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论文范文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手工业；利润分析；思考政策

一、引言

1.选题背景――以史为鉴，谈古论今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本世纪以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发展迅猛，其作用有目共睹，它们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为什么会这样？在我们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对吗？

历史是一座知识宝库，人类进步离不开借鉴历史，先民们的成功与失败是对我们的引领和警示。历史上，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一直是社会经济中最有生命的、最活跃的。因此，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央的英明决策。

2、有关利润的探讨

利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会计学都对其下了不同定义。（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资本家在销售商品后所获得的超过其预付资本的余额。”①马克思说：“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可见，马克思关于利润的定义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是一种狭义利润的定义。（2）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将利润分为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两类。其中，“正常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也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它包括在成本之中，其性质与工资相类似”。“超额利润又称纯粹利润或经济利润。它是指在企业利润中超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润。”并且，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利润中通常还包含对机会成本的补偿。（3）在会计学中，认为“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通过对以上三种利润定义的介绍和分析可见，会计学的定义较好地撇去了阶级立场，以“利润=总收入-总成本”这一基本范式定义和计算利润，是一个较好的广义的利润概念。下面，我将把会计利润作为衡量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利润的标准。分别分析其收入和成本，以求得出“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到底有没有利润？”这一问题的结论。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的利润

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究竟有没有利润？这主要通过中国古代手工业中成本和收入的对比来回答。中国古代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本文将对这三类手工业分别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其中，在对收入的分析上，本文将通过市场的繁荣程度以及一些史料来说明；在成本方面，则主要是分析成本的构成，包括原材料、税、缴纳的管理费用等。

1.中国古代手工业种类及其发展简述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三类：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1）官营手工业：手工业由官府统一管理，工匠集中在官府设立的作坊内，使用官府供给的原料，制作加工官府指定的产品，产品不进入市场。官营手工业工匠有世袭的传统，世代服役“（官府工匠）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②（2）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上出售。在中国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随着土地兼并的集中，汉代出现田庄经济。（3）私营手工业：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有很大关系，很多朝代采取了“官有民营”的方式，如先秦的“官山海”等；但西汉中期的“盐铁专营”和元代“匠籍制度”等则打击了私营手工业。明清以来，私营手工业快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

2.官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存在，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巩固统治的政治、军事需要，因此其生产部门包含着矿冶业等基础民生部门。以西汉的官营手工业为例，汉代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煮盐业、冶铁业、铸钱业、漆器业、丝织业、酿酒业等。其中，冶铁业、制盐业和铸钱业是政府最重要的三大官营手工业。

汉武帝于元封元年置盐铁官，实现了盐铁官营，“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顾盐铁家富者以为吏。”④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所有盐铁的生产和运输一律收归官营。关于铸钱业，西汉的铸钱业从景帝时起完全为官营，汉武帝时，决定“更造钱币以用，以摧浮淫并兼之徒。”表明这次币制改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抑制商人的兼并。

依靠盐铁的垄断专卖和铸钱业的垄断，武帝政府解决了财政困难，还从经济制度上找到了一个抑商问题的办法，铸钱业的垄断更是使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这一史实可以推测，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关乎基础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部门，确实存在着丰厚的利润，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

（2）成本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官府直接垄断的各种自然资源，或以土贡、坐派、科买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取之于民。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军工匠、役工匠和雇工匠。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营运几无关系。可见，单从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方面来说，其价格较便宜，成本较低。

但另一方面，官营手工业不仅垄断着国计民生等高收入、低成本行业。它还要满足奴隶主贵族、封建皇室与官僚集团的寄生性消费。官营手工业主要提供中央政府和皇室的用品，汉代如丝织业、漆器业等。这一类产品并不进入市场，也就没有收入。因此这些产品是对财政收入的纯耗费。《汉书・贡禹传》中关于丝织业耗费的记载云：“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⑤关于漆器业的描述中：“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

可见，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言，官营手工业的成本较低，但其大量产品不进入市场流通，所以官营手工业的大量部门是作为政府财政的负担存在。

（3）官营手工业的利润

官营手工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盐、铁等政府垄断且进入市场流通的部门，成本主要产生于仅供皇室贵族享用和军需部门。但官营手工业的大部分产品是不进入市场流通的，且除特殊需要外，随着朝代的推移官营手工业的封闭性越强，也就越不可能产生利润。利润长期为负也是它明清时期被民营手工业超过的重要原因。

3.家庭手工业

家庭手工业，一般说来，农民家庭从事手工业生产，只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所需。他们偶尔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主要也还是为了换取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生产或生活用品，是以小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变换过程，而不是出于商品生产的既定目的。

可见，家庭手工业并不是服务于利润而存在的，其生产目的决定它不生产或只生产少量利润，可以视为家庭手工业的零利润。

4.私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私营手工业一直伴随着官营手工业出现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着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小手工业，《孟子・梁惠王上》谈到：“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彤琢之。”由此可知，当时有很多人从事玉器制造业，它成为一门常见行业且有利可图。《史记》中曾提到战国时因煮盐、冶铁而致巨富的大商人，如“猗顿用盛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⑥

汉代时，《史记・货殖列传》日：“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在这一记载中，雍伯却因贩脂发了千金之财，张氏以卖热水饮料赚了上千万的钱，浊氏靠产销胃脯却可以富到车马成行。

唐宋元以来草市、夜市兴起，抑商程度有所减弱，商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的发展。消费市场扩大，需求大量增加。唐代私营手工业涉及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宋代私营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是制盐业和冶铁业，元代制瓷业大多是民营。

明清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⑦苏松一带丝织业出现了两种经营形式：一是机户开坊，雇佣机工；二是散放原料，收取成品，计件付资。可见，明清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从以上历代手工业的致富情况及私营手工业的逐渐繁荣可知，经营私营手工业的收入较高，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收入不断增加。

（2）成本分析

私营手工业的成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税负和管理费用

生产要素主要有：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私营手工业经营的大多是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如茶、醋等，原材料价格低；小手工业者劳动力多为自家人，雇工经营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总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私营手工业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税负：以元代为例，宋代的醋息钱既多且滥。后，两税之外包括醋息钱在内的杂税多如牛毛。“有所谓月桩，有所谓盐产......有所谓醋息钱，又有所谓科罚钱，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随所在，有之不能尽举。”⑧元代制瓷业，官府以“二八抽分”收取20%的产品税。窑户还要缴纳多种杂税，所以瓷课的实际税率超过20%。

（3）私营手工业的利润

私营手工业与官营手工业不同，它的产品是为了销售，它的经营是为了盈利。私营工商业所经营的产品大多是人人所必需的日用品，并且价格便宜，因而有广大的销售市场。虽然总是存在着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打压和高税负，但私营手工业的旺盛发展暗含了大量的需求。所以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甚至成为富商大贾。

5.结论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其中，（1）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和军工的需要。这一目的决定了官营手工业不参与市场流通，也就无法获取利润。虽然官营手工业在汉代也发挥过获取利润，增加政府财富的作用，但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2）家庭手工业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需要，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3）私营手工业直接以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虽面临繁重的课税负担，但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在发展的时间脉络上，官营手工业在明清之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具有市场封闭性，利润一直为负制约了其发展；私营手工业因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和课税政策等早期发展有所受限，但巨大的利润空间是其增长的动力，在明清时期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确实存在利润，且伴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和商业的逐渐发达，利润逐渐提高。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家庭手工业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三、对经济发展的思考

1.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商业的发达程度息息相关。首先，农业是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家庭手工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从而产生了小手工业；农业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其次，通过商业贸易参与市场流通是手工业利润的来源。官营手工业长期利润为负，且因为统治者的支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社会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中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抑制了商业的同时，也打击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2.从政策的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人为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孤立地去发展农业，打乱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自然平衡，农业发展失去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刺激，本身也很难得到繁荣。

3.从官营、私营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历程可见，中国古代手工业民营优于官营。民营要尽量节省成本，利用价值规律，在市场上优胜劣汰，然后进行原始积累，逐步扩大实力，做大做强，最终给社会提供廉价的丰富产品。但经济的官营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需要，以奢侈品为主，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不计成本，垄断经营，缺点是明显的。所以从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工商业的官营弊大于利，而民营则利大于弊。

4.从当前的经济政策来看，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很有科学性，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作用是巨大的。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利于搞活社会经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治国之上策。只有将所有国民都调动起来，把所有经济都参与进来，社会经济才能够活起来，国家才会国泰民安！

注释：

①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上）.

②《管子・小匡》.

③《盐铁论・复古》.

④司马迁《史记・平淮书》.

⑤《汉书・贡禹传》.

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⑦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⑧蔡戡.定斋集卷K'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

参考文献：

[1]刘花章.两汉手工业商业的官营和民营.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2]陆文静.宋代私营企业管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5日.

[3]赵玉琳，郭连强.究竟什么是利润的源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纵横》.

[4]李建毛.浅论届周私营制陶业――兼及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起始时间.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5]沈济.浅析明代的社会经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6]王文书.宋代的榷醋和醋息钱.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36卷第2期，

[7]王绪栋.西汉时期官营经济再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15日.

[8]贺妮.有关利润的探讨.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二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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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6.(3).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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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31）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6.(3).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社会主义制度；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2-0196-01

历史背景：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看，三大改造运动确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惟一选择性"，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一边倒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模式的影响，但统而观之，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严格地说都不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充分条件，所以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惟一选择"很难说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惟一选择。一种直到现在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虽然三大改造运动存在一定问题，但是三大改造是历史的必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惟一选择。

正文

我在教初二《中国历史》下册，三大改造过后的几点个人想法。

第一点想法，我在教完这节课后，当时整个国家农业的状况就是长期的经济低增长，农民过着温饱由天，长期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农业风调雨顺了农民就增收，反之则歉收，并且当时我国农民才分到土地，并且农业生产力有所恢复，农民分散经营，贫苦农民缺乏生产工具，资金，一家一户难以解决水利问题，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不能合理地使用耕地，也不能使用先进的机械化工具农产品满足不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所以要进行农业改革，在摸索中找出一套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道路来。

第一：要有统一的思想政治认识，农业是中国之本，搞好农民的工作才能使国家稳定，这一点才是中国发展基础之所在。

第二：改革步骤措施要得当，有其实行的可操作性。

第三：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单干好呢？还是分阶段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好呢？也存在着争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的，同时要有改革前，改革后对比，改革后的农业产量对比分析，论证走合作化的道路是成功的。

只有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加了，农业现代化了，农民看到了走合作化的希望，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改革，这就是农业改造后引起的巨大变化。

同时，也要看别的国家发展农业的措施，好借签利用，适应国际化发展需求，只有农业进步了，才能保障工业现代化方向发展.

第二点想法，手工业面临的问题是个体私有制和公有有制之间的矛盾问题，私有制如何过渡到公有制。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来解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当时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可以采用矛盾同一性的办法解决掉，不使矛盾激化，矛盾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收优点向同一的方向发展。

分析当时的手工业，同样是个人经营，自负盈亏，分散经营，产品质量缺乏竟争力，生产活动离不开市场，主要凭手艺吃饭，有行会帮会传统等，这些特点客观上又要求对手工业者采取一些与农业合作社不同的方针政策。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采取了分步骤，来完成手工业的改革。

改革就是扬弃不足，发展优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

手工业的改造分为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

先前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是实行的私有制，其中在没有成立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以前，遭到工业资金本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和控制。小手工业者经不起折腾。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实行公有制，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是私有制，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一种形态。

只有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使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第三点想法，就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短暂春天，国民政府时期进一步发展，抗战期间官僚资本主义迅速膨胀，解放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滞缓到解放前民族资本主义陷入绝境。]

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多样化，有封建遗毒，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怎样消灭封建遗毒，转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是国家领导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我国所特有的一项独创。

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民族资本主义，国家针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状况采取了赎买的方式，所谓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金，而且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中获取一部分利润。

二部分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来完成的。

[公私合营前企业的利润，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即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资方红利大体占1/4，资本主义的剥削受到限制，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后，国家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每年拔付给原工商业者5%的定息，开始决定付息7年，后来又廷长了3年，共计10年。

改革经济体制是一项任务，教育资本家成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是另外一项职责。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革经历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私合营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到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其中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国家公有制之间矛盾的解决，使其思想观念转变过来成为新的公有制经济的促进者，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大发展。]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工作过粗过急过快。偏差就是不能正确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能正确看待这两种所有制。

参考文献

[1] 2013年考研思想政治理论命题人知识精讲精练肖秀荣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 《中学历史教学》左双文主编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绛州（新绛） ；近代手工业；发展；原因与特点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回顾

在晚清民初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于机器工业大量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手工业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也取得了大发展。关于这一现象，史学界的关注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之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之关系”两个问题展开。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主流观点是外国资本的入侵打断了中国传统手工业中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洋货入侵与机器工业的产生则摧残着传统手工业的发展，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2）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领域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与细化，“发展论”开始出现，认为外国资本与近代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除了手纺纱、木版印刷等八个行业外，大多数都能维持并有所发展。（3）之后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迎来一个高潮期，有多篇论文和专著问世，各种新观点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彭南生提出的“中间经济”和“半工业化”的理论研究（4），其从宏观上、整体上对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发展作了考察，对近代手工业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及其地位与作用作出了一个新的解释。（5）

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虽然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有不少问题，区域、行业研究的不平衡性显得尤为惹眼。以往之研究，区域上主要集中于珠三角之两广、长三角之沪浙苏、环渤海之津冀鲁及鄂豫等沿海和近代工业产生较早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关注甚少；行业上，主要集中于棉纺、丝织、制茶等少数几个行业，其它大多数行业基本被无视。而对这些薄弱区域与薄弱行业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该问题所要关注的重点，而这有赖于相关区域与行业领域新史料的发掘与旧史料的挖掘。

绛州是“晋南唯一之工商业集中地”（6），历来为山西省重要商埠，素有“南绛北代”之称。就晋南区域内来说，绛州是该区域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自晋设都后，世称要地；西魏后周，屹然重镇；唐置总管府，复列绛为雄郡；五代宋为雄州防御；金为上州，又置绛阳军节度使，又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元置绛州行元帅府，河解二州诸县皆隶焉。非以河汾间一大都会，为河东全境之中轴乎”⑦；就区域外而言，晋南处于京津――陕甘传统商路的中间地带，绛州更是处于该商路的水陆转运之中枢位置。故自古以来此地即民风好贾，工商业发达，手工业门类众多，“河东商务，以绛为冠”⑧。近代以来，在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大潮中，绛州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了山西筹办首家近代纺纱厂的厂址所在地。民国初年，在兴办实业的浪潮中，新绛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机器工业最终建立，城市作坊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绛州可以说是研究中西部地区近代手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个典型区域。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甚至关于整个山西近代手工业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也还比较零散，并不系统，大多是冶铁、煤矿、皮货等某个行业考察，史若民的《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9）则对全省手工业情况作了一个概述。在此，笔者拟以新绛地方志、《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及其它一些相关资料为主要参考，对1894―1936年间的绛州（新绛）县域内社会手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作一探讨，以期能够对该区域该时段近代手工业的发展特点与原因问题有所发现。

二、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状况描述

近代以来，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中，近代工业的建立无疑应该是时代的主旋律。新绛纺织厂从1894年起就已开始筹建，然而其间经历从晚清到民国的时代变迁，经历从政府到民间的几度易手，经历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工业艰难曲折发展，到民国十六年（1927）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才最终建立。细究其间因由，从政府到民间资本方面的乏力，无疑是造成新绛这样一个内地县域近代化迟缓的最重要原因。而这种情况下，传统手工业的维持与新兴手工业的发展无疑就成为了最好的出路与选择。“人生天地，必有与立，或业农工，或业商贾，不能强人以从己，亦不能舍己以从人，要各视地方之情形与世界之潮流，以为断”。（10）这里，对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作一简要描述。

“工与商本，互为表里”（11），新绛为晋南传统的商业中心，自古以来民间手工业就比较发达，绛人“耕稼之余，多事副业，如西韩、梁庄人之织绳，武平、丁村、辛堡人之织，刘建庄与刘家庄人之编柳罐，西行庄人之编槎，北行庄北燕村人之制木器，宋温庄人之钉碗，史家庄人之做锡，王钦庄人之烧石灰，涧西村人之编驮笼，木赞村人之鞔鼓，龙香村人之织灯笼，王村人之塑像与凿井，周流村人之编苇箔，南苏村、下船头人之烧砖瓦，娄庄人之灌烛，磨头人之造木盘”（12），种类之多、分布之广泛尽表于其间，新绛民间手工业之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传统上的手工业，仍是作为一种农民农闲时的副业而存在，世代如此相传，并未脱离家庭经济而自成体系。总体上而言，新绛至民元“犹未脱乎农业时代之社会”，“绛人业农者十之七，业工商者十之三”（13）。然而晚清以来近代化的潮流中，发展工商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方向，“迩来欧风东渐，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向来单纯之农业，端不足应今日繁重之需求，于是而工商兴焉”（14）。在时代的潮流下，由农而走向工商成为区域发展的出路与选择。

在20世纪初，随着抵制外货与创办实业热潮的兴起，在民间资本不足、近代工业尝试未果的情况下，新绛开始出现一批近代手工业作坊。尤其是民元以后，更是出现一个高潮。“绛近数年来，文明日进，纺织也而有器；缝纫也而有机，他若铁工之厂、石印之局，亦无不相继而兴”，而近代作坊手工业的勃兴，也确实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向以一人供养三人之食而不足者，今以一机养八口之家而有余，此实生业界未有之新局势”（15）。

以民元（1912）为界线，之后出现的新兴近代手工业作坊有：火柴厂，民国四年（1915）的荣昌火柴厂（后迁往陕西）和民国十二年（1923）的毓华火柴厂（民国二十一年（1932）改组为燮和火柴厂）（16）；织布业，民国十一（1922）年开始出现，民国十七年（1928）达到最盛，有一百四十余家，民国二十年（1931）后逐渐衰落，减至六十余家，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仅剩三十七家；毛巾厂，民国十四年（1925）出现，先后有祥盛源、永兴隆、永兴诚、志和等四家；制皂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设立，福合一家；牛皮业，民国十年（1921）后出现，先后有同义祥、三义公、益骏等三家。而在此期间，一些传统的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行业中，也开始出现手工业作坊，计有：针织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出现，只有德新工厂一家；线毯褡业，起于民国十年（1921），民国十七年（1928）达到二十九家，之后有所衰落，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存十九家；爆竹业，民国四年（1915）开设，私家园梁永发一家；制伞业，民国十四年（1925）开设，自立工厂一家；梳篦业，民国九年（1920）设立，德兴一家。此外，还有新民工厂一家，民国十二年（1923）为烟民善后所，十三年（1924）改为烟民工厂，十九年（1930）奉省令改为新民工厂，为轻罪人犯劳改之地，主要从事石刻印刷和面粉业。（17）

就新兴作坊手工业来说，除了织布业以外，整体上在出现后都处于一个上升发展趋势；织布业在出现初期也处于发展趋势，在民国十六年（1927）大益成、雍裕两近代纺织厂先后设立后，更是取得了爆炸式的发展，然而民国二十年（1931）后随着同蒲、陇海两铁路的修建，外部市场萎缩，逐步走向了衰落。而由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各作坊手工业，就生产技术与规模而言，一般也都处于维持并少数有所发展的状态。

与此同时，清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作坊手工各行业则呈现出少有发展、大半维持、小半衰退的情形。稍有发展的仅股皮业、烟坊业和铁工业，股皮业由清代的制皮烟包作坊改业而来，主要是为鞋加上皮脊，以图耐久，民国初年，该业很是形盛，最多时有十六家之多，集中于东巷；烟坊业一般附设与杂货铺，延续下来的有五家，所产水烟行销本省；铁工业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原有晋泰、集盛、顺泉等三家，后因经营困难于二十三年（1934）一月联合改组为德记晋泰工厂一家，生产榨花机、弹花机、轧花机、织布机等，取得一定发展。而其它诸如织罗业、毛毯业、染坊业、刺绣业、头盔业、制鞋业、竹器业、木器业、油漆嫁妆业、铜锡器业、牛奶业、酱醋业、面粉业、织绳业、砖瓦业、笔墨印刷业、制刷业等行业基本处于维持状态，而毡呢业、丝线业、制帽业、黑皮作业、皮胶也、皮条纺业、羊皮也、制烛业、首饰业、制秤业等则走向了衰退。（18）

综观清以来传统手工业之情形，大部分能够维持及个别有所发展者，皆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行业，有着稳定的市场，个别通过改组与调整经营取得发展；而小半走向衰落者，则多因民元之后的生产技术、社会制度及风气之变革，如毡呢、丝线、制帽等业因服饰之变革而衰，皮条纺业因弓弦的被淘汰而衰，制秤业因国家度量衡的统一而衰，而皮货各业的衰退则与棉纺的大发展不无关系。

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本应也是该部分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但由于笔者掌握的关于该内容的资料甚少，所以很难展开。这里仅就农村土布业作一简述。近代以来，洋布的输入还是对新绛农村地区的传统“家庭耕织模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从事此工作者，约一万三千余家，二万六千余人”，“所产除供自家服用外，出售者约十分之二三，其大多数由棉贩以花换布”（19）。这种棉贩以花换布的形式，彭南生将其称为“包买主下的依附经营”，并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劳动者将失去独立性，最终转化为包买主控制下的依附劳动者（20），即出卖劳力、赚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但就20世纪30年代的新绛农村而言，也仅是处于这种经营模式的初级阶段，农民从事织布的主要目的仍是家用、自给自足，只有少量出售。总体而言，新绛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只出现了极少数的作坊经营，大部分仍处于传统家庭经济的“副业”阶段。

在这一时期，虽然某些传统手工业走向了衰退，但随着一批新兴手工业的建立和传统家庭手工业发展为近代作坊工业，尤其是火柴、织布两大新兴手工业的带动（两大行业资本占整个作坊手工行业的47.5%，产值占整个作坊手工行业产值的47.6%）（21），新绛地区的近代手工业整体还是呈现发展趋势的。

三、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原因与特点分析

彭南生在其“中间经济”理论中，曾借用西方经济理论，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归结为是一条“二元发展模式”，即“移植”和“嫁接”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移植”即对西方机器工业的引入，是一种“突发式”的发展模式；“嫁接”即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化改造，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模式。彭氏并认为，“二元发展模式”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22）这一模式在新绛这样一个中部县域的近代化之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原因与特点呢，下面部分将对此作一简要探讨。

（一）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首先，正如上文所言，从政府到民间资本的乏力，是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建近代工业尝试失败的情况下，“嫁接式”的发展模式无疑就成了走向近代化的主要选择。而相对于近代工业而言，近代手工业具有投资少，效益高的特点。就棉纺来说，以1934年统计数据（23）为例，两家近代工业纱厂的总资产为2740000元，总产值为5767000元；而二十七家手工业织布厂的总资产为28360元，总产值为261478元。两家近代工业纱厂的总资产是二十七家手工业织布厂的96.6倍，而总产值则仅为22.1倍。换句话说，手工业织布厂的单位资本产值是工业纱厂的4.4倍左右。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手工业中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在民间资本无力投资近代工业的情况下，投资近代工场手工业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次，新绛自古以来发达的工商业，以及良好的交通区位为其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晋南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新绛长期以来即手工业发达，门类众多。民元之后，在政府提倡发展实业、民族号召抵制外货的国内大环境下，一些传统家庭手工业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而大部分传统手工业作坊也基本能够维持。而交通区位优势对近代手工业的推动显得更为明显，处在京津――陕甘商路的水路转运枢纽位置，“旱路成网，且有汾河可以通航”（24），这样，围绕新绛为中心，就形成了本县――河东道各县――本省――陕甘豫、京津四层由内到外的市场，这为新绛手工各业提供了广阔的销路。（25）

此外，新绛地处中部，外国货物与资本入侵较弱也是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像东部沿海各地，外商工厂遍布，与近代手工业激烈争夺市场，对近代手工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冲击。（26）而在新绛，洋货的输入对传统手工业，尤其是家庭手纺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程度是有限的，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统计数据为例，该年输入的洋布为400包，价值34000元；而该年新绛作坊手工织布业的产量为46049匹，总产值为261478元，手工织布业产值是输入洋布价值的7.7倍（27）。而直至这一时期，新绛并没有出现任何一家外商工厂，说明外国资本对该区域的入侵基本没有。这无疑为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轻松的环境与广阔的空间。

（二）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分析

新绛近代手工业的发展首先体现出门类众多，新旧参杂，主要靠少数新兴行业带动的特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数据，新绛县作坊手工业共计41类263家，这其中有火柴厂、织布业、毛巾业等新兴近代手工业，也有皮胶业、制鞋业、刺绣业、铜锡器业等传统手工业。种类数量上，新兴手工业少，传统手工业多。但新兴手工业投资额较大，一般在5000元以上，火柴、织布两大行业更是分别达到了70000元、28360元，占到了作坊手工业资本总额的近一半（47.5%）；而传统手工业则大部分资本额较小，一般仅几百、数千元，制秤业更是只有数十元，资本额10000元以上的仅皮胶业、面粉业、笔墨印刷业数种。各行业数量上而言，多数以个位数计，数量比较多的有织布业、毛毯业、木器业、铜锡器业、面粉业、笔墨印刷业等几个，其中铜锡器业最多，达到34家。总体上，新兴行业发展较快，传统行业基本维持稍有发展，近代手工业发展依靠新兴手工业带动特点明显。（28）

从城乡分布及发展状况来说，新绛近代作坊手工业体现出城市分布集中、农村分布稀少，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发展较慢的特点。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情况来看，新绛大部分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县城及周边地区，基本形成城内大街、城内府君巷、城厢一带等几个集中带，广大农村地区则分布较少，只有织绳业、砖瓦业、木器业、制帽业、织布业等几个行业有所分布。发展状况上，县城手工业基本进入作坊手工业阶段，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手工业虽也有作坊出现，但数量极少，整体上仍处于“家庭经济的副业”阶段。（29）

从销路来看，体现出以本地市场为主、外部市场为辅的特点。（30）新绛手工各业产品首先是供给本县市场，满足本县市场后，其余部分才会销往河东各道、省内、陕甘豫市场。传统手工各业，酱醋业、织绳业、砖瓦业、制鞋业、木器业等由于多系小本经营，产量较少，主要满足本县市场，并无外销。外销产品以新兴手工行业为主，以火柴、织布为代表；某些优势传统手工业，如笔墨印刷业、皮胶业等在外销中也占相当地位。而且，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来看，新绛进口的以棉花、煤、纸张、羊皮等原料性物资居多，出口的则是棉纱、布疋、皮裤等成品，说明新绛起着一个“加工工厂”的作用；而且新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绝对出超地位，出超额达到1050100元，这其中除了大益成、雍裕两家近代纺织厂的主要贡献外，众多的近代手工各行业也是贡献颇多的。（31）

注释：

（1）雍正二年（1724）至清末，绛州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绛州改设为新绛县，隶河东道。本文讨论的“绛州”为绛州本州，不含下辖诸县。

（2）代表者有樊百川的《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入侵后的遭遇与命运》（《历史研究》，1962第3期）；汪敬虞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等。

（3）代表者有吴承明的《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章开沅、朱英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等。

（4）详见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其间围绕这两个问题，彭南生还发表过一系列相关论文。

（5）彭南生在《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一文中对近代手工业研究学术史有过详细的回顾。

（6）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1（丙）页。

（7）清康熙九年（1670）《绛州志・沈序》

（8）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杨兆泰序》有言：“绛遂为津货运输陕甘之中枢位置，河东商务，以绛为冠”。

（9）史若民：《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此文对近代山西炼铁、采煤、制烟、制药、棉纺等行业兴衰变迁作了考察，认为不仅帝国主义入侵是近代手工业衰落的原因，封建主义的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也是一因。

（10）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1）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杨兆泰序》

（12）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3）同上

（14）同上

（15）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

（16）杨大金：《中国现代实业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第533页

（17）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内容。

（18）同上

（19）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28（丙）页。民国十八年（1929）《新绛县志・生业略》中有相似的表述。

（20）参见彭南生博士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手工业（1840―1936）》，第218―232页。

（21）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2）参见彭南生博士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手工业（1840―1936）》；《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23）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4（丙）页、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4）任永昌、杨作梅：《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八卷》，1999年，第933页。

（25）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33（丙）―134（丙）页表格。

（26）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讨论很多，具体可参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赵冈、陈钟毅的《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等书中的相关介绍。

（27）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9（丙）页相关数据。

（28）参见民国实业部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16（丙）―127（丙）页表格相关数据。

（29）同上

（30）史若民在《略论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中曾指出山西手工业产品“产量不大，销地不远，出省或出口产品，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地位的仅有炼铁、铁器、制烟、制药、酿酒等数种”。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明代；土贡；研究综述

土贡，即“任土作贡”，源于夏代，直到汉代，贡赋才逐渐分离。有明一代，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其正常的运作，其需要是多方面的，无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不可能通过田赋加以满足。即使是官办手工业，其物料来源及生产者也是诉诸民间。更多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是由地方政府无偿提供，即通过土贡的方式，作为明代田赋收入的补充。

一、中国古代土贡制度的整体性研究

肖也珍先生的《读马端临的》[1]一文简要叙述了土贡制度的历史沿革土贡扰民这一危害。傅筑夫先生的《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中，讨论了土贡的性质、作用、范围、种类，认为土贡制度是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支柱之一。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一问题，吕维新在《论贡茶》[2]中提出了贡茶制度是统治者为满足其自身的需求而采取的一项重农抑商政策，贡茶除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外，客观上促进了茶叶技术的进步，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必然会走向衰落直至消亡。高粱在其论文《古代渔业的土贡》[3]介绍了明代的常贡分两种：岁办和采办，愈办愈繁，还增加了招商置办，土贡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性质，特别是折办以及中官的出现。

二、明代土贡制度研究综述

关于明代土贡的史料记载，《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八《土贡考》中规定：“凡上贡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4]傅维鳞的《明书》[5]中有“土贡”并“工料”、“厨料”，都是研究土贡制度的一手资料。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土贡这一问题，并做了摘录整理，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6]在其赋役一章中摘录整理出了实录中涉及土贡制度的有关史料。此外，在研究明代宦官的著作多有提及。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7]，其中专辟一节，将明代宦官通过岁办、采办来扰乱国家财政做了归纳。许多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

何朝晖在其著作《明代县政研究》[8]中指出县财政支出中有一项为上供物料，认为明代物料征派一直呈上升趋势。虽然中央在向地方征派物料时以堪合作为防御措施，但由于物料种类繁多，折征计算复杂，加以各级吏役、衙门层层剥削，百姓仍难免遭到州县政府额外科索。唐文基在《明代赋役制度史》[9]一书中将明代的土贡分为“上供”、“物料”两种，而贡物的征收方式，包括贡户的生产，还有就是按田粮分摊、按里甲派征，官手工业的生产。丁易所著的《明代特务政治》[10]中专门介绍了土贡与宦官的关系，从采办、押运，采木和采珠以及织造和烧造等方面入手来论述宦官借土贡之名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恶行。杜婉言[11]《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明代宦官与浙江经济论述》、《明代宦官与广东经济》，从整个国家到地域，再到浙江、广东，层层论述，指出明代宦官干扰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岁办、采办，并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李震在《明代宦官与农产品上供》[12]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明代农产品上供的负责群体之一——宦官，由宦官掌管的农产品上供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山东师范大学的张仁玺、冯昌琳在《明代土贡考略》[13]主要从土贡的原则、贡物的种类、贡物的运输和保管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并指出土贡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于土贡之一的物料研究，赵中南在其博士论文《明代物料征收研究》[14]中认为从整个明代来看额办、岁办大体上是定时定额的，派办、坐派、坐办、不时之派、额外坐派等基本上是从不定时、不定额向定时、定额转化，杂办、杂派则大体上是不定时、不定额的。《明代北直隶的财政支出——上供物料》[15]一文中，程利英以作为京畿地区的八府二州作为研究对象，得出明代北直隶上贡物料品种多，数量大的特点。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16]主要从土贡的项目、供应量来了解明代的土贡，并着重探讨了南直隶各府州县在土贡的分派上趋势和原则。

从某些贡品的角度作出的研究。明代土贡物品中涉及很多手工业的产品，而这些手工业品在明代大部分来自官办手工业。陈诗启的《明代的官手工业及其演变》[17]指出明代官手工业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给生产，其物料的来源，主要是通过贡赋的方式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征收来的。官办手工业由于自身一系列的矛盾，决定了明代后期官手工业的演变，这一演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同时统治集团通过封建义务压在城市商人的身上，部分手工业品改向市场采办之后，也增加了独立手工业者的负担。马学强《明清江南手工业的制作—市场与消费群体—以苏州制造群特贡服饰及上海顾绣为例》[18]中以苏州制造特贡服饰及上海顾绣为例讲述了承担着向中央进贡丝织品的任务的官办织造机构，由于其经费来源由工部、户部共同负担，并且实际上很多由地方政府承担，并且消费的群体是官府，所以他的兴衰与朝廷密切相关。王赛时的《明代的贡茶》[19]，主要从清人谈迁的《枣林杂俎》中对明代所贡的茶叶的种类及数量做了统计。另外，韩国江陵大学的金弘吉《明代皇木的采办与森林环境》[20]，通过讲述明代华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植被的变迁，指出森林资源自明代中期开始迅速减少，皇木采办无疑是加剧森林资源减少的最重要的诱因之一，认为明代森林的破坏历程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当时是一个由于明初工业和商业发达而造成大量木材消费的时期。

明代中后期土贡来源之一，召商置办不可忽略。唐文基在《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21]在对明代铺户的身份作出界定的基础上，讲述了明代商人买办的经历了铺户当行买办、招商买办和佥商买办三个阶段，指出买办制度是商业资本发展的障碍。赵毅《铺户、商役与明代城市经济》[22]解释了由当行买办到招商买办乃至到佥商买办的变化以及从力差到银差的变化的原因。此外，相关的研究还有，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23]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来阐述明代的时估制度，从初期的按月时估到中期的会估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买办价格的合理性。何本方《明代宫中财政述略》[24]，作为宫中的一项财政收入，经历了从初期的实物到中后期货币形式的转变，同时指出了宫中开支的主要项目即帝、后饮食服御之费，赏赐恩赉之费，庆典、巡行幸费，宫中人役之费等。由此推出明代宫中用度的奢简与帝王求治，宫中奢费与宦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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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代；中都；官私手工业

中图分类号：F429.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3-0018-07

关于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据笔者检索，目前学术界尚无专文系统探讨。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经济史和北京史等撰述中，其中有程度不等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国经济史方面，如漆侠等撰《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八章“恢复和发展中的金国手工业生产”考察了金代整个统治区域内的采掘、铸钱、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对中都地区手工业亦有涉及。北京史方面的相关成果多一些，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史资料长编·辽金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曹子西所撰《北京历史纲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孙健等撰《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于杰等撰《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金代中都地区的官、私营手工业及主要手工业类型均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本论文拟在前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史料，对金代中都地区手工业的总体状况予以论述，以期对此专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金代是北京由“军事重镇”向“帝王之都”过渡的重要时期。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卷。金迁都中都城后，逐渐建立了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政权中心。

辽末金初，在辽宋和金宋争夺燕地的战争中，燕京城遭到很大破坏。天会元年(1123年)四月金兵自燕地退走，燕京被搜刮一空，“城市丘墟，狐狸野处”，成为一座残破不堪之空城，原有手工业基础因之遭到毁灭性打击。

金灭北宋时，从汴梁俘虏的大批工匠很多都被安置到燕京，“各便生养，有力者营生铺肆，无力者喝货挟托，老者乞丐于市，南人以类各相嫁娶”(卷98引赵子砥《燕云录》)。金迁中都后，随着经济恢复和人口增加，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在经营管理、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明显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官营手工业占主体地位，其管理机构日趋完备，行业分工精细。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有官匠、军匠和民匠几种形式，其中民匠有一定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金代中都地区的主要手工行业包括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酿酒、采煤业等等。其中，酿酒、采煤等行业为发展较迅速或新兴的手工业部门；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等则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成就和进展。

一、官私手工业状况

1.官营手工业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金中都官营手工业十分庞大，设置繁杂，分别属于工部、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和宫廷各部门。工部“掌修造营建法式、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泽之禁、江河陧岸、道路桥梁之事”(卷55)，下设各专门机构。覆实司“掌覆实营造材物、工匠价直等事”(卷55)。修内司“掌宫中营造事”(卷56)，有兵匠1065人，兵夫2000人，具体负责宫廷工程的营建和修建管理工作；修内司虽名隶工部，但实际由少府监长官提控。都城所“掌修完庙社及城隍门钥、百司公廨、系官舍屋并栽植树木工役等事”(卷56)，主要负责官署修造工程，其职责是“监督工役”，“支纳诸物”等。祗应司“掌给宫中诸色工作”(卷56)。上林署“掌诸苑园池沼、种植花木果蔬及承奉行幸舟船事”(卷56)。少府监是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卷56)，掌管尚方、织染、文思、裁造、文绣等多个手工业部门。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亭帐，车舆，床榻、帘席、鞍辔、伞扇及装钉之事”(卷56)；图画署“掌图画缕金匠”(卷56)；裁造署“掌造龙凤车具、亭帐、铺陈诸物，宫中随位床榻、屏风、帘额、绦结等，及陵庙诸物并省台部内所用物”(卷56)，有固定裁造匠6人，针工37人；文绣署“掌绣造御用并妃嫔等服饰、及烛笼照道花卉”(卷56)，有绣工1人，都绣头1人，副绣头4人，此外还有女工496人，其中上等工70名，次等工426人；织染署“掌织红，色染诸供御及宫中锦绮币帛纱毅”(卷56)；文思署“掌造内外局分印合，伞浮图金银等尚辇仪銮局车具亭帐之物，并三国生日等礼物，织染文绣两署金线”(卷56)。

除工部和少府监外，掌管官营手工业的还有军器监、太府监、秘书监、宣徽院、户部等机构。军器监“掌修治邦国戎器之事”，其所属军器库“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课横添和买军器”；甲坊署和利器署“掌修造弓弩刀槊之属”(卷56)。太府监所辖酒坊“掌酿造御酒及支用诸色酒醴”；典给署“掌宫中所用薪炭冰烛、并管官户”(卷56)。宣徽院辖尚衣局、仪鸾局、尚食局、尚药局和尚酝署、侍仪司，尚衣局“掌御用衣服、冠带等事”；仪鸾局“掌殿庭铺设、帐幕、香烛等事”；尚食局“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兼管从官食”，其下属负责“给受生料物色”与“给受金银裹诸色器皿”；尚酝署“掌进御酒醴”；侍仪司“掌侍奉朝仪，率捧案、擎执、奉辇各给其事”(卷56)。户部设印造钞引库和抄纸坊，“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卷56)；宝源监和宝丰监专营铸钱(卷48)；秘书监设著作局、笔砚局。殿前都点检司辖器物局、尚辇局以及武库、武器两署，器物局“掌进御器械鞍辔诸物”；尚辇局“掌承奉舆辇等事”；武库署“掌收贮诸路常课甲仗”；武器署“掌祭祀、朝会、巡幸及公卿婚葬卤簿仪仗旗鼓笛角之事”(卷56)。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8篇

上面的分析,着重在量的方面的考察。下面就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看一看三阶段过程的特点。

作为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典型例证，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缫丝业中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它之所以率先地由“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广东原有的手工缫丝业， 是机器缫丝厂得以产生的基础，笼统地说，是可以这样看的。但是具体地进行分析，有两点需要明确：

首先，继昌隆成立之前广东手工缫丝并没有完成小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历史悠久的广东，原有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的老妇，”[1] 这是广东手工缫丝的普遍情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这就说明两者的距离还是不小的。据说创办继昌隆丝厂的陈启沅在创用蒸汽大机三数年之后，又改创缫丝小机，以便农村手工业者小本经营。[2] 这种足踏小机，介于原来农村广泛使用的原始手机和继昌隆丝厂所创立的蒸汽大机之间。这就不但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不小距离，而且说明缩短这个不小的距离，不在工厂出现之前，而是在工厂出现之后，在这里，如果按它的正常涵义理解，三阶段论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真正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演进，是在继昌隆丝厂内部完成的，上面说过，继昌隆丝厂的所谓汽机，最初只是用于蒸汽煮茧，并非用蒸汽发动机器缫丝。工厂叫丝偈 或叫鬼?，不叫工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厂，是在丝偈成立多年乃至将近二十年之际。这个区别于手?、踩?的鬼?，是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改革的结晶。它“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3] 这就很清楚，继昌隆之前，广东手工缫丝业中，没有出现手工工场。继昌隆是兼手工工场和机器工厂二者而有之。事情还不止于此。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又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机器大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对比相当鲜明的例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首先发动机器缫丝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五千以上。[4] 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能出现的。然而，终19世纪之世，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这件事，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很清楚，资本主义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恐怕是难以得到园满的解释的。

当然，出现在广东的情况，并不能概括全国。例如，后起的丝业中心，以上海和苏杭为重点的长江三角洲上的情况，就与以广州、顺德、南海为重点的珠江三角洲迥然不同。那里的缫丝厂是以外国资本的缫丝厂为前导，以洋行买办或新式商人资本为后继的模式出现，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而出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的丝织工厂，则是三阶段发展的典型。

上海的新式缫丝厂，滥觞于1859年的怡和洋行所设的上海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建厂的开始阶段包括建造两个藏茧的仓库和一个厂房，其中安装了锅炉和蒸汽机，以及100台缫丝车所需全部铜管和木卷筒。大部分设备要在香港造好，而且还要把装备这些设备的熟练工人一同带到上海来。1861年5月丝厂建成。1861年春，该厂开始在本地居民中招募和训练劳动力，并聘请了四个法国教师。”[5] 见之于《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的这一段叙述，清楚地说明了它在中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部资料翔实的著作继续写道：“与广东早期出现的近代缫丝厂仅用蒸汽煮茧不同，上海早期缫丝厂是用蒸汽机来运转缫车，蒸汽是煮茧缫丝的热源，同时也是缫丝的原动力。”[6] 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外国资本的丝厂，也同样适应于中国民族资本的丝厂。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缫丝厂，由祥记丝栈老板兼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所创办的公和永丝厂，在1882年创办之初，乃是委托公和洋行代为经理的。[7] 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是明白无误的。

和上海的新式缫丝厂相反，包括杭州、苏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丝织工业，却显示出三阶段过程的鲜明烙印。在上海，在19世纪的50、60年代，已经出现了使用抛梭木机的零星织户，辛亥革命后，绸业商人开始从国外引进的改良手拉铁机。1915年出现第一家使用电力丝织机的肇新绸厂。[8] 在杭州，创办于1912年的纬成公司，先是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10台，继而于1926年购置电力丝织机13台，“开始向近代动力丝织厂转化。”[9] 而在此前近半个世纪，作为丝织小手工业主和包买商的蒋廷桂，先是与自己的兄弟合买一张木绸机，自己织绸， 后是向日本选购新式的铁制绸机， 建立了一个包括几个车间的手工工场。至于苏州，这一轨迹更加明显。 有的研究者以确凿的事实，作了具体的陈述。认为苏州丝织业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进，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一年苏州纱缎同业秘密筹划，认为改进织机是当务之急，公推永兴泰文记纱缎庄主谢瑞山负责引进铁机等有关事项。当年， 谢瑞山向上海日商小林洋行购到武田式手拉铁机二台， 附带200针提花机龙头， 即派专人去上海学习铁机制织技术。次年将铁机运回苏州，并按式仿制铁件，正式安装使用。”[10] 这就是苏州历史上的第一家绸厂——苏经绸厂。 此后数年间，这种绸厂，风起云涌。1914年苏经正式投产时，铁机不过一百台，六年以后（1920），苏州城乡内外各绸厂的铁机，已有一千余台。[11] 再过一年（1921），“苏经绸厂资方首先向日本洋行买进一台电力织机，利用夜电开机试织，取得成功。”[12] 如果说，1912年开始筹划的苏经绸厂， 还只能算作一个手工业工场， 那么，1921年以后的苏经，则是名副其实的绸厂，完成了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任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这里表现得再具体不过了。

然而，这位研究者在具体陈述苏州丝织业三阶段的经历后， 接着正确地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虽然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就苏州丝织业来说，它由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产生之后。”[13]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指出这一点，对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历程和它的历史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是这样，即使就苏州一地、丝织一业来说，情况亦复如此。就苏州一地而言，它的两大现代工业企业，即棉纺织工业中苏纶纱厂和缫丝业中的苏经丝厂，它们的设立，都早于苏州使用电机的苏经绸厂将近十五年的时光，而这两个现代工业企业，迄今人们还没有发现它们有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前史。事实上,整个苏州，在1896年对外开埠以前，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都是在开埠的次年才开始筹建的。开埠的影响，对苏州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就丝织这一个行业的本身而言，苏州丝织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放料代织的家庭手工业劳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土法木机，沿袭了300多年而很少改进。”而在1912年以后的短短十年中，就连续跨越了两个台阶，由家庭小手工业迅速越过工场手工业一跃而为现代工厂。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在中国古老的木机旁边，已经有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新式机具。具体到苏州的丝织手工业，则是先有日商小林洋行的武田式手拉铁机，后有津田式和重田式以及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力织机。没有外国新的生产工具的引进，不要说现代化工厂，就是手工工场，在很多场合下，也难以实现从家庭手工业的脱胎而出。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无论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三阶段，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决不是忽视了中国的内部因素，也不是把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进步生产方式的产生记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功劳簿上。中国是在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下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的关键，是外国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如果说，这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一枚果实，那么，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一枚苦果。因为它决定了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坎坷，决定了它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三十多年前，一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手工业的处境进行过考察的资深研究者曾经对此发表过一段议论，他说：“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20世纪初期，在大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14] 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这还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而言，按照这位研究者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六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另一位对河北乡村手工棉织业进行过考察的研究者也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他说：“五十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活跃，不是发生于中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 ……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15]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求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16]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与此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所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17]

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一个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可以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这个提法是比较含蓄而模糊的。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括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学家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18] 什么是外铄论？“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孤立的”。[19]

这一论点，是针对中国托派宣传的“理论”的。[20] 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们是内因论者，但不拒绝外因的分析。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背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 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昭示。

当然，一般地说：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许多研究者都拿矿场为例，来论证这一点。有的认为原来手工开采的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有的据此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然而，即使在这里，也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 就拿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固然多有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事实，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新式煤矿一－开平，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之时， 那里的确是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之区。但是，这些手工开采的煤矿，当时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据唐廷枢报告说：这些煤矿，从明代就已开始，土人见煤即锄，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时，势必弃之。这种随开随弃之矿，能给新的开平煤矿提供多少技术、经验和资金，这且不说，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唐廷枢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21] 对于这一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 也不去深究旧矿的出售， 是不是“乐意”；出售的旧矿，是不是“已弃”。但新矿开张、旧矿出售，这总是事实。实际上，二者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起到1890年大冶煤铁矿止，十五年间，前后共出现过十四所新式煤矿。从这十四所煤矿成立的情况看，由原有的手工采煤的煤窑向机器采煤的煤矿转化，在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的。这十四家煤矿，绝大多数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没有一家是原来用手工采煤的所谓土窑的业主。很多地方的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反而陷入进一步的衰落。台湾基隆煤矿矿区之内，原有手工煤窑九十二处，[22] 基隆开办以后，“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开采。”[23] 开平煤矿矿区，原有煤窑，不下百处，[24] 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 原有土窑开采之煤， 也不许随便销售。[25] 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被迫中断它应有的发展前途。

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手工开采的煤窑，在中国新式煤矿出现之前，它们既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它们更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上述十四家新式煤矿之一的山东峄县煤矿的主持人朱采说：“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乎？”[26] 在朱采看来，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原有土窑向新式煤矿转化的可能性，亦即否定煤矿业中资本主义三阶段发展的可能性。朱采是新式煤矿的当事人，他发表这个意见，时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第一个高潮的1883年。他的话免不了有夸张的一面。但是，这个当事人对当时客观形势的估计，今天看来，倒是切合中国的历史条件的。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而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现在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作一扼要陈述：这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谈：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 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机器大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的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闻名于纺织界的宁波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由中国自生自长的手工工场发展而来的。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集资五万元成立公司，又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五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30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27] 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纱厂的主持人， 是一个从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没有任何联系而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关系至深的一位由商而官的士绅。[28] 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 也时有所见。 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工厂， 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 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 也由国外输入。[29] 此外， 在手工皂烛业、 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30] 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足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见于史籍的，就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31] 这些虽然只是见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可概见。

所有这些，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不仅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在许多场合下也都离不开外国机器（包括动力机和非动力机）的引进。也就是说，当中国现代机器大工业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之时，按中国自身原有的整体经济水平衡量，甚至连工场手工业，都不见得完全能够独立地发展起来。这个事实，恐怕主张三阶段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其次是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 应用机器于生产的技术， 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聘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从勘察到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C.W.Kinder）、马立师（Morris）和薄内（R.R.Burnett）， 都是开平煤矿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人。[32] 金属矿中的三小银矿，筹办的第一步便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33] 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亦复如此。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34] 公司延聘的美籍织布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也多照此办理。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35] 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36] 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37] 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缕述。

最后，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工场直接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在华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38] 还应该看到， 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一1864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九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成立于60年代之初，它开始时虽然采取了附骥外国船厂的形式，但毕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而又不能发展的根据之一。当然，这是要到本书终了之时才能作出的结论。

注释

[1]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8页。

[2] 宣统《南海县志》 卷21， 参阅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第43页。③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6页。

[3] 朱文炜、汤肯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 见《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4期，第34页。

[4] 徐赓陛：《不自谦斋漫存》卷6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 ，第47页。

[5]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5～136页。

[6]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8页。

[7]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40页。

[8]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1991年版，第162页。

[9]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第143页。

[10]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1992年版 ，第196页。

[11]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6～197页。

[12]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8～199页。

[13]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5页。

[14]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 1962年第3期。1985， 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 并作个别订正。此处引文， 见《论文选》 第357页。

[15]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 载 《中国农村》 1卷3期 （1934年 12月1日）第76页。

[16]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见《中国近代经济论文选》，第357页。

[17]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载《人民日报》， 1965年8月20日。

[1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1985年版 ，第178页。

[1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6页。

[2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4页。

[2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1957年版 ，第619页。

[22] 《淡水所志》 1871年刊 卷4 ， 第213页。

[23] 《申报》 1877年10月23日。

[24]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57 第18页。

[25] 盛宣怀：《愚斋存稿》1914版 卷2 第16页，周叔?o：《周止庵先生别传》 1937年版 第26页。

[26] 朱采：《清芬阁议》 1908年版， 卷8 ， 第12页。

[27] 以上据系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辑 第973～984页。

[28]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2辑 1957年版 第929～930页。

[29]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994页、第999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713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1～333页。

[30]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 第336页、第340页、第377页。

[3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68页、卷3 第691页；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18页，第42～45页。

[3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643页 、 第668页。

[33] Herald 1883年7月27日

[3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48页。

[3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93页。

[36]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40页。

[3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6页。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学术期刊；西安工程大学；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6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SZJY-1608）

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7日

西安工程大学位于西安市，现有金花和临潼两个校区，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举办。1978年独立建校，时名西北纺织工学院，隶属原纺织工业部。1998年划转为省属高等学校，2001年更名为西安工程科技学院，2006年更名为现名。近三年来，西安工程大学获批部级科研项目40、省部级科研项目197项、厅局级科研项目369项，横向项目到款经费7，703.86万元；获省部级科技奖励37项、厅局级科技奖励45项；授权专利857项；出版学术著作7部，发表SCI收录论文322篇、SSCI收录论文11篇。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从侧面可以反映高等学校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本文对西安工程大学“十二五”期间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分析，旨在从论文层面对西安工程大学的科研情况进行了解。

一、数据来源

尽管目前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产出力与影响力评价多以SCI、EI收录论文为标志。但由于SCI、EI收录文献数量及类型具有一定局限性，譬如SCI、EI收录文献集中于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SCI、EI侧重于对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的刊物及英文科技期刊收录，使得这种评价并不能全面反映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科研产出的全貌。《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本文统计数据来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采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条件为：从“2011年”到“2015年”，来源类别选择“全部期刊”，作者单位为“西安工程大学”模糊匹配方式进行检索。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与分析。发文量是衡量一个单位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不仅能体现单位的科研水平，同时也能说明单位的学术氛围。表1为西安工程大学2011～2015年发文量统计，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西安工程大学作者共发表期刊论文5，830篇，年数量前期基本稳定，近三年有所上升。（表1）

（二）学科分布统计与分析。一般来说，论文学科分布统计数据体现了学校的办学重心以及各个学科专业的学术水平。“十二五”期间，西安工程大学发文量超过200篇的学科共有11个，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该校作者在轻工业、手工业学科领域研究最为集中，共1，499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25.71%。西安工程大学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一所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高等学校，西安工程大学发文量最多的专业与该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吻合，体现了该校的办学特色。（表2）

（三）合作机构统计与分析。合作发文机构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情况。“十二五”期间与西安工程大学科研合作最为密切的5个机构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该校作者与省内著名高校的科研合作更为密切。（表3）

（四）基金资助统计与分析。基金论文是指由各类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论文，是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比是各类基金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比例。检索显示，“十二五”期间西安工程大学作者论文标注的主要基金项目见表4。西安工程大学作者共有1，884篇论文标注了基金项目资助，基金论文比为32.32%。（表4）

（五）论文作者统计与分析。作者发文数显示了作者在一定时间段的科研活跃度，是评价一个作者科研能力、甚至科研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表5列出了西安工程大学“十二五”期间累计最多的5位作者，这5位作者年均都在15篇以上。可以看出，该校论文多产作者主要来自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纺织与材料学院。（表5）

（六）发文期刊统计与分析。期刊档次整体上反映了该期刊所的普遍水平。“十二五”期间，西安工程大学超过100篇的期刊共有5种，如表6所示。其中，《毛纺科技》在2011年、2014年两度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览，说明西安工程大学作者的主要期刊影响力较高。西安工程大学主办有《西安工程大学学报》、《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该校作者在这两种刊物上共756篇，占同期发文量的12.97%。除了表6所示5种期刊外，西安工程大学作者较多的其他期刊，如《印染》、《染整技术》、《棉纺织技术》、《针织工业》等都是专业性较强的期刊，符合西安工程大学的纺织服装特色。（表6）

（七）论文关键词统计与分析。关键词是从一篇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达论文主题的词或词组。关键词频次越高，说明相关主题论文数量越多。表7列出了“十二五”期间西安工程大学作者标注频次最高的8个关键词。与西安石油大学类似，作为工科院校，西安工程大学论文高频关键词同样主要是专业性实词。其中，“棉织物”、“活性染料”、“染色”、“改性”等都是纺织、服装专业词汇，说明西安工程大学科研工作方向清晰、焦点相对集中。（表7）

三、结语

本文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统计和分析了西安工程大学作者“十二五”期间发表的期刊论文。可以看出，西安工程大学年发文量稳中有升，在轻工业、手工业学科领域研究集中。西安工程大学作者与省内著名高校的科研合作密切，论文多产作者主要来自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纺织与材料学院，发文期刊影响力较强且纺织服装专业特色明显，科研工作方向清晰、焦点相对集中。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红燕，董ィ邵晋蓉.基于SCI的宁夏大学科研论文产出统计分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8.1.

[2]孙宁宁，陈文勇，马丽华.CNKI作为评价科研产出能力与影响力的应用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36.1.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传统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官营工商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航运业、纺织业和采矿业中，主要因为这些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影响，易于开拓市场，同时也是生产力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部门。在中国，除了以上三个行业外。陶瓷、造船等也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部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官营手工业在工业生产方面居支配地位，上述各个部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主要不是体现在城乡独立手工业中，而是体现在官营手工业中。这是城乡独立手工业中极少出现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的根本原因。