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的发展范文

手工业的发展篇1

【关键词】《考工记》；古代；手工业；专业分工

一、《考工记》概述

流传至今的《考工记》是《周礼》的一部分，又称《周礼·考工记》（或《周礼·冬官考工记》），全书共7100多字。《周礼》是先秦时期一部系统记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典籍，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也称之为《周官》。秦始皇焚书坑儒，《周官》与《考工记》同遭厄运。西汉时官府大力搜集和整理藏书，广开献书之路，它们才得重新面世。当时《周官》只剩下五篇，其中《冬官》已经散失，于是河间献王刘德便取《考工记》补入，使《考工记》与《周官》两书合二为一。到西汉末年，刘歆置古文经学博士，校书编排时改《周官》为《周礼》。后来，《周礼》被列为十三经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存在不同看法。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齐国官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写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由后人补记于战国中晚期。

自商朝到战国初，历史演进了一千多年，手工业和商业获得较快发展，官府已经有能力集中经营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也能组织较大规模的产权交易活动。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编写的《考工记》一书，对官府组织和经营的手工业，作了详细记述。[1]

该书把从事手工业生产者称作“百工”，并认为百工是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一样，是国家六大职业之一。“百工”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寻找和选择木材、金属、皮革、玉石和陶瓷等原材料，把它们加工制作成各种器具。[2]

二、《考工记》反映的我国古代手工业专业分工

从《考工记》中可以看出，我国战国初期手工业已经出现了周密的专业分工。那时，各种工匠有自己的专门化技术，有自己可以行使的权利范围，也有自己必须负责的职能界限。“百工”分为木材加工与制作、金属冶炼和锻造、皮革加工与制造、染色与作画、玉石琢磨、陶瓷产品制造等6大类、30个工种。其中木材加工与制作的工匠分为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等7个工种；金属冶炼和锻造的工匠分为筑氏、冶氏、凫氏、栗氏、段氏、桃氏等6个工种；皮革加工与制造的工匠分为函人、鲍人、韗人、韦氏、裘氏等5个工种；染色与作画的工匠分为画工、缋工、钟氏、筐人、荒氏等5个工种；玉石琢磨的工匠分为玉人、楖人、雕人、矢人、磬氏等5个工种；陶瓷产品制造的工匠分为陶人、旊人等2个工种。为了生产的需要，一个工种有时还可以划分出多个内含的细分工种。

通过专业分工，每个工匠专攻一方面的技术，可以很快掌握这项技术，并十分娴熟地运用它，从而促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手工业生产过程的分工，通常与协作联系在一起。一种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制作，往往是由许多不同工种的工匠，在共同协作基础上完成的。例如，用木材制造马车，“轮人”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门制作车轮，另一部分专门制作圆形车盖；“舆人”是专门制作车箱的；还有专人负责制作车辕，他们由工种细分角度得出一个新称呼：“轕人”。另外，古代马车多作为战车使用，为此，必须制造出适合战斗需要的兵器之柄，这项工作是由“庐人”完成的。至于制木工匠中的“车人”，则是专门制造牛车的。

三、《考工记》反映的我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状况

1.产品的原料选配

从《考工记》中可以看出，我国战国初期的手工业产品，已经形成严格的原料选配要求。如《弓人为弓》篇，在描述制造良弓时，首先对制弓所需的杆、角、筋、胶、丝、漆等六种原料做出具体规定，认为“杆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接着，阐明选用各种原料的标准和要求，认为制弓的杆材主要有七种，按照质量优劣差别排序，它们依次是柘木、檍木、檿桑、橘枝、木瓜、荆条、竹子；柘木为良弓首选之材，竹子只能制成最差的弓。同时，阐明区分稚牛角、老牛角、瘠牛角的方法。阐明检验优质胶的标准，认为青白的鹿胶，赤白的马胶，火赤的牛胶，黑色的鼠胶，粉饼色的鱼胶，黄色的犀胶等动物胶是上等原料。阐明“小简而长，大结而泽”的筋，适合于制造良弓。最后，对制造良弓所需的丝、漆的要求，也作了说明。

2.产品的生产技术

从《考工记》中可以看出，我国战国初期的手工业产品，已经形成严格的生产技术要求。例如，在冶炼和锻造金属方面，根据不同青铜制品的要求，确定6种不同青铜合金的成分配比，具体规定如下：用来制作钟鼎之类的青铜合金，铜锡之比为6：1；用来制作斧斤之类的青铜合金，铜锡之比为5：1；用来制作戈戟之类的青铜合金，铜锡之比为4：1；用来制作大刀之类的青铜合金，铜锡之比为3：1；用来制作削、杀矢之类的青铜合金，铜锡之比为5：2；用来制作鉴燧之类的青铜合金，铜锡之比为2：1。这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记载青铜合金成分比例的著作。在利用木材制造马车方面，规定必须把车轮制成正圆形，以便减少它与地面产生的摩擦力，提高行驶速度。同时，对平地行驶的“大车”，与爬山越岭的“柏车”，在两轮间横木长度的毂长、在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长度辐长等分别作出规定，使它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达到较高的行驶效率。

3.产品的制造工艺

从《考工记》中可以看出，我国战国初期手工业产品，已经形成严格的制造工艺要求。该书载有“湅丝”的工艺：“以涚水沤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湅丝是指把桑蚕产的生丝分类挑选后投入水中煮熟，除去丝胶，制成柔软洁白的纺织原料熟丝。《考工记》描述的湅丝工艺大意是，把生蚕丝浸泡在用草木灰过滤后的温水中七天，再捞出来在离地面一尺高的晾具上摊开曝晒。每日白天把丝放在阳光下曝晒，夜里把把丝悬挂在井水里。这样持续经过七天七夜，才算是完成丝的水湅工艺。该书对冶炼青铜合金工艺也有记载：“改煎金、锡则不秅，不秅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就是说，首先分别反复不断冶炼铜与锡，直到它们各自没有任何杂质，成为纯铜和纯锡，然后按照规定比例用衡器称出铜与锡的各自数量，再经过核准铜与锡的配成比例、核准器件规定的合金重量等两道工序，才能铸造出所需的青铜器具。该书还对冶炼青铜合金的工艺变化过程做出描述：“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它表明，冶炼青铜合金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当铜与锡混合刚入炉熔化时，会冒出浓黑浑浊的烟气，待其散尽后会出现黄白色的烟气，此后接着出现的是青白色烟气。青白色烟气散尽后，出现的是青气，这时说明铜与锡已经完全熔合在一起，接着就可以浇灌到模子中铸成器物了。

4.产品的质量检验

从《考工记》中可以看出，我国战国初期手工业产品，已经形成严格的质量检验要求。如《轮人为轮》篇，认为可以通过规、萭、水、县、量、权等六种方法，检验马车各个主要部件的制造质量。提出：“规之以眡其圜也，萭之以眡其匡也。县之以眡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眡其同也，权之以眡其轻重之侔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圆规，来检测车轮外圈是否呈正圆形；可以通过校正直角的工具萭蒌曲尺，来检测轮廓是否规整；可以通过垂直悬绳，来检测轮中上下幅是否对直；可以通过浮在水面上观察沉浮深浅，来检测车轮各部分是否均等；可以通过在车轮中心插轴的洞中填满黄米，来检测毂的中空容积是否相同；可以通过天平衡量，来检测两轮是否相等。另外，《考工记》对如何进行质量检验和管理，作了记述：“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意思说，如果质量检验员发现梓人所制的饮器，如平爵向口，爵中还留有余沥，那就看作是不合格产品，这样，梓人就要受到处罚。这说明，为使制成品符合质量要求，当地已经设置专人进行质量检验。《考工记》还指出，在市场上用于交换的手工业制品，必须符合质量要求，残次品是不能上市的。

5.产品的系统计量

从《考工记》可以看出，我国战国初期的手工业产品，已经形成严格的系统计量要求。就计量单位来说，该书出现最多、使用最频繁的是测量长度的单位。例如，《矢人为矢》、《冶氏为杀矢》、《桃氏为剑》、《凫氏为钟》等篇章，反复出现“寸”、“半寸”、“分”等测量较短物品的长度单位。《轮人为轮》、《轮人为盖》、《车人为耒》、《车人为车》、《辀人为辀》、《韗人为皋陶》、《弓人为弓》等篇，频繁出现“尺”与“寸”等测量稍长物品的长度单位。同时，对不同器具及其部件的长度，都作出了明确的尺、寸、分等规定。该书的《匠人营国》篇，有这样一段话：“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这里出现的“几”、“筵”、“寻”、“步”、“轨”也是长度单位，只是它们一般用来测量比较长的物体，通常出现在建筑业的房屋设计中。该书描述梓人制作饮器时写道：“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描述陶人制作陶器时提到：“盆实二鬴”，“甑实二鬴”，“鬲实五觳”，“庾，实二觳，”这些句子中出现的“升”、“鬴”、“觳”，是测量物体体积的计量单位。该书在描述冶炼青铜合金时，提到“重一钧”；其中的“钧”，是测量物体重量的计量单位，合三十斤。另外，该书提到“权之以眡其轻重之侔也”；“不秅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这些句子中出现的“权”字，实际上都涉及到物体重量的测量，也表明当时已经掌握杠杆原理，能够使用天平和砝码来称量物品。

参考文献：

[1]张明龙.企业产权的演进与交易[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2.

[2]剪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张明龙（1953—），男，浙江三门人，台州学院副校长，浙江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省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负责人，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入选者，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企业管理。

陈昭明（1955—），男，浙江三门人，浙江巨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

手工业的发展篇2

关键词：后发展高校；金属材料工程；实践动手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187-02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坚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协调发展，更加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培养人才，要以社会和人们需求为导向，积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全国许多高校，尤其是老、少、边、山、穷地区的高校，称之为后发展高校，在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上尤其是新办的一些工科专业如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工科专业学生的培养经验，仍然沿用原来专科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或照搬老牌本科院校的模式，不能有效地结合当地社会发展和学校的具体情况，整合教育资源，扬长避短，形成优势和特色，提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有自己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没能有效的培养，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水涨船高，培养的学生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陷入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境界。针对这种情况，本课题组进行了调研，探讨和分析了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思路和做法。

一、后发展高校在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条件和资源配置紧张，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后发展院校在实践教学软件、硬件方面与一般的本科院校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普遍存在教学设备仪器陈旧，实践教学用房不足，实践教学课时数不足，至使本来是要学生动手实践的课程变成课堂演示教学，更有甚者，一些在实践能力培养上关键的实践课程没法开出。导致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训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工程实践能力严重不足。

2.教师实践经验缺乏，不能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指导。后发展高校存在着，后发展高校的教师队伍主要由升本的主干学校和一些中职、中专学校里的教师组成，教师数量不足和学历层次不达标及缺乏实践经验普遍存在，教学上理论的高度不够，工程实践的经验不足，还有部分教师更是从高校毕业直接到学校任教，并且还担任多门课程的主讲。

3.对学生的培养缺乏市场导向，学生毕业后难以适应。大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设计、计算、制造、研究等工作，因此，企业单位在招聘时尤为注重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这里的实践能力并不单单指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包括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如观察能力，专业技能，应变能力，表达能力，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企业关注的是大学生的“综合能力”，而学校和大学生则认为企业关注的是“专业技能”，高校和学生如果对企业的真正需求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在其发展方向上会产生一定的歪曲，最后使得学生不符合用人单位的需求，学生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时，表现出缺乏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促进后发展高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改革措施与方法

以百色学院为例，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主要依靠实验、实践等活动环节来实现，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1.加强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已初步建成“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实验室体系结构，学校围绕本专业教学主线，投资553.5万元，成立了大学生实训中心，主要建设了机械加工实训室、机械原理与零件演示及创新实训室、材料制备与分析实验室、液压传动与气动实验室、XRD实验室、互换性及测量技术实训室6个综合性实验（训）室。在未来三年里还将建设模具CAD/CAM实训室、模具拆装实训室、化学实验中心、材料科学实验中心等6个综合性实验（训）室。同时加大实训教学人员的培养力度，积极改善实训教师的工作条件，改革实验（训）室（中心）的管理体制，加强实验（训）室（中心）的制度建设；加大实验（训）室（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实验（训）室（中心）设备的有效利用率，突出学生在实训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实训教学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配备相应的实训教材，不断更新实训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训项目，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岗位对口的各产业部门，力争能将该专业的每一名学生在最后一学期送到对口单位进行定岗实习，为学生毕业后谋求好的就业岗位做好准备。至2015年，使校外实训基地增加到8个（3年新增4个），真正形成校企产业链。

2.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按照“三个结合、三个层次、六环节、四年不断线”的思路，构建、调整、充实实践教学环节及内容。注重课内外、校内外及产学研结合，实验、实训、实习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确保实践环节的连续性。进一步完善“三层面、六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层面的教学环节；细化课程实验、教学实习、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六个环节的具体项目及安排，强化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将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调到3∶1（目前比例将近5∶1），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构建以提高应用能力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

3.创建大学生创新实验室。探索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新途径、新平台。促使教师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意识和能力，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实践教学平台，发挥学生创新活动导师作用，优化实践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学生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4.转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重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力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让学生学习“活”的知识，而不是枯燥无味的知识，并结合课程开展课程设计，让学生围绕课程设计主题自由展开设计。如可以让学生结合机械原理课程自行设计小型的机械装置，如节能小车等。在学生实践时，教师耐心指导多加鼓励，帮助学生完成产品构思—设计—实施—调试—成品，这样一种产品产生的流程，增强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具有成就感，树立自信心。

5.创新实验教学，为学生的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学校应打破“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坚持以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应用性人才为目标，制定适合应用性人才成长的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比例，加大实践性教学环节，改变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将与实践联系密切的内容放入到实践中教学。只有学生亲身实践，才能对理论知识有更深理解，才能掌握实践技能。其次，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挑战杯”科技作品设计、智能汽车、机械设计大赛、综合能力训练大赛中去，用实践检验学习效果，用比赛提升实践水平，真正体验实践出“真知”、实践出“成绩”的愉悦。以学科竞赛为依托，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把学科竞赛的形式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团队合作精神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而激发了学生创新能力，为学生的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发展高校新办应用型工科专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学与一个学校为该专业的定位、师资的培养、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课堂教学的实施、学科竞赛的开展等环节密切相关，是一项系统工程。后发展高校应当不断探索此类新办专业的教育教学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为当地支柱型产业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Z].教高[2005]1号.

[2]黄婉秋.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J].教学建设与改革，2007，（9）：43-44.

[3]杨登秀.工科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刁其君.加强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4，12（4）：10-12.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项目（GXTSZY024）；百色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工程第一批示范专业项目

手工业的发展篇3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创新“四种模式”、加快“四个转变”，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推进民间特色手工产业与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同步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发展手工产业促进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到2018年，逐步形成以编织、刺绣、钩线、花（陶）艺和其它来料加工为重点的全市妇女手工特色产业，直接从业妇女达到10万人以上，年加工及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以上。

二、工作措施

（一）转变就业观念。手工产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劳动强度小、就业方式灵活等特点，广大妇女通过手工产业灵活就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市妇联和各区县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发展特色手工产业实现居家灵活就业，鼓励广大妇女勇于创业就业。

（二）加大培训力度。各级妇联要统筹协调妇女特色手工技能的培训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林业、扶贫移民、商务和工商等部门要结合实际，把妇女特色手工技能培训纳入各自的培训内容。要充分利用远程培训、在线培训等高科技手段，扩大妇女手工培训覆盖面。依托全市村（社区）“妇女之家”，采取灵活方式开展创业培训和订单培训、定向培训，提高妇女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每年培训人数不少于3000人，其中带头人提升培训不少于400人。

（三）建立产业基地。各区县要根据产业发展实际和群众需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在市场优势突出，产业基础较好，群众需求强烈的区域确立2-3个乡镇试点建设妇女特色手工艺产业基地，并逐步推广。要整合好资源，协调村（社区）用房及闲置的校舍等场所，建立乡镇或村（社区）妇女手工居家灵活就业服务站点。

（四）创新产业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和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利用“公司+农户”、“公司+专合组织+农户”、“能人+基地十农户”等模式，逐步提升妇女手工产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水平。支持发展妇女手工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以及其他形式的联合体，发展壮大特色手工产品集中加工点、经营户、采购户。

（五）鼓励产品研发。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队伍，促进开发适宜妇女手工产业发展的艺术品、日用品、家居品等多类别创新产品。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要注重发挥旅游市场优势，将全市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转化为具有丰富元素的手工旅游商品。市科技局对手工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给予贷款贴息，对发明专利给予专项奖励。

（六）注重市场开发。各级旅游部门要指导重点旅游景区设置购物区，健全完善服务机制，引导妇女特色手工艺产品进景区展示销售。商务部门要指导建立妇女手工产品营销网站，并帮助在大型商场、超市等区域设立产品展销点。积极开展妇女特色手工艺品评选，对评为省、市级特色旅游商品购物点的给予奖励。市博览事务局要在国内外展会中为妇女龙头企业和专合组织争取、提供参展机会。

（七）加大资金支持。市财政设立发展手工产业促进妇女居家灵活就业专项资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参加手工培训合格且符合享受职业培训补贴人员给予培训补贴，对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符合政策规定的，按其实际缴费额的2/3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发展手工产业促进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的企业和个人，要从劳动密集型企业贷款和贴息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方面给予倾斜。宣传、旅游、商务部门要从文化产业、旅游发展、外贸发展、服务业发展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扶持妇女手工带动主体的培育。

（八）强化优质服务。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农口等部门要对发展手工产业促进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项目支持；工商部门对妇女手工创业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注册手续，依法依规减免有关费用；税务部门对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龙头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三、组织保障

手工业的发展篇4

【关键词】关中地区 乡土手工艺 发展模式 创新

手工艺自古以来就是乡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在全球蔓延，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然而，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手工艺生产方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工业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渐渐被机器制品代替，越来越多的手工艺人成为了工人，手工艺的记忆也渐渐流失。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乡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一色的楼房，笔直的马路，越来越多的汽车代替了自行车、摩托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走于外地，求学或者就业……乡村生活不再是传统的耕种播收。

然而，随着当今社会竞争力的加剧，那些依靠消耗大量资源来进行生产的乡村企业面临着发展的最大难题，即产能结构的不合理，人才的缺失，企业效益低下，这些问题最后不可避免的又反馈于那些由农转工的乡民身上。“失业”原本是属于城市文明的产物，近几年却一度成为了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社会现实。因此，在这样的乡土社会背景下，要重新发掘手工艺的现代价值，探讨乡土手工艺在现代化中的发展途径，形成以手工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一、关中地区乡土手工艺发展现状

“关中自古帝王都”，这和关中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关中其名始于战国时期，因其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四方的关隘，以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赋予了关中地区肥沃的土壤、纵横的河流、温和的气候，使得关中地区自古便为皇族福地。

从西周起，1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在历史上，关中地区作为京都之所在，其区域经济中心的便利也为关中地区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也孕育出了众多的手工艺品类，如秦绣、玉石雕刻、青铜铸造、造纸、草编、陶瓷器、年画等。近代以来在工业化的冲击之下，关中地区手工艺的发展基础也遭受了根本性的破坏。

然而，尽管如此，作为乡民“衣食住行用”的生活基础，乡土手工技艺本身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思想，汇聚了乡民从生存到生活的韧性理念，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生长环境和区域文化形态之下，乡民对于手工艺的记忆从来就不曾消失，手工技艺及其存在方式也在乡民之间生生不息的传递。

在经历了短暂的寒冬之后，借着西部经济大开发的时代机遇，如今手工艺在关中地区又重新焕发出了往日的光彩，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为了区域的文化名片。如华县的皮影、蒲城的土布、凤翔的年画、泥塑，耀县的瓷器等，形成了种类繁多、分布区域广泛的局面。笔者通过近两年对关中地区传统手工艺的现状进行考察，对这些手工艺的文化生态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了很多制约手工艺在当代持续发展的问题。

由于各地的支援力度和重视程度的差异，关中地区的乡土手工艺发展情况差别很大。有的地方从工艺学习、教育推广切入，有的从技艺传承着手，有的注重个别企业的发展，有的虽有工艺产业的群聚，但彼此之间的串联度和依存度不足，存在阶段性发展的盲点和困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发展数年，并在持续进行中的手工艺生产方式，值得我们去关注。因此，本文通过对关中地区的这些生产方式的提炼，概括其发展思路，借鉴其经验，以期为关中地区乡土手工艺的发展提供思维上的引导和经验上的补充。

二、关中地区乡土手工艺的发展模式

（一）家庭作坊

个体或者家庭的组织形式自古就是传统手工艺的一种运行方式。家庭作坊内通常由一个熟练掌握和应用手工技艺的人作为核心，其他家庭成员或者学员做相关的辅助工作。鉴于手工艺的传承特性，这种手工艺发展最原始最基本的运作形态，直到今天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方式在关中地区的很多地方都存在，比较集中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铜川耀县陈炉镇。

铜川素有“煤城瓷都”之称，铜川市辖区内的黄堡、玉华、上店、立地坡、陈炉以及耀州区塔坡一带在古代都是耀州瓷的重要产地。《同官县志》载：“同官黄堡镇瓷器，宋代早已驰名，即现代鉴古家所称之宋器，精巧绝伦，惜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而失传……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所存者唯陈炉耳。”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变化之后，如今唯有陈炉一直延续着耀州瓷的生产。民国时期的《同官县志・工商志》中对陈炉镇的陶瓷烧制情况有如下描述：“陈炉镇瓷在县东南三十里。住民八百余户，星布于半山间，为邑巨镇。镇民俱业陶，而以农为副业。陶场南北三里，东西绵延五里，炉火杂陈，彻夜明朗，故有‘炉山不夜’之称，为同官八景之一。”由此可以看出陈炉镇制瓷业的盛况，昔时家家户户以烧制陶瓷为生，窑炉星罗棋布，炉火日夜不灭，也难怪清代陈炉知县袁文观感叹道：“日落炉峰夕，林间树色暝，村灯秋暗月，野火夜沉星。”

陈炉制瓷业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1955年到1958年前后，由于对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运动的开展，根据原料产地、烧制品种的不同，陈炉镇相继成立了瓷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以后，瓷业合作社也被合并为陈炉耐火材料厂，后改为陈炉陶瓷厂，成为大集体性质独立经营企业。但陈炉陶瓷厂的建立并没有改变陈炉个体家庭生产的制瓷方式，李家瓷坊、崔家瓷坊、袁家瓷坊、关家瓷坊等家庭生产的作坊散布在陈炉镇的各个角落，世代相传。

值得注意的是，陈炉镇现在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生产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生产，而是传统个体生产与现代化产业结构的融合。以李家瓷坊为例，李家瓷坊的前身是陈炉镇享誉百年的“桥上李家”，工艺传人李升科的父辈曾创办过“红花福瓷行”，在当地极具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李升科曾在陈炉陶瓷厂工作多年，1992年退休后在女儿李竹玲（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主张下成立李家瓷坊，开始了传统瓷器制作与现代审美融合的探索，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李家瓷坊制作的产品已经成为耀州古瓷现代化的杰出代表。李家瓷坊在传统家庭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为了提高瓷器产量和品质，雇佣了一些附近的艺人或者学员，分管瓷器制作的不同工序，形成了具有公司特征的家庭式生产方式，集设计、制作、包装、展示、销售于一体，自负盈亏。这种新型家庭作坊式的手工艺生产，普遍规模不大，从业人数不多，产品成本低廉，但由于加入了个体创新和独特风格，从而显现出了很大的市场竞争力。

（二）专业合作社

由于允许个体和私营性质的经济形式的存在，个体手工艺的生产形态出现了另一种形式，即合作社模式。合作社和手工艺联姻在关中地区涉猎到了多个手工艺行业，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中地区具有典型性的合作社经营模式有蒲城地区的兴文麦草工艺专业合作社和农妇土布专业合作社。

兴文麦草工艺专业合作社位于蒲城县苏坊镇，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创办人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贺兴文先生。兴文麦草工艺专业合作社以“民办、民管、民受益”为合作社宗旨，实行“合作社+加工厂+成员户”的运作模式，通过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成员、合作社之间建立起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利用农闲时间，聘请专家、教授、美术教师、有制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合作社成员的技能培训。由于重视管理和技能培训，兴文麦草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截至目前合作社成员有135人（户），人均收入上万元，有力带动了“一村一品”工艺产业的发展。如今从事麦草工艺及民间手工艺的制作人员越来越多，仅苏坊、封村及周边村镇千余户农民从事民间工艺艺术品的制作，麦草工艺画已成为蒲城县的一项文化支柱产业。

农妇土布专业合作社位于蒲城县荆姚镇许家庄村，负责人为亓栓柱。其前身为2000年成立的“三秦农妇织绣工艺品协作会”，2004年正式改名为“农妇土布专业合作社”。农妇土布专业合作社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方式，合作社负责织布机、纱线的发放，以及对农户基础纺织技术的培训。经过培训合格后的农户根据具体需求进行织布，完成后将成品交付合作社进行布匹质量的检验，合作社完成成布的回收。成布回收后，合作社的手工艺作坊会对其进行脱浆、捶布等处理，按照具体的市场需求再进行缝制，制作衣服、桌布及沙发、床上用品，最后投入市场销售。

如今，许家庄的土布专业合作社除了农妇土布专业合作社外，又成立了“秦妇土布专业合作社”“玉女土布专业合作社”。经过调研发现，许家庄共有农户300余户，其中大部分农户家里都在进行规模化的土布生产，同时这些土布合作社在带动本村乡民获得手工生产的经济效益外，也带动了周边村庄乡民的参与热情，成为许家庄土布合作社的社员。如今，许家庄作为践行“一村一品”的典范，成为探讨手工艺复兴的重要实验田。

专业合作社的方式，使手工艺的生产有了相对稳定的客户和市场，同时借助相对低廉的原料和劳动力成本，通过采用纯手工和机械生产结合的方式，使手工艺品的产量得到提高。这种发展模式的经营机制灵活，对市场的反应敏锐，具有良好的市场效益。同时这种经济形式的存在，使得乡土手工艺的生产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对区域文化影响的提升也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三）区域共营

区域，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指的是一个特定人群活动于其中的时空坐落。乡土手工艺发展的区域共营模式通常是依附于特定的具有手工艺传统的地区或者区域来展开。这些地区或区域早期多是在文化工作者和学者们的指导下形成和活动的。如陕西宝鸡六营村的泥塑工艺，长安区北张村的造纸工艺，三爻的灯笼工艺等。区域工艺的振兴需要长期且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工艺资源的调查、传统工艺的传习、工艺教育的推广、跨工艺领域的合作、工艺与生活环境的适应、工艺品的创新开发、社区美感的建立、地方特色的融入、工艺家与商家之间的互相整合、工艺体验服务的推进、工艺产品整合营销以及区域品牌与个别工艺品牌的建构等。

同时，区域共营模式还需要政府、企业、学者、教育等多方面的互动，依靠某一种或者多种的传统手工艺，激活全社会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一种情感共识，从而形成区域的文化认同。然后在多方的共同作用下，使之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发展的代表或者区域文化的象征，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例如陕西关中地区的凤翔泥塑、华县皮影、渭南面花、蒲城土布、耀州窑瓷等，这些地方的特色传统工艺的发展，构成了区域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探索乡土手工艺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发掘作为一种探索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式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近9亿，占全国人口的70%；农业人口近7亿，占全国产业总人数的50.1%。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经济来源单一等问题成为农村现阶段一个大的社会现实。作为乡村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支柱，乡土手工艺则展现出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乡村手工艺的研究应当以民生的本质需求为出发点，关注乡村文化的建设，提高手艺人的生存质量，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论上的阐释。手工劳动的性质决定了手工艺人必然需要有稳定的生活水平作保障，这是乡土手工艺在现代社会得以继续生存的根本，忽视该问题，必然会导致手工技能的缺失、手工艺行业规范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探索关中地区乡土手工艺发展的现实意义在于重新审视手工艺发展中的民生问题，从根本入手，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在近两年的考察中发现，凡是在乡村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正是传统手工艺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例如，江苏省拥有传统工艺资源，而且有着深厚的手工生产基础。从手工编织、手工印染、手工刺绣到服装、家具生产、小五金等传统手工艺，不管是在田间劳作的妇女，还是从都市产业中退休返乡的老人都在从事手工艺生产，他们从简单的手工艺做起，一旦乡村经济起步条件成熟，这些手工艺就转化为生产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企业和市场。正因为如此，今天江苏乡村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农村生活水平。而关中地区由于各地经济基础差异，在支援力度、重视程度等方面也各有不同，这直接决定了各地手工艺产业发展情况。

知名社会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曾说：“我国小传统的民间文化无论如何代表大多数一般民众的文化，它不仅在传统时代扮演一种提供大传统文化许多基本生活素材的角色，而且在当代的社会中也逐渐被认定是影响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乡土手工艺的再生，传统工艺作为民间文化的显性代表，不仅可以作为新产品开发的模型制作手段，更可以是一种创造观念的源泉。当一个生产活动的发展过程不是从社会上层自上而下地推进，而是从生活中直接展开，那么手工方式毫无疑问是最便于实现目标的方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手工艺生产必将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经济形式。

乡土手工艺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工技艺也在不断的更新，在与现代社会的结合过程中，从而体现乡土手工艺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乡土手工艺的发展，最终目的是在对民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实现乡村的手工艺化，同时也是乡村城镇化和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因此，通过具体的调研分析和手工艺劳作方式的解读，其目的是为了在整合群体与个人，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等人与手艺的关系中，发掘乡土手工艺的现代价值，从而转化利用这些宝贵的手工艺资源，实现民生与手艺的互联与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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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关中蒲城土布纺织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5]许平.文化的互补――作为产业经济的文化基础的传统手工艺[J].装饰，1997（2）.

[6]赵农.关中民间手工艺的生态现状[J].文艺研究，2003（3）.

手工业的发展篇5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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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的发展篇6

【关键词】民族手工艺品市场；八廓街；分析

一、有关民族手工业研究的文献综述

民族手工业艺品是指具备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的手工艺品。随着民族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内学者对于民族手工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民族手工业的发展现状、市场、发展中的困难及对策等。贡秋扎西等在《民族手工业发展模式初探》（2006）一文从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角度评估了民族手工业发展水平，指出民族手工业供给出现的几个特征。安玉琴在《民族手工业发展对策研究》（2006）中研究了民族手工业发展的现状。李超民在《民族工艺品发展探索》（2008）一文中对民族工艺品的发展优势和呈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宋秋在《旅游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2011）一文中对旅游手工业纪念品市场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李佳在《市场化语境下的民族手工艺品》（2012）中指出在市场化语境下，民族手工艺品的产业特性发生了转型。目前学术界鲜有对民族手工艺品市场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结合进行调研，从而缺乏了科学的指导和建议。

二、民族工艺品发展呈现的优势

1.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给民族手工艺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的空间。

2.民族手工业发展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发挥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民族文化优势有利于发展民族手工业。

3.民族手工业正处于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社会环境中。

三、当前民族手工艺品发展出现的问题

1.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2.单一的品种，简易的包装，粗糙的外型，款式设计的落后，无法吸引现代消费者的目光，这严重制约到民族工艺品的进一步发展。

3.民族手工艺行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偏低，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信息不灵、管理落后的状态，本土民族手工艺品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

三、对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市场的调研分析

调研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以研究分析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市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2014 年8至9 月课题组成员共六次对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市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实地调研。为保证调查对象全部为旅游者，拉萨本地人和务工人员没有被纳入调查对象的范围，本样本的选择较为合理，共发放调查问卷230 份，收回有效问卷212份。

（一）游客消费行为调查分析

1、游客了解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的相关信息的途径，“导游介绍”排在第1位，有5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这一因素，这说明游客来遥远的游玩大多会选择报团，因此导游会对游客进行有关民族手工艺品的介绍，进而影响游客的消费行为。“店主介绍”占47%，也是多数旅游者考虑的因素，游客进入店内购买民族手工艺品，店主等会给游客有针对性地介绍。“电视网络”占35%，说明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民族手工艺品越来越被更多人所熟悉。

2、游客来八廓街考虑购买民族手工艺品的可能性，其中“会”（25%），“可能会”（52%），“不会买”（13%）。这说明游客来到八廓街，他们或多或少会考虑购买一些民族手工艺品。

3、游客来八廓街购买手工艺品考虑的首要因素，依次为“手工艺品本身”（42%），“价格”（38%），“文化内涵”（18%），“品牌”（4%），其中“手工艺品本身”排在第1位，这说明旅游者对充满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心存向往，接下来，“价格合理”也是大多数旅游者考虑的主要因素。“文化内涵”被调查者选择比例并不高，这说明民族手工艺品中“的”、“民族的”文化元素还不被大多游客真正了解。而“品牌”这个因素却较少有旅游者选择，说明缺少具有品牌价值的民族手工艺品。

4、游客购买一件民族手工艺品的心理价位，依次为“50-100元”（47%），“100-500元”（25%），“50元以下”（18%），“500元以上”（10%），其中价位在50-100元的民族手工艺品最易被广大旅游者接受和购买。500元以上的民族手工艺品只有少数高收入群体才会考虑。

5、旅游者购买手工艺品的种类，设置为多项选择，按照旅游者对各项民族手工艺品的选择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为：“佛珠”（41%）、藏刀”（33%），“其他藏族饰品（27%）”，“藏香”（22%），“牛角梳”（21%），“藏族服饰”（20%）”，“鸡血藤（19%）”，“菩提”（17%）“佛像”（16%），“挂毯”（13%），“其他日用品”（15%），“唐卡”（9%），“藏传佛教法器”（3%）。

6、游客对八廓街商家的服务满意度， 其中“满意（35%）”，“基本满意（60%）”，不满意仅占5%。这说明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经营者的服务态度得到了广大旅游者的认可。

7、游客购买民族商品后最担心出现的问题，其中“假冒伪劣”占45%，“价格上当”占35%。这说明在买卖过程中，游客由于对民族手工艺品的质量、价格不了解，与店主的信息不对称，在交易之后，游客基本上很快回到了内地或自己的国家，因此消费者更加担心购买后的产品质量、价格上当等问题。

（二）店主经营行为调查分析

1、“外地商人”（60%），“商人”（40%），这说明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生意比较红火，吸引大量的外地商人前来从业经营；“初中”（43%），“小学”（40%），“高中”（12%），“大学”（5%），初中以下学历占到83%，大中专学历仅占5%，说明经营人员的文化素质偏低，几乎没有大中专学历，民族手工艺品经营业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

2、店主经营年均纯收入 “5万及以下”占44%，“5-10万以上”占44%，“10万以上”占12%；维修重新改造后的八廓街是否有力促进了民族手工艺品的发展，其中“有”（44%），“无（56%）”；长远经营打算，“继续做”（70%），“考虑投资其他（20%）”，“迷茫”（10）。这说明大多店主经营利润在10万以下，对生意比较满意，短期内维修重新改造后的八廓街对经营民族手工艺品促进作用不明显，但相信未来会有力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非常看好经营前景。

3、店内民族手工艺品产地 ，“本地生产”（68%），“尼泊尔、印度”（62%），“内地”（20%），这样的调查结果出乎意料，研究文献时发现，据相关部门统计，民族工艺品大约只有 20%左右的产品是当地企业生产的，而 70%的工艺品都是内地企业生产（义乌、广东企业）和国外企业生产。这很可能是样本误差导致。但调查结果也反映出民族手工艺品正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4、店内有无假冒伪劣产品 ，“有”（20%），“无”（80%），因为这关系到该店的声誉，做调查时课题成员一再保证，匿名调查，仅做研究，但店主还是比较顾虑，所以结果只有参考价值。即便如此还是有20%的店主承认该店民族手工艺品有假冒伪劣产品。调查中发现八廓街市场上流通的很多是低质低价的民族手工艺品，甚至充斥着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而且旅游购物方面的投诉也逐渐增多，给旅游产品市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5、店主关于民族手工艺品发展走 “传统手工制作”（48%），“两者结合”（42%），“机器、工业科技生产”（12%）。这说明经营者大多不赞同纯粹的现代工业科技生产，认为民族手工业的核心必须紧扣“手工”两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走少而精的路线，也可以把民族手工业生产与现代工业科技相融合，在保持创新的同时不能失去传统的“民族”、“文化”元素。

6、店主最想得到政府的帮助依次为“财税支持”（52%），“宣传支持”（26%），“金融支持”（22%）。财税支持选择比例最高，达到50%以上，这充分反映出现实中的财税政策对促进民族手工业的发展非常有限，经营者需要更多财税方面的减免政策和扶持。其次是宣传，店主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的知名度。金融支持的选择比例也达到了20%以上，这表明部分经营者仍迫切需要政府在贷款等金融方面的支持。

7、店主认为八廓街民族手工艺品市场存在的问题依次为“市场混乱、市场机制不完善”（46%），“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不够”（36%），“利润空间小”（26%），”立法保障不到位”（16%），“人才缺乏”（15%）。这样调查结果与我们观察、访谈了解到经营者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经营者普遍反映八廓街手工艺品市场太混乱，表现在方方面面。人才缺乏选择最少，这可能是买卖与经营经验的要求更相关。

四、促进民族手工艺品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一）市场、立法保障：

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原则，加强市场监管， 依法净化市场，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加强对民族工艺品的保护。完善旅游行业诚信机制，加强对旅游市场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二）人才、政策和资金保障：

政府应加大资金培训力度以培养传统手工艺人才，培养专业的高科技研究人员，加强产品的研发，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增强手工艺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力发展民族手工业，充分发挥藏民族手工艺品原料奇特、做工精细的优势，对民族手工艺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进行有效整合，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从而增加附加值；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扶持是对民族工艺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径。政府应通过各种方式（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支持），对民族工艺品企业进行资金上的支持和帮助。

（三）宣传、组织保障：

政府应以市场运作为平台，融合民俗文化、手工制作等特色内容，强化旅游宣传，加强与外界工艺品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尽快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应用在民族工艺品中，在保持原有产品的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加速技术改造统一策划、包装、推广的民族工艺品，提升“品牌”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向游客们展示名副其实的藏民族工艺品。积极发展其它服务业，不断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和愿望，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消费，把民族手工业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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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的发展篇7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維持^的温饱，这是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維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充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i，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不能取得体制外的增长，那么这种传统结构及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一个限度，资本主义终久不能脱离萌芽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作者简介：孔庆锋（1962-）男，山东曲阜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山东济南250100

手工业的发展篇8

【关键词】手工业；双向互利；城镇化；新疆

一、引言

新疆位于亚欧板块腹地，与八国接壤，是少数民族聚集众多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新疆特殊的人文环境与地理位置，使得它的文化博大精深。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了他们生存的保障。

在描绘大美新疆的蓝图时如何将城镇化背景下新疆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城镇化进程对新疆民族地区手工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城镇化背景下新疆民族地区传统手工产业的未来前景？在影响新疆城镇化的众多因素中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对其重要性？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文化视角下的新疆民族地区城镇化对手工业的影响进行阐述。

二、新疆民族地区手工业的历史背景

新疆是民族特色和民俗风情保存相对完整的地区，这片热土原有的手工行业多达七十多种，主要的手工业有：棉纺织（土布）、金属制品、皮毛毡裘制品、皮革制品、皮靴鞋制造、地毯、木器生产、缝纫、工艺产品等。汉唐时“绣文胡锦”和“花蕊布”已是和田人普遍的穿着丝绸。龟兹的瑟琵、茎筷已传至西安。至于“雕文刻镂、治宫室、织毯毡、善金、银、铜铁之属”已“跨越上国”，久享盛名。公元十世纪的五代时期，高昌的棉布已到了沐梁，十三世纪元代，设置染织提举司与染织局生产御用领袖纳失夫缎。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新疆在纺织生产方面又有了新的进步除了“白氛布”外，并生产“红绢布”、撒袋花毛巾等产品，这时的喀什噶尔也在生产丝绸、缎布。十八世纪全国各地滴戍官员、罪犯流人数量很大，对新疆手工业生产技艺也起了积极的传播作用。

三、影响新疆城镇化的因素中手工业的发展对其重要性

新疆城镇化的发展受众多因素影响，为正确把握新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参考 2005-2013年影响新疆城镇化的有关因素数据表，将影响新疆城镇化水平的因素选取最重要的8个，列其表格进行分析。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论题，而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城镇化与产业的互动发展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上面的数据不难看出新疆2005-2013年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比重为：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工业产值比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林牧渔业产值>人均GDP。由此得出2005-2013这一时间段影响新疆城镇化的最主要因素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传统手工业属于第二产业，是影响新疆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新疆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发展不但可以加速城镇化发展，使城镇规模越来越大，市场容量越来越大，而且解决了不少少数名族就业难问题，反过来说城镇化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传统手工业发展。

四、新疆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手工业发展凸显的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少数民族的传统手艺免不了也受到影响。手工业者相对比较传统保守、现代观念不足、制作费工费时、成本较高、销路不畅、竞争力弱、支持和挖掘其潜力不够等。认真贯彻实施新型城镇化民族手工业条例和实施扶持措施显得尤为关键，传统手工艺和产品若一旦消失，将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损失，也必将会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首先，无相应的行业组织，还在留用传统、分散、家庭式的作业模式。没有与时俱进，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达标。相应部门和单位的扶持力度不够、重视和关注度不高。

其次，与现代产品相比较时创新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高品质的需求，手工业者没有经过统一培训，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专业技能不能满足生产所需，并不能将传统手艺和现代观念有效整合。

第三，想扩大规模的个体缺乏资金注入。手工业主销售经验不足，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消费者购买欲不强，没有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有碍提升工艺技能，行业竞争意识不强。设备不齐全或因缺乏资金无力购买。从而生产技术落后，导致制作效率不高，成本增加。

五、以喀什地区为例阐述发展手工业的建议

在民族地区，手工业与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喀什地区是手工艺的传统产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荟萃之地，有东、西方文明融汇的特点。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享有“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当地独特的手工业有50多种：制帽、刺绣、制革、制鞋、金银首饰制作、地毯、小刀制作、土陶制作、民族服饰等。

发展民族手工业，是促进城镇化的动力，因此，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措施，促进民族手工业蓬勃发展。

（一）加大有关部门的扶持力度，大力宣传使大众重视并支持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政策。对消费者需求大的产品给予专项基金支持，对具有吸引力的民族手工业，给予用地、项目、资金、贷款及税收等方面大力扶持。在一年一度的亚欧博览会、乌洽会、喀交会上，将分散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给予各类交流学习机会，提高社会知名度，对优秀产品鼓励商标注册。

（二）在传统手工艺术不失的前提下，制作出适销对路与现代元素相结合的产品，尝试修建民族纯手工艺品步行街。组织行业佼佼者去学习，开拓他们的眼界、提高技能、促进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并因此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提高他们使用现代高端技术的能力，提高制作优质手工艺品的能力，开拓创新精神。

（三）隆重推出传统手工的主打产品，通过组织学习文化视角下的新疆民族传统手工历史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落实产品的销售渠道和潜在市场。使主打产品成为推广民族手工业甚至是宣传大美新疆的广告。在努力打造出手工业完整体系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加快城镇化进程。有条件的可以搞“一街一品”、“一村一品”通过组织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家庭”的模式发展，帮助手工业者开拓和落实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市场，打造手工业完整的产业链。

六、结语：推动民族手工业，加快城镇化进程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要满足消费者多样性和多变性的需要必将做到更细致入微，机械化大生产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返朴归真和追求自然，原生态的设计在未来一定会受到人们的追捧，纯手工的消费需求本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尤其是现代年轻人更是拥有崇尚突出自我、个性张扬的消费理念。就正如我们对衣服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保暖、遮羞、区分性别，而现在的人们更关注衣服的材质和衣服本身所带来的美感、舒适度、独特的款式。手工产品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国际上很多大牌，奢侈品都力求纯手工制作，这样的趋势必将有效的拉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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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聘聘，龚新蜀.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新疆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产业，2010，10 （2）：22-24.

[3]姜明文.发展手工业特色专业村贫困农村城镇化的有效途径[J].农业经济，2004（4）：37-38.

作者简介：

杜瑞雪（1989.12―），女，新疆昌吉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与风景园林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