重要改革，2014年下半年就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出台。目前，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正向社会征求意见。此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已征求过意见，增值税转型已明确将于20**年起全面实施。

“这一系列改革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

尽管外需在不断萎缩，但我国出口产品多为基本消费品，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对此，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要“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按照部署，稳定外需要多下真功夫。今后，发展对外经济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

杜绝“形象工程”扩展科学发展新空间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为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不断出台。中央经济会议特别指出，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会议强调，搞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项目审批和建设程序办事，坚决防止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绝不能降低工程质量，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我国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把经济拉起来，但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也是更艰巨迫切的任务。这需要处理好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表示，中国经济问题不完全在于速度而在于结构，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来保增长，而是重复过去那种为增长而增长的投资，最后会使经济结构更为恶化。

高度关注民生积极促进就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解决民生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会议要求继续加大财政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人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

专家指出，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也有助于拉动消费，使经济增长向内需驱动型转变。“经济政策的调整更要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更要兼顾我们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这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说。

在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有些职工因此歇业、农民工出现回流势头的背景下，就业任务在当前显得格外重要。会议提出，“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4

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以及未来的知识经济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关系到国家长远的、战略的、深层次的发展问题。然而,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起步较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因知识产权引发的这些问题还难以完全依赖市场或者企业自身来解决,因而形成了强烈的公共需求。因此,在重大经济活动领域,建立知识产权审议机制是贯彻“服务型政府”理念、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前,在国家层面,针对重大经济活动的知识产权审议,我国尚未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也未建立规范的审议机制,仅有少量关于知识产权审议的条款,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当中。通过对国内已有的知识产权审议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拟对这一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审议活动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提供可行的建议,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的性质和服务对象

审议的性质:公共服务。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是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重大经济活动时,有关部门和专家应当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知识产权评价报告予以审查论证,从而为重大经济活动的决策和实施提供合理的对策和建议。它的理论内核就在于强调公共协商与理性论辩,是审议民主理念在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具体体现。

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活动属于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专业性服务的提供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公共服务、私人服务与社会服务。由公共组织机构使用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提供的属于公共服务,由营利性的私人企业使用私人资源提供的属于私人服务,由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使用社会资源提供的属于社会服务。可见,判断一种服务是否属于公共服务,关键在于其提供方以及其所使用的权力与资源的性质。所以,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就是指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公众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它是一种能够满足公民直接需求的由国家介入的服务活动。公共服务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活动属于其中的经济公共服务,它是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政府决策、为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一种专业性咨询服务。

对重大经济活动实施知识产权审议,是有机整合知识产权制度与发展政策的一项创新实践。建立这一机制可以发挥以下功效:其一,防范知识产权风险。通过对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分析评估、审查论证和跟踪监督,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有效地防范知识产权风险,减少知识产权纠纷。其二,促进政府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鉴于知识产权所涉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审批部门所拥有的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可能难以满足正确决策的需要。在知识产权审议过程中,通过不同部门代表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可以最大限度地集思广益,使政府部门对问题的本质有更加深入和完整的认识,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决策错误的风险。其三,培育知识产权文化。通过引导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评价,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进行审查论证,使大家在真实、直接的知识产权参与和辩论协商中加强知识产权观念、掌握知识产权技巧、提高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从而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

审议服务的对象: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的对象是重大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重大”程度如何界定,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一般而言,经济活动的“重大”程度,可以从“强度”和“背景”两个标准来判定。涉及国家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达到一定的金额,可以反映出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但是,也应包括那些虽然没有达到规定的金额起点,却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活动。从国内已有的实践来看,界定重大经济活动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对重大经济活动予以定性规定。例如,贵州省知识产权特别审查机制规定,“使用财政及国有资金数额巨大或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经济活动,属于重大经济活动”。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灵活性大,覆盖面比较广;缺点是此类规定过于主观,由于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具有较大随意性,操作性不强。其二,对重大经济活动予以定量规定。例如,江苏省规定,重大项目是指省财政资助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技术项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通过规定起点金额,可以使重大经济活动得以量化、客观化,强化了可操作性;缺点是覆盖面有限,不能容纳那些虽然没有达到起点金额却具有重要公共利益价值的经济活动。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对于重大经济活动的界定可以分两步走:首先,对重大经济活动予以概括式定义,即“重大经济活动,是指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单体项目中,使用财政性资金、涉及国有资产数额巨大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经济活动。”由此明确其内涵和性质,强调知识产权审议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政府投资为主的项目和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其次,在抽象概括定义的基础上,再对重大经济活动进行具体列举,并且在列举时可以采取定量规定与定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知识产权审议活动的开展需量力而行,突出重点。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不同类型重大经济活动认定的标准不一样,对于涉及的财政性资金或国有资产数额,不能一概适用同一金额标准。笔者仅尝试对重大经济活动类型化提供一个建议:第一类是设立较高起点金额的重大经济活动。此类经济活动,例如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并购项目、重点引进项目、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知识产权可能是其构成要素,只有数额较大时才需要进行知识产权审议。第二类是设较低起点金额的重大经济活动。此类活动,例如重大科研项目,核心技术转让项目、重点装备进口等,其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成败,故不宜设过高的起点金额。第三类是其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经济活动。此类情形不设起点金额的限制,由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审议,由此也可以为以后扩大知识产权审议范围预留空间。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通过开展知识产权审议活动,不仅可以为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公共政策建议,也可以为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考虑到在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逐步成为经济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的知识产权分析评价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没有在列举范围之内的其他重大经济活动,同样鼓励有关部门和企业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议活动。

审议服务主体和服务内容

审议服务主体:组成成员多元化。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及现代化的推进,“公共行政”的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西方“福利国家”神话的破灭及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论,已从现实和理论层面揭示了政府不是万能的。在公共服务领域,应当让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职能。作为审议服务的主体,审议机构的组成成员应当多元化,不仅包括公务员,还应包括法律、技术和管理等领域的专家。这不仅可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整合能力和监管能力,还可以深化公民的参与型行政理念,从而确保审议活动能提供独立、专业、高效的咨询服务。

鉴于知识产权审议涉及国民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为了保障知识产权审议工作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应整合知识产权、经济、贸易、科技、投资管理等领域的公共资源,建立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性协调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考虑到知识产权审议主要涉及的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因此建议以各级政府的名义设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议委员会),组织开展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工作。审议委员会主任由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担任,组成成员应包括公务人员和非公务人员。审议委员会与其他机关没有行政隶属上的管理关系,可以不受其它行政机关的干涉独立开展审议活动。此外,该机构本身具有协调优势,在涉及跨行业、跨部门的经济活动时,可以解决单一主体难以解决的综合性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优化审议服务的主体不仅要从组织设置上着手,而且要有一支高素质、强能力的审议队伍。为培养一批专家学者及科研人员成为知识产权审议的骨干,应组建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专家库。专家库组成成员应包括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法等领域的专家以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只有不断提高审议队伍的素质,才能确保所提供的审议服务具有权威性、独立性,才能推进审议活动向专门化方向发展。

审议服务内容: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审议的内容是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包括重大经济活动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状况、知识产权转让或实施许可状况、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主要技术的知识产权状况、承担单位的知识产权管理状况、采取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等内容。如果不审议重大经济活动的知识产权状况,那么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很可能会存在没有被合法授权、已超过有效保护期、权属不明或者是与核心技术无关的专利等诸多问题,由此将直接影响到重大经济活动的成败。因此,必须对重大经济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预防或减轻知识产权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项目申报单位应当对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知识产权因素进行分析评价并编制知识产权评价报告书。在实际工作中,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专利、商标、版权等领域的知识产权评价指导意见,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评价准则体系,以加强对知识产权评价的管理和规范。

审议服务程序及监督

审议服务程序:具有任意性。知识产权审议程序,就是采用怎样的方式和机制协调申报单位、审批部门和知识产权审议部门的关系,使知识产权审议得以有效推进。从国内已有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项目申请单位承担知识产权评价义务,项目审批单位承担必要的审核义务。例如,武汉市规定,项目申请单位将评价报告与其他申请材料提交行政审批部门,项目审批部门承担知识产权审查具体工作。贵州省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责成申请单位提供知识产权分析报告,主管部门或国有企业认为重大、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向特别审查机制专门委员会申请审查。其二,项目申请单位承担知识产权评价义务,项目审批单位不承担审核义务。例如,济南市规定,行政审批部门进行前期审查,向项目申请单位提出知识产权审查要求。项目申请单位到知识产权局办理备案审查,市知识产权局受理后5个工作日完成备案。

为了设置一个科学、规范的审议程序,笔者建议,首先应当明确知识产权审议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客观公正、分工合作、数据共享、信息保密原则,以指导审议工作的正常开展。申报单位提交的知识产权评价资料应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审议部门进行审议时,应当分工协作、集体研究、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对重大经济活动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因素进行审查和论证;重大经济活动审批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行政部门之间应当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对知识产权审议所需的数据资料实行共享;参与知识产权审议的相关部门、中介机构和专家应当保守重大经济活动涉及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相关的秘密信息。

其次,应当对知识产权审议的性质有明确的定位。鉴于知识产权审议的目的在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充分的参考和建议,因此,在重大经济活动审批程序中,知识产权审议程序应当是一个公共服务程序,而不是一个行政审批程序。如果将其规定为行政审批程序,不仅与当前简化审批程序、审批手续行政立法趋势相冲突,而且也找不到相关上位法依据。况且许多地方政府所下发的文件也是明确强调了项目主管部门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信息沟通和配合机制。可见,将知识产权审议程序定位为公共服务程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与当前政府所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全相吻合。

第三,应当规定知识产权审议的具体工作程序,强化可操作性。在协调知识产权审议相关各方的关系时,应当规定申报单位不仅要承担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价义务,审批单位也应承担必要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鉴于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故可以考虑由审批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知识产权评价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在必要的时候,由审议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的代表和专家进行实质审查并出具知识产权审议意见。为了强化审议意见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使审批机关充分考虑审议意见,避免审议程序流于形式,审批机关对知识产权审议意见不予采纳的,应当逐项就不予采纳的理由作出书面说明,并存档备查。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5

这是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以来，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第10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按照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最为关系中国命运的议题，都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研究的范围。从这些议题，也可以清晰看到10年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根据出现的频率，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多的三类议题依次是：经济建设、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正如上述议题所体现的，这是中国经济快速跨进的10年，亦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实践的10年。同时，它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10年。一些困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反复提及，也有一些问题因成功应对而不再是会议关注的重点，另外一些挑战则成为国家话题。

中国议题的变与不变

“政治局讨论的问题，都是一些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问题。”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昆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会议主要精神会在短时间内传达到全国各级党组织。

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李昆明在2007年主编出版了《聚焦中国：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议程上的重大课题》。这本书曾向全国党员进行推荐。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有两个目的：决策拟定和决策执行。“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部署。”李昆明说。

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常规性议题和非常规性议题。前者往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问题，反复出现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之中。

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常规性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经济主题，包括宏观经济工作部署、农村建设、区域发展等；第二类是政治主题，如反腐倡廉、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政协建设等；第三类是文化教育科学主题，涉及先进文化建设、科技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等问题；第四类是社会建设主题，包括司法改革等，近几年讨论较多的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此外，还有一类是重要事务性主题。比如每年全国“两会”前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历次全会前对会议内容的审议和确定等等。

“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矛盾多发，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立足高层的全局性谋划，需要足够的力量推动长期建设。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布局、谋划和构想，就很难保证建设的顺利推进。”李昆明总结说。

非常规议题的出现则有些“偶然”。这类议题往往源于重大事件或自然灾害。如2008年年初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筹备工作等，都曾被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对一些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和处理，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最终决定。

对比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可以发现其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都有一致性：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部署。

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是反复强调党的基本主张。包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部署全局性工作和重大建设事业等。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环境和现实任务的变化，2007 年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自然灾害、重大社会事件相对多一些。

李昆明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三点：首先是突出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重点关注基础性建设和民生建设。

其次是突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着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突出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制度建设。

再者，着力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体制，着重从人才、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机制。

一些具体变化包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主题。2007年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大了科技创新、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的讨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是提大政方针。”李昆明说，“有些已经部署了，需要相关部门根据自己的具体职责去抓落实。”

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

包括区域发展、“三农”问题、林权改革等问题在内，10年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共有41次涉及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约有40%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及了经济工作。

根据惯例，每年夏天和年底都会有两次集中讨论经济运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者重点是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部署。

后者则注重对未来经济走向的分析和把握。此类会议往往在年末召开，主要内容是研究下一年的经济工作，确定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这两次年度固定会议的公报多也包含其他主题。

如2006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是“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明年经济工作，讨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200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决定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从2007年开始，经济工作作为唯一主题出现在这每年两次的会议公报中。

一般情况下，每年年初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外界观察高层对经济工作态度的一个窗口，其会议公报也多与经济问题有关。

这种对会议主题的相对确定，显示了经济问题在当前中国问题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惯例是每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固定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经济议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注重对宏观经济方向的把握，即注重“定调”。

它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也多立足于“宏观形势”，对经济工作的部署则注重“宏观调控”，而且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与五年发展规划相结合。

会议为经济发展明确方向的思路也颇为明晰：先确定经济工作的方向，如保增长，确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并就物价、外贸政策、扩大内需、控制通胀等重点问题做出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往往是确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也就是大方向，具体政策方面则由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李昆明说，“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强调加强农业基础性地位，至于怎么加强，就需要相关部门、各级政府来制定各项具体政策。”

令人关注的是，作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准备，2003年秋季有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为主要议题。

于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姓社姓资”大争论的最后定论。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开始向更加全面、具体的经济政策领域挺进。

党建议题：提高执政能力

另一个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反复提及的主题，是党的建设。中共十六大以来，包括干部队伍建设在内，有19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的主题中出现了党建工作。而10年来党的建设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执政能力建设。

中共十六大明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共十七大报告则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执政能力建设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党的建设内涵日益丰富，形成了涵盖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完整体系。其形式也日趋多样。仅从历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看，其形式就包括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等。

以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为例，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200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此后一直持续到2010年2月。201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将其作为主题，“总结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工作”。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学习型政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等七大重点。此后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与《决定》有关，将其推向全面贯彻执行。

201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主题是“总结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工作”。

201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会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对于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利、密切党群关系、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基层党风廉政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干部管理工作。会议认为，要按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健全选拔任用机制，完善人选提名，加强考察工作，落实全委会票决制度”。

科学发展观与《决定》，构成了10年来党建问题的两个主体。这其中包括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内容。

制度建设成为反腐倡廉重点

紧随经济建设和党建工作之后的议题，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4次涉及反腐倡廉工作。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更加重视从政策机制建设，注重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方面 。”李昆明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点来抓，“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之后，围绕这一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具体工作展开部署。

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看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个是正面弘扬，一个是对腐败进行打击。“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每年年底固定举行关于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2003年以来形成的惯例。此前，这类会议时间并不固定。

除了例行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计划之外，建立完善反腐败体系也是这个固定会议的重要议题。

在2003年、2004年、2009年年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别讨论、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稿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稿、《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

此外，200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政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201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上述条例、规定的审议，共同构成了10年来的反腐倡廉制度框架。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高层领导对于相关制度建设的关注。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上，也看到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布局的演进脉络。

早在200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讨论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

2007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和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

此后到2011年，又通过7月、9月的两次会议，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最终确立了文化事业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以、新疆地区发展为代表的民族地区问题，分别在2005年、2010年各两次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

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等议题，也显示了中央高层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些词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中反复出现，也成为今日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6

对于中国人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年代。在那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农村首先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在粮食总产量屡创新高的同时，集体的、私营的、个人的乡镇企业开始大量涌现。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如雨后春笋般遍生全国。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下，非公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分量悄然发生了变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曾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说，到1987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些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改革开放前有了不小的提升，也成为繁荣市场、扩大就业、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生力军。这些成就体现在了1982年通过的现行宪法中“。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被写进了宪法，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地位。”许崇德说，宪法允许这些非公经济发展，但私营经济却没有任何规定。随着私营企业在城市和乡村的快速发展，一系列法律问题出现了。“究竟法律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和发展？私营企业的正当权益是否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应该让私营经济无序自由发展，还是应该依法加以引导、监督和管理？”许崇德认为，改革开放的形势呼唤从宪法的高度为私营经济正名。同样需要得到宪法肯定的还有土地出租。现行宪法当年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多数学者眼中，宪法的这个禁止性规定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事实表明，这多少有点过严过死的弊端，导致土地浪费严重，不利于经济的繁荣搞活。在困境面前，探索没有停步。1987年12月1日，广东省深圳市公开拍卖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经过多次竞价，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从44家竞拍企业中胜出，以525万元的价格拿下了这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住宅用地的50年使用权。这被后人称为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的“惊天第一拍”，开创了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先河，也为几个月后的宪法修改提供了鲜活的经验。1988年2月，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2月8日，党中央书记把彭冲同志和我找去了。他说：这次大会（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要对宪法作修改，规定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历任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在自己的访谈录中这样回忆道。三天之后的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28中国人大2014／12／1会召开委员长会议，对修改宪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宪法中有两处必须修改，即增加私营经济的规定；修改不得转让土地的规定，允许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根据委员长会议的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代拟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个别条款的建议。》这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个别条款的建议》。3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提出了宪法个别条款的修正案草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的基础上，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事实表明，这次修宪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起到了搞活国民经济的目的。

1993年修宪的历史性突破，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军

在共和国的成长历程中，1992年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年份。这一年，南国春来早。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这位老人再次发出了推进改革的强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当时的背景下，小平同志的这番讲话起到了稳定军心、坚定改革意志的重大作用。“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权威人士这样评价道。一时间，改革的春潮在神州大地再次涌动。顺应这一趋势，这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战略性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与当时宪法关于“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直接冲突，再次修改宪法势在必行。此时，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已在酝酿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党的十四大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的报告。随后，中央同意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由乔石任组长，成员中就有王汉斌。宪法修改小组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2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各机关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发出通知，请他们对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组织讨论，并可就此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王汉斌回忆道，对各方面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宪法修改小组逐条进行了研究，采纳了部分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了宪法修改小组的意见。199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月2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并同意这项建议，并决定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一个月之后的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修正主要是在宪法序言中增加规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等内容；将宪法第十五条关于“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对宪法的其他有关规定作相应修改。此外，修正案还删去了农村、农业生产社的表述，肯定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将县级人大每届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宪法的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次宪法修改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的表述；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束了长达十几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问题的争论。”多位宪法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均认为，这次宪法修改，是我国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1999年宪法修正案，指引中国跨世纪的根本指针

时间转瞬来到了1997年。在这个农历牛年，中国经历了无尽的悲与喜。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京逝世，正处于春节喜庆气氛中的中国百姓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中，无数国人热泪盈眶。而131天后，香港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如何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迈入21世纪不仅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大事，更牵动着世界的神经。这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大会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次会议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和新鲜实践经验，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概括，并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向外界高调宣誓，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改革的成果、前进的方向需要得到根本法的确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共中央启动了宪法修改工作。199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任组长的宪法修改领导小组。在收集、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宪法修改领导小组于11月27日拟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后，进行广泛征求意见。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对初步意见进行了修改，于1999年1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提出了宪法修正案草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这次修宪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需要，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大会于3月15日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1999年宪法修正案共有6条。主要内容是：在宪法序言中增加“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在宪法第五条中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宪法第六条中增加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表述。此外，还对农村家庭承包的表述进行了完善。这次修改让许多学者称赞不已。“伟大变革所提供的经验无疑是极其丰富的，而今把无限丰富的内容高度浓缩成五六个条文，通过修宪的程序载入根本法，使这些宝贵经验具有崇高的宪法地位，受到宪法保障，意义的巨大，毋庸置疑。”许崇德说，何况此次修宪处于世纪之交，修改后的宪法即将进入21世纪，因此这些宝贵的经验总结将成为我国在新世纪的指针，意义尤为甚远。

2004年宪法修正案，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2年11月，迈入新世纪的中国迎来了党的十六大。这次大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和重大方针政策。这些新经验、新成果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再次对宪法进行修改提上了日程。这年12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颁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仅仅3个月之后的2003年3月，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16件修宪建议。对此作出批示，要求尽快启动修宪工作，并要求在整个修宪过程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全国“两会”刚一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修宪工作，确定了这次修宪总的原则；成立了以吴邦国为组长的中共中央宪法修改领导小组。宪法修改工作正式启动。与以往几次修宪相比，这次修改更加注重发扬民主“。自上而下、两上两下，反复研究，形成修改方案。”参与此次修宪的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多位委员这样描述此次修改。他们说，宪法修改小组成立后，中央先后请各地方提出修改宪法建议，上报中央。此时，尽管全国的“非典”疫情尚未完全平息，但修宪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展开“。2003年5月、6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先后召开六次座谈会，听取地方、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拟订出《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征求意见稿，再由中央下发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权威人士说，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中央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草案。随后，这份建议草案提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后，由党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2003年12月下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形成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在三个月后召开的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宇也认为，现行宪法经过此次修改、补充后，将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7

【关键词】联大决议；国际经济秩序；法律效力

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建立独立的国家。然而，原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经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打破原有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此时，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集中表达意愿和参与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规则的平台。1974年5月第6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1974年12月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确立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指导原则和制度，获得了各成员国的普遍认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些决议，奠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然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旨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建立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这必定会触动到某些国家的利益，不愿打破旧格局的国家便一直否认这些决议的效力，并在决议的制定过程中百般阻挠。对于联大决议在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的性质和法律效力的问题，在学术界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关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联大决议法律效力引发的争议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旨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明确地记载并积极肯定了第三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其中包括他们为之奋斗的关于确认和维护各国经济的正义主张。然而，关于这些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这些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要判断某一国际组织或者其特定机构所指定或通过的决议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性质，首先应考察该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是否具有立法权。如果该组织或者该组织的特定机构具有立法权，那么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自然具有法律性质；反之，那么它所制定的文件当然就不具备法的约束力，而不管这一决议从字面上看如何具备法的特点[1]。那么该如何判断联合国大会是否具有立法权呢？一般而言需根据联合国据以设立的性文件来判断。《联合国》第十条对联合国大会职权的规定为：大会得讨论本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或关于本所规定任何大会之职权，并除第十二条所规定外，得向联合国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各该问题或事项之建议。《联合国》并没有赋予大会以立法权，因此，联大决议的"建议性质"并不对各成员国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马尔科姆.N.肖认为：除某些内部事务，例如预算，大会不能约束其会员国。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其决议纯粹是建议性质。当然，如果这些决议反应了习惯国际法规则，也会是拘束性的，而且它们作为导致新的习惯法规则形成的国家实践的例子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大会决议本身并不能对会员国产生拘束性法律义务[2]。

（二）这些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从根本上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际法之所以为法律，因为它体现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协调意志，至少是国际间斗争获得妥协后的各国意志。国家法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重要的是在于人们对它具有法的确信，"自愿遵守"是人们的法的确信的表现，所以不能否认"自愿遵守法"的法律效力。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根据《联合国》，的确是一种所谓"建议"，然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这样一些决议，体现了会员国的协调意志，而且这些文件的制定，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对它是有法律确信的。这将使得这些决议成为超越"建议"范围，建立"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有效文件"，具有法律效力[3]。余劲松教授也认为：有些联大决议是旨在宣告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应具有约束力，有些决议在国际实践中也已逐渐被接受而成为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4]。

否定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效力，这种观点多是从联大本身的职权范围来证明联大决议仅具有"建议性"，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对于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定。诚如陈安教授所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这样一些决议体现了会员国的协调意志，这些决议已经超越了"建议"的范围而成为有拘束力的文件。像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如此高参与度的"世界讲坛"，其决议集中地反应了各国政府的意愿，是世界舆论的积累和集中表达，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的法律效力

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威的机构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制定规则，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并非呈一种混沌和无序的状态。反而，大家越来越接受这么一种理念：世界是一个无政府但又有序的社会。有序的前提是各国对他们相互关系和交往有可预见性，这种预见性需要规则或者习惯予以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社会，虽然局部冲突时常发生，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国际社会整体上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联合国的建立。联合国为各个成员表达意愿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平台，并且为了世界和平，促进各成员国的合作和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文件。这种"会议外交"的模式便利了各国之间的对外交往，对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除了传统的国际经济条约和国际习惯以外，联大决议对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首先，联大决议确认已经存在的国际习惯，并将其成文化，规范化。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所谓的国际习惯是指"作为通例的证明而被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由两个因素构成，即各国的反复相同的时间和被各国认为具有法的约束力。亦即所谓的"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由于国际习惯没有一个确定的载体，其表现形式多元化，因而很难证明某一实践是否为形成习惯以及行为要素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在某种限度内，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生活的一个因素有助于使习惯法较快地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需要。除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的可能产生的渊源的任何较直接作用之外，在国际组织内所发展和表现的实践的集中性以及国际组织本身的集体决定和活动可能是在这些国际组织的业务领域内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实践的有价值的证据[5]。根据奥本海的观点，国际组织作为各国集体行动和国家实践以及表达各国意愿的主要场所，那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业已存在的规则，是国际习惯被接受为法律的有利证明。

例如联合国大会于1962年12月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宣言》，承认各国对其境内的一切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永久，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一切国家都有权依据本国的利益自由处置本国的自然资源。1974年联合国大会更是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经济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原则，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经济独立是国家原则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国家原则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落后的亚非拉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及经济命脉，大多被外商控制和垄断，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国家，但经济和政治都是残缺不全的。二战之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真正的独立，摆脱原殖民国家或宗主国的控制以及不合理的经济旧秩序的桎梏，争取经济独立和经济。《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通过，逐步确立了国家的经济原则，这既是对原有国家原则的确认，更是进一步的发展。

国家经济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05年12月19日，国际法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中，就通过援引《经济》来确认自然资源之永久原则。在最近的中国原材料案中，WTO争端裁决报告中也确认了自然资源之永久原则，并指出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是一项国际法原则，这一原则允许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需要自由地利用和开采他们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可见，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联大决议已经在事实上产生了法律拘束力。

其次，联大决议有助于产生新的国际规则。

联大决议在一定程度为国家的行为方式提供了确定性的指引，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法空白之处，联大决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对于那些投赞成票的国家来说，共同的意思表示表明了对联大决议内容的认可，他们完全可以以此作为两国或者多国之间共同的行为准则，以此来约束彼此之间的行为，即使该决议纯属建议性质，会员国也可以采取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方法使决议产生法律约束力，因为国际法上存在国家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情形[6]。像联合国大会的每个决议和宣言都是各参加国集体意志的表示，所以当它以一系列同一内容的决议、宣言等屡次表示同一立场时，这些决议，宣言就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因为这表明了各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坚持同一观点和意见，表明了各国的法律确信。

此外，联大决议促进了国际公约的签订，国际公约是联大决议的一种发展。70年代联大关于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决议，尤其是《经济》，已经成为众多双边条约的原则依据，其中1975年、1979年和1984年由欧洲共同体和非太加地区国家签订的三个洛美协定，更是广泛体现了《经济》的精神。从发展的角度看，联大决议为调整国际经济秩序所制定的一些规则促进了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国际经济规范的最终形成具有推动作用。

三、结语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篇8

一是农户户均分红福利实现一万元；

二是集体经济年稳定收入增2亿元；

三是固定资产投入要达到30亿元；

四是实现新增全口径年财政收入达到4亿元；

五是六个农村社区实现年稳定收入均实现2000万元；

六是新增二产、三产载体建筑综合体要达到70万平方米。

对照以上既定的发展战略和区委扩大会议、开发区经济推进会的具体要求。7月27日，街道召开集体经济发展研讨会，街道主要领导和六个村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建文主持，参加会议的同志踊跃发言，一致认为：通过看、听、比、思，大家从中开拓了视野，找到了差距，理清了思路，振奋了精神；纷纷表示：要抓住轻轨2号线、4号线穿越带来的得天独厚发展机遇，统筹规划，创新理念，不甘落后，不怕竞争，不惧挑战，敢跟强的争，敢跟高的攀，敢跟快的赛。会议对下半年度进一步加快集体经济发展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一、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会议一致认为，要加快以下二个在建项目的建设，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加强统筹协调与过程监管，不断解决施工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力争早竣工、早见效：

一是要加快推进总投资1.3亿元、占地面积38亩、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的宝龙工业园建设，该项目地基工程全部完成，主体工程完成了20%，力争在明年2月全部竣工；

二是要加快推进总投资1亿元、占地面积6.4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高18层的大厦建设，力争在年底工程主体结顶，明年10月交付使用；

二、全力形成抱团发展合力

街道有六个农村社区，实现超千万村3个，参加会议的六位村书记一致认为，实施抱团发展，是当前做大做强做优村级经济的必然选择，并作出了抱团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是由南石湖社区、新江社区、红庄社区、宝带桥社区共同对总投资1.3亿元、占地面积71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的宝信工业坊进行抱团联合开发，每个村各造标准厂房一幢，共4幢。计划在8月份开工建设，明年7月全部竣工；

二是东湖社区和龙南社区，分别对垃圾中转站沿河地块和碧波液化站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做到：高标准定位，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切实为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全力破解发展难题

街道经济研讨会还对当前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难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并形成了如下共识：

一是要进一步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切实提高资源利用率，破解土地资源匮乏的瓶颈；

二是广招人才，积极打造营销策划、金融服务、现场监管、物业管理四支队伍建设，破解人才短缺难题；

三是以优质的资产、良好的信誉为基础，吸引银行融资；以良好的前景为条件，鼓励中标企业参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